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大前研一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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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试读：
前言
作为企业顾问，我一直以来大多是与领导层共事。从世界大型企业的经营人员，到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那样的国家领导人，40多年来，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领导者。我发现，面对存在危机的企业，能够快速做出调整的“优秀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只做一件事”。
在那些存在危机的组织里自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如果彻底调查、分析造成组织无法顺利发展的原因时，一般情况下都会遇到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性问题至关重要，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优秀的领导者非常清楚这一点。首先，他们会彻底查明什么是造成组织无法顺利发展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根本原因，找到之后，他们就会宣布“自己在任期间将集中精力解决这件事情，这是必须要完成的重要课题”；其次，他们会用几十年的时间来真正做些事。正是因为他们专注于一件事情，所以才能够做出成绩。
然而，那些“失败的领导者”，大多是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最终全都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企业顾问中也有这种人，他们通常在初期进行分析，找出组织的所有问题，然后想要从根源上全部解决这些问题。这种顾问就是“失败的顾问”。
假如说在一个经营不善的公司找出了30个问题，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显然是不可能的。若企业顾问或经营者强行解决，员工就会备感疲惫，经营反而会更加恶化。
其实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都不是造成企业发展不顺利的根本原因，它们只不过是根本原因引起的“现象”而已。表现为现象的这些问题，很轻松就能够解决，但如果没有根除引起现象产生的原因，那么问题只会改变形式重新出现在别的地方。所以，运用“对症疗法”解决问题，是无论多久都无法真正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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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一位怎样的领导者呢？
上任初期他获得了日本国民一边倒的支持，其担任首相的时间已经超过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成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任期第四长的首相。只看这一点的话，安倍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领导者了，但遗憾的是，好像很难这么讲。
为了激活20多年来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安倍首相在这几年里都做了些什么呢？三支箭、新三支箭、地方创生、国土强韧化、一亿总活跃社会、扩大女性劳动力就业、劳动方式改革、普及同工同酬……
一会儿说“做这个吧”，一会儿又说“这次做这个”……他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政策，看似一直在前进，但若一项一项仔细审视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项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由此可见，安倍首相是一位失败的领导者。
只是在其上任之初，由于日本国民对安倍经济学抱有期待，所以市场上有资金流出，看起来经济景气，但如今日本国民早已识破了“安倍经济学”这一谎言。
同样，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日经平均股价转向上涨，这是因为日本国民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抱有期待，与安倍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安倍经济学彻底失败了”（不过，现在看来特朗普也是一位失败的领导者，他把自己脑袋里不停冒出来的想法颁布成总统令，显然他的这些政策将会让美国和世界陷入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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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到日本。安倍首相应该像那些“优秀的领导者”一样，宣称“我将全力解决经济低迷这一问题”。那么，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国民对老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前的1989年，当时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是1000万亿日元，之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时期，可以称作“失去的25年”。那么现在这一金额是多少呢？答案是1700万亿日元。一般情况下，经济处于萧条期，资产应该是减少的，但日本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25年间个人金融资产竟增加了700万亿日元（见图0-1和图0-2）。图0-1 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余额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金融周期统计》2016年数据（使用的是2016年9月末时点的数值）。图0-2 每户家庭储蓄、负债当前值
资料来源：《家庭调查报告（储蓄、负债篇）》2015年详细结果表（年龄统计对象为家庭户主）
而且，拥有这1700万亿日元的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有车有房，已经没有什么必须要买的东西了，所以这部分人的消费意愿本来就很难提高。
消费意愿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年人对未来感到不安。虽然政府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但完全看不到经济好转的迹象。再加上不断听到像“少子老龄化·人口减少”“社会保障费用持续增加”“看护人员、设施严重不足”“国家债务突破1000万亿日元”等这类新闻，老年人认为，“政府是不能信任的。当前尚且还好，长期发展下去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愈发感到不安。
正是因为老年人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和日本的将来感到不安，所以他们即使手里有钱，也不会用于消费。
因此，老年人将年金的三成都用于储蓄，这种情况在国外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若长期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日本国民每人将抱着3500万日元离世。这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怪象：日本国民一辈子抱着对未来的不安过活，但到了弥留之际却是个有钱人。
除了老年人，同样因为对未来感到不安、选择不花钱而存钱的还有在职人员。他们也不完全信任政府，总觉得“自己花的钱可能是向哪个国家借来的”，所以许多在职人员的思想也在转变。他们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变老，考虑到自己的老年生活，尽可能地不负债，要存钱的想法是正确的。
其实一些可能负债的开支就是房子、车子和孩子（教育经费）等，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不需要房和车，也不愿意结婚，不想生孩子，觉得一个人的生活自在。难怪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如此严重。
然而，安倍首相却完全不明白这一现实情况，还频频敦促企业为员工加薪。但事实上即使加了薪，在职人员也只会将那些钱存起来以备养老，并不会用于消费。所以，单纯依靠加薪是扭转不了经济的。只要老年人不花手里的存款，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就不会好转。提出加薪要求的不是工会而是国家首相，从这一点上就足以看出，这位国家领导人的错误有多严重了。
同样偏离重心的还有拿出安倍的标签、坚定支持安倍经济学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黑田东彦曾承诺“要实现2%的通胀目标”，他认为通胀预期（指国民已经估计到通货膨胀要来，也就是物价要上涨）上升，消费就会增长。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奇怪。
黑田行长大概认为，如果宣称“明年物价会上涨2%”，那么那些不想买房买车的年轻人就会想着“得赶紧买了”。其实这样一来，年轻人会想，“既然物价还要上涨，那干脆就别买了”，反而引起他们的控购想法。黑田行长这样想才对吧。
黑田行长的另一项代表性政策——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样也没有取得明显成效。该政策提出后，日本央行买进400万亿日元的国债，可以说这有着极大风险。但是，我们看到的却只是“日本银行不断地向市场供应货币，而经济却没有任何好转”。
这项政策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起了反作用，使得日本国民对未来愈发感到不安。他们怀疑：“日本经济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异次元事情的地步了吗？”
总之，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对未来抱有深深的不安，所以他们尽量不花钱，而是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国民不消费，经济就会逐渐恶化。所以，“失去的25年”换一种说法就是“对未来感到不安”，或者是“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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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因为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而不消费，那么反过来想，如果能够消除国民对老年生活的不安，那么国民就会安心将那些不是特别急用的钱用于消费，这样一来经济就会立刻好转。
不管怎样，日本是一个拥有1700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的国家，即使只拿出其中的1%投放到市场上去，也有17万亿日元，预计能够有超过GDP 3%的经济效果。所以，政府应该立刻撤回毫无成效的安倍经济学，将消除国民对老年生活的不安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力量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对于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解决等这些问题，经济学教材里并没有讲过，而且安倍首相的经济智囊团也不知道。那么，日本国内的经济学者不知道的话，国外的经济学者又了解吗？他们同样也不知道。即使请教安倍首相经常征求意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或者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伯南克，他们同样也提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的这种社会状况，是迄今为止哪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是一种“突出的先行案例”，日本是历史上、世界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
现阶段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人，但应该没有人像我一样花时间调查并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已经编辑成《心理经济学》（讲谈社）出版。而且，相关内容在一些连载的杂志或网络媒体上已经刊登过很多次了，但遗憾的是，好像只传播到了一部分人的耳朵里。对于日本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国民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真正的解决方案却迟迟提不出来，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还有太多的人没有认识到日本社会的根本性问题。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尽快让更多的日本国民和政治家了解这一事实，早日引起国民的议论，一定要涌现出几位敢于说“安倍政权不行的话，我来”的政治家。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将自己之前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及其解决办法又重新整理成书出版，就是本书。
本书第1章是发现问题篇。在这一章，先是果断判定了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同时举例说明了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在于，国民“对未来感到不安”和“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第2章是解决问题篇。由于我个人常年从事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所以在这一章我提出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有一些读者会想，“我们也知道安倍经济学效果欠佳，但也没有能取代它的政策”，所以不是很想读此书。对于这些读者，我希望你一定认真读一下本书，至少你会知道有比安倍经济学更好的解决办法。
此外，我希望那些认真考虑日本未来的政治家或是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不要仅停留在阅读的层面上，而是一定要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若读者能从中提出高于我的解决办法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最后在第3章中我提出了一些个人如何应对“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的具体对策。具体就是，阐明国民感到不安的根源——“紧急时刻”的实际情况。同时，为了让人们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慨“这一辈子过得真舒心啊”，为读者介绍了如何制订老年生活的金钱计划和生活方式计划。
政府不改变政策，“失去的25年”很有可能发展成“失去的30年、40年”，但若是掌握了书中的这些方法，即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仍然能够安心地生活。
其实我在想，我不就是那个一直看着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国民吗？所以，不论国家如何变化，总有人能够顽强地活着。因此，即使日本遭遇国债暴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日本国民依然能够依靠个人的力量渡过难关。这一章就讲了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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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的国债已经增长到1300万亿日元。从2017年的预算案来看，税收收入只增长了1000亿日元，但是预算规模却达到了历史新高，基础财政收支的赤字幅度进一步扩大。可以说，日本经济的状况确实恶化了。
然而，安倍经济学是解决不了这种状况的。不过我们无须绝望。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日本国民对未来和老年生活感到不安，所以运用本书所说的方法消除了国民对未来的不安，人们就没有了不花钱的理由。相反，国民应该会为了充实自己的人生而积极地消费。
反正这个国家拥有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若国民能够拿出钱消费，应该能够立刻激活日本经济。不同于那些没有原始资本的国家，日本是拥有充足原始资本的，也没有向外国借债，所有的棋子都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样一想的话，那么就是“发现了问题，就只剩下行动去解决问题了”。也许会有人怀疑，本书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吗？我希望诸位在怀疑之前一定认真读一下本书，你们应该会后悔没有早一点读到这本书。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自信的。发现问题篇「第1章」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国民对老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面对史无前例的“低欲望社会”，20世纪的经济政策已不再适用安倍经济学的“六支箭”全部脱靶
2016年12月5日，安倍首相的在任天数累计达到1807天（含2006～2007年首次执政），超越中曾根康弘升至“二战”后历任首相的第四位。
现行自民党党则规定，总裁任期最多“两届6年”，但2016年11月，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已批准将总裁任期延长为“三届9年”。所以，到2017年5月末，安倍首相的在任天数将超过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1980天，成为日本“二战”后任期第三长的首相。
如果安倍能在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再次当选，那么其在任天数将超过佐藤荣作的2798天，很有可能升至“二战”后任期第一长的首相。
包括战前时期在内，历代任期最长的是明治时期的桂太郎首相，在任天数2886天。安倍若能够任满三届9年，那么他也将刷新战前纪录，成为历代任期最长的首相。
仅从在任天数来看，安倍晋三好像能称得上是平成时代的名首相。但是其政策本身怎么样呢？他真的做了名首相该做的事了吗？
有一句话叫作“一届内阁一件事”。例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其任职期间，解决了“国有铁路民营化”这一历史遗留的大问题。然而，安倍首相如何呢？至少在现阶段，他作为首相，业绩里面没有一项是值得肯定的。
大约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安倍推动《国民投票法》顺利通过，开启了他的修宪之路。但是，由于国民对自民党的宪法草案并不支持，所以如此重要的修宪讨论一直被束之高阁。
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安倍首相在上任之初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提出了三大政策，即“三支箭”，分别是“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紧接着为了迈向“一亿总活跃社会”，安倍首相又提出了“新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安心的社会保障”。虽说气势上很强大，但在重振日本经济这一问题上，可以说这几支箭一支都没命中。
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的“六支箭”全部脱靶。虽然如此，但安倍首相直到现在依然想推行他的安倍经济学。
然而，当初因为害怕受到安倍首相攻击的大众媒体也开始发表一些批判性文章。例如，《日本经济新闻》在2016年12月23日刊登的《缺乏结构性改革的预算案，安倍经济学已露出破绽》一文，直批安倍经济学。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已经从根源上开始瓦解了。
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后不久，日经指数确实曾急速上涨。那是因为国民看到政权由民主党转向自民党，期待着政府推出一些有效的经济政策，股价才暂时性上涨而已，并非是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惨淡
安倍首相若真想重振日本经济，就应该痛快地承认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认真反省。
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正式成立，安倍首相推出了其经济政策的支柱，即“安倍经济学三支箭”。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支箭的效果（关于安倍经济学的失误，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已经了解这一部分的读者可以略过）。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支箭——由安倍与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共同提出的“大胆的金融政策”。
为了摆脱通货紧缩，黑田东彦提出“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随后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央行开始疯狂地从金融机构购入国债，为市场提供资金，甚至在2016年1月宣布实行“负利率”。日本央行为达成2%的通胀目标，甚至不惜采用这种危险的做法，但是效果却很惨淡。
当初黑田东彦宣称将在就任的两年后，也就是2015财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但不知不觉中日本央行将实现2%通胀目标的时间推迟至2016财年上半年，之后又推迟至2016财年下半年、2017财年上半年、2017财年内……可能黑田东彦也知道按计划实现不了，此次又把2%通胀目标的实现时间推迟至2018财年前后。
但是，黑田东彦的任期将在2018年4月结束。作为共同推出大胆的金融政策的“安倍黑田”组合中的一员，黑田东彦最终会因无法在任期内完成目标而举白旗。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买入的国债总额高达400万亿日元，约占日本GDP的八成。一旦日本国债暴跌，大量持有国债的日本央行才是最危险的。可以说，日本央行已经驶入危险水域。而且，对于这一大胆的金融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斥责日本是汇率操纵国。
那么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其成效又如何呢？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只是增加了公共事业而已。由于日本政府扩大国债发行从而导致国家财政恶化，而且由于公共事业项目增加，引发了劳动力不足以及建筑材料费高涨等一系列问题。
我的一位友人是建筑公司的社长，据他说，自从安倍执政后，劳动力成本和建筑材料费等前所未有地上涨，所以这一部分的预算自然也就增多了，然而这些高额预算却顺利通过了。像公共事业领域，一旦接手了项目，无论预算超标多少，委托人都得开工。综上所述，所谓“灵活的财政政策”也不过是徒有其名，而事实上只是缓慢推进的财政支出项目。
第三支箭——“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也是没有任何显著成效。
2015年，日本政府通过了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旨在发展经济，实现财政健全化，具体政策为以下几项：
·对地方机场进行调整，对于提前预约的公务机，允许其短暂停留；
·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在日就职帮助；
·推进农业的“六次产业化”；
·通过扩大访日外国人在日本购物时的消费税免税制度，振兴日本的旅游购物业；
·通过发展IT行业及机器人产业，推动产业结构改革。
可以看出，以上几项政策都是一些想让各省各厅都受益的抽象政策，这之中没有一项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政策。此外，从一开始就被安倍首相当作核心政策的“地方创生”和“扩大女性劳动力就业”这两项政策，也都只是徒有虚名，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贡献。不能再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
2015年10月，安倍首相进行了内阁改组，同时安倍经济学也步入第二阶段，安倍首相又提出了“新三支箭”——“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安心的社会保障”。让我们看看“新三支箭”的具体情况。
第一支箭的目标——到2020财年名义GDP提升至600万亿日元；第二支箭的目标——2025年前后实现希望出生率，即合计特殊出生率达到1.8；第三支箭的目标——到21世纪20年代初“实现护理人员零离职”的目标。这一次安倍倒是提出了具体的数值目标，但是每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都很小。
首先，第一支箭——到2020年名义GDP提升至600万亿日元。如果每年的名义GDP增长率达到3%的话，这一目标或许还有可能实现，但实际上日本的名义GDP增长率仅为1%左右，可见，几乎没有可能在5年内实现这一目标。想必安倍政权也十分清楚这一情况，所以日本政府公布2016年7～9月的潜在增长率时，宣布将采用新的GDP计算方法。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为了达成目标数值而修改计算方法的作弊行为。
其次，若是日本真想实现1.8的希望出生率，就应该像法国那样，实施优厚的育儿鼓励政策。但这需要政府拿出GDP的3%来支持，然而安倍的计划里根本没有此项考虑。
同样，要想实现护理人员零离职的目标，接下来就必须大量建设养老设施。然而，到那时又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和工作人员呢？
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全都进展不顺，没有取得显著成效。
虽然如此，安倍首相仍在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大喊口号“朝着这条路继续奋力前进”，慷慨激昂地宣称要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以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
然而，在日本政府或是自民党党内人士中，没有一位阁僚或是政治家能够站出来当面告诉安倍，若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日本经济是不会好转的。
安倍首相虽然不擅长搞经济，但在设计宣传口号方面却很擅长，比如安倍的“继续奋力前进！”这句口号。即使这句话毫无实质性内容，但仅凭这一语感，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对啊，确实如此”。尤其在选举的时候抛出这句话，国民就会觉得“除了继续前进，好像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大家就会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前进。而当在野党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安倍政权只能反击“住嘴”“又要回到原点了”。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很难得到国民支持的。
看似拥有“男子汉气概”的国家领导人指明一个方向，国民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行动就行。这种现象已成为如今的世界趋势，从菲律宾和美国就能看出这一点。而且，本来日本国民就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一旦形成了一种“要沿着这个方向走”的氛围，那些原本不那么认为的人也会不明缘由地转为赞成。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就是如此。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这是错误的决定，应立刻停止这种行为，所以日本才不断膨胀，继而引发“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然而战争结束后，却有人站出来说，“那次战争就是鲁莽的行为，我们已经想到自己会输了”。这就是日本国民的特性。
因此，对于安倍经济学，本来媒体应该大胆指出“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日本经济是无法好转的”，但或许是因为害怕被安倍首相盯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家媒体敢站出来指出这一错误，真是丢人。日元贬值导致日本经济无法好转
之所以安倍经济学的所有政策都没有显著成效，是因为日本政府对现实有着错误的认识。
例如，安倍首相说，“通过实施安倍经济学来推动日元贬值，那么那些迁至境外的制造业就会迁回日本”。显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这些制造业迁回日本，在日本也早已没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了。
日本拥有大量劳动力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增长的时期，距现在也有40多年了。确实，在那个年代，由于从地方中学毕业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求职，所以只要是首都圈的工厂，劳动力都很充足。但一进入20世纪70年代，地方的初中毕业生集体涌向东京就业的景象渐渐成为过去式，位于城市周边的制造业为了招到工人，开始向东北等地的农村地区迁移。
现在，由于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再加上大学升学率的提高，如今即使在地方也很少有初中毕业的工人了，而那些到了二十二三岁还连一根铅笔都没削过的大学毕业生，并不适合工厂的生产工作。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趋于充分就业的状态，所以谁也不想专门去工厂工作。
因此，劳动密集型工厂只有设在泰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才能确保充足的劳动力。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日本，蓝领阶层不足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日本想招募成百上千的工厂工人的话，就只能像德国那样依靠外来移民了。
我曾经参观过位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轮胎工厂，在那里，除了厂长，剩下的工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德国的失业率只有4%（欧洲标准：欧盟统计局），失业率能够如此之低也是必然的。
所以，日本要想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政府就必须接受移民，引进100万人左右的外国劳动者。但是，安倍政权却不接受移民，这样下去肯定无法实现拥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工厂劳动力。
同样，日元贬值有利于企业出口也是谎言。长期以来，美国不停地发起贸易战且诱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尝尽苦头。基于这样的经验，为了尽可能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如今日本几乎所有的出口型企业都将生产地、经营地设在日元、美元以及东南亚等多种货币的国家，那里采取对汇率变动持中立状态的“中性货币政策”。
无论是1美元兑换70日元还是120日元，这些企业都能幸存下来，而那些主张“日元必须要贬值”的企业早就破产了。或许有人会说：“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不是鼓励日元贬值吗？”然而，那群人是因日元升值而饱受痛苦的一个老年人群体。
同样，被安倍首相当作经济支柱的“国土强韧化规划”“灾后重建”“建设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等政策，也没有什么大的效果，只是给承包工程的土木建筑业带来了一些微薄利润而已。由于日本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所以通过增加公共事业建设带来的经济效果一定是微乎其微的。
对于建设磁悬浮中央新干线这项政策，由于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简称“JR东海”）称要用自己的资金来修建，所以这项政策并没有引起国民的争论。若这条新干线开通，从东京（品川）到名古屋只需要40分钟，但区间内90%的地段均需建设隧道。JR东海应该对这项工程重新做一个基本评估，估算线路开通后一定会乘坐的人能有多少，算上公司要缴纳的税款，这项工程是否能产生利润。
同样，国土强韧化规划也毫无意义。即使政府整修了高速公路，通车数量还是一样的，所以国土强韧化规划并不能算是经济政策。而灾后重建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并不是一项有乘数效应的财政支出项目。
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多么肤浅。若日本政府继续推行错误的政策，日本经济绝对不可能好转。美国属于高欲望社会，其经济政策在低欲望社会的日本是行不通的
在安倍首相的经济智囊团成员里有内阁官房参事、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明治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本田悦朗（2016年6月辞去内阁官房参事职务，现任日本驻瑞士大使）等人。安倍首相拥有如此强大的智囊团，为什么就不明白美国的经济政策并不适用于日本这一道理呢。
其实问题出在智囊团身上。这些智囊团成员都是将美国经济学引入日本的先行者，他们直到现在还坚信自己年轻时在美国所学的金融政策、财政刺激政策等20世纪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完全适用于现在的日本。
很显然，如今的日本与当时美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被滨田宏一和本田悦朗奉为圣经的经济学，其前提是“国民拥有强烈的欲望”。
如今的美国仍然是这种状态。只要利率稍微下降，国民就想着要买车、买房、买家电等。很多人职位一到课长、部长级别，即使自己已经有了房子，也还是会很自然地考虑在南方比较暖和的地方再买一套，以便退休后居住。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就是由一群有着旺盛欲望的人们构成的。所以，在美国，只要向市场投放大量资金，或者降低利率，经济就会马上好转。不可否认这一逻辑在美国是成立的。
想确认美国属于高欲望社会，去看一下美国的单身派对和单身酒吧就会了解。在美国，每到周末到处都是单身男女聚集的单身派对。城市里还有单身酒吧，这些地方都已成为单身男女约会的场所。当然日本也有这样的俱乐部和酒吧，比如位于东京港区的麻布和六本木等街区，不过这些地方的目标消费人群多是年轻人。美国就不是这样，在美国，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的聚会和酒吧。
我有一位美国朋友，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每到周末他就西装革履地前往单身酒吧，自己坐在吧台喝酒，并和周围差不多岁数的女性搭讪“下周一起吃饭怎么样”，简直就是开启了第二次青春。看到这种情景，总觉得是特朗普这些人支持的。
美国人之所以过了60岁还能够开心地出入单身酒吧，是因为不论男女，他们都有着旺盛的欲望，都想着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然而，60岁的日本人都在干什么呢？在公寓里狭窄的阳台上养着兰花，牵着比猫还小的狗在家附近散步，这些朴素的兴趣就能让日本国民非常满足。对于这样一群低欲望的人，很难想象他们会穿着好看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兴冲冲地去单身酒吧。
不过，在日本，低欲望的不仅仅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是一样。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既不想买房买车，也不想结婚生子，从30岁开始就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不停地存钱。关于日本年轻人的低欲望这一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
提到买房这一问题，日本有国民长期固定利率型的房屋贷款“Flat 35”，可以说是相当优惠的一项政策。然而，即使利率低于1%，想要贷款买房的日本国民也相当少。若是国外有这种优惠的房屋贷款类型，一定会有很多人贷款买房。
所以，现在的日本已经步入国民失去消费欲望的“低欲望社会”。国民的低欲望才是日本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因此，将美国那种高欲望社会的经济对策用在日本这种低欲望国家，一定不会有成效。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无能为力的日本经济
在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安倍首相特意从美国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邀请至日本，想要让保罗·克鲁格曼来证明其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在我看来这一行为毫无意义。
虽然保罗·克鲁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是他一直都在研究高欲望社会，而对日本这样的低欲望社会并没有深刻的了解。
事实上，保罗·克鲁格曼在提议实施“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在美国《纽约时报》（2015年10月12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反思日本》的评论。文章中提到，“虽然日本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内需不高”。可以说，保罗·克鲁格曼的这篇评论是在宣布日本的“异次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失败告终。
想必保罗·克鲁格曼想说的是：“明明向市场大量投放了资金，为什么物价不上涨、消费也不增长呢？真是搞不懂日本的经济状况。”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属全球首例
安倍首相在参议院选举获胜后，就马上将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伯南克请到官邸，双方就经济金融政策进行了讨论。我认为这一行为同样毫无意义。
伯南克一直支持“直升机撒钱”政策，他认为若能够扩大就业，完全可以考虑“直升机撒钱”，伯南克也因此被人们戏称为“直升机本”。不愧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说话都这么潇洒。不过在伯南克还是学者的时候，就因经常口出“狂言”而闻名，例如，之前他说过“只要削平落基山脉就能达到经济效果”这一言论。
要削平落基山脉，就得开始一项大工程，那么就会需要大量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削平落基山脉确实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果。但是他的这些想法是否能够刺激日本经济就另当别论了。
2016年的夏天，我开着摩托车在北海道跑了2000公里，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直升机撒钱”政策的“影子”。
从稚内到猿涧湖途中有一条靠海岸的路，我开着摩托车走了半天，沿途都没看到一个信号灯。因为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所以不需要设置信号灯，但是道路却整修得干净整洁。这简直就是“直升机撒钱”政策的“功劳”。
然而，日本的地方经济却没有因为这些工程而好转。安倍首相若是真的接受伯南克的建议采取“直升机撒钱”策略，应该也看到这样的结果。
若政府实施“直升机撒钱”，撒的钱是多余的钱还好，但是在日本实施“撒钱”，本金就全部得从下一代那里借。
然而，15年后或20年后的下一代日本国民，会心甘情愿地借出这些钱吗？无论什么年代，缴纳税款的一方永远都是在职一代。从日本的人口动态来看，今后在职一代的人口将不断减少。所以，未来的日本将面临即使下一代想借这笔钱也拿不出来的窘境。
这种将负债推给下一代的经济政策，作为政治家，从道德层面上讲也绝对不能这么做。所以从这一角度上讲，“直升机撒钱”政策也不是一项好的经济政策。
不仅仅是保罗·克鲁格曼和本·伯南克，恐怕全球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够痛快地给出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处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日本近年来已经步入“低欲望社会”，迄今为止，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发生过这种情况，日本是全球首例。虽然近年来意大利、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日本是最早进入低欲望社会的国家，是“突出的先行案例”。
而最了解日本状况的肯定是日本的经济学家，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家应该彻底调查分析日本的现状，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那才是真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对于美国学者的说法，只要引进、解读一下就好，没有必要完全照搬美国的做法。日本的核心消费人群是“单身贵族”
安倍首相将经济当作最优先课题放在弓弦上，并相继放出几支箭，但日本的经济却丝毫没有好转。这是因为安倍经济学仍然在沿用20世纪的经济政策，想通过利率和货币发行量来调控经济，完全无视日本的现状。
若是日本的经济学家仔细调查并分析一下日本现在发生的现象，就会立刻明白，如今的日本经济问题是20世纪的经济政策解决不了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也就是说对现在的消费者心理和实际情况的研究不足。
据日本2016年国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一共有5184万户家庭，其中独自成家的户数有1679万，占比32.4%，而夫妇与孩子共同组建家庭的户数是1444万，占比27.9%，显然独自成家的家庭已经占了大部分。以2016年为节点，日本一个人生活的家庭比例达到史上最高值。而且这是每一代人都会发生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不结婚、晚婚的人越来越多，还有离婚和另一半去世的家庭也在增加。
之前“适婚年龄”这个词经常听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和异性相处很麻烦，而且结婚又费钱，不用特意去办也无所谓。此外，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希望自己因为怀孕而中断职业生涯，这也是未婚、晚婚人群比例增加的一个原因。
据日本政府通过的2015年版《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日本国民平均首次结婚年龄，男性为30.9岁（比前年推迟了0.1岁），女性为29.3岁（比前年推迟了0.1岁），显然日本的晚婚趋势在逐年加剧。而1980年的日本国民平均首次结婚年龄，男性为27.8岁，女性为25.2岁。短短30年，日本国民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推迟了3.1岁和4.1岁。
此外，最近在中老年人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选择离婚独自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女性认为，一直以来自己在家里都像保姆一样任劳任怨，所以面对退休后没有工资的丈夫，她们会认真考虑后提出离婚。她们想着与丈夫分完存款、退休金、年金后赶紧离婚，然后再享受一次单身生活。对于那些没走到离婚那一步的女性，她们最后也还是会独自生活的，因为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
如今，日本NHK的主播在播节目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说“电视机前的全国家庭们”。然而，事实上他们以为的那种以家庭为单位观看电视节目的方式早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看电视。而且即使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也不是都看同一个节目，每个人都随意看自己想看的节目。如今的电视节目已经不是一大家人聚在一起看了。
说到这儿，最近好像连美食节目也不像以前那样教观众做四人份、五人份了，而是在做四人份料理的时候，将四人份改说成“四次量”。
越来越多的人独自成立家庭，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各种地方。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庭餐馆。本来家庭餐馆是每到周末专供一家人轻松用餐的餐馆，可如今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情况显著减少，所以现在很多店铺也逐渐改为接待团体顾客。即使想呼吁大家庭前来用餐，也早已没有大家庭了，所以店铺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方向。
GMS（大型综合超市）冷清的原因也在于此。一般这种商店都是一些家里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开车前往，若是这些家庭不把汽车后备厢装满，这种百货商店就很难生存。
如今的日本，即使是一起生活的大家庭或夫妇，购物也都是单独出行，这种现象已经十分常见。
因此，如今日本的核心消费人群是“单身贵族”，但是以单身人群为目标消费者的市场却没有打开。例如，超市、餐厅或居酒屋，这些地方到现在还是以两人以上到店为前提来备餐、陈列店内桌椅和摆设等，因为这些地方都将消费者定位在亲子、夫妇、情侣或是朋友。因此，单身人士吃晚饭的时候，就会选择在便利店或是商场的地下菜市场买一份便当，然后回家边看电视边吃，或者在附近的牛肉饭小店或定食店，一边玩着手机，一边默默地往嘴里扒饭。单身人群的选择只有这几个地方，也真是寂寞。
不过最近倒是出现了一种专供单人用的卡拉OK。可见单身人群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多有待开发的领域。“尽可能不负债”的心理让日本年轻人逐渐“草食化”
一系列措施都无法刺激到日本经济，其最大的原因在于日本国民没有消费的欲望。日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低欲望社会。
低欲望化最明显的人群是年轻人，他们本应该是最有消费欲望的消费核心人群。这些年轻人的低欲望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Mild Yankee、AEONIST和LaLaporter。
第一个关键词是“Mild Yankee”，是指那些社交活动半径仅为从自己家向外五公里以内的日本年轻人，他们成年后的朋友依然是自己初中和高中时期的朋友。
第二个关键词是“AEONIST”，即“永旺人”，指那些几乎生活在永旺商城（AEON）里的年轻人。因为永旺商城里有ABC-MART、优衣库、NITORI等专卖店，在这里年轻人花一半的收入就能买齐所有生活必需品。而且，他们不仅仅在这里购物，就连与老友叙旧也选择在永旺商城里的咖啡厅或居酒屋。此外，永旺商城里还有各种补习班，还能提供结婚场地或是新婚旅行筹划等服务。永旺并不只是年轻人的天地，因为场地费用低，最近很多人连葬礼都在那里办。
第三个关键词是“LaLaporter”，是指那些生活完全围绕三井购物广场LaLaport展开的人们。“LaLaporter”自认为比“永旺人”更高级，所以会有一种优越感。而事实上，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都在一个地方就完成了，在这一点上他们两者并没有大的差别。日本时尚周刊WWD JAPAN在2014年5月19日发行的“SC新时代”特刊上详细介绍了这两类人，引起了国民的广泛讨论。
我们那个时代，正如小田实的游记《什么都去看一看》（讲谈社，1961年出版）中记述的那样，年轻人背着一个旅行包游历世界、开阔眼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在日本的北海道一带还有很多年轻人经常背着像蟹壳形状的登山包到各处游历，因而被称为“螃蟹一族”。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全然没有那种精神了。
此外，在那个年代，像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这些勇敢走向世界并取得成功的经营者，是所有人都崇拜的成功者。
现在的日本，像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等成功人士都应该是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然而日本的年轻人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这些成功人士都是异类，与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日本年轻人从一开始就画好一条线将自己与这些成功人士分隔开来，“不越雷池一步”。可以看出，几十年间日本年轻人的基因完全变了。
我经常与那些二三十岁的商务人士聊天，发现他们大部分都觉得自己不需要车，也不想买房，不想结婚。我认为这些想法的背后是一种“尽可能不负债”的心理。
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现在的年轻一代要穷得多。我记得在结婚时，我的工资还不到6万日元，即便那样，我们也没有因为没钱而选择不结婚。我记得在盖房子时，住房贷款的利率超过了5%，所以还完全部贷款后，算下来利息比本金还要多得多。即便如此，那个年代的我们觉得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主人是很高兴的事情，即使上班需要一个多小时也不嫌麻烦。在那个年代，可以说负债并不是亏损，反而是努力生存下去的动力。
未来是不确定的，这一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但是，我们那代人即使贷款借钱也要买车买房，而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为了买车买房负债，认为努力攒钱才是明智的选择。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永旺或LaLaport这样的购物商场以及周边狭窄的生活圈就能满足他们。他们成年后也不离开故乡，既不买房买车，也不结婚。一群欲望如此衰退的人们，纵观全球也就只有日本才有了。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国民对汇率变动、货币供应量没有任何反应，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30岁就开始存钱是因为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不积极地消费呢？显然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和自己的老年生活感到不安。换言之，就是完全不信任日本政府。若是日本政府能够让他们足够信任，他们自然就会想着充实自己的生活，然后去消费。
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瑞典国民根本不必担心自己年老后会被国家视为麻烦，所以大家都不存钱，也不买保险，赚来的钱全都毫无顾虑地用来享受生活。意大利的国民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所以想着要在去世前把钱花光，干脆就经常休假旅游。
然而，日本国民从30岁左右就开始存钱，即使存款已经足够买车买房，也还是要将一部分钱用于储蓄，以备自己老年生活。我还真没听说过有哪个国家的国民从30岁就开始担心老年生活并积极存钱，而现在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
然而，安倍首相在参加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举行的集会时，提出让企业给员工加薪，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对于现在的日本，即使企业勉强给员工加薪，由于国民普遍对老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他们只会把那部分钱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日本经济是不会因此而好转的。显然安倍首相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本来日本的经济学家应该大胆提出，即使企业给员工加薪，日本GDP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增长。但是我们完全听不到这样的声音，这是因为整个日本都没有谦虚地直视日本的现状。
日本劳动者的工资不涨，是因为在工资水平低的中国和越南，当地的劳动者做着和日本劳动者同样的劳动。然而，日本政府对“同工同酬”没有明确定义，却将这一定义不明确的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可以说，在中国从事同样劳动的人们阻碍了日本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在无边界经济时代，想要只提高日本国内工资水平来刺激经济，这种想法本来就不正确。
20世纪80年代日元大幅度升值，当时许多日本企业纷纷将工厂迁至海外，或者提高生产率或是进行改革创新，并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措施，最终渡过难关。而日本现在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连日本企业一直以来遵循的道路方向都不知道。“失去的25年”间，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增加了700万亿日元
在日本，不花钱的不仅是在职一代，还有老年人。日本的老年人明明有钱，却一直攥在手里不愿消费。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已经超过25年了。一般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国民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是会取出存款用于消费，所以这25年来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应该是减少的。然而在这25年间，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从1000万亿日元（1990年年末）增至1700万亿日元，足足增加了700万亿日元。这正是因为老年人一直存钱导致的。
最近的日本电视节目、报纸和杂志经常报道一些贫困“底层老人”的情况，所以有很多日本国民认为老年人基本上都很贫困。这都是那些过度渲染“老年贫困”的媒体惹的祸。
事实上，日本老年人中真正不能生活的贫困老人比例只有不到1%。而我们会觉得贫困老人数量不断上升，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这一群体的基数变大了。当然，并不是说贫困老人的比例不到1%就放任不管了，相反，国家应该马上对这部分老年人进行生活救助。
我们在探讨老年人经济状况时必须要考虑平均值。若是将位于正态分布曲线一端的群体当作这代人中的主要群体来分析问题的话，就会看错事情的本质。日本老年人每人将抱着3500万日元离世
那么，日本老年人的平均经济状况如何呢？我在调查这一问题时有意外的发现。
据一家银行的负责人称，在他们银行的年金账户中，完全没有动用过年金的账户占三成多。而且据统计，将年金取出来的人也绝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用于消费，平均有三成会再储蓄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日本老年人当中，有一部分属于贫困老年人，但很明显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持有许多年金，而且据统计后者占绝大多数。媒体与其过度渲染少数“底层老人”的惨状，不如把焦点放在这一事实上。
此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日本老年人在去世时是个有钱人”这一事实。日本的老年人普遍将每月汇入年金账户里的三成资金用来储蓄，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几乎不花钱。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等到临终时，日本的老年人平均每人拥有3500万日元的金融资产。
为了安享晚年而努力存钱，但等到老了以后又不花钱，存款不仅全都剩下了，还多了不少，然而人却去世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我的一位外国友人曾对我说：“忍着自己想做的事情，一辈子省吃俭用，到最后能不留遗憾地离开人世吗？日本人的老年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他们表示难以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深有同感。
与如此节约的日本老年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老年人。与日本一样，意大利的经济也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是意大利的老年人却在充分地享受老年生活。
地道的意大利人要在临终前把所有的钱都花光。自己赚的钱、自己存的钱就要自己花光，不留给后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钱就是为了安享晚年而存的，所以年老的时候不把钱花光还等什么呢。我认为这才是幸福的人生。所谓的“以防万一”……
为什么日本的老年人不积极地消费，而且直到临终前还在不停地存钱呢？要问其理由，一般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仅凭年金和存款就能安享晚年了吗？大家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感到不安，所以还是不能花钱。”
之所以日本的老年人每天过着拮据的日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年人不了解自己当下的资产，对步入老年后能够得到的资产以及保险的作用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每当听到年金危机，或是步入老年后如果资产不到1亿日元就不够养老等这样的报道，老年人对未来的不安感就会加重。
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第3章中会有详细阐述。例如，做一个资产负债表确认自己的资产情况，制订步入老年后的生活计划。这样一来，大部分老年人就不会毫无根据地对未来感到不安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人会想，“要想在85岁之前花光剩下的资产，那么接下来的每一年都要比之前多花100多万日元”。
此外，日本老年人不花钱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存钱“以防万一”。对于那些正值工作年龄的在职一代来说，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万一”发生。但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所谓的“万一”是什么呢？想来也只有“预料之外的长寿”或是“生病”这两种情况。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0.79岁，女性为87.05岁。但这终究是统计的数据，自己能活到多少岁还是要等到真正活到那个岁数才知道。日本老年人考虑到万一自己能活到90岁、100岁还是需要钱的，因此他们会觉得最好不要动用存款。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能一直领取年金，若是比自己预料的还要长寿的话，用完存款还可以靠年金生活。在永旺办一场最豪华的葬礼也不过70万日元
由于年轻一代指望不上年金，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老年生活储蓄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也不相信日本政府宣称的，现在的年金制度能够让国民100年都不用担心。
刚进入21世纪时，我曾在某电视节目中与一位担任政府年金制度改革顾问的日本国立大学教授讨论过这一问题。据这位教授说，新的年金制度是要实现每年4%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工薪阶层的定期加薪也实现4%的目标，此外还要确保出生率恢复到2以及实现5%的投资收益率等。
然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走出泡沫经济破裂的低迷期，在这个节点上想实现4%的经济增长和定期加薪的目标，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此外，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出生率恢复到2也是空想。
针对新的年金制度，我认真追问这位教授，但他只是一直回答，“以这些目标为前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根据。
这已经是16年前的事了。那位教授所谓的这些前提是多么荒唐已无须赘言。也就是说，现在的年金制度是建立在那位教授的那些虚幻前提上的。所以可以想象，如今的年金制度有多少漏洞。
但是，对于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显然，他们是“年金制胜的一代”，其中大部分人都持有大量年金。
确实老年人若是得了大病，只有年金是不够的，但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保险。事实上，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每五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是需要看护的，比例只占20%。然而，知道这一实情的老年人又有多少呢？因为媒体只报道个别的极端事例，所以老年人想着万一自己也到了需要看护的时候，存款就变得十分必要了。这种想法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从客观的统计数据来看，老年人是无须过多担心这一问题的。
若是过了90岁后得病，那就是自己的天寿已到，坦然接受并在去世前再好好地享受一次人生，我认为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思想。然而，大部分的日本老年人都不会这么想。
就这样，日本人一边念着咒语般的“以防万一”，一边继续存钱。相对于去世前花光所有积蓄的意大利人，日本人在去世时却还有3500万日元的积蓄，可以说是其一生中最大的资产。
日本的老年人经常说，若没有存款的话，到时候连自己的葬礼钱都拿不出来。但是据我所知，永旺最豪华的葬礼，费用也不过70万日元，那么抱着3500万日元存款的老年人是想要办多么豪华的葬礼呢？日本老年人不像意大利人那样积极消费是源于日本的战后教育
即使葬礼无须花费很多钱，日本老年人仍然不会将年金全部用于消费，而是将其中的三成用于储蓄。这是因为他们没分清年金和工资的差别。
对于日本的老年人，他们什么也不用做，国家每两个月就会将固定的金额汇入他们的账户，明明什么都不用担心，而且即便是为了享受生活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无大碍，但是这些老年人却为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万一”而辛苦存钱。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习惯。
对于这代老年人来说，储蓄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他们已经不能正常判断和思考问题了。但这并非是他们个人的原因，实际上现在的日本老年人被战后教育洗脑了。“二战”后，日本受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而且，日本国土面积本来就狭小，资源匮乏，所以要想实现战后复兴，让近一亿的国民都吃上饭，日本只能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即从外国进口原材料，然后在国内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依靠产品附加值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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