作者：李然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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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分析试读：
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对稻、麦等淀粉类食物的消费将逐年下降，而对植物油脂等食品的需求将逐年上升。近年来，中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与日俱增，国内供需呈极不平衡发展之势。作为弹性极低的一类生活必需品，过度地依赖国外市场，势必会“受制于人”，且不利于当前国内油料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大豆产业在巨大的冲击下已危机四伏。如何确保中国食用植物油的充分供应及食物安全，提振中国油料产业，是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菜籽油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居民生活的传统用油，它在国内食用植物油供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2002年至今菜籽油在国内食用植物油供给中所占比例仅次于大豆油，居第二位，但考虑到大豆油70%以上的原料来自进口及较低的大豆出油率，菜籽油仍是名副其实的最大国产植物油）。油菜是中国最主要的油料作物，也是中国播种面积过亿亩的五个大宗农产品（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油菜）之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油菜生产大国，常年油菜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分别占世界的1/3。油菜生产不仅关系到亿万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涉及1亿油农的收入来源、菜籽油加工业1000多万员工的经济利益及国际市场的稳定。因此，油菜生产的增长与否，不仅直接影响未来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而且影响到油农增收及菜籽油加工业的发展，进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
经济效率是影响油菜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常青”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油菜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这种进步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密不可分。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如何、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多大、能否支撑油菜生产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正确评估未来中国油菜的增产潜力及食用植物油的供需形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书在分析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应用农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系统工程学等学科的相关原理，以先进的计量分析（如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为主体，辅之以必要的比较和统计分析，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了中国油菜生产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未来政策取向，力求使分析由表及里。此外，本书还从经济效率角度分析了中国油菜生产的地区差距及未来的发展态势，重新确定了农户规模与农户效率之间的关系等。本书共分为9章，各章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
第1章是导论部分。为避免写作时的“无的放矢”，开篇之初本书提出了三个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指引本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结合相关的研究背景，本书指出了研究中国油菜生产经济效率的重要意义。随后介绍了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阐述了本书可能的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为了更好地对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可避免重复研究。该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经济效率概念的回顾，并给出本书对经济效率的定义；二是有关生产效率的研究动态；三是有关油菜生产的研究综述。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外鲜有文献研究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仅有的两篇文献也仅仅是“蜻蜓点水”，未能对产生经济非效率的深层次原因给予合理解释。
第3章是油菜籽生产的基本概况。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油菜籽生产的基本概况，本章首先分析了世界油菜籽生产的总量特征、区域特征（包括国别特征）等方面，接下来以油菜籽生产的纵向数据为出发点，分析了中国油菜籽生产的发展历程及生产布局等内容，最后分析了油菜籽生产与加工、消费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世界油菜生产正逐步呈现出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中国是世界油菜生产大国，油菜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油菜生产才有了质的飞跃；中国油菜产品的消费需求及加工业的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若油菜生产发展滞后，必将阻碍油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第4章是油菜籽生产投入产出特征及国际比较。该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纵向分析了中国油菜籽生产成本、收益及单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接着比较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籽投入产出状况及成本结构差异，最后比较了中国与加拿大的油菜籽成本收益差异，揭示了差异形成的原因。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油菜籽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其原因在于劳动力投入成本的快速增长；油菜籽生产收益亦呈上升态势，但并不稳定，其原因在于油菜籽收购价格的频繁波动；中国各地区油菜籽生产投入产出差异显著，江苏、浙江、湖南等省种植优势明显；中国油菜籽生产的收益要高于加拿大，但过高的生产成本导致中国农户种植油菜的利润要低于加拿大，中国油菜籽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肥料费用、人工费用和土地费用投入较多。
第5章是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分析。本章首先利用DEA模型测算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并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地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其次，运用DEA成本边界测度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配置效率，同样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了探讨；最后，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并分解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然后利用生产函数法和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油菜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收敛性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油菜生产技术效率水平较高，各地区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差异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对中国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配置效率水平总体偏低，省际配置效率差异并不明显，灌溉率对中国油菜生产的配置效率具有长远影响；技术进步构成TFP增长的主因，中国油菜生产TFP同时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各油菜主产省的TFP差距不仅可以缩小，而且最终将稳定在相同的水平上。
第6、7章是中国农户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分析。第6章从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出发，利用承认随机冲击与技术效率损失共存的边界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并探讨了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在农户种植油菜过程中普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还存在通过改善管理、完善技术等方式提高效率的空间，人力资本因素对提升油菜生产技术效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第7章利用Cobb-Douglas型随机成本边界联立方程组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的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农户的配置效率总体偏低，若能消除效率损失，将会获得更大产出；农户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及油菜良种补贴对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
第8章是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经济效率比较分析。该章按照油菜种植规模的大小，将农户分为五类，首先分析了五类农户油菜生产的经营状况及单要素生产率，然后比较分析了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表明：3亩以下小规模农户并未在经济上表现出高效率的特征，部分单要素生产率及经济效率在不同规模农户间呈同样的倒“U”字形变化，暗示着最优规模经营点的存在。
第9章是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该章在归纳第2章至第8章主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大冬闲田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充分挖掘冬闲田和滩涂地的生产潜力；继续推动健康食用油宣传，提高对国产非转基因菜籽油的消费；扶持油菜籽加工企业、推动加工业优化重组；深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建设，确保农民的健康权；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大推广油菜新技术成果的力度；继续加大对油菜生产的政策性补贴与支持；加快油菜优质新品种研发进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扩大油菜种植规模；切实减轻油菜种植的劳动力投入，提高油菜生产的轻简化程度；增加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1导论1.1问题的提出1.1.1 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油菜生产的快速增长？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史上，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一号文件”，文件在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增加农业投入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油菜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提出在促进油菜生产、提升油菜产业在农业甚至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以来，油菜籽产量和产值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以油菜籽产量为例，20世纪70年代年均产量仅为160.72万吨，80年代猛增至537.44万吨，增加了3.34倍。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中国油菜生产正逐渐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1992—2007年，中国油菜籽产量和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92%和5.33%，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1.75%和8.13%）（参见图1.1和附表1.1）。但若考虑生产要素的报酬递减规律引起的增长速度收敛因素，则4.92%和5.33%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属于比较高的水平。
从1992—2007年中国油菜生产产值增长率同其他30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如图1.2所示），可以发现，这段时期内中国油菜籽产值增长速度居第12位，基本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若考虑总量因素，中国是世界油菜籽生产大国，常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球首位，1992—2007年油菜籽产值增加了10.6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排名世界第二；产量增加了451.4万吨，排名世界第一。因此，在拥有如此庞大基数的基础上，仍能保持5%左右的增长率实属不易。图1.1 1979—2007年中国油菜籽产量和产值增长率变化曲线注：油菜籽产值按照1978年为100的不变价格计算，以消除价格趋势变动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图1.2 1992—2007年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油菜生产产值增加率比较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
在目前中国油料生产供不应求、农民增收缓慢的情况下，油菜籽作为国产植物油籽的主要供应者，继续保持高效的增长是扭转这种局面、提升油菜产业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但是，对增长的关注仅仅停留在增长水平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政策的制定者更需要了解增长的形成因素及其运作机理。即首先要判断增长主要是由投入增加促成，还是由经济效率的改善带动，然后还得厘清这种增长方式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本书选择以油菜籽生产的经济效率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也是本书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1.1.2 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不平衡发展？
1992年以来，中国油菜生产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地区间油菜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表1.1报告了1992—2007年中国省际油菜籽亩产值的均值（元/亩）、最大值（元/亩）、最小值（元/亩）、标准差（元/亩）和变异系数。表1.1 1992—2007年中国省际油菜籽亩产值差距测算注：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亩产值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对重庆和四川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处理；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由表1.1可以发现，中国油菜籽亩均产值在不断上升，从1992年的142.02元/亩增加到2007年的244.24元/亩，增加了102.22元/亩。标准差反映了数据集的离散程度，即一组数值中某一数值与其平均值的差异程度。一般来说，标准差越大，数据集中的个体值与平均值之间的绝对差异越大，反之越小。1992—2007年中国省际油菜亩产值的标准差变化呈上下交错的“W”形状态，表明省际油菜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并非一直呈发散态势。各省间油菜生产水平的变异系数从1992年的0.235增至1994年的0.416，继而开始下降，1996年、1998年和1999年有所反弹，但大部分年份的变异系数在0.3以下，2004年降至最低点0.129,2007年又升至0.171。总的来看，省际油菜生产水平的相对差距（变异系数）有缩小的迹象。因此，当前中国各省油菜生产的不平衡发展现象仍普遍存在。
从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四大地区来看，油菜籽生产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也较为明显。由表1.2可以发现，华东与华中、华东与西南、西南与华中地区油菜亩产值的绝对差距呈下降态势，分别从1992年的36.9元/亩、9.03元/亩、27.87元/亩降至2007年的15.76元/亩、3.48元/亩、19.24元/亩；西北与华东、西北与华中、西北与西南的绝对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1992年的8.44元/亩、28.46元/亩、0.59元/亩上升到2007年的56.7元/亩、72.45元/亩、53.21元/亩。华东与华中、西南与华中地区亩产值的相对差距呈缓慢下降的态势，从1992年的1.32和1.24下降到2007年的1.07和1.09；西南与华东、西北与华中的相对差距变化较小，从1992年的0.94和1.24变为2007年的1.01和1.33；西北与华东、西北与西南的相对差距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从1992年的0.95和1.00上升到2007年的1.24和1.22。
中国油菜生产出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各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和农业产业结构不同外，经济效率上的差异可能是很容易让人想到的答案。一般来说，经济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三部分，其中任一部分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都可能造成油菜生产经济效率的发展失衡。本书第5章会对地区间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是否存在差距进行检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地区间经济效率迥然不同的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华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技术研发和引进的力度大，油菜生产技术进步速度应快于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对完善，又有利于发挥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从而提高油菜生产的配置效率。那么，是否华东地区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就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呢？如果不是，还有哪些因素会对经济效率的地区差异造成影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经过详细的思考和严密的论证，这无疑也是本书选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和关键研究内容。表1.2 1992—2007年中国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油菜籽亩产值的差距测算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华中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其中，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进行处理，下同；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1.3 中国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如何？影响微观经济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小规模农户油菜生产在经济上是否更加有效率？
已有相关研究以及政府部门都倾向于认为目前中国油菜生产发展滞后、生产成本高、品质差、栽培与管理技术水平低下。在如何促进油菜生产发展的问题上，学者们和政府机构多强调技术的重要性，比如选育优质高油的油菜新品种、建立专门的制种队伍、培训专门的技术推广人员、加强早熟高产品种及生产机械化等先进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等。
诚然，从长远来看加大油菜生产技术的研发、引进及推广力度无疑是合理的。但农户是油菜种植的微观主体，也是科技成果的应用主体。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和科技投资具有独立的选择权和决策权。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小农不会盲目地选择高产优质的油菜新技术。一是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可能较常规技术高；二是中国历来重视“高产”类技术的研发客观上忽视了新技术的发展，再加上新技术发展时间不长，因此种类有限并且农户对其认同度不高；三是农户自身知识水平有限，没有能力驾驭该项技术，或是生产经营规模太小、比较效益低，使农户不得不放弃采用新技术。因此，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实际产出接近或达到运用现有技术所能产生的潜在产出水平，可能比促进技术进步本身更为重要。另外，在给定价格和技术的前提下，农户是否按照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实现了生产资源的最优化投入，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在现有的检索范围内，未曾发现有文献从农户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
就当前流行的各种促进油菜生产发展的具体措施而言，其笼统和模糊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在油菜籽生产过程中，加大化肥等生产要素投入、扩大农户种植规模等。仔细揣摩不难发现，这与国内外质疑中国是否存在“小农户更加经济”的现象不谋而合。换言之，如果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更加经济有效率，那么进一步增加要素投入、扩大规模显然是适得其反的，而将成本高、产出低、缺乏竞争力归因于农户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也是站不住脚的。以油菜籽为例，小农户生产在经济上是否更有效率将是本书着力要证明的论题之一。另外，如果小农户在经济上没有效率，是否大农户就一定有效率？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效率上最优的规模经营点？深入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油菜生产发展政策至关重要，当然这也是本书选题的又一动因和重要研究内容。1.2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1.2.1 研究背景
研究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需要将其植入更为复杂的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及国际市场稳定等宏观背景中加以完整考量。这些背景将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参照系。1．国内食用植物油供需矛盾突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与日俱增，国内供需缺口愈来愈大。国内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1992年的661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2319万吨，增加了1658万吨，年均增长16.72%；而国内食用植物油产量从1992年的625.8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1497.6万吨，增加了871.8万吨，年均增长9.28%。上面的数据分析显示，国内食用植物油的供给增长已明显滞后于需求增长，近年来两者年均差幅稳定在8个百分点左右。国内食用植物油供需缺口从1992年的35.2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821.4万吨，增加了23.3倍。日趋严峻的食用植物油供需形势，迫使国内厂商大量进口国外植物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1992年的42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838万吨，增加了18.9倍；对外依存度从1992年的5.33%增加到2007年的35.4%，增加了约30个百分点。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膳食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对食用植物油的需求也将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按家庭人均消费食用植物油13.6公斤计算（相当于1998年世界人均消费水平），届时植物油家庭消费量将达2040万吨，若考虑食品工业、餐饮业等相关产业用油，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将超过3000万吨。预计2010年国内食用植物油产量达1700万吨，若完全依靠国内生产来满足市场需求，则未来十年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至少将增长76%。食用植物油作为一类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过度地依赖国外市场，势必会危及国内油料产业发展，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幅波动，必然会给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2．油菜产品在国内植物油和油料供给中作用重大
一直以来，菜籽油就是中国居民生活的传统用油，在国内植物油供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国内植物油供给结构来看，1992/1993年棉籽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五种主要植物油的产量分别为86.9万吨、77.3万吨、227.4万吨、67.3万吨、22.4万吨，各自所占比例为18.06%、16.06%、47.25%、13.98%、4.65%。2007/2008年五种植物油产量分别为162.5万吨、202万吨、387万吨、704.5万吨、13万吨，所占比例为11.06%、13.75%、26.34%、47.96%、0.88%。需要指出的是，2007/2008年菜籽油所占比例虽次于大豆油，屈居第二位，但纵观已有历史数据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02年，菜籽油在国内植物油供给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另外，有一组数据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2007/2008年中国大豆产量为1400万吨，但从国外进口大豆的数量却高达3781.6万吨，进口量是国内产量的2.7倍，而同期油菜籽的产量和进口量分别为1057.3万吨和83.3万吨，进口量仅相当于国内产量的7.9%。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国内大豆油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国产大豆，而是来自国际市场，菜籽油的原料则基本上源自国内生产。因此，在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70%的形势下，大豆产业已几近瘫痪，油菜产业理应肩负起国内植物油供给的重任。
油菜籽是中国最主要的油料作物，在国内油料供给中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油菜籽、花生及其他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为0.85亿亩、0.59亿亩、0.26亿亩，各自所占比例分别为49.86%、34.86%、15.28%；产量分别为1057.3万吨、1302.7万吨、208.74万吨，所占比例为41.16%、50.72%、8.13%。值得注意的是，花生的产量和含油量均高于油菜籽，但产油量却低于油菜籽，其原因在于花生产量中含壳33%，纯仁率仅为67%，因此，花生的“真实”产量仅为872.81万吨，远低于油菜籽产量。因此，无论是播种面积，还是产量，油菜当之无愧地是中国最大的油料作物。3．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油菜生产对油菜产业的影响巨大
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遵照入世承诺，取消了菜籽油关税配额制和准国家经营制，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对进口菜籽油征收的关税从原先的初始配额外关税税率由63%降至9%。随着进口关税的下调，菜籽油的进口量理应显著增加。但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菜籽油的进口变化并不大，有些年份甚至发生减少的现象。2005—2008年中国菜籽油进口数量分别为20.7万吨、6.75万吨、40.15万吨和45.3万吨。究其原因，国内外菜籽油价差并不明显，国内厂商宁可直接进口国外优质低价油菜籽加工，也不愿意直接从国际市场采购菜籽油，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油菜籽的进口数量持续大幅上升中得到印证。2005—2008年中国油菜籽进口数量分别为29.6万吨、73.8万吨、83.3万吨和303.4万吨，其中2008年进口量是2005年的10.3倍。一方面是因为油菜籽的关税由2001年的12%下降到9%，此后一直执行9%的单一关税，不再施加配额限制；另一方面与国内油菜籽价格高、产品质量差有关。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开放国内油菜市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抓好油菜生产将成为未来影响油菜产业发展的关键，否则中国的油菜产业极有可能会重蹈大豆的覆辙。4．油菜生产关乎农民增收、农业结构调整及国际市场稳定
油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目前全国除北京、天津、海南和吉林外，其余27个省市自治区均有种植，且有近1亿农民从事油菜生产，每年带给农民的净收益约为100亿元（以2005—2007年平均净收益为基准，不计家庭用工作价），更为中国油菜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以及财政收入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和税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转向小康和较为富裕，人们膳食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对稻麦等淀粉食物消费将逐年下降，而对植物油脂、蛋白质食品和鱼肉食品的需求将逐年上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动生产结构的转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已成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优质菜籽油富含多种氨基酸、植酸、磷脂、甾醇、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元素，是目前最健康的食用植物油之一。因此，大力发展油菜生产，是对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响应。中国是全球油菜籽生产和消费的大国，2005—2007年油菜籽平均产量和消费量为1153万吨、1234.4万吨，分别占世界的24.34%、25.94%，均居世界首位。因此，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发展中国油菜籽生产、维持国内市场稳定本身便是对国际油菜籽市场的最大贡献。1.2.2 研究意义
在上述问题的指引下，结合相关研究背景分析中国油菜生产经济效率问题的意义在于：（1）检定经济效率的提升空间是否足以支撑未来中国油菜生产的持续增长。（2）通过地区间经济效率的收敛性分析，判断未来中国油菜生产的地区差距是否会消失。（3）通过分析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及影响因素，一方面可以检验现有油菜生产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可以为进一步地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改进的方向和路径。（4）以中国油菜生产为例，希冀能够在农业经济效率、农户规模与效率关系领域内丰富中国案例的经验研究，并为国家制定适宜的土地政策提供参考依据。1.3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1.3.1 研究思路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介绍了油菜籽生产的基本概况，然后分析了中国油菜籽生产的投入产出特征及区际差异，并与加拿大的油菜籽成本收益进行了对比，紧接着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从宏观上对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随后利用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和相关模型检验了中国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特征，并讨论了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经济效率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1.3.2 研究方法
在分析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过程中，本书始终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以计量统计分析为主体，辅之以必要的比较分析，共同构建了论文分析的方法基础。1．计量分析方法
利用Banker、Charnes和Cooper于1985年提出的规模收益可变的DEA模型（即BCC模型）和成本最小化DEA模型分析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各地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分析农户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时，利用了1995年Battese和Coelli构建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法；在分析农户的配置效率时，应用了Schmidt和Lovell于1979年提出的Cobb-Douglas型随机成本边界联立方程组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技术进步的测算采用了1982年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构造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油菜籽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进行了条件收敛性检验；等。2．比较分析方法
在分析中国油菜生产增长时，采用国际比较法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段的产值增长率；在分析中国各区域油菜生产的不平衡发展时，横向比较分析了华东、华中、西南和西北四个地区的产值差距；采用历史比较法分析了中国油菜籽投入产出的发展历程；采用国际比较法重点分析了中国与加拿大油菜籽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差异；横向比较了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籽生产的经济效率差异；等。3．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时间趋势分解法对中国油菜籽产量的变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描述，同样的方法也被用于TFP的绝对σ收敛回归检验中；通过测算中国油菜籽亩产值的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析了省际差距的存在；等。
任何实证方法的运用都需要相应理论的支撑，脱离经济理论的数据分析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至多只能反映事物的表征，因此，本书在构建模型时，并未一味地强调模型本身，而是更加注重模型所包含的理论基础，并从相关理论出发对计量估计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具体而言，本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如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放弃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效率”假设，通过构建“生产边界面”，着力探讨各种导致经济非效率的因素。在分析农户的经济效率时，参考了弗兰克·艾利思（2006）的农户理论，假定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力，且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地投入和产出市场。在分析各地区油菜生产经济效率差距的演变趋势时，参考了经济收敛理论。在分析不同规模农户的经济效率时，参考了农业经济学中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理论。另外，考虑到中国正经历经济和制度双重转轨的大背景，还应用了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当然，在参考这些理论时，本书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对部分理论的约束条件、应用范围等做了适当的调整和改造。1.3.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1．研究的框架
本书以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作为研究主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经济效率的特征、变动趋势及经济非效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等展开分析。本书共分为9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1、2章是导言和文献综述部分。这两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论文可能的研究创新与不足。
第3章是油菜籽生产的基本概况。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油菜籽生产的基本概况，本章首先分析了世界油菜籽生产的总量特征和区域分布，其次以油菜籽生产的纵向数据为出发点，分析了中国油菜籽生产的增长与波动特征、生产布局等内容，最后，分析了油菜籽生产与加工、消费的互动关系。
第4章是油菜籽生产投入产出特征及国际比较。该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纵向比较了中国油菜籽生产成本、收益及单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横向比较了中国各地区油菜籽投入产出状况及成本结构差异，判断哪些地区具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并国际比较了中国与加拿大的油菜籽成本收益差异及变动趋势，揭示了差异形成的原因。
第5章是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分析。该章以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测度和分析了1992年以来中国各地区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另外，还探讨了不同地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状况。
第6章是中国农户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分析。该章从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出发，分析了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并探讨了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第7章是中国农户油菜生产的配置效率分析。该章主要分析了农户的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第8章是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经济效率比较分析。该章按照油菜种植规模的大小，将农户分为五类，首先分析了五类农户油菜生产的经营状况及单要素生产率，然后比较分析了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及影响因素。
第9章是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归纳第2章至第8章主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2．技术路线
与上述研究思路、框架相对应的技术路线可以由图1.3来加以表示：图1.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1.4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由于现有文献研究油菜生产经济效率问题的相关成果较少，进入这样一个前景尚不明朗的领域，可谓优劣势并存。优势在于存在广阔的理论建模与实证研究空间，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劣势在于缺乏足够的前人研究成果和明确的技术路线可资借鉴，研究的方法、数据的处理、结果的讨论分析等可能会有失偏颇。但是，当前发生于中国经济社会中与油菜生产密切相关的有趣且令人费解的现象及学界对农业生产经济效率的日益重视，为本书研究中国油菜生产经济效率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可能使本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4.1 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创新
为了准确地测算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本书引入了目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两种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随机边界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数据包络分析是运用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 LP）方法构建观测数据的非参数分段曲面（或边界面），并相对于这个边界面来计算效率的一种方法。本书放宽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的假定，采用Banker、Charnes和Cooper提出的规模收益可变（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VRS）的DEA模型（即BCC模型）分析了省域间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为了测算技术效率受哪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本书采用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基于DEA的Two-Stage法，即在第一步采用DEA模型的基础上，第二步采用Tobit分析技术对环境变量进行分析。为了测算油菜生产的配置效率，在建模的过程中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做了适当的修改，得到了成本最小化情况下的DEA模型。在测算各地区油菜生产的TFP时，同时运用生产函数法和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进行了测算和印证，这在国内有关生产率的经验研究中并不多见。
在分析农户的油菜生产经济效率时，考虑到数据噪声的强烈影响，本书采用了承认随机冲击与技术效率损失共存的边界生产函数模型（SFA）。与一般生产函数不同的是，SFA模型将残差项分解为两部分，即传统的白噪声和生产无效率项。在具体的估算过程中，通过设定复合误差项的形式来表明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异。为了得到模型的有效且一致估计量，本书假定复合误差项服从正态—半正态（Normal-Half Normal）联合分布，并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考虑到实际生产中存在的一些不能直接进入生产但却对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本书采用了Battese和Coelli于1995年提出的一步SFA回归法，以规避传统两步法中技术效率分布假设在两个阶段的不同导致的参数估计低效和有偏。在具体生产函数的选取上，采用了函数形式更为灵活多变且理论基础更为广泛的超对数生产函数。在测算农户的配置效率时，由于超对数型成本边界联立方程组中“格林尼难题”的存在，最终选择了Schmidt和Lovell（1979）提出的Cobb-Douglas（简称CD）型随机成本边界联立方程组，一方面是因为CD型随机成本边界自身的对偶特性，使我们在成本边界和生产边界之间自由回旋；另一方面CD型随机成本边界在理论分析与计量操控上具有一致性，便于对配置无效进行解释。
此外，还应用了农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技术经济学、系统工程学等领域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定性分析。1.4.2 研究视角和内容上的创新
本书首次从省域的角度对1992年以来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利用成本最小化DEA模型分析了中国油菜生产配置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对配置效率受哪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做出了准确测度。另外，计算并分解了中国油菜生产的TFP增长。已有研究多针对TFP增长率进行收敛性分析，但这无益于解释地区间油菜生产的差距。本书先利用CD型生产函数对油菜生产的TFP水平进行测算，然后借助经济收敛理论分析了地区间TFP的收敛趋势。
首次从农户的角度分析了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利用随机边界生产函数分析了农户的技术效率，并探讨了各种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如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受教育状况、农户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次数、家庭成员背景、家庭到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等。利用随机成本边界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的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了不同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差异。
在考察不同规模农户的经济效率时，本书拓展了已有文献仅从土地生产率角度探讨农户规模与农户效率关系的思路，还从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等角度全面考量了农户规模与农户效率的关系，同时也为判断农户油菜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点提供了依据，这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理论中所提到的规模经济有所区别。1.4.3 存在的不足之处
本书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值得商榷和改进。第一，已有文献鲜有对经济效率进行深入研究，国内统计中生产要素价格数据的缺失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本书所采用的投入价格，是根据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投入价值折算而来的，这种方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考虑到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并不完善的事实，利用该数据测算的经济效率的可信度可能会降低。其次，好坏运气、统计误差等随机因素会对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第二，DEA两步法和SFA一步法虽能对部分环境因素的影响做出适当的解释，但对这个未知的“黑箱”却无能为力。对随机误差项的测算和解释无疑会大大增强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现有国内外研究已开始逐渐关注这一领域，限于理论和分析技术的不足，本书未能对随机误差项进行测度，实乃一大憾事。第三，当前国际计量经济学界为破解“格林尼难题”付出了不懈努力，如Schmitdt和Sickles（1984）, Bauer（1990）, Ferrier和Lovell（1990）, Kumbhakar（1997）等，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技术无效和配置无效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对超对数型成本联立方程组估计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因为它们始终不能在计量方面给出统计噪音的一致性表达。特别是考虑到超对数型方程形式不会违背曲率特性、适用于分析多元产出、灵活性强的特点，本书采用Cobb-Douglas型随机成本边界联立方程组也是颇为无奈之举。第四，关于农户规模的选择标准问题。按照世界银行2003年划定的标准，耕地规模在2公顷（1公顷=10000平方米）以下的农户被定义为小农户，那么中国农业基本上仍以小农生产为主。本书将油菜种植户划分为大小不等的五类农户，并将种植规模在10亩以上的农户定义为“大农户”，这一点与国际标准并不吻合。另外，囿于数据的可得性限制（特别是“大农户”的数据较为缺乏，当然这与中国油菜的生产实际有关），本书未能对10亩以上种植规模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也无法探寻更大规模农户的生产特征，因此，本书对“适度规模经营点”和“大规模”农户效率特征的判断难免武断。2经济效率与国内外油菜生产研究综述
从研究的对象看，国内外鲜有文献研究中国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问题。利用现有检索技术能检索到的文献仅有两篇（肖运来，2002；刘勇，2002），并且这两篇文献只是测算了中国油料作物的经济效率水平，并未对产生经济非效率的深层次原因给予合理的解释。另外，这两篇文献的测度时间较短，且未能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中国农户油菜生产的经济效率状况。沈琼（2005a,2005b）利用省域面板数据先后考察了中国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情况，但未能对配置效率做出测算，也未对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进行分析。其他文献中偶见的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测算，也只是农业生产效率测算的一个补充或“添头”。因此，在缺乏足够参考文献支撑的条件下，本章未能按照事先的设想，从中国油菜生产经济效率的内涵界定、研究方法和样本的选取、估计结果的比对、经济非效率的原因和后果、政策措施的提出等方面给予完整的文献述评，而不得不把经济效率研究和油菜生产研究分开加以综述。本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经济效率概念的回顾，并给出本书对经济效率的定义；第二部分是有关生产效率的研究动态；第三部分是有关油菜生产的研究综述；第四部分是本章小结。2.1经济效率的概念界定2.1.1 西方经济学对经济效率的解释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效率的提出主要用来解决市场经济的最优均衡问题，即这种均衡状态是否对整个社会是“最优”的，是否还存在其他更好的经济状态，在这些状态下，每个人从而整个社会的“福利”是否要更大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好坏优劣的判断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而福利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要素在不同厂商之间的最优分配以及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最优分配问题。简言之，经济效率研究的是福利经济学中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高鸿业，1996）。
关于如何判断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的优劣以及确定所有可能的资源配置中的最优资源配置，萨缪尔森认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的判断标准即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简称帕累托标准）可以作为经济效率的衡量标准。利用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便可以对资源配置状态的任意变化做出“好”与“坏”的判断：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认为这种资源配置状况的变化是“好”的，否则认为是“坏”的。这种以帕累托标准来衡量“好”的状态改变为帕累托改进。更进一步，利用帕累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可以来定义所谓“最优”资源配置，即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也就是说在该状态上，任意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称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为帕累托最优状态。换言之，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还存在有帕累托改进，即在该状态上，还存在某种（或某些）改变可以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这种状态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帕累托最优状态又称经济效率。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反之，不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缺乏经济效率的。
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交换的最优条件，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对所有的消费者都相等，即商品的重新分配使某些消费者好起来的同时必然使其他消费者的境况变坏；生产的最优条件，任何两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对所有生产者都相等，即要素的重新分配使某些生产者好起来的同时必然使其他生产者的境况变坏，需要补充的是，一定量投入要素在最优配置时还能代表生产的最优产出，此时要增加某一产出的数量就不得不减少另一种产出的数量，这可以通过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在不同生产者之间是否相等来表征；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它们的边际替代率，即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对于每一个生产者都应该相等，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每一个消费者来说也应该相等且边际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否则仅表示生产或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而非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每个消费者和每个生产者均是价格的接受者，他们将在既定的价格条件下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均衡价格体系对于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均是相同的，产品及要素的均衡价格实现了交换、生产以及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总的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效率是指产品（包括产成品和要素品）在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最优配置效率。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生产资源在企业内部的优化配置，为此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忽略进行了猛烈抨击（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我们将企业内部充分利用资源进行生产称为具有生产效率，按照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定义，生产效率是指这样一种内部均衡状态，资源的重新分配已经不能增加一种产品的产出而不得不去减少另一种产品的产出。至此，我们认为，经济效率包括生产效率与配置效率，它是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配置状况的精确描述。2.1.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效率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地把经济效率列为研究的主题，但是其效率思想却是贯穿始终的。马克思对经济效率的论述是从商品价值开始的，即劳动创造价值，其中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长，商品的价值量越大，反之则越小。当然，马克思所指的劳动是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而不是无用劳动时间的堆积。劳动生产率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经常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它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主要用来反映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或效率。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①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它不仅包括劳动实际操作技术，而且也包括劳动者接受新的生产技术、适应新的工艺流程的能力。②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讲，科学技术越是发达，而且越是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就越高。③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等的好坏。这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分工、协作和劳动组合，以及与此相关的工艺规程与管理方式。④生产资料的规模与效能。这主要指劳动工具有效使用的程度、对原材料和动力燃料等利用的程度等。⑤自然条件。这主要包括与社会生产有关的地质状态、资源分布、气候条件及土壤肥沃程度等。总的来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商品的价值量也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马克思主义经济效率思想是全面而深刻的。王稳（2002）认为马克思对经济效率的研究使用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概念，而韩晓燕、翟印礼（2009）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效率与生产率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他们认为经济效率强调生产资料本身的质量和利用程度，生产率强调投入与产出的对比，经济效率的提高一般会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换言之，经济效率概念较劳动生产率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发展性，更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最一般和最本质的东西，更具有现实性。同时，他们还提出经济效率的最终衡量标准应该是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事实上，李春龙（2003）曾指出，效率是一个时间观念，它是一个用时间来衡量的单位，没有时间就没有效率，时间的节约就意味着效率的提高，时间的增加就意味着效率的降低。他还认为马克思把效率分为以价值形态表示的经济效率和以实物形态表示的生产效率，经济效率和生产效率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就像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般来说，生产效率越高经济效率也越高，生产效率越低经济效率也越低，但是两者又不是绝对一致的。经济效率是指经济效益与取得经济效益的时间的比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曾提出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的理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在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时候，经济效率是下降的，而生产效率却是提高的。但是从单个的企业和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说，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率又是相互统一的。一方面，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越少，单位产品的价值越低，因而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企业的收益越高；另一方面，在企业单位产品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效益越好。因此，在微观方面可以将经济效率与生产效率在论述时加以通用。2.1.3 已有研究对经济效率的定义
国内外已有文献对经济效率的界定多遵循以上两种思路，或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或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或结合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观点进行阐述。比较典型的西方经济学观点有：D．格林沃尔德（1981）曾指出经济效率是指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各种资源。戴维·W．皮尔斯（1988）研究认为经济效率或配置效率是指通过投入要素的最有效的组合生产出最优的或最适度的产品组合。最优的产品组合在福利经济学中是指由消费者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的变化选择决定的，而这种价格又真正反映了产品生产成本。最有效率的投入要素组合是指以最低的机会成本把产品生产出来，投入要素这样使用有时被视为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萨缪尔森（2008）对经济效率的本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经济效率意味着不存在资源浪费或尽可能有效地运用经济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效率是配置效率的简称，它是指在经济中的资源和技术既定的条件下，能够给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商品组合，精确地说，配置效率是指任何生产和消费的重新组织，如果不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坏就不可能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好。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归纳，他指出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什么概念比效率的概念应用得更为广泛，它通常是指资源不浪费或现有资源利用得最好。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的可行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情况一样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如《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经济效率的定义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有用成果（效益）与为了取得这些有用成果而发生的消耗之比，这个比率可在整个国民经济或者各部门或者工厂的层次上进行计量，并可以通过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各种消耗同效益进行比较确定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系列经济效率指标。周天勇（1996）将经济效率归结于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的节约，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基本调节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是迫使和促使企业按照甚至低于（如果要想获得超额利润的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其次才是商品生产交换者之间等价交换。简言之，价值规律，第一是经济效率，第二才是等价交换。他对学术界过于注重研究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进行了批评。简新华（1997）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效率又称经济效益，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指生产中耗费的经济资源与生产出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对比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李春龙（2003）分析指出效率是人们为取得一定的成果与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比率。他同时认为效率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物质维度和价值维度。
也有学者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分析经济效率的内涵，如冯海发（1992）认为经济效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效率是指投入既定价值的资源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的产品价值，而狭义的经济效率是指边际产品比率与相应的要素价格比率之间相等关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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