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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4 17: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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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建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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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国情调研报告(2012~2014/全2册)

青年学者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国情调研报告(2012~2014/全2册)试读:

前言

我们今天所说的“孔氏家学”,主要是就“学术”而言。汉魏之际的“孔氏家学”,指的是孔羡创建的庙学,是孔氏子弟学习的场所。但是,学校创建之前,很可能已经存在“学术”意义的“家学”称谓。《汉书·艺文志》有“孔氏学”,或“孔氏,学”之称谓,一般认为指《礼古经》而言。但并非尽指同类书,也可能是对孔氏所传学术的总称。因此,东汉时期,甚至以前,可能已经存在“孔氏学”或“孔氏家学”的说法,但主要指的是孔子及其后世子孙私家世代相传的学问,其中既包括基本典籍与思想,也包括载录孔氏子孙言行事迹的各[2]类资料丛编。当世出土的孔氏材料颇多,李学勤先生将《孔子家语》《孔丛子》之类的书称为“汉魏孔氏家学”,着眼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几千年以来,山东曲阜保存了大量有关孔子及其后裔、门徒的古迹建筑、文献资料与历史传说。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统称为“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比较广泛,除了关于孔氏子孙及其门徒的文献资料,还包括与其有关的自然遗迹与名胜古迹,也包括与其文化精神有关的民俗、民间故事与传统节日,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今人对这些文化传统的研究、继承,等等。另外,位于曲阜的颜庙和位于邹城的孟府、孟庙,也被划入本次“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调查报告的范围之内。

从概念上说,与“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曲阜现存的“三孔”建筑群。所谓“三孔”,是孔府、孔庙、孔林的统称,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曲阜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孔府,原称“衍圣公府”,位于孔庙东侧,为孔子嫡长孙的衙署,始建于明洪武十年。府内存有著名的孔府档案和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孔府现在占地约7.4公顷,有古建筑480间,分前后九进院落,中、东、西三路布局:东路即东学,建一贯堂、慕恩堂、孔氏家庙及作坊等;西路即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及花厅等;孔府的主体部分在中路,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六间等,最后为花园。孔府仿封建王朝的六部而设六厅,在二门以内两侧,分别为管勾厅、百户厅、典籍厅、司乐厅、知印厅、掌书厅,共同管理孔府事务。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庙始建于孔子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当时,孔子弟子们将其生前“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最初只有“庙屋三间”,内藏孔子生前所用“衣、冠、琴、车、书”等。其后,历代王朝不断加以扩建。现存孔庙的规模是明、清两代完成的,该建筑仿皇宫之制,共分九进庭院,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对称排列。整个建筑群包括五殿、一阁、一坛、两庑、两堂、17座碑亭,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占地约200亩。孔庙比较著名的景观有金声玉振坊、奎文阁、大成殿、杏坛等。

孔林,本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地。自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今总面积约有3000亩,郭沫若先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曲阜以西的邹城,存有孟庙,又称“亚圣庙”,乃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其规制仿孔庙,院落五进,殿宇64间,占地60余亩,规模要比孔庙小得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浙江衢州也有孔庙,乃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孔氏嫡系在孔子第48代孙孔端友率领下迁居衢州,建立家庙,向被称为“南宗圣地”。

山东曲阜作为孔子故里,一向是中外学者向往和膜拜的文化圣地。2010年7~9月,我们在山东曲阜进行了深入的走访与问卷调查,调查仅限于曲阜市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调查:第一,孔氏家学文化典籍及其研究成果;第二,孔氏家学有关的民俗、民间故事及其研究;第三,孔氏家学自然古迹与旅游胜地的利用与保护;第四,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与传统产业文化的认识与开发(包括问卷调查);第五,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本课题参加者还有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乔敏、黄振涛老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郭素媛老师。在调查过程中,还得到了曲阜师范大学张玉璞、赵东栓等先生的支持。一 山东曲阜孔氏家学文化典籍与研究(一)孔氏家学文化典籍

据我们的搜集、统计,山东曲阜的孔氏家学文化典籍,主要收藏在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孔子研究院与曲阜孔子文物档案馆。由于孔子文物档案馆未对外开放,我们没能看到其藏书情况。兹将曲阜师范大学与孔子研究院的藏书统计如下(见表1,表2)。表1 古籍续表表2 曲阜孔氏家学文化研究著作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二)孔氏家学研究现状

在曲阜众多的孔氏家学文化研究者中,有两个学者值得注意。一个是骆承烈先生,主要从事孔子故里史迹的研究,著有《孔子故里胜迹》《孔子故里史迹》《孔子故里史迹考略》《孔府档案选》等数种。尤其是他与徐振贵合作整理的孔尚任重修的《阙里志》,对于研究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另一个是唐福玉先生,对研究孔氏家学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其著作主要有《孔子故里民俗礼仪筹事大全》《孔子故里名胜风光》《孔子故里名胜门坊匾联题集》《孔子师祖后裔家谱图像》《孔子事迹图》《孔子研究资料选编》《孔庙玉虹楼法帖》《孔庙御制墨宝》《孔庙御制书法集粹》等。这对于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整理、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曲阜孔氏家学的古籍书目,主要保存于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与曲阜市文物管理局孔府文物档案馆,曲阜市图书馆与孔子研究院有少量收藏。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最早是清康熙刻本。另外,《孔子文化大全》收录孔氏家学著作殊夥。这些书目当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孔氏子孙世系、年谱类著作。古籍如《孔子编年》五卷(宋胡仔撰,清同治九年墨文斋刊本)、《孔子编年》四卷(清狄子奇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孔氏大宗支谱》(清孔昭薪撰,清道光三年刻本)、《孔子世家谱》(清孔昭统等纂修,清乾隆刻本)、《孔子世系》二卷(清刻本)、《孔子世家谱纪要》(清孔毓佶撰,清刻本)等。《孔子文化大全》所录如《至圣先师孔子年谱》五卷(清杨方晃撰,清刻本)、《孔子世家谱》一百○八卷(孔德成总裁,孔庆堃、孔令熙监修,民国版)、《东家杂记》二卷(宋孔传撰,胡氏《琳琅秘室丛书》本)、《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元孔元措撰)、《孔志》(清龚景瀚编,光绪辛丑镌版藏武陵家塾大通楼本)、《孔门实记》(清邱庆善、黎定攀编辑,清道光壬寅镌养真园藏版)等。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孔子以及孔氏子孙名、字、生卒、世系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只是众书真伪杂陈,需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如《孔氏祖庭广记》(孔元措撰)、《孔子世家谱》(元孔昭统)、《孔子世家谱》(民国孔德成)等书的记载,就有很大差异。

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综合类著作。这类著作主要以各种《阙里志》为主。古籍如《阙里谱序》(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孔子文化大全》所录如《阙里志》二十四卷(明陈镐纂修,明刊本)、《阙里文献考》一百卷(清孔继汾撰,乾隆二十七年刊本)、《阙里述闻》十四卷(清郑晓如撰,同治刊本)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曲阜发现并整理了清朝孔尚任的《阙里志》,对研究孔氏家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画像、图谱、碑石等著作。古籍如《圣贤像赞》(清孔宪兰,清光绪四年重刻)、《孔子圣迹图》(李炳卫鉴定,民国二十三年北平民社印本)、《至圣先师孔子庙碑》(清康熙刻)、《汉孔宙碑》、《圣迹图》等。

文庙研究。古籍如《文庙汇考》十卷(清蒋乙经等辑,清道光七年刻本)和《文庙纪略》六卷(清张伯璜编辑,清刻本)。《孔子文化大全》录有《文庙丁祭谱》四卷(清蓝钟瑞等撰,道光乙巳年尊经阁藏本)、《文庙从祀位次考》(清陈锦撰,光绪丙戌年秋开雕惜阴轩藏版)、《圣门乐志》(清孔尚任撰,光绪丁亥重刻本)、《文庙礼乐考》(清金之植、宋编,康熙三十年刊本)等。

孔氏家学研究类著作。这类著作,以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四卷,嘉庆元年刊本)与《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嘉庆元年刊本)为主,其中对孔氏子孙事迹的考正,不无精当之处。

孔氏家学代表典籍。这类著作主要以《孔子家语》与《孔丛子》为主。《孔子家语》有曲阜师范大学的《四部备要》(民国二年上海文瑞楼石印本)等。《孔丛子》有《孔子文化大全》的杭州叶氏翻宋本。

目前,曲阜学者对孔氏家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在《孔子家语》方面,孔子研究院的杨朝明教授经过多年努力,将《孔子家语通解》一书汇编成帙。在《孔丛子》方面,曲阜师范大学黄怀信教授独立完成其中的第十一篇《小尔雅》的研究工作,汇编成《小尔雅汇校集释》,并指导学生进行《孔丛子》一书的思想研究。关于《孔丛子》的硕士论文,近年曲阜师范大学就陆续有孙少华《〈孔丛子〉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及其材料来源》、李新民《东汉孔氏家学及〈孔丛子〉伪书公案》、郝同辉《〈孔丛子·嘉言篇〉所见孔子言行考》等。在《论语》方面,曲阜师范大学单承彬教授在《论语源流考述》基础上,开展《论语》集校集注的工作。徐振贵等人对孔尚任《阙里志》的校注,也值得关注。

曲阜现存孔氏家学文化典籍是最多的,多是对孔氏家学文化的阐释与研究性作品,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以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仅关于孔子的传记著作,就有数十种之多。(三)孔氏家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孔府文物档案馆是研究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重要基地之一。该馆于1990年开始筹建,1991年1月正式开工,1993年12月竣工。孔府文物档案馆坐落在孔府的东路,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布局的两层仿古建筑,总面积3960平方米。这是我国第一座按国家一级风险标准设[3]计、建造的私家档案馆。

孔府档案无疑是孔府文物档案馆中研究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现存档案记录了孔府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至1948年8月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与学术研究价值。

以往,孔府档案的保存比较分散。例如,孔府凡属于上、下及各州府县的行文,均保存在掌书厅书房内,由典籍官掌管;地亩册、契约、收租册,均保存在册房内;婚丧嫁娶及林庙祭祀酒席账、祭品账均保存在司房内;内务日常开支、工资账和来往宾客账均保存在账房、庶务室内;呈禀号簿、收文簿、发文簿、送文簿均保存在启事厅承启处内。以下族长衙门、百户衙门、管勾衙门、礼学、乐学、古乐传习所等,各厅房均有零星文件。1948年8月以后,这些零星文件均被收归书房保存。

1956年,国家文物局派单士元、李鸿庆分别整理孔府档案与文物,他们将孔府文物分成33大类。1956年8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馆,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进行分类整理。

孔府档案按时代可以分为八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各有分类:袭封、祀典、先贤、宗族、家谱、属员、庙庭官员、府内官员、学录、庶务、租税、林庙管理、徭役、刑讼、宫廷灾异、财务、文书等。

孔府档案资料丰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面貌。例如,宫廷政治方面的资料,记载了封建王朝登基、建储、巡幸、崩逝、柑庙配天、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以及各种典籍制度,其中有奏折、京报、邸抄、公文簿册等;孔子祀典方面的资料,记载皇帝驾幸阙里,御祭孔子,赐给供器、匾联,遣官祭祀等;孔氏子孙的袭封与教育方面资料,记载了孔氏子孙袭爵受封,设置孔氏职官以及家学、庙学职官,奉祀各先贤等;宗族内部管理方面的资料,记载了孔氏宗族支谱宗法族规、家庭事务,优免孔氏杂差徭役赋税等。另外还有林庙、庄务、府务等方面的管理情况等。

孔府文物档案馆藏有孔氏家学遗著。例如,明孔尚任《阙里志》,就是被偶然发现的。据整理者孔祥林等人介绍,孔府还藏有孔尚任木版《阙里志》。根据孔祥林整理的《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该书凡二十四卷,其中卷一、卷九、卷十、卷二十四佚。该书详细记载了孔氏家族的各方面资料,分类翔实,资料丰富。如卷十八《著述志》,以经(40种)、史(25种)、子(15种)、集(36种)四目分类,收录了先秦至明孔氏子孙的著述,凡116种。卷二一《典谟志》收录诏、诰、敕、手谕、面谕、祭文、碑、赞等文献资料,上自南齐、下迄康熙二十五年;卷二二《艺文志》收录历代表、奏疏、碑记、辩、赞等;卷二三《史志传》记载历代孔氏子孙事迹,分世家、列传、志铭、小传四类。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孔氏家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当然,由于编纂者皆孔氏子孙,其中不免有虚美成分。

目前,孔府文物档案馆现存古籍文献种类有2000余种,大多数为孔氏子孙搜集、购买的儒家文献。据文物档案馆一位姓孔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内部人员正在进行古籍文献整理的工作;据熟悉古籍情况的曲阜师范大学的几位老师说,文物档案馆缺乏这方面的专家和人才,仅靠他们不可能完成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

另外,档案馆的建筑,基本上属于清代、民国期间的二层楼阁,应该属于国家保护建筑物。将这种地方作为档案馆的工作、生活区域,不利于曲阜市古代孔氏家学文化建筑群的统一安排、和谐布局和整体美观。孔府文物档案馆将工作区域与古籍珍藏区域分割开来是值得当地政府关注的。

有鉴于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作为研究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重要参考资料,孔府文物档案馆有必要在严格管理程序、加强监管力度基础上,采取适当对外开放阅读模式,让这些古籍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仅仅将它们作为一种物质遗产是一种极大浪费。曲阜有高校,有孔子研究机构,也有众多的致力于孔子文化研究的科研人才,如果让他们接触到这些珍贵的书籍,相信他们能够做出很大的科研成绩。

第二,各种主客观因素是造成孔府文物档案馆无法与科研市场、文化市场、经济市场接轨的重要原因。我们当然不能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牺牲对这些文物的保护,但也不能以保密等敷衍塞责之词为借口,将研究者拒之门外,丧失这些文物必要的文化价值。

第三,如果有些古籍确属珍品,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向读者开放。例如,国家图书馆将很多古籍做成胶片,让读者查阅,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第四,据孔府文物档案馆负责人介绍,这些古籍资料,还没有做成书目,非常可惜。自从南京大学协助整理分类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孔府的文物档案资料竟然连基本的目录都没有建立起来,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曲阜文物档案馆应该尽快组织有关人员,分类登记馆中收藏,以四部分类标准整理出简明的古籍书目,以备检索。

相信,在当前资金充足、人员充实的条件下,以上的愿望能够很快得以实现。二 孔氏家学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及其理论思考

在21世纪经济大潮中,孔氏家学的自然、人文文化遗产在被后人继承的同时,也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创新。这种创新,除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当然也有对人类精神、文明、信仰、文化的追求与热爱。(一)孔氏家学的文化精神

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文化活力与学术魅力。为了丰富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保持其持久的文化生命力,并使其进一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曲阜当地政府与人民,在继承传统孔氏家学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深入开掘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宝库,以形式多样的文化、学术活动,向世界展示着孔氏家学的文化精神。

什么是孔氏家学文化精神,以往学者未曾解释,按照我们的理解,从狭义上定义,指的就是孔氏子孙世代相传形成的家族传统与文化精神。

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定义为:孔氏家学文化精神,不仅包括孔氏子孙世代相传的家族传统与文化精神,也包括孔门弟子世代相传形成的文化传统与学术精神,还包括以孔子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儒学思想与儒家精神。

孔氏家学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主要是: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主体思想理念是儒家思想,但对其他学派的思想也有兼收并蓄的作用;政治上提倡积极入世,文化上提倡继承创新,思想上提倡兼容并蓄;具有强烈的家族与民族认同感,重视家族、宗族关系,强调民族感情;尊奉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勇、诚、廉、耻等传统儒家道德信条,对外以礼为先,对内以孝为首。(二)孔氏家学文化精神传承活动

在深入挖掘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文化精神方面,曲阜市地方政府在山东省、济宁市政府的领导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

孔子文化节 1984年,曲阜地方政府提出了纪念孔子诞辰的想法,随后开展了“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1989年更名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其后,曲阜历年都举办与孔子文化有关的文化、学术、旅游、经济、科贸等相结合的活动。2004年,济宁市政府与曲阜市政府开展了第一次由政府牵头的祭孔大典活动。2006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同意在曲阜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2007年,经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孔子文化节”成为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大型文化节。“2010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于2010年9月28日在曲阜开幕。开幕式演出的大型歌舞《杏坛儒风》,充分体现了以挖掘、整理、弘扬济宁市当地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保护濒临失传的绝技绝活为目的,集中展现了济宁市当地的唢呐、琴书、渔鼓、武术、阴阳板、杂技等一批具有浓郁鲁西南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与宣传做出了一定成绩。

世界儒学大会 世界儒学大会发起于2007年9月,是由国家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孔子基金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孔子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国际性儒学盛会。第一届在曲阜召开,第二届在北京召开。

祭孔大典 祭孔大典始自2004年曲阜公祭孔子,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的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的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曲阜祭孔大典共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每年都有不同祭文,至今为止,杨佐仁、金庸、范曾、杨朝明、单承彬等分别为祭孔大典写过祭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 2005年9月29日,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用于表彰教育领域,特别是农村教育和扫盲领域、妇女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突出贡献的个人。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2010年8月26日,“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尼山隆重召开,80余位学者围绕“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的主题,针对当代社会的社会责任、社会信用、包容多样、和谐共融[4]等问题展开讨论,试图打通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话渠道。

以上这些活动,在继承孔子教育思想、传承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推动地方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挖掘

在新时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浪潮中,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指导与调控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在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下,曲阜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这一品牌,不断开发出形式多样的产业型品牌,既丰富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内容,产生了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又带动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中,英语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可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们对文化产业本质的把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山东曲阜对于“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态度,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作为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的“手段”,也就是说,“传统”正在成为当地促进“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二是地方高校(如曲阜师范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如孔子研究院)则主要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作为研究、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目标”。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背离还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地方高校科研机构,还是地方政府与民间,大家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神(如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正在逐渐消亡。台湾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昭瑛指出:“在中国现代主义的框架里面,如果说现代性、现代主义是一条无法避免的道路,是一种已经确定的走向,那么现代主义框架中的传统主义要得到相当的重视。可以让传统主义得到更多的分量,或者说可以平衡现代主义[5]和现代性所带来的冲击。”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将两者密切结合的问题。

另外,根据全国其他学者、政协委员的意见,结合我们的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策划做一下深入分析。

2008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山东一政协委员提出了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案,[6]遭到了108名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据当时中国校园网在网上的调查,有九成投票者反对这个设想。“中华文化标志城”计划以邹城、曲阜两市为依托建立一个300平方公里的文化区域。我们在曲阜、邹城两地进行了实地走访,对象有农民、工人、学生、大学教师、个体经营者,大家的态度不一。

我们问卷调查了56人,支持的有26人,占总人数的46.43%;不支持的有25人,占总人数的44.64%;持“无所谓”态度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8.93%。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这些中间者往往是持反对意见者居多。但是,肯定和否定意见的人数大致接近的事实,说明这项工程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会招致一片骂声。很多人从发展地方文化与经济的角度考虑,认为这项工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反对者也不少,关键是在资金来源的问题上存在很大担心。

此外,我们还走访了一些人,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大致接近。

张某(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现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正在进行中,我认为现在主要的工作计划是,围绕南至蒙山、西到兖州、东到泗水、北至尼山这个范围,进行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将来根据调查的结果,首先做好现存文物的保护,而不是急于营建新的文化建筑。

某男(出租车司机):这个工程很好,可以增加新的旅游景点。但是,就是花费太大,曲阜没有这么多钱。

孔某(孔府文物档案馆负责人):我们支持这项工程,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曲阜的文化知名度。但是,花钱太多,将来收益与投入是否合理,是一个问题。

张某(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不支持这类工程。

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对待“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态度,在高校教师、学者、政协委员和学生中,反对者居多;在地方政府官员、普通民众中,支持者居多。大家共同的顾虑是投资太多,担心给地方财政带来困难。如果解决了投资的问题,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支持这项工程。从地方普通民众的眼里来看,他们认为,这种工程会给地方带来经济利益,会给他们带来实惠。但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讲,全国政协委员和高校师生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山东省提出的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未必就是一项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在提出某项工程之前,能多听取一点群众意见,多一点实地走访和调查的工作,除了领导意志以外,再加上群众评议的程序,然后在可靠数据与大量意见反馈的基础上,再对这类问题做出抉择,或许会比绕过对群众的调查直接提出议案要高明得多,也具有说服力。

既然山东省政府与济宁市、曲阜市政府曾经有过这样的考虑,部分官员和群众也有这样的愿望,能否在论证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方案,供全社会来讨论?2008年出现的负面影响,以及目前的这样结果,都是缺乏必要的调查与论证过程的后果。如果任何工程上马之前,都是建立在大量、可靠的数据基础上,相信不至于引起媒体与大众的误解。(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的关系

当然,从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看,曲阜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对文化产业服务的项目上,在文化产业的深开发方面,还做得不够。比如,孔子文化节、世界儒学大会、尼山论坛活动,大多属于对“传统”的研究与继承,在“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还需要有所思考。

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就要面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问题,孔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或高校,对“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尤其是《论语》《孔子家语》与孔子世家谱、画像、图谱、碑石、礼俗等研究成果斐然。而当地政府与其他机构在对“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继承、挖掘、利用与发扬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孔子文化节、世界儒学大会等,就是“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典型案例。“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属于“传统”,而针对这一课题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利用的措施,则是对“传统”与“现代化”结合的尝试。“传统”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十分珍惜的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传统”具有更加深刻的文化意义。在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现代化,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将“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或者彻底摒弃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将“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强调“全盘西化”。那样的话,不但会失去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尊严,而且会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彻底沦为西方思想的奴役。

对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近代国人好言现代化,却似不好言传统。因现代化实指西化,而传统则仍陷在守旧[7]中。唯西方人亦未尝不尊重传统。”他进一步论证,西方人也讲民族感情,如民族、语言、宗教、学术等皆属传统。因此,高度的“现代化”,并不能与“传统”彻底割裂开来。中央美术学院邵大箴教授说得很有道理:“既然我们正在建设现代社会和走现代化道路,我们就无法回避现代性问题。只是必须明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现代性的标准,‘现代性’是与现代社会物质环境相适应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艺术的审美追求。对各民族来说,它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没有什么统一的国际标准。”“传统艺术内容中含有的人性、人情等,具有持久的价值,在形式上的创造也有永恒的意义,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有所变革以适应新时代的[8]审美需求。”“现代化”与“传统”,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传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守旧”,而是包含了开放意义上的“创新”的“现代化”;“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相反,它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具有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更进步意义上的新的“传统”。

具体到“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而言,它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人们对其精神的深刻阐释与重新理解,已经被打上了更多现代意义的思想烙印。对于过去而言,它是“传统”;对于今天而言,它蕴含了很多“现代”精神;对于后世而言,它又是更丰富、更科学的“传统”。“传统”借助“现代化”而焕发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现代化”借助“传统”上位,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保障。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互为“目的”,互为“手段”。

当然,如果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而言,“传统”很难与“现代化”完全结合。王国维曾经说过:“欲学术之发达,必视为手段而后可。”“未有不视学术为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9]而已。”但自戊戌变法以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与谭嗣同的《仁学》,皆为当时与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正如王国维所言:“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10]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

客观上说来,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还是比较成功的。即在没有破坏“传统”的思想体系与知识结构的基[11]础上,去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我们对“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借鉴这个经验。我们现在所处的学术环境,还是相对自由和宽松的,开展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并非如清儒一样完全钻入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与现代完全割裂。其实,只在书[12]本上做学问,正如梁启超所言,可能有一大半是白费工夫。“世事练达皆学问”,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正处在一个传统理想、信仰有所缺失的时代,如何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为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发挥作用,是需要我们共同探讨的课题。

但是,“现代化”不能背离“传统”的文化精神,这是一个底线。因此,为了给后人留下更丰富、更科学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认真对待“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工作,不能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违背文化、学术的价值规律,在历史上留下笑柄,给后人留下遗憾。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遵循学术与文化的基本规律,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创造更多、更好的“现代”文化精神产品。

但“传统”与“现代”的隔离,必然造成人们对两者的严重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也有其相互融合的一面。如果仅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来打造,势必是对这一文化遗产的思想践踏与文化亵渎。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不仅不会带来现实性的经济利益,反而会为当地经济发展套上一个无底洞式的枷锁,更会对现在的孔子文化节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对“孔氏家学文化遗产”造成无谓的损害。三 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现代开发与现实保护

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是一对矛盾体。当地政府在大力开发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市场潜力的基础上,必须在保护方面下大力气,跟上文化开发的步伐。(一)合理开发孔氏家学文化遗产

曲阜流传着很多关于孔氏家学文化的民间传说。20世纪60年代,曲阜地方文化部门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文学;7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相继刊载了《孔子的故事》《曲阜三宝》等民间文学作品;80年代,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孔子故里的传说》(孟昭正主编),收录传说故事42篇。同时,曲阜在当地广泛开展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编辑出版《曲阜民间文学》。其中,与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有关的民间故事为数不少,如“尼山的传说”对孔子出生与成长多有神异色彩。后来,曲阜师范大学陈金文出版《孔子传说的文化审美研究》(齐鲁书社,2004),从文艺学角度,对孔子的民间传说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都是文化保护方面的积极成果。

为了进一步加强孔氏家学文化与产业经济的结合,曲阜市政府本着“走出去、引进来”的原则,与其他经济实体合作,在民间文化开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2007年,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曲阜投资兴建了“曲阜文化商品进出口基地”,这是我国首家民族民间文化商品进出口基地,将建设成民族民俗文化影视拍摄[13]基地和中国民间艺术品制作培训基地。

至于曲阜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定位问题,有人曾做出这样的解释:“曲阜文化产业园战略定位应该是:面向国际化、市场导向与政府主导结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并举、实施文化产业精品与珍品的开发、发展文化产业与文物保护并[14]重。”“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从内容上来说,文物保护分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两类。前者指文物古迹,后者指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某种文化[15]现象,也就是“存活于特定人群内的文化传统”。就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而言,包括“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及其周围所有与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有关的建筑、园林、宗祠等,与孔氏家学有关的古籍、古迹、画像、宗谱、出土文物等相关文化遗产,传统习俗、民间信仰、民间工艺、传统名吃、风土人情等。充分开发这方面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生性,重视其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整个曲阜与孔氏家学有关的文化遗产,统一涵盖在“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这个大范畴内,具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作为中国非物质遗产成果,实现与世界著名遗产的对接,从而为开发这一品牌创造更为有利的空间与条件。二是可以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与现实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顺利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从而更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孔氏家学文化遗产”这一品牌。

可喜的是,曲阜人民已经重视孔子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他们在对被誉为“曲阜三宝”的楷木雕刻、尼山砚台、碑帖等传统工艺品的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成绩;目前,《孔庙祀典》是山东省唯一一项入选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候选项目,《祭孔大典》《鲁班传说》等4个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16]化遗产名录。(二)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经济全球化给人们带来更多利益的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也是相当严重的。罗杨认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可谓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充分认识,总体环境不断向好。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飓风愈演愈烈,因此,文化遗产的实际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尤其是一些地方颇具热情的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中的一些生产性改造、活态性改变,不仅改变了非遗的原生态和民间文化的[17]属性,还丢失了非遗的纯洁性。”事实上,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管理者知识缺陷、管理常识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措施跟不上开发进度方面的原因。例如,2001年,中新网报道的国家文物局认定的孔庙文物的毁坏新闻:“2000年11月,孔庙内一通元代石碑‘御赐尚酝释奠之记碑’,被‘三孔’的管理机构曲阜孔子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保卫科一职工违规在孔庙内驾驶汽车撞毁,损失已无法弥补。同年12月,该公司布置在‘三孔’内进行卫生大扫除,又发生了以水直接冲洗或擦拭古建筑和碑刻的罕见事件,造成油漆彩画的直接损失与[18]保护古建筑、碑刻的隐患。”

为了加强对曲阜市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曲阜市地方政府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采取了适当措施。

第一,修缮、维护古旧建筑。为了抢救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毁蚀,曲阜市政府投资600万元,历时3年,将颜庙复圣殿修缮一新。在坚持“保护文物古建筑原貌、不破坏文物价值”修缮原则的基础上,充分保留了颜庙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二,积极引入外资,在保护基础上加强文化遗产的开发和推广。2005年,欧盟亚洲城乡合作计划曲阜工作室正式挂牌。根据项目计划,欧盟将拨款75万欧元,与曲阜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旅游经济振兴等方面进行长期合作。本次合作主要有鲁城遗产目录、曲阜古老城市的保持与推广、曲阜遗产推广、实验项目、人员培养等5个项目。[19]

第三,制定了片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近年来,曲阜片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有序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

第四,成立田野文物看管队伍。截至2009年5月,曲阜市12处孔林之外的重要文物遗址的田野文物看管员全部到岗到位,并与曲阜市文物局签订了文物保护合同,开创了山东省田野文物保护管理的新模式。(三)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根据我们对“三孔”等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的调查,认为“满意”的有2人,占总人数的3.57%;认为“基本满意但还需改进”的有38人,占总人数的67.86%;“不满意”者有16人,占总人数的28.57%。从满意度考量,曲阜地方政府还需要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因为就目前“基本满意”和“不满意”的人数看,毕竟占总人数的96.43%,说明在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曾经实地走访过以“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为主的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景点,很多市场化的东西与古代建筑物格格不入,触目惊心,确实让人感觉不舒服。例如,“三孔”周围有很多小商小贩临街摆摊,人力车穿梭不停,行人、车辆来来往往;与“三孔”比邻而居的,往往是乱七八糟的民居、商店或旅馆,甚至还有政府性办公机构,严重影响了“三孔”的文化形象。更为糟糕的是,“三孔”内部,个体摄影者、文化商品店、小卖部、小吃店等,比比皆是。尤其是,这些小商小贩存在严重的欺骗顾客的行为,甚至存在出租车或人力车将顾客故意带到个体承包的景点敲诈顾客的行为。这严重破坏了“三孔”建筑的和谐,给人的感觉是“三孔”没有了历史感与文化属性,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大杂院。长此以往,与曲阜孔子文化有关的景点,将会很快被湮没在诸多现代化元素之中,最终丧失了它的人文价值。

我们曾经去过很多保护性措施非常严密的景点,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有的景点,严格限制商业性经营网点与景点建筑的距离,外来车辆、商贩绝对不许进入景区;在景区周围一定距离之内,不允许存在与景点不统一的建筑物,更不许存在商业性经营活动。

在景区,我们曾经有过受骗的经历。这些经历,破坏了我们游览的好心情。如果采取将商店、旅馆、饭店等建立在景区之外,商贩、车夫等不能进入景区,外来车辆一律停放在景区之外等措施,无疑会增加景区的人文特征,提高当地的旅游形象。

据我们调查,曲阜与周边县(市)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大的“孔氏家学文化圈”,将西面邹城(孟子故乡),南面滕州(墨子纪念馆),东面临淄(齐国稷下学术的发祥地)与滨州(孙子故乡),北面齐、鲁长城等,都划入这个大文化圈内,这对于提升地方文化的品牌,整合地方文化实力不无裨益。四 曲阜孔氏家学与传统文化问卷调查与分析

2012年8月,青岛科技大学赴曲阜文化流失现状调研团曾经对曲阜传统文化的流失状况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认为对中国的仁、义、礼、信、忠、孝、廉、智“经常使用”“偶尔使用”“从来不使用”的比例分别为4.5%、63.6%、31.8%,从统计数据看,大多数还是偶尔使用的,但是从近1/3的“从来不使用”的人数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流失,且流失量很大。当问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看法时,有近60%的人认为这些非常传统的文化正在远离,甚至消失。

结合我们的调研选题,我们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曲阜师范大学的“90后”本科生及部分“80后”研究生。问卷内容主要是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其中也有对当今曲阜地方文化政策的认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中心国情调研问卷调查

1.您的身份

A.本科生 B.研究生 C.教师 D.其他

2.您了解“孔氏家学”的含义吗

A.熟悉 B.了解一点 C.不清楚

3.您去过“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吗

A.去过一次 B.去过多次 C.没去过

4.您对研究孔氏家学或儒家思想的认识是

A.很有必要 B.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没有必要 C.说不清

5.您认为孔子与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观念在曲阜还存在吗

A.完全不存在了 B.部分观念还存在 C.观念存在,但影响很小

6.您了解孔氏家学的哪部著作(可多选)

A.《论语》 B.《子思子》 C.《孔丛子》 D.《孔子家语》

7.您认为孔氏家学或儒家的思想观念对现代社会有何影响(可多选)

A.对当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有积极影响

B.对现代社会传统思想的维护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一定消极作用

C.没有任何影响

8.您如何认识和评价每年一届的孔子文化节(可多选)

A.重在宣传孔子文化,对继承传统文化有完全的积极意义

B.面子工程,劳民伤财

C.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有形式主义的消极影响

9.您怎样认识世界孔子学院、国内孔子研究院的建立

A.对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多多益善

B.文化影响已经很大,适可而止

C.有的学术与文化价值不大,应该减少

10.您对“中国文化标志城”一类的策划有何评价

A.文化历史价值很大,非常支持

B.经济考量大于文化意义,不支持

C.无所谓

11.您认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一类的活动

A.有意义B.毫无意义C.不知道

12.您对现代社会对“三孔”等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政策满意吗

A.满意B.基本满意,但还需改进 C.不满意

13.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文化主体理念是什么

A.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B.包括儒、释、道等传统思想的国学

C.没有清晰的文化理念

我们共发出60份问卷调查,收回56份。其结果见表3。表3 调查报告统计

根据统计数据,现将主要结果分析于下。

对于“孔氏家学”的含义,回答“熟悉”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5.36%;回答“了解一点”的有29人,占总人数的51.79%;回答“不清楚”的有24人,占总人数的42.85%。这个结果,对于“孔氏家学”来说,“不清楚”的比例超过40%,比例还是不小的。

对研究孔氏家学或儒家思想的认识,回答“很有必要”的40人,占总人数的71.43%;回答“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没有必要”的有2人,占总人数的3.57%;回答“说不清”的有14人,占总人数的25.00%。总体上看,我们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对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观念在曲阜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回答“完全不存在了”的有3人,占总人数的5.36%;回答“部分观念还存在”的有18人,占总人数的32.14%;回答“观念存在,但影响很小”的有35人,占总人数的62.50%。我们推测,认为“部分观念还存在”的人中,应该全部或多数来自农村的地区,因为传统价值观念在这些地方还具有较大的影响;回答“完全不存在了”的3人,应来自经济基础较好甚至是以经商为主的家庭;回答“观念存在,但影响很小”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城市或农村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这些学生的回答,当然不是以个人对这些观念的接受程度为前提的,而是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为标准的。这说明,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传统价值观念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也随之丧失了。这不是教育的失误,而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对孔氏家学或儒家的思想观念对现代社会有何影响的问题,19.64%的人认为“对当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有积极影响”作用;80.36%的人认为,“对现代社会传统思想的维护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一定消极作用”。这启示我们,如何研究、继承和利用孔氏家学、儒家思想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复兴的原因,就“全盘孔化”“全盘儒化”,继承、创新是一个剔除糟粕、取其精华的复杂过程。没有专门的人才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参与,要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

对于曲阜现在每年举办一届“孔子文化节”的问题,认为“有完全的积极意义”的有4人,占总人数的7.14%;认为是“面子工程、劳民伤财”的有8人,占总人数的14.29%;认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有形式主义的消极影响”的有44人,占总人数的78.57%。从调查结果分析,“孔子文化节”显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更多的经济、政治的考量,与“孔子文化节”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孔子文化节”的文化形象,将这个节日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疏远开来,而成为政府、企业的大聚会。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很多节日之所以长久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的需要而推动的。如果仅靠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学生帮忙的形式举办“孔子文化节”,它的影响力、吸引力就会逐渐消退。

对于“孔子学院”“孔子研究院”一类的机构设置,认为“文化影响已经很大,适可而止”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17.86%;认为“有的学术与文化价值不大,应该减少”的有14人,占总人数的25.00%;认为“对于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多多益善”的有57.14%。通过这个数据,我们不能说“孔子学院”真的在世界上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可以适可而止或减少了。答卷者很多人对“孔子学院”不了解,这就需要我们除了向世界推广“孔子学院”,还要在国内加大宣传、介绍力度,首先让国内对孔子学院有个正确、清晰的认识。在这件事上,我们在国外做得很多,但具体成绩如何,反响如何,国内媒体没有详细的跟踪报道。国内的孔子学院总部,应该加强与媒体联系,通过简报或通信形式,及时将国外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情况通报给国内。

对于我们关心的“文化主体理念”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30.36%的答卷者认为我们现在“没有清晰的文化理念”;21.43%的人选择了“包括儒、释、道等传统思想的国学”,其他人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反映一个事实是,人们的理念与认识是跟随时代而变动的,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长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调控下,文化建设大大滞后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显然没有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曲阜仅是一个个案,但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五 关于曲阜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政策建议

曲阜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是孔氏子孙及其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从文化感情与历史渊源上来说,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努力丰富其文化意蕴,使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通过调查和思考,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和建设方面,应该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济宁市和曲阜市政府,应该加大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开发、利用的力度。对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要虚心听取建议,将解决孔氏家学文化遗产方面存在的问题落到实处。同时,要积极引进科研人才,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结合起来,真正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介绍到全国,推广到世界,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地方政府应该下决心,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的主要景区如“三孔”等,与居民区、商业区、政府或民间的办公区域,严格隔离。要做到搬迁、隔离相结合,政策引导与舆论宣传相结合,政府疏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逐渐将景区内部、周围的“现代”元素剥离出去。如果景区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完全被“现代”元素所覆盖,或者说地方政府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思想和科学合理的措施,那么景区的生命力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对于占有独特文化资源的曲阜师范大学来说,应该加强传统教育,尤其是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在本科生中的学习力度,大力培养这方面科研人才。

第四,“90后”大学生大多数认为传统文化价值中一些具有优秀传统的思想,在当今社会逐渐丧失了。这不是他们的误判,而是实实在在让他们感觉到的事情。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保护。地方政府因为政绩的原因,往往爱将“经济指标”“招商引资的数量”,或者将干部所谓的“开拓精神”“有闯劲”等其他因素,作为考察、培养、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这必然促使很多地方干部做出孤注一掷的事情,即为了经济发展不惜丧失传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第五,需要加强学术机构之间的学科联系,研究、开发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中优秀的文化思想。目前,当地孔氏家学文化研究机构不少,但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造成了选题的重复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第六,高素质的研究人才还是比较匮乏。孔氏家学的文化遗产与儒家思想、精华与糟粕杂陈,如何去伪存真,继承、创新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为现代社会所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索、正确对待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一锅烩”,将孔氏家学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思想都照搬过来。关于这方面的工作,需要专门人才来研究、甄别才行。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与高校下大力气,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拓宽人才引进的渠道,增加对人才引进的投资。曲阜是一个县级市,各方面资源都比较匮乏,没有“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用人政策,要想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对地方政府的智慧和勇气是一个挑战。

第七,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要重视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要具有自己的文化品牌,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根据调查,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过度重视经济建设,无法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是否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实现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是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现在,我们虽然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但还是将“文化”与“效益”紧密挂钩,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其实,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经济强县、经济强镇,缺少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大省”“文化强县”。例如,在曲阜周边有长勺之战遗址、齐长城、古嬴城、唐经幢、古牟国遗址、明雪蓑“玄之又玄”碑、笔架山(王羲之碑林)等,而在地方政府自己的城市名片上,不是从这方面下功夫,而是反复以“三辣之乡”“绿色钢城”“航空运动之城”“布鞋城”等带有浓厚经济色彩的称呼冠名。这些称呼,放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可以的,根本没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如果我们能像埋头搞经济那样,专心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考虑个人的成败得失,真心实意为社会、为人民做点实事,长此以往,文化形象上去了,就会带动其他产业的配套发展。很多古色古香的原始村镇与自然景观,之所以引起游客的极大兴趣,就在于它们没有被后人过度开发,保护措施到位。

我们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看到了很多原生态的自然、人文景观,很多文化遗产无人问津。由于很多地方主要官员来自其他省市,对本地区文化遗产不熟悉、不了解,再加上“临时思想”和“过渡思想”的缘故,一般不太注意地方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如何解决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矛盾,真正将“执政为民”的政策落到实处,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1] 孙少华,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

[2] 谢祥皓:《中国儒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327页。

[3] 王俞:《孔府文物档案馆落成》,《山西档案》1992年第6期。

[4] 陈静、郭潇雅:《“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布会举行:信仰问题成关注热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

[5] 陈昭瑛:《现代性艺术潮中重视传统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

[6] 陈晓舒等:《108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背后》,《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21日。

[7]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30页。

[8] 邵大箴:《传统与现代并非两相对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

[9]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于《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第79、80页。

[10]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于《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第79页。

[11] 对于他们这种做法,古文经学家未必完全赞同。

[12] 梁启超云:“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载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2003)。

[13] 程伟光:《曲阜建民间文化进出口基地》,《光明日报》2007年2月8日。

[14] 樊纪相、高翠:《曲阜文化产业园发展战略初探》,《现代经济信息》2008年第6期。

[15] 王亚南:《慎避非遗社区化保护误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14日。

[16] 吕光社:《曲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用并举》,《大众日报》2010年8月16日。

[17] 罗杨:《民间文化的本色不能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14日。

[18] 尹丹丹:《国家文物局认定曲阜孔庙文物遭受严重毁坏》,中国新闻网,2007年2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2001-02-16/26/70652.html。

[19] 柴安东、张刚舜:《欧盟无偿提供75万欧元保护孔子故里遗产》,《济南日报》2005年7月4日。北京地区票房的历史与现状——以“北票联”为例[1]李芳

内容提要:“票房”最早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指的是一种由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共同研习、欣赏传统戏曲和曲艺艺术的团体。票房的最早参与者以满族旗人为主。在清代、民国期间极为盛行,对于传统戏曲、曲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参与者而言,票友大多是生活无忧的富家子弟,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艺术钻研之中,艺术水准普遍达到很高的层次;从整体组织而言,票房定期举办活动,不但提升了所有参与者的艺术水准,更推进了整个艺术的向前发展,并扩大了戏曲曲艺艺术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票房”流传至今,无论在活动场地、组织者、参与者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与清朝、民国时期有了显著的不同。为厘清票房发展的各个阶段,认清历史与现状的联系,本文以对北京地区现存票房状况的调研为基础,从文献调查和现状调研两个方面着手,采用古典文献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力图对“票房”这一戏曲、俗曲活动的组织形式从出现以来延续至今的存在状态做一全面的了解与研究。引言“票房”一词,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逐渐失却了原有的意义。如今,提起“票房”,大多数人联想到的是大片、名导演和明星;在影视圈争相大规模投资制作风潮之下,“票房”已然被定义成随之带来的蒸蒸日上的电影收益。从其字面上看,“票房”的确容易让人理解为售票收入。实际上,追源溯流,“票房”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最初与门票、利润毫无关联。“票房”作为一个全新词语,最早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指的是一种由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共同研习、欣赏传统戏曲和曲艺艺术的团体。票房成员大都以自娱自乐为主,偶尔受邀在大户人家或茶馆酒楼演出,非但分毫不取酬劳,甚至连车马、茶水均自备。

票房的最早参与者以满族旗人为主。满族人有着以歌舞传情达意的天性与传统,无论男女老幼,皆能歌善舞。历史上,满族的君王贵族就有在重要场合随乐起舞的习惯。清朝定鼎之初,江山未稳,征战连绵,为慰藉来自四方的出征将士,有旗人专门在军中演唱俗曲,以解思乡之情。朝廷特地为这些旗人颁发表明身份的“龙票”。在得胜回朝之后,这些曾经随军演唱的旗人们,把在军中聚众演唱的方式带回北京。由于旗人在清朝的特殊身份地位,他们具备足够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投身于戏曲和曲艺的表演。因而,这种凭兴趣而集结的演唱方式,形式日益固定,规矩日益完善,有着固定的表演场所,有组织,有成员,有一系列的表演程序,最终形成了一种“结社”的形式,称为“票房”。

票房这一特殊的组织,在清代及民国期间极为盛行,对于传统戏曲、曲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参与者而言,票友大多是富家子弟,生活无忧,故而能够全身心投入艺术钻研之中,艺术水准普遍达到很高的层次;其次,从整体组织而言,票房定期举办活动,不但提升了所有参与者的艺术水准,更推进了整个艺术的向前发展,并扩大了戏曲、曲艺艺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遗憾的是,清代虽然距今未远,但因戏曲、曲艺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消遣,票房相关的资料留存较少,有关票房的历史情况已经鲜为人知。票房流传至今,无论在活动场地、组织者、参与者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与清朝及民国时期有了显著的不同。为了厘清票房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历史与现状的联系,本次调研从文献调查和现状调研两个方面着手,采用古典文献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力图对“票房”这一戏曲、俗曲活动的组织形式从出现以来延续至今的存在状况做一全面的了解与研究。

在文献调查与辑录方面,本次调研全面发掘了清朝至今的文献资料中对票房的记载。文献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各大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所藏古籍资料;已经影印、点校、出版的历史、文学文献,包括清代史籍、笔记、诗歌、戏曲、小说、俗曲和流传至今的回忆录、传记,重点是清皇族宗室成员撰写的作品,借以了解清代、民国期间票房的基本状况,包括成员的组成、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等。

在田野调查与记录方面,本次调研力争参加在北京和天津现存票房的一些重要活动,并从活动的组织工作开始,至活动开展、结束的完整过程作录影以保存资料;对票房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进行访谈、录音,了解现存票房参与者的生活状态、票房成立与运作的具体情况、票房组织工作的开展、票房对现代社会中古典戏曲传播的重要作用。一 研究回顾

对于票房的记载和研究,集中在票房的起源、命名、成员和活动等几个方面。下文将利用现存文献资料,对其进行详尽梳理。“票房”始于清朝乾隆年间,它的来源与清代八旗子弟有着密切的联系。民国著名票友张伯驹先生曾有诗云:“八旗子弟气轩昂,歌唱从军号票房。大小金川争战地,不教征戍尽思乡。”诗后并自注云:票友“其始在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后凡非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票友矣。”[2]此种说法,在北京戏曲、曲艺界流传已久。乾隆在位期间,在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曾两次派兵征讨川西藏区大金川、小金川。长年的征伐,让军中将士屡发思乡之情,唯有以家乡曲调宽慰其怀。据传,这一境况还促发了数种著名的曲艺种类的产生,如子弟书、岔曲等。

子弟书和岔曲是清代八旗子弟创制的重要曲艺种类。这两种曲艺形式在创制初期,其创作者、表演者、观众、表演场所、表演方式,都与票房密切相关。故此,学界在讨论子弟书和岔曲这两种曲艺形式时,都会对清代票房有所涉及。关于子弟书的产生,任光伟先生提出子弟书源于“清初流行于军中之乐曲”之说,由于该说涉及子弟书的渊源、形成、派别等诸多重要问题,传播最远且影响最大,并为众多曲学论著、辞典采用,故将其说全文引录如下。

子弟书渊源于清初军中流行之民间俗曲。当时清廷频于边事,八旗子弟远戍边关,军中寂寞,常将悲怨之情形之于歌,便逐渐形成一些具有讲唱特点的俗曲,如“边关调”“马头调”“太平歌”“打草干”等。云南《续禄劝县志》载:“大理俗好唱打草干,一名打草秆,昔辽士戍滇,牧场打草,有思归之心,因为此歌。昔音凄怨。”乾隆庆祝其“十全武功”,凯旋时,曾明令八旗军士载歌载舞进北京。据传说,阿桂将军部战士即用这种边关小调,配以八角鼓演唱了一些歌颂生平、夸耀武功的说唱。京都为之轰动,称其为八旗子弟乐。不久,北京的一些八旗子弟参照弹词开篇,运用民间十三道大辙,创作出以七言为体的一种书段,佐以三弦再合之以八旗子弟乐之曲调,即成为最早的子弟书。因其最早演出于东城,后来人们称它为东韵子弟书。稍后,北京西城某些王公贵戚的子弟,参照东韵子弟书的形式,在曲调上适当吸收了部分昆曲的特点,又创出一种新的流派,自称“西城[3]调”或“西韵”。这就是最早东、西二韵子弟书之由来。

关于岔曲的产生,有如下的两种记载,为研究界们普遍采用,在说法上大同小异。清朝旗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满人创制岔曲的过程,“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牌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简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称脆唱,皆[4]相沿之讹也。此皆闻之老年票友所传,当大致不差”。

故宫博物院1935年编《升平署岔曲》,其引言曰:“岔曲为旧京八角鼓曲词之一种,传为清乾隆时阿桂攻金川军中所用制歌曲,由宝小岔(名恒)所编,因名岔曲,又称得胜歌词。班师后,从征军士遇亲友喜庆宴聚,辄被邀约演唱。嗣后流传宫中,高宗喜其腔调,乃命张照等另编词句,由南府太监歌演;尝从漱芳斋、景祺阁、倦勤斋等处聆之,盖室内均有小戏台,颇便演唱此类杂曲也。至同、光时,慈禧后尤嗜八角鼓曲词,曾命内务府掌仪司挑选旗族子弟擅长此道者,[5]入宫授太监演唱,命曰教习,赏给升平署钱粮。”

对于阿桂部征伐大小金川时,“龙票”的由来以及在北京城内的效用,存有这样的记载:龙票共两张,分左右两翼,此物现存在清掌仪司的档案中。龙票的内容,乃是说八角鼓为得胜的凯歌,庆兆升平,除皇宫中的升平署设立八角鼓之外,准许人民私设剧处,上至皇亲贵胄,下到贩夫走卒,都可歌唱此曲,并可随意拴拢,不加限制。龙票效应深广。旗营中有请销假制度,九城门有严格的出入规定,本不准旗员人等随意走动,而有了龙票,成立了票房,就可以应邀走局串城演出;在票房中,森严的等级被打开缺口,二品以下文武官员,八旗[6]子弟,都可在其中放情高唱,而不被指为轻慢违制,有失官体。

票房的发展和壮大,是在出征将士返回京师之后。在乾隆年之后的语境中,“票房”指的是戏曲、曲艺的业余爱好者们聚集切磋的场所。最早参与这种演出活动的都是旗人,称为“票友”;这种因兴趣而参与的活动,称为“玩票”。关于票房的描述,现在大多引用民国年间旗人在笔记之中对前朝的回忆与追叙。而在现代学界的研究中,票房往往是清代戏曲研究的补充,现所见专门的研究论文,有发表于《艺术百家》1990年第3期的综合性研究《票房史考略》;对天津京剧票房的专门性群体调查和研究的《京剧票房群体调查及美学研究》[7];对沈阳票房进行讨论的《沈阳早期京剧票社考略》;对大连票房进行讨论的《历史上的大连京剧票房》;对上海票房状况介绍的《上[8]海票房的林林总总》;讨论票友对京剧重大贡献的《京剧票友浅

[9]论》。“票房”的盛行,还衍生出另外一个名词——“子弟”。“子弟”是中国古典戏曲、曲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子弟”一词,另有专指良家“子弟”做戏,与行院戏子相对之意。此种用法,据康保成教授[10]考证,最早见于宋元南戏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一剧中。其剧题目云:“冲州撞府妆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戾家行院学踏爨,宦门子弟错立身。”此剧故事大略为宦门公子完颜寿马与戏班女角王金榜相恋,为其父所逐,后加入该戏班演出杂剧。在此剧中,同台演出的“宦门子弟”和“戾家行院”戏剧性地成为身份完全对立的对比。其后,朱权之在《太和正音谱·杂剧十二科》中引赵子昂语,明确把参与演出的“子弟”和“倡优”做出了严格的身份区分:“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但是,“子弟”一词,在清代戏曲曲艺演艺界,方才开始具有“不收钱”的意义。如《都市丛谈》中“什不闲”条云:“……演来皆有可听,内分清、浑门(即‘子弟’与‘生意’之别)。”

清代北京城这种子弟演出不受酬之风俗的起源,正是八旗旗人的四处“走票”所致。民国间北京的金台三畏氏在《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言中,提出:“至于子弟二字,亦颇耐人寻味。类如诗书子弟、青年子弟、大家子弟,以及膏粱子弟、纨绔子弟、浮浪子弟,皆[11]子弟也。此子弟究何属乎?”三畏氏认为,子弟书之“子弟”来自北京子弟演唱之风俗:“盖京师俗谓演剧受钱者为生艺;不受酬者为[12]子弟。由是言之,则此书无论如何,子弟均可歌可读者矣。”这里提到的京师称不受酬者为“子弟”之俗,来自于旗人的“走票”。清代旗人票友所表演的却并非只有子弟书一种曲艺。“子弟排演”,表达的是表演者的身份,而非是对曲艺形式的分类。十不闲、跑旱船等多种曲艺形式,均可加上“子弟”之头衔,成为吸引观众之举。

满人中此“子弟”用心于曲艺,常在家庭聚会中进行表演,张次溪先生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中亦有记载:“相传嘉道前,每旗族家庭宴贺,父老多率子弟演奏,子弟之名,盖本于此。父老坐拨阮,子弟侍其傍,次第必立而歌。至今之专以此曲登场为业者,仍然如是。[13]坐弦立歌,是其遗意。”

八旗制度创立甫初,是集军事、行政和生产为一体,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入关之后,八旗所属旗人均获得官职和俸禄,生活上衣食无忧。按照八旗制度规定,旗人不事生产,配有土地和家奴为其耕种,每月另领有钱粮。旗人入关之后,颇为倾慕中原文化,习汉语,读经史,兴文教,不可避免地受到汉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康乾盛世之后,旗人子弟生活奢靡,积重难返,虽数代皇帝屡屡下旨采取各种措施,但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旗人的形象,定格在听戏、遛鸟、嗜赌、狎妓等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相反的事务上。至康熙末年,四海皆平,靠军功入仕越发不易,而同时旗员人口激增,靠侍卫选拔和笔帖试等传统途径来谋取官职,也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长辈、兄长们或因军功,或靠世袭取得职位,但人数众多的年轻“子弟”们“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则不免纵情声色。旗人入关之后,深为北京流行的戏曲曲艺所吸引,不但流连于京城各戏园之中,自己也不免客串扮演一番。康熙年间,八旗制度积弊初露端倪,为正风气,政府已采取“禁内城开[14]设戏馆”“禁满洲学唱戏耍”之措施。雍正认为旗人“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15]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于是对旗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八旗官员被明令禁止遨游歌场戏馆。虽措施严厉,但亦难杜绝旗人偷偷往来外城之戏园,或延请优伶于家中玩乐,或自己在家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女觔斗》中说“自那城中断戏馆子苦”,所以“柜上能事会调停”,请来各种曲艺演出,也就自然会“拥挤不动,满座高朋”了。禁戏馆、禁登台却禁不住在家的自我消遣,朝廷的政策间接促成了以声色犬马消闲度日的“子弟”们根据流连梨园之心得,从而自娱自乐,在家中组织一种全新的演出方式——“票房”。

票房的研究,因为并非在正统的文学研究范围之内,因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虽然戏曲、曲艺研究界的学者们都认为票房对于古代戏曲在清代勃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传世文献稀见,因此相关研究难以得到深入的展开。令人庆幸的是,票房这种演出形式现在依然鲜活地存在,尤其是在戏曲、曲艺曾广为盛行的北京和天津地区,各种票房形式依然是广大爱好者们聚集交流的重要场所。现代票房对清代的票房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通过对现存票房的社会调查,有益于我们梳理数百年来票房的沿革,并对京剧等传统艺术的保护和继承有所助益。就人民的文化生活来说,如何在票房的传统运作方式上,根据时代的特点,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重新成为文化继承、文化发扬的中心。二 文献辑录

关于票房的研究之所以尚显荒芜,是因为与之相关的材料存世稀见。票房本属于戏曲、曲艺爱好者的自娱自乐,戏曲和曲艺既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娱乐,文人墨客也就不会在著作中有所提及。但是,对清代的诗词、小说等文献挖掘爬梳,还是能够找到与票房活动相关的片段。除了对已经出版的文人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对于票房的记录进行辑录,子弟书和岔曲是与票房结合最为紧密的两种艺术形式。所以,在子弟书和岔曲的曲文当中,也有不少涉及票房和子弟的文字。因此,本次调研着重访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台湾傅斯年图书馆馆藏的清代曲本,其中不乏抄本曲本为稀见孤本、珍本,将这些记录一一择出,分门别类,可以让我们窥见清代票房活动之一斑。(一)清代票房

我们对清代票房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清代文献中的记录。票房大盛于清代中后期,时人在诗词、笔记、小说、戏曲之中对票房的情况多有描述。虽然诗词、小说、戏曲属于文学创作,但对于票房的描写基本是写实的,将其拈出,便可窥见作者写作之时票房的真实状况。

关于特定票房的情况、票房组织、票房活动的情况,前人笔记中有如下记载。不受酬劳的子弟客串演出,称为“走票”,“客串排演之地,称为票房”,后亦以票房之名为子弟团体的代称。以下文字对于票房演出活动的叙述,基本符合清代票房的实际情况。

子弟八角鼓票友演出,在场桌上铺一块红毡。票友上场,先将皇家发给的准许演出证——“龙票”亮出,压在红毡下,演毕拿走,这是不取报酬的真正清票。有些名望大的票友由于生活所迫,应堂会演出事先讲好酬金,演一场多少钱,在演出压龙票时,将红毡折叠一角,主人即将准备好的红纸包(酬金)放在场桌上。演毕下场时,票友将龙票和酬金一起拿走。凡是票友,都自诩清高,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金钱到手,在大众面前,还不失票友的身份。这种票友称“浑票”,艺人称为“海青腿儿”。一般人不知票友中有浑票,也不知票友是以龙票联谊演出,只知玩票是花钱买乐趣,所以对龙票的票字有解释说:“玩儿票,玩儿票,玩儿的是银票。”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那时的票友确实要掏银票买乐儿。八旗子弟票友多是长期吃喝玩乐,养尊处优,根本不会劳动经营,只靠祖宗余荫,坐吃山空。至民国年间,旗人没有了官供钱粮,造成生活窘困。有的票友因有演唱八角鼓的一技之长不得已而拜师投门,步入江湖,卖艺养家糊口。票友转为专业称“下山”或“下海”。票友下海的艺人,对民间说唱艺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可惜,当年艺人身居下层,不能被上层文人所重视。又由于社会条件造成的艺术保守,至今已大部分失传了。

因当初参与演出的不乏王公贵人,票房最为普遍的排演场所,是在王府、贝勒府中。子弟票房,最为有名的是恭王府之赏心悦目票房。《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同光间,恭王之子贝勒载澂,亦在邸中成赏心悦目票房。(原注:八角鼓之全堂,分鼓、溜、彩三种为完备。鼓,唱也;溜,相声之类;彩,戏法。赏心悦目社中三者皆精整,为京城第一之票,事在光绪初年。)其本人常加入演唱,并应外约,阵容齐整,茶水自备,不取车资。然外人多不敢约,以其中拆白党甚[16]多,调戏妇女之事,数见不鲜云。”“赏心悦目”票房是清代最为著名的票房,当然这与它的组织者有着莫大的联系。载澂是恭亲王奕的长子,道光皇帝之孙,堂号“世泽堂”。初封辅国公,晋贝勒加郡王衔,官拜正红旗蒙古都统。生于咸丰八年,卒于光绪十一年。他天资聪颖,精通诗词,最喜爱子弟八角鼓,因其身份特殊,所组织的子弟票房十分引人注目。可惜他英年早逝,有一子一女不幸幼殇。著有《世泽堂遗稿》三册:《试帖》《古近体诗》《古文》,他的八角鼓曲艺作品没有保存文字资料。关于“赏心悦目”,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

载澂,辅国公,恭亲王奕之子。“赏心悦目”子弟八角鼓票房的“把儿头”(即组织票房的第一负责人,如同今天的团长)是载澂,活动地点设在恭亲王府后花园戏楼南小院(现在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后面的恭王府花园戏楼南)。该票房成立于光绪初年,虽然时间不长,由于参加者的水平都很高,又有着特殊的背景和优越的物质条件,在北京城的影响很大。也有一些与恭王府有关系的穷旗人参加该票房,凭借着能唱岔曲,演双簧、相声,可以在府中挂一份差事,每月有些收入。“赏心悦目”子弟八角鼓票房有两三份拢子(装乐器及演出道具服装的圆笼盒子),一切表演用品应有尽有,而且每个参加票房的人员都有统一的表演服装,还有几位专门检场的听差。该票房节目丰富,演出形式分“鼓、柳、彩”三种,内容有岔曲、牌子曲、北板梅花调、清口大鼓、联珠快书、琴腔、逗哏(文哏相声、双簧)、马头调、拆唱八角鼓带彩唱小戏儿、古彩戏法儿等。据载澂侄溥僡(叔明)回忆,该票房以自编彩唱八角鼓牌子戏、文哏相声和小型古彩戏法儿闻名,被誉为“九城第一大票房”。有些票友以能同“赏心悦目”走局演出而自我炫耀。“赏心悦目”子弟八角鼓票房当时常外应“走局”,经常到庆王府、那王府等处演出,每次出票时都自备茶水饭食及车马,并且不取分文。该票房无论是演出内容还是组织规模,[17]在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独树一帜的。

子弟演出者们组成票房,有着严格的规矩和形式。票房之首领称“把儿头”,主任办事人称“治事底”,一应规矩,颇与内行相仿佛。凡出席者,即入为“把儿”,以后无论走局、过排,均应亲到。“走局”和“过排”,是子弟票房表演的两种不同形式。据《燕市积弊都市丛谈》的记载:票房之定期排演,名曰“过排”,大数于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等日行之。被邀在外演唱,名曰“走局”。

子弟的演出地点可分为定点排演之所和外出演出之所。过排之地点,除去王公府邸,尚有拐棒楼等场所。曲文谓拐棒楼“虽设有洁净桌椅不卖座,为的是预备子弟众名贤”,类似于现在的文艺沙龙。与之相似的有《燕市积弊都市丛谈》记载的前门外第一楼之“畅怀[18]春”,青云阁之“绿香园”。“过排”和“走局”有着显著区别,不仅体现在演出的时间和场地上,更明显的区别在于演出的规矩。拐棒楼的演出,无疑是子弟聚会、过排的形式。据《拐棒楼》曲文,演出之地设在后院西边搭设的小平台上。既然不以卖座、牟利为图,观看的人也都是相交亲朋,故亦不需张扬其事。只是请书的规矩仍有:“那求书的带笑作揖忙央告,说好兄弟赏一回罢,不必闹谦。一面说亲捧香茗于桌上。”“书演完亲朋共收把劳音道。”

早年的子弟八角鼓票房,过排和应堂会演出都是为了消遣,自娱自乐,并借此研讨文学艺术,共同学习提高。前辈票友,大都能编能写,文化深,吹、打、拉、弹、唱全能,有的还技艺超人。堂会演出称“走局”,一切开销都是票友们和票房主人掏腰包。演出后办堂会的本家备车送,或票友们自己解决,本家给车钱是绝对不要的。票友们之间互相应酬、寻师访友、切磋技艺也都不少花钱,有的为了提高技艺,甚至由富变穷。子弟票友“走局”是花钱找乐,耗财买脸,辛[19]苦半天分文不取,茶水不扰。

清光绪年间待余生·逆旅过客著《燕市积弊都市丛谈》“八角鼓”条中记载:“据说斯曲为八旗土产,向无卖钱之说,演者多系贵胄皇族,故称‘子弟’,如欲演唱,必须托人以全帖相邀,至期先在某处聚齐,专候家儿迎请,应当茶水不扰,唱完各自回家。”同书“单弦曲词”条亦云:“此等人虽然要钱,当初可不入生意门儿,桌上应当铺一红毡,报签儿上要冠以‘子弟’二字,无论在何处演唱,上场时须有人冲上作揖,名为‘请场’,仍不失子弟身份。”

可是,在清代末期,旗人生活条件大不如前,唱曲成为他们无法选择的谋生之道。竹枝词中也留下不少对“票房”的记录,但是,在这些竹枝词中,对于票友不再抱有尊敬的态度,反而嘲笑他们名为“票友”,暗中却收取酬劳。《朝市丛载》卷七“技艺”条下有《莲花落》竹枝词一首,云:“轻敲竹板弄歌喉,腔急还将气暗偷。黄报遍粘称特聘,如何子弟也包头。”同书又有题《随缘乐》一首,云:“技艺京西号随缘,张贴特请姓名传。受他刻薄人争乐,子弟明称暗要钱。”其“观剧”条下《玩票》云:“缘何玩票异江湖,车笼当年[20]自备储。为闻近来诸子弟,轻财还似当时无?”

关于清代票房的实际运作,在一些清代曲文之中有所描写,应视为票房实际情况的第一手材料,现将其中稀见者摘录于下。1.子弟书《子弟图》

子弟书《子弟图》,抄本,藏天津图书馆。未见著录。原文为草体连书,全文未见披露。《子弟图》曲文对于子弟书这种曲艺形式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它在描述子弟书的创制和演出时,对于早期“票房”和“票友”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下文为与票房相关部分的节录。

渐渐引开喜庆争邀请,仰高明执名累递不亚如三顾茅庐。

非容易方肯临期一赏脸,必然是衣冠车马随从的奴仆。

那请客家闻得相约某老爷至,宾主们忙甩挖行忙挂珠。

那一番恭敬尊崇形容不尽,相见时拜匣贺礼来客也不俗。

减每说昔年游戏是这般体统,大端是先推其品次重其书。

由此论书以人名并非因书贵,所以然称胜当年人敬服。

可又有说呢世摄游戏难品,殊不知歌以陶情也不俗。

这如今想见其人无觅处,到会过些护军马甲望败残的卒。

看他们门户萧条从小儿就受窄,净跪街只为家贫自作奴。

因习染里巷歌谣不教儿自会,得钱粮后把心一畅练唱学弹就去了正途。

专心在贫嘴恶舌油腔滑调,偏是那满汉文都荒废马步箭生疏。

常亲近掉了牙的蝗虫逾了岁的恶鬼,为跟着青草茶舍要练三伏。

凭说唱不带分文便能够醉饱,见谁阔拉拢贴近混呼。

爱高攀那些走肉行尸酒囊与饭袋,也无非铜臭重人势利之徒。

那一般人他们乘车跨马张扬富有,在野茶舍品穿论带卖弄酸俗。

然而既逛青儿随遇而安并非是请客,现有那素闷子村酒何必又烧猪。

趁酒兴席上生风要赈济子弟,送酒菜硬点玩意儿如代江湖。

弟兄们无可报答各献一技,场面上互相争胜彼此不服。

这玩意儿百怪千奇越兴呵越巧,也练会脚步丫儿射箭嗓子里学丝竹。

更新鲜爷们会蹬缸装女斤斗,还有熊迭标狗蹬碓蛤蟆念书。

抄总儿说了啵江湖人所能的子弟爷们全都会,便是包头彩唱把斐三儿气死秋儿也服了毒。

这所言子弟合掺在野茶馆子里排演,再题起走事的今昔考较大憨殊。

如今盼人邀为贪管饱的晕食管醉的酒,遇喜庆也不用车马也不用衣服。

按时令夏天有衫子冬天是棉袄,靴鞋俱可刷净十足。

上场时高兴一团直忘了困苦,下场后大咬五味累苦了茶厨。

一个个恋席贪杯还不够,全不管招惹得旁人受眼毒。

按此说如今子弟比昔年的苦,总因家道窄爱押个大宝葬送在十胡。

再加上掌事的房衙门口的布铺,自钻入割皮肉毁人炉。

还不清牛羊车子望猪头肉,断不住乱性迷魂砸了嘴的砂壶。

一分粮轻易时完不了饥荒多款,六力弓拼了命也拉不开是水不足。

唯有这玩笑场中一条活路,是爷们解馋养命的护身符。

然而既有吃喝也给江湖留条道,就不该登台玩笑分外的贪图。

也当想那些无业贫民曾经过告示,你真奉他的饭碗子逼急了聚众要跪提督。

倘若到衙门害了自身就苦了账主,办一个寡廉鲜耻把旗档消除。

话已完冒犯诸公休见罪,宽恕我逢场也敬几回书。[21]

对知音偶寄闲情无非是凑趣,画一幅走票邀局的子弟图。

这篇曲文主要描述了子弟书演出之时“子弟”与“江湖”之别。早期的子弟走票演出,规矩森严,不亚于三顾茅庐;票友地位为人所重,“先推其品,次重其书”。这种情况,随着旗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下降,票友们开始在野茶馆里表演,其内容也不同以往,“百怪千奇越兴呵越巧”,票房活动也从起初的不取分文,成为某些旗人的谋生之举,因为他们别无所长,“唯有这玩笑场中一条活路,是爷们解馋养命的护身符”。2.子弟书《拐棒楼》

子弟书中有一篇名为《拐棒楼》曲文,完整全面地记录了票友们在京东“拐棒楼”进行活动的场景。《拐棒楼》,无名氏作,现存三种清代抄本,分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傅斯年图书馆。

六月初旬雨后天,万卉芬芳景怡然。

芜院何堪消永昼,荒郊聊可解蒸然。

独步关城情怀舒畅,闲游古渡兴致蹁跹。

穿松拂柳到东郊外,不期而遇来至拐棒楼前。

步入轩门到后院,见一座小小的平台盖在西边。

虽设有洁净桌椅不卖座,为的是预备子弟众名贤。

花帐儿外是林丰草鸡鸣犬吠,天棚下坐满了喝茶的老者青年。

不多时那子弟陆续全来至,茶座内有那相识的亲友把他烦。

少年郎故意的捏酸恐人轻贱,作足道连日该班两夜无眠。

在内廷巡更传筹精神耗尽,跟大人查城拜客手脚不闲。

今日个目眩头晕喉咙哑,怕的是气短书长说不完。

那求书的带笑作揖忙央告,说好兄弟赏一回罢不必闹谦。

一面说亲捧香茗于桌上,那轻薄子上场端坐气象森严。

弦响处乞丐从容排东韵,说的是遇吉别母的宁武关。

果真是铿锵顿挫谁能比,韵雅音清讲尖团。

听书之人谁不赞,一个个点头闭目手连圈。

少年郎见多人赞美他十分得色,故做出悲惨的景况令人心内伤残。

书演完亲朋拱手把劳音道,接场的也是个说书的美少年。

还有几个风流子弟也把书曲演,看他们岁数儿不过二十三。

生成的举止轻薄形容妩媚,最可人面如傅粉唇似染丹。

有几个惯走男风的都直了眼,一个个心痒难挠满口垂涎。

悄说道他们若要包头唱,从此后不挂裴三儿把子弟缠。

坐一旁有几位老者也低声叹,说这些人因幼儿失教才学的不堪。

满打着书称绝调又挂那块匾,就便是词的出奇也难立旗杆。

近闻得子弟坟上出奇事,围荒冢荆棘丛中生了白兔白鼋。

正说着场上换了个鸦片鬼,他的那须发苍白相貌不堪。

说了回《续戏姨》是他自己编的,把那男女的挑开的私情做了个全。

招惹的在座诸人生欲火,恨不得就把说书的当婵娟。

正出神弦声忽止书音渺,见他下场去谄笑胁肩与阔佬攀谈。

等多时换上一场八角鼓,坐正的唱了个曲儿是今日下班。

还有那湖广调马头调与边关调,也不过是八不从合艳阳天。

内有个须鬓皆白耄耋者,好精神气力充足唱访贤。

众人一见齐喝彩,丑儿说列位压静听在下一言。

自从那小窗故后缺会末,蔼堂氏接仕袭职把大道传。

教众人演鼓排书为名扬四海,也是我们祖父的德行修积非止一年。

每遇着亲友的喜事必要去作个脸,专能够承教凑趣不讨赏还不手黏。

近日是董六相求将威助,他说预备了干面十斤烧酒一坛。

新做的豇豆茄子多洁净,素焖子豆儿酱也新鲜。

我弟兄听见吃儿谁肯推却,所以全来了乐得白吃白喝玩笑一天。

唯瞧着烂肉羊头馋得狠,怎奈他从不赊账谁有现钱。

言至此众人不觉哄堂笑,那丑儿扬扬得意不羞惭。

又说道要不我们也歇歇儿吧,自上场非说即唱整一天。

众子弟一齐站起将场散,平台内早设下大碗冰盘。

见他们传杯换盏欢天喜地,喝酒吃面行令猜拳。

这时候日已西斜天色晚,众茶座纷纷站起奔家园。

少不得随众步出茶轩外,寻归路仍从曲径慢俄延。

一路儿后想前思生悲叹,不觉得又是欢喜又惨然。

喜的是子弟艺业真绝妙,叹的是老少行为太不端。

到家时月影儿东升云影儿淡,幽窗下闲捻霜毫写俚言。[22]

并非是故意唐突生毁谤,为劝那风流子弟改恶从贤。

拐棒楼,是清代北京东郊的一所茶馆,也是子弟聚集表演的场所。茶馆设有洁净桌椅,但是不卖座,为的就是“子弟名贤”们前来演出所用。票友间既有老者,亦有青年;演出的曲目,既有流行俗曲,亦有票友自行编写的新曲。3.岔曲《子弟过会》

子弟过会,俗称大过会,本文为陈月波先生演唱移录。曲文中陈月波先生对自己学曲的经历做了自我介绍,这篇曲文详尽描写了子弟们的丰富表演形式。(岔曲头)子弟排演人人好,人前讨好最难学。响丝弦板鼓齐动,还得功夫到。才能够,越众超群可听可瞧。(过板)都只为好财买脸。(上板串铃数子)还得破费钱钞,才能够在大家伙儿这把姓名交,在下我姓陈名少安,月波是号,原籍在京南的马驹桥,都只为我自幼小没事在外面瞎跑,各样的子弟玩意儿我全都好学。六月初一日开了中顶庙,有各档子的子弟玩意儿是全把香烧。正赶上我在南西门外头的茶馆里走了一个票,趁着这个机会我仔细这么一瞧,叫我猛一瞧,嘿!仿佛是瞎胡闹。这瞧,到好瞧;这学,可不好学。

就说这头一档子会,我可练不了。但只见有两个人扛着拨旗儿在头里跑,在后面跟着一群人手里拿着,杈把、扫帚、镐头与铁锹。见坑就垫,见埂就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为的是瞧热闹之人不把尘土暴。这听戏听讲,得看得瞧,我的体力差,在家里什么活我都干不了。您这个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不能替子弟哥们去看街,义务的盘道夫外带垫道,这子弟的苦累我可和不着,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要练中幡身子骨儿好,胳膊也得粗、力气可不能小,那四五幅的褡包就在腰中绕。这一架中幡就有两丈多高,举三举、落三落、托塔转云幡,就在胸前绕。这些个玩意儿都好练,唯有那肘箭、牙箭不好学。那幡打这边走,这幡在这边落;那劲也不能大,劲也不能小;劲要大了砸我的后脑勺,那劲要小了那可扔不到,吐噜了下来那可怎么好,大概我的鼻子五官全得杵掉;您这个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不能拿着五官开玩笑,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您说抬扛箱吧,哥们走得那叫一个飘。清道的飞虎旗那铜锣开道,鞭、板、锁、棍,他们头戴黑帽,抬扛箱的哥们又不住地把这黄瓜架来绕;那个扛箱官,派头可真不小,头一顶那乌纱帽,身穿一件大红袍。他横坐一根竹竿愣当他的轿,可多亏了彩伞把他的身子罩,要是撤了伞棍、竹竿,定摔个名儿的腰。又有些好事之人就把官儿来考,他们扮作受屈之人又把状来告;二人见了面左不是玩笑,打哈哈逗趣他不觉脸上害臊,盘问短了落个玩笑,要不就去抓怯勺;还要叫我练,我可练不了,我是整脸子人,不爱开玩笑,说话一急我就心里毛,叫茬了我就想跟人家动刀。因怕玩命,我才不学。

开路叉够多么好,披散发髻四下飘,勾花脸是香油罩,青缎子衣、青缎子靠,虎皮战裙腰中系褡包,抓地虎儿的靴子那底儿要薄。双头的叉在头里头跑,单头的叉可不好学,那夜叉探海儿这后腿得翘,单打一扔有一丈多高,天上掉下来还得在怀中抱。这些个玩意儿都好练,唯有那黑虎蹿裆最不好学;劲儿也不准大,劲也不准小,劲儿要是小了拐不过弯儿来可怎么好;劲儿要大了那瞧热闹之人准得打点褥套,保证您躲闪不及一命消。您这个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披散着头发仿佛是戴着毡帽,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那五虎棍得捎带洒金桥,苗顺算卦真叫高,赵匡胤他买华山输打赢要。讲究开打,得让董家桥,郑恩又把瓜园来闹,赵匡胤打五虎敢动真刀。头路棍、二路棍,打群棍是枪里加刀,这些个玩意儿都是编就的套。您这个叫我练我练不了,打了盖顶得预备拦了腰,我是近视眼、远处瞧不到,!揍了我的脑壳可不得了,不是个窟窿定是个包。因为怕挨揍我才不学。

要说攀杠子,那身子骨儿可得好,真得乍乍着肩膀儿马蜂腰,脑袋起顶把掖着脖子掉。您这个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是个尿泡肚子斗鸡脚,拿起顶来猴儿不好瞧,摔在地上准得放个炮,滚我一身泥够多么难瞧,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练礩子可有多么好,这么大的石锁一个指头挑,往起一扔脑瓜上掉,双插花他舞得有多么高,这个您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是活胯骨轴儿扭不了腰,我哪来的劲头儿把它学,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要说练花坛,功力也不小,那坛子不住得就在脚面绕,这脚面一绷就有一丈来高,扔起来那坛子它就愣往我这脑袋瓜上掉。这要让我练我那练得了,我倒是扔得起来,可接又接不着,“咔嚓”摔碎了坛子还得花好几吊,把儿头打账又得掏,又得罪人,又费钱钞,怕赔钱所以我才不学。

跑旱船多么好,姑娘在船上那叫一个俏,划船的渔翁使劲地跑,坐船的姑娘紧跟着。这一天的会,那叫一个跑。这要让我练我可练不了,要练我下辈子准得托生“跑报”,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练花钹儿真叫好,孩儿发衣、孩儿发帽,折着跟斗把钹来敲。这些个玩意儿都好练,那跨鼓的哥们可不好学。

练跨鼓,不论多远一个劲儿凿,汗要一沤,拴鼓的绳儿要一糟,鼓掉准砸了我的脚。这还得自己到药铺里去抓红伤药,算将起来合不着,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要说练双石头,够多么好,两扇儿磨盘穿着钢条,单双两手连举得嘞,抡将起来把肩花来绕,练得是单膀花、双膀花、十字披红那玉带横腰。这些个玩意儿都好练,唯有那小鬼推磨不好学,肩膀头的劲儿,用力不小,我这身子骨儿哪能了得了,在家拨灯都能扭了我的腰。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整天价嗑儿咔咳嗽外带着杂痨,您说这样的功夫我哪能练得了,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要说大秧歌,实在是好。两脚拐子蹬着这个跷,陀头和尚在前头蹿蹦跳,傻公子就把花扇儿来摇。渔翁唱曲子是倚老卖老。樵夫就把那扁担挑,老子生就得真是俏中俏。丑锣、俊锣是一个劲儿地凿,丑鼓、俊鼓是一个劲儿地敲。这些个玩意儿全好练,唯有那拿马鞭的小二哥不好学,个子也得矮,是岁数也得小,真是难为他们教。一到了庙就瞧这孩子一个人来跳,这天又热,家伙又吵。那跳错了门,把儿头斗跟斗糟了糕,他总得跟小二哥把气闹,这要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是罗圈腿、斗鸡脚、软拐子我踩不得跷,要一踩上跷,我就直不起腰,乍乍、乍乍的好像仙鹤,蹬在砖头上准得倒跷,我站在炕上还晕高,因此以上我才不学。

耍狮子称为猫,拿头的不住往外瞧,拴尾的哥们毛着腰。文武的相儿那叫拿得一个好,全凭掸子才能改招。这些个玩意儿都好练,就怕过河戏水的那一招,拿头腰,拴尾抱,没有劲儿将牙咬,劲要一小掉在河里那才叫糟,再者说也没有这么大的笊篱把狮子捞,把儿头说大概是狮子要洗澡,这个叫我练我可练不了,我不能五逢六月穿着皮袄,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这小车会是难为他们学,是拉车的得扭,还透着苗条,推车的老头胡子甩得高,坐车的冤种是个没底儿的轿,练了一天您回到家中扒下袜子瞧,那傻小子磨了那么两脚的泡。这要让我练我可练不了,我天生的一双漂亮脚,哪能走会去跑道,因怕跑道我才不学。

要说什不闲,那是多么好。别管你的脸长得有多么黑,保证能让你变得白净了。子弟们的偏方实在是高,喝豆腐浆、吃豆腐脑、白汤洗脸用宫造的“鹅油胰子”为的是退糙,在脸上擦上“沤子”敷上“粉硝”。大被窝蒙,热炕上烤,绷上三天回头您再瞧,把您的眉毛都给捂白了,细一打听,是个天落儿,他擦着一脸的粉,就不嫌害臊,梳着“搭剌苏”贴着太阳膏,这蝴蝶梦的鞋就踢哩趿拉着,这么好的鞋怎么这么踢哩趿拉着,那么你拉着我又怕他跑了。任凭你怎么好,派派你怎么好,真不如别古绝今长的老,您若让我练我可练不了,又要唱又要得扭,这唱到好唱,这扭最难学,我要一扭,腰准保掉,因此之上我才不学。

我这个也不学,我那个也不学,我无奈何学一个岔曲、琴腔、八角鼓的调,什么东城调、西城调、北城调,还有南城调,北城的大鼓是梅花调,南城的大鼓是小口调,怯何一死缺少一个“葫芦调”。那您要问我是什么调?我是孙二娘的沙包矬老婆调,外带着荒腔走板不搭调。皆因是我自幼生来嗓音不好,治嗓子我还吃过药。吃的是:滋生丸和益母糕、藏红花、宁坤至宝、女金丹我吃了几包,说乌鸡白凤丸能把我的嗓子治好,结果是我越吃嗓子越糟糕,细一打听原来一概都是这妇科保胎的药,倒把嗓子给治坏了。要说弹弦子我也试过几遭,打从二更一弹就到鸡叫。练的弦子手艺潮,这家儿也请,那家儿也叫,我恨不能这一天就走八回票。

到了夏天,清茶馆的子弟哥儿们又把我邀。进了茶馆我这么一瞧,天棚搭得矮,座儿又满了,那天气又热,那四外的树上净是知了叫,我扯着嗓子也一个劲儿地嚎,唱了一段如同撂了一通跤,回头再一瞧,汗衫、大褂全都湿透了,掌管的作揖算是心尽到。到了冬天那清茶馆少,那红棚的哥儿们又把我邀。进了棚口,我这么一瞧,那棚又高座儿又少,一个炉子还没有火苗,这棚里是四外透风不让冰窖。皆因我,这几年家境混得不大怎么那么好,至今还没穿上棉袄,冻得我手拘挛,舌头发直,我弹弦子打不上撮儿来可怎么好。无奈何,抱着弦子我就把那时辰耗,只耗得男家来娶亲,女家打发姑娘上了轿。到这会儿子弟票友儿们的玩意儿用不着,要讲“调侃儿”说了声:“趬。”追着拢子往外跑。出了门口,天将晓,正赶上十冬腊月雪花飘,我有心家去,这天又早,更怕媳妇儿她跟我闹毛包。投亲戚怕遭扰,找朋友何不着,无奈何找了个奶茶铺把时辰熬,耗的工夫一大,光开水就喝了人家两水勺。奶茶铺的伙计们心眼儿小,有心撵,磨不开面儿。嘿!这个主意可真叫高,他们往炉子眼儿里扔秦椒,呛得子弟哥们儿嗑儿咔儿咳嗽没法儿熬,提着弦子往家里逃。到了家门口儿,可怎么那么巧,正赶上媳妇儿把尿倒,挤着门缝就往屋里逃,媳妇儿赌气倒了我一身的尿。站在门口还直劲儿唠叨:“你这么大的岁数还不习正道,满世界抽风你走的什么票!”我不管你爱吵不吵还是爱闹不闹,我得赶紧躺在炕上睡上一个觉。到了这会儿,我的头发晕,那心里头跳,两手抽筋腿发飘,翻来覆去反倒睡不着,越思越想越害臊,劝君可别把这八角鼓来学,我说此话您若不相信,我们这弹唱之人准得杂痨。4.子弟书中的“子弟”《票儿把上台》

瞧见了报子贴出子弟排演,最中意内有一场什不闲。

说好俊天哪时时的辐辏今日的场面,众位可来着了子弟什不闲儿是头一天。

才听见勤行的朋友一说我们算开了眼,啊才是谁嚷嚷来着还有子弟新排的跑旱船。

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随缘乐》

这子弟慢坐台心磨蹭半晌,方冷冷然如琴似瑟的定丝弦。

场上说明朝准演聊三段,真是子弟全都不要只要车钱。

真仰赖子弟洪福众人舍命,余细瞧砖房椽都不全。

细观瞧某处茶轩高贴报帖,子弟尊重又粘上红签。5.岔曲《盛世遗风》

盛世遗风,古韵幽情。闲文集萃,益友如松,集贤雅聚妙无穷。(过板)合音同乐,玉振金声,管弦幻戏真(卧牛)真出众。畅怀叙友人难比,无非是,借以消闲,共乐和平。6.岔曲《子弟登场》

子弟登场,到处把名扬。清闲逸兴,云幻霓裳,醒目怡怀,各有所长。(过板)松风雅韵,竹翠留芳。超然集萃,今(卧牛)今古宜畅。拟音合韵人称赏,同叙幽怀,共乐非常。7.岔曲《子弟规》

子弟为吃饭,生意为要钱。至于那场面规矩,皆一般,总离不开说、学、逗、唱、吹、打、拉、弹。(过板)快书与大鼓,岔曲、单弦,要听拆活(卧牛)必须要改头换面。九龙闹海把大碗变,马头调有点儿要失传。8.岔曲《书名》“硬书”调门儿高,“快书”是硬砍实凿。“大鼓书”连唱带打真热闹,说“评书”生、末、净、旦都得会学。(过板)“南城调”逗哏学土包,酸文假醋的西(卧牛)“西城调”。“双头人儿”的外号叫叮叮派,“子弟书”三眼一板实在难学。9.岔曲《唱曲儿最难》

唱曲儿最难,必须要够板和弦。不论嗓音大小,会使的占先。十三辙的规矩要记得全。〔过板〕长短句子分清,抖、擞儿灵便。唇齿舌喉一颠翻,顿挫铿锵〔卧牛〕周折婉转。还有那软硬迟疾气儿贯,第一要发托卖相字分尖团。(二)民国票房

清朝时的八角鼓票房很多,北京是子弟票房的发源地,在东北盛京(今沈阳)也有这种组织。天津离北京很近当然最先传入子弟八角鼓票房,但因地域关系在演唱的风格和曲种上都各有特色。时至民国,票房的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参与者不再限于旗人,实际上,汉人票友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以下是笔者在前人回忆录中寻找到的关于民国票房的记载。1.德寿山“醒世金铎”

德寿山,北京著名单弦艺人,满族。曾担任官职,后辞去,组织票房,与票友唱曲为乐。票房成立时间大约在同治、光绪年间,与“赏心悦目”同时。家道中落后下海,以唱曲为生。“醒世金铎”参与者有京韵大鼓著名艺人张小轩,还有庄荫棠、张筱轩、钟子良、阿剑泉等名流,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票房。赵俊亭先生在谈到票房时,将此票房评为最佳:“从前闻八角鼓有拢蔓儿之称,即号也。皆用四字若:‘赏心悦目’,把儿头老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醒世金铎’,把儿头德寿山。‘金声永振’,把儿头山东巡抚张耀之子张嘉霖。‘依韵和声’,把儿头杨如华。北京拢蔓儿太多,不易细述,人才之盛,首推[23]‘赏心悦目’‘醒世金铎’为最优也。”2.陈宗霖:《追忆旧日海淀承泽园中的过排演唱活动》

承泽园系清代雍正年间果亲王允礼的赐园,先父就是在这里以苦为乐,广交诸位京戏与八角鼓票友们来度过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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