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所罗门•诺瑟普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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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十二年试读：
第一章
介绍——祖先——诺瑟普家族——出生及父辈——明塔斯?诺瑟普——与安妮?汉普顿结婚——美好打算——香普兰运河——加拿大木筏之旅——农活——小提琴——烹饪——搬到萨拉托加——帕克和派瑞——奴隶和奴隶制——孩子们——悲伤的开始
我生来就是个自由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享受了其三十多年的恩惠。最后被人绑架，卖为奴隶，一直到1853年1月才被幸运地解救。如此被奴役了十二年，有人说大家或许会对我的生活与命运有所兴趣。
我发现自我恢复自由以来美国北方各州对奴隶制话题的兴趣愈见浓厚。文学作品尽其所能地描绘奴隶制的优劣，在社会上空前流行。在我看来，这对奴隶制的评价与讨论创造了丰富的话题。
而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观察来谈论奴隶制，只能从我个人的了解与经历来谈论它。目的是为了讲述一个真实可信的事实：不加夸饰地重述我这一辈子的故事，至于故事中阐述的画面是否夸大了奴隶制的残忍与严酷，则留给别人去判断。
就我所能追溯到的历史而言，我父亲的祖辈们曾是罗德岛上的奴隶。他们隶属于一个名为诺瑟普的家族，诺瑟普家中的某一成员后来搬到了纽约州，定居在伦斯勒县的胡西克。他离开时带上了我的父亲明塔斯?诺瑟普。这位绅士大概是在五十年前去世的，他遗愿中有条指示是解放我的父亲，于是我父亲获得了自由之身。珊蒂山的亨利?B.诺瑟普阁下是一位杰出的法律顾问。谢天谢地，多亏了他，我才能获得自由之身，回到妻儿身边。我对他不胜感激。他是我祖辈们曾服侍过的诺瑟普家族的一位亲戚，我的名字就是诺瑟普家族给予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我的表现一直兴趣盎然。
获得自由后过了段时间，父亲搬到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出生。我并不十分确定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之后他又搬到了华盛顿县的格兰维尔，距一个叫斯莱伯勒的地方不远。父亲在克拉克?诺瑟普——他也是父亲老东家的亲戚——的农场干了几年活。后来，他又搬到了莫斯大街的埃尔登农场，就在珊蒂山镇北部的不远处。此后，他又搬到了罗素?普拉特现在的农场，就位于爱德华堡到雅佳镇的路上。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留下了一个遗孀和两个孩子——我，以及长兄约瑟夫。后者至今仍然住在奥斯威戈县，靠近奥斯威戈市。母亲是在我做奴隶的期间去世的。
尽管父亲是奴隶出身，苦于从事我们这个不幸的种族所承担的劳作，但他也因勤勉与正直而受到尊敬。许多在世的人会铭记他，并随时能证明这一点。他的一生都在平淡的农耕活中度过，从未在琐碎枯燥的杂活中谋求过什么工作，那些活经常被指派给非洲的孩子。他给我们提供教育——以我们的情况看来，这种教育已经优于一般水平了。除此之外，他还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节俭积累了一份充裕的财富，足以有资格获得选举权。他时常跟我们谈起他的早年生活，尽管对待家族，他总是满怀温情，饱含善意甚至慈爱，但他毕竟是奴隶身份，并不了解奴隶制度。种族的衰败让他时感忧郁，他试图将他的道德情操灌输给我们，教导我们将信仰与信心寄托在上帝身上，上帝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当我流落到路易斯安那偏远而又荒凉的地区，被一个没人性的主子打得满身冤枉伤躺在奴隶小屋时，我一心想躺进父亲的坟墓里，从压迫者的皮鞭下解脱。而多年后的此时，我又回想起了父亲的劝导。珊蒂山的教会墓地里有一座不起眼的石碑，上面刻着他长眠的地点。他在全心全意地履行了职责之后，由上帝指引着走进了这一片卑微的土地。
直到那段时期为止，我主要还是跟随父亲在农场里干活。闲暇之时，不是埋在书堆里，就是拉拉小提琴——这是我年轻时最主要的业余爱好，也是我获得慰藉的源泉。它为与我同病相怜之人带来了些许快乐，让我从对自己命运的痛苦冥思中暂时得以忘却自我。
1829年的圣诞节，我与安妮?汉普顿，一个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女孩儿结婚了。她属于有色人种。婚礼在爱德华堡举行，由镇长提摩西?艾迪阁下主持，他也是当地的名人。安妮曾在珊蒂山生活了许久，侍奉过老鹰酒馆的老板拜尔德先生，以及塞勒姆的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牧师一家。这位绅士多年以来一直主持着那里的长老会，凭借着他的博学与虔诚而声名远扬。安妮对这位老好人的仁慈与劝慰仍然心存感激。她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血统，但血管里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很难说清是红、白还是黑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这三种血液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她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面容——这是非常稀有的。尽管与混血儿有些相似，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类为混血儿。我忘了一点：我母亲就是混血儿。
7月之后，我就二十一岁了，这意味着我刚刚步入成年人的行列。没有了父亲的建议与帮助，妻子也依赖着我养活全家，尽管肤色是一大障碍，我决心开始勤勉地工作。虽然意识到自己身份卑微，但我依然沉浸在好日子终会到来的美好愿望之中。我有一间简陋的住房，周围有几亩地，这都是我劳动的回报，给我带来了幸福舒适的生活。
结婚至今，我对妻子真挚的爱意丝毫未减。孩子们呱呱坠地，我想只有对子女柔情有加的为人父者才能明白我对孩子们的关爱之情。为了让读者了解到命运要我承受的心酸与苦痛，我觉得有必要说明这一点。
一结婚，我们就在爱德华堡最南端的一幢黄色老房子里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后来这老房子被改建成了一幢现代宅邸，最近又被拉斯洛普上校占用。它被称为堡垒山庄，过去，郡县会定期地召集民众在这栋建筑里主持庭审。它是在1777年被博格因占领的，当时他们驻扎在哈德逊河的左岸，距这老房子不远。
那年冬天，我和一些人受雇去修复香普兰运河。威廉?范?诺特维克是那片区域的主管，大卫?麦克伊钦直接负责我们一组的劳工。等到运河在春天开通时，我积攒下的薪水已经足够我买下两匹马，以及一些运输工作的必需品。
雇了几名得力助手后，我参与签订了一份运输合同，负责将大木筏从香普兰湖运到特洛伊镇。戴尔?贝克维斯和一位来自白厅街叫巴特米的先生与我一起跑了几趟。此时我已对制造木筏的技术与窍门了如指掌，后来我用这些知识为一位贤主效劳并取得了收获，也使贝夫河岸那些头脑简单的木工们大吃一惊。
在一次沿香普兰运河航行的旅途中，我被劝诱去游览了加拿大。我去了蒙特利尔，参观了那里的教堂和其他一些名胜。之后又到了金斯顿和其他一些城镇观光，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日后对我产生了不少帮助，故事的结尾会说到这一点。
雇主和我都对运输合同的圆满完成感到相当满意。之后，运河上的运输再次终止，而我又不想无所事事，于是和米达?冈签订了另一份伐木合同。1831年到1832年的冬天我一直都在从事这份工作。
春日回归，我和安妮接手了附近农场的一项工作。年轻时我就习惯了农耕劳作，因此这份工作很合胃口。我开始打理一部分老埃尔登农场——这也是我父亲先前住过的地方。我们在赫特福德的路易斯?布朗那儿买来了一头奶牛、一头猪、一头健壮的公牛以及其他一些个人用品，搬到了金斯伯里的新家。那年，我种植了二十五英亩的玉米，播撒了一大片燕麦，我极尽所能地耕种这片农场。安妮勤于家务，我则在地里挥汗如雨。
我们一直在那儿住到1834年。那年冬季，许多人邀请我表演小提琴。只要是年轻人集会跳舞的地方，我无一例外都会在那里。我的小提琴在周围的乡镇声名远扬，在老鹰酒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妮也因为她的厨艺而闻名。在庭审周期间，以及在一些公共场合，雪丽尔咖啡屋开出了很高的薪水请她做厨师。
工作结束后，我们总是能荷包满载地回到家里。通过拉小提琴、做厨师和务农，我们不久便积累了一笔财产，生活也可是说是快乐充实。事实上，如果一直待在金斯伯里的农场，我们的生活会一直如此。但是我们即将迈出下一步时，残酷的命运已经在等待着我。
1834年3月，我们搬到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住进了在华盛顿街北面的丹尼尔?奥布莱恩的房子。那时，艾萨克?泰勒在百老汇最北端开了一家很大的寄宿酒店，叫作华盛顿堂。他雇佣我驾驶马车，我为他工作了两年。之后，一般在旅游旺季才会有人雇我，安妮也是，她在美国旅馆及当地其他酒吧工作。冬季我主要靠拉小提琴维持生计。在特洛伊和萨拉托加铁路修建期间，我也干了好几天繁重的体力活。
在萨拉托加，我习惯去瑟夫斯?帕克先生和威廉?派瑞先生的商店为家里购置一些必需品。对这两位绅士的慷慨，我深怀感激。正因如此，十二年后，我才会把信寄给他们，后来这封信到了诺瑟普先生的手里，我因此得以幸运获救。
住在美国旅馆时，我经常碰到跟在主人身后的南方奴隶。他们穿戴整洁，物资齐全，显然是过着舒适的生活，少有问题烦扰他们。他们时常跟我聊到奴隶制这一话题。我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无不潜藏着对自由的渴望，有些人更表达出想要逃跑的迫切心理，甚至询问我有没有什么逃跑的最佳方法。然而，他们清楚被抓回来后的可怕后果，对惩罚的恐惧往往让他们打消了这一念头。一直以来呼吸着北方的自由空气，我也怀有同样的心情，希望能在白人之间找到一席之地，希望能和自由人平等地获得知识，至少给我们一种更为平等的肤色。我太过无知又或许是过于独立，没能一开始明白这点：一个人怎么会对身为奴隶感到满足呢？他们的处境是绝望又无助的。我怀疑法律与宗教的公正性：它们居然承认并支持奴隶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向我求助的人，我从未拒绝过为他们寻找机会以获取自由。
我在萨拉托加一直住到1841年的春天。七年前，我们从哈德逊河东岸平静的农舍中搬到这里，怀揣着美好的憧憬，但至今仍未实现。尽管生活还算舒适，却说不上蜉蝣。在这条举世闻名的沿河地区，社会风气似乎并不崇尚勤劳与节俭，而我早已习惯这种简单的生活，如今，慵懒与奢侈的风气取而代之。
那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隆索。长女伊丽莎白十岁，玛格丽特比她小两岁，小阿隆索刚过了他的五岁生日。他们让屋里充满欢声笑语，稚嫩的嗓音到我们耳朵里都成了音乐。我和孩子他妈为这三个天真的小家伙设想了许多未来。不工作时，我就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陪伴他们在萨拉托加的街道和树林间散步。有他们在，我就感到愉快。我将他们紧紧地抱进怀里，倍感温暖与柔情，他们暗色的皮肤就好像如雪般洁白。
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还没有出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有色人种抱着平凡的爱与希望，在这个世界里从事着平凡的劳动，并卑微地前行。但现在，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正站在命运的门槛，难以言喻地委屈、悲伤与绝望。我已接近乌云的阴影，即将陷入深邃的黑暗之中，从此我将再也无法同我的家人相见。乌云遮住了甜美的自由之光，一去好多年。
第二章
两个陌生人——马戏团——离开萨拉托加——口技和戏法——纽约之旅——马戏团——抵达华盛顿——哈里森总统的葬礼——突然病倒——口渴难耐——灯光渐暗——不省人事——黑暗与镣铐
1841年3月下旬的某个早上，那段期间我没有特别的活可忙，于是就去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镇上散步，想着在繁忙季节到来之前，哪里还能找到些现成的活干。安妮与往常一样去了二十里外的珊蒂山，她负责雪丽尔咖啡屋庭审期间的餐饮工作。我想伊丽莎白也跟着她去了，玛格丽特和阿隆索待在萨拉托加陪他们的姨妈。
在议会大街和百老汇的街角处，靠近莫恩的酒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老板仍然是他。我碰到了两位穿着体面的先生，都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印象中是一位熟人将他们介绍给我的，但至于是谁，我却想不起来，他介绍说我是拉小提琴的一把好手。
反正，他们迅速就此跟我聊了起来，问了我很多在小提琴演奏方面的问题，想知道我到底有多精通。他们似乎对我的回答相当满意，提议我为他们服务一小段时间，同时声称我就是他们在工作上所需要的人。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姓名告诉了我：迈瑞尔?布朗和亚伯兰?汉密尔顿——我对名字的真实性表示强烈怀疑。迈瑞尔?布朗显然已到了不惑之年，矮矮胖胖，面相精明而机灵。他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头戴黑色礼帽，声称自己住在罗切斯特和雪城两地；亚伯兰?汉密尔顿是个年轻人，五官端正，长着一对清眸，据我判断他不超过二十五岁。他高高瘦瘦的，穿着黄褐色的大衣和花纹雅致的背心，帽子鲜亮，整体着装都极其时尚。他的外表略显阴柔，但是很有魅力；看上去平易近人，显得颇为世故。这两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马戏团的，正要前往华盛顿市与马戏团会合——两人之前离开了马戏团一小段时间，一路往北游览这个国家，偶尔演出赚取费用。他们声称很难为演出找到伴奏，如果我能陪他们一路到纽约，他们会支付我每天一美元的报酬，如果我还愿意为他们每晚的表演伴奏，额外再追加三美元，此外还会支付我从纽约回到萨拉托加的费用。
我立刻接受了这诱人的出价，既是为了他们承诺的报酬，也是为了满足想参观大城市的愿望。他们迫不及待地动身了。本想着这次出门不会太久，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写信给安妮告诉她我去哪儿了，兴许当我回去时，她也差不多到家了。于是，我带上了小提琴和一套换洗衣物便准备出发。两匹棕红色的骏马拖来了一辆看上去美观大方的带篷马车。他们将行李——三只大大的箱子绑在行李架上。他们坐上了后座，我则爬上了驾驶座，驾着马车驶上了从萨拉托加到阿尔巴尼的路。新工作让我兴高采烈，我就如以往的每个日子一样愉快。
我们经过了波尔斯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叫这个名字——然后颠簸进了一条山路，直通阿尔巴尼。我们在天黑之前到达了那座城市，在纽约州博物馆南面的一家旅店歇脚。
这天晚上，我有机会亲眼观看他们的表演，也是我同他们共处期间唯一一次。汉密尔顿站在门口，我架起乐器，布朗表演节目。节目包括扔球、在绳索上跳舞、在帽子里炸煎饼、让隐形的猪尖叫以及其他口技和戏法。观众寥寥无几，对表演也不是很挑剔。汉密尔顿所谓的收入只不过是一个空罐子，里面的钱少得可怜。
第二天清晨，我们重新上路。两人都显得很焦虑，他们说当前的重中之重是不加耽误地赶到马戏团。我们急着赶路，再没有停下表演。我们按时到达了纽约，寄宿在城西的一间旅馆，位于百老汇到河口的街道上。我想这次远行终于要结束了，盼望着一天——最多两天后我就能回到萨拉托加，回到亲友身边。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开始纠缠我，要我继续随他们前往华盛顿。他们说既然夏季将至，马戏团一到华盛顿就会向北出发，他们还承诺如果我继续陪同就给我一个高薪的差事做。他们详述了这能带给我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让我最终只好接受这一提议。
第二天早晨，由于我们即将进入一个蓄奴州，他们建议我在离开纽约之前最好去办理一下自由身份证明。我突然想到这是个谨慎的决定，要是他们没提出来，我是不会想到的。我们随即动身去了海关。他们在那宣誓证明了我是自由之身。海关草拟了一份文件递给我们，指示我们拿到书记的办公室。我们照办了，书记在上面添了些内容，收了我们六先令。因为结束之前还有其他手续要办，我们又回到海关。支付了海关官员两美元之后，我终于得以把文件塞进了口袋，与我的两位朋友回到了旅馆。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这些文件根本值不上这笔办理费，因为生活中我还未碰上什么事情会危及到我的个人安全。我记得，办理文件的书记在一本大册子上做了备忘录，我认为它至今仍在办公室里。若有人怀疑，请查阅一下在1841年3月下旬至4月1日的登记人，我确信至少能找到与这项特殊事务相关的记录。
有了自由证明，我们便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就乘渡轮去了泽西市，经此一路去往费城。我们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继续赶往巴尔的摩。我们按时抵达那里，在靠近火车站的一家旅馆歇脚，旅馆的老板或许叫拉斯伯恩，要么就是旅馆的名字叫作拉斯伯恩。从纽约一路赶来，他们想回到马戏团的心情越来越急切了。我们把马车留在了巴尔的摩，然后坐车前往华盛顿。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了华盛顿。第二天就是哈里森总统葬礼，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盖茨比酒店住了下来。
晚饭过后，他们将我叫到了他们房间，付给我四十三美元——这比我的总薪水还多。他们说因为自萨拉托加以来的旅途中，他们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让我参与演出，所以才格外慷慨，以此作为补偿。他们还告诉我马戏团原本打算第二天早晨离开华盛顿，但由于总统葬礼的原因，他们决定再停留一天。自初次见面以来，他们一直表现得非常友善，毫不吝惜对我的赞许；另一方面，我对他们也极有好感，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之后也会相信他们的每言每行。在自由身份证上的先见之明以及其他无须赘述的百多小事，都表明他们是真的把我当作朋友，在发自内心地为我着想。我一无所知，一直以为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但现在我相信他们是罪恶的。为了金钱，他们设计引诱我远离家乡，远离家人，远离自由。至于他们是不是我不幸的罪魁祸首，是不是披着人皮的残忍野兽，读完本书的人将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如果他们是无辜的，那么我的突然失踪该如何解释？在脑中细想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绝无可能再将他们臆想为慈善之辈。
他们似乎很阔绰，给了钱后还建议我当晚不要上街。考虑到不熟悉城里的风俗习惯，我保证说会谨记这一建议的。在一名黑奴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旅馆后面底楼的一间卧室。我躺
下休息，一直到入睡都挂念着家乡和妻儿，感叹我们相距如此之远。天使没有来到我床边警告我逃走，梦中也没有听到慈爱之声来向我预示近在眼前的磨难。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空气中充斥着隆隆的炮声和丧钟的哀鸣。家家户户都掩上了黑纱，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天色渐亮，队伍从街尾出现，缓缓穿过大街，马车一辆挨着一辆，成百上千的人接踵而至，跟随着悲悼的乐声前进。他们抬着哈里森的遗体走向墓地。
从清早开始，我就一直跟着汉密尔顿和布朗，他们是我在华盛顿唯一认识的人。葬礼队伍经过时，我们肩并肩站着。我清晰地记得墓地里每响一下礼炮，就会有窗玻璃落到地上破碎成渣。我们去了国会大厦，在广场上逛了许久。下午，他们又去了总统府溜达，从头至尾都要我紧跟着他们，并向我介绍了各种名胜。至此时，我仍未见到马戏团的影子。事实上，我也没怎么想起这事儿——这毕竟是令人激动的一天。
下午，我的朋友好几次去酒馆喝酒。然而，据我所知，他们平时都不怎么嗜酒。好几次，一喝完他们就会再倒一杯递到我手里。或许从下文推断，我可能是醉了，但我其实并没有。到了晚上，经过又一番痛饮之后，我开始变得极其难受，脑袋开始犯疼——是一种沉闷的剧痛，难以形容的不快。晚餐时间，我毫无胃口，看一眼闻一闻食物都让我感到恶心。天黑之后，还是那位奴隶带我去了昨晚休息的房间。布朗和汉密尔顿建议我好好休息，表示出友善的同情，希望我明早会有所好转。我只脱了外套和靴子就躺倒在了床上。我无法入睡，头疼继续恶化到几乎无法忍受。很快，我感到口干舌燥、嘴唇焦裂，一心只想着喝水。我想着湖泊，想着河流，想着小溪，想象着自己俯身畅饮，想着正在滴水的木桶，想着从井底满溢而出的清凉甘露。到了半夜，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焦渴之痛，起身下了床。我对这家旅店完全陌生，对里面的房间也一无所知。没见到任何醒着的人，我只能盲目摸索，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找到了地下室的厨房。那儿两三个黑奴进进出出，其中一个女人给了我两杯水，暂时缓解了我的口渴。可一回到房间，想喝水的强烈欲望又回来了，口干舌燥，甚至比之前还要难受，剧烈的头痛也随之而来。我痛苦万分，从来没经历过这种痛楚，简直都快疯了——到死我都忘不了那一晚的可怕回忆。
从厨房回来一个多小时后，我察觉到有人进入了我的房间。混杂着不同的声响，似乎有好几个人，但我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布朗和汉密尔顿是否也在其中，我也无从推测。隐隐约约只记得有人跟我说有必要去看一下医生开点药吃，于是我穿上靴子——没披外套也没戴帽子——便跟着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或者是小巷，来到了大街上。街道与宾夕法尼亚大街垂直相交，对面的一扇窗户里亮着灯。印象中有三个人跟着我，但模模糊糊记不清了，像是一场痛苦的噩梦。我走向灯光，以为那是从医生的诊所里发出来的。我逐渐靠近，灯光似乎也随之变暗。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回想起来的模糊记忆了，之后我便不省人事。不知道昏迷了多久，一个晚上还是许多昼夜，但等到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链条锁在了黑暗中。
头痛已经略有缓解了，但身体虚弱不堪。我坐在一张粗糙的木矮凳上，没有帽子也没有大衣。双手被铐住了，脚踝上戴着沉重的脚镣，链条的尾端扣在地面的一个大圆环上。我试着站起，但只是徒劳。从痛苦的昏睡中醒来好一会儿，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哪儿？这些锁链是做什么的？布朗和汉密尔顿呢？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囚禁在这间地牢？我无法理解。在我从这个孤寂之地醒来之前有一段模糊的记忆空白期，至于期间发生了什么，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了。我专注地倾听，想找到一丝人声，但四周只有压抑的寂静。我每动一下，镣铐就发出碰撞的叮当声；我大声喊，却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在镣铐的可及之处，我尽力摸到身上的口袋，最后发现自己不但被剥夺了自由，连钱和自由身份证明也全都不见了！一个微弱又迷惑的念头逐渐在我脑中生起——我被绑架了，但我觉得这难以置信。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出了一些不幸的差错。一个纽约州的自由公民，从没得罪过什么人，也没触犯过任何法律，怎么会受到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我细想着自己的处境，但是越思考，我的怀疑就越重。我万念俱灰，觉得无情之人谈不上什么信任与仁慈。我将自己托付给了上帝，希望祂守护被压迫之人。我将头深埋在戴着镣铐的双手之中，痛苦地哭泣着。
第三章
痛苦的沉思——詹姆斯?H.博奇——华盛顿的威廉奴隶监狱——走狗雷德本——坚持自由身份——贩子的愤怒——扁板和九尾鞭——笞刑——认识新人——雷、威廉姆斯和兰道尔——小艾米莉和她母亲来到监狱——母亲的悲伤——伊莉莎的故事
大约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直坐在矮凳上，沉浸在痛苦的思索中。之后，我听到了公鸡打鸣，不久远处传来一阵隆隆声，像是马车在街道上疾驰而过。我意识到天亮了，然而没有一丝光亮透进牢房。随即，我听到了头顶传来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来回踱步。我这才想到我一定是在某个地下室——潮湿的霉味证实了我的猜测。头顶的嘈杂声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我听到不断接近的脚步声。钥匙插入锁孔咯咯作响，厚重的门随着铰链向后开启，光线倾泻而入。两个人走了进来，在我面前停下。其中一人大约四十岁，大约有五英尺十英寸高，高大健壮，深栗色的头发中零星缀着几根灰丝；他的脸庞肥满，面带红光，五官粗犷，看上去残忍狡猾。他整个人面目可憎，令人生厌——我得先说明，这不是偏见。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作詹姆斯?H.博奇——华盛顿有名的奴隶贩子，后来成了新奥尔良的西奥菲勒斯?弗里曼的生意合伙人。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寒酸的仆人，叫作艾比尼泽?雷德本，他同时也是监狱的看守。他们俩仍住在华盛顿——至少去年一月，我摆脱奴隶身份回家途径那座城市时，仍是如此。
光线从敞开的房门透进，我这才得以观察这间囚室。房间大约十二平米，四周是坚固的石墙，地面铺着厚厚的木板。墙上有一扇竖着粗实铁条的小窗，外面紧紧地贴着一道百叶帘。
一扇铁皮大门通向隔壁的牢房，也可能是保险室，同样没有窗户，暗无天日。我所在的囚室中，两间牢房都没有床，没有毯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里面的家具只有我坐着的木凳和一只肮脏的老式箱炉。博奇和雷德本进来的那扇门通向一段小走廊，楼梯往上通向院子。院子四周围着一道十到十二英尺高的砖墙，后面有一栋同样宽的建筑。院子自屋中向后延伸出了约三十英尺的距离，其中一面墙上嵌着一扇坚实的铁门，铁门后有一条狭窄隐蔽的走廊，沿着屋子的一边通向大街。黑人的命运全系在通向这条狭窄的走廊的门上，但是我们的机会同这门一样紧紧关闭着。墙顶支撑着屋顶向内抬升的尾端，形成类似露天棚屋的形状。屋顶下面是一间破烂的阁楼，奴隶们晚上在此睡觉，如果遇上恶劣的天气还能在此躲避暴雨。这里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农场主的谷仓院，如此建造外界就永远无法看到里面圈养的奴隶们。
与院子相接的建筑有两层楼高，正对着华盛顿的一条公众街道，表面看上去不过是一座安静的私人宅邸，陌生人看上一眼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面竟有如此恶劣的行径。更吊诡的是，居高临下俯视着这座房子的正是国会大厦。近在眼前的国会大厦里爱国人士高呼自由与平等的声音，和可怜的奴隶身上的镣铐声混杂在一起。国会大厦的阴影中竟有一座奴隶监狱！
1841年，华盛顿的威廉奴隶监狱就是这般样貌。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被关在这其中的一间地下室里。“喂，小子，你现在感觉怎么着？”博奇从门口进来时问道。我回答说我病了，问他为什么我会被关在这里。他回答说我是他的奴隶——他买下了我，正准备把我送到新奥尔良。我坚持说我是一个自由人，勇敢地高声声明自己的名字叫诺瑟普，是一位萨拉托加的居民，有同为自由人的妻子儿女。我激愤地控诉所受的古怪待遇，威胁一旦我重获自由一定会寻回公道。他否认我是自由人，赌咒并声称我来自佐治亚州。我一遍遍地坚称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坚持要他立刻卸下我身上的锁链。他试图堵上我的嘴，像是害怕我的声音被人听见，但我没有闭上嘴，继续谴责那些囚禁我的始作俑者，无论是谁，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因为无法使我安静下来，他勃然大怒，满嘴毒誓，说我是一个满嘴谎话的黑鬼，一个从佐治亚州偷跑出来的逃犯；他满口污言秽语，极尽骂脏之能事。
期间，雷德本一直安静地站在一边。他的工作是监管这些人，或者说监管这些非人的囚棚，接收奴隶，喂养并鞭打他们，每天从每个奴隶身上得到两先令。博奇走向他，命令他把扁板和九尾鞭带过来。雷德本随即离开，不一会儿就带着这些刑具回来了。扁板是用来惩罚奴隶的——至少是我最先熟悉的刑具——是一块十八至二十英尺长的硬木板，做成老式布丁棒或者普通船桨的形状，扁平的部分大约有两只手掌那么大，上面布满了无数根细小的螺丝钻。九尾鞭是一条带许多细丝的长绳，细丝散开着，每根的末端都打了一个结。
这些可怕的刑具一出现，他们就抓住我，粗暴地剥去我的衣服。我的双脚，如之前说的一样，被紧锁在地板上。他们将我脸朝下推倒在木凳上，雷德本用脚重重地踩在我的手铐上，将我发痛的手腕往地板上压。博奇开始用扁板拍打，板子一下又一下挨在我赤裸的身体上。他无情的胳膊终于打累了，于是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还要坚持说自己是个自由人。我说是。板子重新落了下来，比之前更快，力量也更大了。再次疲倦之后，他又重复了同样的问题，在得到同样的回答后又继续向我施暴。同时，这个魔鬼的化身用尽最恶毒的字眼咒骂。最后扁板断了，他手中只剩下无用的手柄。我仍然没有屈服，所有的暴打都无法逼我从嘴里说出“我是一个奴隶”这一污秽的谎言。他发狂地将断裂的扁板手柄摔到地上，抓起了九尾鞭。这比扁板更令人痛苦不堪。我用尽全身力气挣扎，但也只是徒劳；我祈求怜悯，可回应我的只有诅咒和鞭打。我以为自己一定是要死在这残忍畜生的鞭子下了，即便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皮开肉绽的感受仍像是将我置身于火堆。除了地狱的灼烧，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拟这种痛苦！
最后对他一再重复的问题，我只能沉默以对，不再回答。事实上，我几乎已经无法说话。他仍然不遗余力地鞭打我虚弱的身体，直到我体无完肤。灵魂中尚怀有一丝怜悯之人，对待即便是一条狗，他们都都不会如此残忍地鞭打。终于，雷德本说再打下去也没用了——我已经遍体鳞伤。博奇这才住手，拳头在我面前威胁地晃了晃，还咬紧牙发出咝咝警告：如果我还敢声称自己是自由之身，说什么自己是被人绑架之类的，那么跟以后的惩罚比起来，刚才的就不算什么了。他咒骂说征服不了我，那就杀了我。说完狠话，他将我手腕上的镣铐卸了下来，但是我的双脚仍被扣在圆环之中。，他们走了出去，锁上了身后的那扇大门，原本打开的百叶帘也被重新关上了，我又像之前那样被留在了黑暗中。
一小时后——也可能过了两个小时，门外又传来了钥匙的转动声。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太孤单了，迫切希望能见到个人——不管是谁。现在一想到有人来了，我就浑身颤抖。来者的脸让我感到惊恐，尤其是看到一张白人的脸。雷德本端着一张锡盘走了进来，盘里装着一块干巴巴的炸猪排、一片面包和一杯水。他问我感觉怎么样，谈起了我刚才遭到的毒打，他责备我不该坚称自己是个自由人。他屈尊俯就，假惺惺地建议我还是少说为妙。他表现得尽量友善，是因为看到我的悲惨处境而有所触动，还是为了让我放弃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在我看来已无猜测的必要。他解开我脚踝上的镣铐，打开了小窗上的百叶帘，然后离开，再度留我独自一人。
此时我的身体僵硬酸痛，浑身长满了水疱，每动一下都痛苦不堪。窗外，除了墙上的屋顶，我什么也看不到。晚上，我躺在潮湿而坚硬的地上，没有枕头，没有铺盖，什么也没有。雷德本每天准时地进来两次，给我送猪肉、面包和水。尽管一直觉得口干舌燥，但我仍没什么食欲。因为身上的伤，我无法长久保持任何一种姿势，只能维持几分钟。所以，我坐一会儿站一会儿，或者慢慢地走几步。白天和黑夜就这么过去了。我感到悲伤而心情低落，一心思念着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睡意袭来，我又梦到了他们，梦到我回到了萨拉托加，我能看到他们的脸，听见他们呼唤我的声音。从快乐的梦境中醒来，回到痛苦的现实后，我难以自抑地呜咽流泪，但我的精神并没有因此崩溃。我沉浸在逃跑的期待中，越快逃走越好。我想着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真实情况，他们不可能这么不讲理地把我当奴隶一样囚禁。只要让博奇相信我不是从佐治亚逃出来的，他肯定会放了我的。虽然我屡次怀疑布朗和汉密尔顿，但我还是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就是将我囚禁的帮凶。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将我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唉！那时我还未了解“人对人的非人待遇”，一个人会因为贪婪而犯下多么深重的恶行。
连着好几天，外门都敞开着，我得以去院子里自由活动。我在那遇到了三个奴隶——其中一个是十多岁的男孩儿，另外两个都是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我们很快就彼此认识了，我也知道了他们的姓名和具体身世。
年纪最大的黑人名叫克莱姆?雷。他一直住在华盛顿，靠驾驶马车为生，在一家马车行工作了许久。他很聪明，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想到要去南方，他就万分悲伤。博奇是几天前刚买下他的，然后一直把他晾在那儿，直到最近才准备将他送往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正身处威廉奴隶监狱——一个我从前从没听说过的地方。他向我解释了设计这地方的用意，我跟他重述了我不幸的遭遇，而他只能同情地安慰我。他建议我从今以后对自由的话题保持沉默，他了解博奇的性格，保证说那只会使我遭受另一轮鞭打。年纪第二大的名叫约翰?威廉姆斯，是在距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州长大的。主人为了偿还债务，将他抵押给了博奇。他一直指望着他的主人能将他赎回——这愿望后来实现了。那男孩儿是个开朗的孩子，说自己的名字叫作兰道尔。大多数时间，他都在院内玩耍，偶尔哭闹着要找妈妈，想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母亲不在似乎是他幼小心灵中唯一也是最大的伤痛。兰道尔年纪太小了，还未明白自己的处境。不想妈妈的时候，他总是愉快地小打小闹，逗我们开心。
晚上，雷、威廉姆斯还有男孩儿就睡在小屋阁楼里，我则被关在地牢。后来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条毯子，原本是给马用的——这是我在之后十二年里唯一的被褥。雷和威廉姆斯问了我许多关于纽约的问题——黑人在那里受到怎样的待遇？他们怎么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家人，还没有人骚扰压迫他们？特别是雷，他由衷地渴望自由。然而，这些对话是不能让博奇或看守雷德本听到的——这样的渴望会让我们的后背遭受鞭打。
为了真实而全面地呈现出我人生中遭遇的所有重大事件，我觉得有必要在书中描述一下我所目睹和了解到的奴隶制度。我会提到一些著名的地方以及许多依然在世的人们。在华盛顿及其周边，我一直算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者。除了博奇和雷德本，我谁都不认识，只是从我的奴隶同伴那里听说过一些人。如果说错了，很容易被反驳。
我被关在威廉奴隶监狱大约两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一个女人被关了进来，她哭得很伤心，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儿——那是兰道尔的母亲和他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见到她们，兰道尔就高兴坏了。他抓住母亲的裙子，亲吻着妹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的母亲也搂过他，温柔地将他拥在怀里，热泪盈眶地凝视着他，柔情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小女孩叫艾米莉，大约七八岁，肤色较浅，脸庞精致，头发打着卷儿垂到脖间。她华美的着装风格以及洁净的外表，都表明她是在富裕的环境里长大。她确实是个甜美的孩子。她的母亲也穿着丝绸衣裳，手指上戴着戒指，耳朵上挂着金饰。她礼貌得体的谈吐气质都表明她曾经的身份地位明显高于普通奴隶。被关进这样一个地方让她感到惊愕，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将她带到了这里，令她始料未及。空气里满是她的抱怨，她和她的孩子们，还有我被推搡进了地牢。她不停地哭诉，但言语不足以表达她的哀伤。她摔倒在地上，将孩子们抱在怀里，倾诉着温情的话语，这些言词只有母亲的爱护和关怀才能给予。孩子们紧紧地依偎着她，仿佛只有在她身边才有安全感。后来他们睡着了，脑袋枕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轻轻地将熟睡的孩子们的额发拨到后面，整晚都对着他们柔声细语。她称他们“亲爱的”“小宝贝”。可怜的小家伙，不知道他们注定要忍受苦难！很快，他们便会失去母亲的安抚——有人会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走。他们会变得如何？噢！离开了小艾米莉和亲爱的儿子，她还怎么活？他们都是好孩子，一直如此可爱，她会因此心碎的。天知道！她说，如果他们从她身边被带走，她知道这意味着他们会被卖掉，他们会分开，再也见不了面。听着这位凄凉而不安的母亲的诉苦，铁石心肠也会被融化的。她的名字叫伊莉莎，接下来就是她讲述的身世。
她原本是一位富人——伊利撒?贝里的奴隶，就住在华盛顿附近，她说自己是在贝里的种植园出生的。几年前，贝里变得浪荡不羁，时常与妻子争吵。事实上，在兰道尔出生后不久，他们便分开了。贝里离开了妻女，从以前居住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在附近的庄园造了座新房。他把伊莉莎带到了那座房子，许诺只要伊莉莎答应与他同住就解放她和她的孩子。他们一起住了九年，有佣人服侍，生活舒适而奢侈。艾米莉就是伊莉莎和贝里的孩子！后来，一直同母亲住在老宅的年轻女主人，嫁给了一位名叫雅各布?布鲁克斯的先生。再之后，由于某些原因（从他们的关系推测），事情脱离了贝里先生的控制，他的财产受到了瓜分，伊莉莎和她的孩子属于布鲁克斯先生的财产。由于在与贝里生活的九年间被迫得到的身份地位，她和艾米莉成了贝里夫人和她女儿的眼中钉。贝里先生被她描述成一位善良的人，一直许诺会给予她自由。她对他毫不怀疑，她相信只要在他能力范围内，他会让她自由的。既然她们落在了贝里先生的女儿手里，成了她的财产，显然他们也无法再一起生活了。一看到伊莉莎，布鲁克斯夫人就感到厌恶。她无法忍受见到那个孩子——虽然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出落得一样漂亮。
伊莉莎被关进监狱的那天，布鲁克斯把她从庄园带到了市区，假装是履行作为主人的承诺，帮她办理自由身份证明的时候了。伊莉莎为即将到来的自由欣喜若狂，为自己和小艾米莉穿上了最好的衣裳，心情愉快地跟着布鲁克斯。一到市区，他们却没有受洗成为一个自由的家庭，她被交给了奴隶贩子博奇，办理的文件是一张买卖的账单。多年的希望一瞬间破灭，她从欢欣雀跃的顶点跌落到不幸的谷底。经历过那种日子，也难怪她以泪洗面——牢房里充斥着她撕心裂肺的恸哭。
伊莉莎如今已经去世。在遥远的红河，河水慵懒地从路易斯安那州荒败的低地间流淌而过。她最终躺进了墓地——悲惨的奴隶们唯一的安息之地！她所有的恐惧都变成了现实——她日夜悲恸，从来得不到抚慰。她的心早就碎了，身为母亲的悲哀让她不堪重负。这些都会在接下来的故事中讲述。
第四章
伊莉莎的悲哀——准备上船——经过华盛顿大街——你好，哥伦比亚——华盛顿之墓——克莱姆?雷——船上的早餐——快乐的鸟儿——阿奎亚河——弗雷德里克斯堡——到达里士满——古丁和他的奴隶监狱——辛辛那提的罗伯特——戴维和他的妻子——玛丽和丽熙——克莱姆回去了——他后来逃往加拿大——奥尔良号——詹姆斯?H.博奇
伊莉莎在被关进监狱的第一天晚上不时痛诉她那位年轻女主人的丈夫雅各布?布鲁克斯。她声称自己早就察觉到布鲁克斯打算在她身上实施的诡计，他绝不会将她活着带到那儿。贝里主人不在种植园时，他们就趁这个机会把她弄走。贝里一直待她不薄，她希望能见到他；但她知道即便是贝里，现在也救不了她。然后她又开始哭泣，亲吻着熟睡的孩子，孩子们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睡得不省人事。她依次对着他们轻声细语，就这样度过了漫漫长夜。不管黎明破晓，还是夜晚再临，她始终悲恸不已，也得不到慰藉。
差不多午夜时分，地牢的门被打开了。博奇和雷德本走了进来，手中提着灯笼。博奇骂着脏，命令我们赶紧卷起铺盖准备上船，别慢慢吞吞的。他咒骂道，如果我们还不快点就把我们扔下。他粗鲁地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摇醒，说他们睡得跟死人一样。他到院子里叫来克莱姆?雷，命令他带上毯子离开阁楼，到地牢里去。克莱姆过来了，博奇就让我们肩并肩站好，然后给我们戴上了手铐——我的左手与克莱姆的右手锁在一起。约翰?威廉姆斯已经在一两天前被带走了，他的主人把他赎了回去，这让他高兴坏了。博奇命令我和克莱姆先走，伊莉莎和孩子们跟在后面。我们被带进了院子，从那里进入到秘密通道，走上台阶，穿过侧门，来到上层的房间——那里就是我听到来来回回脚步声的地方。里面有一个火炉、几把旧椅子，还有一张长桌，上面盖着废纸。房间被漆成白色，地面也没有毯子，像是个办公室。我记得其中的一扇窗户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剑，这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博奇的行李箱就在那里，我服从他的命令，用没戴手铐的那只手握住了箱子的把手，他则握紧了另一只。在博奇的命令下，我们出了前门，走上了大街。
这是个漆黑的夜晚，一片寂静。灯光映照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街上见不到任何人，连流浪汉都没有。我几乎下定了主意试图逃跑——如果不是手上的镣铐，我肯定早就义无反顾逃跑了。雷德本跟在最后，手上拿着一条长棍，催促孩子们用最快的速度往前走。我们戴着手铐沉默不语，一路经过了华盛顿——这个国家的首都——的街道，这个政府向我们宣扬：这个国家建立在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之上，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你好，哥伦比亚！真是片幸福的土地！
我们上了汽船后很快被驱赶进了货舱，里面装满了木桶和货箱。一位黑人奴仆拿来了一盏灯。铃声响了，不久船就开始沿着波多马克河出发，把我们带向不知道的地方。当我们经过华盛顿的墓地时，铃声又响了。博奇摘下了帽子，在这个男人的骨灰前恭敬地弯下腰——他将自己的辉煌一生献给了这个国家的解放。
那晚，除了兰道尔和小艾米莉，没有一个人睡着。克莱姆?雷第一次完全垮了，去南方对他而言是极其可怕的。他离开了朋友，断绝了青年时期的所有关系——每件事在他心中都是珍贵无价的，美好的时代一去不返。他和伊莉莎哭到了一块儿，哀叹着他们悲惨的命运。在我看来，尽管命运艰难仍然要努力地保持精神。我在脑中设想了上百种逃跑的方案，打算时机一到就以身试险。现在我就在等待，生而自由的话题我不再多说——这只会将我暴露于被虐待的处境中，从而毁掉逃跑的机会。
日出东方，我们被叫上甲板吃早餐。博奇把我们的手铐卸了下来，我们在桌子前坐下。他问伊莉莎要不要喝点酒，她礼貌地谢绝了。吃饭期间，我们沉默不语，一句话都没有说。在桌子旁边伺候的黑白混血女仆似乎对我们很感兴趣，她鼓励我们振作起来，别这么低落。早饭过后，我们又被重新戴上手铐，博奇命令我们到船尾的甲板上去。我们在几只箱子上坐下，博奇在场，我们仍然一声不吭。偶尔有乘客向我们走来，看了我们片刻，又默默地回去了。
这是个宜人的早晨。河岸的田野上郁郁葱葱，跟以往的季节相比，那年的绿草更早地冒了芽。阳光普照，光线温暖，鸟儿们在树上歌唱。快乐的鸟儿——我真羡慕它们，我希望有像它们一样的翅膀，这样我就能划破长空，飞向北方的凉爽地区，飞向正在徒然等待父亲回归的雏鸟怀中。
汽船在中午前到达了阿奎亚河，乘客们都在这里暂时停留。博奇和他的五个奴隶独占一间房。他同孩子们一起嬉笑，在某个落脚点还给他们买了一块姜饼。他吩咐我抬起头，看上去机灵点儿。如果表现好，兴许能给自己找个好主人。我默不作声，他的脸让我感到厌恶，看一眼都无法忍受。我坐在角落里，希望某一天能在我故乡的土地上碰到这名暴君，我珍视着这希望，尽管它并不明朗。
在弗雷德利斯克堡，我们从公共马车下来，换上了汽车，天黑前到达了弗吉尼亚的主城里士满。到达这座城市后，我们被赶下了车，走过大街到了一座位于火车站和河流之间的奴隶监狱。监狱由一位叫古丁的先生照管。这座监狱与华盛顿的威廉监狱很像，只不过更大点。除此之外，院子对面的角落里还有两座小屋子。这些屋子通常被建在奴隶庭院里，作为购买者在交易成立之前对奴隶进行体检的地方。不健全的奴隶如同不健全的马匹一样，价格会有所贬值。如果没有担保书，严格的体检对黑奴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古丁先生本人在他的院子里亲自接见了我们，他矮矮胖胖，脸庞肥而圆润，留着黑色的头发与络腮胡，肤色几乎与他的奴隶一样黝黑。他看上去严峻冷硬，大约五十岁左右。博奇和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显然是老朋友了。他们亲切地互相握手，博奇说他带了几个人过来，问古丁船什么时候出发，古丁回答说或许明天的这个点离开。说完，他转向我，抓住我的胳膊，将我转了半圈，然后敏锐地打量着我。他自以为是一名财产鉴定能手，正在大脑中估算我值多少价钱。“嗯，小子，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一时忘了神，回答说：“从纽约来的。”“纽约？天啊！你在那儿做什么？”他惊讶地质问道。
博奇这时正一脸愤怒地盯着我，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我立刻说：“哦，我只是去过那儿。”意在暗示尽管我去过纽约那么远的地方，但是我并不属于那里或者其他自由州，希望他能清楚明白地理解这点。
古丁接着走向了克莱姆，然后是伊莉莎和她的孩子们，一个个检查他们，问他们不一样的问题。他对艾米莉很满意——每个看到这孩子甜美面容的人都会喜欢她的。她已经不像第一次见到时那么整洁了，头发稍显蓬乱，但是在她蓬松不洁的头发间仍然闪耀着一张极为可爱的笑脸。“全部加起来有点多了，确实够多了。”他用基督徒难以理解的词汇强调自己的观点。随即，我们走进了庭院，里面还有许多奴隶，我估计差不多有三十个。他们或在四处活动，或是坐在棚屋下的长凳上。所有人衣着都很整洁，男人戴着帽子，女人用手绢扎着头发。
博奇和古丁与我们分开后，走上了主楼后面的楼梯，然后在门槛上坐下。他们开始交谈，但是我听不到他们对话的内容。不一会儿，博奇下楼回到庭院，卸下我的镣铐，将我带进了其中一间小屋。“你跟那家伙说你是从纽约来的。”他说。
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我只是跟他说我去过纽约那么远的地方，但没告诉他我是当地的人，也没跟他说我是个自由人。我真不是有意的，博奇主人。回头想想，确实是不应该。”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像是要把我吃了，然后转了个身出去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如果再让我听到你提起纽约，或是有关你自由的言论，我会成为你的死神——我会杀了你的，你给我记着这点！”他暴躁地吼道。
毫无疑问，他比我更清楚将一个自由人卖为奴隶的危险和处罚。他觉得有必要将我的嘴堵上，从而掩盖他所犯下的罪行。当然，我的生命轻如鸿毛，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可以被牺牲掉——毋庸置疑，他是认真的。
庭院一边的屋棚下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上方就是阁楼——跟华盛顿奴隶监狱一模一样。在这张桌子上吃完猪肉配面包的晚饭后，我和一位高大的黄种人被手把手地拷在了一起。他健壮肥硕，脸上的表情极度伤感。他非常聪明，消息灵通。由于被锁在一起，我们很快就熟知了各自的身世。他名叫罗伯特，同我一样，他生来就是自由之身，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辛辛那提。他说自己是和另两个人一起来南方的，那两人在他居住的城市雇下了他。因为没有自由身份证明，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被抓了起来，在监禁期间一直遭到毒打，打到他终于明白了闭嘴的重要性——就跟我的经历一样。他在古丁的奴隶监狱中被关了三个礼拜，我和他感情深厚，彼此惺惺相惜。之后没几天，在我亲眼看着他死去时，我是怀着多么沉重的心情。我泪眼婆娑，却只能在他了无生机的尸体上望上最后一眼。
那晚，我和罗伯特、克莱姆、伊莉莎以及她的孩子们裹着毛毯睡在庭院里的一间小屋。屋子里还有其他四个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种植园，四人早已被卖掉，现在和我们一起正在前往南方的路上。大卫和他的妻子卡洛琳都是黑白混血儿，他们非常不安，惧怕被安排到甘蔗地和棉花地里，但是最大的焦虑还是怕被分开。玛丽是一个高个女孩，身体柔软，皮肤如煤玉般乌黑，她没精打采的，显得有些冷漠。同许多这一阶级的人一样，她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在无知、粗野的环境中长大，她有的仅仅是粗人的见识。很多人什么都不怕，偏偏只怕主人的鞭子，除了听从主人的命令之外什么也不懂，她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人是丽熙，她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留着一头长长的直发，比起黑人女子，长得更像一个印第安人。她的眼神敏锐而又刻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怨恨与报复心。她的丈夫已经被卖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换个主子对她而言也坏不到哪里去，她也不关心他们会把她带到哪里。这个绝望的女人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希望能见到血债血偿的那一天。
我们就这样各自倾诉着自己的悲惨遭遇，伊莉莎独自坐在角落，哼着圣歌为孩子们祈祷。缺乏睡眠让我感到疲倦，再也无法抵抗袭来的甜甜睡意，在罗伯特身旁的地板上躺下，不一会便忘了烦恼，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在古丁的监督下，我们清扫了庭院。洗漱完毕之后，他命令我们卷起铺盖，准备继续赶路。克莱姆?雷被告知说不需要再往前走了，因为某些原因，他们决定把他带回华盛顿。克莱姆非常高兴，我们在里士满的奴隶监狱前握手告别，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回家之后得知他从奴役中逃出来了，正在前往加拿大那片自由土地的路上。他在萨拉托加我姐夫的家里寄宿了一晚，还跟我的家人讲述了他和我分开时的地点和情形。
下午，我们两两并肩站着，我和罗伯特站在最前面。博奇和古丁将我们依次赶出庭院，经过里士满的街道，上了奥尔良号帆船。船的体积庞大，装备齐全，主要用于运送烟草。我们在五点之前全都上了船，博奇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锡杯和一根调羹。船上有四十多人，除了克莱姆，全都是被关在牢房里的。
我身上还有一把小折刀没被搜刮走，于是用它在锡杯上刻下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其他人立刻围到我身边，请求我也给他们刻一个。我给所有人刻下了名字，他们似乎将此铭记在心。
夜晚，我们全都被藏在货舱里。门闩放了下来，我们被关在里面。我们躺在箱子上，或是地上任何一个够我们铺开毛毯的地方。
博奇把我们送到里士满后就回去了，带着克莱姆折回首都。直到十二年后，也就是去年一月，我才在华盛顿的警察局再次亲眼见到他的脸。
詹姆斯?H.博奇是一个奴隶贩子，将女人和小孩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他是一只吸着人血的蚊虫，在南方也声名狼藉。在下面的故事中，他会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但在结尾时会再次出现——不是作为一个挥着皮鞭的暴徒，而是一名被捕的，在法庭上低声下气等待正义审判的罪人。
第五章
到达诺福克——弗雷德里克和玛利亚——自由人亚瑟——担任管家——吉姆、卡菲和杰妮——暴风雨——巴哈马河岸——停息——阴谋——大艇——天花——罗伯特之死——水手曼宁——甲板上的会面——求救信——到达新奥尔良——拯救亚瑟——收货人西奥菲勒斯?弗里曼——普拉特——在新奥尔良奴隶监狱的第一晚
我们全都上船后，奥尔良号向詹姆斯河出发。我们经过切萨皮克湾，在第二天到达了诺福克城市的对面。抛锚停岸后，一艘驳船从镇上向我们驶来，上面载着四个奴隶。弗雷德里克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生来就是个奴隶；亨利也是，年龄比弗雷德里克还要大几岁。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家仆。玛利亚是个文雅有礼的黑人女孩，表面上精致无瑕，但是内在无知而虚荣。去新奥尔良这个主意让她很高兴，她对自己的魅力非常自满，总摆出了一副傲慢的姿态，向同伴们宣布：一到新奥尔良，相信立刻就会有一名有品位的单身富人把她买下。
但是四个人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作亚瑟的男人。驳船靠近时，他顽强地与看守们挣扎，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亚瑟拽上船。他大声地抗议自己所受到的虐待，要求马上把他释放。他浮肿的脸上布满了伤痕和淤青——事实上，半张脸已经完全没人样了。他们匆匆忙忙地将他拖进货舱口关进了舱内。在他一路挣扎的时候，我大概了解了他的故事，后来，他给我讲述了自己完整的身世。故事是这样的：他原本是一个自由人，是一名石匠，和家人长期定居在诺福克。有天夜里，由于被琐事耽搁，他难得地很晚才下班回家。在他返回城郊的路上，经过一条人迹罕至的街道时被一伙人袭击了，他拼死搏斗直到精疲力竭，最后还是被制服了。他们把他的嘴堵上，将他用绳子捆了起来，然后一顿狂揍，打得他不省人事。他们偷偷地把他在诺福克奴隶监狱——那是一栋很普通的建筑，经常在南方的城市里见到——关了几天，昨晚才把他带了出来，押上了驳船，驾船离岸等候着我们抵达。他自始至终都在反抗，丝毫不愿妥协。然而，他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陷入了忧伤的思索中，似乎是在暗自谋划着什么。他坚毅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铤而走险的神情。
离开诺福克之后，我们的手铐被卸了下来。白天，我们能在甲板上待上一会儿。船长选了罗伯特去伺候他，我被委派去监督伙食部，负责食物和水的发放。我有三个助手：吉姆、卡菲和杰妮。杰妮的工作是准备咖啡，将玉米粉在水壶中烤焦、煮开，再倒入糖浆。吉姆和卡菲则分别负责烤玉米饼和煮培根。
我站在桌前——其实只是一张放在木桶上面的宽木板，切下一薄片肉和一片面包，然后递给大家。杰妮端着水壶为每人倒上一杯咖啡，盘子也发到了每个人手上，他们用黑黝黝的手指代替了刀叉。吉姆和卡菲都一脸严肃，专心地干着活。他们对“第二厨师”的身份颇为得意，觉得自己肩负重任。我则被大家称为“管家”——这个名号还是船长给的。
奴隶们一天吃两顿，十点一顿，五点一顿，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永远一成不变，吃的方式也是——如上文所述。夜晚，我们又被关进货舱，被牢牢地锁在里面。
后来，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我们，陆地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船剧烈地摇晃起伏，我们真怕它会不会沉下去。有些人开始晕船，有些人则跪下来祈祷，还有一些人紧紧地互相抱着，因为恐惧而动弹不能。囚禁我们的货舱由于人们晕船而变得让人恶心作呕。如果那天悲悯的大海能将我们从那些无情之人的手中夺走，将我们从鞭打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而不用悲惨地死去，对我们来说该是件高兴的事儿。想到兰道尔和小艾米莉若是就这样沉入深海，比想起他们现在的处境要好受一些。或许，他们仍然没有摆脱毫无回报的苦力生活。
巴哈马海岸进入视野后，我们在一个叫作“旧点罗盘”或是“墙洞”的地方停航了三天。那里几乎没有一丝风，海湾中的水异常发白，像是石灰水。
现在是该讲到那场事故的时候了，一想起这件事，我心中就充满了悔恨。感谢上帝将我从奴隶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由于他慈悲的介入，我的双手才没有被鲜血所弄脏。对于那些从未被置于如此境地的人，请不要妄加批判。如果他们也被锁着毒打，如果他们也置身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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