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风勇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试读：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向新常态阶段过渡，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曾经隐藏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不仅导致短期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从而威胁经济稳定运行，而且也阻碍了结构调整从而影响经济长期发展。因此，主要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对与新常态阶段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改革或调整，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发展，就成为当下最为紧迫的重大经济任务之一。本书就是围绕供给侧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系统深入的论述的。
本书第一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价。第二章对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的特征、矛盾和供给侧改革的意义进行研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对资源节约与交易效率、资源流动与配置效率、企业市场化与经营效率、创新驱动与供给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给出相关方面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建议。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从降成本和去产能的角度论述了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提出相关的供给侧改革的建议。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主要研究了如何通过协调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来稳定经济和促进发展，其中，第九章研究了如何根据长期需求变化趋势进行产业政策调整来扩大有效供给，第十章研究了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来释放长期消费需求并以此带动有效供给，第十一章则研究了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来促进经济平稳去杠杆，有效规避潜在的金融风险。第一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需求与供给管理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本质是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实施35年的改革开放总方针在新时期的延续，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改革总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之所以极其重要，在于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承认市场需求丰富多样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且也尊重市场需求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并且在需求的引导下自觉地组织生产和提供产品供给。建立和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不断使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都要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也是一个不断改革和消除束缚有效供给的体制性因素的过程，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质就是供给侧改革。一 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主体活力（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启动的，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基本经营制度，从1983年起，就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最终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具有重大的改革意义，它的最大特点是既保留了主要生产资料——农村土地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避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同时又把主要生产资料的大部分经营权分配给了农村家庭，使农业生产产出的多少与家庭劳动的实际付出有效挂起钩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家庭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这个意义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本质上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农村家庭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全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一举使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为后续的更加复杂的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图1-1描述了1978～2014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际增长指数。图1-1显示，1979年以后，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图1-1 1978～2014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际增长指数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不过，尽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明显的供给侧改革，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仍然需要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配合，即废除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推动农副产品价格逐步迈向市场调节。农副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可以鲜明地显示全国生产和消费对农副产品的需求结构，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的消费效用，而且也能够避免盲目生产带来的部分农副产品过度积压及浪费，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供给侧改革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但是需求侧改革在配合供给侧改革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促使供给结构合理化，避免资源的结构性错配，并且避免供给因资源错配带来的总量减少。（二）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
国有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主要采取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分成、利改税等“三步走”的形式规范国家和国有企业关系，调动企业积极性，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涉及最为核心的产权问题；从1987年到1991年，主要通过承包制、租赁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等形式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这一措施调动了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但由于只有激励而没有相应的约束，国有资产出现了流失现象；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真正进入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阶段，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基本实行股份制改造，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突破，但是由于其他股东股份比重过小或者缺乏相应话语权，以及国有股份所有者对代理人监管不力和约束不到位，已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仍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尽管如此，当前的国有企业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市场化特征仍然较为明显，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也有明显的提高，对于扩大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1-2描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总资产贡献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变化情况。图1-2显示，1998年以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基本完成，这为国有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活力。199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总资产贡献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6.51%和0.93，2007年分别上升到13.79%和2.39，此后虽有所下降，但是2014年这两项指标仍然分别达到11.32%和2.07，相比1998年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二 所有制经济改革与市场主体多元化
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是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原有的公有制经济之外，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禁锢，并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从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到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继而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最后要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种理论和政策上的变化，在实践上有力地推动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图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总资产贡献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所有制结构的改变，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供给的增长。一是增加了产品的市场供给主体，在原有公有制经济之外将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组织起来，促进产品供给的数量增加和多样性。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入，增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促使公有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了产品供给效率。尽管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原有公有制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但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显著扩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为公有制经济的总体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可以说，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是中国建设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灵活性对于市场价格发挥资源配置的信号作用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制经济改革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也使市场价格的作用凸显，从而使产品价格体制改革成为必要，而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最终使需求能够对供给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图1-3和图1-4分别比较了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非公有制单位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及其所占的比重情况。1978～1997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体呈现增长趋势，1997年以后，由于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下岗人员或者被裁撤人员激增，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开始呈现明显减少的趋势。从就业人员比重来看，1978～2014年国有单位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重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在1985年也开始逐渐下降，2014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下降到只有16.1%和1.4%。相反，非公有制单位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一直呈现增加趋势，特别是1990年以后更是迅猛增长，其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也有非常明显的上升，1997年这一比重只有0.16%，2014年已经上升到82.5%。2014年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国有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图1-3、图1-4和图1-5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经济改革卓有成效，市场主体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市场供给能力。图1-3 1978～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图1-4 1978～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图1-5 2000～2014年按注册类型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三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与市场体系建设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主要是突出市场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让市场供求关系引导商品及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继而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就是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最核心的一项措施，它在计划价格的基础上，逐渐放开部分商品品种或者某些商品中部分产品的价格，使之形成市场价格，继而逐步扩大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种类或比重，直至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双轨制”改革使商品市场基本建立起来。此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逐渐过渡到主要由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利息率、地价、地租和工资等成为引导生产要素流向的重要信号。
商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使购买者或者消费者成为商品价值评判的主体，这一方面使商品生产明确了供给对象，另一方面使生产者有了收益和成本核算的基础，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和产品销售的边际收益相等成为生产者组织生产的基本原则。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化，一方面使生产要素供给者能够像生产者一样评判生产要素供给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据此决定提供多少数量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供给者根据生产要素供给的平均收益和供给数量获得收入，收入初次分配的渠道也得以形成，并且生产要素供给者再用分配而来的收入按照商品市场价格向生产者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由此各类资源的配置和流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并持续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循环往复，连绵不断。
2015年10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新的《中央定价目录》（见表1-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2015年第29号令）与《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国家计委2001年第11号令）相比较，《中央定价目录》定价范围大幅缩减，定价种类由13种（类）减少到7种（类），约减少46%；具体定价项目由100项左右减少到20项，约减少80%。同时，定价项目清单化，对保留的定价项目均以清单化的形式列出，逐项明确具体定价内容和范围。从《中央定价目录》我们不难观察到，中国商品或者生产要素由中央政府定价的范围已经极大缩减，市场定价机制已经成为商品或者生产要素的主要决定方式。表1-1 中央定价目录续表四 财税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再调节
财税体制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密切相连。1978～1982年，中国税制建设开始恢复，并为更深入的税制改革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做准备。1983～1994年的税制改革则是全面探索税制改革的时期，经过“利改税”和“税利分流”，基本上理清了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税制体系。1994年以“分税制”为特征的工商税制改革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税制体系，而且确立了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还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下，各类社会保障缴纳费用也类似于税收。图1-6显示，1978年税收收入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5.9%，1990年达到96.1%，此后虽有下降，但到2014年这一比重仍达到84.9%。图1-6 税收收入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财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对于收入分配再调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财税收入增加了各级财政收入，为各级政府正常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和行政职能提供财力支持；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可以有效调节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水平，而社会保障税（或缴费）更是直接对劳动者的收入进行跨组或者跨期再分配，对于维持全社会协调稳定运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财税体制对社会成员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还可以避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有助于形成更加合理的阶层收入结构，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总需求，带动社会总供给能力的提升。
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调节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还能对各行业产生激励或者惩罚性的影响，引导资源配置的流向，从而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当前进行的“营改增”改革，将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对服务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业发展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服务业改征增值税后，部分制造业在获取服务时也可以对进项增值税进行抵扣，税负也会明显降低。据多数投资银行测算，“营改增”全面完成并优化增值税税率后，整个“营改增”将使减税规模达到9000亿元，极大提高中国服务业甚至制造业的经营积极性。
以上内容主要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行的主要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分别从市场主体活力、市场主体多元化和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着力，试图建设一个充满活力、运行高效的产品供给体系，并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使这种供给体系能够在循环和持续的闭环中运行。总的来说，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主要是供给侧改革，但是为了提升供给的交易效率，使社会生产和供给更加丰富多样、符合需要的产品，也配合以需求侧改革，例如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事实上就涉及了供给和需求双方，需求成为引导供给的信号，供给则成为满足需求的根本途径，但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第二节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需求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生产效率，并提高了产品的供给能力，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现象逐渐被市场经济中偶尔出现的“过剩”现象所取代。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由中央计划者充当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直接中间人对产品进行配给，市场经济中供给方和需求方必须经过产品自由交换的环节，才能实现产品生产和产品消费的有机衔接，如果产品交换不成功，那么生产者的产品供给就会积压，产品“过剩”就会出现。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或者货币发行来刺激需求，就成为各国政府常用的进行周期性需求管理的必要措施。那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供给过剩存在哪些方面的区别呢？这种区别又是如何导致不同国家进行周期性需求管理时存在政策差异的呢？本节笔者就试图分析中国供给过剩与周期性需求管理的关系，并探讨这种关系与发达国家供给过剩和周期性需求管理的异同。一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事实
Burns和Mitchell（1946）将经济周期视为围绕0值而发生的扩张或收缩的经济波动。但更一般地，我们将经济周期视为围绕趋势而发生的扩张或收缩的经济波动，这一概念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较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前者可称之为“水平型”周期，也称“古典”周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多属于这种情况；后者可称之为“增长型”周期，更多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指标有国民收入变化、失业率升降、物价水平波动等指标，但最主要的还是使用经济增长率这一指标，根据某一时期经济增长率偏离其长期平均值的情况对经济周期及其各阶段进行划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其间也发生了多次经济波动，但都属于“增长型”的经济周期。图1-7描述了1977～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尽管中国经济一直维持着较高增速，但是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经济增速变化的周期性特征也比较明显。笔者主要根据“谷底—谷底”的原则对中国经济进行周期划分，即将某一时期内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作为一个周期的终结，将该谷底经济增长率年份后的第二年确定为一个周期的起点，再至下一个谷底经济增长率年份作为周期终结。根据这样的划分，中国经济可分为6个周期，具体划分方法和结果见表1-2。从表1-2中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在4～5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大致在10年。期限最短的周期只有4年，是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迄今期限最长的周期为10年，是2000～2009年的经济周期；自2010年开始的第6个经济周期仍然在进行中，尚不能确定能够延续多长时间。从波动幅度来看，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峰谷经济增长率的落差最大，达到7.8个百分点，波动更为剧烈；在已经完成的周期中，2000～2009年的经济周期峰谷经济增长率的落差最小，为5.0个百分点，波动相对平缓。此外，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尚未完成，峰谷经济增长率的落差也比较小，只有3.7个百分点。图1-7 1997～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表1-2 1977～2015年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二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关于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理论非常多。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中买与卖的脱节“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中存在买卖脱节问题。不过后来的经济周期理论更多的是从探讨马克思“整整一系列的关系”出发的，即主要探讨可能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原因。熊彼特提出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自维持内生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并通过一系列变量的相互影响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则强调总需求冲击造成的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张或收缩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回到熊彼特那里，强调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过与熊彼特不同的是，无论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以及这种随机性对经济短期周期波动的影响。
那么，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否符合以上某种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特征从而就可以由该理论所完美解释呢？中国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形成原因的复杂性，不大可能由某一种经济周期理论所完美解释。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实践毫无指导意义，事实上中国每次的经济周期波动都可以从这些经济周期理论中寻找到或多或少的一些启示。
那么中国经济周期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实践的两大特征，改革触发的经济周期和发展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是中国经济周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在具体传导机制方面，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成仍然依赖于需求和供给关系此消彼长的变化。
1978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6%，主要是因为认真贯彻了新时期发展总任务，在计划经济时代供给“短缺”的条件下，只要生产产量提高，需求就会自行创造出来，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可以得到提高。此后，为了避免过度引进技术或项目重复建设带来的风险，中央在1980年和1981年对经济进行调整，压缩了部分项目，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个经济周期主要是中央主动调整的结果，是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项目配套风险而采取的正确决策。
1982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周期，特别是1984年提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并进行信贷体制改革，使中国出现改革开放以来15.3%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催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继而引发了中央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来抑制经济进一步过热的倾向。
1987年中国通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生产稳定发展，经济增速达到11.6%。1988年，主要由于“价格闯关”的影响，以及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的迅速增加，中国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迅猛攀升，分别达到18.5%和18.8%，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再次进行治理整顿，通过实行财政和货币的“双紧”政策进行调控，不过由于力度过大过猛，在物价水平有所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992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1992～1994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4.3%、13.9%和13.1%，为了避免经济过热带来通货膨胀等问题，中央银行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然而，从1997年起，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冲击，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宏观调控又开始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中国经济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也比较低，使中国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这一经济周期也戛然终结，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4.2%分别下降到9.6%和9.2%。
由于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推行，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短时被推高到10.6%，但由于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后续消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呈现逐渐回落趋势，直至2015年下降到6.9%，当前，这一经济周期仍然在进行中。
归纳以上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投资过热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供给短缺情况下扩大投资造成的经济过热，而由此导致的紧缩性调控又带来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某些释放生产力的体制改革或者政策调整，会提高国民经济某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并增强全社会投资的信心和热情，然而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又往往受到“短缺”部门的制约而导致经济过热。1977～1981年经济周期、1982～1986年经济周期主要属于这一类型的经济周期。（二）通胀推动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价格“双轨制”改革带来的物价上涨，需求受到通胀预期的刺激而趋于过度旺盛，而随后治理通胀的紧缩性措施又引起经济增速下行。价格“双轨制”使原来主要由计划定价的商品价格部分地改为由市场定价，市场价格通常要明显高于计划价格，这一改革增强了通胀预期，引发了对部分商品的抢购潮，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的扩大，但也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就主要属于这种性质的经济周期。（三）外部冲击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国际市场的变化带来的出口需求冲击，出口需求的高速增长或者突然下滑带来经济的周期波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出口额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趋于攀升，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加显著。1991～1999年的经济周期中，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后接踵而至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和欧美国家的进出口额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受此影响经济增速也不断下滑，并最终在1999年达到7.6%的周期性谷底。（四）结构升级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需求结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而需求结构的再度转变又带来产能结构性过剩。2000年以来，由于“入世”的影响和城镇化的推进，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并带动了出口型工业生产投资增加，城镇居民对房地产和汽车的需求增加又促进了重化工投资的增加，最终拉动中国经济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到来，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戛然而止，经济增速在2009年陷入谷底。2010年中国经济在大规模投资政策的刺激下出现强力反弹，但是由于国外市场的需求疲弱，国内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需求结构出现了逆向转变，而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的产业结构扭曲效应也需消化，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新一轮节节下滑，至今尚难改其颓势。（五）政策诱导型经济周期
这一经济周期源于宏观调控措施的过紧或过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过热或过冷。这一经济周期很多时候是和其他经济周期叠加在一起，有的本身构成其他类型经济周期的一部分。1977～1981年、1982～1986年和1987～1990年的经济周期就带有很强的政策性特征，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就是这种经济周期政策性特征的生动描述。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虽然主要是需求结构逆转带来的，但也受不适当的大规模政策刺激的影响，带有一定的政策性特征。三 中国发展阶段对周期需求管理的影响
中国是改革和发展中的国家，并且政府又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政府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在某些时候甚至是中国政府的宽松或者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形成，特别是周期需求管理一直在宏观调控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可以说，对于历次经济周期波动，中国政府都要毫无例外地诉诸需求管理，并且往往能够达到基本符合预期的调控目标。
那么，中国经济周期需求管理之所以往往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需求管理的有效性和中国发展阶段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资源绝对过剩，但中国全社会的供给能力又处于短缺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当经济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时，政府就可以通过扩大信贷和增加支出鼓励社会投资，并且由于投资增加的幅度足够大，以至于能够基本消除经济下行的压力，帮助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增加的投资带来的新增供给能力，能够被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化，从而不会导致政策性产能过剩。这也是为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周期都呈现政策性经济周期的原因，政府通过扩大需求或紧缩需求的政策，几乎可以重新启动一轮新的经济周期，而不会导致明显的产能过剩。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力量在逐步增大，政府的干预能力却在下降。这主要是相对于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国有企业和公共财政，股份制企业、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但是要么由于力度太小不会立刻取得明显的效果，要么是力度太大对市场主体行为造成扭曲，并最终加剧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程度，政府再也难以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经济具有强有力的控制力。客观说，这是中国进步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发展的体现，带有一定的成熟市场经济常有的经济周期的特征，即产能过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对冲这种影响，中国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当时也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力度偏大，导致产能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产能结构性过剩进一步趋于严重。2010年后，为了应对增速节节下滑的经济局面，中国政府实行了较为持久的微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避免了经济的过快下滑，但是经济下滑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综上所述，中国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中国周期需求管理作用也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即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中国政府主要依靠控制投资规模的需求方管理措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效，这也要求中国政府在面对新类型的经济周期时，也要根据发展阶段特征和经济周期特征，灵活制定和推行新的更具创新性的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要更加注意使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发展相结合，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第三节 当前阶段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同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再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需求不足型经济周期，逐渐更多地呈现出供给过剩型经济周期特征，这也直接导致那些以刺激投资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失去有效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即在短期刺激投资需求的同时也扩大长期供给的凯恩斯式的宏观调控方法，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再具有适用的土壤。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究竟应该采取何种类型的宏观调控方法，才能有效避免经济波动，并且又能促进经济长期较快增长呢？这是当前需要迫切回答的一个问题。一 政府需求管理能力的变化
当前经济下行周期具有供给过剩的特征，虽然需求管理不能完全应对这种类型的经济周期，特别是绝对供给过剩的情况，但是至少可以扩大对非绝对过剩行业的需求或者鼓励投资长期仍有需要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经济周期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府具有较强的需求管理能力，如果政府缺乏足够的需求管理能力，那么它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从而需求管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周期主要是在供给短缺情形下的经济周期，政府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是引发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从而政府的需求管理能力也是超强的。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刺激供给会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而通过抑制需求会降低经济过热，因此，这一阶段的需求管理主要是紧缩需求而不是扩大需求，并且这种紧缩需求由于主要是限制投资需求，事实上也具有限制长期供给能力在短期内过快增长的作用。这一阶段政府紧缩需求的调控手段主要包括严格项目审批、收紧银行信贷、减少财政投资性支出等手段。由于此时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还很大，银行信贷管理还是实行的贷款额度管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的投资项目审批权都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省级计划委员会手中，政府通过红头文件通知和直接的计划管理手段，能够有效地将膨胀的投资需求迅速遏制住，虽然结果可能会带来经济“硬着陆”风险，但是仍然能够较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目标。表1-3显示，1981年、1986年和1990年等经济增长率处于周期谷底的年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也达到谷底，1981年为-1.1%、1986年为15.2%、1990年为-54.2%。这表明政府紧缩需求时紧缩的主要是投资需求，并且力度往往超过预期，导致经济“硬着陆”。但是，由于政府对投资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经济在“硬着陆”后，随着政府新一轮刺激投资需求政策的出台或者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的推进，又往往能迅速走向新一轮的周期性上升通道。这也表明，启动经济时采取的刺激投资虽然会导致长期供给能力的增加，但是由于供给短缺的存在，增加的供给能力能够被需求有效消化而不会导致产能过剩。这也能表明，此时政府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是符合供给长期变化趋势的，所以能够很好地将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完美结合，推进经济实现一轮接一轮的增长，这时政府需求管理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需求管理的能力明显减弱。这是由于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无论是对外开放程度、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还是可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都已经与改革开放的最初若干年不同，政府宏观调控能够直接利用的行政性手段已经减少，而市场性手段则受到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制约。同时，经济不景气时市场性过剩特征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现，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带来的新的供给能力并不一定能够被需求有效消化，至少不能在短期被有效消化，使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也大打折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滑，为了应对其不利影响，政府实行了基本类似于“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次调控采取的主要是间接性手段，并且特别重视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是，由于冲击来自外部，并且受到人民币币值要保持稳定的制约，国内的政策很难对外部市场产生影响。银行由于没有中央银行的硬性信贷配额限制，也出现了“惜贷”的情况，致使1997年、1998年和1999年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下滑，2000年才略有好转，2001年以后受“入世”的刺激，中国经济才再次步入增长快车道。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力度还是比较适当的，减少了经济波动的程度，静待“入世”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新的发展机遇，来帮助摆脱经济困境并步入新的高速增长通道。不过，这次调控也从侧面表明，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问题，政府需求管理的能力已经出现明显下降，已经无法通过政策刺激来启动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了。
由于2009年大规模政策刺激的影响，地方债务规模迅速攀升，更进一步降低了政府需求管理的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中国政府试图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刺激计划来对冲其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危机冲击来自外部，这种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刺激无法直接作用于出口部门，只能助推投资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热潮，虽然在总体上确实使中国避免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局面的出现，但是由于供给结构受到严重扭曲，经济在出现反弹后再度掉头向下，需求管理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稳定经济的作用。同时，最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刺激计划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使中国面对继之而来的主要由结构转换带来的经济周期性下行时，缺少了强有力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通过需求管理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能力进一步受到削弱。因此，面对经济增速的节节下滑，还需要努力寻找能够将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的调控方法。表1-3 1978～2014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关系续表续表二 当前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
当前中国处在经济周期何种阶段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应该说，这一轮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漫长和最复杂的经济周期。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因为结构转换是引起这一轮经济周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有上一阶段带有一定盲目性的过快发展形成的供给结构与现有甚至未来的需求结构错配严重，这些都加剧了经济周期下行的压力。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当前中国尚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真正要过渡到新常态阶段，还应有3～5年的结构调整期。（一）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重化工业生产增速下降，部分重化工行业生产甚至出现萎缩。但是，与此相反的是，这些行业的产能却没有下降，甚至受前些年盲目扩大投资形成的新产能的影响，行业总的产能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都是典型的产能结构性过剩行业。（二）需求不足型周期与供给过剩型周期叠加
2010年以来经济出现周期性下行，最初源于房地产市场和出口市场需求的系统性下降，具有较为明显的需求不足型周期特征。但是，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不仅没有随着时间而消解，甚至由于盲目投资带来新产能的增加而更加严重，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相互加强，使经济周期性衰退的程度更加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周期的需求不足型特征逐渐减弱，供给过剩型特征更加突出，治理经济周期的重点已不是如何启动需求，而演变成如何消减供给过剩。（三）通货紧缩特征较为突出，工业企业赢利能力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害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再加上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许多工业品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都经历了深度下跌，对工业企业的赢利能力产生了明显影响。例如，由于受到需求减少和供给增加的双重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一落千丈，导致许多石油公司盈利急速减少。对于中国而言，石油行业本身尚不属于绝对过剩行业，但即使如此，在原油价格下跌的冲击下，石油企业盈利也比上年出现大幅下滑。煤炭生产企业则受到煤炭价格下跌和需求萎缩的双重冲击，亏损进一步加剧。（四）经济周期呈现结构性危机特征，工业生产增速过快下滑，服务业发展基本平稳
中国服务业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在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中国服务业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相比工业化的速度仍然比较低，所以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目前，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势头明显减弱，服务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社会资源用于工业发展的部分减少，可用于服务业发展的部分增加，服务业发展的波动远远小于工业，现在基本上已经停止向下调整，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通道。因此，当前经济周期性衰退，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增速的大幅下滑，服务业发展则保持相对平稳，经济周期具有某种结构性危机的特征。（五）经济运行中的杠杆率过高，企业负债上升和地方债务居高不下加剧金融风险隐忧
由于消费长期受到抑制，社会资源的大部分被配置在投资领域，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居高不下。同时，由于部分行业面临的是需求趋势性的减少和产能的绝对过剩，这些行业中的很多企业难以通过未来的盈利来弥补亏损和偿付债务本息，这种债务累积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工业生产下滑导致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减少，土地财政也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而不可持续，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也难以得到有效提高。经济运行中的杠杆率过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又缺乏足够的偿债能力，只能通过债务延期或者举借新债来予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累积，成为经济平稳运行的最大隐忧。（六）市场退出机制不畅，迟滞了经济复苏的进程
产业结构的较快转化可能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是当需求不足或者供给过剩出现以后，经济通常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功能，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使需求或供给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企业也逐渐恢复正常的盈利水平。但是当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时，或者政府为了维持就业稳定而对国有企业救助使其过度生产，或者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违反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而继续举债亏损经营，使产能过剩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市场需求和供给难以尽快达到新的平衡点，就会延迟经济复苏的进程，使经济周期性衰退时间延长。当前，中国重化工行业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有些企业的规模之大已经被政府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命脉，政府不仅无法下决心使其破产，甚至也不舍得让社会资本对之进行并购，这种市场退出机制的不畅影响了经济周期性的自我调整进程。（七）结构转换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抑制了经济复苏步伐
2010年的经济周期已经主要表现为供给过剩的周期，有些行业由于面临需求的长期性、趋势性的回落，其供给过剩已经变成长期的绝对的供给过剩。根据中国以往经济周期的表现，要么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再度放松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要么是需求结构转换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转换助推经济走向复苏并最终达到新的更高增长水平。但是，当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早无重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能力，同时需求结构的转变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并不会推动经济达到新的更高增长水平，反而会使其变得更低，从而不仅不会缩短经济复苏过程，反而会延长经济复苏过程。这主要是上一轮较快增长的终端需求需要更大程度的迂回生产来满足，而新一轮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终端需求所需要的迂回生产的程度相对较低，从而带动的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幅度也较为有限，降低了均衡增长率水平。（八）局部地区受到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出现区域性经济风险
在本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主要是重化工行业以及相应的上游资源类行业，这直接导致我国东北地区、山西省和陕北地区等地方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甚至多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从而出现区域性系统经济风险。东北地区既是石油、矿产等资源大区，又是重工业的集聚区，其他行业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又偏低，经济调整对该地区的冲击就显得格外严重，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不少企业的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经济社会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同时，本轮经济调整也对部分出口行业产生了较严重的冲击，导致部分以出口型经济为主的地区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亏损或破产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当地的财政收入、社会事业和房地产市场等也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温州和东莞等地区就属于这类情况，区域性系统经济风险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三 供给侧改革：治理经济周期衰退的主要途径
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性质主要是供给过剩，带有很强的结构转换性质，治理这样的经济衰退需要更多有效的政策组合，无论是单一的需求管理还是单一的供给管理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而是要综合使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等手段，既要避免需求的过度下滑，又要削减过剩的产能，同时还要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形成能够满足长期发展需要的新产能，并通过体制改革保证新产能可以顺利地自动创造出相对应的需求。
需求管理要灵活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设定一定水平的赤字率适当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配合以相对宽松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政策，保持经济运行环境的相对宽松，避免支出和债务的过度紧缩形成恶性循环以及由此带来的悲观预期。在利用需求管理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环境的同时，更要重视供给管理，特别是要采取措施去库存和减产能，使有效供给能够基本适应有效需求，促使供给和需求在新的均衡点附近达到平衡，提升企业赢利能力，改善企业财务状况，逐步使经济摆脱衰退状态。更重要的是，供给管理还要重视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消除抑制这些行业需求的不利因素以释放有效需求，通过财税和金融等政策鼓励这些行业供给能力的相应提升，并且要注意避免地区恶性竞争可能带来新的过剩产能，努力创造环境使这些行业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周期的根本动力。
尽管供给管理是治理本轮经济周期衰退的主要途径，但是，供给管理并不同于需求管理，后者更多地采用“相机抉择”的策略，通常能够根据某一阶段经济波动的具体特点对财政货币政策进行灵活调整，而且以往阶段的改革也使相关的政策操作工具和政策传导机制基本得到完善，然而供给管理更多依赖长期体制安排，除了部分尚需要商榷的行政性手段之外，还需要借助更深层次的甚至是系统性的体制改革，才能破除影响供给管理有效性的障碍性因素，即使是一些短期性的政策性的供给管理措施，很多时候也需要更为畅通更为合理的体制安排才能达到其所预期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供给管理还需依赖更为彻底的供给侧改革才能充分发挥有效应对当前经济衰退的作用，并促进经济的早日复苏和步入新的增长通道。第二章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背景与意义第一节 中国“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先是出现急剧下滑，接着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开始迅猛回升，继而又逐步下探，并延续至今。尽管这一轮经济周期波动持续的时间已经长达6年，但是各方关于这轮经济周期性质的争论却远未停息，特别是关于这一轮经济周期究竟是供给周期还是需求周期，更是众说纷纭，并影响到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和把握。本部分试图在展现各主要经济指标走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准确把握供需之间的变化关系。一 宏观调控四大目标的再平衡
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目标变量的走势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当前经济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新常态”的特征。（一）宏观调控目标变量的走势变化
1.经济增长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逐步逼近长期潜在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尽管经历了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是总体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达到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也达到8.6%。图2-1描绘了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情况。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波动，分别形成了四个较明显的波谷。第一个波谷出现在1981年左右，第二个波谷出现1990年左右，第三个波谷出现在1999年。第一个波谷的出现是政府为遏制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而主动从严调控的结果；第二个波动的出现则是受政治风波和国际环境影响的结果；第三个波谷的形成主要由外部冲击所致，即中国经济受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第四个波谷开始形成于2012年，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长率都为7.7%，2014年经济增长率略微下降至7.3%。第四个波谷形成的原因较前几次波谷的形成更为复杂，既有外部冲击方面的原因，更有结构调整方面的原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变化，第四个波谷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即逐渐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区间中枢，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30余年的“超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或许正在逼近其长期潜在水平，并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图2-1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2.物价水平结构性分化，通货膨胀更多体现为成本推动而非需求拉动
2012年以来，物价水平走势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1978～2014年CPI和PPI的平均涨幅分别为5.1%和3.8%，2012～2014年CPI和PPI的涨幅分别为2.4%和-1.8%。在新的阶段，不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持续明显低于平均值，而且CPI和PPI呈现出涨跌反向分化的态势，后一特征直接导致CPI和PPI涨幅差距扩大至4.2个百分点，远高于0.9个百分点的历史均值。CPI和PPI之间的走势分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影响物价走势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即由需求拉动转化为成本推动。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进入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过渡的换挡期，需求趋于疲弱，导致CPI和PPI的涨幅双双回落，PPI甚至由此进入负增长区间。然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房地产资产价格的高企，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商业租金等成本升高，从而使CPI的涨幅回落速度远低于PPI。而且，成本推动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图2-2 1978～2014年中国物价水平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
3.城镇失业率将继续维持低位水平，但结构性失业现象将有所加重
图2-3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情况。从图2-3中不难看出，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存在先降后升继而趋于稳定的这样一种趋势。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较快速的下降。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国有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逐渐抬升了城镇登记失业率，2003年达到4.3%的峰值，此后逐渐趋于稳定。2011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但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甚至还低于之前许多年份的失业率。2012～2014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只有4.1%。经济增长的放缓并没有明显影响失业率，主要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经济波动对劳动力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新增城镇就业人员的多少方面，而不会对城镇失业率产生明显影响，特别是当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时更是如此。图2-4就表明了这一点，即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中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分别达到1188万人、1138万人和1070万人，虽然较2009～2011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略有减少，但仍高于2008年以前的水平，从而表明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对城镇失业率的影响仍是比较微弱的。尽管如此，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有所加重，特别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主要受大学教育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脱节的影响，而且过于理想化的就业理念也加剧了摩擦性失业；农民工则受城市化成本上升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然而由于本地就业又不充分，半失业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图2-3 1978～2014年城市登记失业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图2-4 1978～2014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变化情况
注：此处的新增城镇就业人员数指年末城镇就业人数比上年末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