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敌对手(亲历者讲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文昊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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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政敌对手(亲历者讲述)试读：

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国民党的元老重臣。但他毕竟只是一介书生， 因而只得利用蒋介石的实力和兵权来充当国民党党魁；而蒋介石也想利用他在党内的资望，渐图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汉民鄙薄蒋介石，把蒋视为“小人”而以“君子” 自居，并入木三分地指出蒋介石“惯用的手段是‘压’、‘诈’、‘拆’”。胡汉民不可谓不清醒，但他又确实很糊涂， 因为他看不清与蒋介石的合作是“与虎谋皮”，只想着利用蒋介石却不料反被蒋介石一再利用。一、蒋介石大摆“鸿门宴”，软禁胡汉民蒋介石陵园设宴软禁胡汉民

1931年我在南京主管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所属各院、部、会机关的警卫，以及首都各城门的治安工作。3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与我同住在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的吴礼苍（我的姨夫，同盟会员，曾任刘伯承在川军时的秘书，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秘书）公毕回家，突然张皇地告诉我：“老弟，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吴答：“展堂（胡汉民号）先生被扣留了！”我说：“哪里会？”吴说：“真的，就是刚才的事。”又问：“哪个扣留的？”吴答：“除了老蒋（蒋介石）还有哪个敢哟！”再问：“为啥子？”吴答：“不知道。”当时我们都为这一突然事变感到震惊，二人相对欷歔良久，但总猜不透这两根所谓国民党的支柱为啥会闹到这样地步。由于这时军事上的噩耗（蒋介石的十八军军长张辉瓒的首级在吉安赣江上游苏区漂流下来被检获的消息）不断传开，在政治上又增添一层阴影，不能不使人担心会影啊我们的未来。

我又继续探问：“消息从哪儿来的？”吴悄悄对我说：“只能让我们两人明白，老蒋那股水发了，不知要株连多少人！就是老总（指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都在闷葫芦里，现在中央（国民党）各要人都为这一事变提心吊胆，不知火石（祸事）还要落到哪个头上来！刚才，老[1]总匆匆从陵园官邸回来，关照我马上通知办公厅人员，对于胡院长因病休养的事，不准对外说；并叮咛我特别要告诫我们的人（指随朱从江西省政府调到办公厅的亲信，吴亦其中之一）不要乱说，不要乱走。”又说：“老总无论在平时甚至战时应付事变都很沉着，这回神色显得特别紧张。而且历来各院、部、会长官因病休养，根本用不着向办公厅打招呼，既要打招呼，又要不准谈，这中间明明有文章。我才悄悄去问黄副官（随朱到陵园赴宴的侍从），由于我们都是老总的心腹，他才将今晚遇到的情况告诉我。”

据黄副官说：“委员长（蒋介石）今晚在陵园请客有两桌人，同往常一样，到晚上约8点钟，差不多客人都到了，记得有戴传贤、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张继、叶楚伦、邵元冲、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和老总等，都被一一引到官邸左边的餐厅里，济济一堂，谈笑风生。这时委员长还在楼上，没有下来。侍卫长王世和跑来招呼我们这些侍从人员到侍从室休息。随即很郑重地宣布：‘等一会儿有什么事发生，不关你们的事，千万要招呼好自己同来的卫士、司机不要乱动。’同时我们已经发觉各处岗位值勤情况不同寻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猜不出要出什么问题。我就借口送公文包给老总，溜进餐厅，将外面情况悄悄向他报告。同样有其他几个侍从也进去传递消息。这一来，弄得热热闹闹的餐厅，立刻鸦雀无声。客人们有的惊慌失色，有的凝神不语，各想各的心事。隔了不久，胡院长最后到了，王世和赶紧亲自到车前，把胡院长引到官邸右边的会客室，让胡一人留在室内，紧接着来了两个卫兵守卫门口。胡院长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很镇静，不言亦不坐下，一直在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再说当王世和引胡院长进入会客室的同时，另有几个侍卫队官兵，以两人监视一人的办法，将胡院长同来的侍卫副官、卫士、司机等强制带到警卫室，强迫他们缴枪。对方不肯，初而言语冲突，既而摆出架势，准备动武，声言非有胡院长命令不行。这时王世和将胡院长安置好后，转身见此剑拔弩张的情况，吓得急忙退了回去，他怕的是对方同他拼命。万一枪声一响，惊动主子，怪他草包，要受责备。王世和见硬的不行，就另派一个侍从出来，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宣称奉委员长命令，胡院长已被扣留。此言一出，更激起胡的侍从人员的义愤，大声质问：‘胡院长犯了什么罪？’这位王世和的代言人根本不知道胡院长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说：‘这是他们（指蒋、胡）两人在闹别扭，根本就不关你我的事，犯不着扯内皮，只要把枪交出，等他们把话说清楚，枪，还是交还你们的。’停一停，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请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要耍枪还行吗？’胡的卫士终于悻悻然把枪扔了出来。“大约又隔半小时，委员长才从楼上下来，态度严肃，径入餐厅，随即招呼大家入座。接着，只听见餐厅里委员长一人好似训话一样，中间有些话语声音特别大，如：‘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已有病态，我要他休息一下。我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付托于他，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他忘了他这条命，不是我救他，哪会有今天……’只听见委员长讲了好一阵子，会场静悄悄的。最后戴院长才说了一句：‘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至于留在会客室的胡汉民那晚的情况，后来在胡恢复自由，离开南京前我问过他。他说：“那晚从会客室设置卫兵起，到餐厅宴会散止，等到外面汽车开动了，还不见蒋介石进来，我才向卫兵要笔墨，写了一张条子要卫兵交上去，我一定要同蒋介石面谈。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蒋介石才下来，走进会客室，彼此心中有数，他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立刻激起我的愤怒，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我问他：‘你想要干什么？总理（孙中山）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的，直到近几年，我又怎样苦心孤诣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阎就甘心失败了吗？（指1930年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冯、阎佯称下野出洋，实际是企图保存实力，退守西北。）张汉卿（学良）真的拥护你吗？（指中原大混战中，蒋派吴铁城、张群等到东北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平津地盘为条件，拉拢张学良派兵入关，冯、阎受威胁而失败。）江西军事失败是小事吗？（指蒋低估红军力量，认为第一次“围剿”失败，仅仅是指挥不得其人。）你总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就不该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住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你每次在国府或军校纪念周会上（每星期一上午集会纪念孙中山）空谈遗嘱，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提倡新生活，改变社会风气，以抵制共产党的宣传。我不是说做得不对，而是说做得好。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够服人吗？今天，不管哪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究竟国家还有没有法纪，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做，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你想到没有？’尽管我讲得很清楚，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最后想出一句无赖的话来搪塞：‘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紧接着他就硬逼着我，气势汹汹地问：“究意愿不愿意起草约法？’当然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后，他就拂袖而去，当晚把我送到汤山。”

以上是当年胡汉民答我所问的情况，我没有进一步追问。后来为了弄清蒋、胡之间矛盾激化的关键所在，曾请教过同胡一道参加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老战友但懋辛先生。据他所了解的情况是：蒋介石之所以不顾一切扣留胡汉民，是因为民国十九年打败冯、阎之后，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 目的是商讨草拟一个约法，然后根据约法于次年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胡那时看出了蒋的武力专横，别有用心，未予正面驳斥，只说：“可以照建国大纲的训政时期办事就行了，不必再拟约法，俟机会成熟，即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因为那时立法应由立法院起草，不通过国民会议，在宪法未施行前，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相等。正如辛亥革命时，南京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制定约法一样。但是当时（指1931年）南京已经是正式政府，就可以不再用约法，只是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永久性的宪法就行了，所以胡不干。胡事前还向人表示过：军人的政治知识浅薄，武断专横，动辄耍刀，要效美国宪法精神，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总统竞选。蒋闻之大不以为然，认为胡在立法上和选举上都是他的对头。但是，胡在那次会上并没有正式提出他的主张，只是强调没有草拟约法的必要，而蒋则非拟不可。由于两人都坚持己见，那次会议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以后蒋约胡单独谈（即1931年2月底陵园设宴扣胡那一晚），一定要他在立法院草拟约法，胡一再说明理由拒绝。蒋沉不住气了，就威胁胡一定要写，并说：“胡先生如不答应，那就会对你不起。”这就激起胡气愤地拍着桌子说：“随便你，杀头，我胡汉民也不怕！”蒋就一怒冲上楼，立命卫士押胡到汤山与外界隔绝起来。

从以上胡汉民对我所说和但懋辛的回忆，蒋、胡之争的关键在于制不制定约法，而制定约法的核心，又在于要不要写进现役军人竞选总统一条。蒋既有心，胡亦并非无意，蒋怒胡之不做驯服工具，胡则愤蒋之日益跋扈专横，胡欲以法制蒋，而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则视胡如眼中钉。胡之被扣，渊源在此。胡被扣后，由蒋一手包办草拟的约法，就不再提现役军人竞选的问题，为蒋于1948年窃据总统宝座扫清了道路。蒋介石下令“保护”胡汉民

1931年3月底，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电话约我立刻到厅里谈话。到达时，警厅的核心人物楼文钊（主任秘书）、李进德（督察处长）已先在座，吴即出示蒋介石手令：“胡院长应移往双龙巷孔（祥熙）宅，着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中正。3月×日。”

我看了手令后，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胡汉民还在，证明近来街谈巷议胡汉民已死或已出国都不是事实。第二个反应是立法院警卫，长期以来都是保安警察担任，为什么这回蒋介石要亲自下手令，不要胡汉民回立法院或回胡公馆，而指定要住孔宅？第三个反应是保护上层人物，布置警卫，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什么这回要王世和插手？而所谓“严密”保护，使我回忆起吴礼苍告诉我的消息，结合这些天来西南激烈反对的情况，未必不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对胡汉民杀既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只得把人交给我，名曰“保护”，葫芦里又是另一包药。就我的职责来说，当然不能不执行命令，但从我的真实感情来说，则又是抵触的。

正由于我对蒋介石、胡汉民二人抱有不同的态度，因而我一看到蒋介石手令，联想到蒋介石曾把居正（号觉生，当时的司法院院长）[2]禁锢在南京周必由巷时所给我的手令，不也是明明白白写着“保护”字样吗？蒋介石一贯使用书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手法。我不能不把这次手令的真实意图弄清楚，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吴思豫：“委座（蒋介石）还有其他交代没有？”吴亦开门见山地回答：“胡汉民反对委员长，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但又要在有我们的监视之下，允许他在南京城内以至到汤山这个范围内活动。这样做，是为了对付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西南的责难。委座还交代除了戴院长（传贤）、邵副院长（元冲）、吴委员（稚晖）三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非有委座条子，不准与胡晤面。明天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此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由你负责。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要做到连胡本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才对。”

根据蒋介石意图，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吴思豫最后决定：由卞稚珊负责选派一个中队兵力布置双龙巷孔样熙公馆警卫；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地警察分局于明午将孔宅及其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会毕，我即前往双龙巷现场观察。拟订布置腹案如下：以一个班的兵力担任孔宅门警，形式上与一般要人住宅的警卫同。孔宅西面、北面、东北角楼房各派潜伏哨一组，暗中监视孔宅内部。加强双龙巷西口通黄泥岗、东口通丹凤街的交通岗，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将孔宅原有电话拆除。中队部位置于黄泥岗工商部，并兼任该部警卫，原派警卫归还建制。以上腹案我即责成第一大队胡绍韩（吴思豫的亲信）选派一个浙江籍、黄埔军校毕业的中队长担任。目的是为了预防意外事故发生，又可以减轻我的责任。

午后，我又召开担负这一任务的有关队长会议，并向全体士兵讲话，主要是强调这次委员长亲自交代的任务，既不同于一般保护，又不同于一般监视，既要达到委员长的意图，又要做到胡院长无话可说。要求对外保密，严守纪律。遇事上报，不得擅自行动。以上一系列安排的用意，与其说是防胡，毋宁说是防蒋。一方面防的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另一方面防的是这一批警察老爷们狐假虎威，嚣张成性，不能不用蒋介石这块令牌来将一将军。

我将布置情况向吴思豫汇报的同时，楼文钊、李进德也汇报了联系情况。诸事齐备，只是胡汉民提出要他的女儿胡木兰和一女佣随伴，经请示，也得到蒋的同意。到下午6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从汤山押到，由木兰将其父扶持下车，然后再扶到孔宅楼上沙发上一躺。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他把眼一瞪，头一摇。此后，我每隔三两天前去巡视一次。胡总是抑郁寡言，我也只得对木兰敷衍三言两语即走开。（卞稚珊）二、援胡反蒋，同床异梦

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被蒋软禁与外界隔绝，很快就激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会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都纷纷潜去上海谋对策。而在广州与南京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 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的李宗仁、黄绍竑、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对于他们作为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在不久前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想利用西南反蒋机会东山再起。于是年5月间与西南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唱对台戏，迫使蒋介石释放胡汉民。

西南这一行动，打破了蒋介石原来的计划，使他扣留胡汉民的阴谋遭到中途挫折。在此以前，正当西南酝酿军事反蒋之际，蒋介石也曾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共同制定约法，更不利于团结反共。因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除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三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旋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伧、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十一人对胡汉民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另一方面，趁胡失去活动能力的机会，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以图得到在胡汉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为了增强对这一会议的压力，他又拼凑了二十万大军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并下令前线必须于5月5日前，即国民会议开幕前，攻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等地，以显示他的威力，借以消除对他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怀疑和动摇。结果，“劝说”始终遭到胡的严词拒绝，第二次“围剿”又遭到比第一次“围剿”更加惨重的失败。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并不肯就此罢休。蒋介石玩弄民主，召开所谓国民会议

蒋介石妄自尊大，并不因胡汉民作梗、西南闹独立、江西军事一再失败而放松对党、政、军权的独揽。他认为冯、阎业已下台，张学良又被拉拢过来，这几股当时最大的实力派，都被他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所屈服，在军事上已唯我独尊，正宜抓紧时机，为未来做大总统找到政治资本，所以必须及时召开国民会议。另外，他明白，如果不是张学良被拉拢过来，他早已被阎、冯打垮。现在阎、冯名虽下台，但是遗留下来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实力。而张学良进驻平、津，实际是取阎、冯而代之。由于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早有多年的历史渊源，两军将领之间，也各有各的深厚关系。因此，蒋介石这时既怕张学良独吞冯、阎的部队，壮大了别人，孤立了自己，但又不能不依靠张学良共同努力，处理这些部队。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分化、利用、限制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杂牌部队。这既利于江西“剿匪”军事，又利于借刀杀人，消灭非嫡系部队。这就是蒋介石急急忙忙于1931年5月5日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会议，标榜民主政治的内幕。

以下根据我所亲身经历的事实，来谈谈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被派充国民会议的警卫官，清楚地记得那时作为蒋介石唯一上宾的、同时也是作为蒋介石国民会议最有力的配角的是张学良，在蒋介石心目中，只要把少帅（张学良）这一关敷衍过去，就可万事大吉。因此，他抓住这个关键人物，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保证会议安全，严防破坏捣乱。

除对胡汉民加强看守，不让一点消息传给胡汉民外，也不让胡汉民有一句话泄露到外面来。还特命我抽调两个大队和机枪、手枪、骑巡、车巡各一队，配合宪兵担任会场内外警卫。会场设在中央大学内，是专为召开这次会议而特别设计建筑的。主席台下构筑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会议期间秘密布置一个中队在地下室。担任警卫的官兵都要经过严格选择，而且要具三人联环保结。主席台顶设有瞭望台，有钢筋水泥的掩蔽体，东西南北各置一挺重机枪。场内各要道有全副武装的岗警，各进口有门警，转弯抹角处有暗探。场外附近街道有骑巡、车巡队分段巡逻。主席台上和蒋介石、张学良的休息室完全由蒋介石的侍卫队把守，除持有特许证外，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会场出入证一般分四种：红色的可以上主席台，蓝色的可以进会场，黄色的只能到旁听席，白色的为工作人员所用（都具有保结）。即使是警卫人员的行动，都有一定限制，只有警卫处长（吴思豫兼）一人可以上主席台到委员长休息室，警卫官也只有因工作需要，才可以进出会场，其他服务人员只准在指定地点或场外活动。就这样，几乎是用人盯人的办法，总算保证了会议的安全， 自始至终没有事故发生。

其次，保证议案的通过，精心“招待”张学良。

蒋介石用尽心机，宣扬这次会议是最“民主”的会议。他充分估计到，除了“少帅”一伙人之外，其他安排出席的人员中，不会有人持异议的。同此，他把全副精神对付“少帅”，针对“少帅”有吗啡癖、舞癖，就精心安排了一套“疲劳轰炸”的日程，使得他日以继夜地迷迷糊糊奔忙于“三会”（开会、宴会、舞会）之间。

最突出的是“招待”。蒋特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总招待。这位招待能手，把张学良等人招待得舒舒服服，他们需要的舞女、歌妓、香槟、白兰地、花旗桔、茄力克、雪茄烟、人头土（印度鸦片烟）以及其他山珍海味、点心罐头等应有尽有。招待对象，主要是张学良一方，从上到下分别指派专人负责。如张学良由吴铁城、张群陪伴；于凤至（张学良妻）由宋美龄、宋霭龄陪伴；高级幕僚如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刘哲、沈鸿烈、鲍文樾等由各院、部、会每日轮流设宴招待。宴后，备有舞会、戏剧、杂耍、清唱、电影、台球以及烟赌等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各投所好，各尽其兴，不到鸡鸣，不会收场。娱乐场分等级，高级的设在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吴国桢等人的豪华别墅内；一般的设在励志社、中央饭店、安乐酒店等处。至于中级以下的随员，甚至侍从副官、卫士、司机等，都安排有同级人员、眷属陪吃陪玩，不使一人向隅。这一幕别出心裁的“盛会”弄得满城乌烟瘴气，使得张学良同他的幕僚之间，也难得机会碰头。而这些幕僚们，虽是弄得精疲力竭，倒也乐得享受，深感委员长的手面阔绰。至于下级随从更是有吃有色，皆大欢喜。宋美龄第一次私人欢宴于凤至，厚赏于的随从人员就有三千银元。还有奉命赌博的人员，只准输，不准赢，输掉的准向总务处作招待费报销。

最后，严密控制会议，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

在上述情况下，使得张学良这一方对会议的进行毫无准备，也无暇准备。而蒋介石那一方就大大不然。每晚深夜，蒋介石都要亲临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亲信，亲自主持秘密会议，有计划、有准备地安排好次日议程，提什么案，哪些人发言，如何监视表决。有意识地将对方出席人员席位分散安排，把自己的亲信席位安排在对方人员周围等等。这些都经过反复研究，照计划执行。轰动一时的所谓国民会议，蒋介石就是这样毫无阻碍地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可是他的日子并不因此而更加好过，他忧心忡忡的还是江西军事一再失败，中共的日益发展和壮大使他坐卧不安。因此，在国民会议闭幕后不久，他又重新调集更多的军队，企图卷土重来。可是，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震动全国，形势逼人，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西南内部矛盾重重，援胡反蒋同床异梦

当时被软禁在双龙巷孔公馆的胡汉民，一方面愤恨蒋介石手段毒辣，另方面还担心蒋介石随时对他下毒手，因而终日徘徊楼上，足不下楼。本来蒋介石允许他可以在南京至汤山一段路上逛游，但他明知这是蒋介石的圈套，也就从未要求出游。他把唯一能恢复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南方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渐渐渺茫。精神上的折磨，内心的痛苦，加剧了他身体的衰弱。

以半独立状态的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南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激化。这一局势，在政治上是以胡汉民派为核心，在军事上是以陈济棠为柱石。当胡汉民被扣，陈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转而利用汪精卫以资号召。汪则不甘心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失败。现在蒋、胡闹翻，正是捞取政治资本、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汪利用西南国民政府这块招牌，表面上是援胡反蒋，实际上一切是为了自己，他同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从来就是互相龃龉的。蒋需要利用汪做他的政治傀儡，汪需要蒋对他的军事支持。

至于陈济棠援胡反蒋，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他援胡援不了，反蒋也反不成。症结所在，是他本身的腐朽无能。虽有援胡的愿望，但终因力量不足，难以实现。轰动一时的西南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迫使蒋介石恢复胡汉民的自由。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 肖佛成、邓泽如等倒是十分关心胡汉民的安危，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深知汪、陈两人都不可靠，才派专人到沪，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一道参加过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役的老同志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终于找到营救胡汉民的另一途径。熊克武、但懋辛积极策划营救胡汉民[3]

大约在1931年8月上旬，喻培棣由上海专程到南京三道高井我的寓所访我，照例住在我家里。他恳切地对我说：“我奉锦公（熊克武字锦帆）和老二哥（我们一般对但懋辛的称呼）之命来营救胡先生（胡汉民）。为这件事，西南已采取各种办法，老蒋（蒋介石）仍顽固地拒绝释放。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还要考虑到投鼠忌器的问题（指用军事行动有顾虑），所以才迭次商请在沪诸老同志就近设法，最低限度要暗中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最好是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险。我们总不能忘记老蒋当年欠下虎门的那笔账，使成千上万的旧袍[4]泽到现在都还流离失所。当时胡先生亦在老蒋监视之下，虽对我们很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老蒋旧性不改，又以同样手段来陷害胡先生，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但如何入手，很费踌躇。锦公想，老蒋既把胡先生交给你负责监视，可以从中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因系多年患难朋友，相信你也不会坐视。因此，要我亲自走一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

我当时被华（喻培棣号）这一股真挚的热情所感动，马上严肃地说：“去年我能同你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当然义不容辞要设法救胡。不过需要仔细研究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能草率，以免打草惊蛇。”我当将胡的身体衰颓、蒋临行前的交代，以及警卫布置情况一一告之。喻深感情况颇为复杂严重，不能再拖，当向我提出需设法先与胡一晤的必要，把内外情况交换后，再作计议。我当时表示同意，但考虑到保安队里的人，上上下下对我既无恶感，也无特别好感。而蒋介石对人惯用权术，各级都有他的耳目，不能保险没有人盯住我。因此，我要喻准备好对胡谈话的内容，时间不能多，而且要见机行事。翌日，我照平时一样前往孔宅巡视，喻化装随我前往，以请胡书写为名（胡长于汉碑），叫喻把宣纸送上楼去，喻即趁机上楼晤胡。

事后返家，喻对我说：“胡先生很惶急，正如我们那年被困虎门那样，满腔激愤。我扼要将粤沪情况和此来意图向他说明，最后征询他的意见。胡先生说：‘前后到来看我的人（指蒋选派的十一人）语调不同，用心则一，可以说都是蒋介石的传声筒。他们的意图，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要我放弃主张，不再反对，仍然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地位。当然我不能为他（蒋介石）开此先例。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制的根本问题，我们不能忘记孙总理建国大纲精神。最后我答复他们，他（指蒋介石）如仍一意孤行，由他自己负责，这是前一阶段。在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后，这些人又不断来啰唆。理由是，顾全大局，一致对外（指共产党）。要我亲笔函劝西南，恢复统一，然后他们才有向蒋转圜余地。可恨这些人完全把我当成人质看待，亏得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口。自从蒋去前方后（指江西），最近他们也不再来找没趣了。我想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杀我，顾虑的却是暗害。特别是近来各方面形势紧张，这一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我并不怕死，所不甘心的是死得不明不白。你（喻）同锦帆诸兄热情可感，不知此来有无妥善办法？’”

喻继续说：“从胡先生的话里看，情况确是严重，近来沪上亦有此类消息，无怪胡先生有此忧虑。我当即告诉他：‘熊先生和但先生对于整个形势已经缜密考虑过。不管局势如何演变，一致认为目前救人第一，此来正为此事。由于熊、但两先生想到有一人可托，所以要我亲来与先生联系。’胡先生马上追问：‘哪一个？’我答：‘就是卞稚珊。’胡先生一闻此言，反而失望地说：‘他？他把我管得这么紧，哪里能够！’我说：‘今天与昨天不能同日而语，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卞小吾烈士之后，与我们一军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关系，是一个能够共患难的同志。去年他可以同我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又能让我单独进来会你，这难道是一般朋友所能做得到的吗？’胡先生兴奋地说：‘你们既有这样的热情，我关在这里情况不明，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最好是趁蒋忙于江西军事，出其不意，给他个措手不及。你们商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商量好，我希望你请他（指卞）明天能够来同我谈一谈。’”喻培棣同卞稚珊营救胡汉民的计划

我同喻培棣从当时的局势，熊、但的讨论，胡汉民的想法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等客观条件进行分析，经过日夜的反复密商，决定以救人为主。而救人的办法，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南局势的演变上，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别的途径。我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国民会议召开后，蒋已如愿以偿，扣胡已失去原有作用。但因此而激起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相对抗，使蒋在政治上暴露了弱点，在军事上不能实现两广军队在南面包围江西红军的计划。在此以前，胡曾拒绝蒋函劝西南撤销国民政府的要求。现在江西红军一再胜利，蒋更需要西南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蒋放松了西南。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政权，今虽然当上了西南国民政府主席，但并不满足于偏处西南一隅的局面。至于胡汉民，此时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只是希望脱险以后，再谈国事。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初步拟订了以下营救计划。计划之一是：以救胡出险为当务之急，我们决定以暂时妥协为上策，主动满足蒋、汪的要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议西南方面由元老派出面，以恢复胡汉民自由为条件，撤销西南国民政府；计划之二是：准备在计划之一不能实现时，运用个人有限权力，布置心腹，选择有利时机，离开孔宅。

具体行动是：首先，由胡慎选精干可靠人员，秘密介绍给我，我即利用有批准各队补充缺额的职权，把介绍来的人员安插到警卫孔宅的中队值勤。表面上是保安队警士，实际变成了胡的侍从人员，这就对胡提供了随时可以化装溜走的条件。

其次，决定出走之前，必须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在双龙巷东口，越出监视线外的黄泥岗或丹凤街选定适当地点，准备好接运汽车，或布置接应站，以保证胡汉民离开孔宅后，能够安全驶往上海。二是严格要求冒充警卫的人员，利用值勤机会，沉着地掩护胡汉民溜走，之后还要留在原岗位，照常服务。必须在胡去一日后，始能自由行动。因胡从不下楼，警卫人员也从未上楼，“门警”不走，就能保证胡汉民到上海有充分的时间。三是胡走后，胡木兰和女佣还需留下，照常在楼上活动，以麻痹孔宅周围的潜伏哨。事后，即使蒋介石迁怒木兰，但毕竟她是女眷，也办不出个所以然来。

计划之三是：在上述两计划条件还不成熟时，预防蒋介石突然袭击，以确保胡之生命安全。具体行动是：利用我有权准许胡出游汤山这一有利条件，届时由我亲自出马，与胡同车，表示由我亲自监视。再选择中途预定的接应地点，多备现钞，以便随行卫士在有变时进行收买。万一不听指挥，即先发制人，用武力强迫服从，同到上海，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以我所知保安队的素质，在重奖之下他们是求之不得的。蒋介石惯用金钱万能的伎俩收买异己，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为一大快事。不过这一计划，不能期其万全，而有冒险成分，非不得已，不能采用。

我把以上计划同喻培棣商定后，次日即以取胡书写的单条为由，上楼直到胡的书房（此房比会客室偏僻，可以避开视线），胡闻声，立即由木兰扶出，趋前紧握住我的手。胡明白，我此来会给他带来希望，这与过去对我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他先开口说：“昨天华□来，才晓得令尊……”我不等他继续谈下去，马上截住说：“用不着客气，他已经详细告诉我。为了党国前途，宁肯少一个我，不能少了胡先生。我来会胡先生，就是表明我的决心。”紧接着我把营救他的三个计划提出请他斟酌。他听后激动地说：“这几个计划，只有你才想得出，也只有你才做得到。第一个计划虽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但有汪精卫在，操之过急，恐难成事。此外夜长梦多，会发生意外变化。第三个计划，固然我们可以不惜用钱，但不能保证不牺牲人，现在还用不着。我看还是第二个计划稳妥可行。最难得的是你的决心。有了条件，没有决心和毅力，还是不行。现在我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看怎样？”我说：“单凭我的决心，还不行，还需要准备四个条件才好办。”我接着问：“有没有对你最忠实可靠的人介绍[5][6]给我？”胡答：“此事请转托伯琅到上海一趟，必要时找陈融约[7]李文范会同商量。为了我的事，现在又是紧要关头，他们一定能够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我想，为了避人耳目，来的人可以用化名，就以伯琅名义介绍给你。至于接应的汽车等，都告诉他们妥为准备。最好你要怎么办，就叫他们怎样办。”

我又提出第二个应具备的附带条件，同时又把我的视线转到木兰身上。我问：“照第二个计划执行，木兰女士有无顾虑？”在商讨这个问题时，胡显得很难过。谁都知道他们父女俩是相依为命的。还好，木兰不等他父亲开腔，就坚定地插话说：“为了家父事，卞先生都这样古道热肠，我们是父女关系，只要对家父的安全有保障，我是不辞任何艰险的！”我说：“既然木兰女士有这般孝心，外面一切由我负责，问题就这样决定。不过从今以后，胡先生有必要假装生病，连会客室都宜少去，这样可以麻痹他们，放松监视。”同时我又将警卫散布情况画给他们看。胡才明白，四面八方都有监视他的人，不禁紧握拳头愤怒地说：“蒋介石丧心病狂，已无人性，看他能够横行到几时！”我看他感情冲动甚剧，当即安慰数语，要他保重身体，准备应付未来事变。胡感慨地说：“老友难得，请为我谢谢华，并代问候锦帆、怒刚诸兄。”我即告辞，拿着他写的单条巡视一番而归。

归来，即将会商情况和胡对三个计划的选择与委托之事，转告华和伯琅。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效而安全。当晚联袂去沪，分道进行。大约相隔一个星期后，用伯琅名义先后函介两人化名前来我处。按照预定计划安排他们先在总部服务。到8月底，各队缺额表报来时，我即将这二人补进一个中队充警士，旋即有意识地将这个中队调到双龙巷孔宅接防，待机行动。（卞稚珊）三、蒋汪合流，胡汉民获释

在我按计划安排好人事不到一个星期，突然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遵循蒋介石不抵抗的意旨，节节撤退，东北沦陷的消息不断传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又遭失败。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正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蒋介石在这样内外夹攻的情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此，对待西南，他又变换了一副面孔，对汪精卫表示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汪明白这正是蒋迎合自己团结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真实意图，因而同意以此换取西南撤销独立。这样，宁方派出居正、叶楚伧等为代表，粤方派出汪精卫、孙科等为代表在沪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宁粤合作。于是胡汉民也恢复了自由。

在宁粤两方代表在沪举行和谈的前夕，蒋介石曾突然下令给我，派兵保护胡院长去沪。当我将这一消息往告胡汉民时，胡反怀疑说：“刚才季陶、铁城、元冲诸人都来转达蒋介石之意，要我到沪休养。我正为此事忐忑不安，你来正好，是不是蒋介石又在耍滑头？”我说：“不错，刚才我同伯琅诸人对时局的急转直下，交换了意见，也认为蒋介石还在继续耍滑头。不过这次不是在你头上耍，而是耍到汪精卫头上去了。”胡问：“此话怎讲？”我解释说：“这几天，侍从室的人传出的消息有这样几句话：‘老头子成天大发脾气，骂人，我们也怕接近他。’另一消息是汪精卫已经决定来上海，蒋介石正派人去沪准备和谈。再有一个情况是各方面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激烈，对蒋介石坐视不出兵非常愤慨。侍从室传出话来，认为是共产党在捣乱。综合这些情况看来，蒋介石这几天弄得确实手忙脚乱，对内对外都很难应付。刚才我接到命令，又去问吴思豫，说想放就放，为什么还要派兵保护？他说：‘胡院长来的时候是派兵保护的，今天去，仍叫派兵保护，前后一致。是有委员长（指蒋）的道理的。’我又进一步问：‘外面谣言很多，究竟中央决策如何？’吴说：‘委员长这些天来很伤脑筋，大致已经决定，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东北问题用外交解决，江西问题用军事解决，西南问题用政治合作解决。’”我将以上情况告诉胡汉民后，胡愉快地说：“不料我们准备实行的第二个计划竟备而无用，而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的第一个计划，反而提前实现。形势变化，殊难预料。不过这个所谓政治合作，主要不是为了我，而是便宜了汪精卫。情况既已摆得很清楚，那就决定尽快走，先到上海再说。国难严重，蒋介石一意孤行，要负完全责任。”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双龙巷气象一新，冷落已久的孔宅，又车如流水地载着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大员，除蒋介石外，几乎都到孔宅送行。当胡汉民由木兰扶持跨出大门时，排列在两旁，笑容可掬的大人先生们，争先恐后向胡汉民问好。但是胡汉民一见，反勾起了一向蓄积在心头的怨愤，不瞅不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座车，弄得大家 靦颜相向，啼笑皆非。但他刚一上车，抬头见我站在远处，就情不自禁地又下车来，趋前同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这本来算不得一回事，但在当时那种尴尬场面下，就显得突出了。这与我此后不到两月就被蒋介石免职不无关系。

从此以后，胡汉民虽没有重登历史舞台，但他对蒋介石的仇恨，并没有因时间的转移而减轻。他一直住在香港妙高台上，仍然不失为西南政治核心人物，始终领导着西南坚决反蒋。直到1936年5月间，胡在广州突患脑溢血病逝。（卞稚珊）四、胡汉民被扣前后见闻

1929年，在我几次见到胡汉民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常流露出这样一句话：“革命党人必须身家清白。”他这样说，显然是为了自己同蒋介石合作解嘲。他又曾对人说：“小人之所为，实所以利于君子。”这是把蒋介石看成“小人”，认为蒋的所作所为对他这个“君子”有利。

1930年冬，我见到胡汉民提及那年中原大战时，他说：“他（指蒋）惯用的手段是‘压’‘诈’‘拆’。”“压”是压迫，“诈”是欺骗，“拆”（广东人念“察”）是收买分化。打败阎、冯是蒋介石得意之作，而在胡汉民心目中，却是一幕阴谋丑剧。这些话，说明胡汉民并不尊敬蒋介石，反之是对蒋怀着十分鄙薄的心情的。

由此可见胡、蒋合作时期的南京政府是貌合神离，相互利用而已。蒋介石利用胡汉民在国民党的资望，渐图扩大巩固自己的势力。胡则利用蒋的实力地位以充当国民党党魁。这种相互利用的局面之不能长久下去，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便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1929年讨桂期间及以后，蒋介石对胡汉民在表面上似乎还是尊敬的，但常有特务到胡汉民住处的门房查看会客登记簿，胡汉民曾以此为言。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亲自在徐州督战，南京党政大事交由陈立夫、胡汉民主持。“蒋家天下陈家党”，其实，蒋介石是把责任交给陈果夫负，陈果夫病了，又由陈立夫继任中央组织部长。据闻在中原大战接近结束的九、十月间，对于华北党政工作人员的安排，胡汉民同陈立夫曾大吵几次。在胡汉民心目中，陈立夫是“后生小子”。但陈立夫为蒋扩张党政势力，有一定的计划安排，几次提出整批名单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要求通过，没有事先征求胡的同意。胡因此指责这是陈立夫企图包办党务，有一次曾在会议上破口大骂。

陈立夫当面不顶撞，但他的名单因得到其他依附蒋的中常委同意，常整批得以通过。而胡汉民却提不出名单来代替。陈立夫的名单上是些什么人呢？原来从1927年四一二以后，陈氏兄弟办起了一个“党务训练班”，每期都招收几百人受训。这个训练班的负责人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集团的忠实分子，这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黄埔军校成为蒋介石培植自己军事干部的学校的性质是类似的。

到了1931年，蒋介石在打败了阎、冯以后，张学良又依附了他，大有“蒋家天下”局势已定的样子，“陈家党”更加活跃起来。在这样的局势下，胡汉民也不甘屈服，曾利用他的老资格拉拢一些人，想要安置到各省的国民党部里。这样，在中常会上讨论地方党务工作人员的名单时，他们常发生争论。

打败冯、阎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主张召集团民会议制定宪法。胡汉民在原则上也曾表示同意，但在召集方式和人选产生的问题上，也有过争论。另外，胡汉民在1928年写了一本以《三民主义之连环论》为题的小册子，但他的这套理论在国民党内部不受欢迎。有人提出，胡汉民是把三民主义描绘成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永远也出不来，因此也就没有远大的前途，不少人一度称呼胡汉民为“连环先生”。很明显这套理论是和戴季陶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联系起来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强调“四维八德”论不同，也和陈立夫正在写的用机械论和唯心论杂凑起来的“唯生论”不一样。这又是胡汉民在理论方面同蒋介石集团不一致的地方。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便是1931年2月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起来的前因。

据说这一天，蒋介石在开会的时候，对一些部长每星期六跑上海的事咆哮如雷地斥责了一番之后，然后就命几个兵士把胡汉民拖下座位来，用汽车送到汤山去的。他当面并没有宣布胡汉民有什么罪状，随即又指定邵元冲继任立法院长。

把一个国民党的元老、立法院长随便扣留起来，对一个以奉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标榜的政府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况且，胡汉民虽然思想有些顽固，但一般还算是比较正派的。那时国民党又正是四分五裂的时候，广东、广西、山西、四川、云南事实上都是军阀割据，因此就促成了反蒋各派系的大联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的“非常会议”，与南京政府相对立。“非常会议”既有前次被蒋介石打败的桂系、冯阎等军人参加，又有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的元老和孙科系统的国民党元老、青年加入。更糟糕的是这年的9月18日， 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了军事行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他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

最初，从南京退出来的反蒋分子在上海合谋，决定利用正在广东厉兵秣马的陈济棠和盘踞广西的桂系在广州建立基地，同蒋唱对台戏。

我本来是一个国民党的游离分子，1929年秋，被孙科系统的马超俊拉到南京铁道部工作的，这时自然应该与孙科派同进退。但当我知道汪精卫也成了广州“非常会议”的主要成员时，我就表示不愿去广州。当时天津方面也有一个反蒋组织，由原属“西山会议派”的覃振负责主持，天津又是我的第二故乡，因此，我就请求派我到天津。据说在广州一次会上，曾议决派我和王葆真为天津的代表。

我离开南京，是向铁道部次长连声海请假后走的。但当陈立夫知道了以后，他对我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他一方面对连声海说，要将我免职；另一方面，他又找李峙山，要他写信叫我回南京来。在宁粤决定谈判时，他又托李峙山传话，要我回到南京以后务必找他谈谈。

我到天津后自然天天同覃振在一起，在他身边有一个桃源人翦伯赞，我们认识以后天天长谈，使我感到很相契，从此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关系。

到天津我见到了几个属于汪精卫改组派的人物，如谷正纲、邓飞黄等。特别令我满意的是同郭春涛的几次长谈，我们本来认识，但没有单独谈过话，他虽属于汪派，但他对于汪精卫的评价以及对于整个国民党的看法，与我当时的见解有许多相同之处，令我钦佩。他向我介绍的关于冯玉祥的情况也使我深感兴趣。

我还见到了阎锡山的代表赵丕廉和一个桂系的代表。

我到天津不多几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驻津的军队在日本租界举行了几天演习。九一八事变后，我同翦伯赞、郭春涛深感事非寻常，经过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总恐慌的形势下准备开始独占中国的急性侵略。因此，我曾对覃振说，在日本开始的对华军事行动下，国民党的分裂是违反民族利益的。

1931年12月的一天，由于宁粤已开始谈判，我也回到南京。李峙山传话来，告诉我说陈立夫要见我。我同陈立夫虽然是北洋大学同学，在学校时又是网球场上结识的朋友之一，五四运动中又同办《北洋大学日刊》，本来是很熟的。但在这时以前，虽然也见过几次面，但没有谈过政治问题。

陈立夫同我的这次谈话，将近两个小时之久，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可以说很坏，我发现他的封建意识极其浓厚，而且很不老实。他把蒋介石说成是刘邦、朱元璋式的人物。他强调了由于有了蒋介石北伐成功的“丰功伟绩”，才有了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其言外之意，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应该无条件地对蒋尊崇。这样的话他说出来很自然，我听了却觉得有些肉麻。在他口中既没有孙中山，也没有三民主义，更没有人民群众。他谈到几年来蒋介石所干的几件我当时认为是不可饶恕的错事时，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他说讨桂是古勷勤的主张，有些事情则说成是革命的策略。

陈立夫向我发誓，矢口否认有“中央俱乐部”的组织。当时人们口中的CC是说二陈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名曰“Central club”的头两个字得来，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青白社”。

当我问到为什么要扣留胡汉民时，陈立夫支吾其词，最后说：“胡先生有些事情也太过分了。”

陈立夫把自己打扮成蒋介石身边的萧何、张良式的人物，而又强调蒋介石身边缺少“主王之才”。他知道我同马超俊的关系，对马超俊在广州“非常会议”的一次纪念周上的讲话，大肆攻击。我没有见到马超俊这次讲话的记录，只听说这次讲话是以点名攻击陈立夫是挑拨蒋、胡关系的主要责任人。

我本来准备同陈立夫谈谈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但他却表示，现在困难当前，应该大家言归于好云云，没有更进一步地多说。我去看他的目的，是想听听他究竟想对我讲些什么，而不是想同他辩论，因为我觉得同他辩论也没有用。

我同陈立夫谈话后，就到上海去了，宁粤代表会正在伍朝枢的家里进行。宁粤双方各派了五位代表，南京方面是蔡元培、李石曾、吴铁城等，广州方面是汪精卫、孙科、伍朝枢等。以沈钧儒为首的上海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陈述了希望全国一致、共赴国难的愿望。汪精卫则作了一次令人作呕的讲话，加深了我对他的厌恶。

宁粤和平谈判的结果，胡汉民被释放，“非常会议”解散了，在南京出现了汪蒋合流的局面。这一方面是蒋介石鉴于扣留了胡汉民，使自己一时陷于孤立，想拉一个新伙伴以自固；另一方面汪精卫系的人急于要做官，所以一拍即合。

但是，汪精卫系的人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以也没有人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汪派的人就在1932年1月的一天在“大世界”召集了一次所谓“代表大会”，选出了纯属汪系的二十多个“中央委员”作为同蒋“合作”的政治资本。这二十多个人中，除谷正纲投靠蒋介石当上了社会部长以及个别人外，都在1939[8]年随汪精卫到南京成了汉奸傀儡政府的主要成员。

1932年1月，我约翦伯赞在天津出版《丰台》旬刊，一方面研究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方面抨击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和淞沪之战时南京政府迁往洛阳的问题，而主要的还是揭露汪精卫派在上海“大世界”选举二十多个“中央委员”进入南京同蒋“合作”的丑行，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但这一刊物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不久就被禁止发行了。

我是一辈子反对汪精卫的，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了天津，我办的一个“明星通信社”详细报道了他的活动情况，受到孙中山行营几个随员的重视。12月下旬，孙中山决定住天津，想在天津办一份报纸，当黄昌谷向我提出这个计划时，我就主张不如接办《新民意报》。《新民意报》是天津唯一的进步报纸，是五四运动中各界联合会几个主要负责人创办的。1923—1924年“觉悟社”几个社员邓颖超等人出版的《党邮》和《女星》，就是借用该报的副刊篇幅出版的，《妇女日报》也是《新民意报》印刷厂印行的。经过和汪精卫商谈，得到同意后，我就领着黄昌谷去看了一下《新民意报》的社址。12月30日上午，我同刘铁庵（刘清扬的三哥）、马千里等三个人去到张园见了汪精卫，这天是星期日，汪精卫答应即拨五千元为经费，交黄昌谷主持。

当天晚上事态有变，孙中山决定12月31日到北京去。我随即写了一封信给汪，请他每月津贴《新民意报》一笔钱，把这份报纸办成国民党的机关报。他不理，后来我又专门到了一趟北京，托于右任和汪说这件事，一直没有下文。这固然是由于形势转变因而变更了计划，但当时《新民意报》的处境的确很艰难。

这件事使我意识到，一个政党的负责人对于一件已经决定的事，突然改变不留余地，一点也不讲信义，这不是好的作风。1938年冬，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终于当上了大汉奸。

这是我第二次对国民党的前途表示怀疑，第一次是1928年1月，蒋介石复辟的时候开始的。

宁粤谈判后，蒋介石把胡汉民放出来了。胡汉民到了上海，对反蒋活动有所布置，不久就到广东去了。

胡汉民对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1933年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听说李济深等“勾结”共产党，但他想利用军阀陈济棠反蒋的打算也终于落了空。

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胡汉民开始计划成立“新国民党”。他起草了这个新党的纲领和政策，有人告诉我其内容观点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为口号。据说，在“新党”入党的仪式上，礼堂正中摆置了一个木人偶像，用布遮头，前面放着一把匕首。入党的人在填写了申请书之后，要站在那里用匕首向木偶作刺三下的动作。大家意识到那个木偶就是象征蒋介石。这显然是一种中国旧式帮派组织的落后方式，因此加入的人很少。1936年8月，我被任命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到了广州以后就这件事进行过调查，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确有此事，但入党的人寥寥无几。

1936年5月，胡汉民死在广州。

1936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仍然为胡汉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各省市党部都派有代表到广州参加。胡汉民被葬于广州东郊，以表示对他在国民党中的历史地位的尊敬。这位曾经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也就从此无人再提及了。（谌小岑）[9]五、胡汉民自述被囚“痛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我从欧洲经香港到上海，在香港时，有许多同志婉劝我不可入京。到了上海，数十同志如汝为（许崇智）、觉生（居正）、慧生（谢持）等也围着我，阻我入京。他们诚恳地说：“胡先生，以你这样的历史地位，竟到南京去帮助蒋介石吗？”我觉得他们的说话太过，未免把我的目的弄错了。我说：“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实行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你们应该把对人的观点，改易为对事的观点，这样便不致误解我了。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请你们放心吧。”

我在极苦闷的状态中一再考虑，并决定了主张和办法，才毅然入京。初到南京，我报告在欧洲考察经过，有一段关于土耳其的说话，也说得很详尽。我们前几年在广东的时候，已常常说：军队党化、党军队化，可是我们虽是这样说，一直还没有做到。这次我在土耳其，却看到他们把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这两句话，做出很好的成绩来了。

一天王亮畴（宠惠）来找我，在长谈中，他说：“胡先生何妨随和些，你天天讲欧洲，讲土耳其，讲建设，又讲军队与财政，这批人懂些什么，你要知道，我们贵国的中国鬼，是没有办法教导得来的。”

亮畴说起中国人，总是说我们贵国的中国鬼，广东人称外国人作老番、鬼佬或红毛鬼。亮畴说我们贵国人，何尝比鬼佬高明，外国人是番鬼佬，我们中国人便是中国鬼了。他常常劝我随和些，以为中国鬼办事是不能这样认真的。亮畴的话， 自是经验之谈，我为事认真，便会事事阻碍。

民国十八年三月武汉事起，介石拉拢冯焕章（玉祥）说是共同合作，给冯位置了几个部长委员之类，我当时即反对。后来冯焕章也反对南京了，阎百川（锡山）没有响应，又把阎委做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的监察院长、赵丕廉的内政部长，也因此有了着落。在这案没有决定之前，组庵（谭延闿）来找我，说出介石这样的主张，并叹气道：“从前给焕章的，现在可以又给百川，这种做法，怕不对吧。”我说：“何止不对，而且不该。”一天介石来找我，把这件事征询我的意见，我详陈利害，一力反对，但终于反对不来，这是行政院的事，我无从深问。到冯焕章、阎百川都反对南京时，又去拉拢张汉卿（学良）做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十九年（1930）冬，汉卿到南京，大家喜欢到了不得，要简某人做国府委员，又要简某人做××部长。事先介石、季陶、稚晖一流人来说：“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胡先生以为何如？”我仍旧反对，并说：“在一个政府立场，不应该用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做郑庄公，把人家当做公叔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之于汉卿，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这样的滥给人。而且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胡先生向来看功名利禄的事，不是很平淡的吗？何以对几个国府委员之类，却这么隆重起来了？”介石站起来说。“把功名利禄看得平淡，这是我对于自己的修养；把国府委员和部长看得隆重，是我对于国家名器的尊敬。前者是个人的立场，后者是国家的立场，其间截然不同，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标榜者。因此看重国家，看重政府，不能随个人好恶，把名器滥给人。尤其不能把国家名器做拉拢私人的手段。我最痛恨的是自己标榜无政府主义，而实际是热衷私禄，无所不至。标榜无政府，而自己却去滥窃政府名器，这类的人，其心尤为可诛。”

这一场话，说得介石、季陶诸人，面红耳赤，终之没有结果而散。过了几天，亮畴来谈天，他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这是石曾（李煜瀛）、稚晖说的，他们要我转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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