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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4 19: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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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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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作者:马国川设计:小暑暑排版:小暑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6-01ISBN:9787508685595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读日本,想中国

我将全部文章仔细修改一遍之后,决定暂时告别日本近代史。我把书架上和堆放在地板上的有关书籍全部装进纸箱子,却犹豫是否把它们“贬谪”到地下室去。这是一个冬日的上午。连续数日的雾霾之后,北京天气出奇的好,清亮的蓝天上竟然有片片白云,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历历在目,玉泉山上的佛塔也清晰可见。温暖的阳光投射到地板上,光束中有无数的颗粒在飞舞。我心中既有轻松的喜悦,也有些许告别的惆怅。

2016年8月1日,我来到东京,开始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生涯。我“挂单”在庆应大学,住处距离校园很近。当天傍晚,我走进这所闻名已久的大学,徘徊在创始人福泽谕吉的雕像前,思绪万千。这个人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决定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对于我来说,集中这么长时间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这是第一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完成了60篇文章(收入本书时删去1篇)。这些文章的历史跨度,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60年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一位不认识的朋友问道:“读你写的这些文章,为什么感觉就像在写中国呢?”我心中也常有类似的困惑。夜阑人静之际,我面对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追索其思想轨迹,审视其进退选择,也时常陷入迷惘,为什么他们和中国人这么像呢?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

其实,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阅读历史就像站在万仞高岗,俯瞰大江东去。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是深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看那些活跃其中的人物的思考行动,我仍然常常为他们扼腕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最终走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在行动,就像大江中涌动的浪花,相互撞击,时起时落,最终汇成巨流,澎湃激荡,奔向汪洋。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巨流的那一刻起,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的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做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没有缘由。

我在读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的命题。1853—1912年,日本在6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未完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60年里找到对应的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比如,19世纪90年代,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再如,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我常常为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而惊叹,恍惚有时空错乱之感。

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无数。多歧路,今安在?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不能松懈。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出现了沾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一些人士忙于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不屑一顾。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句话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同样,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是为序。马国川2018年5月1日“黑船”惊醒“太平梦”“黑船来航事件”打破了日本酣睡了两百多年的“太平梦”,又激发了这个东方岛国的新梦想。诚如明治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日本不愧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从东京乘火车,沿着海岸南下,一路上都是鳞次栉比的都市丛林,几乎看不到乡村。这条铁路的终点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横须贺市。铺开地图,发现这个城市位于东京湾最狭窄的入口处,扼守门户,果然是一个军事要地。据说在江户时代,奉行闭关政策的幕府为对付外国船只,就在这里建筑了不少炮台。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炮台还在吗?

走出站台,看见出口处悬挂着一个独特的车站标志,中间是一个铁锚,一只和平鸽展翅飞过。铁锚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海港。果然,在街头就嗅到了大海的味道。这里和东京一样干净整洁,不同的是,洋溢着欧美的气息。许多店铺名称都用日语和英语书写,有些干脆只用英语。一个名字叫“女神酒店”的地方甚至把自由女神像搬上了楼顶。街头有很多美国军人,身材高大健壮。横须贺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素有“东洋第一军港”之称。

站在海滨公园,可以清晰地看见海港里停泊的众多军舰。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这些军舰都显得那么威武雄壮。谁能够想到,一百多年前这些港湾里都是木帆船。那时,横须贺还是一个小渔村。直到1865年,江户幕府创办第一家造船厂——“横须贺制铁所”,这个地方才迅速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年,曾国藩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造船厂——“江南制造总局”。对于追赶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富国强兵”是它们共同的梦想。

1877年,明治政府把这里定为军港,海军在沿岸广建炮台、兵营和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更是成为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在横须贺登陆。后来日本根据《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将横须贺基地正式提供给美军。

不过,我的兴趣并不是看军舰,而是寻找一个公园。在一个叫作“久里滨”的小站附近,我终于找到了“佩里公园”。公园面朝大海,占地不大,满是绿树鲜花。公园的中心位置是一座巍然耸立的纪念碑,花岗岩底座上镶嵌着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的是中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落款是“伊藤博文”。

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就发生在这里。石碑底座前面是一幅石刻的世界地图,标示着佩里舰队自美国来到日本的航行线路,还用日英两种文字写道:“1853年7月8日,来到浦贺海面的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在此地的久里滨海岸登陆,将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信递交给江户幕府,翌年在神奈川缔结了《日美友好条约》,这一系列的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了世界的原动力。”一

第一个叩开日本大门的,本来有可能是一个俄国人。

在获悉美国正在计划远征日本的消息后,俄罗斯急忙派遣一个叫作艾夫非米·普提雅廷的人率领一支四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离开欧洲,驶向日本。

普提雅廷?这是一个非常生疏的名字。我在网上查阅,才得知此公经历非凡:他曾参加过俄罗斯探险家拉扎列夫的船队环游世界,也曾参加高加索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罗斯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俄国的全权代表就是普提雅廷。后来,他成为俄罗斯海军上将,还担任过教育部长。

由此可以看出,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可惜,普提雅廷不如佩里幸运。不仅仅是因为他比佩里晚到了几个星期,还由于他登陆的地点是在日本西南地区的长崎——一个远离日本政治中心的港口,而没有像佩里那样长驱直入东京湾,距幕府将军的府邸仅有不到百公里。

佩里出生在美国罗得岛州,父亲和哥哥都是海军将领。佩里本人也于1809年加入海军,曾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1812年的英美战争。1837年美国建造出第一条海军蒸汽船“富尔顿号”,同年佩里晋升为海军上校。佩里强化海军以蒸汽船为主力的政策,并且实行士官教育,被称为海军的“蒸汽船之父”。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还是一个正在追赶欧洲的后进国家,不过已经显现出后来者居上的势头。日本海域出现的捕鲸船绝大多数是美国人驾驶的。时值产业革命期间,美国要从鲸鱼油中提取照明用油。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些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海岸线是美国的经济机遇。财政部长罗伯特·J.沃克在1848年的评论揭示了这一点:“通过我们最近在太平洋上的所得,与我们间隔着一个平静大洋的亚洲已然成为我们的邻居,邀请我们的蒸汽船沿着比全欧洲还要巨大的商业航道前行。”

日本位于旧金山到上海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1852年3月,佩里就任东印度舰队司令官,被授予“日本开国”的指令。11月,佩里率队从美国东海岸启航,向西横跨大西洋。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佩里舰队越来越逼近被视为“半开化国家”的日本。

1853年7月8日傍晚,正在久里滨海岸训练的六十多名武士发现,有四艘外国船只朝江户湾驶来。这些船体形庞大,身披黑色铁甲,不断喷出黑烟,如同怪兽一般发出轰鸣。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黑色近代铁甲军舰,这些军舰因此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事实上,佩里舰队里只有两艘是蒸汽式军舰,但是旗舰排水量为2450吨,而当时日本最大船只最多不过是100吨级别。这四艘军舰共有63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这四艘军舰相比的大约只有20门。

当地官员乘船来到,并登上了美国舰艇。美国人要求日本高级官员接受总统致幕府将军的信函。日本官员称,按照日本之国法,高官不可接待外国船只。佩里派出四艘测量船,在蒸汽军舰的护卫下,深入江户湾进行水文测量。日本派出数十只警备木船与美国测量小艇对峙。场面紧张,假如有擦枪走火,一场中国式的“鸦片战争”将会爆发,日本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幸运的是,意外没有发生。僵持了六天后,幕府最终同意美国人登陆。接受美国总统来函仪式的地点,就是我参观的佩里公园。站在公园里,望着海边,我感到自己想象力的匮乏,想象不出美国人登陆的场面。幸好,佩里留下了一部《日本远征记》,记录了当年的场景。

那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约三百人,携带着上好刺刀的滑膛枪上岸,把海滨围成半圆状向“招待所”行进,“在‘招待所’两侧,一队日本护卫聚集在一起,相当凌乱。与其他士兵不同,他们的服装,右侧护卫身穿无袖外罩,用宽幅装饰腰带将它系在腰间,下穿灰色长裤,宽幅肥大的裤子在膝盖处收紧,头缠白布犹如穆斯林头巾。他们用带刺刀和滑膛燧石火枪武装起来……”

美国总统的书信外边包有一层蓝色的天鹅绒,放在一个纯金的圆形容器里,容器外面盖有金印,在递交国书时,双方代表都保持沉默,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会谈。在信中,菲尔莫尔总统说,进入19世纪世界发生了变化,美国加州和中国之间的航线受到期待。为了从鲸鱼油中提取照明用油,美国捕鲸船大量开赴日本沿海捕鲸,因此要求日方提供海难救助。总之,美国的要求有三项:通商、补给、救助遭遇海难的船员。

日本官员要求佩里转往长崎登陆。佩里坚决拒绝了。假如真的听从了日本官员的要求,佩里一定会像俄国人一样一事无成。日本官员又借口说,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佩里并没有采取激烈措施,而是答应给予对方考虑时间,明年春天再来听取回复。

三天后,佩里舰队启航,渐渐消失在云海苍茫处。日本官员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二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与世隔绝、安心于太平生活的国度。“黑船”打破了这个岛国两百多年的太平梦。“‘黑船’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忙于备战,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这是一段关于“黑船来航事件”在江户引起震动的描写。很生动,可惜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江户是当时幕府将军所在地,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当时江户的民众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惧,许多人甚至驾驶船只赶到横须贺参观美国舰队。至于执政的幕府高官也不意外,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美国舰队要来的消息了!

日本从1633年就颁布了锁国令(禁海令),清心寡欲地度过了两个多世纪。漫长的两百多年间,除了漂流国外的渔民外,没有日本人去过国外。但是翻看历史我才惊奇地发现,日本并不像清朝那样闭目塞听,而是一直保留着观察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道。

最大的渠道来自荷兰。16世纪荷兰人就来到日本经商,1633年日本颁布锁国令后(比康熙海禁还要早八十多年),荷兰人成为唯一允许留在日本的西方人。幕府在长崎附近以人工填海方式造了一个数万平方米的小岛,名曰“出岛”,强令荷兰人迁居此岛,以避免与日本国民的接触。荷兰船只被允许来往日本,但是每年都要向幕府报告海外信息。从1842年起,幕府要求荷兰每年提供《荷兰别段风说书》,报告此前一年发生的海外大事。信息之丰富,令人惊异。在佩里来航的前一年,1852年的《荷兰别段风说书》就准确地报道了佩里舰队的船名、吨位、炮数、乘员人数等信息,而且揭示了美国的目的。

为什么是1842年?因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但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点,也是东亚历史的转折点。这一事件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日本。

因为除了荷兰外,日本也允许中国商船在长崎入港。幕府规定,入港的中国商船船主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官名)报告中国的情况。这种报告称为“唐人风说书”,又叫“清商口单”。1840年,鸦片战争的消息通过中国商人传到日本。由于日本人把鸦片称为“阿片”,因此有关鸦片战争的情报统称为“阿片风说书”。现在从各种史籍上能见到的阿片风说书有十几种,具体报道了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另外,中国商船带去的记载鸦片战争的中国书籍如《夷匪犯境闻见录》《英国侵犯事略》《乍浦集咏》等,也是日本人获得鸦片战争信息的一个来源。

最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坊间很快就出现了不少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反应之快,令人吃惊。1849年出版的小说《海外新话》就生动描写了鸦片战争的过程。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藩士,他在该书序诗中点明了写作此书的宗旨:“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他的目的,就是要日本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加强海防,防御外来侵略。为了适应日本一般武士与庶民读者的口味,这本书采取了当时日本民间流行的军谈读物即描写战争的章回小说的体裁,语言也尽量通俗易懂。不过,由于出版前未送官方审查批准,竟被幕府指责为“异教妄说”,勒令毁版并列为禁书,作者也被处以禁锢之刑,入狱两年。甚至连为该书画插图的画师也受到牵连,被捕后死于狱中。但是,由于《海外新话》一书很受读者欢迎,第二年又被秘密加以重印出售。

一个大国竟然被打败,此事在日本引起极大的震动。1844年,当时荷兰国王致信日本政府,要求以更自由的方式解决外国贸易问题。来信警告道,由于日本阻碍了欧洲由工业革命和人口增长所创造的商业野心的扩张,可能遭受中国已然遭受的命运——

地球上各个国家间的交往正变得日益密切。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把它们凝聚在一起。汽船的发明使得相互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小。在这一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倾向于保持孤立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与许多其他国家为敌。

德川幕府回应说:“锁国令不可能被抛弃:既然祖先的法律已经被制定,子孙后代必须遵守。”但事实上,得知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消息后,幕府已经悄然改变了强硬的锁国政策。

1825年,幕府曾下达“无二念打拂令”,即不分情况,只要有外国船(中、荷除外)驶近日本沿海,立刻开炮驱逐。但是1842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刚刚熄灭,幕府就发布了“薪水令”,允许给外国船提供燃料、食品和水,但之后要其尽快离开日本,以防无端挑起战争。

幕府所在地江户是一个临海城市,海防薄弱。佩里曾说,若有小型炮舰两三艘,就足够破坏江户。因此,面对“黑船来航事件”,幕府以清朝为鉴,没有采取激烈对抗措施,而是冷静避战,虚与委蛇,终于将其打发走。

或许,美国人不会再来了吧。三

从横须贺北上,不到半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就来到了横滨。这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著名的港口。沿着海岸线,是长达一公里的著名的山下公园,传说是世界上最佳散步之地。道路上铺的是花砖,道路两旁是古老的银杏树。虽然是盛夏季节,但有海风拂面,非常惬意。

想起朱光潜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我的心情就是如此。悠闲地在公园里漫步,一会儿望望左侧的大海,海上游弋着各种各样的轮船;一会儿望望右侧林立的现代化高楼,一幢幢直冲云霄。抬头,湛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公园里有许多雕塑和纪念碑,都是欧美风格,穿行其中,就像走在波士顿的海边。

公园里有一座106米高的灯塔。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十角形灯塔,是为了纪念横滨开港一百周年而兴建的。登上塔顶的展望台,整个港口尽收眼底。望着辽阔的海湾,我想,162年前佩里舰队就是出现在这片海面吧。

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来到日本。这次他率领的舰队比上次多了三艘舰艇,而且他也没有在横须贺停留,而是直接北上,深入东京湾,在这片当年叫作“神奈川湾”的水域下锚。他向日本提出,要求对他去年带来的美国总统书信给予明确的答复。

这次给幕府的震动比上次更大,因为局势很明显,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找借口将不速之客打发走。《现代日本政治史》里这样描述当时执政者的惊恐——

美国军舰在1月28日(日本旧历)从浦贺开船,停泊在神奈川湾,幕府见状惊恐万状,认为美国军舰将绕过羽田滩而进入品川,如果谈判失败,江户将在美国人的大炮之下,化为云烟。从神奈川到江户之间,瞭望所比比皆是,告急的书信如雪花飞来。在将军所驻城堡,忽然得知夷船向江户驶来,大恐,忽然又得知夷船向浦贺驶去,又放宽了心。就这样忽惊忽安,日达数次。后经详细调查夷船转舵原委,据说,因为潮汐涨落以及风向的变化,夷船便在停泊的原地改变方向。哨所据此上报,才引起一场虚惊等。

无奈之下,幕府不得不同意正式谈判。谈判地点就在横滨——当年是一个仅有一百来人的小渔村。佩里本人有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生动记录了当年的场面:在横滨接待所前面的海面上,美国军舰一字排成,把接待所纳入射程范围。美国士兵分两列整齐排开,佩里自己率领一队士兵登陆。一些日本武士打扮的人迎面站立,似乎在欢迎。画面右侧是临时搭建的谈判场所,旁边的大树据说至今仍然生长着。

画面里有一位传教士,他就是美国的汉学家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佩里首次日本之行的翻译官就是卫三畏,在那之前,传教士卫三畏已经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年。传教之外,他还编辑出版了《中国丛报》,编写了英汉辞典《汉英韵府》。为了更好地与日本人打交道,在佩里舰队再次经过中国前往日本时,卫三畏邀请中国友人罗森同行。实际上,谈判双方在大多数场合所使用的是中文。后来日美所缔结的一系列条约,除了日语与英语版本外,还有中文与荷兰语版本。

作为一名商人,罗森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记载了当年谈判的历史场景。美方谈判人员住进公馆之后,日方又以馈赠之名送了两百多包玉米,每包重两百多斤,并且派遣九十多位“肥人”(即相扑手),裸着身体将这些东西送到海边,然后令他们进行相扑表演,以显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现在看来,这种东方式的炫耀多么可笑。四

十七年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对1854年在横滨举行的美日谈判产生了很大影响。

1837年,一艘非武装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从澳门出发,抵达日本浦贺近海,以此主动示好,希望达成与日本互利通商的目的。不料日本幕府的执政者根本不领情,下令炮击“马礼逊号”,迫使其仓皇撤离。此事在国际社会影响很大,也引起当时日本思想先进学者的批评。

一位名叫高野长英的学者甚至写了一本小册子《戊戌梦语录》,尖锐地批评说:“如果幕府对他们诉诸武力驱逐,日本就会被看成一个不辨是非的野蛮国度。我们是一个非正义国家的恶名将会传播开来,日本将会失去它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美誉。结果将难以预料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十七年后,“灾难”终于降临了。“黑船”来航,幕府被迫走到谈判桌前。在谈判一开始,佩里就依据列举“马礼逊号事件”,批评日本连本国漂流民也不救助,是“不仁之至”的非人道主义国家。

幕府谈判代表反驳说,佩里应该看到日本的“国政之善”。日本政治既非不仁,也重视人命,而且远胜其他国家,因此日本才能够在过去将近三百年间一直太平无事。何况“马礼逊号事件”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日本已经允许为外国船只供应物资,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见到外国船只就开炮驱逐。

谈判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正式会谈四次,谈判地点也改了一次。谈判期间,双方都戒备森严。

幕府谈判代表竭力建议美国接受原来荷兰通商的条件,以长崎为口岸;佩里则拿出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给日本看,要求立即开放3~5个通商港口。最后,幕府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

1854年3月31日,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又称为《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了漂流民的救助、引渡,日本同意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美国还可以派领事驻下田,等等。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日本的国门终于被打开了。

正如佩里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里所说——

日本已经向西方国家开放——向日本说明它的利益将随着与他们的交往而扩大则是西方各国的分内之事。并且,随着偏见的逐渐消失,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未来越来越自由的商业条约的谈判,这不仅仅对我们自己、对欧洲所有海洋强国、对日本的进步,以及对我们全人类的发展进程都是有利的。

日本语条约批准书原本,在幕末江户城火灾中被烧毁。其中一份批准书原本内文以荷兰语书写,由美国方面带回国内,保管在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目前仍在。2004年日美交流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之际,美国以复印本条约批准书致赠日本。

谈判结束,双方紧张的情绪都平复了下来。佩里在美舰上举行了盛大招待宴会,并向幕府大将军赠送了礼品火车模型、电报机、照相机等,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大米表演作为回赠。后来,佩里的礼品在横滨公开展览,这些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吸引了大量日本民众。

在锁国两百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过来的日本普通民众,也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毫无思想准备。当“黑船”开到箱馆的时候,当地人民不知道来者何物,有一半以上的人逃到外地去了。在下田,美国的官兵排列队伍,游览乡下,男女人民观者如堵。日本农村的景色也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发现,“道路两旁的农家就像一幅即将收起的舞台背景画,你根本想不到它是用来住人的。茅草屋顶最初是黄颜色的,时间一长就变得柔和与素净起来。屋顶上杂草丛生,大株杂草周围又繁衍出一小撮一小撮的草尖。屋脊上大朵百合清晰可见”。

美方翻译卫三畏专门起草了一份文书给日方,阐明西方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以及向西方开放对于日本的好处。这对日本此后的开放政策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至于另一位翻译罗森,则忙于和日本各界人士交往。一位保守的日本官员还用汉字给罗森写了一封信,认为国家与外国断绝交往,是因为外来者往往在欺骗愚蠢的国民,他们唯利是图,没有礼让信义。这位名叫平山谦二郎的官员提出:自己愿意乘坐外国人的“火船”周游四海,向全世界的人宣传孔孟之道。

这当然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可是,真的有一位日本人要乘坐“黑船”出国,游历天下。五

1854年4月,美国舰船正在下田港检修。一天下午,舰长助理正在岸上散步,两个武士打扮的年轻人向他走来。他们每个人都佩戴着两柄用于表明身份的刀,并且身穿用昂贵丝绸裁制的宽大短裤,他们的礼节显露出通常上层阶级才有的那种既有尊严又有礼貌的文雅。两个人似乎要看这位美国人的表链,可是走近之后,一个年轻人悄悄把一封信塞进美国人的手心里。

这是一封用中文写的信,信中写道,“我们从书上读到和从传闻中听说一些关于欧美的风俗和教育情况,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潜出海外,以周游五大洲”。信中还以颇为夸张的比喻描写他们渴望了解日本以外世界的心情——

一个跛脚的人看到其他人走路,他也会渴望走路;但是一个步行的人看到一个骑马的人时,他又该如何满足自己的愿望呢?……现在,我们看到你以闪电的速度劈风斩浪,不远万里奔行在五大洲之间,难道不能将此比作跛脚汉找到了走路的方法,步行者寻求到骑马的方式吗?

还没有得到美国人的回复之前,这两个年轻武士就在夜深人静之时潜到美国军舰上。美国人发现了他们,从他们口中了解了真相。

其中一位武士,就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吉田松阴。吉田松阴1830年生于长州藩萩城(今山口县萩市)松本村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学习兵法,后成为长州藩兵法教师。20岁时出游九州,在江户拜著名学者佐久间象山为师,研究防御外寇战术。因未得藩主允许到外地游历,他被剥夺士籍和食禄,成为一个浪人。但这样一来他倒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到各地游学,开阔了视野,萌生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想法。

不可思议的是,推动吉田松阴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人,竟然是来自中国的魏源。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魏源就编写了《海国图志》。虽然在中国无人赏识,被中国贸易商船传入日本后,却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欢迎,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影响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吉田松阴的老师、幕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

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美国舰队第一次来到时,佐久间象山就建议年轻的弟子设法跟随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返回日本后用直接的西方知识武装自己。吉田松阴欣然从命,但是没有赶上美国舰队,于是转而投奔在长崎的俄国兵舰。但当他们到达长崎时,俄舰也开走了。

听到佩里第二次到来的消息,吉田松阴就和自己的弟子匆忙赶来。于是,在日本被佩里的“黑船”舰队强行打开门户的那个黎明,吉田松阴与西方不期而遇。

吉田松阴的出现,给佩里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佩服吉田松阴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气和天真质朴的行为,可是根据日本的法律,日本人不允许出国旅行,否则就要被判处死刑。美国刚刚与日本签订条约,要想帮助吉田松阴,就不得不再去谈判。

最终,吉田松阴被送上了岸。几天后,几名美国军官在岸上闲逛时得知,有两个日本人正被关在小镇后面一个军营的囚笼里。他们走近后发现被关押的人,正是那天深夜拜访他们船只的那两个年轻武士。吉田松阴在一片木板上写下了一些文字,乘人不备把它递给一位美国军官。

吉田松阴坦承心迹,让美国人印象深刻——

胜者称为英雄,败者被说成是恶棍或盗贼……然而,我们并无什么可以指责自己的,需要被认清的是,这个英雄是否能够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得到允许可与日本的60藩国往来无阻,依然无法满足我们的欲望,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潜行出海,周游五大洲列国。我们的计划毁于一旦。哭吧,看起来我们像是傻瓜;笑吧,看起来又像是流氓。唉!对于我们来说,能做的只有保持沉默。“这件事情很有深意,它显示了两位有教养的日本人的强烈求知欲,他们为增长见识敢于无视国家的严法,敢于赌上性命。”佩里在写给美国国会的报告里说,他看到了日本的未来,“日本人无疑是求知欲旺盛的国民,他们应该会欢迎能够增长道德和知识能力的机会。这两位运气不佳,但他们的行动可以认为是该国国民的特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能体现该国国民的强烈好奇心了。他们的行动之所以受阻,只不过是因为极其严苛的法律和保证不违法的严密监视体系。从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可以推断这个有趣的国家未来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啊,或许应该说,它是多么有希望啊”。

数天后,“黑船”舰队起锚,驶出江户湾,驶进了辽阔的太平洋。六

回到东京,我一直想去看看那个叫作“十思公园”的地方。东京的公园很多,往往在街道的角落,不经意就发现一个小巧玲珑的公园。我从皇居出发,一路向西北方向走来,路上经过许多这样的小公园,当然都不是我要寻找的。半小时后,在打听了几个路人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十思公园”。

公园位于秋叶原区,周围都是民居,占地很小,只有一些当地的居民在公园里散步,或坐在长椅上聊天。为什么叫“十思”呢?我无端地想,可能来自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吧。我是唯一的背包客,但是这些日本人对于我这个寻寻觅觅的游客并不在意。我在公园的一角,终于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一个纪念石柱,上面写着“吉田松阴终焉之地”。这个石柱和其他的石柱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似乎更有沧桑感。从横滨的美国舰队,到东京的这个受刑之地,吉田松阴走了五年。

吉田松阴由于违反锁国令,被关押一年。出狱后,他被命令回到老家闭门思过。后来得到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学生都是寄宿生,从家里带来糙米,在学校里边舂边吃。教室狭小,白天摆着桌子上课,晚上把桌子集中在一角充当寝室。校内氛围自由,师生共桌吃饭,关系亲切。

村塾后来名声渐大,很多青少年远道而来,跟从吉田松阴读书。吉田松阴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他认为幕府蔑视朝廷的命令,独断专行,其屈从外交有害于国家的将来。他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在统一国权的基础上再开国门。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吉田松阴密切关注政治。1858年6月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批准先后与美国、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缔结了不平等条约。这使吉田松阴更加认为,幕府是日本发展的最大障碍,坚决要求倒幕。他希望藩吏、公卿组织武力讨伐幕府,并制订刺杀幕府高官的计划。次年,幕府发生“安政大狱”(日本称1859年为“安政六年”),大肆逮捕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当然也在其中。

最初,吉田松阴被判处流放罪,后来,被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亲自改为死罪。1859年10月,吉田松阴被斩首,年仅三十岁。谁能够想到,二十一年后这个年轻人竟然成为欧洲流行小说中的人物。

1880年,英国杂志刊登了一篇小说《Yoshida Torajirou》(吉田寅次郎),“寅次郎”就是“松阴”的一般称呼。这篇小说出自以《金银岛》《化身博士》闻名的英国作家史蒂文森之手。史蒂文森认识了来自日本的留学生柾木泰三,柾木泰三少年时代曾入松下村塾,是吉田松阴的弟子。史蒂文森从柾木那里听说了吉田松阴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于是写下了这篇小说。小说详细描写了吉田松阴偷渡未遂事件,也描写了少年柾木泰三眼中所看到的松阴的形象——

吉田的脸上有痘疮的疤痕,丑陋得甚至有些滑稽。虽然本质上过着严谨的生活,但不修边幅,很不讲究。穿着很朴素,吃饭和洗脸的时候,经常用袖子抹脸。而且,他的头发两个多月才整理一次,从无例外,经常凌乱得不堪入目。每次想起这样的形象,也就很容易理解他没有结婚的事实。他言辞激烈粗暴,但行为却很沉稳,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当讲义过于深奥,完全无法理解时,弟子张嘴发呆也好,或者时不时地发笑也好,他都置之不顾,不以为意。

史蒂文森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感慨道:“这是一个日本英雄的故事,他给了我生活前行的力量。”“黑船来航事件”就像在死水中投入一块巨石,吉田松阴就是被激起的一个浪头。这个浪头又激起无数波浪,最终汇成冲决罗网的力量。吉田松阴培养的学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等继承老师的遗志,投身于“尊王攘夷”活动。不到十年的时间,幕府就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吉田松阴的思想成为现实。难怪梁启超称赞吉田松阴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如果追溯源头,那么一切故事都源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黑船来航事件”打破了日本酣睡了两百多年的“太平梦”,又激发了这个东方岛国的新梦想。诚如明治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无数普通人活在历史的夹缝里,悄然地生,无声地死,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罗森是幸运的,偶然的机会让他挤进了大历史。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更理解不了日本开国的意义。

1854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第二次进入东京湾,在一个叫横滨的小渔村登陆。仅仅三四十年后,当年荒凉的小渔村就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横滨开港资料馆”以大量资料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城市的成长史,其中的一张《美利坚人应接之图》吸引了我。

这是日本著名画师锹形赤子的作品,当年他受命为“黑船”上的来访者一一画像。我在画中惊奇地发现,在一群美国人之中,竟然有一个戴着瓜皮帽、拖着长辫子者。是中国人吗?仔细看,此人长着一张圆脸,矮矮胖胖,手持折扇,画像旁边写着“清国人罗森”。果然是中国人!我还发现,另外还有几幅他打伞、摇扇和写字姿态的画像。在当时参加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方人员的笔记、日记和双方会谈记录上也能常常看到罗森这个名字。也就是说,有一位中国人见证了日本开国的历史场景。

这个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传奇的经历,竟然参与了日本历史的进程,见证了日本历史性的时刻?

罗森是广东南海县的一个文人,后来经商。他在香港居住时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但是不懂日语。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以翻译的身份跟随美国舰队来到日本。

佩里首次日本之行时,由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做翻译。卫三畏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于是在佩里舰队再次前往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同行,一起作为美国舰队的翻译。

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语,美国也鲜有人精通日语。罗森不懂日语,也不懂荷兰语,但是可以用汉字和日本人在纸上“笔谈”,因为当时日本的官员和读书人都熟悉汉字。几乎所有的翻译都依靠罗森和卫三畏。于是出现了奇怪的谈判场面:美国谈判官员说英语,卫三畏口译为中文,罗森写下来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写下汉文,罗森念出来,卫三畏再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官员听。在外交史上这都是少有的奇闻。

美国与日本的谈判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后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1854年3月31日,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本来可能发生的日本的“鸦片战争”就这样被避免了。

在日本期间,许多日本人士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让他们感到震惊,急于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罗森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把自己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南京记事》借给日本官员阅读。这部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日文,改书名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

当时,许多日本人对于现代世界缺乏了解。和这些日本人比起来,罗森的见识也不见得有多高明。在后来撰写的《日本日记》一书中,他对日美谈判本身着墨不多,而是以猎奇的眼光来打量日本。他大量描写的是日本社会的“怪异”之处。罗森处处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对于日本的种种“落后”之处很是不屑。例如,他以“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伦理道德来描写日本的男女共浴,“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将淳朴自然的男女关系丑化成了一个男女关系淫乱的社会。

罗森虽然对日本也有赞赏之处,但是在他的笔下,流露更多的是天朝上国俯视东方蛮夷的优越心态,很有以“文明人”自居的意味。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几年,中国已经被推进世界的大门,罗森还有这种心态,极为可笑。更悲哀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正在他身边发生的事件即将改变日本的历史,也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和罗森比起来,那位介绍他参与美日谈判的汉学家卫三畏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刚刚到达日本一周时,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下的话至今值得深思:“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要求罗森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提出预警,确实有些苛求。但是,一个国家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毕竟需要一批有眼光的人。19世纪中期日本令人吃惊的现象之一,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有吉田松阴这样希望通过偷渡了解世界的卓毅人士。他们在国家受到外来冲击之时,决心前往西方了解外部世界。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决心向西方学习,希望能够由此使他们的国家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反观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但精英人士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拒绝睁眼看世界。比如1840年文渊阁大学士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后立即宣布:“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他们沉迷于古老的文明不能自拔,自认为是东方的文明大国,甚至臆造出中国道德优于西方之类的怪论来自我安慰,浑然不觉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更不肯主动地走向世界。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才猛然醒来,发现日本已经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追赶不及。

谈判结束后,罗森搭乘美国军舰返回中国。据说,途经镇海时,他在当地收购了一批生丝,运回广东后赚了一笔钱。翻译是临时的,历史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他只是一个小商人。

无数普通人活在历史的夹缝里,悄然地生,无声地死,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罗森是幸运的,偶然的机会让他挤进了大历史。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更理解不了日本开国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曾说,“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景’,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在许多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都发挥着“历史扳道夫”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在1854年春天的那个深夜,从吉田松阴潜入美国军舰的那一刻起,中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命运已经被注定。

罗森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历史扳道夫”。即使挤进大历史,小人物也还是小人物。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将如此高的评价给予一个侵略者,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可是,如果剥离道德的评判,以历史的尺度去丈量,佩里确实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融入世界的有功之臣。

在日本,美国人佩里的雕像有三尊: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北海道,还有一个在横须贺市。作为佩里最初登陆的地点,横须贺市还有一个佩里公园,公园里专门设有佩里纪念馆,全面展示佩里的生平。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曾经长期实行“锁国政策”,直到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东京湾,才被迫开国。毫无疑问,对于日本而言,佩里是一个侵略者。可是,为什么日本要为一个侵略者树碑立像、像英雄一样崇拜呢?答案或许在历史里面。

经过两百多年的“太平盛世”,19世纪中叶的日本武备松弛,“诸大名和旗本就已把甲胄束之高阁,只是在正月十一日拿出来摆摆样子,到暑天六月拿出来晒晒。而有随身武士者,可谓屈指可数。因而一俟出阵,即刻感到缺乏装备,以致张皇失措。即使尚有祖上传下的甲胄,亦破损不堪,而战袍则被虫子蛀蚀得百孔千疮,无法穿上上阵”。

因此,当佩里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海,要求日本开国时,日本自知国力不足,如果抵抗必然重蹈中国覆辙。所以,它没有采取激烈对抗措施,而是冷静避战,虚与委蛇。

翌年佩里再次到来后,日本当局就坐下来与其正式谈判,最后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同意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也标志着日本锁国体制正式解体。

四十八年后的1901年,日本人在佩里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建立起了“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纪念碑基座上镌刻着对佩里来航事件的说明,并且高度评价说,这一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世界的原动力”。

当然,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没有动摇过。日本突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后,这个“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就被推倒,在原地建立了“国民精神振奋碑”。不过,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精神振奋碑”又被推倒,重新竖立起“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后来,又相继在东京和北海道建立了佩里的雕像。

尽管当年佩里仗着船坚炮利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但后世的日本人并没有将他视为仇敌。相反,他被视为日本的恩人。在横须贺的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日本人认识历史的态度,值得深思。

佩里没有开一枪一炮,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对外开放可谓正当其时。正如日本战后首相吉田茂所说,“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是十分幸运的。那时正是19世纪中叶,先进国家虽然完成了产业革命,但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仍然处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阶段,仍需要不断接受科学的证明。近代的钢铁工业才开始起步,几乎还没有出现化学工业,铁路兴建的热潮也刚刚开始,而帆船还没有被轮船取代。因此,日本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日本人还可以一边有效率地利用自我的传统技术,一边加倍努力去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发展脚步”。

当然,日本并不局限在产业技术,而是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体制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特别是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人通过努力追赶,仅仅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如果没有佩里,日本可能继续闭关自守,最终沦为殖民地。佩里来航确实“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世界的原动力”。如此高的评价给予一个侵略者,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可是,如果剥离道德的评判,以历史的尺度去丈量,佩里确实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融入世界的有功之臣。

假如中国与日本互换位置,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放弃锁国政策,融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吗?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中国机会。“黑船来航事件”五十年前,英国派使团到北京要求通商,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假如中国当时开放国门,就能够赶上工业革命的第一班车,避免后来的许多历史弯路。

遗憾的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于日本后,中国才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然而那时西方却进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示范时代。普鲁士式的国家统治经济与军国主义强权开始抬头,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潮纷纷兴起,并在中国找到了市场。错误时间的错误选择,让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于一个人来说,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否则,就会丧失时机,甚至误入歧途。

历史当然不可假设,但是它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些冷静思考呢?一百多年来,除了明火执仗的侵略者外,也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他们起码的尊重?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他告诉幕府高官,蒸汽船很快就会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孤立在外。日本的明智之举是,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通过签订条约,以和平的方式、不失体面地加入由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来。

汤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是在公元1856年的秋天。这位美国人早期是一位纽约商人,后来致力于教育。52岁时被任命为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带着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的使命上任。

当时美国领事馆设于静冈县下田市的一所寺庙里,哈里斯在这里升起了星条旗。他在日记里说:“这一次升旗,是使日本由锁国状态中觉醒的征兆,又是埋葬旧日本的晓钟声。”他对自己的使命很清楚,“我是欧美文明国家中,首先被准许驻在日本的人,也为日本创建国际交往的新制度。由此,为了我自己将来在日本历史上的名誉,应尽最大的努力”。

两年前,美国准将佩里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是,这个条约只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却没能解决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外国船只可以进港避难,但是不准进行贸易。即使这样,幕府内部也产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固守“锁国政策”,保持日本国土纯洁、国体延续;另一派认为必须放弃旧政策,与其他国家通商贸易,富国强兵。

争论如火如荼,哈里斯的出现又给幕府出了一个大难题。哈里斯要求到江户面见幕府将军,亲手转交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的书信。幕府百般推诿,但是不敢强硬拒绝,因为英国袭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让幕府不敢造次。正如一位幕府大老所说,“我们坚持传统的任何企图,将会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造成困难,并因此最终引起外国人的怒气,这是极其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必须制订一个长期的计划”。

最终幕府妥协,抵达日本两个多月后哈里斯终于来到江户城,见到了德川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定——这是幕府将军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节。将军身患疾病,生性懦弱,会见匆匆结束。之后,哈里斯与幕府老中开始了正式谈判。

哈里斯在中国宁波担任过代理领事,是一个有经验的“东方通”。他告诉幕府高官,蒸汽船很快就会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孤立在外。日本的明智之举是,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通过签订条约,以和平的方式、不失体面地加入由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来。哈里斯说——

倘若日本与没有军队作为后盾的美国大使签订条约,尊严可保。与一个不以武力为后盾的人签订的合约,相比与一个将要派50艘军舰逼近海岸线的人签订的合约,是截然不同的。

哈里斯起草了一份条约草案,要求日本方面做出两个让步: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若干港口的自由贸易;允许美国在日本都城派驻外交代表。为了说服日本人接受西方通行的外交惯例和政治经济理论,哈里斯费尽口舌地向对方解释。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应该强迫自己关注主要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条款,少去注意日本人就同一问题多次重复的冗长议论;我不该关注那些他们开始时断然拒绝,随后又加以同意的条款,他们总是这样;我也不该关注他们提出的那些荒唐提议,要他们接受条约没有什么希望,我几乎对此不抱奢望……

在谈判期间,各种反对力量也蠢蠢欲动。一位武士企图袭杀美国使节。幸好阴谋泄露,没有意外发生。尽管存在重重困难,经过连续13次谈判,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日本开放神奈川(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神户)、江户等港口,在所有开放港口设立领事,允许美国大使常驻江户。美国人在日本犯法,受美国法律约束,通过领事法庭审判。美国人可以和日本人进行任何商品的自由买卖。任何日本官员不得对此种交易进行干涉,也不得为此制造和收受报酬。除去少量用于医学目的外,鸦片买卖被禁止。

哈里斯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会谈内容被公之于众后,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幕府又被新的反对声浪包围。精英阶层中的许多人士仍然坚持锁国政策,他们宣称,允许对外自由贸易和外国宗教传入日本,会扰乱日本社会,导致政治动荡,把日本带入一个未知的危险领域。当然,他们也知道日本无力对抗,因此建议寻找某种权宜之计,以减少让步同时又避免战争。

幕府老中转而向京都的天皇寻求支持。虽然皇室的权力有限,但是皇室颁布的法令毕竟可以使一项国家政策更具权威性,可以使幕府的地位更加权威,让批评者无话可说。同时,按照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会无条件地支持幕府的决定。出人意料的是,京都却回应说,幕府必须先使国家团结,然后天皇才会颁布谕旨。

哈里斯发现,日本政局发生了动荡。与他谈判的幕府大老出局了,一个新的大老井伊直弼掌控了政权。虽然井伊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开放派,可是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条约的签订不得不被停止下来。

正当无计可施之时,英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条约的消息传来。同时,据报英国舰队正在准备驶向日本。哈里斯买下了这个情报,立即乘坐美国战船赶到江户湾。他声称为了保护日本,也为了履行幕府的诺言,应该立即签订条约。

幕府也担心如失去机会,有重蹈“邻国(指中国)覆辙之虞”。于是不待“敕许”,1858年7月29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正式签订。此时距离《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仅一个月。这是日本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深远。如果说佩里叩开了日本的国门,那么哈里斯则彻底瓦解了日本延续220年的锁国政策。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与日本签订了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1858年是日本的“安政五年”)。

1861年,哈里斯踌躇满志地离开日本。他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满意,同时也为条约的实施感到担心。因为就在他返回美国前不久,他的秘书亨利·胡斯肯在江户的大街上遭到刺杀。那些保守的大名、武士对条约异常愤怒。他们没有注意到条约的不平等性,只是关心开国和锁国的问题。“尊王攘夷”由此兴起,这些条约成为将外国人统统“攘”出(包括暗杀手段)日本的借口。“尊王攘夷”运动最终推翻了幕府统治,幸运的是,日本没有倒退回去,明治维新最终还是将日本带进了世界的“大家庭”。

1874年,哈里斯接受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人的采访。哈里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方的回答让他感到高兴。四年后,他长眠在纽约的一个墓地里。

一百多年过去了,哈里斯并没有被日本视为强加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者”。相反,因为他打破日本的锁国体制、开启了日本近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至今仍被日本这个国家所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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