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咏红,曾庆媛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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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新会风土人情
距花城广州一百多公里，在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南端，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新会县熊子乡。此处地势平缓，风景优美秀丽，极目之处，湖光潋滟，山势雄奇，绿树环抱，白云碧落。新会，古称冈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圭峰山、玉台寺、紫云观、鸟的天堂、崖门炮台等名胜古迹。我们的主人公梁启超便出生在这美丽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新会在秦朝时属南海郡，到三国时期孙权置为平夷县，到晋朝改称新夷，再到南北朝设立新会郡。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置新会郡，隋开皇十年（590年）撤郡为县。
历史的长河里总是充满着各类传奇的故事，新会也不例外，拥有着很多为历史铭记，为人民所乐道的往事，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宋元易朝的那段岁月。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在这里英勇抵抗外族入侵，留下了千古流传的故事。那荡气回肠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仅激励着一代代的新会人，也永远铭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崖门古战场，曾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四大海战”之一，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它成为新会的代名词，也成为代代新会人缅怀民族英雄，传播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圣地。
新会还有一个奇观，那就是鸟的天堂。
新会县县城以南二十多里有一条天马河，河心沙洲上有一株五百多年历史的奇特的大榕树。这棵树的树枝垂到地上，扎入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棵大榕树竟独木成林，婆娑的榕叶笼罩着二十多亩的河面，树高约十五米，榕树枝干上长着美髯般的气生根，着地后木质化，抽枝发叶，长成新枝干，生生不已，变成一片根枝错综、扑朔迷离的榕树丛。丛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鸟雀。白鹤朝出晚归，灰鹤暮出晨归，一早一晚，鹤群一出一归，盘旋飞舞，掩映长空，嘎嘎而鸣，蔚为奇观。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对此大加称赞。如今，“鸟的天堂”已成为一个著名的风景点，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游客。
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树叶真绿得可爱。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看不出主干在什么地方。——巴金《鸟的天堂》
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英雄辈出、人文荟萃的新会，走出了一个个历史名人，其中就包括素有“近代中国第一知识分子”之称的梁启超。
不平凡的童年
从鸟的天堂往南约二三十公里，在西江入海之处，河海相隔而成的七小岛中央就是熊子乡的茶坑村。一条小河流经村前，时而有小船慢慢驶过；村后有一座布满苍松翠柏的小山，白天的时候松柏随风而起，掀起阵阵碧波，小鸟应风啼鸣，夜阑人静之时，叶上的露珠闪耀着明月的光辉，别有一番韵味。远处屹立着的凌云塔秀丽挺拔，与翠山碧岭相互交融，极目之处尽是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生于清嘉庆年间。他一生勤奋治学，考中秀才后，任掌管一县教育事业的教谕一职。虽然只是个八品小官，但在梁启超的家乡茶坑村，梁维清就算是个重要人物了。梁维清在村中购置了大面积的良田，同时也继续着他读书人的生活，“半农半学”式的日子显得格外的惬意。
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字祥徽，号莲涧先生。梁维清极力培养他，希望他能够博取功名，但宝瑛仕途不顺，接连失败，最终只做了一名教书先生。梁宝瑛尽管学业功名不利，但也没太多的怨言，不管是教书还是种田，都任劳任怨、一丝不苟，这也许跟他所遵从的儒家思想有关，严于律己，凡事尽心尽力。
父子二人尽管在仕途路上都未曾走得太远，但毕竟还是读书人，在村里都能独当一面，为乡民所信服。也正是因为长期的教育，使他们具备着读书人特有的优良品格，有着强烈的济世心和责任感，他们热心为乡民办事，积极为大家谋福谋利。特别是梁宝瑛，曾担任乡自治组织“叠绳堂”的负责人三十余年。他带领乡民共同抵御海盗骚扰，调解群众之间的个人恩怨，推行禁止赌博的训令，在新会乡推行改革治理，使得这个曾经赌、盗、械斗盛行一时的地方恢复了和平与安宁。梁宝瑛由此深得乡民的尊敬和拥护。父亲不仅品行端正，严于律己，而且关心公众事业，乐于助人，这对青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来说，是为人处世的好榜样。梁启超后来能够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己任，置生命于度外，高呼“救亡”、“变法”，并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发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这种为了大家、国家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或许与父亲梁宝瑛的“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
同治癸酉年正月二十六（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降生，给梁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整个梁家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但综观当时的世界局势，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840年之后，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场又一场，强加给中华民族以深重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清朝洋务领袖曾国藩去世，清王朝的肌体也在一天天腐烂下去，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乱世出英雄”，这仿佛是一条必然的真理，梁启超就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
幼年的梁启超在家庭的精心呵护下幸福、安稳地成长着，外面世界的肃杀与残酷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还十分的遥远。白驹过隙，转眼梁启超到了三岁，正常情况下，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接受启蒙教育了。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农村绝大多数儿童几乎都没有可能请老师教导，梁启超的家庭也不富裕，不可能把他送到先生那里接受教育，也不可能请老师来家里。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在劳作之余开始教他识字——他也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母亲赵氏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梁启超便是长子。母亲知书达理，又擅针线活计。她对长子梁启超虽然十分疼爱，但在品行、学习等方面的要求又非常严格。例如，她不许梁启超贪玩、说谎，否则，便要毫不留情地“打屁股”惩戒了。慈母在梁启超十五岁的时候，因难产（生四子启业）而撒手人寰。母亲离开时，梁启超正在广州学海堂读书。因路途遥远，等到他急忙赶回家中时，母亲已经下葬。多年后，梁启超每每想到此事，仍然感到懊悔、心痛，认为是终身憾事。
梁启超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初步开蒙的他就开始在祖父的教引下研读“四书”和《诗经》了。天资聪慧的梁启超总能一字不落地完成每天的功课，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让他背书，困了就和祖父同床而睡。这时的梁启超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聪慧，深得家人和邻里的宠爱。所有的表现，都逃不过父亲梁宝瑛的眼睛，他的欣喜溢于言表，望子成龙的心愿促使他节衣缩食，把六岁的梁启超送进茶杭村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最疼爱小启超的还当是他的祖父，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没能考取功名，梁维清的心中一直留有无法磨灭的遗憾，于是便把梁家人扬眉吐气的希望与重任寄托在了梁启超的身上。他为了宝贝孙子的学业可谓煞费苦心，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为了保证梁启超能够静下心来专心读书，索性在宅后建了一间小房，专门供梁启超读书用。
新会的好山好水令梁启超十分难忘。每当读书读累了的时候，他常常会来到村子后面不远的小山上，尽情呼吸着大自然的气息，沐浴着天地间的精华。这里的山川树木葱葱郁郁，层峦叠翠，时不时会有一两声隐约的山歌在山间飘荡，处处弥漫着山野灵气。梁启超漫步于山间之曲径，品味着清新幽静，心灵也被滋润得更加淳朴清新。
童年的梁启超也喜欢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他们玩占卜游戏、捉迷藏，常常还吸引来了不少邻家的孩童。天真烂漫的童年嬉戏中，有无限的乐趣吸引着梁启超，也开启了他聪敏的心智。
梁家的祖坟在崖门。梁家人每年清明都会坐船到崖门祭扫，而每年的清明节也成了祖父教育孙儿的好时机。临近崖山的海中有一座突出的岩石，上面写着“元镇国大将军张宏灭宋于此”，当地人都称之为“奇石”。祭扫时，每每船行到这里的时候，祖父就会给梁启超讲起南宋时候的历史，讲南宋将士如何奋力抗元，又是如何悲壮地失败，每每至此，又不禁会吟诵几首悲壮的诗歌。这在年幼的梁启超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许多年之后，梁启超仍然对当时同祖父在一起的时光记忆犹新，每逢失落悲伤时，他常以此警示自己要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一生。
祖父和父母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凭借着出奇的聪颖和过人的天资、敏捷的才思和刻苦的努力，梁启超八岁的时候便会作八股文，九岁就能写洋洋洒洒的数以千字计的文章。而祖父、父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以及自身良好的道德风范，更让少年梁启超如沐甘霖，受益良多。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着急地喊：“快下来，快下来！会摔下来的……”梁启超看见祖父急成那样子，竟又往上再攀一级，还脱口念出两句：“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赞叹乖孙非比寻常。又有一次，梁启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时正在厅里与父亲谈着什么。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走进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启超，你过来。”客人说，“我知道你认识很多字，我来考考你。”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提笔便狂草了一个“龙”字：“你读给我听。”梁启超看了一眼，摇摇头。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没理他，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梁启超用衣袖抹一下嘴角，说：“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却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对，梁启超即随口答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客人听了更为赞叹。
在这样一个朴实、祥和的大家庭里，梁启超健康快乐、无忧无虑地成长着。他在家乡清新活泼的空气里，吮吸着自然的灵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家乡的秀美河山间，采集着文思韵律，接受着心灵的纯净洗礼。“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梁启超所接受的良好启蒙对他的未来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但是这个时候的他，由于所接受知识的局限，对未来的想法还与封建时期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优而仕，把科举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把考得功名看作无上的荣耀。
十一周岁的小小秀才
梁启超年幼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这使得他比别人更早地开始了漫漫科举征程。
只有六七岁的梁启超便受教于闻名四方的塾师张乙星。由父母启蒙到正式拜师，标志着智识的增长、学业的进步。梁启超七周岁时便开始作八股文。八股文不仅要求语意的工整呼应，对形式也有着极严格的要求，句与句之间必须对仗。因此，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一年之后，只有八岁的梁启超已经能够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了。望孙成才的祖父、望子成龙的父母在惊讶、欣喜之余，商量着找机会让这个小文曲星去省城广州应童子试，以登上科考的首级台阶。
1882年，只有九周岁的梁启超由父亲陪同前往广州应试。带着祖父、父母辛勤培养的成果，带着全家、全族人的殷切希望，满怀忐忑不安的心情，梁启超第一次走出了熟悉的乡村，迈向外面的世界。激动、忐忑之余，梁启超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无尽的好奇。
从新会县熊子乡到省城广州水程需要三天。船儿行驶在碧波荡漾的江水中，近处树木青葱，远处群山如黛，宛如一幅泼墨山水画。梁启超沉浸在秀美的风景之中。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往往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一日在船上，午饭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登不了大雅之堂，如何对得没有“鱼”、“咸”等字眼，如何对得文雅，这确实很难。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抓耳挠腮，蹙眉苦思。梁启超思考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恰到好处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更何况是出于一个幼童之口。由此，“神童”之名不胫而走。
第一年应试，由于经验不足，梁启超名落孙山。但他毕竟从闭塞的熊子乡茶坑村走了出来，来到繁华的省城广州，见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开阔了眼界，还结识了一些朋友。城市的万千气象也给少年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底似乎有了一股冲动：这里将是自己施展抱负的舞台！所有这些都是比考取功名更为重要的。而且，不久他还得到了大儒张之洞所写的《书目问答》和《輶轩语》这两本书，使他对于“学识”一词有了比较理性、深刻的认识，方知想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张之洞那样的硕儒大家，更感到学海无涯，自己要加倍发奋努力。
回乡后，梁启超拜周惺吾先生为师，发奋治学。从广州买回的新书，他也是如饥似渴地研读，这些新书比起八股文来，实用且具新意，让他感觉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天地，渐进另一种境界。正如梁启超后来忆此道：“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两年后的1884年，十一周岁的梁启超再次赴广州应学院试。这次，功夫不负有心人，梁启超没有辜负全家人的期望，得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在科考之路上摸爬跌扑，无有所成，而只有十一岁的梁启超却年少得志。家人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自豪！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唯独梁启超小小年纪竟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十分赞赏。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种情况，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学政大人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您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得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也使我们的族人感到无比荣光。叶大焯感到十分讶异：这个小孩子，为得一文，一时竟说出了这么多掷地有声的理由！小子不但胆识不凡，且才思尤为敏捷。叶大焯面对这个十一岁的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在惊讶的同时也深深地为他的拳拳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得到三品大员的赞许，梁启超自然是满心欢喜。祝寿文拿回家后，被装裱起来，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梁家顿时满堂生辉，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目睹这一旷世神童的风采，领略三品学政的文采，撷取教子有方的宝典真经。
三品大员叶大焯在其所写的《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中对此事有生动的描写：
……试既竣，进诸生奖谕之，旅进旅退，而启超独留，长跪请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
梁启超中秀才，梁维清七十大寿，叶大焯写祝寿文，可谓三喜临门。祝寿礼出奇地隆重热闹，浓浓的喜气挤出厅堂，飘荡洋溢在山村的上空。
小小的茶坑村一下子成了欢乐的海洋，各方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小启超徜徉在贺喜的人群之中，尽领美誉，品味着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桩美事，可谓春风得意，对未来的大好前途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十六周岁的天才举人
十一岁中了秀才的梁启超，投入到更紧张繁忙的学习中。在家人的关爱下，生活平静而且充实。为了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一面继续学习八股文，一面博览群书。很快，他的学业突飞猛进，以致老师主动提出歇教，发出了“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梁启超不仅对唐诗宋词感兴趣，就是《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这样的书籍，他也烂熟于心。由于家境清贫，梁启超所读之书，很多都来自于他人所赠。
1887年，梁启超开始就读于学海堂。
学海堂，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是当时省内的最高学府，它与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菊坡精舍并称广东五大书院。虽然各个书院风格不一，但皆以考证、辨伪、求得经书本源和锻炼品性为主。学海堂的先生被称为山长，一般有八人，个个人品端庄，学问深厚，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督抚到任时都要到学海堂拜谒，学海堂在广东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梁启超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考据学、经史、词章训诂、典章制度和宋儒的性礼之学，吸取着丰富的知识营养，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学术基础。学海堂有一个传统，叫做会食，即每月初一时，学长和学生一同进餐，并交流学习心得。这时候，堂内人头攒动，大家究心学术，热烈辩论，激昂澎湃。山长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看着自己的学生如此多才好学，不禁为之感到欣慰、愉悦。每月的这一天，也自然成了梁启超解难辩疑、发表宏论、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刻苦的努力加上过人的天资，使得梁启超在学海堂的成绩每年都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还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取得过这个成绩。“月考有奖赏，曰膏火。”每月的“膏火”都被启超用来买书。第二年，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是菊坡、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梁启超在这里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知识，涉足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
当时，第一场试题为：“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来百工则财用足”；“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梁启超此时学业功底深厚，顺利地做完了试卷。
在这次考试中，梁启超遇到了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个人，当时的主考官、内阁学士李端棻。在这次考试中梁启超、谭镳皆中举，分别名列第八、第九。梁启超的老师石星巢在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赞扬梁启超是卓荦之士，说他经学词章皆有所长。梁启超气势磅礴、才华横溢的试卷引起了主考官、内阁学士李端棻的极大兴趣。他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连连称赞梁启超“国士无双”。
梁启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乡试竟牵出了一桩美满的姻缘。
当时，副主考、翰林院修撰王仁堪也深感梁启超人才难得，想将梁启超招赘入婿。但未及王仁堪开口，李端棻便请王仁堪作媒，要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王仁堪惊讶之余，甚感惋惜和失落。自己心中盘算的美事，竟然被别人抢了先机。但又能怎样呢？便苦笑着答应作媒。当李端棻得知梁启超的父亲拒绝这桩儿女婚事之后，思考良久，说了一番十分感人的话。那么，梁启超之父为什么不答应如此美事呢？原来，梁父认为，自己是寒门之家，怎么能娶到官宦人家的千金大小姐呢？门不当户不对，便谢绝了这桩婚事。老成持重的内阁学士李端棻自然揣摩出梁父的顾虑。他表示：我知道梁启超是一介寒士，但他却是难得的人才，就请不要谈论贫富之事了。李端棻派人到新会将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最终答应了这门亲事。
确如李端棻所说，梁启超虽然没有高官显爵，但他跳出了个人得失的小圈子，胸怀天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从事最有意义的宏伟大业，算得上真正的才俊、真正的英雄。
李端棻是一位爱国官吏，在以后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维新大业中，他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友谊，给予梁启超和维新派们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关于这桩美满婚姻，梁启超所写《悼启》一文中这样记述：
光绪乙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
另外，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先生所写《曼殊室戊辰笔记》里，对这桩婚姻有如下记载：
光绪十五年乙丑，十七岁（十六周岁——笔者注），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苾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梁启超十六岁中举，又得到高官赏识，许以婚姻，在许多人看来，人生得意莫过于此了。
中举之后的他，继续在学海堂学习，准备参加会试，以求金榜题名，取得更高的成就。
少年功成，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这位年少得志的青年抛来了羡慕的目光，并对他的未来充满了肯定与期望，梁启超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时的他也不可能意识到不久后他将迎来对他的人生，甚至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意义非凡的转折。
万木草堂拓眼界
1890年，梁启超准备入京会试。而生于“半耕半读”家庭的梁启超，不得不为拿不出盘缠而发愁。这时，李端棻主动资助旅费，使得梁启超能够赴京，住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在回粤途经上海时，他看到了上海制造局译出的多种西书，爱不释手，终因囊中羞涩，只购得《瀛寰志略》，这是梁启超认识世界、了解西方的开端。编著《瀛寰志略》的徐继畲是和林则徐一样的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人物，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他不仅接触到一些外国人，还收集到一些西方书籍。徐继畲这本书辑录中外有关著作，对各国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都有论述，大大开阔了梁启超的眼界，使他开始知道世界各国的情况。
这一年，对梁启超说来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当时全国少有的初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人物，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也没有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中年人，后来几乎决定了自己一生的思想和事业。自见面后，梁启超就在康有为爱国思想及维新变法观念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道路。那么，什么是维新变法呢？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就是“革新制度”，通过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得中国像近邻日本那样成为世界强国，不再任人宰割。梁启超没有预料到，他对理想的追求不但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与老师康有为、民族民主革命擎旗人孙中山齐名的人物，人们更是以“启蒙思想家”、“救国先驱”、“文化宗师”、“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等词语冠在他的名字前面。
1890年8月，梁启超碰到了他初入学海堂时的同学陈千秋（通甫），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祖籍广东南海县西樵乡，所以人们又常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的祖父是道光举人，父亲是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年时就开始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虽饱读诗书，但并不参加科举考试。他对政府的腐败感到不满，首先从反对八股文开始。他通过阅读《西国近事汇编》，对西方先进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游香港，他亲眼看到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他又看了介绍西方史地及社会状况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并购买了世界地图，收集西学之书。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爱国人物，他不仅领导了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同时又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康有为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祖国就像是一个孱弱的病人，被列强任意欺侮而无还手之力。割地赔款之痛，不平等条约之耻，强烈地震动了中国人的神经，刺痛了每一个爱国者的心。中国正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绝不能做亡国奴！为了反抗列强的欺侮、压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满腔爱国热血的康有为面对腐朽的清王朝，面对腐败的社会制度，毅然决然地提出革新制度，以改革中国社会积弊的主张。他的主张能得到重视吗？困难重重、艰险无比的维新变法之路开始了。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乘此难得良机，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他力陈情势之危急，列强之可恶，并批评了统治阶级仍犹如在睡梦之中，过着腐朽奢靡的生活——“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休”、“歌舞升平”，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能够依言变法，制定颁布新的制度，除旧布新，力挽狂澜——“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只有这样才能“十年之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后“恢属地而雪仇耻”。由于康有为是一介布衣，所有官员都“不予代递”。言路不通，这次上书虽然没有能够上达天听，但康有为的惊人之举和爱国之情感动了一部分和他一样爱国的知识分子，也让康有为的名字在知识分子中逐渐为大家知晓。上书不成，康有为气愤难平，他写下“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南山之下豆苗肥，先生归去未必非”的诗句，于1889年回到了广东。
陈千秋还特别向梁启超强调了此人的学识超卓，思想先进，是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宦与士人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通过陈千秋对康有为生平与事迹的介绍，梁启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好奇心被激发了，他认为自己有必要认识这位敢于向皇帝上书的胆识超群的人物。
梁启超描述老师康有为的第一次授课如“大海潮音”，如“狮子吼”。他这样描述与老师的初次见面：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
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老师康有为把他带入了西学的殿堂，这成为梁启超接触西学，决然舍去旧学之始。从此，在康有为的指教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渐成为一个改革腐朽的封建制度、争取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权利的先进人物，一个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
康有为对于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陈通甫、徐勤入门的时间也有记录。对于康有为来说，这也是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
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九月……三水徐勤来见。
1891年，康有为在梁启超、陈千秋等人的要求和邀请下，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一所不同于封建学堂的新式学堂——万木草堂，开始了他系统的讲学活动。起初，学堂学生近二十人，很快便发展到四十多人，1893年达到一百余人。陈千秋不幸二十六岁时夭亡。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日后都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最得力的骨干。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译书是万木草堂学生的必读书籍。傅兰雅在洋务运动中被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独译或合译西书一百一十三种。李提摩太是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他向中国官绅和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宣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翻译、编著了很多宣传西学的书籍。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革新家，同时又是一位融汇中西的教育改革家。他为学生们开设了泰西哲学、万国史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这些旧式学堂不可能开设的新课程。万木草堂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与旧式的学堂大相径庭。进了万木草堂的梁启超也和昔日在学海堂迥然有别。如果那时的他读书是为了科考中第，那么这时的他则不会再以此为目的。老师康有为改革中国社会以救国救民的主张强烈地拨动着他的神经，使得他志气不断高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否定腐朽社会、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道路。因此在学业上，他抛弃了八股，抛弃了无用的考据之学，如饥似渴地吸吮新思想和新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康有为一生为了培养救国人才殚精竭虑。十分重视教育的他说道：“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通议》）国家之兴亡与民族未来之趋势，从国家的教育方针即可做出判断。因此，他以超人的智慧和胆识抨击封建教育，呼吁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同时，也致力于新式学校万木草堂的教育工作。博学多识的康有为给学生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他们是那么地佩服、崇敬他。梁启超回忆老师上课的情景时说：
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无论多么忙碌，康有为一天也没有丢下他的学生们。即使外出办事，仍念念不忘万木草堂的教学工作，对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挂怀于心。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回忆说：
每届出游，辄命弟子中资历较深而年长者，主持草堂的事务，然犹遥领其事，时加指示，函电交驰，音问频繁，盖先生身虽在外，草堂事未尝一日去怀。
万木草堂在智识教育方面，设有义理之学，包括孔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佛学；经世之学，包括世界各国史地、中国与万国政治沿革、群学（即社会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数学、格致学等；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虽然有些科目看起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但由于康有为善于把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知识与西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融会贯通，用新知识、新思想进行阐释，学生们感到非常新鲜活泼，因而兴趣盎然。此时康有为只有三十来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阶段，他精力充沛、身体强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学生身上。万木草堂除了教授传统文化知识以外，在西学方面，主要以教授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为主，以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辅。万木草堂独特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教育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而陈千秋、梁启超便成了学生中的学长，为万木草堂弟子的首领人物。他们二人协助老师康有为办理有关教学事务和学堂管理事务。梁启超在康有为的熏陶、指导下，不仅阅读了许多中国重要传统典籍，还购买了一些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及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辑《格致汇编》，自觉地、不断地充实自己。梁启超治学严谨缜密，态度极其端正。他主张读书一定要记笔记，因为“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相信每一位读书人都有类似的体会。另外，对于汗牛充栋般的书籍，他还采用博约相结合、精读与泛读相结和的方法。他在《读书分月课程》一文中说：“学者每日不必专读一书，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端正的学习态度，严谨科学的读书方法，使梁启超受用终身。
梁启超还与陈千秋、曹泰（著伟）等人帮助老师著书立说。学生们通过协助老师做些具体而微的工作，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老师康有为，也认识到老师的理论创新意识及独立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了自己的创新意识。
梁启超、陈千秋等学生帮助老师完成了著名的《孔子改制考》。他们把秦汉至宋代论及孔子改制的言论逐一梳理，为老师撰述提供材料支撑。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也让梁启超、陈千秋等学生校勘。这对他们的影响至深至远，梁启超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记录了这段时期的有关学习情况：
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吾侪坐是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其著《大同书》覃思独造，莫能赞一辞，然每发一义，未尝不择其可语者相与商榷。陈礼吉、曹著伟其最有异闻也。
对于此，康有为也有叙述：
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来学多志士，若韩文举、梁朝杰、曹泰多有成者。既明而起，讲贯至夜深……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冬，王觉任、麦孟华皆来学。
万木草堂除正常的课堂教学活动外，还开展了讲演、辩论活动，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大胆论辩。这样，不仅开阔了思路和视野，也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思想。
正是源于万木草堂在智识教育方面的优势，梁启超具备了独立观察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品质。后来，梁启超在诸多大是大非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康有为还注意对学生思想品格的塑造。他在万木草堂提倡节约、懂礼、慎行、尊老爱幼，并提出“四耻”：耻无志，耻徇俗，耻鄙吝，耻懦弱。这种旨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的道德修养要求，对学生们日后的为人与成才至关重要。
康有为虽然豁达乐观，但在课堂上，每当谈及列强欺侮中国，中国百姓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常常悲伤叹息，有时甚至痛哭流涕。讲台下的学生们被老师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染，认识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救国救民的责任而不敢自弃，不敢自怨自艾，加倍努力地学习新知识，加倍努力地为改革腐朽社会蓄积力量，渴望有朝一日奋起拯救苦难的人民和沉疴在身的祖国。学生们每逢外出，也总是向亲戚朋友宣传改革社会积弊、救国救民的思想，即使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不放弃自己的思想与主张。人们对他们不理解，把他们叫做“康党”。他们却对这样的称呼感到骄傲。
梁启超对于此事的记录为：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
从梁启超对老师的这一段回忆，我们不难看出，康有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是一位值得敬爱的爱国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也充满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不仅从老师那里接触到西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老师的爱国思想教育。
为了培养合格的维新人才，康有为也没有忽视学生身体素质的锻炼与提高。
万木草堂每两天上一次体育课，还要举行丰富的体育活动，如做游戏、春游、爬山、练习射击、兵操，目的是让学生强身健体，懂得一些军事常识。除此之外，还举行游园爬山活动。数十年后，梁启超对当时的游玩、爬山活动印象颇深，他回忆道：
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
受教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影响了梁启超的一生。万木草堂这一时期的读书学习生活，使得梁启超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与人生目标。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在老师康有为经世致用、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十八岁的梁启超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奋斗方向：为维新变法、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终生。他也料到今后的人生道路不会平坦，一定是布满荆棘，充满腥风血雨的坎坷泥泞之路。但他不会畏惧、退缩，因为这是时代赋予每一位爱国者的使命。
由于康有为藏书颇丰，梁启超过去无钱购买的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外国书籍，在万木草堂都可以看到。万木草堂有自己的图书馆，名叫“书藏”，里面陈列着康有为购置的大量的西学图书，还有自己家里世代收藏的各种珍本图书，也有发动学生从家里捐献来的书，内容甚为丰富，包罗甚广。在老师经世致用、改革社会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特别喜欢读经史类书籍。他读的经史书有《公羊传》《宋元学案》《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据说当时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书，三十年还卖不到一万两千册，而康有为自己买来学习、珍藏的或馈赠给朋友的竟多达三千余册，为该局总售书量的四分之一强。洋务运动中翻译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是康有为和学生们进步的阶梯，也为他们救国救民奠定了智识基础。万木草堂对于血气方刚、勇于探求新知识的青年学生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里是他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他们蓄势起飞的地方，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拯救历经苦难的祖国与人民！
喜结良缘共连理
1891年，正在万木草堂学习的十八周岁的梁启超在李端棻和家人的催促下，准备进京完婚。因梁家家境清贫，无钱娶亲，只好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梁家的负担。是时，李家已经准备好一切，只等梁启超的到来。
梁启超对于这桩婚事，内心愿意接受，但也不免有些担心。对方家世显赫，世代宦门，习惯于北方生活；而自己不过一介布衣，生长在农村，且在南方。这样的大家闺秀、金枝玉叶，能习惯家乡的艰苦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吗？关于这一点，婚前的梁启超心中自然没底。
当梁启超把婚事告诉了万木草堂的同学和老师时，大家都替他高兴，离别在即，心中充满留恋之情。梁启超也感到相聚欢，离别难。万木草堂的同学和老师给了他太多温馨而宝贵的记忆。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中重现：朝夕相伴，情同手足，互相关心，切磋学问，砥砺思想；老师的循循善诱与谆谆教诲，渊博的知识，睿智的话语，经世致用的精神，救国救民的思想，维新变法的主张……对于老师康有为来说，梁启超赴京完婚，是他的终身大事，也是大喜之事，但也不免产生了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在康有为众多的学生中，有才气、有志气的也不算少，例如陈千秋、曹泰、麦孟华、徐勤等等，都是拔尖人才。能够遇到这些天赋高、求知若渴的英才，教之、导之，是师之所幸。他们在老师的眼中都是那么地珍贵、独特。而梁启超却是康有为最欣赏的极少数旷世英才之一。他才华超卓，几乎具备了维新骨干应具备的所有特质。康有为在送别梁启超的时候，挥毫写下了《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三首诗。在第一首诗中，康有为激情满怀地写道：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荡上天门。
梁启超辞别了老师和同学，辞别了万木草堂，带着他们的良好祝愿，到达北京，寓住在北京宣南永先寺西街广东新会会馆。
当北京的新会乡亲得知梁启超进京完婚，而女方是与寒门小子地位相差千里的京兆公李朝仪之女时，欢喜之余也吃惊不小：我们新会人杰地灵，看看少年才俊梁启超，人家可是十六岁中举，高官赐婚呢！
李蕙仙，原籍贵州贵阳。京兆公李朝仪之女、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堂妹，出身显赫、高贵。她自幼熟读诗书，擅长诗文，品貌端庄，贤淑聪慧，知书达理。在堂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热心撮合下，与梁启超结成美满夫妻，梁启超婚后自豪地称她为“任公闺中良友”。与梁启超结为连理，这必将改变她以后的生活，伴随她的不再是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而是乡间弯曲、泥泞的小路，纷繁芜杂的家务琐事。但她却相信堂哥李端棻慧眼识才，他看中的人，一定是没错的。
婚礼那天，李端棻邀请了一大批与自己志趣相投，同样有变革维新意识的当朝官员。在广东茶坑村老宅里，梁家也大摆酒宴，宴请茶坑乡亲。
翌年（1892年）春，梁启超第二次参加会试，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大谈变法，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因此，未予录取。夏季到来，新婚夫妇回到了熊子乡茶坑村梁启超老家。梁家原是一个世代半耕半读、靠种几亩薄田度日的贫苦家庭，连房屋也没有几间。家中为这对新人准备的新房，还是借的梁姓公用的一间书屋。这对生长在高贵家族中的新娘子李蕙仙来说，确实很别扭，很不习惯。房子小、简陋还只是一方面，广东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几亩薄田度日的艰苦生活，再加上她不懂方言，诸多的不便是不言而喻的。但李蕙仙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十分愉快地与公婆一家人住在一起，过着井臼操劳、艰苦平淡的日子。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长女令娴，取学名思顺，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梁启超常出门在外，聚少离多。但夫妻感情非常深厚。
几十年后，梁启超还对此念念不忘，他充满深情地回忆夫人的美德与辛劳说：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常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被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畲，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受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
李蕙仙无怨无悔地孝敬老人，抚育、教导子女，承担了所有的家务重担，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大家庭，解除了梁启超的后顾之忧。不惟如此，李蕙仙后来还大力支持梁启超投身戊戌变法运动。在为救国救民而奔波的岁月里，因为南北语言不通，给梁启超的维新宣传与活动带来了极大不便。他的广东话，大多数地方的人是听不懂的，妻子李蕙仙教会了他说普通话，使他排除了语言障碍，能驰骋于全国而不受语言障碍的拖累。梁启超与李蕙仙的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美满婚姻”。◎梁启超与家人
梁启超敬爱的祖父在1892年农历正月病逝，他十分悲痛。想起祖父生前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更促使他发愤读书，努力锻炼自己。为了贴补家用，支撑这个大家庭，同时也为了培养人才，梁启超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开始了自己的教学与宣传新学问、新思想的实践活动。最初讲学的地方是广东东莞城里墩头街周氏宗祠。在他的宣传、教授、影响下，东莞的学生们也摈弃了传统士人追求功名的思想，抛弃了无益于社会进步的老八股、琐屑考据等旧学问，专心阅读今文经学《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书籍。梁启超给学生们阐述新思想，说明维新变法、革除社会积弊的必要性、紧迫性。他的讲授和指导使东莞学子们思想为之一振，开始知道所谓人类公理、先进与落后是怎么一回事。不久，梁启超又回到万木草堂，与陈千秋一起主任该校学长，辅佐康有为办学和著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大力作的诞生，梁启超、陈千秋功不可没。
公车上书
梁启超离开了万木草堂，便开始了实现救国愿望的实践过程。以公车上书为开端，沉浮于政治漩涡，扬名于国内外。启迪民智，呼吁民权，学习西方，救国救民，是他不变的信念，虽百折千回，从不言弃。
光绪十八年除夕，梁启超致函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国应以大兴铁路为主，建议张之洞修筑南北干线，允许私人修筑支线接入，形成铁路网，即可转弱为强。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
1893年，康有为参加乡试，中举，时年三十六岁。为了更好地联络官员，结交名士，康有为准备继续参加科考。
1894年春，梁启超与李蕙仙一起到了北京，住在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当时常和他往来的有夏曾佑、麦孟华、江孝通等人，后来又加入了一个谭嗣同。夏曾佑是梁启超十九岁时认识的“外江佬”朋友里的第一个。最初两人见面时，只不过互致问候，寒暄几句，并没留下什么印象，但后来二人却变成了好友和知己，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梁启超当时说的是一口广东官话，而夏曾佑又是地地道道的杭州腔，听不明白，二人就手口并用，了解不断加深，不久两人就兄弟相称，成为好朋友。夏曾佑在贾家胡同租了一间小屋，与梁启超的住处很近，二人见面自然非常方便。他们的话题，不是学问，就是国内外形势、自己的抱负。二人的热烈谈话常会变成激烈的争吵，几乎每天都爆发一两次口水大战。结果是十有八九，梁启超被夏曾佑所说服。关于这一趣事，梁启超后来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作过深情的回忆。他说：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儿发生一个，一会儿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问题都解决……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除了砥砺思想，研讨学问，朋友们还常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大事，思考民族自立自强之策，探寻中国的出路。
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夕，火药味已经弥漫开，但国内依然歌舞升平，北京城正忙着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大修颐和园，为“万寿节”大肆挥霍钱财。战争还没打响，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就在准备着妥协投降。国内舆论和北洋海军的广大官兵要求抗击日军。光绪皇帝不仅“一力主战”，还借助国内舆论不断催促直隶总督李鸿章“预筹备战”。然而，李鸿章却认为应该“避战”，以兵饷不足而搪塞。尽管光绪皇帝批拨白银三百万两作为专款，但李鸿章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决计不肯将苦心经营的海军轻于一试。慈禧太后忙于准备自己的六十寿辰大典，一意支持李鸿章，以图苟安。她为了求和，让李鸿章奔走于俄、英、德、法等列强之间。清廷的一再让步和软弱，令国内舆论哗然。这时梁启超有一首赠夏曾佑的诗，足可以看出他的满腔忧愤。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愤怒地控诉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人民遭受涂炭，民智被蔽塞，道德沦丧，廉耻无存，有识之士不能施展抱负，爱国贤士不能受到重用。而当海警袭来，只能是“万马齐惕息”。国破山河在，面对秀美的大好河山，诗人只好借酒浇愁，长歌当哭，来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帝阍”指的是朝廷。“帝阍呼不闻”，是说国内抗战的舆论鼎沸，但满清统治者充耳不闻，不作任何回应。统治阶级如此麻木，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处呢？有识之士，爱国志士们，应该行动起来了，赶快以实际行动来拯救可爱的祖国吧！诗人认清了形势，发出了救亡时不我待的呼号。
梁启超在甲午战争期间还写了著名的《水调歌头》词，同样表达自己的抱负和感愤时事的心境。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词中“双玉斗”出自《项羽本纪》，用《项羽本纪》里亚父范增“拔剑撞而破之”双玉斗的典故，表达了自己因国运衰微、人民涂炭而无比忧愤的心情。但是满腔的悲愤和血泪却无处诉。据杨复礼写的《梁氏年谱》说：“公为中日战事，时发愤叹。”如梁启超这样的有识之士们认识到的严峻现实：“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眼看着国将不国，人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气”即将不复存在。更让人扼腕叹息的，乃是“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百户尚牛酒”，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酶五日。”梁启超借用这个典故，目的是说明：列强虎视眈眈，为瓜分中国干戈已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但清朝统治阶级仍然醉生梦死，不思振作，苟安偷生。自己空有“千金剑”、“万言策”，但不为所用，终将不免文武两无所成，只有“两蹉跎”。据杨复礼的《梁氏年谱》说：“甲午春，公入都会试。”在会试中，有对策题王道，梁启超从容对答，慨谈古今中外治国之策、强兵之方。即这里所说的“万言策”。关于这次会试，康有为在《自订年谱》中也记载：“二月十二日与卓如（梁启超）同入京会试。”满怀报国之志的梁启超，愤激之情无法排解，醉中常呵壁而问，但醒后也只能泪雨滂沱。自己虽不怕年华逝去，只怕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就是这样，自己的初衷依然不改，为了探索中国的出路，为了救亡图存，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是借佛经中的典故。佛经里说有一长者，名字叫做“维摩诘”，身体有病，去探望他的人问他因何而病，长者维摩诘回答：“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稽首，即头至地而拜。“稽首礼维摩”，表明梁启超自己和长者维摩诘一样，愿为众生献身，表达出他为了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而置生命于不顾的坚定决心！
1895年2月，中国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谈判及签订条约。
1895年初春，康有为、梁启超再次上京会试。
康有为在1893年三十六岁的时候，才通过乡试，中了个举人。此时，他的学生中不少人早已中举，例如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康有为虽然不屑于做八股文应试，但在封建社会里，应封建统治者所倡，读儒家之书，才能入仕为官。读书人只有通过应试，获得了功名，才能光耀门庭，荫蔽族人。如果不能获得功名，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抬不起头，颜面无光。康有为父亲早逝，叔伯们都为传统士人，自然希望侄儿能一举中第，光宗耀祖。所以，他们不断催促他赴京应试。母亲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几个孩子成人，也认为儿子读了一二十年书，虽然学贯古今，但若不能获得一官半职，这辈子就不能安心。所以，她也总催促儿子赴京赶考。康有为不愿意慈母伤心、叔伯不悦，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自己可以借应试之机，广交有识之士，以利开展维新伟业。
梁启超的科举之途，显然比老师要顺利得多。他十一周岁考上了秀才，十六周岁中了举人，名噪十里八乡。但自从进了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之后，他感到自己茅塞顿开，治学方向有了根本改变，他抛弃八股帖括、训诂词章等旧学，而深深爱上了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并在康有为那里接触到西学知识，对世界其他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样，他虽在1890年和1892年两度入京会试，但由于他的治学方向发生了改变、人生奋斗的目标重新确定，已经与那些只图个人功名利禄的读书人大不相同，因而两度失利。这次他和康师同赴京城，用他自己的话说：“此行本不为会试，弟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梁启超《与穗卿兄长书》）广结天下爱国贤才、有识之士，开展维新变法的大业，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
这次考试，正主考官是清朝大学士徐桐。这个人非常顽固守旧。在洋务运动初倡时期，他即以孔孟之徒自居，百般抵制。副主考官是工部侍郎李文田。当徐桐得知前来应试的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时，十分震惊，发誓不让其入榜。据说，徐桐曾对阅卷人说，凡看到广东试卷中，有表现出才气很高、议论新颖的答卷，一定是康有为的卷子，千万注意，要把这样的卷子丢在一边。徐桐在作了这番布置后，才稍稍安下心来，认为康有为不管如何才学劭茂，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及至发榜、抄写录取名单时，依照往常惯例，五名最优秀者放在最后填写。因此在还剩五人时，徐桐一直没有看到他所憎恶的“康有为”三个字，大大舒了一口气，他认为康有为是落第无疑了。这时担任总裁之一的翁同龢，站在一旁说，还有五名没抄呢，怎么就知道康有为落选了呢？及抄完前五名，康有为的名字赫然出现！徐桐因此恼羞成怒，回家告诉看门人，如果康有为来谒见，一定不能让他进门。
会试揭榜，梁启超落第。原因是考官阅到他的试卷时，感到议论酣畅，才气横溢，主考官徐桐以广东举人“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弃而不录。后来副主考官李文田在试卷末尾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给了梁启超极大的安慰。康有为这次虽中了举人，却因为是“公车上书”带头闹事的人，被降为二甲四十八名。
康有为的高中，客观上为他广联爱国志士，上书光绪皇帝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他们即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推向政治漩涡，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民族的危亡、社会的进步发起维新运动。而他们在这场空前的角力与斗争中，让国人进一步觉醒，让历史永远镌刻下他们的名字，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将为他们的奋争所激励、鼓舞。
1895年至1898年是国内外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几年，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十分重要的几年。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更深重的危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很快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此，它变本加厉地走上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各列强在《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台地赔巨款的刺激之下，瓜分掠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俄国、英国、德国等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中国的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同时，清政府卖国投降、腐朽无能的真正面目也进一步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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