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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4 17:4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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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畅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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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理论新探

多维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理论新探试读:

自序

多年前,由于组建新闻传播学系的需要,笔者面临又一次角色转型:从古代文学思想史和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转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此种转换,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的是“人过四十不学艺”,一般而言,涉足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光是适应新学科和学习基础知识,就要耗费至少两三年的时光;喜的是此种转换恰好提供了一个跨学科思维的机会,笔者兴趣广泛,崇尚杂家思维,喜欢多涉猎一些领域,尤其喜欢追踪时代,把鲜活、即时的社会事件当做文献和文本来阅读,并把其作为思维的材料,而这恰恰是新闻传播学的本质特征。实际上,笔者感觉,以前的古代文学思想史和古代政治思想史已经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思维和学术能力,目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只不过把思维对象换一下,本质的东西并未受影响。比如理论思维的基本功是对概念的敏感,善于从日常感性材料中发现并提炼出概念来,这一点,新闻传播学和文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基本反映了笔者这种“角色转型”之后的思考成果,其中不无文学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基本学术方法的影子。当然,较晚才涉足这一领域的浅薄和尴尬也是明显的,这都体现在字里行间,这也是需要读者理解和原谅的。《多维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理论新探》是笔者常年思考问题的论文结集,它是一本以“第五种权力”和“社会心理新闻”为核心内容,以新媒体和社会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性成果,追求独创型、新颖性、前沿性。其中多数文章在CSSCI入选学术期刊上发表,与《传播:故事与思维》不同,它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如果非要自评的话,要是说本书有点儿突破,那就在于: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概念,如“第五种权力”、“社会心理新闻”、“思想修辞”、“事实思维”等,其本身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二是为继续研讨提供了一个起点和平台,许多概念具有可延展性;三是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如提出“事实思维”是新闻传播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具有指导意义,并探讨了“思想修辞”这一思维现象。凡此,虽尚无定论,但也可见出这本小书锐意求新、着眼理论前沿的兴趣和特色。

本书由三大部分构成:

第一编:第五种权力。探讨网络传播环境背景下一种新的新闻舆论监督方式。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思想和思潮。近年来,随着网络通信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网民群体的扩大,一种有异于“第四种权力”的新的媒介权力形式——“第五种权力”顺势崛起,可称之为“社会权力”或“微观权力”。它之所以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着多元的原因,对这种种原因的分析,构成第一编的主体。第一编以权力、媒介和社会的新型关系为基本思路,探讨新媒体和社会变革、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具体内容,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随着网络的崛起,社会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权力的本质是控制,而控制的前提是可视性或可见性,边沁、福柯都曾用“全景敞视”来说明视觉、技术和权力的关系。“在场”,是权力监督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由于中国监察系统的先天不足,使其“在场”多以“不在场”而告终,构成所谓“在场困境”,与其紧密相关的是“缺场悖论”。网络技术的出现,实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场所的分离,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权力与技术的关系,它从反向意义上实现了由边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视”,即“反向全景敞视”,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在场”关系,使“在场困境”与“缺场悖论”双双迎刃而解。不赘。

第二编:社会心理新闻。第二编试图从理论和实践形态两方面论证一种新的新闻样式——社会心理新闻。所谓社会心理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积累了一定时段的“心理事实”的报道。从“新闻心理”到“心理新闻”,不只是一种词序的变化,还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认识视角。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会催生读者新的新闻需求;而新的新闻需求,则会催生新的新闻报道的方式和理论。由这种新闻史的事实和思路出发,在目前的新闻传播界,完全可以提出一个较新的新闻概念——心理新闻。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事实”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物理事实,二是社会事实,三是心理事实。传统新闻理论和实践过多强调了对前两类“事实”的报道,而对这第三种“事实”有所忽略。所谓“社会心理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积累了一定阶段的“心理事实”的报道。实际上,在目前的新闻实践中,这种新闻产品已经出现,但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亟须理论上的探讨与完善,以期对新闻实践有所指导。

第三编:新闻传播人思维方式初探及其他。第三编意在探讨新闻传播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提出“事实思维”这一概念,认为“事实思维”是新闻传播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它介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并将其作为新闻传播人的基本思维方式。笔者还结合自己在韩国的亲身经历,提出新闻人是生活的“卧底者”。第三编还汇集了若干篇角度新颖、探索性强的论文,尤其注重方法论的探讨与研究,如《语言修辞与思想修辞》,意图在语言修辞之外,探索一种新的“修辞”形态——思想修辞。前者是语言润色,后者是思想润色;前者着重的是如何使语言更漂亮,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后者着重的是如何使思想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更为普遍接受;前者一般是局部的、分散的、片段的,而后者则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的特征。该文指出:比喻延伸和中观思维,是思想修辞的两个重要范畴,这样就把一般泛泛而言的这一概念落到实处,而非空谈。以“思想修辞”为关键词搜索CNKI等期刊网(收录年份从1915年至2013年),只有一篇文章勉强与此关涉,即《思想修辞化——艾丽丝·默多克文学创作中的“类型”研究》一文,而其研究的内容和笔者思考的也不是一回事,可见论证“思想修辞”的填补空白意义和创新价值。总之,这一问题还有很大的研讨空间。

坊间有云,新闻无学。由此可以反证理论思维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亟须理论思维的介入,其中,概念创新尤为重要。在本书中,笔者对概念创新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如“第五种权力”、“心理新闻”、“思想修辞”、“事实思维”等,目前都具有唯一性,这从搜索引擎上就可得到证明:用搜索引擎搜索这些概念,会发现,它们基本都是笔者的独创,还有很大的理论研讨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维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理论新探》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此外,网络媒体的出现,使既有的媒介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也影响到权力结构和社会变迁、转型治理等问题,本书在这一点上也有所挖掘,尤其注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网络媒介的特殊作用,并能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论证,如《“在场困境”与“缺场悖论”——反向全景敞视下的“第五种权力”》、《微博问政、治理转型与“零碎社会工程”》、《“第五种权力”与潜在压力集团》等,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力图在理论思维层面上有所创新。这就为继续研讨搭建了一个平台,拓展了延伸的空间,以期为繁荣学术、构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笔者不由想起了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发现者美国学者麦库姆斯的话:“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与自然科学中的那些戏剧性的‘发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个世纪末期,这个积累特点在议程设置理论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很少有理论刚诞生就羽翼丰满。它们通常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然后经由许多人的多年探索,才逐渐清晰起来。议程设置理论的形成正是这种情形。这个理论始自一个简单的假设,这个假设描述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的关注。由此,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又融入许多新的命题,如关于产生这些效果的偶发条件、塑造媒介议程的力量、媒介信息中具体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个议程设置过程的各种结果。”(《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麦氏所描述的这种思想过程,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深知,创新难,概念创新尤难,概念创新问世后被社会和学界所接受更难。面对这“三难”对《多维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理论新探》所涉及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不无知难而进的艰辛与尴尬。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研讨不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恰如学界先贤所说: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现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很少有理论刚一诞生就羽翼丰满。

掀翻书页之际,愿与读者和同行共勉。刘畅2012年12月于南开大学文学院第一编第五种权力——网络传播时代背景下的新闻舆论监督新探第四种权力:新闻自由之子“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或“第四种权力”(Fourth Power),是欧美西方社会对于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表述,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即对上述三种社会权力进行舆论监督,以保证这三种权力的运作透明以及社会机体的健康运行。

关于“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的缘起和成因的说法有各种版本,但无非是遵循两种路径,一是观念缘起,二是概念命名溯源。

就观念缘起而言,无论哪种表述,都与新闻媒体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有关。没有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特殊地位,实施“监法”就只是一句空话。而新闻媒体获得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是新闻自由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思想之子。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为宪法的条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自由主义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表明,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1789年6月27日,法国国民议会成立,决定仿效美国各州的做法,在新宪法正文前附一份公民权利的宣言,并在其中宣布言论出版自由。7月6日,国民议会制宪委员会成立,立即着手审议部分代表提交的各种人权宣言草案。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议会又组成新的制宪委员会,决定加快草案审议工作,对言论自由问题,其最终表述为:

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

此后,其他许多国家的宪法、《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等法律法规中都有涉及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在它们的制定过程中都以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的表述为基础。例如1789年美国制定的《权利法案》(亦称《第一宪法修正案》)就指出:

国会无权制定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的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媒体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愿之权利。

这种思想在19世纪美国报业精英中已经是普遍信条。查理·德纳曾任《纽约论坛报》采访部主任和主编以及《纽约太阳报》社长和主编,1888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皇帝或独裁者拥有相当于我们美国总统那样大的权威或权力,我们假设有一天发生这样的事(上帝保佑,但愿它不会发生):当上总统的那个人征服了全体人民的心,使他们达到了盲从的地步,因而使这位总统的野心变得不受任何制约,使他能为所欲为,假设他一步步地摆脱了宪法的约束,假设他践踏了个人自由的原则——这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最可珍贵的遗产,这是我们共和国的灵魂;假设他践踏了这条原则,而政权在他手中,甚至法庭也俯首听命于他,军队也追随他、服从他。那么,这时靠谁来保卫公民的自由,不为他的野心所蹂躏呢?这时就得依靠报纸,就得依靠自由的报纸,当所有别的保障都已崩溃的时候,自由的报纸仍然保卫着我们一代代将自由传下去,仍然维护着(我们希望如此)共和国的一切尊严和光荣,直到永远。

这种对新闻媒介的认识和表述基于西方宪政思想家对权力的本能恐惧和本质上的不信任。其实,稍先于查理·德纳的美国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就从宪政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

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预设。他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有“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当权者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都可做到“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对此,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政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和规章。

普遍“无赖原则”的假定,以人性恶为基本假设,构成了西方国家制度方法论必要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的人性判断,即每个政治家都有可能是无赖,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基于此种基本思路,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则从人的本能角度提出了制度设计的“非天使预设”: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尔则从“证伪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的政治预设命题,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绝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

这些所谓的“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等思想,不仅为西方三权分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力)的登场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这种权力的本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给政治活动设定一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边界。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为了防止(政府)行动的破坏性,需要对它进行限制和引导。政治的任务就是要努力为行动的破坏性设定一个边界。国家、法律以及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此。”

要真正起到“监法”的职能,媒介报业的独立地位就成为关键,只有存在一种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舆论监督才有可能实现。而基于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理念的美国报业的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作为“新式新闻运动”的风云人物普利策、赫斯特以及奥克斯都曾表述过类似的思想。早在接手《邮讯报》时,普利策就指出:《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党派性。

普利策曾给一名主编写过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办报宗旨,这段话也代表了美国报业一致奉行的独立精神和职业态度:

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一些勇敢和真实的话,摒弃平庸与陈腐,讲些令社会上有知识、有教养、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派性和流行偏见。我情愿每天都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而这篇一二十行字的文章很可能就是一整天辛勤劳动、聚精会神地认真思考、修改、斟酌文体和推敲字句的结果。

1907年,在辉煌事业将要告终之际,普利策还留下了这样的名言:

我知道我的退休不会影响办报的基本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或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煽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级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丧失对穷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共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作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所为,还是贪婪的穷人之举。

而在1896年,奥克斯申明自己拯救《纽约时报》的理念时就坦言:

我的殷切目标是:《纽约时报》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用文明社会中慎重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

综上,这些“不为党派服务”, “真理的喉舌”, “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 “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的思想理念,实际上都表明了报业不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限制的理念,为其成为一种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社会力量奠定了基础。正是从这种独立意义上,英美及西方媒体被称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

除观念缘起之外,就概念命名、字面溯源而言,也有不少人作出了贡献。

1804年,美国著名思想家杰弗逊最早提出“第四种权力”的思想。他在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下,以压倒性的优势连任总统。他说,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住脚,就理应垮台,而联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接受公众的批评,而且有能力抵挡批评。所以自由报刊应是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

1840年,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发表过这样的议论:“在法国,报业是国家的第四种权力,它攻击所有人却无人攻击它;它随心所欲地指责,它声称政治家和文人属于它,应该为它作出牺牲,而它却不愿互惠;它说着、干着可怕的蠢事,可这是它的权力!”

正式提出“第四等级”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凯黎里,尽管他把这一提法归于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根据他的记载,19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爱德蒙特·巴克有一段发言,凯黎里对此作了如下记述:

伯克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在不远处记者的旁听席上,坐着远比这三个等级都要重要的第四等级,它不是指发言人本身和他们机智的语言,而是指一种存在的事实……我常说,从他们笔下流出的那些印刷文字,有着与民主同等的意义:写作问世后,民主就不可避免了。……那些拥有向全国说明真相的话语权的人,就构成一种权力,政府的一个部门,与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同等重要。这一等级的显赫不在于他的社会地位、收入和服饰,而在于他说出了公众想知道的信息,而这些正是最重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等级”与“第四种权力”虽然都指媒体,但还是略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一种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即媒体记者和从业人员,与其相区别的其他三种等级分别是僧侣(或神职阶层)、贵族、平民;后者指的是一种用舆论监督社会的权力,与其相区别的其他三种权力分别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简言之,“第四等级”是指一个群体,“第四种权力”是指其功用。

正是从凯黎里正式运用“Fourth Estate”(第四等级)这一概念之后,“第四等级”、“第四种权力”才不胫而走,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197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正式提出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第四种权力理论”(Theory of Fourth Power)。至此,“第四种权力”已被英美西方社会普遍接受。

综上可见,作为观念意义上的“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源远流长,几乎与西方新闻自由、新闻独立的历史相始终;而概念命名意义上的“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要推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此前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是新闻自由思想之子;没有自由独立之思想,也就没有“第四种权力”。“第四种权力”:对“三权”的制衡“第四种权力”的本质在于对前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的监督与制衡。

从权力分类来看,新闻媒体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传统的权力,它属于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加尔布雷斯在《权力解剖》一书中,把权力分为三类:应得权力、补偿权力和约定性权力。应得权力是指惩罚性的权力,通过威胁或者施加惩罚性后果,使他人服从。军队、警察可以视为这一权力的代表。补偿权力是指给予报酬的权力。它通过给予回报而使他人服从。补偿权力在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金钱报酬。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主要权力是指补偿权力。第三种权力是指约定性权力。它通过改变他人的信念来实现,包括以劝说和教育等手段使他人服从于某个机构或个人意志。约定性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相比,在现代政治经济中最为重要。它的载体包括演讲、小册子、书籍、电视、广告、媒体吹风会、杂志文章等等。加尔布雷斯说,这些工具都是“权力的现代表现形式”。今天的媒体兼有巨大的补偿权力和约定性权力。一方面,媒体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大最赢利的行业之一;另一方面,媒体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行,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统治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媒体集这两种权力于一身,成为持续影响现代社会的最深刻的复合力量,因而它是超越传统权力形式的新兴权力中心。

与发轫于20世纪初叶的“进步运动”相表里,这一时期美国新闻界把“第四种权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著名的“扒粪新闻运动”(Muckraking Journalism)。对此,张巨岩先生在《权力的声音》一书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下面摘录其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从内战结束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间,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这个正在上升的民族在走向强大之前的转型与阵痛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由农业和乡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私有企业无序竞争,剧烈兼并,出现了权力巨大的工业巨头,如洛克菲勒的石油业,卡耐基的钢铁业,摩根和范德比尔特的金融业等。其中,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独自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业。剧烈的兼并使原来处于中产地位的阶层逐渐边缘化,或者沦为贫困的产业工人。加上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的冲击,美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两极分化,贫困、黑暗和不公正的现象到处泛滥。于是出现了以伸张社会正义为核心内容的进步运动。“扒粪新闻”即为“进步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进步”成分。发动“扒粪新闻”的媒体主要是当时发行量正向全国扩张而影响力大增的杂志和一些报纸。“扒粪新闻”中的作家也使美国的民众忽然意识到,居然还有个“黑暗的美国”存在。《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编辑曾形象地描述这种现象:“我们在道德上确信,如果我们再猛地拉开下一扇门,就会有一个尸体倒出来。”“扒粪新闻”的一个著名记者艾德文·马克汉姆在1906年报道美国的童工现象时这样写道:

在希腊和罗马,主人和奴隶的孩子在同一托儿所生活。教师帮助他们健身,而不必顾及血统和财富。但我们的“基督教文明”多么不同啊!1 700 000个儿童在工作!……这是1900年的数字,而现在已经多出了数千数万。其中许多日夜工作10到14个小时,而只得到可怜的一角钱的工资。

乔治·特纳这样描写穷人移民的女儿们的境地:

就在(纽约)休士顿大街的北面,是一长排的标志。在那里,波兰和斯洛伐克的下女们在阴暗的雇佣机构中坐成直直的一排,等人领走去做仆人。这些不幸的脸色苍白的村姑的运气要比(做妓女和舞女的)加利西亚的犹太姑娘好一些。她们像挂了标签的行李一样来到这里,挤在一排简陋的寄宿屋中,晚上是七八个人,早上给中介机构跑腿的人把她们和她们的小行李箱带走,然后坐下等待主妇来挑选。

美国的政治在此时也相当腐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在烟雾缭绕的密室中由党务大员确定的,所谓的“初选”基本上是作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只是在1968年民主党芝加哥大会时,由于民众通过暴乱性质的抗议,才被迫开始改革的;共和党的改革更晚。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描写的是乡村美国时期的政治图景)。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揭露权钱黑幕的“进步运动”(1895—1920)的政治社会根源。“扒粪新闻”主要代表人物有林肯·斯蒂芬斯、戴维·菲利普斯等20多人。这些人主要是基于道德义愤或宗教原因,奋力揭露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他们认为,揭露社会的黑暗与疾病会使社会变得更加健康,并使政治得到改良。

随着调查新闻对政治社会弊端愈来愈多的攻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开始担心它们在煽动革命气氛。当戴维·菲利普斯在《世界主义者》上发表《参议院里的叛国》等激烈文章后,原来赞同调查新闻的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把这些报道调查新闻的记者和作家称为“扒粪者”: “这些人不向别的地方看,只向下盯着手中的粪耙;他们既不抬头向上,也不尊重别人给他们的王冠,而只是一味地在地上扒那些脏东西。”“扒粪新闻”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彰显了“第四种权力”对社会和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与改造作用。雷吉尔在《扒粪者的时代》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扒粪新闻”的社会效果:

1900和1915年间的系列改革令人印象深刻。罪犯服役制和以劳偿债的制度在一些州被废除,监狱改革得到执行。1906年通过了一项有关洁净食物的联邦法。很多州采用了《童工法》; 1906年通过了雇主责任的联邦法案;1908年通过了第二个,并在1910年得到修改。森林资源得到了保护:《新土地法案》使得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开垦成为可能;随即通过了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一些州通过了妇女8小时工作制;跑马场赌博被禁止;1908到1913年间,20个州通过了《母亲退休金法案》;在1915年,25个州已经有了《工人赔偿法》;宪法中增加了一项收入税的修正案;“标准石油”和烟草公司被分割;尼亚加拉大瀑布也没有落入贪婪的大公司手中;阿拉斯加被从古根海姆和其他资本家手中救了下来。

也许导致这些社会革新的原因很多,但新闻媒体的“扒粪运动”无疑起了关键作用。“进步运动”和“扒粪新闻”对美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健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促进立法与政府机构的改革,以及监督大公司的违规行为等方面,都功不可没。权力的本质在于“在A能使B做B本不愿做的事情这个范围内,A对B拥有权力”、“权力意味着做事情、控制他者、让他者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从这一点看,新闻媒体无疑很好地发挥了“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使得行政权力做了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促进了社会进步。

中国学者辰光所著《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版)一书的封底印着这样四行字——第一种权力:立法权;第二种权力:司法权;第三种权力:行政权;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看来,这本书的基本思路也是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制衡前三种权力的权力。该书内容简介如下:《中国法制观察周报》记者江天养从事多年深度报道,他的名字和一系列惊天大案联系在一起。LX省JY县发生一起矿难,当地媒体一片沉默,江天养单枪匹马潜进矿区,揭开矿主刻意隐瞒事故,强行封闭井盖致死几十名矿工的真相。H市看守所,服刑人员张某猝死所内,家属求告无门。江天养不畏艰难,找到确凿证据,披露看守所干警疏于职守,牢头狱霸虐待犯人的人间惨剧,替死者讨回公道。境外黑手党开设赌场聚赌,国内富商、官员组团前往。江天养暗访途中面临人生最大危机,他凭借过人胆识脱离虎口,冒死将证据传回国内,引发高层震怒,百名干部相继落马。ZH市某药厂违规生产,致使药品污染,191名患者用药后濒死。江天养奔波数月,终于寻得证据,让患者家庭顺利索赔,卫生部中国范围内封杀此批次药品,挽回数万患者生命。江天养其情其行,拷问药品行业良心。暗访记者的精彩人生,报刊上没有的内幕秘闻,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实,最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一一为你展示。《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在对《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一书的书评“权力的形态及其他”中说:“按照西方国家学者的解读,他们把属于一个国家的体制划分为三种权力互相制衡。……当然,再健全的制度也不能保证体制内每一个人都循规蹈矩。有了权力,就会有人开始琢磨权力的寻租,也就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而这一目的达成的时候,他们又会开始考虑如何让利益最大化!所以,人们就会经常见到那些手里只有火柴头大的权力,却挥舞得和丈八蛇矛一样的当权者,更有甚者,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肆意腐败。而他们遭遇到国家机构的调查、处罚和审判时,一定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避对自己的惩罚,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第四种权力——一个记者的暗访生涯》一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鲜明地提出了对这样一个艰难命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独立于国家统治阶层之外,制约着社会发展平衡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利用媒体的开放性,利用广大社会群体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利用这样一个公正、透明、公开的方式让一切阴暗大白于天下,从而遏制丑行的滋生和捕捉到国家政策、法规和行政制度上的漏洞,加以解决。我认为,这是比小说内容更需要读者关注的东西。”由此可见,所谓“第四种权力”的本质在于对前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和制衡。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第四种权力”云云,只是一种比喻,以形容新闻媒体的社会权力,并非真的认为新闻媒体是行政权力的一部分。如果非要较真的话,那么,新闻媒体显然不是行政权力的一部分。据张巨岩先生介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莫瑞尔就坚持,把新闻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是一种神话。莫瑞尔教授的《自由的必要:新闻自治的哲学》一书认为把媒体视为第四种权力是美国自由主义者的三大神话之一(另两个神话分别是“人民有知情权”和“人民有接触媒体的权利”)。莫瑞尔说:

第三个神话在美国有很多信众。这一神话相信,媒体是某种美国政府非正式、但非常真实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类似概念认为,媒体是“看门狗”,是一个对政府滥权的“制衡”及政府的对手。记者们尤其喜欢把自己和自己的职业包装在这些闪闪发光的笼统辞藻中。

他还说:

传播这类神话的书籍和文章比比皆是。新闻学院、报社、电台和种种新闻团体如此不遗余力和神乎其神地散布这种观点,以致不明白美国历史的人初到美国,会以为新闻记者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担负着某种特殊的公共职能。这一神话的最初来源似乎是爱德蒙德·柏克或者托马斯·麦考利把英国议会中的记者戏称为“第四阶级”。而英国人无意间的指称穿过大西洋抵达美国后,“阶级”却变成“政府分支”了。

莫瑞尔教授指出:

和“媒体是政府第四分支”这一总的假设相关的是媒体是政府“制衡”的信条。这当然会把媒体置于政府之外,把媒体置于一个监视和批评政府的位置。但难道这和其含义为媒体是政府一部分的“媒体是政府第四权力”的概念相矛盾吗?媒体当然不可能既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又是它的“制衡”。真实的情形是,媒体并非政府的一部分。它只是私人企业而已。在1973年“水门事件”丑闻和“国防部文件”泄密等事件中,一些媒体确实对政府进行了制衡,但全部媒体都是“政府的第四分支”却不过是个动听的神话而已。

张巨岩先生认为,莫瑞尔是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媒体学者之一。他的许多研究和观点已经成了美国甚至国际媒体研究的经典之作。莫瑞尔在这里对媒体和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第四种权力”概念的澄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他对美国媒体首先是私人企业这一性质的再次确认,可以说是我们准确理解美国媒体与政治的最佳出发点。第四种权力:虚假议程设置——从“倒萨”到“涉藏”

是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第四种权力”既然也是一种权力形态,当然也就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西方与美国媒体为达到某种目的的“虚假议程设置”就是一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历次对外干涉表明,美国媒体在战争中已经鲜能坚守“中立”与“客观”(如果有过的话),而是越来越成为政府进行国内战争动员和影响世界舆论的重要工具。这一方面是由媒体在国际冲突中必然具有的党性和民族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军事权力运用“泄密”等公共关系手段来实现的。同时,媒体、公共关系和广告等现代传播工具已经越来越和外交、军事等工具融合,成为现代战争“总体宣传”的一部分。

究其原因,是因为“媒体与政治权力的‘共生’关系首先是由媒体作为一个追逐利润的行业本性所决定的,它对主要由大公司投放的广告的依赖,它对政府作为最权威信息来源的依赖,以及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都决定了这种‘共生’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种传统理论模式,从本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第四种权力”的范畴,因为它讨论和限定的是传统媒体。这种理论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公众认知外部环境重要的信息源,也是其判断“社会议事日程”重要的影响源。分析围绕“3 ·14”事件某些西方媒体的表演,可以有多种角度。一些西方媒体的表演,客观上为新闻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词汇——“虚假议程设置”。它并非始于“涉藏”,而是源于“倒萨”。从“倒萨”到“涉藏”,从“虚假事实”到“虚假议题”,再到“虚假议程设置”,不仅手段如出一辙,其目的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议程之虚假,必然导致行为之虚假,而行为之虚假,又会导致结果之虚假。目前部分西方公众对中国的偏见以及支持“藏独”分子的行为,无疑与这种“虚假议程设置”有关。而“倒萨”议程之虚假,无疑是导致目前“伊战”结果虚假的逻辑前提,由此亦可推断“涉藏”这一“虚假议程设置”的未来走向。

笔者提笔写作此文之际,“藏独”分子的残暴行径,部分西方政客居心叵测的丑恶表演,某些西方媒体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已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媒体资料俱在,不赘。笔者并不赞成某些过于情绪化的抵制,但十分同意这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的看法,其精神、心理层面上的表意成分要远远大于行为层面上的“抵制”成分。而稍加留意一下,会发现目前这种心理已经弥漫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上,甚至有向行为层面扩展的趋势,或实际上已扩展到行为层面。前有车,后有辙。2008年3月14日以来发生的“藏独”事件,成因复杂,牵涉面广,分析角度也很多,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某些西方媒介充当了这一事件背后的推手。恰如欧洲理事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所说:“(中国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5年的事情,一直与经济机遇有关;过去6个月,则是关于中国对达尔富尔和西藏造成的威胁。”莱昂纳德解释道:“欧洲人对中国所知甚少,他们的消息来源是新闻报道,而最近的报道对中国颇为不利。”如果说“经济”和“达尔富尔”还是真实议题的话,那么,“涉藏”纯粹是一个虚构出的议题。一、议程设置理论原型“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种理论模式。它认为在社会公众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三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房价问题、垄断行业问题、竞争中的“潜规则”问题、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况问题、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问题……例如新华网称2007年为“民生年”,当年需要破解的12道“民生考题”分别为:

考题1:劳动就业——夯实社会和谐的基础;考题2:社会保障——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考题3:医疗卫生——求解买药贵看病难;考题4:食品安全——为百姓严把“入口”关;考题5:教育收费——莫让“钱”成求学路上“绊脚石”;考题6:司法公正——消除冤假错案;考题7:安全生产——人命关天的头等大事;考题8:收入分配——让百姓的“钱袋子”都鼓起来;考题9:企业改制——将职工利益放在第一位;考题10:土地征用——遏制滥占土地之风;考题11:城市拆迁——房屋不能说拆就拆;考题12:环境污染——让天更蓝水更清。

而在这众多的议题当中,究竟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需要优先解决,哪些可以往后放一放?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张无形的“议事日程表”,这张表“记录”着公众对当前社会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对解决的优先顺序的认识。但是,大众的这种判断和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是公众认知外部环境重要的信息源,也是我们判断“社会议事日程”重要的影响源。1922年,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公众舆论》一书,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一词,但是他表达了类似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李普曼以“外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像”作为《公众舆论》第一章的主题。他描述了1914年在大洋洲的一个岛屿,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个星期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这些岛民谈论的话题仍然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一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抱着非同寻常的急切心情全都涌向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作出了什么样的裁决。但他们得知,6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协约的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仍然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这说明了“头脑中的图像”在这6个星期中指导他们的行为,但是这个“头脑中的图像”与“外在现实世界”并不符合。一旦岛上的居民阅读了由邮船送来的报纸,外在世界就会影响他们头脑中的图像。李普曼说,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往往因为几个原因而与实际现实不相吻合:我们需要简单的规范,就如“刻板成见”,以便为这闹哄哄的、模糊不清的混乱世界提供解释。李普曼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联结物,通过它,某个社会议题被大众传播、公众和政治精英赋予优先的关注。在此,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议程设置”问题。

1963年,政治学家B.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这方面大都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那方面却异常有效……依据于……报纸的作者、编辑和发行商为人们所描绘的图画,这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看来是不同的”。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 E.麦库姆斯和D. I.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为这一理论正式命名。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麦库姆斯和肖仔细研究了此期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对某一问题强调得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性,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社会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由于“议程设置”理论准确地揭示了存在于大众和媒介之间的一种奥秘,其正确性又不断地被无数传播事实所证明,所以自问世以来备受关注,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镇。至1992年,已出版了233种学术著作;其后,每年大约有十余种相关出版物面世。二、“倒萨”:虚假议程设置之始

但是,上述从李普曼到麦库姆斯和肖所谓的“议程设置”所指涉的都是真实的对象,他们所涉及的“议程”,都是实实在在的,只不过在排序上有轻重缓急之分。而自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新闻界,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由政客和媒体联手,制造出了一种“虚假议程设置”。由西方媒体对拉萨事件的不实报道所引发的“涉藏”议题,以及由欧洲议会和美国参众两院所提出的所谓“涉藏议程”,就是明证。而这种“虚假议程设置”,并非始于“涉藏”,而是源于“倒萨”。“倒萨”者,推翻萨达姆政权之谓也。伊战前,美国政府及媒体为了给这一“议题”一个充分理由,不断地设置话题,引导舆论。2000年,美国专门成立了直属白宫的“全球宣传办公室”,编造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相勾结、从非洲购买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等所谓“新闻”。2001年5月1日,布什谴责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无赖国家”进行核武器、生化武器的研制;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在取得阿富汗反恐战争胜利的前后,美国又多次有意无意地透露未来打击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称伊拉克是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并设置了“萨达姆=最大的恐怖分子”这一命题。2002年6月,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对伊拉克持续多年的核查,仍未查到美国所称的“威胁”证据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亲自向安理会提出所谓的证据,布什也在最后通牒中重申,“我们和其他政府所收集到的情报,毫无疑问地显示伊拉克政权继续拥有和收藏一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据悉,这种“设置”子虚乌有的“虚假议题”的行为不仅存在于总统和白宫,美国的大小政客也在各种场合和演讲中频频使用简短、明确、易懂、易记的词汇和肯定句型,不容置疑地说明伊拉克等国家就是“邪恶”,需要“自由”,美国不是“发动战争”,而是“解放”这些邪恶国家。于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巧妙地夺取了媒体的“议程设置”权,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并不存在的虚假议程。

2003年3月,美国权威专业周刊《编辑和出版》公布了对50家美国主流报纸的调查,其结论是:大多数报纸选择了布什的战争;从2月15日到19日,共有37家报纸为战争问题发表社论,其中15家断定战争是必需的;13家选择了中立的调子,观望联合国的最后决议;只有9家反对战争。而美国电视频道自“9·11”事件之后则全部选择了和布什站在一起。从ABC新闻(ABC NEWS)的“铁腕对待伊拉克”,到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向恐怖主义宣战”,几乎所有资讯频道都在比赛似的播出伊拉克战争的必然性分析。他们以密集的图像说服观众——战争爆发是不可逆转的,也是最恰当的解决方式。就连一些平时不问时政的主题频道——比如音乐频道和历史频道、儿童节目Nickelodeon——也决定介入伊战专题。通过这一系列话题的设置和引导,公众心目中的关键词完成了从“反恐”到“倒萨”的转变。结果是美国民众的“倒萨”情绪攀升到相当高的水平。2002年7月,世界舆论调查公司与CNN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67%的民众赞同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新闻周刊》2003年4月12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军攻陷巴格达后,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认为找到发动战争的证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很重要。但事实是,至今也没找到。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美国记者对此进行了反省。2004年8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自曝家丑的文章,作者是该报著名记者、传媒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他在文中披露,就在伊战打响的前几天,《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沃特·匹克斯写了一篇文章,质疑布什政府有关萨达姆政权隐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文章逻辑清晰,极具说服力,但发表时却受到来自报社高层的阻力。后来在该报总编辑助理、因捅出“水门事件”而名声大噪的鲍勃·伍德沃德的帮助下,这篇文章才勉强于2003年3月18日在第17版发表,标题是“质疑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关的说法,但布什固执己见”,但并未引起公众注意。那么,《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都给了谁呢?库尔茨研究发现,在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19日(伊战打响前一天), 《华盛顿邮报》的220余篇头版文章里,有140多篇都是“旗帜鲜明”支持开战的。可见,正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通过一系列话题的设置和引导,公众心目中外部世界的图像完成了从“反恐”到“倒萨”的转变,使美国民众的“倒萨”情绪攀升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勾结”和“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个子虚乌有的议题。三、“涉藏”:虚假议程设置的新版本“虚假议程设置”是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运用娴熟的手段。“倒萨”如此,“涉藏”亦然。有了“倒萨”的前车之鉴,我们对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在所谓“涉藏”问题上的表演看得会更加清楚。从“虚假议程设置”角度看,“倒萨”与“涉藏”如出一辙。打开当下流行的“反CNN网站”,一行“FREE IRAQ, FREE TIBET? ? ? ? ? ”(“解放”伊拉克,“解放”西藏?? ? ? ? )赫然在目,并配有相关视频。寥寥数语,一针见血,窥破一些西方人的险恶用心。“倒萨”、“涉藏”,从西方某些“战略家”的角度来看,实有内在联系。“虚假议程设置”的要害在于“虚假”,即依照常理和常态,这种“议题”并不存在。例如,长期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西方欧美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前提,是不容置疑的。而“虚假议程”却可以利用“虚假事件”和“虚假信息”使之成立。拉萨“3 ·14事件”的性质与真相有目共睹。而西方某些媒体有违新闻职业道德,随意裁剪照片,弱化图片说明,甚至冒用新闻图片,把在尼泊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在拉萨,其目的就是要虚构一个事件——“西藏人民和平示威却遭到镇压”。而这种经过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的“事件”性因素一旦虚假地“存在”,就会进入“虚假议程设置”的下一个环节——提出所谓的“议案”,欧洲议会和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所谓“涉藏反华决议案”正是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下出现的。而这种“议案”一旦经过媒体的渲染,就会影响公众对外部世界和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而这一点又是“虚假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媒介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恰如有学者所言,对于造势的媒体而言,某些问题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赋予它们特定的政治意义,并将其引入公共领域,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和讨论,经过“共同定义的过程”,从而达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动员”。

2008年民众“抵制家乐福”的情绪源——法国政客及其媒介的表演就是如此,他们上演了一个标准的“虚假议程设置”闹剧。据悉,4月6日整整一天,各种谣言在巴黎城四处流窜——“四辆大巴从布鲁塞尔运来抗议者”,“抗议行动将是非暴力的、戏剧性的”……法国电视台则不断地反复播放在英国伦敦出现的少数“藏独”分子干扰圣火传递的镜头,以及抵制奥运主要力量之一“记者无国界”负责人梅纳尔不断号召法国人前来抗议的呼吁。4月7日,法国《解放报》封面大标题是“解放奥运”,版面上用了将奥运五环变成五个手铐的画面。这明显是一种“共识动员”,煽动反对圣火传递。后来人们看到在“抗议”圣火接力的人群中,很多人就举着这张报纸,说明这种煽动已经取得了效果。而这并非偶然个案,一位中国记者在偶然地收看、收听、阅读的法国电视、电台、报刊上,发现抵制奥运主要力量之一“记者无国界”负责人梅纳尔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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