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度思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达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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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思维试读：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进行科学研究是我们重要的日常工作。为了交流思想、加强学习，我们经常参加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学术研究会议，在会议上当众宣读自己最新的学术论文，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建议与意见，以求精益求精，持续提升自己论文的整体质量。当然，在这些学术会议中，我们也可以广泛听取其他专家、学者的论文，吸收他们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终生学习目标，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与科研素养。

在这样的学术研讨活动中，当然会经常接触一些来自全国各高校或者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很多朋友一样，在正式的会议间歇时间，我们也会与其他本来根本不认识的参会代表攀谈，以结识新的朋友。

也许很多在火车或者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上萍水相逢的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缺乏对于彼此的了解，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通常更喜欢随意地谈谈天气、侃侃体育、聊聊奇闻轶事，或者凑在一起发发牢骚，骂骂政府或领导，从而避免涉及更多的个人或者家庭信息，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们也不能免俗。如果是在火车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偶然遇到的陌生人，也许我们同样选择尽量不涉及或者少涉及双方的个人信息，而是随意地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然而，在这些学术研讨活动中，尽管参会代表有可能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大家同属一个学术圈子，都是从事经济学相关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因此可以聊的共同话题远多于其他公共场合所认识的陌生人，彼此之间也拥有更多的共同评议。相比较而言，我们当然愿意更多地聊一些国内高校或者学术研究圈子内的新闻、话题，当然有时也会针对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展开高谈阔论。

在上述的聊天模式中，消除对话者彼此之间的陌生感、拉近双方的距离是进行深谈的首要前提。因此，单就笔者而言，在多年的学术交流与研讨锻炼之下，笔者已经提炼出三套不同的方案，基本上都可以一下子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使得双方产生原来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本来就应该成为朋友的感觉。

首先，在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很多陌生人往往不会记住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你所在的单位（当然，通常是某某高校或者是某某研究所）成为了其他陌生人记住你的重要代码。如果对方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教师，正好笔者也拥有一些在北大任教的朋友，特别是通过各种学术活动认识的北京大学的一些资深名教授，那么只要提到“哎呀，我和你们学校某某专业的某某老师是朋友”或者“我听过你们学校某某名教授的课，真是受益匪浅啊”。如果对方正好认识这些来自同一单位的朋友，一下子就会觉得原来我们拥有共同的朋友，那么我们岂不也应该是朋友吗？即使对方不认识自己所提到的这些朋友，但由于你拥有和他一个单位的朋友，也会让对方一下子产生浓浓的亲切感，可以消除彼此的距离感。

如果对方来自一个你并不熟悉的高校，你根本没有与他同校的熟人，那么你就应该执行第二套方案了。比如对方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尽管你不认识南京师范大学的朋友，但南京师范大学与南京大学同处一个城市，若你认识同一个城市（比如来自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那么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对方应能认识这些同城且处于相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那么，我们只需提及同一个城市来自其他高校的知名学者，无论对方是否认识，你熟悉他所在城市、所在区域学术圈的事实同样有助于拉近双方的距离。

如果遇到一个最复杂的现象，对方来自一个你不熟悉的地区，无论他自己的单位或者他所在区域的其他高校的学者你都不熟悉、不了解，那么你只能执行第三套终结方案了。既然我们不能从对方所属的单位或者地域着手，找到彼此的共同点，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对方的研究领域入手，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例如，原来你是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的，我上次听过某某研究这个领域的名专家的发言，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或者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既然对方也是研究这个领域的，那么你只要提及与他研究同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他当然不会陌生，那么也能让对方产生言谈投机、相见恨晚的感觉了。

其实，并不止于笔者，相信很多朋友都拥有过非常类似的感觉，在一些偶然的社交场所，也许我们偶然结识了某一位陌生人，然而在随意的聊天之中突然发现，原来我们都拥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经历或者其他共同的联系，大家不由感叹一声：“这个世界可真小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人早已充分感受到了这个小世界现象，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奇闻。然而，各位朋友，每次当你们在千里之外却能偶遇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并发出“这个世界可真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些看上去巧合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呢？六度分隔的由来

想必很多人都会发现，似乎在冥冥之中，人与人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时候，许多看上去没有丝毫关系的人，由于一些偶然的机缘巧合，却能发现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明显的共同之处，比如有着共同的朋友、共同的爱好。当两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人相见后，却会顿生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也许就是通常所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喜欢把人与人之间的结识视为无法解释的缘，或者说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上天的安排。实际上，在很多学者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确拥有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联系，世界似乎在这种神秘力量的作用下变得异常狭小，我们面临的已不再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巨大地球，似乎只是一个狭小的地球村。身处世界各国的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的民众同为一个小小地球村的村民，彼此之间或者拥有直接的社会联系，或者可以通过某种间接的作用关系而形成间接的联系。

当两个陌生人在一次偶遇中发现彼此拥有共同的朋友之时，也许会脱口而出：“这个世界可真小啊！”的确，两个本来素不相识却拥有间接联系的人，能够在上天的安排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并且发现彼此之间的这层联系，这看上去的确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这可以堪比中彩票的偶然事件。

然而，事实上，随着互联网与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已可以走出祖祖辈辈长期生活的小山村，开始拥有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享受更加绚丽的人生，融入成员数量更为庞大的社交网络。此时，我们发现自己其实更容易遭遇到上述传统意义上的小概率事件，似乎已不能用偶然或者运气去解释这种特殊的现象。

早在20世纪中期，国外的一些社会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就已深入地研究了上述现象，并将其形象地归纳为小世界现象。的确，当我们一次次地感慨这个世界可真小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再像中世纪那样，把一切都推给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需要运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推究其中的科学原理。

经过长期的研究，这种小世界现象已被很多学者描述为六度分隔现象。六度分隔听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陌生，也非常复杂的名词，但事实上，它的基本含义为：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他们之间的联系最多不会超过六层。换言之，只需要最多通过六个人，我们就可以帮助任意两个人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按照六度分隔的含义，作为中国高校的一名普通老师，我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撒哈拉沙漠中一名最常见的阿拉伯牧人或者亚马逊热带雨林中某个原始部落的普通成员，都只需要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达成联系。

以我和奥巴马总统为例，也许我的某一个朋友A认识他的朋友B，而B又认识C，依此类推，只需要最多通过六个人，也就是从理论上说，我的某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正好认识奥巴马。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不靠谱，更难以通过事实去验证，因为我也不清楚，在我所有的朋友中，究竟是谁或者是哪几个人可以通过他的朋友帮助我认识这位了不起的奥巴马先生，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然，如前所述，笔者在一次次学术会议上的亲身体验已充分证明了，在国内的众多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群体中，哪怕之前根本不认识，但基本上只需要通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可以形成有机的联系，根本不需要六个层次，彼此之间只存在一度或者两度的分隔关系。

当然，上例并不具有代表性：一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中国人，尽管他们分居在不同的省市，但从地域分布上说，比起六度分隔理论所设想的两人处在世界各国的假设条件要简单得多。二是正如我介绍的那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通常都是国内各大高校或者研究所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他们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职业，这也直接导致了所有人员之间的联系往往比其他毫无共通之处的研究对象会紧密得多。

最重要的是，正因为笔者参加的所有学术会议基本上都是一些经济学主题的研讨会，参会人员大多拥有近似的研究领域，这就确保了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事实上，想必很多读者朋友都熟悉，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而声名鹊起的研究历史学的钱文忠先生或易中天先生，尽管他们的名气远大于很多默默无闻的研究经济学的普通老师，他们的朋友也应该远多于那些毫无名气的普通经济学老师，然而要想找出笔者与这两位名家之间的联系，显然就要困难得多了。当然，由于钱文忠先生是复旦大学老师，易中天先生是厦门大学老师，与笔者都是身居高校系统，只要通过与这两位老师熟悉的在两个学校中任职的研究经济学的老师，笔者仍然可以相对容易地构建起与他们之间的联系，相信根本用不了六个层次。

如果两个研究对象拥有较多的共同之处，那么构建他们之间的联系将较为简单，这恰如笔者所提到的众多国内研究经济学的高校教师一样。如果两个研究对象基本不具有共同之处，比如笔者与遥远的非洲或者拉美某一名土著居民，那么去发掘彼此之间的联系就会更困难。当然，从理论上说，即使看上去毫无共通之处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最多也只隔着六层关系，这就是六度分隔的最终结论。六度分隔的实验结果

尽管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信息学家已在不同学科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各种复杂的数学分析与数学模型分析工具，通过系统论与图论解释了六度分隔的形成机理，从而在一个复杂的信息数据网络之中构建起一种非线性的信息级联，并归纳出了复杂网络中两个随机分子之间的有机联系。

然而，这些复杂的数学分析过于阳春白雪，以至于只有在这些领域最为专业的学者才能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这样就无法让众多不具有高等数学分析能力的普通民众得窥一斑，以致六度分隔这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却成为少数人了解的高深专业规律。

通过事实的验证，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得出六度分隔的数学结论，却可以最为直观、简单的表达形式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理解它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六度分隔名词的由来，并不是源于专业的数学分析，它恰恰来源于社会学家一次独出心裁的实验。

早在数百年前，就有很多哲人注意到六度分隔所揭示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神秘联系。当然，他们更多地把这种联系视为一种神秘现象，并归结为一些不可知的原因，因而无法相对准确地归纳出人与人之间这种联系的层级。但是，六度分隔这个客观现象的基本结论为，在由相识关系所构建起来的庞大社会网络体系之中，任意两个人之间只需要通过很少的几层朋友关系，就可以形成联系，已经作为一个无法验证的推论在很多学者之间口口相传。但是，这个所谓的很少的几层朋友关系究竟是几层以及这样的结论是否准确，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予以确认。

1967年，哈佛大学教授、当时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格拉姆进行了一次广为人知的实验，上述不可知的推论才真正引起了广泛的民众关注，并最终创造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六度分隔概念。

米格拉姆创新性地设计了一种新颖的信息传递机制，他写了一些信件并随机散发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等地的民众，所有这些得到信的民众都是他随机找来的，而信件却是寄给马萨诸塞州沙伦（Sharon）地区的一名普通股票经纪人。

米格拉姆对信件的传递制定了以下游戏规则：所有得到信件的人只能把信件发给自己熟悉的、知道名字的人。当然，如果得到信件的人本来就认识这位股票经纪人，就可以直接寄给它；但是，如果他并不认识这位股票经纪人，那么他就应该把信寄给一位自己认识并且自己认为会更接近目标收信人的朋友。

特别说明一下，米格拉姆是哈佛大学的老师，因此他的实验自然就会选择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大波士顿地区作为研究的中心地带。对于不熟悉美国地图的朋友来说，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的马萨诸塞州身处美国的东北部，其所处的位置近似于中国的辽宁。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中北部的一个州，其位置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陕西。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从陕西到辽宁的距离似乎并不算太过遥远，可是试想在交通远不及当前发达且没有计算机通信手段帮助的四十多年前，这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距离。

就文化而言，以清教徒为主体、凭借发达的高等教育而被戏称为研究型大学的马萨诸塞州，民风以传统而保守为基本特征。而内布拉斯加州以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印第安文化而著称，民众以新教徒为主体，民风更为粗犷彪悍。对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而言，这简直是两个世界。

在进行实验之初，米格拉姆曾经问过所有第一手得到信件的人，让他们猜测大概需要经过多少手的传递，这些信件才能到达那位最终的收信人手中。问题的答案固然多种多样，但绝大多数的答案基本都是猜测需要经过数百次传递。事实上，尽管最终只有部分信件到达了真正的收件人手中，但所有完成传递的信件所经过的层次大致接近于6。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有一封信居然只用了四天时间，经过了两位中间的发信人，就准确到达了最终收信人的手中。这就是六度分隔概念的真正由来。

特别说明一下，由于上述信件的传递完全依赖于每一名参与实验者的自觉自愿行为，因而早期实验的到达率并不高。最初一次实验的60封信中只有3封最终准确找到收件人，而后续的实验中，96封真正通过内布拉斯加州发件人传递的邮件也只有18封最终完成传递。但是，随着实验机制的不断完善，信件的最终传递率居然达到不可思议的97%，而实验的最终结果仍是只需要通过6次传递，信件就可以送达任意一个陌生的收信人，这也成为六度分隔概念的由来。

与此同时，在米格拉姆最初确定实验名单时，他是通过购买邮件名单的方式得到最初的发信人名单。事实上，最为人所质疑之处也缘于此，在最早的实验名单中，居然有相当多的发信人是来自与最终收信人同处一州的波士顿地区，这其实根本无法保证发信人与收信人是处于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空间，这显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外，在这份买来的名单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一些蓝筹股的投资者，而信件的最终收件人正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换言之，他们之间其实是具有明显联系的。事实上，实验结果也证明，源于波士顿和股票投资者发信人的邮件的到达率远高于真正源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发信人，而这些源于波士顿和股票投资者的信件的传递手数也明显少于其他的样本数量。其实，这也揭示了在六度分隔理论之中，不同样本对象拥有的相似性对其内在联系的影响，这恰恰是后文在介绍六度思维时再三提示读者们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六度思维内容。六度分隔背后的六度思维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六度分隔只是一个专业数学中的概率统计问题，或者复杂系统理论中的图论问题，或者是社会学中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现象。实际上，在这个看似平常的现象背后，其实却蕴藏着很多朴实而又极具价值的思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六度思维。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人际交往关系构建起复杂的关系链，其实与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食物链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相似之处。看上去，在大自然之中，也许两种生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分处食物链不同层次的各种生物，却会通过其他物种产生彼此的联系。如果破坏一种生物的生存环境，或者说人类猎杀某一种自然生物，看上去只是影响这一种生物的生存，可是当自然界的平衡被打破后，整个生物链中所有生物的生存都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追求不同物种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也成为现代各国实施环境保护的共同选择，而这其实也是六度思维在自然界的集中体现而已。

从曾经毁掉半个欧洲的黑死病，到一度席卷中国、造成人人自危的SARS，再到近期整个世界谈之失色的埃博拉病毒，一次次高烈度强传染病的爆发，总能给人类带来无尽的死亡与恐慌。事实上，无论这些高危性的致命病毒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具有什么样新的基因构成，它的传播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接触进行的链式传播。在缺乏足够病毒防治的条件下，病毒通常会从一名患者身上，通过肌肤接触、空气传播或者血液传播，感染到每一位与之产生接触的身边人，这些新的感染者又成为新的病毒传播源头，再次感染身边的人。也许某一名传染病患者并没有与最早的患者产生直接的联系，但通过两人之间无数条病毒传播链条，病毒被广泛传播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无论自然界中食物链的平衡，还是恶性传染病毒在全世界的传播，决定其体系内不同主体联系的仍是六度思维。我们不能单纯关注能够产生直接联系的系统成分，更应该运用整体思维和全局的眼光，把握到系统内部，抽象出所有没有直接联系的众多生物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这才是最符合六度思维的行为方式。

当然，与自然界中天生存在的六度分隔现象相比，我们往往更关注人际交往之中的六度思维。简单地说，六度思维是一种指导人们进行日常社会交往的思维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被引入中国，并曾被很多人推崇的直销模式，其实就是运用六度思维的分析框架，充分利用营销体系中每一名参与者的人际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这种链式的交往传递机制，实现企业销售业绩的稳定增长。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大家所熟知的安利了。

套用六度思维进行产品直销的产业模式，通过所谓的关系营销，组建起一张无形却又无所不包的庞大营销网络，充分开发网络体系中成员的社会关系，以此保证销售业绩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而无限展开。在这种人际链式的交往过程中，整个营销模式所倚重的已不再是某种特殊的商品，而是人与人之间紧密的关系网络。随着营销网络的不断壮大、管理机制的持续改进，本来充当营销主体的商品的作用反而弱化，此时企业只需培育从上线到下线的营销关系，而销售的对象是什么反而变得不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传销或者直销的营销模式最终销售的其实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个人开始刻意消费这种人际的信任关系，并通过某些并不具有巨大实际价值的商品，甚至某些虚拟的利益来实现这种营销的扩张，直销也就此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传销。

事实上，如果单从营销策略上看，无论是直销还是传销，都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上门推销或者场地营销活动的市场营销思维，它所利用的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这恰恰是六度思维最为看重的因素。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不考虑法律的约束，设计出这种营销模式的商业人士反而是活学活用六度思维最为杰出的模范学生。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更为这种六度思维提供了宽广的应用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它的价值，它已被广泛应用到市场营销与商业推广之中，我们所熟知的病毒式营销或互联网营销大多根源于此。

除了最常见的互联网领域，甚至在很多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管理之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察觉这种六度思维的思维模式正在持续改进企业的生产流程设计，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被世界各国的工业企业视为现代工业生产模板的丰田模式和精益生产，从价值链的延伸角度强调了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无缝衔接，其实就是这种六度思维在工业领域最为典型的应用。

当然，本书所提的六度思维并不是某个教条性的行为准则，而是建立在六度分隔现象之上的一些策略思维模式，它需要每一名行为者在处理问题时，都能运用整体的眼光、联系的眼光去看问题，把握不同问题之间的脉络，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综合地从整体和根源上着手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在人际交往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人际关系，培育自己的人脉资源，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确立一种间接思维模式，在无法直接解决问题的时候，通过迂回、曲折的手段，也能顺利帮助自己解决实际问题。

后文将针对六度思维的不同层面，结合真实的案例，帮助读者们真正理解六度分隔社会现象在指导我们行为决策中的作用，真正建立起符合我们自身需要的六度思维模式。

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朋友们将会发现，在六度分隔这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复杂道理。六度思维中所包含的这些道理或者说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之中的与人交往，也将起到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如果能够掌握六度思维的精髓，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一位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实现自身能力的持续扩张，推进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的智者。这将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更为坚实的成长环境，实现自身能力的极度提升，也许这才是我们学习六度思维的真正目的所在。第二章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个体网络化的社会系统

六度分隔揭示了在现代人类社会中，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联系。事实上，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包含着我们所观测到的全世界超过60亿人口。然而，人类社会并非由60亿个单独存在的个体而组成。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之中，无论彼此之间是否认识、是否存在直接的社会联系，我们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交关系或组织联系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编织起一张密密麻麻、无边无际的社会网络，这也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网络科学。

与我们所熟悉的通过若干台计算机终端和路由器所组建的计算机网络不同，人类的社会网络要复杂得多，其内在联系也更难以预测。社会网络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在整个社会网络下，不同的社会主体会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形成彼此之间的吸引力与排斥力，从而确立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或近、或疏、或强、或弱的张力，进而又会在整个社会系统网络内部形成数量繁多、规模不一的子系统，也就是不同层次的社交圈。而不同的社交圈又可以通过社会主体与圈内、圈外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活动产生交集，最终组成庞大的社会网络整体。

此外，与由静态物质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物质系统不同，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是有血有肉、具有行动力和决策力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在现有的社会网络中，并不是维持着一种静止的相互关系，而是通过不同的行为决策，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而对自己的社交圈以及整个社会网络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同时又会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决策影响。因此，在这样一个随时发生变化的社会网络系统中，变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社会主体不可预测的各种决策行为，又在不断推动当前社会网络系统的变化与重构。

从表面上看，六度分隔只是揭示了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中，任意两个社会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联系。实际上，这些静态的社会联系并不是六度思维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不同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各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机制而形成的社会联系路径，以及彼此之间影响力的扩散与传导，从而实现特定社会成员向其他社会主体施加的特定影响力才是六度思维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

可能很多朋友已被前面的一连串极为拗口、听上去又有些高大上的专业名词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难以理解作者到底是想说明什么道理。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明这个问题。

根据六度分隔的原理，大家清楚，只需要通过不超过六个中间环节，笔者就可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建立起某种社会联系。如果在一个静态的网络体系中，我们只需要通过链式的人际关系传导，排除所有错误的联系路径，就可以得出若干条笔者与奥巴马先生之间的联系方式。

然而，笔者到底是通过七大姑还是八大姨与奥巴马先生建立起这种联系，只是一种静态的结果。由于人总是处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交往之中，每个人都会不断发展新的社会联系，这也意味着，也许当前我需要通过六个中间环节最终与奥巴马先生建立起联系，或许哪一天，笔者的某位同学、某位朋友就能与奥巴马先生直接形成社会联系，甚至在某次公开活动中，笔者可能有幸与奥巴马本人来个亲密接触。例如，现场听一次奥巴马先生的演讲，参加一次奥巴马先生参加的晚宴等。也就是说，我只需要通过一名中间环节的朋友，甚至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就可以与奥巴马先生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从而大大缩短笔者与奥巴马先生的社交距离。因此，六度分隔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应该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许今天最优的社会联系链。在不远的将在就将沦为一条低效率、低层次的社会联系链。在高度活跃的社会网络体系中，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也处于时时变化的节奏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都不存在某种最优的社会联系链，因为此时的最优随时可能被两位社会主体之间新产生的某种社会联系所替代。

当然，笔者到底需要通过几个中间环节与奥巴马先生建立起某种社会联系以及到底如何建立起这种联系，对笔者而言并不存在真正的意义，哪怕笔者的邻居家的二小子的三大爷家的四女婿的五老舅现在给奥巴马当保镖，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排除法，归纳出这层复杂的社会联系，但这似乎连给笔者提供平时侃大山时吹牛的资本都没有。只有笔者能够通过这种曲折的社会联系对奥巴马先生施加影响，比如让奥巴马先生聘请笔者当他的经济顾问，或者为笔者在白宫预留一个其他的重要职位，这才是对笔者真正有意义的社会联系的存在。

如果我们把六度思维仅仅理解为找寻任意两位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系，那显然抹杀了六度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真正的六度思维是如何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系统内部，通过一种迂回的、曲折的作用机制，向其他的系统成员更为有效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只有实现了这种影响力的越级传导和有效作用，六度思维才真正发挥了其应该具有的效力。复杂系统中的整体与个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六度思维就是一种全局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在看问题时，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看上去孤立的、分散的个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并运用动态的、变化的眼光，看待整体社会系统中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

一般来说，整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某社会系统的整体属性应该是由众多构成它的个体而决定的。不同的个体彼此之间的联系是决定整体特性的重要来源。例如，尽管世间万物的形态不一，但万物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认识的元素周期表只包含118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直到2014年5月，第117种化学元素才被实验证明是真实存在的，而第118号元素Uuo仍然只存在于理论之中。更具体地说，甚至只有第98号元素锎及以前的化学元素是自然界中可以找到的，而此后的二十种元素只能依靠实验室的化学实验并通过人工合成得到。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面前的世界有多么复杂，我们面对的物质形态多么繁多，其实它们都是由这98种元素构成，只是不同的物质内部、不同化学元素的比例关系存在区别罢了。

尽管从物理形态和基本属性来看，我们阅读的书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平时生活中时常看到的树木、道路等有着极为明显的形态差异，甚至可以说，普通人都很难抽象出它们彼此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更难以归纳出它们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但是实际上，它们仍是由我们所熟悉的区区98种化学元素组合而成，而繁复的世间万物又共同构成我们所生存的地球。

从整体上说，世间万物共处同一个地球，自然可以划分到同一个复杂系统之中，人与自然在地球中和谐共处，自然保证了复杂系统的整体平衡。然而，作为地球上具有最高智能的生物，人类一直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由此带来了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与生物资源结构的重新组合。如果单从整体系统的化学元素构成来看，其实并没有给系统本身带来大的变化，然而这种个体结构关系的变化却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自然运行规律，以致破坏了系统本身的平衡。

近年来，我国华北各地在秋冬季节经常被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之中，这也引发了民众对于环境污染的愤慨和对政府环境保护不力的指责。事实上，无论是厂矿企业胡乱向大气排放有害气体、农民随意焚烧秸秆，还是道路上的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从物质的循环来说，是源于地球这个生物系统的物质，仍然保留于地球本身，只是由于一些本来应该以其他形态存在的化学物质进入了大气循环，被大气系统吸纳，从而改变了大气原来的物质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空气污染只是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改变了地球系统原来的结构，打破了地球空气系统的原有平衡，从而导致整体系统中个体成分的变化，引起了不同个体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变化，最终彻底改变了整体系统的自然属性。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中学化学课本中学到的一个最为基础的化学常识。相必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平时写字、画画所使用的铅笔，其铅芯的化学成分是石墨，而很多女性朋友梦想在结婚时拥有的，能够代表忠贞、永恒爱情的钻石成分是金刚石。如果从物理形态上看，石墨黑漆漆的，尽管拥有固态的外表，却是质地柔软、手感细腻，而金刚石则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物质，晶莹剔透、五彩缤纷。如果单从物理形态上比较，两者似乎是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

然而，如果比较石墨和金刚石的化学成分，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两者的物质构成都是碳。换言之，两者是相同的化学物质。这似乎是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为什么两种物理形态完全不同的物质，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化学成分？

其实，学过中学化学的朋友可能还会依稀记得，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物质并不是世界的最小组成部分，物质可以细分为不同化学元素，而每一种化学元素又是由多个原子和电子构成。尽管从石墨和金刚石的化学构成来看，两者都是由碳原子所构成，但两者的原子结构却存在明显的差异。石墨中的碳原子呈现层状排列，上下层的碳原子之间隔着较大的空隙，这也导致上下层的碳原子很容易沿着水平面出现相互位移和重叠，由此造成了石墨柔软的物理形态。而金刚石中的碳原子是以更为坚固的正四面体的形态存在，这就决定了它无比坚硬的物理属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墨、金刚石或者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任何一种物质都是一个最为基础的物质系统，而前面所说的原子、电子则是构成这个物质系统的个体部分。正如石墨和金刚石那样，决定整个系统属性的恰恰是整个系统中不同个体成分的联系。如果单从个体属性来看，无论是石墨还是金刚石其实都是由碳原子构成，因此其化学属性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尽管拥有相同的组织部分，但由于不同碳原子的构成方式，或者说碳原子之间联系方式的差异，也就自然形成了与其他物质系统完全不同的系统属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可能与很多朋友想象的不一样，在整个物质系统中，不是整体决定个体，而是由个体之间的联系机制反过来决定系统的本质属性，个体之间联系方式的变化，往往自然而然地造成了整个系统的属性演化与变迁。社会网络之中的个体行为

在我们长期生存的地球之中，虽然各种自然物质也存在自然而然的演化，但这样的演化往往需要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积淀，才能缓慢形成。在更为漫长的时间里，自然物质系统仍是以一种相对静态的姿态，依赖于自然的风化而产生适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地质、水文与生态环境。

虽然植物与生物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与人一样能够相对主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一种自然演进的优胜劣汰，实现生物物种的进化。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会形成多个物种或者多个生物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群体性生物系统，比如孕育多样化生物物种的森林、过着群居生活的兽群等。

在很多由多个生物体所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中，也会出现个体因素对于群体的极大影响，比如在极寒地带、沙漠地带等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群体性的生物系统的彼此依赖程度相当明显。曾经有地质学家发现，当地质学家只是为了考察需要，在这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挖去一棵植物，希望带回去做生物检验与考察。然而，就是由于这一小棵植物的缺乏，导致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被打破，就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导致其他的生物资源如同次第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陆续丧失原有的生命力并走向崩溃。也许在人类看来，只是采掘走了一棵小小的植物，但也许用不了三五年，整片林地都会因此而退化为一片沙漠，所有的生物最终走向死亡，而导致这一恶性结果的，却是一小棵不起眼的植物的采掘。

然而，由于缺乏主观能动性，物质生物系统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影响力都是自然形成的，由此自然而然地影响了物种或者生物体之间影响力的传导。与自然界所存在的物质系统网络相比，人类社会网络的发展要复杂得多。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拥有其他生物无法比拟的智能，也使得人类具有了其他生物所不可能拥有的高度计划性和主观能动性，这就自然形成了不同人类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人类经过了数万年的演进才进化到今天的人类社会，我们经历了蛮荒时期的原始社会、残酷野蛮的奴隶社会、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野蛮与文明激烈碰撞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拥有光明前景和曲折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社会形态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决定社会属性的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把这种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归纳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真实的含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改变社会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又会反过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比如说少数人可以野蛮支配其他社会成员的生存权，这就是奴隶社会；通过土地的占有实现一部分人约束与剥削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则是封建社会；如果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法律体系，通过契约的方式，根据资本的占有情况划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则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当人与人之间实现完全的平等，可以自由分享达到极大丰富的社会财富时，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不同社会的划分标准恰恰是各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构建。这又反过来证明了笔者所说的，一个整体系统的众多个体成分之间关系的打破与重构，将会彻底改变该系统的整体属性，个体联系也就成为了决定整体性质的根本元素。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确定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环境，而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根据其生产资料的占有、政治权力的授予，确立了自身的社会角色。人生就像一场戏，当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自如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又反过来维护和发展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及社会生产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往往也会提供一定的角色转换路径，以确保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有从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转变的可能，哪怕是终生的龙套角色也有机会在下一部戏中成为主角，也就是通过希望与梦想，维系低层级成员对于社会系统的认可度与承受力，进一步维护当时的社会制度稳定。

相反，在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制度下，特别是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的各种剥削制度下，不同的社会层级所占有的经济资源与社会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当这种不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又会进一步激化这种不同层次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低层级成员出于改变自身命运，甚至只是简单维护自己生存权的考虑，必然会向高层级成员发起激烈的挑战，从而导致不同社会角色之间发生的冲突日益激化，这又会危及该社会中的现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高层级成员可以通过微调式的革新与改革，改善低层级成员的生存条件，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通过低层级成员所采取的激烈革命，彻底颠覆原有的社会制度，迫使社会制度向下一种类型转变。改革与革命这两条道路基本构成了现代社会不断由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演进的不同路径选择。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维护或者是更替，其原因都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行为博弈的结果。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会根据地缘、血缘、亲缘、学缘、资源占有、生活经历等标准，组成一系列社会交往的圈子，也就是一系列小的社会组织。由于每一名社会成员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跨界进入不同的社交圈，从而形成与不同社交圈内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进而组成一张像网一样的社会网络体系。

在社会网络体系中，每一名社会成员会根据自身社会角色的差异，决定它的社会权利，并以此沿着自己的社交网络链条向其他社会成员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个体自身的能力水平以及他与其他个体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将决定在两者的互动联系过程中彼此所施加的影响力，以及对于个体本身、双方所在的社交圈，乃至整个社会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力。

当代社会学正是通过严密的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在一系列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研究每一个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影响的变化。传统的研究往往运用静态的研究视角，分析在社会网络系统中社会力量的传导路径，以及个体行为对社会网络影响能力的传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收集网络系统的相关信息，并通过信息的排查与筛选来确定最终结果。

简单地说，上述传统的静态研究所关注的是，笔者应该如何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形成联系，并最大限度地对其施加影响力。因此，首先需要确定与我直接产生联系的所有行为人的名单，再继续围绕所有的目标名单的社会联系，一步一步排查最有可能与奥巴马先生产生联系的人际交往环节，并最终确定从笔者到奥巴马先生的最优传导路径。要完成上述工作，所需收集和处理的信息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上，即使是目前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系统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正如在第一章曾经分析的那样，即使我们能够找寻出从笔者到奥巴马先生的最近联系关系，确定笔者与奥巴马先生的六度分隔，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环节的力量传导，比如在奥巴马先生身边或者美国白宫可能拥有数百，乃至上千名工作人员，他们几乎每天都和奥巴马先生在相同的工作地点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彼此认识的可能性相当大。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通过人际关系的传导，联系到某一位白宫工作人员，其实就可以再多花一个环节联系到奥巴马先生。

如果是作为一国总统的奥巴马先生要求某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完成一项任务，当他的要求并不过分的时候，对方会有很大的机会接受奥巴马先生的任务。毕竟对于很多人而言，能够有机会帮助到总统先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然而，如果是白宫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向奥巴马先生提出某一项要求，哪怕是一项并不麻烦的小事，奥巴马先生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

事实上，尽管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从一名白宫工作人员到奥巴马先生，或者从奥巴马先生到同一名工作人员，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社交网络链条和影响传导路径，但两者之间影响力的传导却不平衡。也就是说，即使我可以通过自身的关系联系到某一位白宫工作人员，但指望他把我的意愿或者要求传达给奥巴马先生并让对方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相反，如果奥巴马先生通过身边的某一位工作人员托人找到我这儿，委托我帮他办一件小事，也许我会给美国总统这个面子。

同理，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在工作繁忙时，有时我会委托某一名较为熟悉的学生帮助自己取快递或者帮忙去购买一份快餐，尽管这些工作并不是这些学生的本职工作，但我的这些请求通常并不会被拒绝。但是，如果有某一名学生提出麻烦我替他去取快递或者买快餐，相信除非特别熟识的学生，而且自己的确也顺路、不会太过麻烦的话，我的第一选择通常就是拒绝对方的请求。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人际交往关系的梳理，找出我和这名学生之间的联系，但它并不代表影响力能够顺畅地双向传导。这样的影响力传导在不同的方向上往往并不平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社会网络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影响力的传导是不可逆的，即在方向的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即使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社会网络动力学，花费大量的资源与精力，回溯出社会网络的传导路径，然而其影响力的传导却是不可逆的，由此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影响力按其研究结果进行传导，那么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就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因此，我们的六度思维并不是单纯静态地发掘人际网络的构成或者人际交易的联系，而是着眼于影响力的单向传导机制，用以构建出一套能够实现行为人的行为决策通过网络化的社会体系，有序地向指定方向或者特定社会成员的传导，借以影响其行为选择，实现既定的行为目标。众合悖论中的六度思维

相必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驾车或者乘坐他人汽车行驶于公共道路之上的经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位驾驶者驾驶一辆豪车行驶于一条宽敞又平坦的高速公路之时，如果道路十分平直、路上的车辆也不多，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踩下油门，畅听发动机的轰鸣，让风驰电掣的速度调动起自己的激情。特别是当驾驶者的驾驶技术极为高超时，他更愿意通过一次次的超车让自己体验到超过其他人的优越感。

如果飙车者在体验飙车的时候，能够像影视作品中一些公路竞技赛一样，提前派人封锁这条高速公路，保证不会有其他车辆过来打扰，即在这条宽广的高速公路上只存在飙车者一辆车，他根本不用担心会有其他扰局者驶入，给自己带来驾驶的风险，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了飙车者遭遇车祸的后顾之忧，那么把油门踩到底、充分发挥车辆的性能优势、让自己体会到速度的刺激，显然就成为飙车者自然的选择了。

然而，如果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特别批准，这种私下的封路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权力去封闭整条公路的。但是，如果在飙车之前不提前封路，那么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是马路上必然会跑着众多的其他车辆，这将给飙车者的高速驾驶带来更大的驾驶风险。

当然，如果其他的驾驶者都是非常循规蹈矩的老实驾驶者，他们不会随意变更车道、胡乱超车，更不会因为别人驾驶一辆豪车在公路上超过自己而去开斗气车，希望反超回来，给自己挽回一点面子。那么，超车者的飙车行为将会顺畅很多，也不会遇到太大的驾驶困难。

但是，如果马路上的其他驾驶者中有几个愣头青，他们认为别人超了自己的车，那我岂非太没面子了。因此，当看到有人高速驾车驶近之时，他们往往选择通过连续变道封死飙车者的超车路线，或者在飙车者超车后马上加大油门，企图对他进行反超车。在以较高速度驾驶的时候，飙车者的驾驶反应速度可能根本跟不上路况的变化，那么一旦发生上述道路状况，显然会给驾驶者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在这样的驾驶环境中，驾驶者应保持适当的速度，避免经常性的超车所带来的纠纷与麻烦，这样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飙车者与他所希望超越的车辆就好像在六度分隔中直接产生联系的相邻两个层次的行为主体一样，每一个行为人的决策行为都会对与之产生直接联系的其他行为人产生强烈的影响，最终影响到每一个行为人的决策结果。作用对象的不同，会让决策行为人产生完全不同的最优决策选择。

在马路上，并非只存在驾驶者与他正准备超越的车辆，如果存在其他与驾驶者没有产生直接影响的车辆，比如并不在同一或者相邻的行车道驾驶的车辆，它们也会对驾驶者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在驾驶者前方另一条行车道发生了一起小的剐蹭事故，尽管与驾车者并非发生在同一车道，甚至都不在相邻的行车道，而且也不会直接对其他驾驶人员的车辆产生影响。然而，如果事故双方没有及时把车辆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进行友好协商，而选择维持事故现场的原状等待警察处理，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哪怕你的汽车性能再好、你的驾驶技术再高，当其他车辆都在减速慢行、谨慎通过事故现场时，就算你拥有再优秀的驾驶技术，也只能选择与他人一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当某一位飙车者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狂飙时，如果在同一路段出现了另一位疯狂超车的飙车族，他在不停地变换行车道和超越其他车辆，甚至逼迫其他车辆减速让行，那么即使这位扰局的飙车者在远离我们主人公的车道行驶，并不会对该驾驶者施加直接的影响，同样会因为破坏了整条道路的原有交通秩序，而迫使其他驾驶者出于安全的考虑，放弃超车的想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同一条道路上，如果所有的车辆都能严格遵守交通规范、谨慎驾驶，而某一辆汽车选择不遵守游戏规则、疯狂上演超车大戏的时候，他的确可以享受比其他驾驶者更快的行驶速度，更早地到达目的地。当所有的车辆都选择一切可能的机会超车、变道，那么道路的行车秩序将变得一团糟，所有的车辆可能都被横七竖八的其他车辆卡得动弹不得，大家都将欲速而不达，这就是为什么交警会选择通过公共交通信号和交通法规来约束所有行人和驾驶员的交通行为、保证公共交通畅通的原因所在了。

其实，上述道理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众合悖论”，也许对于某一个市场行为主体而言，某一种策略选择是他的最优选择，能够保证他的利益最大化，而当所有人都采取同样的选择后，反而会导致所有决策者的利益受到伤害。也就是说，对个体而言是理性的选择，对于市场整体而言，却不一定同样有效。

在经济学中，关于博弈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叫作“囚徒困境”。假如警察在街头巡逻时，抓到两个正在进行盗窃活动的小偷。警察发现这两个小偷的作案手法与以前的很多盗窃案件非常相似，于是决定分开审讯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察告诉这两个小偷，你们涉及这么多的盗窃案件，案值相当巨大，属于要案；因此，如果一方不承认，而另一方却能坦白交代所有犯罪事实的话，不老实交代的犯罪嫌疑人将被从重处罚，需要坐牢10年，而坦白交代者因为有立功表现，因此只需坐牢2年。如果双方都不承认除被抓时所犯案件之外的犯罪事实，那么只能根据这一件犯罪事实，判处两人各5年的刑期。然而，如果双方都老实交代所有犯罪事实，由于案件过于严重，双方都将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如果您是这两名犯罪分子之一，您会做何选择？

首先，如果我是这两名犯罪分子之一，我会在心中进行盘算：假如我的伙伴坦白了，而我不交代，我将坐牢10年，而我如果选择坦白则只需坐牢8年。显然，坦白比不坦白更合适。其次，假如我的伙伴没有交代，而我交代了，那么我只需坐牢2年，而不坦白则需要坐牢5年。显然，坦白也比不坦白合适。因此，无论我的伙伴是否坦白，对于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而言，坦白总是一个最为合适的选择。也就是说，坦白交代对于任何一个决策者而言都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然而，我们会发现，对于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而言，大家一起坦白，将同时被判8年刑；而大家都不交代，则只需坐牢5年。显然，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最优决策的坦白，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其实，“囚徒困境”就是“众合悖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众多社会成员的社会系统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决策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其他人决策选择的影响，因此我们的决策必须考虑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其他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也许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优的选择，比如一个人违反交通规则、超速行驶显然有助于他及早到达行程的终点，但如果公路上的所有人都选择违反交通规则、随意超速行驶，那么整个交易秩序将变得一团糟，反而出现欲速则不达，大家的行程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也许在一个整体的市场中，不同的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商业联系，比如不存在直接的商业竞争关系，他们就成为本书所说的六度分隔中并不相邻的两个行为主体。尽管他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能通过其他社会主体的传导对彼此施加影响。

同理，科威特、利比亚和厄瓜多尔分别是地处三大洲的三个世界知名的石油生产国，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都相隔着远山重洋，不存在疆域上的邻接。另外，尽管它们都盛产石油，但在全球的石油生产体系中，它们又是小小的一环，彼此的主要销售市场各不相同。因此，它们也构成了全球石油供应市场中不相邻接、相互分隔的主体。

可以设想一下，按照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供求原理——薄利多销，当科威特政府宣布将出口的原油价格下调10%时，如果其他产油国都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石油出口价格，此时，对于众多的石油进口国而言，它们就会发现，通过购买更便宜的科威特石油来替代自己以往从利比亚或厄瓜多尔购买的石油，就显得更加合算。因此，某石油进口国（比如美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削减原本从其他石油生产国采购的石油，而转向科威特采购石油。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以科威特石油替代自己原本从其他产油国购买的石油时，正是通过这些石油进口国，科威特与其他石油生产国之间进行了间接的联系，进而向其他石油生产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三度分隔的市场系统。在其他石油生产国不调整石油价格的情况下，科威特显然可以实现石油出口迅速增长的战略目标，而其他石油生产国则惨遭石油出口急剧下滑的厄运。

为了消除石油出口下滑对于本国经济的拖累，某一个产油国（比如科威特）的降价促销行为必然引发其他石油生产国的连锁降价效应，也就是其他石油生产国都会选择与之类似的降价策略。

当所有的石油生产国都选择把自己的出口石油价格降低10%时，固然会导致全世界的石油产销量有所增长，但当价格竞争成为市场竞争的主格调时，所有市场主体的利润率都会有所降低，进而导致市场出现群体性的利润下滑。石油出口的少量增加，不仅不能增加这些石油出口国的利润，甚至会给它们带来巨大的亏损。

也就是说，对于单个市场主体而言，降价促销可能是一种明智的竞争策略，但当整个市场都以其为主要的竞争手段时，反而会造成全行业的利润下滑，即降价促销成为一种共输的策略选择。造成这一结果的，恰恰是通过市场供求价值链而连接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影响力。

在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网络购物到团购商业模式，再到打车软件的普及，中国网民已经习惯了众多互联网巨头彼此之间对掐、大打价格战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烧钱已成为全球消费者对于互联网经济模式的共同认识。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已开始认识到，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大把大把地烧去投资人资金的做法也是一种与上述科威特降低油价类似的竞争策略。当其他竞争对手不改变竞争策略时，降价促销的确是一项提升自身销售业绩的有效办法。可是，在通常情况下，在某一个市场中，当一个市场主体选择价格竞争、希望通过降价策略扩大自己的市场销售时，竞争对手的正常反应就是迅速跟进，同样选择降价促销。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选择降价促销时，降价反而成为一种自杀性竞争策略，它将不断挤压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利润空间，甚至给它们带来巨额的亏损。当这些互联网企业来自投资者的资金被烧光后，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自身的命运也将走向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正是因为过于依赖烧钱而非技术更新，才是导致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企业大多会在几年之内寿归正寝、走向终结的最大原因。

顺便提一下，正是因为对于众多石油生产国而言，降价更多地意味着向其他竞争对手发起挑衅、挑起价格竞争，而非扩大自身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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