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一财经日报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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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大走向：全球思想领袖百人谈(2014)试读：
第一篇 大趋势
让全球经济重获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年，全球经济依然停留在希望和不确定性之间。复2013苏赢得了动力（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达到马力全开的状态——未来几年可能将依然处于动力不足的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报告预测2014年全球GDP将增长3.6%，这个数字相当漂亮，但仍低于约4%的潜在增长水平。换句话说，世界可以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制造大量新增就业岗位而不会引起通胀压力。
这意味着IMF各成员国——不管是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要让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获得强劲而持续的复苏，需要决策者在财政、结构和金融诸多方面全面出击。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通过G20、IMF和其他行动方重新加强合作。事实上，只有通过精诚合作，我们才能克服全球危机的持续影响。
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毫无疑问已经避免了最坏情形（大萧条 Ⅱ），这是全球决策者努力的功劳，特别是各央行果断地保持全球低利率并支持金融系统以及一些国家所采取的财政刺激。但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包括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所创造的空间实施能够重振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结构性改革。
发达经济体表现如何是决定全球前景的关键；而尽管它们最近表现较为强劲，停滞和通缩风险依然挥之不去。央行应该等到稳健复苏已成定局时再回归常规货币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而其私人需求已重振雄风。但关键的挑战仍有待解决。比如，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决策者需要在最近的预算协议基础上更进一步，结束困扰美国未来财政局面的政治角力。增加政策方向的确定性能刺激增长，使之提振整个全球经济。
在日本，复苏受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推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现在的挑战是就中期财政调整和实施结构性改革达成一致。结构性改革包括放松产品和服务市场监管、增加女性占劳动力市场比重等，它们是夯实经济增长基础、最终摆脱通缩幽灵的必要条件。
欧洲也处在关键时刻。欧元区终于开始显现复苏信号，但增长既不平均，也不平衡。许多国家表现抢眼，但总体而言需求依然萎靡，外围国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欧洲所面临的一个不确定方面是其银行的健康状况。即将到来的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评估有助于重塑信心、推进金融一体化，但必须以认真落实为前提。欧洲还需要提振需求、强化其金融和财政结构，并实施结构性改革以确保持续增长和就业创造。
在过去五年中，新兴市场一直是经济复苏的先锋。加上发展中国家，它们贡献了全球GDP增长的四分之三。但在2013年，由于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机未明，加上增长路径遭受质疑，这些经济体势头有所减弱。
最坏的担忧已经打消，但新兴经济体仍面临新的政策挑战。为了应对需求放缓，决策者必须注意金融过剩，特别是表现为资产泡沫和债务增长的金融过剩。它们还应该专注于增强金融监管，以更有效地管理好信用周期和资本流，并重塑财政腾挪空间。
在过去五年中，低收入国家也是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他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了恢复力并且增长强劲，特别是非洲，2013年产出增加了约5%。如今，他们应该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首先要增强增加收入的能力。随着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的减弱，低收入国家应该构筑抵御严重衰退的防线，虽然它们正在继续强调在关键社会计划和基础设施工程上的支出。
中东转型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包括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夯实基础、塑造充满活力的透明经济、承诺更加包容的增长以及确保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支持来解决。
各国各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但在未来几年需要解决许多共同问题。很多国家面临沉重的公私债务遗留、财政和经常项目失衡，以及无法创造足够多就业岗位的增长模式。国际社会也需要完成必要的监管改革以创造更安全的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
没有抽象的挑战。如今，数十亿人有着越来越多的愿望——找到工作、摆脱贫困、有朝一日跻身全球中产阶级，等等。唯有克服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确保未来繁荣。
2014年，我们需要采取让这一梦想变为现实的措施。IMF将致力于与188个成员国通力合作，制定和实施能给增长引擎注入动力，也让所有人都拥有全新未来的政策。
改革法国
法国总理年年底前，法国议会将出台全面的退休金修订措2013施，这不仅是给法国公共财政打下可靠和可持续基础的关键，也是巩固2014年及以后欧元区信心的关键。此外，这项改革如何实施与其措施本身一样重要。
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法国的人口结构更加有利。让-马克·埃罗（Jean-Marc Ayrault）尽管如此，法国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其现收现付制退休金制度，使其增加相当于一个百分点GDP的规模。因此，缴纳期限将逐渐延长，2035年将达到43年。
这项措施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因为它很公平：退休者和工作者都要缴纳，公司和家庭都要缴纳。融资和社会需要也被考虑到了，当前制度的漏洞将被堵上，让妇女、就业时间不连贯者、重劳力和低收入退休者获益。
最重要的是，这是法国第一次与雇主组织和工会持续协商改革退休金制度。许多人期待这一次会是争锋相对。但是实际发生的是建设性谈判氛围。
换句话说，成功的关键是正义、平衡和社会对话。2013年9月，一位欧盟高官这样形容计划措施：“这是法国风格的改革！”也许这位高官的本意是批评，但我认为这是褒奖。一些欧洲人认为好的改革一定会带来痛苦。这不是我的追求，身处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现代化，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引起不和。
欧洲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团结共进。这意味着要给欧洲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和机会。法国一直在积极地通过支持结构性进展（如成立欧洲银行联盟）帮助稳定欧元区。我们还需要加强欧洲大陆的社会凝聚力。这就是基于团结的一体化的全部目的，也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吁求。
最近，欧盟理事会修订了《派遣工人指导》（Posting of Workers Directive），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该《指导》适用于临时派遣到另一个欧盟成员国的雇员。但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改变，成立泛欧盟的最低工资标准将让欧洲人民强烈地感到欧洲是一个社会现实。
在法国，出口市场已经连续十年萎缩，政府出台了大胆的战略提振我国的竞争力。2013年，我们实施了社会福利税改革，到2016年进入完全实施阶段后，减税额将相当于GDP的一个百分点。法国还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意在降低就业市场的二元性，增加雇主的灵活性，给雇员更大的安全保障。
此外，即将到来的退休金改革标志着18个月的财政整合努力的高潮。财政整合改进了公共支出的效果，同时也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提供了资金：教育、降低经济的碳密集性、就业、医疗和安全。我们的努力是前所未有的，2012年赤字下降到了GDP的1.5%，2013年下降1.7%，预计2014年还将下降0.9%。到2015年，赤字下降将完全来自支出削减。
我们需要应对最近一个时期的紧急状况，但我们并没有因此牺牲推出更多未来改革的能力。事实上，社会对话的恢复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塑造长期共识，这代表了深刻的文化变迁，是推行类似措施的好兆头。
不少措施已经开始实施：全面的职业培训改革、新能源资源使用框架、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以利于就业创造和增长，等等。
说到底，措施的评判标准是改革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我们的任务是展现我们改革政府的能力、以合理成本向全民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并控制公共支出从而重塑在不妨碍降低债务前提下减税的能力。
我志在建立以可持续团结为核心的“新法国模式”，让所有公民都知道要为所有人努力。这样的模式——政府助力私人项目，并致力于平稳度过现时代重大经济和环境转型——能给所有人带来机会，也依赖于集体行动的力量。
感谢这样的价值观，感谢个人和集体优势携手共进所能形成的敏锐意识，唯其如此，法国总能够找到必要的资源实现重建和现代化。对自己诚实，对世界开放，我们将让欧洲和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2014欧洲最紧要任务：再工业化与战胜失业
意大利总理过去三年中，欧盟市场在动荡面临平息并在为可靠复苏打下基础，其动作主要集中在金融稳定、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上。如今，金融紧张局面正在缓解，信心正在恢复，2014年欧洲领导人应该把注意力收回到实体经济和产业基础上来。2月的欧盟理事会部长会议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为了决定最佳的前进道路，欧盟领导人需要回顾以往。从历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史上看，制造业投资是欧洲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如今也是为欧洲经济重新注入活力的关键。
在过去十年中，产业政策大大地向金融和服务部门倾斜。制造业被认为是明日黄花，而欧洲也不再被视为竞争性工业的合适地点。此后，许多欧洲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比如，意大利工业产出自2007年以来下降了约20%。
尽管如此，工业部门仍在欧盟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该部门雇用了3400多万工人、贡献了80%的出口，也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私人研发投资。因此，工业制造业影响着欧洲经济的其他各个部门，包括服务部门。
事实上，尽管决策者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但欧洲国家的制造业表现仍位居世界前列，这是因为许多企业成功地实现了适应和创新。这些企业让意大利走出“三F”——食品（food）、时尚（fashion）和家具（furniture），进入到生物制药、机电一体化和航天等领域。
类似的向更高附加值制造业活动转移的现象在整个欧盟随处可见。这些发展趋势表明欧洲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其将传统经济优势与强大的创新相结合的能力。
欧洲国家应该致力于创造工业部门繁荣的必要环境。比如，意大利最近实施了“目标意大利”（Destinazione Italia）计划，通过建立更加可预测的税收制度、减少官僚繁文缛节、强化民法制度以确保有效的合同执行帮助意大利公司化蝶成功。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同时还能吸引外国和国内私人投资。
但光有国家层面的努力是不够的。欧洲企业早已融入了地区和全球价值链。布雷西亚（意大利城市）所生产的元件可能会用于斯图加特（德国城市）所生产的设备上，而后者又在马拉加（西班牙城市）装配成为最终产品。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出现一国荣则俱荣、一国损则俱损的局面。
重塑欧洲竞争力的最有效方式是把欧盟各成员国的个体优势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生产率日益提高的欧洲供应链——或在全球供应链中脱颖而出。这要求深化各国经济的联系，塑造整合不同国家的相对优势，形成真正的无国界单一市场。
在这方面，欧盟层面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至关重要。保持全球竞争力需要对未来工业产品的关键决定因素——能源效率和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因此，欧盟应该追求支持能源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措施，特别是要降低与欧洲工业竞争对手——如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能源价格差。有效的内部能源市场对于提供平价能源至关重要。
另一个重要项目——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已经开始操作，应能在2014年进入实施阶段。通过设立共同的国家研究计划日程并促进技能和科学知识传播，研究区能够形成最优的创新环境。
在研发领域之外，基于创新的工业经济需要拥有高水平专门技能的工人。要满足这一要求，欧盟必须出台促进中学、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政策。
为了建立更深、更一体化、更多维的市场，欧盟应该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当务之急，特别是目前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贸易一体化——以及最终形成的跨大西洋共同市场可以成为未来数十年欧洲最有效的增长机制，特别是对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来说。
欧洲制造业公司还需要更好的融资渠道。金融危机危害之一是持久的信用限量。在一些国家，一半的贷款申请遭拒，融资成本也高得令人咋舌。
博岑（意大利城市）的贷款成本是临近的因斯布鲁克（奥地利城市）的两倍，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事实上，如此武断的差异只能破坏竞争，导致经济停滞。如果欧盟领导人不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通过建立完善的银行联盟），改革措施的积极效应将很快因为缺少新投资而消失殆尽。
再工业化加上“战胜”年轻人失业应该成为2014年欧洲日程的最紧要任务，欧洲应该制定2020年工业部门GDP贡献比例达到20%的目标。而要让这成为可能，唯有通过进一步的欧盟一体化。事实上，不断紧密的联盟是欧洲构建繁荣的现代创新经济的唯一出路。
期待2014年再访华，赴会APEC
墨西哥总统于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对来说，改革的首要主旨是确保将改革成果惠及全体民众时钟拨回到2013年9月4日18时50分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飞抵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G20峰会，约两个小时后，他就在下榻的涅瓦宫饭店会见了墨西哥总统培尼亚（Enrique Pena Nieto）。这是中墨高层互动频密的缩影。2012年年底，中国和墨西哥分别迎来新领导人，这对嵌入历史机缘的双边关系见证了2013年的“发培尼亚展蜜月”——习近平与培尼亚三次会面，并先后实现互访，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培尼亚履新一周年之际，他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书面专访，分享了两国政治和经贸领域2013年的发展亮点和对2014年的期待。培尼亚说，他已经接受习近平的邀请，将于2014年再度访华，同时期待出席将于北京举行的AEPC峰会（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2014再续中国缘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中墨之间的高层互动令人印象深刻，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您三次会面，实现了互访。其中我注意到，在习近平9月份参加G20峰会时，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后的第一场活动就是与您会晤。目前，中墨关系已经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展望2014年的双边关系发展亮点，我们会有怎样的期待？
培尼亚：习近平主席和我共同致力于将我们两国的关系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包括习近平主席2013年6月份对墨西哥成功的国事访问在内，我们进行了三次深入、全面的工作会晤，就双方在关键领域的合作达成了行动指南，这些领域包括教育、贸易、投资、旅游和文化交流。
2014年中墨关系将迎来积极发展之年，对此我充满信心。中国是我履新墨西哥总统以来出访的第一个拉美地区之外的国家（培尼亚2012年12月1日就职墨西哥总统，于2013年4月到访中国，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而且我已经接受了习主席热情的邀请，将于2014年再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样期待在北京参加AEPC峰会。
2014年，墨西哥还将举行中墨部长级委员会和两国高级工作组的会议，这些都是习主席和我在圣彼得堡会晤期间明确建立的交流机制。上述会议交流将帮助我们夯实近期达成的一系列双边关系发展成果。
憧憬双边投资基金
日报：习近平访墨期间与您签署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联合声明，将中墨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即将到来的2014年，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我们是否会就一些合作设定时间表？或就一些优先合作领域制定具体的发展目标？
培尼亚：习主席和我致力于确保两国关系保持目前积极发展的动力，以达成一系列共同目标。
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拥有大量互惠贸易和投资机会，墨西哥政府将借此与中方继续合作以期达成更加平衡的经贸关系。其中一些领域的合作进入加速期，比如，我们正在增加墨西哥高质量产品的种类以飨中国消费者。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构建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推介时间表，合作领域包括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最后，两国正在合作筹建双边投资基金，其前景令人期待。
日报：中国是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却不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从龙舌兰酒到原油，中墨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值得憧憬。我了解到不久前一个中国高端经贸商务团访墨，对于2014年，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更多中国投资项目落户墨西哥？
培尼亚：中国是墨西哥第31大海外投资国，从1999年到2013年9月份，来自中国的FDI（海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8亿美元，占同期墨西哥接受FDI总额的0.08%。2013年前9月，中国跃升为墨西哥第26大投资国。无论从排名还是投资额来说，这样的表现大大低于中国投资的潜力，同时也远远逊色于两国目前的双边贸易流动（2012年达到627亿美元，2013年前9月达到498亿美元）。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为什么习主席和我将增加投资流动视为一大优先议题。我们已经委托墨西哥财政部和中国发改委来牵头落实这项工作。同时，要达成两国促进投资的目标，墨中两国企业的积极投入必不可少。2013年10月份，来自中国的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了墨西哥，就我们的监管和法律政策框架进行了深入了解，同时也在调研具体的投资机会，包括在旅游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矿产行业。
同时，作为习主席2013年6月份访墨宣布的成果之一，墨中双边经济高层工作组已经在墨西哥城（墨西哥首都）举行了首次会议。来自两国的商业领袖将为两国政府互相推介商机，由此加深两国的经济关系。
我坚信，通过这些史无前例的努力将对2014年提升两国投资产生积极作用。
日报：作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墨西哥和超过40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协定。未来中墨之间有无可能签署自贸协定？
培尼亚：事实上，我们和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45个国家（或经济体）签署了10份自贸协议，同时还签署了30多份双边投资协定。
2013年，墨西哥和中国已经就如何增加贸易和投资互补性作出了强调，并在当前制度框架内作出一揽子优先安排。这些大踏步的进展将使两国的经贸结出硕果，并将为深化墨中贸易关系照亮前路。
取经“保增长”
日报：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吸引了全球目光，它为中国接下来几年的发展绘就了改革路线图。据我了解，墨西哥也在推行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在您看来，对于像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在审慎地推动深层次改革时应该优先注意哪些问题？
培尼亚：是的，两国2013年均在推行结构性改革。在墨西哥，我们通过了一些主要的法案以及关键领域的改革方案，包括通信、教育、财政、税收以及如何提升经济竞争力。进一步来说，一份关于能源改革的法案目前正在国会讨论（截至发稿时，墨西哥国会已经通过能源改革法案并由培尼亚签署，已经国有化75年的墨西哥原油领域将正式对外资开放）。
对于中国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说，改革的首要主旨是确保将改革成果惠及全体民众。墨西哥的一揽子改革目标是推动生产力民主化，以此改善全民生活水平，这涉及到对来自全国各地、所有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升。
日报：墨西哥是金砖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之外的新兴市场领跑者之一，目前，很多新兴经济体正遭遇增长放缓，您对这样的趋势有何见解？比较来说，中国依然在快步增长，同时也在力推转型。在克服“成长的烦恼”方面，中墨能从对方身上获得怎样的启示？
培尼亚：我认为，作为新兴市场的领跑者，我们必须保持市场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放缓。对此，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比如，得益于在基础设施领域展开的一些主要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了持续较快的水平。墨西哥也制定了一份面向未来几年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这将加速我们的经济增长，同时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如我之前所言，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中国和墨西哥均在推行力度较大的全国性改革，以完善经济增长并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通过加深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我们期待有机会取长补短，交流成功经验。
对华、对美“平衡木”
日报：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经贸的角度来看，美国都是墨西哥在中国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对于同时发展墨美和墨中关系，您认为需要怎样的技巧？这两对双边关系是否再平衡？
培尼亚：我相信，墨西哥发展的每一对对外贸易关系都代表着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会继续展开工作以完善这些贸易关系。
对美关系于墨西哥而言很关键。我们是邻居，共享着3000千米的国境，两国之间的竞争力和繁荣度存在天然的纽带。两国的货物贸易额每天超过10亿美元。包括加拿大在内，我们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伙伴。目前，墨美正在就形成一项全新的共识展开合作，这将有助于加速边境流动、减少交易成本，同时整合地区和全球价值产业链，从而确保北美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我们对中国抱以同样的热情和愿景期待，墨西哥和中国的联系正在加深，一如和其他地区以及全球的伙伴。通过包括太平洋联盟（the Alliance of the Pacific，太平洋联盟是由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组成的拉美新兴组织，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主张加强同亚太国家经贸联系，愿同联盟开展合作）在内的创新激励，我们期待增加与亚洲和欧洲伙伴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同时提升政治对话。
“破坏”时代
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年，世界朝着数字时代又进了一步。这是一个变化2013的新纪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将比工业革命大2～3倍。世界数据总量的90%左右是在过去两年里创造出来的。到2020年，储存数据数量将比2010年大50倍。许多权威人士认为这一数据大爆炸堪比新型石油，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资产类别。
数据的丰沛受近乎无处不在鲍达民（Dominic Barton）的互联网刺激。到2020年，智能电话将把其他20亿～30亿人联系起来，数十亿机械传感器监控着从拖拉机到飞机引擎的一切东西，而计算能力的进一步突破将带来数据储存和分析的大量增加。
在这样的环境下，数据管理和分析的顺畅性将是成功组织的关键。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布莱恩约尔弗森（Erick Brynjolfsson）及其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使用数据驱动决策的公司生产率比不使用数据决策的公司高5%～6%。捕获、组织数据、从中提炼洞见并交易数据已成为所有行业、所有部门的核心能力之一。
来自新的数据和分析大杂烩的破坏效应在公共和私人部门蔓延着。流行视频网站Netflix利用其用户搜索、观赏、暂停和评论的庞大数据库推出了专门面向互联网设计的连续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该连续剧请来了热门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热门演员凯文·史派西（Keven Spacey），剧名则借用了一个英国流行秀——它们在Netflix流行度评分中均名列前茅。
在其他行业，数据驱动的决策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客户互动等方面也在迅速成为标准，作为直觉和经验的补充（有时甚至是取代）。数据驱动的决策还被用于改良供应链、改进工作安排和优化生产过程。
更大程度的破坏可能发生在跨行业领域，获得专有数据的特权正在重新决定竞争战线。拥有深厚数据集的公司日益拥有驾驭传统主业之外的市场的能力——领先者已在抓住机会。在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中小型网商也可以向其申请信用。阿里巴巴利用交易数据发放贷款，为32万家公司提供了运营资本（超过16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其效率远远超过普通银行。
政府也意识到数据分析可以改变其全球地位。比如，新加坡制定了一套十年蓝图，核心是发展包括数据分析在内的强大的信息和通信业。最近当局实施了一项公开数据计划，让人们可以轻松获得大量政府数据。
但是，尽管许多组织意识到了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但以多大的热情拥抱这一潮流大相径庭。早期的接受者如亚马逊和乐购很快就建立起了必要的人才储备和经验，如今正致力于分析对组织的影响最大化（即探索破坏性机会）。但更多的组织仍处于小规模试验和聘用首批数据科学家阶段。
好消息是许多公司将能够加速变化的节奏。人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领域。挖掘数据分析的潜力需要深厚的先进技术储备。毫无疑问，擅长于数据管理和高级分析的员工供不应求，新出现的“译员”（translator，即疏通IT和数据、分析和商业决策关系的人才）群体亦然。“译员”对于跨越诸多业务功能的复杂转化过程至关重要。大学正在迅速做出调整以满足“膨胀”的需求，许多大学开设了结合分析与商业的跨学科项目。
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使得实现分析的影响变得更加容易。对许多公司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将来自统计模型的洞见转化为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变化。位居一线的个体缺少将洞见与行动联系起来的直观工具。但数据可视化方面的进步、应用研发周期的加快以及技术的稳步消费化正在改变局面，给管理者带来个性化的易于理解的方案。
比如最近被孟山都公司收购的气候公司（Climate Corporation）拥有30多年的天气数据、60年的农作物产量数据以及数以TB计的土壤类型信息数据。该公司利用历史信息储备和先进的算法，通过直观的门户网站为农民提供收费建议。
各组织纷纷寻求机会创新、提振收入、提高生产率，而领导团队也必须作出调整。定义新的数据驱动战略、管理海量信息新储量、找出新模式、跨功能管理以及围绕新任务激励组织需要新的管理能力。
企业一直在有组织地创新。1961年，加州电子元件制造商Ampex第一次正式使用“首席财务官”一词。如今，这一职位已经无处不在。
在数字时代取得领先可能需要诸如首席数字官、首席分析官或首席数据官之类的新角色，尽管目前已经采取这一做法的公司相对较少。在未来，一个组织的整体成功需要有一位领导者负责这些功能，并且他必须是值得信赖的高层管理团队成员。
很少有领导者能够在全新领域构筑管理基础的同时组建结合各种前所未知类型能力的团队。战略选择面临着同样新鲜的领域，好比大众传媒开启了市场营销的新时代，或全球化要求组织足迹的彻底变化。
在2014年及以后，CEO和董事会需要决定新的当务之急，明智地进行投资，并准备好支持实验。在“大破坏”无可避免的时代，在警惕风险的同时时刻准备着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的人将获得巨大的潜在好处。
回避全球贸易规则是危险的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牛津马丁后代委员会主席去半个世纪中，世界一过直在经历“大趋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增长比发达国家快出将近三倍。但2013年的发展态势表明，促成这一进步的开放贸易机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多边贸易谈判的停滞滋生了大量“优惠贸易协议”（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其中就包括有史以来规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模最大的两个贸易谈判——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者世贸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规范奠定了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基础，这一模式让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民摆脱了贫困。
发达国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应该采取互惠主义，建立与它们相似的贸易机制。新兴经济体反驳道，它们的人均收入仍远低于发达国家，要应对多种多样的发展挑战，它们需要在贸易责任问题上保持灵活性。由此造成的僵局让开放全球经济带来的主要问题得不到有意义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非关税措施、出口限制、电子商务、汇率和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对贸易的影响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巨型PTA似乎要重新主导世界贸易格局。TPP谈判包含了十多个亚洲、拉美和北美国家，日本、墨西哥和美国均名列其中；TTIP将由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欧盟和美国组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包括了16个亚太国家。日本也在拓展与中国和韩国以及与欧盟的协议。
据说这些PTA改善贸易条件的影响将远远不限于参与国。如若TPP或TTIP针对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产生了有意义的改革，从而成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非多边协议，其所产生的好处确实将是国际性的。但现有的或正在谈判中的PTA的主要关注点是监管问题而不是关税，因此要求参与国就关于投资、公平竞争、健康和安全标准、技术监管等方面的诸多规则达成一致。
这就带来了许多障碍。一些非关税措施属于保护主义措施，容易取消，但也有一些具有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如消费者安全或环境保护，这意味着很难保证它们不会与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相冲突。
此外，这些协议可能让诸多群体限制在不同的监管方针约束中，给国内贸易者造成交易成本，也让外来商品和服务难以冲破藩篱。这类市场细分可能干扰供应链，造成破坏效率的贸易多样化。
最后，巨型PTA设立有利于非参与国规范的能力可能比许多人认为的要低。比如，跨大西洋贸易规则关于货币价值的规定可能不会太考虑对日本所造成的影响。而保护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可能只会产生让巴西和印度拒绝参与的结果。
克服这些障碍最重要的是各PTA之间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在监管问题上，各种不同协议应该遵循大致相同的原则。此外，如果地区主义被认为是强迫性的、不友好的，那么就可能形成防御性贸易壁垒，导致经济分裂和安全局势紧张加剧。为了防止这样的后果，各PTA应该对新来者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并能接受可能的“多边化”。
但政策一致性需要并不局限于巨型PTA。国际贸易的最优结果需要关注贸易和其他诸政策领域的各个层次的互动。
以粮食安全为例。有效的国家政策（关于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农业扩展服务、土地所有权、能源、储藏、信用和研究等诸多方面）与将粮食从盈余国转移到需要国的贸易安排一样重要。
类似地，关于水和基础设施的地区合作是改善外交关系、建立功能良好市场的关键。此外，在多边层面，农业生产和贸易受到补贴政策、关税和出口限制影响（尽管后者目前并没有严格的世贸组织规则约束）。
地区合作和一致的国家政策价值巨大，但功能良好的多边贸易体系仍是关键。为了重振多边贸易合作，政府必须齐心协力解决多哈日程中的未解决问题，如农业补贴和提高关税。平心而论，世贸组织最近的巴厘岛（印尼）部长级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是世界贸易和多边合作的一大利好消息。
但政府必须扩大日程，纳入旨在确保巨型PTA不会导致经济分裂的指导原则。未来世贸组织出口限制规则能有助于稳定农产品国际市场。服务贸易可以得到进一步自由化，产业补贴可以防止各国绿色创新目标因为刺激国内就业的压力而无法达到。
此外，关于投资的全球规则能加强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竞争政策的国际指导将比现有拼凑系统更有效地符合消费者和大部分生产者的利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汇率问题上进行合作，以及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动标准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能够减轻贸易紧张，让贸易为改善人民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解决非关税措施问题的共同战略将有助于各国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能源生产的新发展趋势有望促进能源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更有意义的国际合作。
所有这些都要求新兴经济体最终将它们的贸易承诺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承诺形成一致，同时发达国家长期为新兴国家转移支付。2014年及其后，所有各方都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基于全新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是追求增长目标风险最小的途径。最近形成于巴厘岛的关于协调边境协议等问题的世贸组织协议表明，我们已经朝这一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修复世界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许我们应该把2013年称或为怀恩豪斯经济学年。正如已故英国女歌手艾米·怀恩豪斯在歌中唱到的那样：“他们想送我去戒毒，但我说‘不、不、不’。”2013年，美联储领导的全球主要央行与这位歌手何其相似。
2013年夏天，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表露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意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公开谈论“逐渐退出”美联储开放证券购买政策，该政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量化宽松（QE）。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确曾试图控制国内的信贷增长。但当两国市场反应比预期还要强烈时——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而中国银行间拆借利率暴涨，两国的货币当局都选择了让步。
这样的问题很多流行歌手都曾遇到：经过多年的刺激之后，康复已经不那么简单。
诚然，维持某种形式的经济刺激依然有强大的理论支持。2013年11月，一度看似有望接替伯南克职务的拉里·萨默斯认为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了“长期停滞”。其他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欧洲甚至美国，近几十年的良性通胀转变成恶性通缩的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但仍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整体出现了向好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全球年增长率将从今年的2.9%增长到2014年的3.6%，之后4年将保持在4%或者更高——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的平均增长率。
先进经济体表现不佳和世界其他国家复苏增长间的不匹配（至少）对主要央行自身提出了几点问题。这些机构都是某种形式国家授权的产物。但是在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他们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全球性后果。
问题1：美联储在新老板珍妮特·耶伦的管理下会怎么做？看上去，较之戒断疗法她当然更愿进行长期治疗。收紧量化宽松是迟早的事，但耶伦对美国劳工市场真心的关注表明她会不顾其他指标的暗示在更长时间内承诺低利率政策。此时的难点在于，在其他指标显示复苏已经来临的情况下让这种新的“前瞻指引”机制发挥效用（只要问一问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就知道了）。
美国经济好转的迹象不止一个。页岩油和页岩气带来了能源富矿，硅谷欣欣向荣，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刚刚达成了为期两年的财政协议，该协议短期将轻微拉动消费，长期将以减少赤字为目标。
市场对这些利好消息的反应很可能是忽略“前瞻指引”，仅仅关注量化宽松的退出并推高长期利率。上述反应的短期后果可能是1980年和1987年我们曾亲眼目睹的股市大幅回调。试探新任美联储主席是华尔街的爱好。
问题2：其他央行将如何应对华盛顿不停变化的货币政策？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知道，即使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显示出经济恢复的迹象，欧元区还未准备好迎接高利率。欧元区外围国家失业率仍旧高得惊人。此外，欧洲最大的政治风险依然是民粹主义——而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将为法国极右翼领导人马林·勒庞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
问题3：建立银行联盟是欧洲金融体系可持续复苏的先决条件，民粹主义者能否破坏这项复杂进程？答案是也许不会。事实上，民粹主义成功甚至可能促使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联合组成欧洲议会“大联盟”——这可能代表欧盟朝着低调德国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此外，日本对修复货币政策更加缺少热情：安倍政府显然希望日本银行更多地刺激经济，而不是相反。没有央行的经济刺激，“安倍经济学”使日本年通胀率达到2%的希望将注定不会成真。
问题4：日本能否在美国退出的同时维持量化宽松政策？也许可以。但该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持续增长和高通胀取决于所谓结构改革的“第三支箭”，而这支箭至今尚未触及真正的目标。
这与日本的邻国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少某些证据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恢复收紧货币政策，以便对国内影子银行部门实现针对性的信贷紧缩。因此我最后三个问题是：
问题5：中国能否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刺破信贷泡沫，并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布的结构改革？
问题6：如果问题5中的答案不尽然，中国的新中产阶层将会作何反应？
问题7：中国高层面对国内不满是否会像今年在外交领域那样采取强硬的政策？
我不会假装知道最后几个问题的答案。但事态发展可能证明它们是决定“世界恢复”的关键所在。
美国退出QE影响有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沉思，时而侃侃而谈，尽时管已71岁高龄，但身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在接受采访时依旧思路清晰，令记者印象颇深。西姆斯的学术生涯还要追溯到1968年。自1990年以后，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至今。在4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西姆斯偏重于宏观计量经济学方向，被誉为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计量双塔组合之一”。2011年，西姆斯与托马斯·萨金特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解决有关经济政策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诸如GDP、通货膨胀、就业与投资等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在此前于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第九届Dynare国际研讨会上，西姆斯就世界经济复苏、美国退出QE、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2011年，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被问及深陷经济危机的世界如何走出困境时，给出的回答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如今，两年过去了，欧美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现在来看，世界要彻底走出经济危机，您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西姆斯：是的，我当初是这么说过。现在我也这么认为。美欧目前都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困境，而且复苏的速度也很缓慢。更准确地说，欧洲经济并未恢复，而是停止了下滑的趋势，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候。与经济危机前的表现相比，还尚有距离。
相对而言，美国经济还是处于稳步复苏的阶段，而且鉴于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复苏的表现比预期好。当然，宽松的财政政策并不是应对危机的唯一方式，它只是使美国经济表现得更为温和。
日报：考虑到目前，欧洲经济复苏两极化的趋势较为明显，以法、德为首的国家经济表现稳定，而一些南欧国家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风险。您对于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乐观吗？
西姆斯：的确，我也同意部分欧洲国家还没能从经济危机的泥淖中脱身。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有目前意大利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希腊也是如此。鉴于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依旧高于50%，欧洲要摆脱经济危机任重道远。
早在1999年，我就预感到欧盟在经济层面会有一场大危机将爆发，当时便呼吁欧盟进行机构改革，给欧洲央行一定的财政支持。但令我失望的是，由于一些南欧国家的阻碍，欧洲央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结果，危机发生了。
对于欧洲经济的未来，我认为很难用一两句话进行预测。一些国家对于欧元还尚存异议，南欧国家的复苏速度也很缓慢，这些因素都无助于欧洲经济的整体复苏。
要缓解欧债危机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减少失业补助金、降低社会福利等形式。此外，这些南欧国家应该洗心革面，重新评估其错误。遗憾的是，这些措施还没被搬上议事日程。
日报：对于此前的经济危机，有观点认为缺乏政府干预是导致危机最终爆发的一个诱因。那么，在您看来，西方经济在未来该如何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西姆斯：众所周知，“政府干预”的恶果比比皆是。我认为，从公平的角度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各方对于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过于乐观。
在美国，我们此前取消了很多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尤其是一些在20世纪初的大萧条后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措施。当然，经济危机的发生并不意味着使金融机构自由化的理念是错误的，只是人们过于乐观了。
为应对危机，美国政策进行了很多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旨在规范金融市场。我们也实时收集金融市场的相关数据，以前这一数据收集仅限于银行业，如今这范围扩宽了。而且，在经济危机前，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但是，要进行改革也不是容易的事，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阻碍，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阻力。有人甚至还发动游行，强调抗议对金融机构进行多方面的监管。但是，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不同，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存在，因此需要外部的监管。相对而言，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远远不及其他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经济才能展现与众不同的活力。
日报：目前，美国方面宣布推迟退出QE3。那按照美国政府的既定计划，一旦明年退出QE3，那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尤其是新兴经济体？
西姆斯：我认为，QE3的影响很有限。我也知道大家对于美国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退出QE3很感兴趣，但我不认为QE3对于美国经济或者世界经济有何决定性影响。
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财政平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美国目前实行的低利率政策还能维持多久，以及通货膨胀的现象是否会越来越显著以至于美联储进一步采取严格措施，尽管目前美国的通胀率还维持在较低水平。
日报：2013年9月，上海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既与国际新兴的自由贸易规则接轨，同时也为了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和评论？
西姆斯：我不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因此看法有限。中国历来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受益颇多。在我看来，上海建立自贸区的尝试背后更多是先在这一有限区域内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考虑。我此前到过香港，感觉与内地不同，香港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与香港毗邻的省份也享受到了诸多自由市场带来的红利。因此，中国应把自贸区的尝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不妨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有效地融合。
“中国梦”的五个维度
库恩基金会董事长是一位典型的“中国通”。早他些年曾以一本《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不仅为中国人熟知，更是为世界了解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近日，当罗伯特·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这位拥有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中国领导人顾问等众多身份的美国人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眼前时，很难想象这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年近七旬了。20多年来，库恩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保持高度关罗伯特·库恩注，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并致力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除了精心打造《江泽民传》《中国三十年》等著作外，库恩还在去年参与策划、筹备了5集系列专题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这是中国首部从西方人的视角解读、分析中国现状的纪录片。2013年1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库恩还积极通过国际媒体向世界介绍中共十八大的成果。“中国梦”核心理解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2012年年末，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引发广泛共鸣的“中国梦”话题。我很好奇，作为一个长期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密切关注的外国学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梦”？
库恩：关于“中国梦”的内容，有人说它包罗万象，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当你有一切的时候，事实上却一无所有，你只是用一个新名字来整合那些已经存在的内容。在我看来，“中国梦”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衡量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等宏观领域的发展，“中国梦”的核心是引领中国不断强大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应该在理论上不断强大与充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演变，应该认识到“中国梦”的概念须不断发展。不能认为这一提法的内涵是固定的，“中国梦”应是一种远见，须由学者不断充实这一内容，深化这一概念的内涵。
日报：那您能不能与我们具体分享下您对“中国梦”的理解？
库恩：我认为，“中国梦”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从五个维度去理解。每一个维度还包含了几个次维度，以更细化“中国梦”的内涵。五个维度分别是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历史层面、全球层面以及对立层面。“中国梦”所包含的内容都可以纳入这5个层面。
在国家层面，习近平先生已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而言，也就是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是到2020年为时间点，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后的时间。第二个百年，也就是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估计就是205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前后的时候。届时，中国将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还包括研发水平、经济实力等。
个人层面的“中国梦”是以人民的福利为核心，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物质方面，比如如何确保食品、饮用水的安全，合理的房价、公平的教育等，这在当下中国非常重要。第二个方面就是心理层面，也就是西方心理学界强调的“幸福观”。这与物质层面的中国梦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层面的“中国梦”则包含中国的文化、文明发展，当然还少不了政策角度的解析。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一层面的“中国梦”正不断向中国政治理论发展弧线的顶峰迈进。
全球层面的“中国梦”也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中国梦”是如何惠及世界的，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给其他国家带来新的就业机遇。第二，也要意识到，世界上很多人对于“中国梦”心存畏惧，担忧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梦想成真，这种担忧的情绪也越来越浓厚。比如，之前的“中国威胁论”，以及最近周边国家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对立层面的“中国梦”则强调“中国梦”内涵中的矛盾与冲突所在，比如，对于新一届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如何在伸张领土主权利益的同时照顾到他国的感情等。
务实和改革
日报：您理解“中国梦”的视角的确非常独特与新颖。那么，对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而言，要落实“中国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库恩：中国人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人在物质产品和个人自由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但是，人们怎么才能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如何让政府更加透明、负责？如何让中国社会更加民主？我相信这是中共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之一。
不过，我对习近平先生不仅充满信心，也寄予厚望。我还记得，2006年他与我会面时，曾经告诉我：“我们不应该高估自己的成绩，不应该沉湎于自己的成就中。”他强调，中国应该要看清“中国现在的位置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习近平先生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并将其运用在中国，他先后访问了47个国家。
在意识到中国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与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们都已做好准备迎接更大的变化，通过务实和改革的步骤带领中国向前发展。
第二篇 经济动荡
大萎靡的拖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给危机写一个五年总结是令人抑郁的。是的，我们避免了大萧条 Ⅱ，但进入了大萎靡（Great Malaise），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人收入几乎没有增长。2014年也将如此。
在美国，中位收入继续着残酷的跌势；男性员工的收入水平已经回到了40年前。欧洲的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次探底在2013年结束了，但凡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说随后就能迎来复苏。西班牙和希腊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仍处于失业状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西班牙今后几年的失业率预计都将在25%以上。
欧洲的真正危险在于自满情绪开始涌现。在今年，我们可以感到欧元区关键的制度性改革节奏正在放慢。比如，欧元区需要真正的银行联盟（不仅要有共同监督，也要有共同存款保险和共同清算机制）和欧元债券（或类似的债务共同化机制）。对于这两点，欧元区和一年前相比没有多少进步。
你还可以感到把欧洲带入二次探底衰退的紧缩政策又卷土重来了。欧洲的持续停滞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仍有很大的可能在新的欧元区国家爆发新的危机，就算不是明年，恐怕也不会遥远。
美国的情况也只是略好。在美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差距——其不平等程度为发达国家之最——伴随着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我们只能希望迫使政府关门、让美国走向违约悬崖的共和党狂人们不会一再如此。
但即使他们真的不再如此，新一轮紧缩所可能造成的衰退——目前紧缩已经造成2013年1～2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损失——也意味着增长将继续萎靡，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吸收新的劳动力。充满活力的避税硅谷和繁荣的能源部门并不足以抵消紧缩的影响。
因此，尽管美联储购买长期资产（所谓的量化宽松，简称QE）的手笔可能有所减小，但利率告别历史低位可能不会早于2015年。
现在就结束低利率肯定是不明智的，尽管QE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可能极为有限，在海外还提高了风险。2013年早些时候关于逐渐减少QE的讨论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凸显出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
正如QE的引入助长了货币升值，宣布其最终结束触发了其贬值。好消息是大部分主要新兴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足够强劲的经济，能够抵御冲击。
尽管如此，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缓令人失望——特别是考虑到2014年可能延续这一趋势。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故事：比如，印度的减速被归因于新德里的政治问题和担心物价稳定的央行（尽管很少有证据证明提高利率能大大影响洋葱和其他决定印度通胀的物品的价格）。
巴西的社会动荡表明，尽管该国在过去十年中在减贫和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实现广泛共享的繁荣仍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示威潮表明巴西崛起的中产阶级政治力量与日俱增。
中国增长的减速对商品价格形成了严重冲击，全球商品出口国也因此受到影响。但中国的减速要正确地予以解读：其减速后的增长率仍然令世界其他国家艳羡，并且正在朝可持续增长迈进（虽然增长水平降低了），从长期看，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和前几年一样，2013年困扰全球经济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全球总需求不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缺少真实需求——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及更广泛地调整各国经济以适应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但全球私人金融系统似乎无法利用全球盈余来满足这些需求，而主流思想则阻止了我们考虑其他安排。
我们的全球市场经济运转出现了问题。我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前体系没有为社会中的许多群体带来好处。2014年（或者可预见的未来）发生重大改进的可能性也不现实。不管在国家还是在全球层面，政治制度都不足以引入可以带来更光明的未来前景的改革。
或许全球经济在2014年会比2013年略有进步，或许不会。但从持续大萎靡的更广的角度看，2013年与2014年都将被视为浪费机会之年。
世界经济的变化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着2013年进入尾声，重随振世界影响力最大经济体（除了欧洲）的努力正在让全世界受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问题。
在经历了25年的停滞后，日本试图通过采取前所未有规模的量化宽松重新振兴其经济。这是一场高风险试验：更快的增长可能会推高利率，让债务维持成本变得不可持续。但首相安倍晋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三宁可冒险也不愿日本缓缓走向死亡。而从公众热烈支持的角度看，日本普通大众也是这个看法。
相反，欧盟正在迈向日本拼命想要摆脱的长期停滞。这是一场髙风险赌局：民族国家可以经历失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活下来；但作为民族国家的不完全联盟的欧盟很容易因此崩溃。
欧元的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它是在德国马克的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成立共同中央银行而不成立共同财政部意味着政府债务将由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所无法控制的货币计价，这就带来了违约风险。由于2008年大崩盘的影响，一些成员国处于过度负债状态，风险溢价导致欧元区永久分裂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两个阵营。
这一缺陷原本可以通过用欧元债券取代个体国家债券来纠正。不幸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排除了这一选项，这反映出德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在重新统一之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如今，不堪重新统一成本重负的德国纳税人决定不再充当欧洲债务人的摇钱树。
2008年大崩盘发生后，默克尔坚持每个国家都应该自己照看好自己的金融机构，政府债务必须自己偿付。德国在重复一战后法国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而不自知。当时，法国总理白里安的坚持赔款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如今，默克尔的政策在导致欧洲其他国家极端运动的崛起。
未来危机将发源于政治领域。事实上，这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欧盟可谓两耳不闻盟外事，对于外部威胁根本无法充分响应，不管它来自叙利亚还是乌克兰。但前景也远远称不上毫无希望；俄罗斯威胁的复起可能会扭转当前欧洲走向分裂的趋势。
于是，危机将欧盟从激动人心的“梦幻目标”转变为与之截然不同的东西。理应是平等国家为了共同好处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堪称开放社会原则的楷模）的联盟如今已被欧元危机转变为债权国—债务国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事实上，欧元可能把欧盟毁掉。
与欧洲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正在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坚挺的经济体。页岩能源给美国带来了重要的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石化行业就更不用说了。银行和住房部门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量化宽松提振了资产价值。住房市场也有所改善，建设潮拉低了失业率。财政拖累也即将结束。更令人惊喜的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显示出扭转的信号。
如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不在于欧元，而在于中国的未来取向。其快速崛起背后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
这一模式依赖对家庭部门的金融抑制从而推动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结果是家庭部门占GDP比重下降至35%，家庭部门的被迫储蓄不再能够为当前的增长模式提供资金。这导致了各种债务融资手段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的金融环境与2008年大崩盘之前一年的美国存在一些诡异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个重大不同。在美国，是金融市场主导政治；在中国，国家拥有银行和大部分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从2012年开始着手治理债务增长；但当减速开始给经济带来实打实的痛苦时，政府接过了指挥棒。2013年7月，领导层要求钢铁行业炼钢炉全开，人民银行放松信贷。经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这些发展态势极大地改善了当前的全球前景。
中国领导层将经济发展置于结构改革之前是正确的，因为结构改革与财政紧缩相结合会让经济陷入通缩螺旋。但中国的当前政策有一个尚未解决的自我矛盾：重启炼钢炉也重新刺激债务猛增，而这一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多年。
如何和何时解决这一矛盾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中国转型的成功不仅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
另一个重大的未解决问题是合适的全球治理的缺位。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无法形成一致加剧了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用说放任全球变暖过程不受约束地发展了。但是，与将在未来几年中见分晓的中国难题相反，全球治理缺失问题可能会永远存在。
“L”复苏恐慌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去几年来，经济学家一过直在用字母表描述期待已久的复苏——一开始是乐观的“V”，接着是不那么乐观的“U”，最后是令人绝望的“W”。但如今经济学界开始出现更深的焦虑，我将此称为“L”形复苏恐慌。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
从过去的令人失望的五年看，2013年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并不坏。欧元区从技术上走出了衰退，美国的失业率也比前几年低，日本也在长期萎靡和2011年地震与海啸冲击之后开始觉醒。
但如果透过表现看本质，那么很显然我们仍在悬崖边缘徘徊。2013年三季度，GDP同比出现了收缩，不仅希腊、葡萄牙等出了名的疲软国是如此，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捷克也是如此。法国和瑞典等国的GDP增长则赶不上人口增长，这意味着人均收入下降。
此外，随着年底临近，劳动力市场状况在恶化。2013年前11个月，德国失业人口连续四年增加。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一枝独秀。但是，即使在美国，经过一整年的下降后，失业率仍有7%，长期失业占总失业的比重则高达反常的36%，这意味着技能基础可能会受到影响，复苏将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日本的复苏是由急需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但日本的上升之势将是短暂的，除非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兑现其深化结构性改革的承诺。
基于这些发展态势，一些评论者最近开始大谈工业化国家长期减速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并不受欢迎，一些人批评这是刺激悲观情绪。但眼下我们无法驳倒悲观者。“L”形复苏恐慌有其合理性。现代技术使得新兴经济体工人加入到全球劳动力市场；在没有重大政策创新的背景下，这可能造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拖累。而创新的迹象难以寻觅。
相反，经济学界也存在一场危机，一场与发达经济体危机相应的危机。由于技术变迁和突进的全球化，在过去50年里，整体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决策者思维并没有跟上。
为什么会这样？一种可能是，让企业家对创业企业过度谨慎的相同因素也促使决策者容易陷入保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克莱普尔（Leora Klapper）和洛夫（Inessa Love）的一篇出色论文指出，金融危机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企业家不再愿意创办新企业。他们指出，在2004—2007年的稳步增长后，创业数量大幅下降。比如，在英国，新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数量2007年为45万家，2008年为37.2万家，2009年为33万家。
有趣的是，尽管这一下降趋势主要出现在特别倚重金融市场的发达经济体，但在两位作者所研究的95个国家中，几乎每一个都能察觉到这一变化。原因不难弄清：衰退时我们倾向于变得谨慎，坚守熟悉的领域，回避新项目。
同样的思维也明显地存在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脑海中。在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时期，有一种坚持熟悉领域、避免创新思维的倾向。眼下，这一倾向尤其不幸，因为全球经济的结构正在快速变化。
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过度谨慎的一个迹象是他们从要求证据变成厌恶分析创新。当然，在制定政策中，我们应该使用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但有些领域没有证据可循。在这些未知领域，你必须依靠直觉和理论相结合。抵制没有过硬证据的新政策将我们困在了现状之中。
要理解这一批评中的错误，设想你在理论和一定假设的基础上建议实施新政策X，但你没有关于X是否奏效的过硬证据。现在假设实施Y意味着“不实施X”。如果没有关于X是否奏效的证据，也显然没有关于Y是否奏效的证据。因此，如果缺少证据被认为是不采用X的好理由，那么它同样也是不采取Y的好理由。但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因为你不可能既不实施X，也不实施Y。
持有这一站不住脚的观念体现了偏袒现状、阻挠政策创新的倾向。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新的分析思维，新的分析思维刺激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过去两个半世纪取得重大进步，也刺激了大萧条期间的重大政策突破。
缺少创造性思维让经济学界陷入了死胡同，也迫使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陷入了“L”恐慌。
英国的反击
英国财政大臣个收支平衡的政府是确一保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足够。我们还需要采取去除贸易壁垒并向中国、印度等快速发展国家开放投资等大胆举措来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我将把这一举措推向极致，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会在投资开放程度上超越英国。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
随着世界从最近这场大萧条中重新复苏，发达经济体也开始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向民众传递可持续增长并促进繁荣？
在英国，我们拥有一个旨在实现金融稳定的经济计划，果断处理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问题，向外界开放贸易和投资，并修复阻碍英国成为一个营商就业良好去处的结构性缺陷。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而政策对策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但从英国自身的经历所得到的教训就是：唯一能够实现繁荣的方式——即所谓赢得“全球竞赛”——正是直面问题并着手应对它。
当联合政府在三年前上台执政之时，英国的赤字总量估计将超过任何一个G20集团成员国，相当于本国GDP的11%强。但跟美国不一样，我们不具备发行全球主要储蓄货币的优势。而我们邻近欧元区——这个被主权债务包围的地区——意味着重建财政信誉并防止市场利率飙升才是当务之急。
因此，在过去三年中，我们执行了坚定的赤字削减计划，也实现了一个比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更大幅度的结构性赤字缩减。
2011和2012年的经济发展都被在我们家门口的欧元区危机，以及由我国金融系统危机所导致的持续性破坏所拖累。但即便如此，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也比在过去衰退中更好，在职劳动者的数量依然高于历史数据。我们的经济计划为增强2013年的复苏打下了基础，政府推行的融资换贷款计划令国内信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预测调高了对英国增长的预期——而且比其他任何七大工业国要高。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松懈下来。对英国公共财政进行独立评估的预算责任办公室显示，虽然赤字数量出现了更快的下降，但不能仅仅依靠解决赤字的结构性要素来获得更强劲的增长。
处理预算赤字需要艰难的决定——从改革社会福利体系，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限，再到控制公共部门支出。但我一贯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单靠把钱从左手交到右手来使自己变得更富有。我们需要做出负责任的选择来确保可以实现收支平衡——而这也是我决心要去实现的。
一个收支平衡的政府是确保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还不足够。我们还需要采取去除贸易壁垒并向中国、印度等快速发展国家开放投资等大胆举措来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我将把这一举措推向极致，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会在投资开放程度上超越英国。
多少西方国家会允许（更别提鼓励）中国投资其国内核电站？事实上，究竟有多少国家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民用核电计划？我们就是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我2013年10月批准了中国投资者和英国电网（EDF Energy）的交易，共同建设英国未来30年内的第一个核反应堆。
事实上，英国是第一个在国际论坛上呼吁自由贸易的国家。2013年在世贸组织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并估计会为英国带来10亿美元的收益。但英国会继续呼吁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我们决心实现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并享受因此产生的增长和就业机会。
我们也必须要修复那些阻碍英国增长的结构性缺陷。或许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我们将企业税率降至G20集团最低水平的决定。我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我想要一个能证明英国向全球企业敞开大门的有竞争性的税率。在其他国家纷纷考虑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时候，我们正在取消某些类似税项。同时，通过银行改革，我们也增强了作为全球金融大本营的良好声誉——从保险到资产管理，从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到发行第一个由非伊斯兰国家发行的主权伊斯兰债券。
这可并不是一个低价竞争的愚蠢行为；在同一时间，英国在打击偷税漏税方面也走在了前面。没错，我需要有竞争力的税率，但这些税必须是无法逃避的。打击偷税漏税是英国2013年作为G8集团轮值主席国所推动的核心主题，并推动各国承诺将互相之间的税务信息自动交换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大约有39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德国到南非、墨西哥——都已经签署成为新税务信息交换标准的首批批准者。
在全球竞赛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虽然我们的教育改革提升了教育水平，但这还不够。英国的大学是我们其中一项最大的资产，每年都吸引数万名留学生前来就读。这也是为何我在2013年12月第一个星期发布的财政报告中宣布我们可以提高英国大学生数量的上限。获得更高等级的教育是每个人取得经济成就的基本前提，而我们需要确保英国可以和美国以及韩国的同行竞争，让更高比例的年轻人能读上大学。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令人不太高兴的事实。在国际竞赛中有赢家，也有输家。有些国家会采取必要措施去保持竞争力，但有些国家则没有这样做。我决心不会让英国被甩在后面。而在实施了10年错误经济政策之后，英国在最近这场大萧条中承受的损失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惨重。如今我们正在发起反击，而我们传达给世界的讯息也非常清晰：英国向一切商业开放。
经济的影和光
土耳其财政部长果我们真的生活在“地如球村”中，通过商业、金融和社会联系彼此，那么某地非正式经济活动就真的会对其他地方产生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将所有经济都正式化应该被视为全球公共品。G20和其他国际实体应该在确保这一公共品所需要的协调和协作中起到领导作用。
非正式经济的最大输家是普通人民，因为非正式性破坏了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进步、创造穆罕默德·西姆塞克（Mehmet Simsek）了不公平竞争、阻碍了中小企业（就业的主要源泉）成长，并导致数百万工人无法获得医保和退休金等基本权利。非正式性还导致巨大的税收收入损失，降低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也会增加。
减少正式经济的空间或许是国家的责任，而政府也确实应该行动起来。它们应该减少税收负担、简化税制，并降低合规成本、加强规则实施。类似地，它们应该消除竞争壁垒、简化企业注册程序、增加公共采购的透明度、改善信用供给。
但与非正式经济的斗争也需要国际合作。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不合作”和“不透明”司法管辖区——即所谓的避税港——每年导致欧盟成员国损失1万多亿美元收入。控制和降低这些司法管辖区所造成的风险只有在全球层面才能实现。
在这里，经合组织和G20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经合组织已经为促进全球税收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持。经合组织所得税和资本税模型化税务政策公约第26条规定了税务信息双边交换的内容和实践，这对于打击逃税漏税和有害税收竞争具有关键作用。
类似地，经合组织透明度和税收目的信息交流论坛正在领导一套关于法律框架和标准实施的全面同行评议过程。经合组织最近发布了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给出了具体措施以打击双重避税（double non-taxation）和建立全面而透明的公平税收标准。
G20峰会对最近几年的全球税收侵蚀问题的关注也令人鼓舞。2012年6月，G20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Los Cabos）举行会议，重申了对加强透明度和全面税收信息交流的承诺。他们还重申了防止BEPS的需要。
此外，G20还采取措施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都签由欧盟理事会和经合组织共同提出的税收问题互助管理多边公约。
但这对打击非正式经济来说还不足够。我可以轻易地构想出一套双边协议——可以扩充为多边协议——为所有纳税人建立独一无二的全球纳税ID。
在土耳其，减小非正式经济范围的全面计划涉及到14个主要公共机构，包括财政部。旨在改善自愿依法纳税的预征税机制已经推行。比如，一套为土地所有者开发的系统让报告租金收入的纳税人数量提高了一倍。土耳其还改善了监管实施，成立了更高效的税收审计委员会，并进行了人力资本和技术投资。
宏观经济改革也有助于削弱土耳其的影子经济。2006年，公司税率从33%调降为20%，个人所得税率也有所下降，最高税率从49.5%降为35%，最低税率从22%降为15%。此外，2008年，最低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负最低降到了0，取决于纳税者的物质条件和孩子数量。此外，健康、教育、服装和旅游的增值税率从18%降为8%，主要食品项目增值税目前只有1%。
最后，土耳其当局实施了旨在改善商业环境的主要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新商法和债务法。新所得税法目前正在议会讨论中，税收程序法也马上将提交讨论。
土耳其决策者还关注打造全球公平制度的国际协作和协调。如今，土耳其与82个国家签署了双税协议，与五个国家签署了信息交流协议。
在这些努力的影响下，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非正式就业下降了14.5个百分点至2013年4月的37.6%。同一时期，非正式经济占GDP的比重下降了六个百分点至2013年的26.5%。但这些比率仍然过高。当局的中期目标是把非正式经济占GDP比重再降低五个百分点，同时把非农部门非正式就业再降低五个百分点。
这些坚决措施对于驱散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阴影是不可或缺的。但国家决策者不能单枪匹马。
新兴国家的疫苗先锋
微软前总裁、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职主席苗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疫它们能防止疾病，效果比发病后再治疗更好。它们也相对较便宜、较容易推广。但仍有数百万儿童得不到疫苗。这一直让我感到震惊。15年前，当我们开始运作盖茨基金会时，我们认为所有显而易见的步骤都已经在进行了，我们所要做的是追寻高成本或尚未得到证明的解决方比尔·盖茨（Bill Gates）案。事实上，推广基本疫苗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放眼2014年，我比以往都更加乐观，我们能够借助疫苗的力量给所有儿童——不管他们身居何处——带来健康的生命起点。慷慨的全球赞助者给了我们新的资源。我们在开发更新更好的疫苗保护儿童免受致死疾病的伤害。我们正在发现推广疫苗——特别是推广到难以到达的地区——的创新之路。
在让所有儿童都获得免疫力方面（最令人振奋，通常也常常被忽视）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新兴国家疫苗供应者作用日显。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本身面临着诸多健康和发展挑战，它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它们正在利用自身经验和技术实力帮助其他国家取得类似的进步。
你或许从未听到过这些制药公司的名字——如印度血清研究所、巴拉特生物科技公司、Biological E公司、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Bio-Manguinhos等等——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最优秀的全球健康合作伙伴。让新兴市场成为从汽车到电脑的一切制造业枢纽的创新精神也让这些公司成为全球疫苗领导者，向世界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疫苗。
日趋激烈的竞争和这些公司所创造的新型制造工艺已让儿童可以免受八种主要疾病的伤害，包括破伤风、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等，成本只需要不到30美元。血清研究所所生产的疫苗数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在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方面居功至伟。
感谢这些供应者的努力以及他们与GAVI联盟、跨国疫苗制造商和国际赞助者的紧密合作，每年有超过1亿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可以获得免疫力。随着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用创新制造技术刺激竞争，疫苗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
以拯救生命的五价疫苗所取得的进展为例。这种疫苗可以保护儿童免患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肝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Hib）——只需要打一针就可以。2001年，当GAVI联盟首次引进该疫苗时，只有一家供应商，成本是每针3.5美元。随着疫苗需求的增加，GAVI鼓励其他供应商进入市场，价格也随之大降。如今，供应商数量增加到了五家，印度制药公司Biological E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将以每针1.19美元的价格提供该疫苗。
我们还看到，主要新兴国家投资于生物医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疫苗。2013年，印度生物技术部和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宣布了一项计划，将以每针不到1美元的价格提供轮状病毒新疫苗，极大地拉低了已有疫苗的价格。轮状病毒每年要夺走数十万儿童的生命。类似地，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10月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将向市场提供改进型日本脑炎疫苗。同一个月，巴西顶尖生物医学研发中心——Bio-Manguinhos在与盖茨基金会的合作下宣布计划生产麻疹和风疹联合疫苗。
15年前，当我第一次参与全球卫生促进事业时，很少能听到这样的消息。疫苗领域的主导者是一小撮发达国家跨国制药公司，整个部门存在竞争不足的问题。如今，新兴国家制造商提供了联合国机构发展中世界疫苗采购量的约50%，而1997年时这一比例还不到10%。
新兴国家疫苗生产商的贡献通常可以与发达国家生产商形成互补。事实上，一些最具创新性的想法来自它们的共同努力。盖茨基金会支持了印度血清研究所和荷兰疫苗生产商SynCo Bio Partners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合力为4.5亿多非洲脑膜炎患儿生产低成本疫苗。今年，Biological E公司宣布了两起与跨国疫苗制造商的合作事宜。与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合作项目将为儿童生产预防脊髓灰质炎和其他传染病的六合一疫苗；另一起合作项目的合作方是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双方将生产两种疫苗，保护数百万发展中国家儿童免受伤寒热和副伤寒热的伤害。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但我们仍要为主要生活在最贫困地区、得不到救命疫苗的2.2亿儿童做更多的事。如果得不到针对麻疹、肺炎和轮状病毒等致命疾病的防护，这些儿童中就会有很多无法健康地成长、入学。他们的国家也会遭受损失。疾病剥夺了穷国人们的能量和才华，增加了治疗成本，也干扰了经济增长。
我们生活在有能力纠正这一不公的世界中。我们知道如何生产有效疫苗、如何让所有人负担得起、如何让所有有需要的儿童获得这些疫苗。新兴国家的疫苗供应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感谢他们的贡献，我们正在日益接近所有儿童都能拥有健康的生活起点的一天。
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美国MFS公司前主席森（Robert C.Pozen）是美博国MFS公司（马萨诸塞金融服务公司）前主席，该公司管理的资产超过2150亿美元。他还在哈佛大学讲授公司治理和金融，针对金融危机的著述《大乱有大治》深受业界好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博森教授。他认为美国经济在未来将会有强劲增长。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和制造业成本降低，以及未来与欧洲、亚洲等关贸协议的达成都将会是强劲的推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美国第三季度GDP取博森得了令人惊讶的4.1%的高增长率，同时失业率也在12月8日达到近五年最低水平。基于这些数据，您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否比之前有很大改善？
博森：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确实好转了。但问题是究竟有多好？GDP增长是比较好，但是失业率降低，也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目前找工作的人数减少，导致失业率降低，这是对失业率数据更现实一点的解释。但我不否认美国经济变得更强劲。考虑到国会还有可能在2014年2、3月份对债务上限展开激烈争执，是否会引发危机还不能断定，美联储也会在2014年1月份缩减定量宽松规模，到时我们才能知道这些是否会对经济造成伤害。
日报：美联储会在2014年1月起将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从850亿美元降到750亿美元，您是否认为目前量化宽松政策（QE）投入的成本远大于其产生的效益？
博森：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但从另一方面而言，退出QE的过程将会十分困难，必须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认为一方面目前QE的收益低于成本，另一方面，从QE退出也会非常困难。我们必须确保在这一过程中，不会对股市、债券市场以及经济造成伤害。这就是问题所在。
日报：前财长萨默斯最近提出美国“长期性经济停滞”现象。他认为过去十年，在金融危机之前，经济泡沫和宽松的信贷也只是促进了温和的增长，您对这一论点有何看法？
博森：他说的“长期性经济停滞”是指经济不会反弹，在未来的二十年都还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认为萨默斯过于悲观，我不支持这种观点。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能源成本降低，对中东及其他市场的资源依赖程度减少，这对于经济的增长会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过去五年内美国制造业的成本没有上涨。希望这些正面的发展能够克服萨默斯所说的美国经济的长期停滞。
日报：您认为即使没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QE）支撑，美国经济还是有可能强劲增长？
博森：我认为是这样的，可能需要好几年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如果美国完成与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和亚洲的贸易协定，这将会是很大推动力。另外，美国能源市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从原来进口能源现在变成可能会出口了。能源部长最近说，会考虑取消禁止出口能源的政策。此外，能源价格降低会间接降低制造业的成本，而美国劳动力成本基本没有改变，能源价格下降。会有更多企业开始考虑在美国制造产品，这个趋势还需要仔细观察。
日报：当前是否需要担心通货紧缩的问题？
博森：我认为不需要，这并不是美国目前需要担心的问题。显然，日本在过去10年陷入通货紧缩。但我想这并不是美国面临的长期问题。
日报：2013年，美国股市增长了25%，但新兴市场却几乎没有增长，您如何看待未来的市场走势？
博森：QE产生的大量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因此两三年前，新兴市场风头太盛，太过强劲。今年的情况是，人们开始预期量化宽松政策缩减或停止，而新兴市场十分依靠QE，因此这有可能是对缩减QE预期的过度反应。QE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强。其二，市场都有纠正自己的趋势，从长期来看，市场时起时落。而现在也许是投资新兴市场的时候，因为人们预期QE缩减带来的影响使新兴市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这种预期也许和现实不符，QE走势不是新兴市场要面对的最主要问题。
日报：10月份的一份IMF报告说，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来带动，对新兴市场的预期较低。
博森：美国经济确实在恢复，近五至十年美国经济都会强劲。欧洲已走出谷底，但仍然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如果有人说未来五年欧洲将主导经济大潮，同时新兴市场会低靡，那么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另一方面，新兴市场有30多个国家，对于30多个国家，无法给出单一的经济预期。
日报：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五年前1美元借款产生1美元GDP，而今，4至5美元借款才能创造1美元GDP，您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博森：我认为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新政府上任，我们需要静观其如何应对。是否会像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说的那样，让市场在经济系统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来有效分配社会资源，是否施加压力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度改革，使其运行更加有效。地方债务以及社保、养老金都是中国要面临的问题。但中国也具有很大的潜力，关键是要看决策者能否将一些改革目标实施。
第三篇 大国关系
同情移民遭遇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基金会创始主席年10月数百2013名非洲移民淹死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附近水域的悲惨命运登上了国际头条，并罕见地引发了人们对移民危险境遇的同情与思考。但死亡人数之多是这次灾难唯一的特殊之处。对兰佩杜萨岛居民而言，涉及难民和移民的沉船事故其实是家常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饭：短短一周后，又有一艘载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民的船只在岛屿海岸线外倾覆，造成超过30人死亡。
2013年类似悲剧表明上述灾难并不限于欧洲或地中海海岸，但之前的无数次事故其实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1月，一艘满载移民的船只在美国海岸搁浅导致近30名海地人丧生——这是10月以来加勒比海北部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沿墨美边境部署的复杂边境控制导致试图穿越偏远沙漠的移民活活饿死在路上。在亚太地区，2013年已经有数百名试图偷渡澳大利亚的移民及难民淹死在孟加拉湾。
富裕国家地区陷入到边境控制不仅要满足本国人口需要，而且要承担对偷渡入境者责任的两难局面。这些问题其实早已是老生常谈：国界发明后就有人试图越境，无论是办理正规手续还是偷偷摸摸。无论移民想要寻找经济机会还是躲避暴力或环境灾难，东道国的反应往往是欢迎和谨慎相结合。
收紧边界控制的国家只能鼓励绝望者冒着风险非法越境，成为玩世不恭的走私者和人贩子的利用对象。正像国际移民组织在兰佩杜萨悲剧发生后不久所指出的那样，加强边境控制“从长期看既不会显著影响也不会减少南欧移民的数量。相反，移民却开始探索更加危险的替代路线，从而导致频繁出现海上死亡”。
当然，并不是所有移民都是难民或者需要保护。事实上，同一条船上的移民动机可能截然不同——这就是决策者所说的“混合移民潮”。但因为情况过于复杂，国家往往倾向于以“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来对待不受欢迎的移民流动。国内反移民情绪高涨时尤其如此，特别是在很多地区都陷入到经济衰退之后。
今天各国政府移民控制工作尤其令人担忧的趋势是一意孤行封锁边界，甚至在弄清情况、维护权利或认可贡献之前，就先把移民视为不必要的入侵者。这样也会导致民众不愿帮助弱势群体：有报道称，见到地中海私人船只绕开遇险移民船，目的是避免受到欧洲边境巡逻部队的申斥。
我们必须理解非法移民的绝望。他们从朋友或媒体那里知道等待自己命运的是什么。他们了解其中的风险，也听到过令人不寒而栗的报道。因为入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们被迫付出巨大代价，把自己交给不法走私分子任其摆布。他们被迫人满为患地挤在摇摇欲坠的船上。为避开边防警察他们只能在夜间航行，但也因此无法得到救援人员的帮助。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将移民视为不可避免的人类活动。人类通过移民对悲伤、希望和同情有了共同的理解。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曾经激发了国际社会最伟大的团结壮举，如签署《1951年难民公约》，规定民众有权跨国寻求庇护。
越来越多人死于运输途中也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随着不断被推向走私贩运网络，移民也被更深地拖入到国际反应的灰色地带当中。比方说欧盟边境警察没有针对遇难移民船只明确的搜救规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互有分歧，最近布鲁塞尔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取得成果。
2014年到来之际，为了避免上演更多悲剧世界需要明确划分责任。国际社会应给予移民和难民更多同情。否则，我们醒来时会时常发现海滩已经变成坟场。
期待金砖银行2014年有所突破
巴西驻华大使西新任驻华大使雷昂巴（Valdemar Carneiro Leao）很忙，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已经是下午5点。此前，雷昂会见了临时来访的巴西学者，商讨中巴教育交流、互派留学生的合作项目，因此采访比预定时间延迟了十分钟。上任半年来，已经密集访问中国政府部门、学术机构的雷昂告诉记者，作为大使，希望与中国国内各领域建立尽可能多的交流。在相互合作之前，提前建立联系，取得互相信任非常重要。雷昂谈到此后的心愿与工作重点，雷昂表示，大使工作本身就要求兼顾很多方面，经济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一个都不能落下。雷昂告诉记者，他有一张很长的心愿单。
中巴经贸投资寻求多元化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即将到
来的2014年将是中巴两国建交40周年。您对于未来五年或十年，中巴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间的双边关系有何期待？
雷昂：中巴关系过去四十年成果丰硕，特别是过去十年。双边关系的促进随着中国本身的增长与发展而增强。中巴经济关系更多聚焦在贸易而非投资。这样的发展在意料之中。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不断增加，中巴关系也顺应了这个发展趋势。
但未来几年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也会体现在贸易和投资上。我非常期待中巴之间更均衡的贸易，不仅体现在数额上，我们也需要动态的平衡。在与中国贸易上，巴西是顺差，当然这也有大宗物品价格上涨的因素。
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应该比现在更多元。此前，在巴西的中国投资者以原油和矿产投资发家，最近开始扩展到制造业领域。不断增强的趋势将使双方受益。巴西拥有2亿人的巨大国内市场，人均收入在增加，会消费更多的商品，特别是耐用品。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产品在巴西生产，而不是从中国进口。这些都是我心愿单上的经贸条目。
日报：您怎么评价当下已经存在的中巴贸易和投资关系？
雷昂：考虑到贸易，我们最关心的是贸易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中国的出口，巴西和俄罗斯的排名相近，俄罗斯对华主要出口石油，巴西是原油和粮食。巴西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工业制成品，希望中国政府能加强巴西民用航空销售的便利，以促进销售。
目前，中国投资者在巴西的投资越来越多元，更多投入到了锁定巴西市场或周边市场的制造业领域。
巴西企业也来到中国发展，尽管与中国到巴西投资的规模不同。巴西航空业竞争力很强。我们正在与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过去只生产支线客机，现在也生产公务机。还有巴西企业在生产公共汽车和电力发动机。巴西企业在华投资的成功范例很多，希望它们能吸引更多巴西企业来华。
巴西金砖峰会成合作契机
日报：2014年，中国和巴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合作上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雷昂：中巴双边政治理解程度已经非常高，这是前几届领导人传统的延续，也因为习近平主席和胡塞夫总统而进一步加强。习主席与胡塞夫总统2013年在南非德班金砖峰会期间首次会面，氛围非常融洽。
5月末我来到中国后，就着手准备两国领导人的对话，胡塞夫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沟通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包括美国量化宽松、美联储所采取的政策及整个金融市场引发的震荡。双方领导人对此非常直接真诚地交换了意见，也讨论了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改革。中巴将携手共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
日报：2014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在巴西举办，巴西将会推动哪些议题的讨论和推进？
雷昂：当下现在这个阶段还很难说。现在仍是收集信息听取建议的时期。但巴西国内对金砖开发银行的期待很高。如果可能，希望在此次金砖峰会上，能宣布重大举措或促进金砖开发银行成为现实。
过去两年，特别是过去一年，金砖国家在非常努力地合作。希望金砖开发银行能够在巴西金砖峰会上成为现实或至少获得快速推进。这意味着金砖国家不仅从自身发展和利益出发，还将为贫困国家而努力。
日报：一些在巴西开展业务的中国投资者认为，进入巴西市场仍很困难，障碍重重，比如复杂的税收和法律体系、高水平的制造业本土化等。中国企业如何更好适应最大的拉美市场？
雷昂：巴西的税收系统的确复杂，也在做一些简化的尝试。不同税收的构成是考虑到中央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服务投入，所以简化税收并不简单。通常相比于中小企业，大型公司的法律应对体系更完善。
我没有看到巴西政府将改变本土化要求的迹象。本土化要求是为了充分利用巴西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如果我们是一个规模小、市场有限、人口少的国家，可能情况会不同。而本土化是巴西重要的杠杆。
2014年的中东安全
以色列前总理（1999—2000）、以色列国防部长（2009—2013）东是一个让预测死无葬中身之地的地方。而该地区当下的动荡局势让预测事态发展变得更加棘手了。但是，2013年以来日益明确的是，中东危机的主要根源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以逊尼派-什叶派分歧为核心的冲突。
这场斗争的平民伤亡数字令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人震惊。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伤亡数字之和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也许是1948年以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总伤亡数字的十倍，另有数百万人过着悲惨的难民生活。
中东的2014年前景看起来十分暗淡。我们仍能看到一些机会，2014年也必将有更多的机会涌现。但抓住这些机会需要全球领导以及战略上的明确、详细和果断——这些在2013年都无从寻找。
事实上，世界领导人和公众、敌手以及盟友中间有一种日益普遍的看法，即长期以来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已经大大地衰落了。埃及回归军政；伊朗在2009年大选后爆发示威游行；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动荡，这些都是美国衰落的写照。
由于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2014年必将利用它们所取得的成果。巴沙尔最终把他所造成的震惊变成了仍有待执行和核查的裁军协议的谈判筹码，极大地延缓（如果不是挫败的话）了推翻他的图谋。
真主党将支持巴沙尔直到最后，因为后者的掌权关系到前者本身的存亡。因内斗而遭到削弱的叙利亚叛军也是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日益不和的受害者。叛军没有成功打击巴沙尔本人的机会，因此几无可能在地面上取得胜利。
2014年，和平谈判将在日内瓦重启，其唯一的成功机会是巴沙尔在被严重削弱后来到谈判桌前，而这不太可能发生。以色列将继续先发制人地打击以防止重型导弹和先进的防空系统从叙利亚流入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而这当然将带来采取军事摊牌的风险。但先发制人措施也可以阻止真主党获得对黎巴嫩的绝对主宰权，从而有利于黎巴嫩的生存。
尽管巴沙尔暂时无忧，但与伊拉克和利比亚一样，叙利亚面临逐渐进入同族部落交织缠斗的局面，这些部落可能完全独立，也可能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类似于后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铁腕人物身后留下政治空白由共同的愤怒来填补。
矛盾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之际，正是伊朗从数十年严重外交封闭中走出之时。11月在日内瓦达成关于其核计划的为期六个月的过渡性协议后，伊朗的军用核计划可能会暂时停歇。但伊朗以很低的代价换来了从令人窒息的国际制裁中解脱的机会；而由于过渡协议的两阶段结构推迟了协议成功与否的决定日，对伊朗以及全世界的真正考验还在后面。
迫在眉睫的风险是伊朗仍有核浓缩能力，也有大量低纯度铀。如何处理这些铀在于伊朗，而其执政者很可能简单地等待美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无法做出反应时向核能力迈进。这也许需要6～12个月的时间，在伊朗看来还伴随着一些风险；但一旦他们拥有了达到武器级别的材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其拥有军事核力量了。
有了美国在叙利亚反复的先例，伊朗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实体打击（至少是来自美国的实体打击）并不在选择范围中。
有核伊朗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让地区秩序和全球稳定毁于一旦。沙特阿拉伯可以在数周内拥有核武器，土耳其和埃及也将被迫跟进。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将崩溃。霸权伊朗将震慑波斯湾邻国、赞助国外恐怖活动，并自认为不再需要顾忌国际干预。
当然，如果永久协议谈判崩溃，以色列甚至美国可能被迫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对于现在来说，伊朗领导人显然相信他们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时间。此外，六个月后伊朗可以再提出略加修改的过渡性协议以换取进一步放松制裁，再一次利用选举年对美国决策所造成的瘫痪效应。这套战略可能将永久协议拖延到2014年以后。
伊朗人是象棋高手，他们明白如何布局。他们并没有放弃获胜的机会。唯一的解决办法——也还有时间，是找到一个办法明白无误地向伊朗人传递信息：“我们尊重你们的需求。我们也不会公开让你们难堪。但你们应该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你们必须在你未来几个月里裁掉军事核计划，否则后果自负。”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从未得到过如此明确的信号。既然从未听说也不相信，他自然不会屈服。
日本即将到来的“工资惊奇”
日本首相加入TPP谈判，到引入特从别管辖区，政府致力于竭尽全力催化经济复苏。工资惊奇也出现在这里，因为只有在长期缺位的公司盈利能力和工资的关系得到重新建立，对住房、汽车和其他耐用品的投资以及广义家庭消费才能让日本摆脱通缩、走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之路。
2013是日本经济迎来二十年停滞转折的一年。未来将因为安倍晋三我们所谓的“工资惊奇”的出现而更加光明。
9月以来在日本政府、商界和劳工领袖间进行的激烈讨论正在产生向上的良性循环——工资增加带来更鲁莾的增长。到目前为止，我参加了四次会议中的两次，其他参加者还有财务相、经济相、劳动相以及丰田汽车的丰田章男、日本工会联合会主席古贺伸明等人。
每次会议开完后，我都有一种充满信心、欢欣鼓舞的感觉。
让我们直面现实。日本的通缩压力（其实不仅仅在日本是如此）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十年。在我担任首相之初，我发起了观察者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政策组合，因为长期以来，只有我的国家的名义工资水平处于负实际增长状态。
在我第一次看到统计数字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自2000年以来，日本工资水平以平均每年0.8%的速度下降，而美国和英国名义工资平均每年增长3.3%，法国增长2.8%。1997年，日本工薪族总共赚到了279万亿日元，后来这一数字下降到244.7万亿日元。
换句话说，日本工薪族在过去十五年里损失了34.3万亿日元——这个数字比丹麦、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年度GDP还要大。只有这一趋势得到了扭转，日本经济才能重回长期增长轨道。
与此同时，日本公司的资本状况不再萎靡不振。我个人还记得15年前日本公司净值比率低到什么程度——不到20%，而欧洲和美国为30%。因此，经济学家说，日本的公司行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过度借贷。
这已不再是事实。由于过去十五年来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增长和企业持续的去杠杆化过程，负债水平有了很大下降。就净值比率而言，日本公司目前已与欧洲和美国等量齐观。
我骄傲地说，安倍经济学在更为根本的层面取得了成功：我们重新振作了日本的集体精气神。在我的政府开始执政的一年中，辞职思维让位给了无限可能思维——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东京赢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权。受此影响，华尔街投资者纷纷表示看好日本。
这就是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第三支箭——通过一系列政策促进私人投资从而让生产率进步支撑日本的长期持续复苏呢？
有人说，与第一支和第二支箭不同，第三支箭实现起来很困难。我不否认：根据定义，结构性改革要比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化花更多的时间。许多政策需要立法，而我的国会同事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这方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尽管国会争论费时费力，但观察者们也不应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加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谈判，到引入特别管辖区（我自己的办公室将监督它们的实施），我的政府致力于竭尽全力催化经济复苏。工资惊奇也出现在这里，因为只有在长期缺位的公司盈利能力和工资的关系得到重新建立，对住房、汽车和其他耐用品的投资以及广义家庭消费才能让日本摆脱通缩、走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之路。
工资惊奇的灵感来自荷兰，20世纪80年代初，荷兰人达成了一个公式，为了维持发展，驯服猖獗的通胀的责任应该由雇主和雇员共担。这一共识被写入了1982年瓦圣那协定（Wassenaar Agreement，因在海牙近郊的瓦圣那签署而得名）。
如今，日本也在迎来类似的国民共识，或者应该说是荷兰共识的逆向版：政府、主要行业和劳工组织应该齐心协力增加工资和奖金（同时促进能强化生产率的激励）。
可以说，工资水平应该完全由管理层和工人决定。但同样正确的是，政府、商界领袖和工会之间新达成的一致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公司承诺大幅提高工资和奖金。
这就是工资惊奇的实质。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将与5万亿日元大手笔财政刺激一起，战胜销售税增加带来的潜在消极影响。
最重要的是，它将继续让日本经济行驶在可持续增长轨道上。我可以肯定这一点。
中国将成全球投资的最重要角色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年9月1日，设计全球贸易及2013投资框架的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迎来了一位肯尼亚籍的秘书长Mukhisa Kituyi。成立于1964年的UNCTAD，以促进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发展为己任。《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其日内瓦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Mukhisa Kituyi对中国寄予厚望，他认为，中国不仅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多边贸易领域的作用，也将成为完善全球投资的最重要角色。而中国更需注意的问题是，要逐步减少Mukhisa Kituyi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能扩大内需市场，并容忍劳动力成本提升，就会促进中产阶层的兴起。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在过去三年里，世界经济在艰难中起伏，您对于未来三年的贸易投资以及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如何判断。
Mukhisa Kituyi：我不能准确地评论未来三年世界经济具体会怎么样，但我对以下几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首先，危机何时过去，如果看现在的复苏进程，你会发现，并不是像我们期待的那样稳健和强劲。
我们来看欧盟，一些欧盟国家正在复苏，但总体的基本面还不是很好。整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状况，也是相似的。只有当发达经济体增速不再持续下滑，最终南南国家间的贸易才会出现明显的增长。
这显示出几个重要的点：其中一条是，寻找其他替代市场的重要性，UNCTAD已经在《世界贸易发展报告》中提到，现在一个关键政策修订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促进国内需求以及区域需求，为发展中国家生产产品，因为其传统出口市场已经十分脆弱。
日报：那么您对复苏乐观吗？您觉得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风险在哪儿？
Mukhisa Kituyi：可能欧洲经济是一个风险因素。总体来说，我是谨慎乐观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可以乐观的趋势，但还需要时间观察。
日报：数据显示，经济危机已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您觉得这些负面影响会持续多久？您又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
Mukhisa Kituyi：这取决于主要经济体何时能够走出经济疲软及衰退，什么时候能够重现增长，因为这种经济表现会影响投资流和贸易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状况。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经济的疲弱表现已经引发了投资者的犹豫状况。
根据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现在大概有6万亿美元的资金正处于观望状态。这些资金随时准备出手投资，但投资者却对做出最终的投资决策非常谨慎。因此，价值创造和产品生产流动都会变慢。
我们该为促进有吸引力的投资流创造哪些条件呢？主要的挑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对话来为国际投资制定规则并合理监管？如果金融市场还像过去5～6年的状况那样持续下去，我们需要更多地监管资金流动。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所谓的“组合投资”，已经对新兴经济体市场造成了一些混乱。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国际层面的政策对话，来减少组合投资的进入。这些投资组合的快速运动，有时会造成对一些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
日报：那您觉得，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启动这样的政策对话呢？
Mukhisa Kituyi：我觉得，关于如何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对话，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
我们已经在《世界投资报告》中建议，现在的趋势是，我们正在处理金砖国家金融市场上快速的资本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家需要对话以求发展。IMF、世界银行以及OECD将引导这样的对话。我们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参与到这样的对话中来。
日报：那么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减少危机对于贸易及投资的负面影响？
Mukhisa Kituyi：G20大概可以帮助采取措施，但UNCTAD不能做具体的措施，我们不是一个执行机构，我们做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期望能够帮助各国政府做出合理可行的决策。
我已经谈到过，传统的假定模式已经遭到挑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所以传统的关于投资监管的想法必须重建。但一些国家过去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以促进出口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模式了。我们已经开始想该如何将劳动阶层纳入到消费者大军中来，如何扩大内部市场（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建议大家将对出口和国内市场的平衡措施，作为国家经济贸易政策。
日报：从您的角度来说，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贸易及投资领域的角色？
Mukhisa Kituyi：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国内政策和执行方面，中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世界贸易与投资的第二大国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中国让我们看到，一个国际贸易大国提升了国力的伟大传奇。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中国也会成为全球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
随着其自身的国际贸易增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角色来制定世界贸易政策。可以看到，中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支持者，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关注。但大量西方国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在诸边（plurilateral）贸易协定的制定。但我认为，多边贸易制度是我们现有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比如，跨国公司如有争端，一旦需要仲裁，就会诉诸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也是现存最有效的解决机制之一。
我认为，中国可以在多边领域发挥更多作用，发出更多声音，让大家关注多边体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创造一个国际体系，完善全球资本投资，中国将成为此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该领域的巨头，虽然已为规则制定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可以成为更重要的角色。
对于中国的问题，我关注的是，虽然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促进内需市场，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能扩大内需市场，能容忍劳动力成本提升，就会促进中产阶层的兴起。
中国应在WTO体系中找准角色和责任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临时代办、公使年12月7日，世界贸易组2013织（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延期一天后成功在巴厘岛闭幕，就多哈回合“早期收获”（下称“早收”）达成一致。这一结果，意味着多年悬而未决的多哈终于迎来一线生机。包括新任巴西籍总干事阿泽维多在内的多边圈内谈判老友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但即便如此，多哈回合的最终达成，目前也依然困难重重。《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了中国常驻WTO代表团临时代办、公使朱洪朱洪，他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多边谈判任务，在过去两个月的密集多边谈判中，作为亲历者，感触颇多。朱洪称，WTO的发展面临着成员利益迥异、决策困难、区域安排层出不穷、气候变化、能源新议题涌现等各种挑战，需要所有成员群策群力，建设性、创造性地找到解决办法。
巴厘岛达成协定非常艰难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您能介绍下已经成功的巴厘岛早收谈判的背景吗？
朱洪：“早收”实际上是在原先授权基础之上，将原来设定议题缩小到各方可以接受的范围。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按照2001年的授权全面完成的谈判，以市场准入为代表的核心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只是挑了多哈谈判议题众多方面中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三个方面。但是即便如此，谈判达成协定也非常艰难。多边谈判就是这样，WTO有159个成员，需要每方都认可，最终才能达成一致。
总体来说，希望通过这次达成“早收”，从而重振各方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功能。各方也希望此次部长级会议之后其他各议题的谈判走向达成共识，形成巴厘后路线图，从而为未来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奠定基础。
新的总干事确实起到了推动谈判的作用，他之前就是巴西驻WTO代表团的大使，本身对谈判议题，以及各个代表团的人员都非常熟，上台以后不仅迅速进入状态，而且也采取了很多新的举措。比如说严格开会纪律，不允许迟到，发言禁止长篇大论，基本直入主题，而且要求发言有建设性，且时长不超过一分钟。
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渠道
日报：过去几年，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各类区域及双边谈判大量兴起，进一步说，如何看待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走向和未来？
朱洪：确实，这几年，区域和次区域性贸易安排可谓风起云涌。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其他地区，各式各样的区域贸易安排都在进行当中。
区域贸易安排和多边贸易体制都是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在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方面，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是主导性的、不可替代的。它通过对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和贸易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为世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保障性、预见性和推动力。
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渠道，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新平台，两者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尽管不同主体、不同区域交叉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各种利益交织导致的“面条碗效应”，但总体上看仍然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中方希望区域和次区域性的贸易安排能够秉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使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贸易安排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中国对各类区域和次区域性贸易安排持开放的态度，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自贸区谈判。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今后，中国将在继续深入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
警惕“棒杀”，防止“捧杀”
日报：您怎么看待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国在WTO变革及世界贸易体系规则重构中的角色？
朱洪：60多年的实践证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中国认为，目前WTO的当务之急是在尊重授权、锁定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特别是要解决最不发达成员的关注，借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信誉和权威性；其次，应着手开始对WTO的决策机制、运作模式等进行反思和改革，通过不断完善规则，强化职能，增强对其他重要国际协调机制的影响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更高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再次，WTO应开始对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投资等新问题进行思索和讨论，继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过去的十年见证了中国在多边舞台中的不断成长和日渐成熟。加入十年来，中国从一个世贸组织的新成员，通过不断学习规则、熟悉规则、遵守规则，逐渐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哈谈判中，中国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付出了积极努力。
在参与多边事务中，中国倡导协同治理、自身表率和务实合作，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不断增强，话语权日渐提升。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本着“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原则，进行务实的合作和斗争；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加强团结的基础上，注重通过南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积极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参与全球贸易的能力，给予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的产品零关税待遇，有关措施将于2015年到位。中国自2008年起连续4年成为欠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目的国。中国在多边舞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扎实的、稳健的。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一方面需要警惕“棒杀”中国，对例如“中国威胁论”等无理的指责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另一方面需要防止“捧杀”中国，大谈“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与发达成员相同甚至是超出发达成员的义务。
应该看到，尽管我们的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而人均GDP仍在百位左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面临着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艰巨任务，也面临着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因此，当务之急仍是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在国际上承担与我们发展水平相当的责任，并与其他成员一道，进一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德国遭遇欧洲新“霸主”悖论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论是足坛还是政坛，柏林俨无然已成欧洲大陆新中心，不再是布鲁塞尔或者巴黎。失业率不到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半、政府负债持续减少、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引擎，德国自“欧洲病夫”到“欧洲霸主”不过用了十多年时间，且将继续主导未来的欧洲新格局。但就在外界纷纷发出“欧洲之前途取决于德国”的声音时，德国内部的自我感知与外界认知之间却丹尼斯·斯诺尔有很大差异，且存在着国内就业率高企与劳动力贫困共存、经济上强劲地缘政治上收缩等矛盾现象。为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尔（Dennis Snower），针对德国这一欧洲新“霸主”所涉的四大悖论进行探讨。
在欧盟崛起，在全球衰落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近年来德国经济在欧洲强势崛起毋庸置疑，但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竞争力如何？
丹尼斯·斯诺尔：虽然德国在欧洲相对发展得较好，但就算是在过去五年德国经济最好的时候，德国经济增速也没达到中国的一半。德国虽然在欧洲一马当先，但在全球则份额下降，这将是德国未来经济的一个长期趋势。
尤其考虑到德国生产率增速和工资增速的关系。德国过去的生产率增速超过工资增速是德国维持高就业率的秘诀，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了。德国目前工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至少保持了一致。
再加上新兴市场也面临经济放缓，更不用说欧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内外需求的动力下降都将导致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下滑。
欧洲富国和贫困的劳动力
日报：德国一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富国，另一方面人均GDP在欧洲排出了十名开外，存在劳动力贫困现象。而德国国内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也一直未休，您觉得引入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刻到了吗？
丹尼斯·斯诺尔：在最低工资标准方面，西方国家一直有两种经验。一些国家比如英国，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标准非常低，目前也没有足够的实证说明这种政策是否造成了什么负面结果；另一些国家比如法国，设立了较高标准的最低工资，对此就已经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其负面效果。
如果选择了高标准的最低工资，许多负面效果是可见的。
首先，最低工资标准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意图实现更大的公平，那么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达成一个相反的目标，即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导致企业雇佣积极性下降，最后失业人员增多，反而会制造出正式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更大的收入差异，加剧了不公平。
因此，虽然最低工资标准看上去可能会在就业人员中缩小了收入差异，但失业人员和整个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会变大。我们真正需要做的首先还是聚焦于积极的劳动政策，保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劳动力市场，这还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流动性的最有效手段。就算在德国现在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于现状也不会有什么大改变，因为这里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会设立得太高。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如何提高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德国始终还保留着强大的工业基础，那么作为一个已经发展了很长阶段的发达工业国家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德国在出口货物上面临的竞争很激烈，但伴随着这些货物出口的还有服务、维修、保养以及升级，这些领域正体现了德国的优势，也解释了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
经济上的霸主，政治上的保守
日报：在后欧债危机时代，围绕整个欧洲的疑问是，在危机时刻担负起了巨大责任的德国，是否会重塑与欧洲的关系。德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成为欧洲的真正领导者吗？
丹尼斯·斯诺尔：德国在过去有过几次想成为欧洲领袖的尝试，但无一成功，还都以悲剧结尾。甚至“领袖”这个词本身在德国已经与非常坏的联想联系在一起，因为“领袖”的德文“Fuehrer”一度曾是希特勒用来形容自己的。
所以说到“霸权”（hegemony），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听了都会感觉不舒服。但如果德国从某些好的方面来践行所谓的欧洲“霸权”的部分角色，倒也是可能的。不过要注意这里的“霸权”并不意味着支配和控制，而是意味着要将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考虑在内。
德国要在欧洲践行领导者的角色需要将其他国家利益考虑入内，我们要对各个欧洲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提出解决办法。德国之前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一部分原因出于德国民众很敏感，纳税人觉得从德国流出去的救援别国的财富都在毫无回报地消失。但如果德国真的要成为实现欧洲共同利益领袖，这种代价是必然的。
事实上，欧洲也确实找不到别的国家能够替代德国实行这样的“新霸权”职责。
一体化下的双速欧洲
日报：在欧洲我们现在看到了两种趋势，一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借由危机后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将进入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但这种一体化也会让欧盟内部的非欧元区国家变得更为游离，从而产生“双速欧洲”，你觉得这种格局将在未来变得更为明显吗？
丹尼斯·斯诺尔：我认为欧洲最大的分歧并不在于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这种分歧尤其体现在了金融市场的分化上。很明显，南欧国家一些债务国的利益就是摆脱衰退实现增长，而债权国的利益则在于尽可能维持稳定，以及尽量减少不同国家梯队间未来发展的进一步不均衡。
现在欧洲最大的实质性挑战就是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整合短期与长期利益。相比之下非欧元区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的差异倒不算是主要矛盾了。
这实际上也是德国与南部国家之间最大的矛盾所在。不幸的是，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同样也深陷衰退，节省开支来降低债务比例从某种程度上往往又无助于走出衰退。德国并没有要加剧这些债务国衰退的意思，而是出于长远考虑，要求它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重整财政纪律，此外别无选择。
中美两大超级国家并存不可避免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力客观外溢的中国必须主动实塑造国际环境。在中美双超格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竞争性的双边关系，能够避免重演冷战美苏全球性的对抗即将过去的2013年是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不仅中美构建了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还寻求转变与突破。回顾这一年，中国外交政策为何要进行转型？二十年后中国在国阎学通际关系格局中是什么地位？中美又为什么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此，2013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在清华明斋三楼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他不仅分析了当前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内外因素，还详解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内涵。在阎学通看来，实力客观外溢的中国必须主动塑造国际环境。在中美双超格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竞争性的双边关系，能够避免重演冷战美苏全球性的对抗。
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回顾即将过去的2013年的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您觉得哪些事件或哪些概念将能定义这一年？
阎学通：2013年是中国外交的转型年、改革年，是中国外交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一年。第一是转型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了奋发有为；第二是改革年，中国由过去被动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到2013年开始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第三是改革初见成效年，2013年的外交成果有目共睹。
比如，我们宣布几十年都没有宣布的防空识别区，从宣布的结果看，日本对此对抗的结果是日本也通知他们的航空公司自主决定是否向中国报备。日本想争取东南亚国家，没有得到支持，甚至菲律宾，都没有支持日本在识别区上的政策。
日报：您提到中国现在是从“韬光养晦”到了“有所作为”或“奋发有为”的阶段，对于是否要转变，也有不少争论，您怎么看？
阎学通：目前，国内对外交政策的转型，与我不同的看法有两种，一是中国的外交没有转型，现在政策与过去相同；另一种承认转型，但认为这种转型是错的，不应该转型。
前者说法不成立。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性是指从1949年以来，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自力更生的原则是一贯的。但从没说过，中国“不结盟”或“韬光养晦”是一贯的，“不结盟”从1982年开始，“韬光养晦”从1990年开始。
第二种认为今天的转型也是错的。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相对于世界第一来讲趋弱，相比于剩下的193个都是强。第二，说中国没有实力报复人家，这说法是错的，即使中国有实力，也不应该报复人家。中国应该根据自身实力，来制定与自己地位相一致的外交政策。而不是现在藏着，等将来强大了去报复人家。
日报：那现在中国具备了哪些因素能进入外交转型期和改革期？
阎学通：存在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最重要的核心是中国自身实力的变化。中国实力地位已经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导致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向中美“两超”这样的格局形势发展。中国是未来两极格局中的一超，没有办法采取“韬光养晦”和“不结盟”的政策。
从外部环境变化看，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国际社会防范中国的力度上升，担心中国强而必霸的观点和恐惧越来越严重。不仅美国，很多中小国家也防范中国。中国已经不能坐等环境向不利的方向变化，而只能改造这个环境，去塑造一个有利于民族复兴的环境。从内外两方面看，都迫使中国进行政策调整。
中国外交进入新时期
日报：您之前提到中国外交政策3.0时期能否这么理解，毛泽东时期是交朋友，对亚非拉兄弟伙伴的援助与支持几乎不考虑经济利益；邓小平时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商品出口，经济影响力遍及全球；现在习近平时期是否要有一个新的转变：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既交朋友，又要挣钱？
阎学通：毛泽东时期的外交是为了获得身份，邓小平时期的外交是为了解决衣食，而现在的外交是要解决尊严。
我非常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因为我们的外交政策似乎告诉外界，是为了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当一个国家把经济利益作为一国最高目标的时候，让别的国家不恐惧，是做不到的。
日报：如果落实了此前周边外交会议的工作要求，到2014年会是什么格局？阎学通：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冲突矛盾会弱化。2014年底，菲律宾不会再像2012年那样针对中国，越南也不会主动找茬。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会有新的发展，在东南亚地区，所谓“中国威胁论”不会像2012年那么高调。与美国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基本有了雏形，2014年基本能定型。
如果把日本算进来，在安倍期间，中日关系要想有本质性的改善，会做不到。2014年日本会继续与中国对抗，但会感到更加孤独。日本国内对安倍外交政策的批评会比2013年有所增加。
新型大国关系仅适用于中美
日报：您刚才提到，中美将成为双超大国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阎学通：第一是实力变化的结果，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形成。中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提倡多极化，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多极化没有发生。我在新书《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提出，到2023年，世界上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而不会有第三个超级大国。到2030年中国与美国同时拉大了现在与其他大国的差距，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双超世界。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成为问题。
今后十年，只有中美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双边关系，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双边关系。第二，中美关系是竞争性关系，中俄关系就不是，性质不同。中国与日本也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对抗关系。“新型”体现在与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不一样，因为当年美苏关系是全球性的对抗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求我们建立有全球性影响，相互竞争，但不会引发军事全面对抗的关系。
日报：在新型大国关系最初提出的时候，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可以应用到与其他大国之间，比如，中俄、中印、中日。而如果新型大国关系只限定于中美，是否会让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比较尴尬？
阎学通：这是事实，刚有这个提法的时候，国内就分成两种意见，一种坚持新型大国关系只能应用于中美，因为如果适用于所有国家，就分不出来新型与不新型了，当时我就支持新型大国关系只能适用于中美关系。另一种认为这样会导致其他国家不高兴。问题是让这些国家不高兴，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是让这些国家都高兴，建不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好呢？我的理解是，如果让所有国家都高兴，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杨洁篪同志于2013年8月在《求是》发表文章，题目是“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改善与其他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就非常明确了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关系。由此，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公开讲话中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个概念。
2014年美国重返亚太趋势加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年年末，中国东海防空识别2013区的划设引发了域内域外大国博弈急剧升级，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在美国重返亚太与再平衡战略下，第二任期几近过半的奥巴马政府如何协调亚太盟友与崛起中国的关系，对华政策将向何处去，都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2013年奥巴马政府对杨明杰华政策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势头，对华政策有了战略上的明确。出于美国国家利益更深层次的认识，对中国的国家认识更客观，并着力进行中美机制性安排。
美国对华政策仍存盲点与误区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您如何评价奥巴马政府2013年的对华政策？
杨明杰：整个2013年奥巴马的政策聚焦国内，对外政策相对于他第一任期初期，有一定萎缩，但亮点也有，比如对华政策。奥巴马政府2013年对华政策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势头。对华关系从习奥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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