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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5 04: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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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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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秘闻

蒋介石秘闻试读:

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一直人们眼中的蒋介石都是反派的,卖国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第一章 蒋介石和宋美龄

闲话宋美玲毁掉陈洁如和蒋介石幸福婚姻的往事

一九一七年,

宋美龄

从美国韦斯理学院毕业回国。十年的美国生活,使这个二十出头的少女,已经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只剩下那付实在无法改变的东方面孔了。她对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不适应,总是以挑剔的眼光来批评国人的落后,愚昧和脏乱,以至于其父亲曾怀疑,当初把她送出去学习是否正确的选择。虽然她自我感觉良好,不甘仅仅作一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但并没从美国学得能够真正自己安身立业的一技之长。史料显示,从她回国到嫁人的十年间,她既没有成为职业革命家,也没有做过任何实业性的工作,除了在一些文化机构挂挂虚名,能够拿到台面上说说的工作,就是帮教会做做慈善工作。她要想出人头地,按照今天的通俗说法,就是要伴大腕。她曾对其二姐说过非英雄不嫁。举目望去,谁是她心中的大腕和英雄呢?

虽然寄存于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的日记,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与陈洁如以及宋美龄之间的关系的敏感段落,被蒋介石用毛笔删去,但从近年出现的散见于各处的大量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宋美龄是如何看上蒋介石这个大腕和英雄,而后一步一步,摧毁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幸福家庭,成为当时蒋总司令夫人,以及为宋陈两家的发达,鞠躬尽瘁的漫漫历程。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陈洁如是在张静江家中。这年,四十三岁的张静江取了十八岁的朱逸民为续弦。朱逸民是陈洁如的同学,好朋友,大陈洁如五岁。婚后,她经常邀陈洁如来家中闲聊。蒋介石随孙中山来看张静江,见到了正在张家的陈洁如,他立即被陈的文静清纯所倾倒。饭后,他不顾孙中山等人在场,色迷迷地望着陈洁如,要送她回家,遭到断然拒绝。

陈洁如出身于上海一个殷实的纸商家庭。母亲受过很好的教育,知书达理。陈洁如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不仅受到传统的教育,而且还上过新式女子学堂,英文读写流利。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就受到赞扬,被其称之为聪明的革命女性。

陈洁如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蒋介石三十二岁,之前已有过二次婚姻和一个儿子。陈洁如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交往,陈洁如对蒋介石亦无好感。蒋介石追女人,也象他日后处理政治事务一样,霸道,固执和偏激,非达到目的不可,甚至不惜个人声誉。

据陈洁如本人回忆,蒋介石遭到拒绝后,痴情不改,对陈一直死缠不放,在路上堵,往家里找,要陈答应与其交往,陈被缠得没办法了,只得答应他做一般的朋友。

蒋介石很有得寸进尺的本领,且性情急躁,第二天就要请陈洁如吃饭,并非去不可。饭后,蒋介石要带陈洁如去见他的姐姐,陈不知道蒋介石根本没有姐姐,不疑有诈,跟着蒋来到一家豪华旅馆。蒋对陈说,他姐姐就住在里面。陈洁如跟着蒋介石进入一个房间,蒋马上将门栓住,对陈动手动脚,试图强行不轨。陈大喊大叫,对蒋又踢又打,眼看旅馆里的其他客人就要听到叫声和打声,蒋介石才尴尬地将房门打开,把陈放了出去。好在当时中国还不是一个法制社会,要是在美国,蒋介石的麻烦就大了,也许日后再无革命党人敢用他了。事后,陈洁如不理蒋介石了,但蒋不愧是追花高手,第二个星期就写信来道歉:“现在我拜倒在你裙下,求你快说你会原谅我,再和我说话吧。让我今天就来看你!”

真正让陈洁如原谅蒋介石,并对他有了些许好感,是在陈洁如父亲的祭拜灵堂里。一九二一年九月,陈洁如的父亲突然心脏病发作,撒手西去。蒋介石身着孝服,秉烛持香,在陈父的灵柩之前,长脆不起,悲痛万分。陈洁如心想,一个人能这样哀痛地悼念自己喜欢女孩的父亲,至少能看出蒋介石对她的诚心和爱意。

陈洁如还在戴孝的日子里,蒋介石又托张静江的太太,陈的同学和朋友朱逸民前来说媒。朱告诉陈洁如,蒋介石还在疯狂地爱他,希望她与蒋介石配成一对,帮助这些革命者成功。陈还是没松口,心里没底,再一次问朱逸民,蒋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朱对陈说,男人没有好坏,只有强弱!这一极端功利,没有是非的回答,预示了陈洁如未来婚姻生活的风险。

蒋介石见朱逸民还没说动陈洁如,又求张静江亲自向陈洁如的母亲提亲。张静江向陈母担保,蒋介石的工作和经济都没有问题,革命者在经济上得到革命团体的资助,孙中山将派他到陈炯明的军队工作。张静江告诉陈母,蒋介石是个前途远大,足智多谋的人。起初,他一直想接近孙中山,但孙中山并没有特别注意他。陈其美和张静江不断地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孙也没有对蒋介石表示特殊的热情。陈其美死后,蒋介石亲自写信给孙中山,抱怨孙中山对其不理不睬,表示要像过去效忠陈其美那样效忠孙中山。孙中山终于被打动,不久就与蒋介石共商革命大计了。陈母被蒋介石的故事深深吸引,由反对这门亲事转而极力赞成这门亲事了。

蒋介石也乘胜进攻,抓紧机会向陈求婚。他的求婚方式特别奇异和残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弹簧刀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心里的话。如果你答应嫁给我,依民国的法律,你就是我唯一合法的妻子。如果你不相信我真心爱你,让我用另一种方式证明给你看。只要你愿意,我就用这把刀切下我的一根手指,让你知道我的真心。我用血来发誓,此情不渝。”此刻,陈洁如吓得半死,心中亦非常感动,那时候的女人,能得到如此热烈的山盟海誓,还有什么不愿付出,别说是同意嫁给他,就是要和他一起去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一个纯真的少女,就这样落入了蒋介石这个情场老手的怀中。

陈洁如本无正式的名字,在答应蒋介石求婚前,大家都叫他的乳名,阿风。蒋介石与陈订婚后的一天,以无比怜爱的眼光望着她,对他说:阿风是你的乳名,依中国的传统,我替你取了个名字,与你非常相配,你以后就叫洁如。从在张静江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想到了这个名字,你正如天使一般纯洁,洁白如玉。亲爱的洁如,让我成为第一次成为用这个名字称呼你的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陈蒋的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证婚人张静江,男方主婚人戴季陶,女方主婚人陈母。

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不久,发现被蒋介石传染上的性病,这与《金陵春梦》中所说竞有吻合之处,可见该书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陈洁如受到惊吓和打击,曾有愤然离去的念头。原来蒋介石在与陈结婚之前,曾不时光顾风月场所,染上了梅毒,还未根治就与陈结婚。医生批评了蒋介石,并告之二人,治愈之后,可能无法生育。蒋得知这一情况,为了表示忏悔,再一次发誓,一辈子不会离开陈,并一生不沾烟酒,连茶和咖啡也不喝,只喝白开水,以示惩罚。陈洁如又被他说服了,又一次原谅了他。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宽恕又能如何。蒋介石的誓言除前半部分没做到,后半部则坚持了一生,可见他还是有些定力的。最近看边到蒋介石的日记中曾提到宋美龄也曾小产过,正说明这陈洁如的这一经历言之有据。蒋先生得过性病后,他老人家的那种无法发育健全的蝌蚪,放到哪都避免不了流产的命运。

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一起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陈不但要照顾好蒋介石的生活,处理公文信件,还要夹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之间,协调他们的关系。据说,蒋经国去俄国留学,蒋介石本不同意他去,认为这块木头毫无用处,花不起这笔钱。是陈洁如说服了蒋介石才得以成行。蒋经国在俄国的行囊被盗,蒋介石不肯寄钱给他,还是陈私下筹钱,背着蒋寄去的。

从蒋介石对陈洁如一见钟情,到婚后对陈洁如的怜香惜玉,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陈在婚后的表现和他们生活是相当满意的。他曾对陈说,这一生有三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两个,一是娶了陈作妻子,二是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第三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把中国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只要第三个目标实现,我们就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夫妻了。

正当陈洁如沉浸在与蒋做全中国最快乐的夫妻的美梦中,已经有人在打蒋介石的主意了。蒋介石在惠州大捷之前,虽为黄埔军校校长,但在国民党内尚无地位,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宋氏姐妹只是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军人,并未予以特别关注和敬重。有一次孙中山介绍蒋介石夫妇与宋蔼龄,宋很谈漠和不礼貌地把头扭开,弄得孙中山先生都很尴尬。宋美龄见到蒋也装做视而不见,对其非常冷淡。惠州大捷之后,蒋介石已经掌控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是国民政府中炙手可热的人物。那年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孙中山死后,在国民党内实际已无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了,他正逐步成为国民党中新的领袖。宋家姐妹才蓦然回首,关注起这个当年的吴下阿蒙了。

几十年后,宋美龄为了掩饰当年她们姐妹对蒋介石的轻蔑,曾对人说,一九二二年她在孙中山家中笫一次见到蒋介石就被对方迷倒了。他远比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两人一见钟情,当即交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了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曾。

大陆最近出版的《蒋介石与宋美龄》一书则是另一种说法:蒋介石一九二二年底在孙中山家中见到宋美龄绰约多姿,当即为之倾倒,要求孙中山撮合两人的关系。此事遭到宋庆龄的反对,回答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其嫁给一个在广州城里有两三个情妇的男人。而孙中山的态度却十分暧昧,劝蒋介石等一等吧。

如果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看,可以说是妹有情来郎有意。然而从史实来看,即使第一种说法出自宋美龄之口,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信度不高的。蒋宋二人如果在一九二二年就情投意合,以蒋介石急躁的习性,他们的联姻决不可能在五年之后才发生。再者,蒋介石与陈洁如一九二一年底才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婚礼曾得到孙中山的祝福和赞美。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精神领袖,多少也要顾及自己的形像,不太可能明知自己的部属新婚燕尔,还纵容其吃着碗里的,伸手去捞锅里的,叫蒋等一等。从蒋介石来看,他为了把陈洁如追到手,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此时还沉浸在欢娱与甜密之中。事实上,一直到北伐军攻克九江后,蒋的心思都还在陈的身上,他一九二五年曾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洁如赴汕……为情磨缠绊,怜耶?恼耶?欢无已时。”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伐中给陈洁如的每一封信都表达了对她的思念和关爱之情。只要要军情许可,蒋总会将陈接到军中,以释思念和怜爱之情,陈也很有分寸,从不干政,只是协助蒋处理日常电信文件。要说一九二二年蒋介石就动了弃陈追宋念头,与宋鸿雁传书,暗送秋波,无论如何有些牵强。

宋美龄要接近蒋介石,就得对蒋介石的私生活有所了解。宋美龄和宋蔼龄精心设计了一个晚会。据陈洁如回忆,在此之前,无论他们夫妇,还是蒋介石本人都不曾被邀请参加宋氏姐妹圈子里的任何活动。破天荒地受到邀请,蒋介石显得有些受宠若惊,认为这是拉拢孙中山亲戚的一个良机。而陈洁如则有点不知所措,本不想去,最后被蒋说服,接受了邀请。但蒋陈二人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次聚会,是宋美龄对蒋陈婚姻的一次公开挑战或叫板的前奏。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宋氏姐妹不断地向陈打听蒋介石的脾气和蒋与前妻们的关系,两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宋霭龄对陈说:“蒋夫人,你曾和你的丈夫吵架吗?”当陈告诉她,迄今为止还没吵过,两人过着互相尊重的生活。她又问:“蒋介石的的坏脾气是出名的,他从来不骂你吗?如果没有,你一定是忍耐的化身,才不曾同他吵过架。”

宋美龄连忙接过话:“据孙先生说,介石稍不称心就暴跳如雷,是真的吗?当然我并不相信。不过一个坏脾气的男人总比一个没有脾气的男人好。”接着,她又问蒋陈的婚姻,蒋的原配毛氏反不反对,有没有出来为难,毛氏对陈是不是态度很坏。陈告诉宋美龄毛氏是佛教徒,温良贤淑,不理俗事,蒋陈的婚姻曾得到毛氏的同意。宋美龄又追问蒋的第二任太太姚氏,当陈告诉宋,她们结婚时,姚氏收了蒋五千元,已放弃了与蒋的关系,宋氏姐妹露出会心地一笑,似乎心里已经有了底!

陈洁如在宋家花园中散步时曾听到宋霭龄的大嗓门对陈的评论:“她只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主妇,怎么配作一个少壮派领导人的妻子,我们必须得想想办法”。宋美龄也不甘示弱大声叫道:“她象征着我国生活中的一道巨大的社会鸿沟,但我必须说,她有她的优点,她可以做一个农家的好妻子”。

其时,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宋美龄说道:“你想叫她怎样,她只是一个尚未开窍的孩子,给她一个自我发现的机会吧!她会学习的。不过我必须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好女人。”

过后,廖夫人曾对陈洁如说:最好远离宋蔼龄,同时别让蒋介石落入她们的圈套。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喜欢你,不希望你遭遇悲惨的命运。你不要忘了她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妹妹,这就是危险所在。

陈当时总觉得宋氏姐妹看不起蒋介石,加之蒋介石和陈已经结了婚,蒋介石曾以断指来表示对陈的爱恋与忠诚。宋氏姐妹是基督徒,而不破坏别人的幸福婚姻,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品质。廖夫人却警告陈:不要轻信宋氏姐妹,她们能抓到手的就一定会抓,蒋介石已是广州城里最重要的人物,是一条值得钓的大鱼了!

这些话源于陈洁如的回忆录,可信度是很高的。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宋美龄最终取陈而代之,宋间离蒋陈婚姻确有其事。而且当时有廖夫人见证。陈洁如在一九六三年写这本回忆录时,廖夫人还健在,她一九六一能从上海移居香港,还是通过廖夫人向周恩来疏通才得以成行。廖夫人为人清廉正直,与世无争,如果没有此事,陈绝不敢无中生有,把廖夫人扯进来,证明宋氏姐妹的所作所为。

应该说宋美龄这次向陈洁如的挑衅和叫板,还仅仅停留在试探阶段,因为她们对蒋介石的前程还吃不准,国民革命政府还仅仅局限于广州这一弹丸之地,革命尚未成功,蒋介石只是一支潜力股,有上涨的空间,他要想成为国民党中真正的领袖,还要看北伐能否成功。她们拉上了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急于与之打得火热,宋美龄的大姐和姐夫都是生意之人,她们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等到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统帅的革命军攻克武昌之后,宋美龄终于出手了。武昌攻克当日,她就给蒋介石发来贺电。蒋介石在给陈洁如的信中提到:“我很高兴意外地收到宋美龄发来的大捷贺电,并称我为英雄,我已复电致谢。”以宋美龄当时对革命涉足的程度和与蒋平时并不深的关系,她致电蒋介石,恭唯他为英雄,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然而,正是这种唐突之举向蒋暗示了醉翁之意。宋美龄的用心深远!从蒋介石的这封信里也可以看到蒋宋二人在此之前并无象宋美龄后来所说的那样,从一九二二年起就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否则蒋介石收到宋美龄的电报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北伐军占领九江之后,宋美龄专程托其姐夫孔祥煦给蒋介石带来亲笔信。在信中不仅称这位平日无甚交往,亦不沾亲带戚的蒋介石为大哥,还谦恭地以数月未能亲聆教诲为憾。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革命党内部的“宁汉分裂”帮了宋美龄的大忙。攻克南京前夕,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在苏联顾问鲍罗庭和共产党的参与下,举行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为了限制和制衡蒋介石在北伐中形成的军事和党政独裁,大会对原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层作了相应的调整。选举了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和中共党员谭平山,吴玉章等为国民党中常委,同时重新选举了政府委员,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人被选为常委,各部部长也作了重要调整。这样一来,北伐之初,国民党中央全会推选出的蒋介石中央常委主席和他的亲信张静江在战时的代理中常委主席的职务也悄然取消。至此,蒋介石除了北伐军总司令一职外,在党政部门已无实际职务。大会还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组织条例,规定总司令应对党中央负责,也就是党指挥枪在中国的最初尝试。而且大会拒绝了蒋介石关于国民政府移往南京的建议,确认武汉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面对政治上的全线失利,蒋介石沉不住气了,曾当着前来协调和解释的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廖夫人的面歇斯底里地要寻枪自杀。蒋介石的困境,给了宋氏姐妹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宋家姐妹深知,武汉政府虽然声势浩大,但内部矛盾重重,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工运和农运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左派国民党人与右派为要不要联共吵得天昏地暗;政府无法撑握一支真正效忠于其的军队;加之财政上又无真正的来源。尽管蒋介石已被武汉政府削去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权,但他牢牢地掌握了北伐军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军,而其他改编为国民政府的军队,名为革命军,实际上各怀私心,极易分化瓦解,将来都不是蒋的对手,武汉政府根基脆弱,垮是迟早之事。宋家和孔家要想在政治特别是经济上有大作为,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非靠蒋介石的枪杆子不可。宋美龄当机立断,托付宋蔼龄去见蒋介石。而蒋也想通过宋氏姐了解武汉方面的内情,两人一拍即合,举行了一天的密谈。

据陈洁如说,会谈之后,蒋向她述说会谈的内容。宋蔼龄不愧是生意场中的高手,对蒋介石又捧又打。宋对蒋说:你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你愿意让你这颗新星下沉得和上升一样快吗?你愿意让共产党把你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吗?你拥有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的精神,但只有精神无济于事。要想成功,需要势力,金钱和特权。这些你一无所有,不宋过你还有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我们可以谈一笔交易,我们将用我们的影响去分化武汉政府,策动宋子文与你合作,联合上海的银行家帮助你,供应你北伐所需的经费与军备。你必须与宋美龄结婚,在南京政府成立时,任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尽管蒋宋密谈的内容在遣词作句和语气上经过蒋的转述和陈洁如的复述与宋的原话也许不会字字相同,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按照时下流行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与会谈内容如出一则辙历史事实,早已确定了其内容的确实可靠。

宋蔼龄空手套白狼终于与蒋介石做成了一笔只挣不赔的买卖。事实上宋氏姐妹,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都没有人缘和本事拉拢武汉政府的人才,分化武汉政府,更无法获得上海的中外资本集团的支持。最后连宋庆龄,何香凝这些被认为孙中山的谪系传人都没争取过去,直到国共大打出手,孙中山的这两位旗手,仍在共产党一边。宋子文曾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内,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上海,试图帮武汉政府控制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财权,筹集款项,但无人买帐,无功而还。可见中外资本家们都是有眼光的,并不是某人有某名牌大学金融硕士或博土的头衔,会讲几句英文,就可以获得他们经济上的支持,他们看重的是实力,谁能用枪杆子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支持谁。即使没有宋氏姐妹,没有孔祥熙和宋子文,他们看中了蒋介石,也会主动来找蒋合作。不知蒋介石在宋霭龄的捧与打中,是不知其本身的价值,过于自悲,还是被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气得不知所措,或许假装糊涂,乐得送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顺水人情,自己再来一段红绡帐里卧鸳鸯,反正宋美龄委托其姐做的这桩买卖是成功了。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分化瓦解,国民党的许多要员也在汪精卫的带领下,投入了南京政府的怀抱,这是国共反脸,政府缺乏经济和军事基础,以及政客们趋炎附势所造成的,宋孔两家的作用十分有限。

蒋宋密谈后,蒋介石为了摆平陈洁如,要她为国家的利益暂时离开五年,由张静江的两个女儿陪同前往纽约留学。陈出国前,蒋介石为了使陈母相信,他五年之后会与陈恢复夫妻关系,曾举着香烛在陈家供奉的佛祖面前发誓,如果食言,将任佛祖惩罚,他和他的南京政府将在二十年内毁灭。陈洁如的母亲见蒋这么虔诚,反过来劝陈顾全大局,成就蒋的大业。陈终于被说服,前往美国。然而这一脚跨出,她这一辈子就不可能与蒋再做全中国最幸福的夫妻了,真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但是,蒋介石在佛祖前的戏言,在二十年后竟变成了事实,他的数百万军队和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灰飞烟灭,只得逃往孤岛台湾。是天意还是巧合,只好留与后人在茶余酒后,话长论短了!

当蒋介石把陈洁如摆平之后,这才与宋美龄在上海有了十来天的谈婚论嫁的交往。其间,蒋介石虽有过暂短被逼下野,但仅仅是名义上的,是做舆论看的,实际上他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北伐的精锐。在宋美龄的眼中,他没有掉价,他们的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正式结婚。宋美龄从北伐前在广州的家庭晚会上投石问路,到后来的晓之以利,动之以情,终于摧毁了蒋介石已经建立的家庭,把中国当时最有实力的蒋总司令俘虏了。当时,蒋介石曾在申报登一启事: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公然否认这蒋介石与陈洁如长达七年婚约的存在。这种明摆着的事都要扯谎,可见政治人物是多么无情无信,难怪古人曾有“悔叫夫婿觅封侯”之说。陈洁如在美国得知这一启示,才知上当受骗,几次想自杀,均被人劝阻而未果。

据说,陈洁如后来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去香港之前,定居上海,做过泸湾区的政协委员。她移居香港之后,写了一本披露自己与蒋,宋关系的回忆录,曾遭到台湾方面的威胁和利诱,不得不放弃出版。在她有生之年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和社会的看法。真是死难瞑目!

蒋宋的婚姻,虽是一场利益婚姻,但主动者并不是蒋介石。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研究蒋宋关系的书籍都认为,是蒋介石为了争取江浙资本和西方列强的支持,主动追求宋美龄,靠着宋孔两家的帮助,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同时也形成了亲西方的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统治中国的格局。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在与陈洁如这段婚姻中背信弃义,但要说他主动出卖自己原有的幸福家庭,追求宋美龄却是强加于蒋的不实之言,他背了几十年的黑锅。在蒋宋这桩政治婚姻中,是宋美龄为了自己和宋孔两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主动地,有预谋和步骤地,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蒋介石的私生活,最终反客为主。应该说没有蒋介石,就没宋孔两家的显赫,但没有宋美龄,蒋介石在当时靠实力形成的霸主地位应该不会因此而动摇。当时,宋美玲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当她高不成低不就,转了一大圈,找到了值得依附,最有潜力的强人蒋介石时,已经三十出头了,在那个时代,已是老处女了。而且蒋已经有了红袖添香之人。纵观那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圈子里的人,也已无够胆,够条件,娶她之男士了。她只有用尽心计,动用周围的一切关系,甚至置基督的基本教义而不顾,把蒋介石原有家庭关系摧毁,才能突被困境,达成目标。这乃雄心与家族使命之使然。

应该看到,宋美龄在当时以其留美的经历和孙中山的妻妹的身份,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蒋介石对她是仰慕和敬畏的,但这不可能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情。大陆电影《李双双》中有一句名言叫做“先结婚后恋爱”,蒋宋这段婚姻,也正是这样。在往后几十年的日子里,这种仰慕与敬畏,加上迟来的爱恋,也许是蒋介石与宋美龄能够长久厮守的基础。一个强势的第一夫人的存在和影响,使蒋介石流氓无产者和旧军人的霸道,固执,火爆和偏激的习性有所收敛,到晚年甚至还表现出几分西方绅土儒雅的风度。这些无疑是宋美龄言传身教的功劳。

有人认为宋美龄才貌双全,是蒋介石的理想的佳偶。貌取决主观评价,各人的尺度不尽相同,谁也说不清。宋美龄在政治上才干上的出色表现,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是西安事变,二是抗战中出使美国,争取美援。

从现在披露的史料来看,张学良和杨虎诚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之后,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以及各政治团体,在宋美龄到达西安之前,已与张杨达成共识,只要逼蒋抗日,不会伤害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派抗日团体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共同协调的结果。宋美龄来时,局势已经明了,张杨底牌已出,她的出现,充其量是为受到惊吓的蒋介石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道义上的支持,不可能起到了影响时局的作用。并非后来许多御用文人所说的那样,是深入虎穴,挽狂澜于既倒。如果换了陈洁如或某个家庭妇女,丈夫被关押,难道就会无动于衷吗?一个简单的类似于探监的行为,哪里值得这样吹捧!

一九四二年底,宋美龄出使美国,次年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曾赢得热烈的掌声,议员们多次起立致意。有人说这篇精彩的演说,够她青史留名,炫耀一生。美国时代杂志曾将其评为世界十大杰出女性。实际上,与其说议员们的掌声和起立致敬是为宋美龄的演说喝彩,不如说是为中华民族用血肉之驱,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所感动,向中华民族致敬。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性。如果以为美国朝野这么容易为宋美龄和她的演讲所倾倒,那就大错特错了。以当时的局势,哪怕是派一个只讲中文的第一夫人来演讲,也会受到美国朝野的追捧。五年后,同样是这位曾被美国媒体称之为雍容,高雅的第一夫人再度访美,寻求美国政府对于被中国人民所放弃,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时,不仅再也听不到喝彩,她在各处的演说和与总统杜鲁门的会谈,还被媒体称之为陈词滥调,了无新意。

尽管宋美龄在殿堂上大声疾呼美国人,大力援助困贫中国的抗日战争,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强调建立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但她私下的言行马上又给美国人抓到了把柄。

中国在当时是如此的贫困,在西部地区,许多家庭只能全家共一条裤子,而宋美龄生活之讲究,穿着之华贵,每天竟要多次更换丝绸床单,美国富人也自叹弗如。美国人不由得产生美国的援助都用到哪里去了的联想。后来有人向美方解释,宋美龄皮肤过敏,不得已而为之。但迄今为止,美国人还没见过有关丝绸可以防皮肤过敏的医学报道。

在与罗斯福夫妇的一次午宴上,罗斯福问道:如果战时煤矿工人罢工,她和蒋委员长会如何处理,宋美龄用手在脖子做了个断头的手势,令举坐皆惊。事后罗斯福夫人曾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她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宋美龄表里不一的风格,即使在她风光之时,也遭到知根识底的正直美国人的质疑。

其实,一个在政治上过于有才,恃才干预政治的第一夫人,对总统和人民而言,并非什么好事。一个安于本份,以照顾总统为已任的第一夫人,对总统本人和人民也不是什么坏事。从历史上看,不论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是如此。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合的背景和动机,决定了她不可能不通过干预政治来维护宋孔两家的利益。对宋美龄而言,蒋介石是她理想的丈夫,对夫人言听计从。从宋美龄的所作所为来看,很难说她是理想的第一夫人。国共之争,蒋介石其所以败于共产党,仅仅三年,尽失大陆天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普遍贪污腐败,人民对此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这种贪污腐败之风的兴起,是受孔宋两家贪污腐败的影响。是对孔宋两家的效仿和攀比。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孔宋两家能非法搞到国家的巨额财富,逍遥法外,与宋美龄的支持,保护不无关联。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下令进行一场关系到蒋介石政权生死存亡的金融改革,其重要内容就是要以金圆券为市面唯一流通的货币,不允许任何人持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币,持有者必须兑取金圆券。为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政府冻结物价,强行管制市场,违者依法惩治。

为了确保金融改革成功,蒋经国带着打虎队到上海督战,结果碰上了由孔令侃与孔令伟在前台,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幕后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抗战之后,通过宋美龄的关系,获得进口汽车,药品,钢材,染料的特权,同时还干着走私,逃税,套取官价外汇和垄断货源的勾当,两年间发了大财。蒋经国发现该公司公然对抗政府法令,不仅囤积货物,还将非法所得的黄金,美钞转移国外,曾一度将孔令侃逮捕。宋美龄知道此事后,立即将在东北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召回,叫蒋经国立马放人。从此各地商家也学着明一套,暗一套,对抗改革,搞得蒋经国无法继续干下去。此外宋子文也在广州顶着不执行改革的命令,自己也大肆转移资产于国外,整个金融改革竟毁于孔宋两家之手!中国人民不仅饱受内战之苦,还要遭受再一轮经济盘剥,金圆券最后成了废纸。据说,傅作义听说宋美龄干预打虎运动,曾气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为他卖命干什么。这也是他后来起义的重要原因。

就在宋美龄第二次访美时,杜鲁门曾坦率地谈及有十亿美元的贷款落入孔宋两家的私囊。后来又传出孔宋两家曾有二十亿美元资产在美国,杜鲁门曾一度要国会对此展开调查。然而,美国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国家,联帮调查局很难从银行获得私人的资料。此时,大陆已经变色,蒋介石逃到了台湾,所有的资料不是毁于战火,就是在共产党手中,联邦调查局就是天兵天将也无从下手。更重要的是随后韩战爆发,蒋介石又变得重要起来了,调查下去,也许不利于台湾的稳定。最后这次调查也就不了了之。其实,即使没有这些原因,美国人也休想查清。孔宋两家,在中国就有贪官名声,钱财转到美国决不会放到银行等人查。再者,在兵荒马乱的中国,大小官员都收刮黄金保值,孔宋两家都享有外交特权,把黄金夹在货物之中,运到美国,藏在家里,谁能查出。美国报刊曾有过他们偷运黄金来美的报道。孔祥熙一到美国,就在长岛和曼哈顿购置了豪宅,宋子文也在曼哈顿有房产,并在多家中资很行有股份,一家老小吃穿不愁,过着优雅的生活。孔祥熙早年曾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生意,但并没发财,一生中的绝大部份时间是公务员,宋子文则一直是公务员,国民党溃败时,即使有钱人的财产也早已被金圆券化为乌有,如果宋孔两家不贪不窃哪有钱在美国过高贵悠闲的富人生活,难道天上会掉钱财下来给他们不成!

孔宋两人去美国之后,蒋介石多次去电,要他们去台湾,遭到婉拒。孔宋两人可以与蒋介石共享荣华,却不愿与之共赴患难,实在是不给宋美龄面子。至此,宋美龄总算完成了宋孔两家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尽管代价是十分残酷的。

第二章 蒋介石生命中的4个女人

2010年春,《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出版。这是60年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版蒋介石本人的著述。

本刊独家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他倾尽心血,研读蒋介石与家人之间的书信、电文、诗文往来,从中发现了作为情人、丈夫、父亲、祖父的蒋介石,在面对家人时的内心事、真性情。“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家书中的蒋介石,是一个——既痴心又负心的情人、既胆大又胆怯的领袖、既严厉又温柔的父亲。

蒋介石的情史堪称丰富多彩。他的第一任妻子是

毛福梅

,后有侧室

姚冶诚

陈洁如

,但最终情定宋美龄。从他和4个妻妾之间的书信往来,外人可以窥见他感情世界的诸多隐秘。毛福梅

对毛福梅,只有一封离异书

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

拜堂成亲那天,新娘的花轿被抬到蒋介石家门前时,爆竹齐放。看热闹的孩童们一拥而上,争抢掉在地上的爆竹蒂。蒋介石当时还年幼,他也冲了过去,挤在中间捡个不停。亲友见状哄堂大笑。那时,没人意识到,这笑声正是悲剧的种子。事实上,在奉化一直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

两年后,蒋介石到宁波求学,他一度携毛福梅伴读。这是夫妻俩最融洽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1905年,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从此常年在外,对毛福梅日益冷落。即使1910年儿子蒋经国出世,也没能使他们的感情改善。蒋经国3岁那年,蒋介石从上海带回了一个妾——姚冶诚。从那时起,他和毛福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1921年4月4日,蒋介石给毛福梅的兄长写了一封信:“……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这表明,他离婚的决心已无可动摇。

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病逝。同年11月28日,蒋介石办完丧礼,在母亲生前常坐的佛堂里,召开了家庭会议。他拿出事先写好的纸片,流着眼泪,带着颤音开始宣读。这表面上是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两个儿子的信,实则是他宣布离弃毛福梅的一封休书:“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勿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蒋介石为何丧母不久便休妻?原来,此时他正在热烈追求一位上海富商之女陈洁如。仅仅一周后,1921年12月5日,他便在上海和陈洁如举行了婚礼。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才正式办妥和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因为当时他要迎娶宋美龄。宋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二是他要遵照基督教教义,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必须与原配离婚。

蒋介石回到老家和毛福梅商量离婚事宜。当时,她已经和蒋介石做了26年夫妻,常年照顾蒋氏家族中的人。蒋氏族人认定她就是蒋家人,绝对不能离开蒋家。因此,两人采用“离婚不离家”的办法,毛福梅在法律上不再是蒋介石的妻子,但她仍住在蒋家祖屋,在蒋家族谱上仍有她的名字。

1939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轰炸蒋介石老家,毛福梅遇难,终年57岁。蒋经国悲痛难当,在蒋家祖坟厚葬了母亲。姚冶诚

对姚冶诚,半数信件谈“纬儿”

蒋介石情史上的第二个女人是姚冶诚。姚冶诚是江苏吴县人,与蒋介石同岁。她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后来嫁给当地一个农民。婚后,两人到上海谋生。但丈夫不久就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致使夫妻感情恶化。在上海期间,姚冶诚靠为高级妓女梳头、管理衣物首饰为生。

关于蒋介石和姚冶诚的相识,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成功后,蒋介石应国民党革命元勋陈其美之召回到上海,并常随陈出入风月场所,由此与姚冶诚相识。

1913年,蒋介石把姚冶诚带回奉化县溪口镇家中。毛福梅接受了蒋介石纳妾的事实。姚冶诚也很乖巧,对蒋介石的母亲十分孝顺,婆媳三人相处得还算融洽。1919年,蒋介石把收养的戴季陶(时任孙中山随从秘书)之子、年仅3岁的蒋纬国,送回奉化,交给姚冶诚抚养。

但没过多久,姚冶诚和蒋介石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蒋介石一恨姚冶诚嗜赌成性。他在1919年10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冶诚嗜赌不休,恶甚,恼甚!”此外,姚冶诚对他也不够体贴。1920年5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述道:“近日冶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蒋介石还对姚冶诚缺乏教养很是不满。1923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说:“冶诚咒外人,终非大家闺范,心滋不悦。”这些怨怼(音同对)之情,使蒋介石一度考虑和姚冶诚分居。

年幼的蒋纬国,是维系蒋介石和姚冶诚关系的重要因素。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6月,蒋介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参加第二次护法运动(指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独裁的革命运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写了7封信给姚冶诚,其中的4封都念念不忘“纬儿”(指蒋纬国)。

1921年11月30日,就在给毛福梅写下“休书”后的第二天,已赶赴香港的蒋介石给姚冶诚写了一封信:“冶诚:前示纬儿两函,想已收到……在家无事,请每星期写一封信寄来。经、纬两儿想必玩笑如常……”

1922年2月28日,蒋介石在桂林给姚冶诚写信道:“我有十天不写信给你了,像煞是很久的样子,想必你同纬儿皆平安强健么……我很想纬儿的照相看,你将来到奉化或宁波去的时候,顺便拍一个来,寄给我看看吧。”

1922年3月10日,蒋介石又在一封信里对姚冶诚说:“我前(些)日子写给纬儿一封信,想必已收到了么……我近来身体颇好,但是我性情孤僻,终不能同新朋友相合,只有几位老朋友……纬儿可以教他认字听讲了,天天到学堂里去看看,就是不去念书,也有益处的。你若是把我这个儿子养育得好,将来我还要谢谢你呢。完了。”

姚冶诚很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因此,当蒋纬国刚学会写简单字句的时候,她便拟了一信,让纬国抄在信笺上,并附近照,寄往广州。信云:“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探望我的爸爸了。”蒋介石接信后,大动感情,将信读了又读,又将照片放在写字台上,看了又看,然后命机要秘书“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

后来蒋介石决意迎娶宋美龄,姚冶诚离开了蒋家,带着蒋纬国迁居苏州,生活费用则由蒋介石承担。1949年,蒋纬国亲自护送姚冶诚到台湾。1966年,79岁的姚冶诚在台湾病逝。

蒋纬国本想隆重葬母,但蒋介石顾虑到宋美龄的感受,拒绝了蒋纬国的要求。据蒋纬国在自传中记载,他只好悄悄将姚冶诚下葬在台中市宜宁中学墓地,并在墓碑上题写了“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的铭文。笔者曾托付台湾记者寻访姚冶诚之墓,然而记者在台中市几番寻觅,均未找到。

对陈洁如,被拒后写求爱信陈洁如

1919年,32岁的蒋介石在母亲病重、自己与毛福梅和姚冶诚的感情均出现问题之际,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家中,认识了年仅13岁的陈洁如。陈洁如原籍苏州,出身殷实的商人之家,当时在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读书,是一位聪明美丽、有文化的新式女性。蒋介石对她一见钟情,随后便展开追求攻势。但陈洁如的母亲考虑到女儿年龄尚小,认为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妥。

被陈家拒绝的蒋介石没有就此放弃,他给陈洁如写了一封火热的求爱信:“亲爱的阿凤(陈洁如小名):中国革命尚待完成,但是我,一个革命者,感觉心神沮丧,不能以我的全部精力,贡献于我们的国家。我终日仰望你予我必须的慰藉与鼓励,以安定我的不乐之心。我只要你答允我一件事,然后我才能重新得到力量,以为革命效力……你爱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只顾一己,而吝予给国家的一位革命者些许快乐……我将我的心置于你的裙边之下。请告诉我你将宽恕我,并很快再同我谈话。让我今天就看到你吧!”

1921年9月,陈洁如父亲病故,蒋介石帮助料理丧事,表现得十分殷勤,终于博得陈洁如母亲的好感。蒋介石又承诺与原配毛福梅和侍妾姚冶诚脱离关系,并请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才说服陈家同意将陈洁如嫁给他。

蒋介石对陈洁如颇有感情。婚后,陈洁如未能生育,他就把蒋经国带到上海,交给陈洁如照顾;又和陈洁如领养了一个女儿蒋瑶光;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陈洁如形同秘书,替他处理函件往来和保管普通文件;陈洁如还全力辅佐蒋介石参加革命。

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恩爱时光并不长。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攫取了国民党的政务和军事大权。地位的变化和权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缺乏高贵的出身、显赫的门庭,无助于他将来的仕途。1926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写给张静江的信中,吐露了离弃陈洁如之意:“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万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属(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现在下去,必无结果也,乃害其一生耳。如何?”

然而,真实的原因是:蒋介石已决意迎娶宋美龄。在蒋介石的安排下,21岁的陈洁如远赴美国。知书达理的陈洁如在异国苦学英文,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她隐居上海,后又前往香港定居。1971年,65岁的陈洁如因中风去世,其骨灰被送往美国安葬,异国孤坟,正如她生前一样,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宋美龄

对宋美龄,第一次下野后求婚

蒋介石与宋美龄相识,是在1922年。他偶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当即被其容貌、修养和风度所倾倒。随后,他请求孙中山帮忙为其说合,但遭到宋家一些人的反对。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与宋美龄的关系也随之“柳暗花明”。1927年1月,宋美龄在信中已称呼蒋介石为“亲爱的大哥”。这一年,武汉国民政府察觉到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意图,开始防范并削夺他的军权。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便加紧筹划和宋家联姻,以尽快取得在国民党内有特殊地位的宋家的支持。

1927年3月19日,蒋介石在写给宋美龄的信中说:“……我收到你的信后,将上前线。你的态度如何?请来函详示。你可否赠我一帧最近的玉照,以使我得以经常见到你的芳影……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

随后几个月内,蒋介石先因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后又在和汪精卫“东征讨蒋”的战争中大败而归。1927年8月,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家成了他东山再起的唯一指望。

因此,蒋介石再次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爱信:“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灭绝。曩(音同囊,意为从前)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惟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面对这封情意绵绵的求婚信,宋美龄终于答应下嫁。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婚后40天,蒋介石宣告复出,宋美龄遂成为“第一夫人”。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再未离异,与之白头到老。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也淡出政治舞台,晚年长居美国纽约。2003年,宋美龄病逝,享年106岁,葬于纽约宋家墓地。

蒋介石生命中的4个女人,都曾经风光过,她们拥有过当时中国最显赫的男子;她们都曾经因为他的爱情快乐过、痛苦过、挣扎过。但最终,这些美丽的红颜都成了一抔黄土。如果她们在天堂里相见了,也许会叹息青春年华的短暂和世事的沧桑。“西安事变”中写下遗书

西安事变次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写信,要他“为国珍重”

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中国西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拘捕了前去督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两种主张:武力讨伐与和平处置。在下令剥夺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后,国民政府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调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12月16日,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讨伐。孔祥熙则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共同谴责张、杨,向他们施压。

托张学良亲信赴西安“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立即赶回南京,恳求国民党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她反复说明,她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私意出发,更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一旦进行军事讨伐,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西安百姓也将遭受战火之灾。

宋美龄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变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请出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良好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信使赴西安。端纳带了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另一封则是宋美龄写给丈夫蒋介石的: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 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的脾气,此信主要是为了安慰蒋介石。至于信中说蒋介石一贯主张抗日,其实是写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看的。

蒋介石口述“与妻书”

1936年12月14日,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后甚为感动。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蒋介石告诉端纳,不要让她来此险境。端纳随即复电宋美龄。当蒋介石看到端纳拟好的电文开头所写的“蒋夫人转电已悉”时,泪如雨下。

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在致宋美龄的遗嘱中写道:“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在致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 十二月二十日”

致全国同胞的遗嘱中写道:“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宋美龄“来陕共生死”

宋美龄担心,一旦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战事爆发,张、杨会挟持蒋介石离开陕西。因此,她打定主意要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2月20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劝导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他还带去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介石看到这里,不觉呜咽,说不出话来。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赴西安。囚禁中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时,大为感动。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蒋介石向宋美龄讲了事变经过,也讲了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未做任何承诺的情况,还要求宋美龄也不要与张、杨二人签订任何文件。宋美龄同意,并再次表示愿与他共生死。

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谈判,对张、杨两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则上给予承诺。尽管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不同意任何书面承诺。对于让蒋不签字但口头答应某些条件就离开西安,杨虎城坚决反对。考虑到当时的西安城由杨虎城的第17路军把守,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宋美龄与端纳先行飞赴洛阳,而蒋介石乔装混在士兵中,乘汽车出西安,先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兵营,再由东北军派车送到洛阳。

宋美龄回绝了这一方案:“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

12月25日,张学良采用一边安排蒋介石去机场,一边知会杨虎城的方式,陪同蒋介石夫妇上了飞机。“西安事变”至此得以和平解决。

到达南京后,张学良当即被蒋介石扣留,此后被长期软禁,直到1995年才重获“自由”、前往美国定居。2001年,101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到国外后不久,杨虎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派遣的军统特务在重庆杀害了,时年56岁。

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赴美国治疗皮肤病荨(音同寻)麻疹。蒋介石托付宋美龄对美外交任务。1942年11月16日,他亲自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说:“内子非仅为中(蒋中正自我简称)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意志之了解,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交谈,有如对中之面馨者也。余深信内子此行更能增进余两人之私交,及扩大我两大民国之睦谊也。”

10天后,宋美龄抵达美国。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代表总统到机场迎接。在随后的半年内,蒋介石和宋美龄保持着密切的电函往来。

指导“国会演讲”

宋美龄到美国后,发觉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报道甚少。1943年1月,她向蒋介石汇报说:“妹此间对中国战事消息报载所见极鲜,不若在国内想象之多。”于是,她决定在美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让美方了解中国军民英勇作战的艰苦情况。“他人不便说者,我不但透彻申述,反令人敬仰我等宗旨之高尚纯粹也。”2月9日,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她将于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后将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希望他对演讲内容作指示。蒋介石获悉后,两天内连发3封电文,指导宋美龄如何演讲。他在2月12日的第一封信中说:

蒋夫人:

对美国会讲演,照来电所述之意甚妥。此外应注重各点,略述如下:

一、中、美两国传统友义(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

二、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

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必须太平洋东西两大国家之中、美两国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合作……

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

五、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将来太平洋能否永久和平……其责任则全在吾辈,即此一时代两国国民共同之肩上也。

2月13日,蒋介石又发电指导说:“蒋夫人:关于对国会演说之意,除昨电数点之外,再另有数点可作参考:一、美国会对于中美平等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之议案,于十一日一致通过,表示此为中、美两国友爱之基础,无任感慰之意,此点应否提及,请再斟酌。二、深信华盛顿总统今日如尚在世,则其必主张美国须与东方被压迫之民族共同奋斗。又如林肯总统如果生于今日,亦必如今日罗斯福总统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此乃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而我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也。如何?请教之。”

同一天,蒋介石追加了一封信:“蒋夫人:对国会讲演,语意切不可使听者觉有训斥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其次,应使听众能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再次,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再次,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若不准备大量开发亚洲,尤其是中国之资源,则战时之机器与资本及技术将无所施用,必致废弃。若能以中国之物资与美国之机器,以中国之人力与美国之资本配合,则中、美两国百年内之经济皆无虑其缺乏……”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取得巨大成功。美国总统夫人、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全体参议院及其他美国政要济济一堂,议员席和旁听席座无虚席。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掌声长达五分钟之久。演讲结束后,一位议员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几乎让我们落泪。”这对中国争取美国各界了解、同情、支援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争取500架飞机

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不肯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深感不悦。他致电正在美国治病的宋美龄:“蒋夫人:兄致罗总统函意之电,乃我国在日(目)前维持战场最低之要求,亦是极少之数量。未知其政府为何连此极少而可能之物品不肯作切实之答应,令我军民皆莫名其妙。阿诺尔对此尚未能解决。故彼此来,兄认为并无结果。有便与当局婉言之。彼对陈纳德(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只增加重轰炸机卅六架,兄以为不能发生作用也。”

宋美龄随即就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与美国官员周旋。很快,她复电蒋介石:“美决即运华轰炸机三十五架,业已开行。几次续运三十五架,秋初再运二百六十架。妹拟请罗斯福……提早从速供给应用。兄需要五百架亦当设法转告……昆明、桂林及附近机场(跑道)长度不足,每处须加长二千五百公尺,否则大飞机不得降落。盼即饬办,以免再以此藉口。”

但这离中国战场实际需要的飞机数量相去甚远。1943年3月14日,蒋介石致电同在美国的宋子文并宋美龄:“罗(斯福)总统原电谅达。其中所称补足陈纳德部飞机五百架,而对中国空军仅以战斗机与轻轰炸机若干队,且未明言机数……余所指五百架飞机,专为补充中国空军在前方维持五百架飞机之战斗力,而非指美空军陈纳德将军所部之飞机数量也。”

宋美龄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几经交涉,终于使美方允诺向中国提供300架飞机。5月24日,她电告蒋介石:“顷据毛邦初(中国空军在美负责人)报告:美方决定贷给我A24机一百五十架,由四月份起在美交货;P40N1机一百五十架,由五月份起交货。以上两项均定于十二月底交完。”

谋求四大国地位

当时,对于战后美、英等国对中国的地位和利益究竟如何安排,宋美龄是忧心的。1942年12月24日,她致电蒋介石说:“妹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

1943年1月,蒋介石回电宋美龄,要她在美积极宣扬中美友谊。“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此百年间,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几被世上每一国家所剥夺,惟有美国对中国不但无侵略我领土之行动,而且时时领导各国表现其恢复中国主权之事实……殊非任何各国关系之所可比拟也。”

对战后中国地位,盟国之间有分歧,美国主张将中国列入四强之一,但英国反对。蒋介石对此了然于心。宋美龄体察蒋介石的心意,1943年5月24日,她致电蒋介石,汇报了几个月来驳斥英国的努力:“日前丘吉尔向全世界广播演说(指3月21日丘吉尔以”先欧后亚“为主旨的广播演说),建议战后由英、美、俄总揽一切,完全将中国摒弃门外。妹认为实有加答复之必要,以免丘吉尔以为我之可欺,而加紧排斥我国之工作。且因心理、时间关系,乃即于(三月)二十二日晚芝加哥演词中加以巧妙之反驳。”

宋美龄抨击丘吉尔贬抑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讲,赢得了美国政要的支持。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麦克卡麦克批评丘吉尔:“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之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的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在中、美两国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改变立场。其外交大臣艾登一改丘吉尔绝口不提中国的论调,首次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陷入了内战。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与人民解放军的决战中,败局已定。1948年底,对美援抱着一线希望的宋美龄,远赴美国,试图寻求支持。

早在1948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政府报告,认为不必继续对华援助。当年10月,他又建议让蒋介石退休。12月,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有关人士提出与中共和谈并让蒋下野的主张。

司徒雷登的这些举动,让蒋介石大为恼火。1948年12月23日,他发电报给正在美国的宋美龄说:“其政府(指美国政府)虽一再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其大使(指司徒雷登)在华言行,实已干涉我内政,而且无异促我下野。可痛之至!”

蒋介石没想到,他的妻子此时在美国也备受煎熬。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访美曾受到热烈欢迎。但这一次,她四处碰壁。她原本希望通过与她熟识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美国总统杜鲁门疏通,但却遭遇冷眼。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关于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共方面表示愿意和谈,但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在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要求蒋下野,以便与中共和谈。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当天,蒋介石抵达杭州,次日回到家乡奉化溪口。

同一天,宋美龄从美国致电蒋介石:“报载:兄已于马日(21日)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急……妹已另电经国,请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拿大候兄,会商一切。”

次日,宋美龄又致电蒋介石,继续劝蒋外出:“兄此次返乡休息,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臻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

1月24日,蒋介石复电宋美龄:“乡间甚安。兄决在乡静养,暂不他往。”

宋美龄建议蒋介石离国出洋,固然是对蒋介石的关切,希望他能休养身体,开阔眼界。但这未免有点天真。她没有意识到国内政局的复杂和微妙:一方面,蒋介石引退后,暗中仍在决策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和重整党政军队伍的大计,此时不可能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外的反蒋势力,最希望蒋介石出国,以斩断他和国民党军政势力的联系。1949年3月12日,在时任代总统李宗仁的授意下,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文章。不久,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前往溪口看望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张治中后,先声夺人:“你们的来意是要我出国,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1949年,蒋介石还忙于指挥从大陆撤退。宋美龄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之后,于1950年1月离美赴台,和已到台湾的蒋介石会合。

半个世纪的家训

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蒋介石有两子七孙。从1920年2月9日训诫10岁的蒋经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到1970年6月15日劝慰60岁的蒋经国“你在金门多住几日,修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蒋介石给儿、孙的家书,已披露的就有55封,事无巨细,谆谆教导。

对经儿悉心指导

1916年,6岁的蒋经国进入奉化溪口武岭学校。此时蒋介石常年离家在外,只能靠书信指导蒋经国学习。

1920年9月4日,为让蒋经国系统地掌握汉字,蒋介石寄给他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请私塾老师王欧声到家中讲解。他写信给蒋经国说:“经儿知之:兹寄汝《说文解字》四本,可请王先生照予所订课程教授也。此书每日能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

1921年,蒋经国进入奉化龙津学校读书,课余仍由王欧声为其讲解经学,蒋介石则亲自为其确定课程。5月23日,蒋介石写信敦促蒋经国读儒家经典《尔雅》:“经儿知之:尔《说文(解字)》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目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解字)》,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说文解字》、《尔雅》,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读书入门的教材,能为学习古文典籍打基础。蒋介石对儿子从小打下国学基础非常重视。

待蒋经国年龄稍大,蒋介石开始指导他读《四书》等国学典籍,尤其是《孟子》。1922年,蒋经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同年10月13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传)孟(子)庄(子)骚(楚辞)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1925年,年仅15岁的蒋经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旅苏长达12年之久。1937年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担心他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切的了解,因而系统地指导他读书,补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历史、哲学,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他还给儿子开列了主要书目:《论语》、《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近思录》和《孙文学说》。

1937年5月12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蒋经国:“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的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以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集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起初,蒋介石还不想让蒋经国中断学习和写作,于7月24日写信对他说:“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著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后来,蒋经国到江西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蒋介石在1938年7月24日的信中开始对蒋经国指导政治工作:“县政最要的是民政与土地及财政,应设民政与财政各科,而民训则可归并于教育科也。你如有志于政治基本工作,则可先任县政多得社会经验,做一番切实工作;则以后对于政治,当更能认识也。”

直到蒋经国59岁时,晚年的蒋介石还专门给他写信,要他多读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在父亲的训导下,蒋经国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心学。

蒋经国于1956年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写道:“有了父亲不断的熏陶,我的思想受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归国以后,更认识了中国固有的道德、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之伟大。”蒋经国特意提到了两件难忘的事,一是父亲教他挂衣服要提着衣领挂起来,才不会没有头绪;二是父亲教他坐凳子一定要坐在中间,偏坐就会翻倒。蒋经国感叹,从这两件事中,他学会了做事要“提纲挈领”和“把握要点”。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其灵柩停放于台湾桃园大溪,距离父亲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地慈湖只有2公里。

对纬儿宠爱有加“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在两个儿子年少时,对他们的评价。1922年1月28日,在桂林忙于第二次护法运动的蒋介石,给6岁的蒋纬国写信道:“纬儿:我今日在桂林过旧历的新年,心里很想慕家庭今日的乐趣,自叹不能在家聚笑一堂,因之更加想念你的活泼神态,不能忘怀……但愿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亲,友爱你的哥哥……今日在此地同各位伯伯拍几个照片,将来晒好了,我还要带两张来给你看……远在他乡度岁之时,得见你们的笔迹,真是如获至宝,以后还要你们时常写信,来解慰我旅中的冷静为盼。父示”。

两个月后,蒋介石又给蒋纬国写信:“纬儿知之:我三个月没有见到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日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今年你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画图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玩耍),不晓得你快活么……此刻已七点半钟了,想必你还没有睡罢?父示”。

此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蒋介石也多次提到要他照顾弟弟。或是叮嘱经国“为你弟定(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或是问经国“纬儿在沪出疹,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或是告诉经国“(纬儿)到了上海之后,没有写信给我,不知为何?你须同(陈)果夫兄到朱家去看他一看,写信告我”。

蒋介石对蒋纬国宠爱有加,给他安排了一条从军之路,送他到德国学习军事。1940年蒋纬国回国后,从军队基层干起,直至升迁为少将司令。1966年10月,为庆祝蒋纬国50岁生日,蒋介石特意修书一封:“为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己,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立业之要道也。”蒋纬国对父亲的教导十分重视,立即找人用一块青色大理石刻上,放在案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97年,蒋纬国病逝于台湾,终年81岁。

近几年,大陆出版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著述,社会上随之出现一股“蒋介石热”。而《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一书,又为这股“热”加了一把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的编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

环球人物杂志:大陆过去已经出版过一些有关蒋介石的书,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六十年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版蒋介石本人的著述”。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这本书有什么特色?

曾景忠: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开始得到大陆史学界的重视。蒋介石作为民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相关研究逐步增多。但由于难以获得审批,蒋介石本人的著述此前从未在大陆出版过;已经出版的都是他的传记和特写,主要内容是向读者介绍和解读这个历史人物。而这本书完全是蒋介石本人著述的辑录,让读者直接阅读蒋介石的文字,从而了解他的思想、心理、性格以及一个活生生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初为什么会答应编这本书?

曾景忠:2009年春,团结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商量出一本关于蒋介石家书的著作。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蒋介石家书资料非常有限,相关资料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里,所以除了辑录部分家书外,我们考虑选录蒋介石的部分日记,以及他写的一些纪念性文章等。

以前,大陆只有少数研究人员才有机会查阅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和蒋介石的资料,普通读者接触不到他本人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可为读者直接阅读蒋介石著述提供方便。我答应编这本书的动机,即在于此。

环球人物杂志:从蒋介石的家书中,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对待爱情、婚姻的?他又是如何对待国事的?

曾景忠:蒋介石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你提的这些问题,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解读。当然,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与读者一同讨论。

我认为,蒋介石对待爱情、婚姻,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最初,他与毛福梅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曾令他痛苦不堪。他虽然对母亲很孝敬,但在这件事上埋怨母亲。旧社会存在纳妾的习俗,他也纳过妾(姚冶诚)。他追求过陈洁如,但后来感到她也不合自己的理想。直至遇见宋美龄,他一见倾心。他与宋美龄的婚姻虽不能排除政治联姻的成分,但事实证明,两人互相关爱,有真挚的感情。蒋介石的许多政治外交活动得益于宋美龄的帮助;同时,宋美龄也借助蒋介石的地位,充分施展了政治才华。蒋、宋二人的联姻似乎有中国传统的“英雄—美人”色彩,但他们在爱情与事业上确实是相互促进的。

从政治上来看,蒋介石无疑是一个顽固反共的人物。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出许多负面的东西,但作为民国时期取得统治权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最高统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推举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可以说,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以及中国大国地位的奠定,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环球人物杂志: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蒋介石有什么特别之处?

曾景忠:从他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家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父亲的蒋介石,对儿子的教育是尽心尽力的。他在公务无比繁忙之暇,甚至在访苏途中,都不忘教育儿子读书学习和为人处事。他教育蒋经国读书成人,对他的要求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他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让蒋经国加强国学修养。他对蒋经国的教育非常细致,如要求他认真习字,甚至指导他临摹哪些书法家的书法。蒋纬国非蒋介石亲生,但蒋介石视如己出,呵护有加。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有关蒋介石的书和作品持续热销,各类研究作品层出不穷,这种“蒋介石热”的根源有哪些?

曾景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实事求是,民国史研究渐次开放,对蒋介石的研究不再是禁区。而在这之前,为蒋介石写传就是为反动派树碑立传,根本不会被允许。

第二,大量相关史料被公开,引发了史学界和公众非常浓厚的兴趣。近几年,有许多大陆研究人员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

第三,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渐渐趋于客观。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观点认为,当年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只等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而现在,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正面战场上的作用已经被肯定。2005年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第四,海峡两岸关系逐渐改善,也是重要原因。“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两岸政治氛围转好、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民众必然有更深入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

就蒋介石的形象而言,大陆民众对其历史角色的认识,正逐渐摆脱“人民公敌”、历史舞台上的丑角等漫画形象的笼罩。最近有媒体称,蒋介石的形象,在大陆正“从鬼变成人”。

环球人物杂志:关于蒋介石的一生,还有多少没有解密的史料?

曾景忠:这些年,随着蒋介石日记及其相关档案的陆续开放,蒋介石一生的许多历史“秘闻”已逐步公开,有些谜团得到澄清。但从研究角度来讲,肯定还有一些重要史料有待揭示。2009年9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讨会上,历史学者杨天石介绍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曾拒绝纳粹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策动德国军队倒戈,并为推翻希特勒政权的行动提供秘密经费,支持政变活动。他还将相关的政变活动信息通过宋美龄、宋子文转告给美方。这是对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

据了解,现存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将陆续出版,这对研究民国史特别是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者而言,无疑是好消息。蒋介石日记的出版,将使人们看到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蒋介石。(许陈静)

第三章 王者之尊

——评毛泽东和蒋介石

五百年必有王兴者

时势造英雄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合之间,免不了刀枪剑戟、血洗山河。或割据称雄,或占山为王,也许寂寂无闻的村野草民,亦能号令四野,称雄于世。或者怨声载道的绿林莽夫,也能力挽狂澜,独霸一方。时也运也,历史在复合着无数的悲歌壮韵,向人间诏示着时势造英雄的天之真谛。君谓不信,请看朱元璋,不过是看牛娃出身,到头来却高踞于帝王之位,号令三山五岳英雄豪杰俯首听命于他的麾下,其勇其壮足让历史生辉。纵观历代帝君,有谁生下来就是英雄的呢?历史有兴有亡,然则兴也罢,亡也罢,兴亡交叠的命运尽管千变万化,但无不印证时势出英雄的天理。这样,理论家总结出了各个门派的理论:宿命论认为,天下大势,穷夭福寿乃出自天,天生万物,万物透天机,贵为一统之尊的帝王或贱为一介贫民的人中苍生,无不受天的制约,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时势造英雄,什么样的时势决定了有什么样的英雄。此语说来不可置疑。然则,同样一种时势,为什么有些人挽狂澜于既倒之际而由此成了流芳千古的英雄,而有些人同样经受过同一种时势的艰苦奋斗,为什么枉死于黄泉之下昵?任何时势的最终结局只能产生一名帝主式的人物。“天上不会有两个太阳”,一朝不会有两位皇帝,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为什么这个时势只能由他缔造历史,而不是别的人昵?

且不说与朱元璋同创江山的人可谓汗牛充栋,而最终摘取了皇者之冠的是这位早年的放牛娃。就说现代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混浊世界至今说起来令人汗颜:军阀割据,匪祸濒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挽人民生活于倒悬之中,有无数的志士仁人抱着解救人民的使命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他们高举着打倒军阀的大旗血战于大大小小的战场,他们穿越在敌手的封锁线上,毫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其勇其诚,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付出的血的代价,如高山积雪,晶莹无瑕。遗憾的是,他们大多数人都在这种风雨如磐的大动荡中献出了极其宝贵的生命,他们无福看到天地澄明的美好风光就这样离开人间了。这是为什么呢?与这些人的命运相反,有些人在这大时代的动荡中却能岿然屹立于世,他们不但渡过了重重险关,而且最终成了彪柄历史的杰出人物,或者成了千古罪人而永载史册。

毛泽东和蒋介石正是这两个极端的出众人物。一位是英雄,一位是奸雄,他们是同一种时势孕育出来的天之骄子。没有人称他们为皇帝,但自从秦皇奠基立业到宣统被赶出紫禁城,享坐龙椅的帝主数以百计,还没有哪一位帝君亲历身为指挥过数以百万的军队血战沙场,还没有哪一位帝予在创天下中经历那么多的艰难曲折,还没有哪一位帝皇在大乱与大治中得以善始善终,功也罢,罪也罢,他们作为历史人物,都以其不同的方式缔造了历史,赞扬与贬斥成了对他们盖棺定论的两种必然情况。笔者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对这两位曾经举足轻重而影响深远的人物作一个剖析,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创天下与治天下的奥秘来。因此,这不是一本人际交往的书,而是对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纵横式的综合比较,通过他俩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家庭出身和爱情生活等实际情形,探寻他们成长的必然结局,并试图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蒋介石之所以成为蒋介石的根本所在。为此,我想首先对这两位时势人物作一个简略的定论——毛泽东是英雄,蒋介石是奸雄,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创造了历史。

英雄是潮流的宠儿。我们说毛泽东是英雄,首先在于他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并且站在潮头的浪尖上,带领人民创下了人民的天下,同时在其有生之年始终巩固和稳定了人民江山的安然无恙。在毛泽东打天下的时代,中国面临着国外侵略和国内军阀割据的严重挑战,加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大山,使之处在长期动荡不安的惶乱之中。当其时,中国潮流的走向是结束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平定本国境内军阀割据的动乱状况,割断缚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封建绳索。这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顺这一潮流而动者,必将得到时势的宠爱,逆这一潮流而动者,必将最终被时势所唾弃。毛泽东青年时从反对封建买办婚姻开始到反对封建把头,最后投身到中国革命的职业活动中,带领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历三年解放战争埋葬了蒋家王朝,终于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他作为英雄人物顺应潮流发展的光辉业绩。

其次,英雄是正义的化身。毛泽东一身正气凛然,两袖清风,终其一生,没干下一件非义理的丑恶行径。他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顺乎天理人愿,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结束了几千年皇宫显贵与平民百姓天上地下的等级差别,他让数亿人的泱泱大国基本都能人人饥有食、寒有衣。在这一意义上说,他是普罗大众的福星,是历代帝主都无可效尤的。即使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在客观上造成了特大灾难的举动,主要地也是他出于反修防修这一治国初衷的需要而挑起的大运动,并非蛇行鼠辈者流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巩固他个人的权力。我们说他是正义的化身,正是这种光明磊落的无私体现。这是古今英雄的一种真正本色。

其三,英雄有英雄的壮举。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古往今来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之举,他率领中国人民凭着土枪土炮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蒋家王朝八百万军队,这是古今中外任何足智多谋的军事家都无可匹比的,他亲自动员全国上上下下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造统治者的反,这是任何一位执政者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明领导人都是望而生畏的。这就是毛泽东!他令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黯然失色。

当然,我们说毛泽东是英雄,是就广义而言的。事实上,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格上远远超出了英雄的范畴。那么,我们说蒋介石是奸雄,又从何说起呢?

奸雄是时势的逆种。任何一种时势,必有识时务者的英雄,也有逆时势而动的妤雄,蒋介石可算是逆时世而生的狂妄家和阴谋家,是典型的独裁者。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出动飞机大炮轰炸中国领土的时候,他抛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置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不顾,恨不得把zg势力赶尽杀绝,这是上不顺天理、下不顾民意的孤家寡人之举。当然,他后来也参与了抗战,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主要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挽救数万万难民于倒悬之中,而主要是为了巩固其王朝权力。为了这一点,他于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事。如为了阻挡日军包围武汉,他竟于1938年6月9日下令用两门大炮轰开了花园口堤围,让黄河水泛滥成灾,不但无法阻挡日军西进,反而造成数十万水灾难民无家可归而流离失所。这就是蒋介石,他与历代奸雄一样,不是顺者历史潮流的趋势领命先行,而是企图改变潮流的轨道,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运转,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得不到时势的恩宠的。

其次,奸雄是自私自利的尤物。蒋介石在这方面比起他的老祖宗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的事例也是俯拾皆是,如1943年6月26日美国批准了蒋介石的三大要求:一是在美国调三个师来华协战,抗击日军,二是要求美国在华建一支由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三是请美国每月从驼峰运来5000吨物资。这些援助物品,本该专援专用,悉数用于抗战,蒋介石却来了个合二而用,部份用于抗战,部份却用来装备自己的军队,用以对付zg。连史迪威也看出了蒋介石自私自利的用心,说他“要求美援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在大陆混迹几十年,从没放弃对财权的垄断,即使在最后一次下野之前,也还把国库的黄金白银悉数运往台湾,至使李宗仁担任傀儡总统时举步维艰,最终还需请他出来维持政局。如此拥一国之有为已用,古代奸雄哪可匹比呢?

奸雄的最大特征是奸狡。说到蒋介石的奸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不说与他同一阵营的人没有谁敢与他攀比,即使与他不同阵营的zg党内,也还没有那位阴谋家敢与他较量。zg的林彪,可谓是至奸至猾者了,他指挥过千军万马,称得上是常胜将军,更以善玩权谋而著称于世。他把毛泽东吹到了至高无上的帝主地位,终于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霸王地位。他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专候一声令下就可篡党夺权,可到头来功亏一匮,终是葬身到蒙古的温都尔汗去了。蒋介石却不同,他谋天下的手腕足令同代人胆颤心寒,他一方面与你金兰结义,一方面却在你背后捅几刀子,一时给你封官许愿,让你在他的如来佛掌中为他打跳腾挪,一时却给你暗设陷阱,使你自个将进去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能象捉迷藏那样把冯玉祥、孔祥熙、张学良、杨虎成等等血性人物玩得团团转,甚至把李宗仁象玩猴似的戏弄,不幸的是,这些威如庄重的人物一个个心甘情愿作他掌上的玩物,因而一个个成了时代的祭品。试想与他共事的人,从倾城倾国的显赫人物到默默无闻的侍卫随从,有谁没吃过他的苦头昵?连出生入死为他效劳的文胆陈布雷最终也不得不自尽殉身了。

宠儿也罢,逆种也罢,英雄与奸雄都是时势的产物。如果没有zg历史上反反复复的路线斗争,军=泽东不可能存斗争中成长为革命中的斗士,如果没有俄罗斯十月革命斗争的火种,毛泽东很难创造性地发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大略,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人抛头颅、洒热血为成全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中国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同样,如果没有旧上海十里洋场的氛围给蒋介石创造闯荡江湖的条件,没有北伐战争给他提供驰骋沙场的经验,没有黄埔军校这块肥沃的政治土壤为他培植亲信,蒋介石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霸王。显而易见,英雄与奸雄同样是时势造就的人中尖子,他们相辅相成地支撑起一个时代的大厦,他们从彼此的反面塑造和完善了自我,使历史放出相得益彰的华彩,毛泽东和蒋介石正是这样一对时势造化的弄潮儿。

当英雄难,当奸雄更难。伴随着英雄的往往是欢呼迎候的鲜花,是歌功颂德的赞语,是铺天盖地的荣耀,所以,他虽历尽百劫也得偿所愿,纵有诽谤污蔑,亦无碍其整体形象的光彩。而奸雄则不然,他有的是暗地里被人唾骂攻击的羞辱,有的是众叛亲离的悲沧结局,有的是郁郁寡欢的孤独心境,他虽然权倾一国,却难挽颓危败局,他虽握生杀大权,却难主宰自身命运。所以,终其一生,蒋介石较之毛泽东有更多哀凉韵味。因此,我们在分析毛泽东和蒋介石这对历史冤家前,我们应当把他们视如凡人看待,这样才能找到评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公允标尺。

好了,假若读者同意了我对毛泽东是英雄、蒋介石是奸雄这一定论的话,我们在下一节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何以成为英雄、蒋介石何以成为奸雄的成因了。然则有个问题必须回答:就是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议论呢?一位是共产党的领袖,一位是国民党的霸王,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横看竖看也找不到共同的焦点。然而,正是这种尖锐的对立性,才增强了评价他们的历史意义。

当今天下大势,正值潮起潮落的大变动时刻。世界走向何方,中国如何纳入世界进程的轨道,都是志士仁人研究的课题,更需要无数英雄豪杰去身体力行创建划时代的+功勋。在这种形势推动下,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当发愤图强,为建设富裕繁荣的中国而努力。但是,我们的中国还不是鲜花簇锦的清平世界,前路迢迢,举步维艰,腐败的蛹蛆还在无孔不入地蛀蚀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墙,没落颓废的污秽之风还在蚕食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而悲观失望、唉声叹气简直成了嘤嘤嗡嗡的臭虫,闹得某些人无所造从。我们不得不强烈呼吁人间:中国需要至高无尚的权威挽民心于一统,我们希望毛泽东重降人间。而仅有一个毛泽东还不成,作为他的对立面,蒋介石起到过极好的反面教员作用,而事实上,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式人物比比皆是,不了解他们就不能战胜他们,因为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大贤大德总是与大奸大恶相比较而存在的,读者诸君若能在《王者气数》一书中发现到某些济世真谛,则是作者的平生之愿了。

第二节 天数定平生

在阐述毛泽东和蒋介石不同意义的地位之前,我想向大家叙述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地上有只修炼了八百年的乌龟,他轮回到人间要管治天下。六年以后,玉皇大帝才得知乌龟精托生到了人间,必有横行霸道之徒挠乱社稷。这怎么得了呢?为了仰制乱世,玉皇大帝便派了一条早龙下凡平定天下。这样,旱龙精与乌龟精双双降生人问,展开了数十年的争强斗胜。

这一传说直接影响到了星相学家的评判。“国共两党领导人面面观”一文摘引外国星相学家的言论时,就直言称蒋介石是乌龟精托世。而对毛泽东则一致认为是龙种。他天庭满饱,鼻翼高端,两耳垂珠,一副真命天予的派头,早为星相界所公认,而他下颊的那颗玉痣,则是他能平定天下的标记。如果《三世书》果真能诏示人的前生、今生和来生,我们不妨作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但不是本书的范围,这个传说与毛泽和蒋介石的个性有着天衣无缝的巧合。比如,蒋介石素来不饮酒,也不喝茶,即使参加高级酒会,也只喝白开水,而毛泽东最大的嗜好是游泳,即使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喜欢到中流击水。人们说,乌龟精怎能喝酒、旱龙精怎不嗜水如命呢?这话说来似有无稽之疑,但世间事并非空穴来风,据说《刘伯温锦囊》有云:“石落湾”。识者谓日:“蒋介石既是乌龟精降生,他最后的归宿只有在台湾岛了。”而毛泽东的姓名笔画数共有二十八画,这是天上二十八宿的象征,包含着天之骄子的意思。从建国到他逝世,头尾正好二十八年,这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真有天意呢?不得而知。

毛泽东和蒋介石生下来就是属于天下的人物,似乎是谁也不能谋害他们。这话说来有些霸道,神奇的是被一一验证了。简而言之吧,毛泽东在战场上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以千计,但他没有负过一次伤,甚至在长征时,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炸弹在身边爆炸,他们仍然安然无恙,他调兵谴将神乎其神,敌手根本捉摸不透,这使他总能化险为夷,能在虎口中逃脱出来。即使面对死神的挑战,他也能奇迹般地险死还生。

有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率队在赣南开展了一场清查“AB团”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几千人。当其时,红二十军有位叫赖柞焘的政治教导员,曾在苏联留学,准备升为团政委。但因思想不纯,在肃反运动中被内定为“AB团”骨干分子。他对此怀恨在心,就指派一名叫满古子的侦察班长去暗杀毛泽东。这满古子是赖柞焘的亲戚,赖的命运牵涉着他的命运,他果然手提一支名为“曲尺”的旧式手枪偷偷摸摸的来到毛泽东的庭院中。

毛泽东在看书,身边坐着贺子珍为他补挎包。毛泽东的头颅靠近窗口,满古子站在窗外一棵无名树下,他拨开树叶举起了手枪,瞄准着毛泽东那颗举世无双的脑袋。他的枪法很准,手起枪响,几乎百发百中。可今天不比以往,万一打不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认真地瞄准着。可越是认真,抓枪的手越颤抖,根本无法让枪杆平稳,好不容容易稳定了情绪,正想扣动扳机,贺子珍却站起来把补好的挎包递给毛泽东,正好挡住了毛泽东的上身。他俩靠在一起说话,满古子好不容易等到毛泽东的脑袋重新露出窗口,却有位门岗跑了进来,大声说:“报告毛委员,有位老乡有急事要见您。”

毛泽东站起身走出了房间。满古子灰溜溜地逃跑了。事后,人们议论说:“毛泽东是真命天子,刀枪不入,谁能谋杀他呢?”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多次遭人暗杀,仅在二十年代就发生过两次。事情发生在1925年8月左右,那时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得罪了不少人,人们恨不得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一次,他从黄埔军校乘车回广州办事处,车才发动却坏了马达,就坐侍卫的汽车回城了。突然一阵枪响,车被打翻了,两名侍卫也被打死了。

原来,蒋介石的车插有青天白日旗,东坡楼的驻军以为坐着蒋介石,就发生了这次事件。人们评价说,蒋介石的车早不坏迟不坏,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坏呢?蒋介石可真是福大命大啊!事后,蒋介石严查此事,查出是梁鸿楷的旧部旅长杨金龙干的,就立即找来梁鸿楷,要梁将杨金龙扣押审判,并把他的部队调出了城外。

吸取这次教训,蒋介石迁移到了长州要塞司令部办公,与廖仲恺一家住在广州东门外小洋房内。可不久的一天,他乘车到东城门口,又遇到了刺客向他开枪,好在蒋介石的卫侍机灵过人,刺客还未开枪就被他击弊了。另一名刺客见势不妙,赶忙逃跑,很快也被当场抓获了。经审讯,刺客供认是蒋介石的老对头陈廉伯派他们干的。

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多次大难不死,固然不能排除偶然巧合的因素,毛泽东在权力上遇到的挑战也无法计数。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岗山,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武装割据的先河。一天,毛泽东在敌人的报纸上得悉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正在进行军阀大战,井岗山附近的茶陵驻军被调上了前线,毛泽东便命团长陈皓趁此机会率队攻打茶陵。这陈皓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秋收起义前是武汉国民警卫团的一名副营长,他生性懒散,好逸恶劳,攻下茶陵后,每顿在饭馆包餐,每餐“四菜一汤”,进出于戏院酒店,混迹于赌馆商会,还包了名漂亮的女人作“二奶”,私吞了五斤黄金。正在陈皓假公济私大耍威风时,国民党第八独立团悍然向茶陵打过来,企图收复失地。陈皓不打自退,带着队伍逃跑了。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忍着脚伤(他自秋收起义以来,两个月步行了一千多里,脚背长了个大疮,脚丫也溃烂了),匆匆赶到茶陵,得知陈皓已挟持工农革命军到了湖口。原来,对革命死了心的陈皓早已和国民党十三军联系好了,此刻正在打着叛变投敌的如意算盘。毛泽东见势不妙,即命通讯员骑马追上大部队,令他们在湖口宿营。

在这紧要关头,陈皓凭着人多势众,是完全有把握率队叛变的,可听了毛泽东的命令后,却乖乖地让队伍停了下来。毛泽东根据队伍中悲观失望的情绪开导战士们说:我们身子坐在罗霄山脉,两脚伸出江西、湖南,周围有几十个县,上千万人口,扩大数十万到上百万军队是没有问题的,工农革命军哪愁没有回旋之地呢……一番话说得战士们充满了信心,有二百多名当地的赤卫队员听后还当即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的权力争夺战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那时,中国工农革命军尚在襁褓中,若被陈皓扼杀在摇蓝里,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呢?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陈皓处决了。

蒋介石在权力上遇到的挑战更是不胜枚举。而最富戏剧性的大概可算他与汪精卫的权力争夺了。汪精卫是孙中山时代的得宠名臣,他于1927年前后主持武汉中央政府,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恨不得把蒋介石及追随者斩尽杀绝而后快。1926年12月13日,他授意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严厉批评了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做法,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已凌驾在中央委员会和国民党之上,是毫无道理的,必须要把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权夺过来。会议还决定凡军委会决议都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七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规定七人主席团中必需要有三人为非军职人员。该主席团又要由“中执会”推选,总司令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任意下达命令。以上会议记录都有案可查,是很严肃的集体方案。可蒋介石却把它视如废纸,并且当场表示,总司令必须独断专行,不这样做就无法指挥军队云云。他一边为总司令的职权辩护,一边放出烟幕弹说:“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蒋中正”了(见《蒋介石传》)。接着,他又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进行反共,并决定在国民党内把左派分子清除出党,把汪精卫势力彻底瓦解掉。

蒋介石的主意已决定,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上海财伐闻知他和汪精卫打擂台,一下子就拨给他二百万元借款,而中央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苦苦求告,才求到三百万元,还指定要由蒋介石统一使用。有了财源撑腰,蒋介石随即于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召开了中央监委筹备会议,指责zg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云云。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即刻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会议当天,蒋介石下令解散了上海工人纠察队,并取缔了上海所有的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政府要夺蒋介石的军权,蒋介石却号令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国推行“清党”运动。你要剥夺我的权利,我却要措挥你整个权力机构的运作!蒋介石表现出了一种穷凶极恶的脸相。

武汉中央当然也不是一群软脚蟹,他们于同年的4月1日就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了正式决议免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按理,蒋介石该是山野中人了,可他却偏偏不认这个帐,不但拒绝交出总司令的印鉴,而且还冠冕堂煌地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如此一说,谁可指责呢?蒋介石一面摆明自己的态度,一面假惺惺地拉拢汪精卫说:我蒋介石是拥护汪先生的军政合一制度的,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都可交由你领导,你只要到南京来主持大政,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汪精卫的本意是逼蒋下台,而蒋如此“礼贤让能”,汪就高高兴兴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了。

蒋介石既已发出了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宣言,就开始了巩固其反共政权的血腥屠杀。1927年4月11日,他发出了在全国开始“清党”的命令,于是全国顿时笼罩着白色恐怖的迷雾。为此,上海无数工人举行了抗议游行,当游行到宝山路时,蒋介石手下的周风岐部突然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了三、四百人,伤者无法计数。粤、桂、浙、闽、苏、皖、湘、鄂等省也开始了大量屠杀zg党员的行动,蒋介石命令指出:“凡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大屠杀就这样展开了。

蒋介石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向世人显示出了这样一种权力威风:你武汉政府不容我,那我就杀鸡给猴看吧!管什么政府不政府呢,我就是政府!果然,他于1927年4月17日成立了由他操纵实权的南京国民政府,而作为国府主席的胡汉民只不过是个傀儡而矣。事发后,武汉中央作出决定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罢免其一切职务,要把他捉拿归案。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发电通缉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上海财团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大加赏识。南京政府成立不久,他们就给了蒋介石七百万元贷款,蒋介石也就更加财大气粗了。

而嗜权如命的汪精卫当然不会甘心让蒋介石这样胡作非为,他于1927年7月16日发出了措词激烈的讨蒋通电,同日,唐生智也发出了讨蒋通电,并出动军队准备攻占南京。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徐州吃了败仗,汪精卫更起劲地逼蒋下野,甚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也彼此呼应,使蒋介石陷进无可如何的困境。为此,蒋介石恨透了汪精卫,但只能藏于内心,除了骂他一通出出气,什么办法也没有。最后,他不得不于8月13日在报纸发表了辞职宣言。

事已至此,蒋介石完全有可能被打进政治沙场的十八层地狱中,可偏偏是国民党朝中无人,宁汉合流后,两地组成了一个称作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由五名常委轮人坐庄,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李宗仁便趁此时机排挤汪精卫,致使南京街头公开出现骂汪精卫的标语,桂系渐渐控制了南京特委会,汪精卫在南京呆不下去了,只好纠集唐生智、胡汉民等群起反李,使李宗仁、白崇禧的南京特委会危机四伏,前路自是危乎其哉矣。

蒋介石坐在溪口老家观虎斗,料知东山再起之日必然到来,就到日本求淑女去了,果然,在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大家一致赞同蒋介石复职,连汪精卫也毫不例外投了赞成票,上海财伐也闻风而起,一分钱也不给李宗仁的南京特委会,李宗仁举步维艰。蒋介石见大局已定,却迟迟不复职,直到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要求他复职之后,继而何应钦、蔡元培、廖培南也以通电、谈话等形式拥蒋复职,甚至上海各界还举行了“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使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非蒋莫属”的呼声后,蒋介石才于1928年1月7日正式复职。蒋介石离开职位仅仅四个多月,就使国民党内岌岌可危。这固然与蒋介石的势力盘根错节有关,但也不可否定蒋介石的权位与王者至尊的联系。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冥冥中是否有一种命定的气数昵?蒋介石复职后,除给了个国民革命政府的虚衔谭延闽外,他身兼军委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大佟。

据说古往今来的闯世者认为,男人有两大嗜好,一是权力,二是女人。男人大抵喜欢权力是世所公认的。但为什么有些人朝朝暮暮想念着权力的荣耀,苦心孤诣地为权力而拼搏,到头来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而蒋介石自动辞了职,却有那么多人千呼万唤请他复职呢?何况那是党、政、军的大任,其威仪并不低于帝主,是千抢万夺都争不到的权柄啊!人们却心甘情愿奉送给蒋介石。这是一种王者至尊的必然归向,并非仅仅是个人能力所能左右的。纵观zg党内,叱咤风云的名将比比皆是,如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等等,他们能号令于军万马驰骋大江南北,能使敌人虎哭狼嚎闻风丧胆,能教铜墙铁壁摧枯拉朽,能使四野狼烟舜息平宁,这种只须放纵步伐足令地动山摇的人物,却甘心在毛泽东的麾下运筹惟幄,这仅仅是毛泽东的战略大计比他们强吗?似乎不是。党内的名将谋士也可谓车载斗量,如智盖中外的周恩来、才略出众的瞿秋白等等,他们最终都甘心在毛泽东的大旗下同创江山。难道仅仅是毛泽东的贤德更能威化群伦吗?似乎也不是。至于说到党内的理论家,更有能把经典著作倒背如流的王明、有谈古论今口若悬河的李立三,有谙熟天时地利的张闻天,有洞明人心思路的林彪,他们一个个在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面前败北了,这难道仅仅是毛泽东的才能比他们略胜一筹吗?似乎也不是。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和大贤大德看来仅仅是毛泽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看来需归结于毛泽东王者至尊的命定天理,换言之也可以归结为共产党的气数。如国民党的气数注定要由蒋介石操纵一样,早创时期共产党生存发展的命运只能由毛泽东决定。

历史已印证了这一无可更改的定论。历史也必将承认因天地造化而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形成的国共两党巨头的形象。

第三节 叛逆的产儿

但凡中外古今成大器者都不是安分守已的人,他们成长时或放浪形骸,或目中无人,自小就有一种自作主张的天性。唯其如此,他能克服不可想象的重重困难,能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因而才会有顶天立地的业绩。他们敢于违抗世俗,才会有脱俗的创举,他们敢于离经叛道,才会在荆丛密布中创出自己的人生之路,他们决不是世俗的温顺宠物,才会把握潮流发展的先河。

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样具有一种以生具来的叛逆天性,他们一到世间就似乎注定是逆种,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与古今中外无数名人豪杰一样,他们那种叛逆性格的养成都是从家庭开始的。从背叛家庭为起点到背叛传统教育,最后背叛社会,通常是这些人所走的背叛三部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样经历了这么一种叛逆过程。

先说背叛家庭。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生长在湖南的大山沟里。在旧中国,这样的山民后代大抵同其父辈一样耕田种地,终老乡间,是很难有出人头地之日的。虽则科举制度给平民提供了平步登云的机遇,但环境偏辟,教育状况恶劣,是很难培养出一登龙门、身价倍增的朝中显贵的,因为如此,大山的儿子只能靠自身奋斗才能走出山外去。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强烈的背叛意识是根本做不到的。

毛泽东仅仅在十岁就已表现出了天性的反叛意识,让我说几个小故事吧:旧时的塾师对学生非常粗暴,他手里拿一块光滑的龙眼木长条板子,学生稍不听话,他就举起板子打学生的手心,或让学生背着手长久地站在教坛前,严重的还让学生下跪,毛泽东有心对这一做法进行反抗,便故意违反校规,带头跳进校门的池塘洗澡。塾师知道此事,严厉惩罚了他,并向毛泽东的父亲告了一状。毛泽东料知必遭父亲打骂,索性背起书包跑了上山,心想要跑到一个不会打人的学校上课。这样的学校哪能找到呢?他在山上转来转去转了三天,才被家人找了回家。他原以为父亲会打他骂他,岂知不但没打他骂他,相反,却对他亲热了许多。毛泽东的第一次叛逆行动成功了,他日后得意洋洋地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再也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

且说毛泽东的父亲是位苛刻、悭吝、粗暴而又唯我独尊的山民,毛泽东看不惯,经常与他顶撞,直至发生直接的冲突:有一次,他父亲设宴款待来做生意的客人,要毛泽东出来待客,既要向客人点头哈腰说好话,又要斟茶倒水敬烟酒,是一种很烦人的举止,毛泽东当场拒绝做这种角色,气得他的父亲要打他。毛泽东便跑,他父亲穷追不舍,对峙在一个水汪汪的池塘边。毛泽东突然来了灵感:他指着池塘说:“如果你再前进一步,我就跳下池塘去!”

他父亲胆怯了,他知道儿子的性格,说到做到,说不定真会跳水寻短见。忙拉下脸皮说不打他了,请他跪下磕头认错是了。毛泽东不同意。最后以向父亲跪一条腿磕头结束了这场风波。

少年毛泽东什么活都能干,舂米、砍柴、挑粪、喂猪、犁田、插秧,晚上还要记帐,但他十分喜欢看书,在劳动中总是见缝插针抽空看书,为此,常遭父亲责骂。有一天,父亲循例检查毛泽东的劳动成果,见毛泽东在看书,旁边放着两只空粪桶,便责向他道:“我叫你把肥粪挑到田里去,为什么你不干,却跑到这里看书呢?”

毛泽东说:“是啊,你下午给我的任务是把十五担肥挑到田里,我已经完成了,你不信,就到田里检查一下吧!”

他父亲踱到田边一看,果然见十多担肥散布在田中,只好无言以对了。

在旧中国,流行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奴化教育,毛泽东敢于公开顶撞父亲,可见其叛逆精神确是其同辈所不能比拟的。

而蒋介石的叛逆个性更在幼年时就已显现出了非凡的潜质了。还在他三岁时,就曾用筷子插进自己的食管,以至昏晕过去,不省人事,五岁时,他从结冰的缸水捞冰,头朝缸,脚朝天,整个儿栽迸了缸中,当被人发现时,差不多快断气了。因为顽皮无度,他母亲常常打他,他却毫无悔改之意。有一次,他随祖父到法华寺拜佛,上了山便东奔西走,以致被摔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他有时候跳进雨后水涨的溪水中,多次险死还生,有时候装神扮鬼,使与他玩耍的同伴吓得半死。他自充群儿之首,带着同伴冲锋陷阵,常被摔打得全身红肿。他总是盛气凌人地辱骂同伴,即使比他年纪大的孩子也害怕他。他母亲为了管教他,常常对他大加鞭挞,有一次他被关在房里痛打,他就钻进床底下不肯出来,直到有位客人来访,他才趁机爬出来逃走了。他这种顽劣不羁的天性一直持续到结婚的时候。他十五岁第一次结婚,结婚那天,他拜完堂就将红缨帽扔到了地上,然后奔向屋外与村童抢夺爆竹,惹得亲朋戚友窃笑不止。蒋介石的童年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孩子。他不服管教、不循规蹈矩、不尊敬长辈,是目空一切的顽童,常被人称之为“瑞元无赖”。他那种顽劣的举止尽管千变万化,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胆大无畏的特质。八岁那年,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见有位蛮横出名的同学欺负一位儿童,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前,把那位同学摔倒在地,狠狠地揍了一通才放手。老师为此责备他,他既不反驳,也不申辩,摆出一副毫无所谓的样子,又有一次,有位叫竺绍康的人骑一匹马到蒋介石读书的私塾拜访塾师,蒋介石见这匹马好玩,就把马牵到了街外,不顾一切地跨上马背,挥鞭赶马前行。那马奔驰怒吼,突然回过头,在蒋介石的后背狠狠地咬了一口,至使他倒地流血,痛楚难耐,他却不当一回事,跑回课室继续上课去了。

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名逆种,他自己称之为“顽劣”,而正是这种顽劣培养成了他大奸大恶的品格。可见人的天性最好不要压抑他,我们许多教育家却喜欢按照固定的模式象裁剪盘景那样培养人才,殊不知人的天性千差万别,采用划一的教育方法就未免失之于自然了。话不能扯远,我们还是看看毛泽东和蒋介如何背叛传统教育的吧:

毫无疑义,毛泽东、蒋介石之所以能成为大雄大奸的罕世之材,当然离不开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培植,但如何吸收书中的精华,他们两人都有其超乎常规的取用之道。此道的核心是蔑视传统教育,创出自己的治学方法来。此法之一是敢于离经叛道。旧教育的“经”无非是“四书五经”,一跨进私塾门,就必须日夕奉读,不能有须毫懈怠。一般塾生都把它视如至宝之物,更把它看作功名利禄的阶梯,不敢有半点轻视。毛泽东却不同,他总是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充满了反叛精神的书籍带到学校,认真阅读,遇到老师要检查,就用“四书五经”把这些禁书遮住。他还爱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的《1898年的改良》,不断缩短着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的距离,及至读到《世界英雄豪杰传》时,更是手不释卷,为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林肯、迦德女皇、卢梭和孟德斯鸠等等人物拍案叫好,凡有这些人物出现的段落,他都画了圈圈点点。阅读鼓吹造反的书越多,他越发对“四书五经”等等传统教育内容深恶痛绝,他后来回忆说:“我打8岁起就恨透了孔夫子。”他读书全凭个人爱好,如对写作和社会科学,他学得津津有味,常得一百分,对自己不喜好的课程,如绘画,他则表现出无限厌恶而毫无钻研之心,有一次绘画考试,他只在试卷上画了个椭圆形,题个画名日“鸡蛋”,就匆匆离开教室了,及至后来,他干脆停了学而改在图书馆里读书,任凭自己的爱好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从《御批通鉴》到野闻趣话,他都广冷涉猎,象鱼儿游泳一样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人们说,毛泽东知识渊博。这个“博”字用得十分精确,因为他读的书远远超出了按步就班的传统教育内容,因而能建起一间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水早民情这样一座属于自己的知识大厦。而这样的读书方法不但在过去校规森严的旧制度不容许存在,就是在社会日益文明的今天,也是为校规所不容的。可见一个能在社会上独树一帜的人,他在接受教育时就已不是温顺的绵羊了。蒋介石的治学之道也是以反对传统教育开始而建起自己的知识根基的。他五岁开始接受旧教育,此后一直到十五岁,都在本地的私塾求学,后来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等等奴化人们思想的古老学向。但他虽然也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但决不当书本的俘虏,也不为书中的功名利禄所引诱。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05年他到奉化县城参加童子试,若能考中,就能考秀才,是平民进身上流社会的最好机会。蒋介石九岁丧父,一门孤寡,在俗人看来,他只有获取功名,才有光宗耀祖之日,但蒋介石并不这样看,他虽然小小年纪,却没有功名利禄思想的羁绊。他见考官对考生摆出副凶横之相,心里已产生了七分厌恶,及至看到苛刻的场规,更有了十分不满。他干脆结束投考,拂袖而去了。就这样,他放弃了考童生的县试,任凭世人不可理喻的看法,继续着他的求学之路。

和毛泽东一样,蒋介石读书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课堂的范围。他十四岁自学《易经》,并根据《易经》的豫卦六二的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为出处,改自己的别字为“介石”,后来他在日本留学时创办《军声》杂志,第一次用“蒋介石”为笔名发表文章,此后扬名四海。他又根据媚卦:“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娠之时义大矣哉”的提示,他把自己的姓名改为蒋中正。这姓名别字的意思是君子坚如石。石乃中正之象征,能洞察几微,先知事物之动向而待以时日。从蒋介石自己改自己的名可以看出,他不但善于读书,而且有志于天下大行的远大抱负。

蒋介石在学业上敢于离经叛道还体现在反对旧的教育制度上。他在凤麓学堂求学。这所标榜为新式教育的学校所上的课程仍是《礼记》、《周记》等老一套,为此,蒋介石率先向学校提出了改革意见,同学们群起响应,致使学校以“首谋捣乱”为罪名,要开除蒋介石的学籍。同学们大为义愤,集体向校方抗议,学校见势不妙,才撤消了把他开除学籍的决定。蒋介石领头闹学潮的行动甚得同学们敬仰,被人们称之为“红脸将军”。此后,蒋介石爱上了宋明理学和周、秦诸子学说,他深受书中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更得顾清廉先生教导,不独知识上有长足进步,思想上也更趋于成熟。这时候他十七岁,就读于宁波箭金学堂,第一次接触到《孙子兵法》和《曾文正公集》,爱不悉卷,也由此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直至影响终生。蒋介石后来回忆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径,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正是这个时候,他经过独立思考,形成了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第二个读书之道是把书读活,十分注重书本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旧的教育方法往往用“填鸭式”强硬地把知识塞进学生的脑袋,这必然陷进“读死书,读书死”的陷阱,毛泽东和蒋介石却善于把书本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杠杆,常能起到‘活学活用’的作用。在这方面,毛泽东较之蒋介石学得更为虔诚。我们先说毛泽东,他喜欢把书本知识融汇在自己的思想、意志和策略中,因而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书本知识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锁匙。比如为了说明宣传发动比直接命令更有效,他这样运用《三国演义》的故事说道:“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他与人谈话时,不论涉及政治还是民情,总能纵横古今,谈笑风生,运用书本知识灵活机动,这是因为他把书读活了,这是那些死读书的人无可企及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注重对书本知识的领悟,例如《兵智部·制胜》引有唐太宗一段话,说自己“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至此,毛泽东批注日:“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多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人之实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这些读书时产生的灵感很多都成了他后来著述的系统思想。他这种读书法一直从青:年时坚持到晚年。他爱在书本中作批注,把书本的知识融汇在自己的思想中,如读《伦理学原理》一书,他竟作了一万二千字的批注。这种别具一格的读书法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通过这样的阅读比较,他从否定“四书五经”开始到否定自己曾崇拜的康、梁学说,经过无数的否定之否定之后,他终于成了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

蒋介石的读书法还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凡他喜爱的书,他总是日夕奉读,手不释卷。他终生信奉王阳明的心学和曾国藩的理学,扬言说:“要知道天下万事万物都由诚心所生,都靠诚心维系。如果一念不诚,则万物皆假”。除认真阅读外,他还按照王阳明的心学之道进行静坐、默读。1916年以来,他默念过如下内容的箴言:

一、孟子养命章。二、曾文正主静箴。三、绵绵穆穆之条。四、研几之条。五、一阳初动,万物资始之条。六、灵明无着之条。然后还默念八项奋斗目标: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公无恙。六、二子成立。七、智、德日进。八、功业成就。1918年期间则默念如下内容:“一、万象森然,冲漠无朕。二、去人欲,存天理。三、心体意动,致知格物。四、静坐收心之条。五、纷纭杂思之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读书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地方都是没有按照正规的教学法来学习,这种独树一帜的求学方式不但形成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观,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叛逆性格:一个背叛了封建家庭走上了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大道,一个背叛了北伐革命的英雄出身走上了反革命的狭猛之途。

正是这种叛逆性格的日臻完善,使他俩一步一步地迈进了背叛社会的大循环,使他们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高端。我们不妨先看看毛泽东所向披靡的履历吧:他在二十五岁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后,|于二十八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zg湖南支部书记之职,并于同年创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三十一岁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侯补执委并继续担任zg中央的秘书工作,到了三十四岁,他已成了湘赣边界的前委书记,并于同年登上了井冈山,成了开辟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先谴者。此后赴江西、走长征、到陕西,虽则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他也有过败走麦城的短期劫难,但一旦没有他掌舵,中国军命就失去了定力,以至节节败退,最终还需他来挽救革命挽救党。而他则在峰回路转中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权力的高峰,终于成了共产党的领袖。

同样,蒋介石的仕途虽则也陷进过翻云覆雨的困境,但最终也是扬帆直挂,以无可抗拒的力量驶向了彼岸。和毛泽东终身很少迈出国门不同的是,蒋介石在二十三岁就于日本留学毕业了,此后于二十四岁任沪军第五团团长,维持全上海市的治安,继后于二十九岁出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三十三岁任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三十六岁就任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此后在军界大展拳脚,终于统揽了国民党军政大权,成了统领中国二十多年的霸主,后来在台湾独居一寓,话风得风,话雨重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不言而喻,正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自小形成的叛逆性格使他们成了国共两党的巨头。事物的发展是经过不断的反叛而日臻完善的,同样,人才的成长也要经过漫长的自我反叛过程。

第四节 名山出贵子

有道说:“一宅二命三风水”。坟山风水虽然排居第三,但朝朝代代反映帝王圣贤的书籍,少不了要研究他们的坟山风水,我们既要探寻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王者之道,也少不了这一笔。

毛泽东的发迹之坟座落在黄蜂山的虎歇坪。

我们到韶山时可看到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冲座落在一个环围大山的盘地上,这主要是龙头山山脉。与龙头山遥遥相望的是黄蜂山,它跟北边的牛形山一脉相成,都属于龙头山的一段峰峦。不同的是,黄蜂山腰突出一巨石,人称大石鼓,又叫虎歇坪,那儿长眠着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据传,这就是毛泽东的发迹之地。风水学上有个说法称作“出了人后才葬山”,毛泽东正是如此。那年,他十一岁,祖父毛翼臣不幸逝世了,被人抬到了预先选定的虎歇坪宝地上。当时,为了验证风水先生是否讲假话,就采用乡间流行的“停棺待葬法”安葬,即把棺木停放在一个能挡风遮雨的棚子里,几年后再开棺验证。八年以后,他们打开棺木,果然见遗体完好无损,这才正式安葬并砌坟立碑。

坟墓前几丈远就是巨石突兀的大石鼓,下边是悬崖陡壁,前边山峰自然分开,山脉起伏回环,延伸到青年水库的狮子山,坟后是黄蜂山脉的主峰,形似宝塔。按照风水学的说法,这座山前有峰,后有主,左右有帮扶,是大宦大贵的隆盛之地,一时名声大振。

消息传到了湖南军阀何健的耳里,他决定要挖这座程坟破坏毛泽东的风水。那是一九二九年春,何健趁毛泽东在井冈山建设根据地的时候,派特务唐景明与韶北人何艉源勾结起来,化妆成风水先生,了解到毛泽东的祖坟在龙头山脉,就派了一连人在山上寻找。令人不可置疑的是毛翼臣的坟墓十分高,且立有碑文,字迹清清楚楚,可找了一个晚上都找不到这座坟,最后乱挖一通,先是挖了毛湘泉家的坟,再是挖了毛贻池的祖坟,最后挖了毛益生的祖坟,就是挖不到毛翼臣的坟,后来看牛的小孩告知大人,乡亲们就把兵痞们赶走了。为了保护这座名山,乡亲们把毛翼臣的墓碑埋了下地,堆平了坟,并在旁边设了假坟,直到二十年后才恢复原样。

毛泽东的另一座发家坟在龙头山,《毛氏族谱》有这样的记载:“龙头山拔地而起,昂头立于千山万壑之中,别开生面,山极峻,上有田,土沃泉甘,山坡上有龙口。”

龙头山还有龙颈、龙背和龙尾,山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灌木,象是龙的披挂,而表土的楠竹,则象一根根龙须-在这座山的龙背脊上,向东可以望到碧毯似的稻海,向北可望到龙头山的山脊象伸开双臂一样把著名的滴水洞抱在怀里,而“龙的尾巴”一直延伸到韶山的上屋场,那里有一个小山包,正是风水学上的来龙结穴之地,结的是阳穴,即是毛泽东的故居。《毛氏族谱》对包括牛形山和黄蜂山在内的龙头山山脉有这样的描写: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钟灵鼎秀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蒋介石降生的淅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也是风水宝地。溪口镇地处剡溪流入锦溪之处,依山环水,风景优美。剡溪是条名溪,共有九个弯曲,几乎每个弯曲都有一个典故,第一曲叫作“大诏”,相传是东晋王羲之隐居的地方,晋元帝曾经六次降诏书召请王羲之入朝做官,王均不答应,所以把这地方称为“六诏”,第二曲叫作“跸驻”,相传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钱锈曾经在这里驻跸,所以称为“跸驻。”溪口位于第九曲,不但风光优美而且甚俱灵气。因为作为溪口发源地的四明山共有二百八十座山峰,其中七十峰雄踞奉化,整个溪口镇的北面都被群山环抱着,恰似风水学上的众星捧月。

溪口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号称“溪口十景”,计有“武岭暖浪”、“应梦名山”、“千丈岩瀑布”、“雪亭”、“消烦台”、“妙高台”、“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等。这些名胜最负盛名的是雪窦山,山上有雪窦寺,被称为淅东第一刹。早在北宋时,这里就建有雪窦山亭,此后几经重修曾改为“息善亭”、“入山亭”、离此不远,有座“御碑亭”,亭上刻有“应梦名山”四个字,是仁宗皇帝曾梦到的山。山上还有“瀑布观音禅院”和“三隐潭”,蒋介石最喜欢这几个潭,曾在三十三岁时为此写诗咏志日:雪山名胜东南最,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不难看出,溪口是地灵人杰之所。或许有人会问:溪口镇在解放前已有九百多户人,仅蒋姓人家就有五百多户,为什么发迹显荣的偏偏是蒋介石呢?原来这与蒋介石的祖屋有很大关系,这间祖屋位于小镇中心,集中了整个镇的灵秀之气,加之祖屋面街,过街即是剡溪,吃正了九曲剡溪的风水,而剡溪对岸是笔架山,正所谓钟灵之气聚于一宅。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的祖屋直到现在还未有扩建或改建。

此外,蒋介石还有一穴发迹之山,这就是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合葬的坟墓,位于溪IZl镇北一里左右的桃坑山。为了保证家山祖宅的龙穴风水万年永固,蒋介石曾经聘请广东和江西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到溪口寻找名山,最后在白岩山山岔的地方选了块宝地,蒋介石的母亲便葬在这里。

解放后,坟山风水一直被人们视作封建迷信。但作为几千年的客观存在,它实际上已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与人民生活有着,窟山关的联系。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样超脱不了这种世俗的依连。他俩也同样拜祭祖坟,寄托哀思,甚至毛泽东贵为一党主席之后,也曾多次回韶山祭拜自己的先祖,象普通子民那样纪念自己的宗亲。蒋介石也十分重视坟山风水,他不独礼孝有加,而且还带领风水名师亲自为母亲选择百年宝地。他们这样做,不但体现了他们纪念宗亲的虔诚之心,而且还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风水学说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这大概与他俩早年信奉佛教有关。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过门不久就吃斋,对观音菩萨诚敬之极,她十八岁从湘乡棠家阁嫁给毛顺生之后,一连生了两个孩子都死了,后来生下毛泽东,外婆怕他天折,便抱着外孙,领着女儿,来到龙头山与牛形山交接的观音石顶礼膜拜,烧香焚烛,拜这座石观音为干娘,取名石三,人称石三伢子。由于这个缘故,毛泽东自小迷信鬼神,他在十五岁那年,曾跟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用竹杆扎上躺椅做成一副轿子,抬着母亲专程到南岳衡山去朝山进香还愿,行程达两百多里才到达南岳大庙,从山脚登上海拔1289.9公尺高的祝融峰,还有三十华里登山路,弟兄三人轮流抬轿,直至到达目的地。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是个孝子,而且还是南岳圣帝的虔诚信徒。蒋介石的母亲是颇有文化教养的村妇,她日夕诵读《楞严经》、《金刚经》,对佛道十分敬诚。在母亲的影响下,蒋介石自小信神信佛,甚至后来他贵为一国元首之后,每到禅院寺庙,都亲自为之上香,虔诚之心可略见一斑。

此后,他信仰耶稣基督,每日诵读《圣经》,但并不排斥佛道。他到台湾后,大力兴建禅院寺庙,弘扬佛性,被时人称为美谈。蒋介石的信仰观念极强,一旦成了耶稣基督的信徒,他就身体力行遵从主的训诫,不敢有半点懈怠。有一次他找到一本叫《荒漠甘泉》的书,是反映耶稣精神的,他几乎天天阅读,直到晚年,书中画满了圈圈点点,还劝他的儿子也阅读这本书。即使在“西安事变”的艰危日子,他也坚持每天读《圣经》。一天,他看到《圣经》中有“将令女子护卫男子”的语句,窃以为有喜,果然是宋美龄来救他,如果没有宋美龄的“金蝉脱壳”之计,西安事变不知如何收场呢。

当然,一种宗教信仰甚至多种宗教信仰都是不可能根本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正如坟山风水不可能完全决定人的荣辱祸福一样,但若果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完全割裂所谓封建迷信与人的联系,也未免太霸道了。一种信仰、一种学说之所以能存在,是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的,坟山风水在中国行时几千年,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封建时代,所谓的国师大都是风水地理的行家,凡出任大官的人,国师都要派人去查验他的家宅风水,若风水不好,是不能委以重任的,所以,从旧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影响。

按古代来说,毛泽东是一党主席,蒋介石是一国元首,称得上是帝皇之身,换言之亦称之为真命天子。这样的人固然是天地造化的产物,但作为尘世中人,也是逃脱不了冥冥中的规例的,因此,不能否定坟山风水对他们的辅助作用。正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多方面的机缘和巧合,才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当上了国共两党的“山大王”,他们虽然也有错误和缺点,但对比起历代帝皇来说,不管怎么说也是功大于过的,在这个竞义上说,他们称得上是一代开明帝王。

半百春秋征战泪

第一节 民主与独裁

不容否认,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具有王者至尊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受天下人民爱护和拥戴的人民领袖,一个是凭借武力和权势统治天下人民的霸主,一个是当之无愧的天下之主,一个是用王者之道治理和统管天下人民的霸主。因此,体现在权力运用上,毛泽东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蒋介石推行的是法西斯独裁专政。

毛泽东的民主性首先体现在依靠群众打江山的思想,同时自始至终坚持群众第一的观点。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片白色恐怖的凄惶局面,许多人抱着幻想仍在城市开展暴动夺权,毛泽东却率先带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了井岗山,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点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随着革命势力日益壮大,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创世真理。为此,他始终置身于群众之中,直至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紧紧地依靠群众作为主要力量。因此,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势力盘根错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下子土崩瓦解了。历史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自有史学家去评论,但当时那种气壮山河的气势和毛泽东那种一呼万应的权威,在任何历史朝代都是未曾见过的。人们可以否定毛泽东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的非民主性决策,可以否定他对“反修防修”的错误估计,批评他因为这场革命带来页:数冤假错案的过失,但是,不论千秋史笔如何委婉纤柔,如何力拔千钧,都否定不了普天下人民直接参与这场运动的事实,否定不了千千万万人民对毛泽东的信诚与崇拜,更否定不了无数人民对毛泽东的血肉感情。试想毛泽东若是一位霸道的君王,能鼓起这么多人的热情冲动吗?当然不会。这是因为毛泽东长期坚持民主思想而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权威意识影响所至,历代帝君都无幸享受到这种人民的恩宠,蛇行鼠辈们又何以能割断人民对毛泽东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呢?天下之主是天下人民拥戴的首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千秋古不独在过去,而且在日益文明的今天,也是建党立国的真谛,这是领袖群伦者不可不烂熟于心的。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立志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十七岁那年写下过这样一首咏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体现了毛泽东四海为家,服务社稷的豪情壮志。自这一年离开家乡,毛泽东走向了山外的世界,把自己的青春与才华、热血与生命奉送给了中华民族。他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砸烂了卡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封建枷锁,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功其德,是世所感仰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就能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之所以这么深的原因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雇农、贫农、中农却只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试问广大人民怎能生存下去呢?在城市,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办了不少工厂,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仅仅在于壮大各自的势力,因此,民族资本主义没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不但是软弱的,而且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哪有广大工人的立足之地呢?就国家主权而论,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试问哪有国家繁荣可言昵?再者,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纷争不迭,使中国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加上土地辽阔,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更甚的是,皇帝和封建贵族的专制政权虽然已被推翻,但驭而代之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专政,使中国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试问怎不希图解放呢?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把整个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挽救出来,此情此爱,人们怎能忘记得了呢?说毛泽东为人民谋利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这一点了。正是这一点划出了他这位天下之主与历代帝王的疆界,也正是他这种人民民主的观点,使他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历久不衰的口碑。

和毛泽东恰恰相反的是,蒋介石是以独裁专制的手段爬上权力高位的,他的统治带有明显的王天下特征。他和毛泽东一样享有王者至尊的殊荣,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天下之王,而蒋介石则以王天下的方法统管和治理人民,这使他的统治带着明显的专制独裁性。这种独裁专制首先体现在他把权柄缚在屠刀的扶手上,让血泊充当印泥。终其一生,蒋介石不知间接杀害过多少人。他一个指令能使人头落地,一道口喻能使人锒铛入狱,一句话能使千百万无辜死于非命。他在杀戮中踏着革命者的尸体登上了权力的高峰。他爱佩戴的指挥剑或者未曾沾染过鲜血,但他的利剑出销并往前方一指,前方就会演出血流成河的惨剧。人们喜欢用“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来形容蒋介石的暴行,事实确是如此。

拿他亲手泡制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来说吧。他3月26日赶到上海,不几天就收买了大批流氓打手,同时,他还召集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蠛等举行了一连串秘密会议,并给白崇禧调拨了一百五十万元,给周风岐调拨了一百万元,让这两位刽子手挑起大屠杀的重担。4月12日清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打手向闸北、南京、沪西、吴淞、浦东等地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大批反动武装跟在暴徒后面,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政变三天中,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失踪五千多人。自此开始,蒋介石被人们称之为“独夫民贼”,但骂归骂,却无碍蒋介石登上权力高位的时间。政变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就于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公开竖起了“反共清党”的黑旗,他勾结桂系军阀,凭借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政政府。

所谓“一代功各十世冤”。统治者免不了与人结下仇仇怨怨,权力越高,这种冤薮越大。一部帝皇史,实际是一部血肉横流的恩怨史,秦始皇焚尸坑孺成为千古话柄,正是对这种历史的嘲讽。但任何一位开基建业的统治者要图谋天下,若不发生流血事件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是正义的枪杀还是非正义的屠杀是了,蒋介石在这次屠杀前曾口授指令说:“凡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后来这话被汪精卫总结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这种独裁专制未免太霸道了一些。而他一生为了巩固其王朝统治不知屠杀了多少无辜,何止这一次昵!

蒋介石推行独裁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唯我独尊,朕即真理。他在大陆时的统治有个原则:凡是反对他的,不论官居何品,他都一概惩治。如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同事和民国元老,有很高的威望。但皆因他反对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新约法”,并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引起了各界反响,这就触怒了蒋介石。事情很明显,蒋介石是想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新约法”以便名正言顺当上民国大总统,让胡汉民这样一搅和,岂不泡汤么?蒋介石便要用武力囚禁胡汉民,但胡乃举足轻重之人,蒋介石便于1930年2月28日请胡到他住处赴宴为名让胡到他家里来,胡一到就被蒋介石扣了起来,并逼他写因病辞职的声明,并为他选定地方,把他送到了汤山囚禁。一名党国元老就这样蒙受了一次胯下之辱。为了巩固唯我独尊的地位,蒋介石实行“三大抓”政策,一是紧紧抓住军队不放,谁有逾规之举,他就实行武力镇压:二是紧紧抓住财权,用金银作为权力的铺垫;三是紧紧抓住特务打手,把军政筑成针插不迸的堡垒。凡是他认为是对的,不论天崩地裂,他都要坚持下去。

让我们继续按上文的话题说下去: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成立了“蒋记”国民政府后,按理属于非法组织,是该取谛的。但他却要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归顺他的领导。这种个人凌驾党之上的做法当然遭到了汪精卫的反对,所以出现了历史上的宁、汉对立局面。那时候,冯玉祥的军队得到了苏联从武器到军费的支持,攻占了西安,杀出了潼关,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拉拢他,汪精卫用的是文攻,无非是天下大计之言,而蒋介石一言九鼎,说从1927年7月份起,每月给冯玉祥调拨二百五十万元军饷,一句话就把冯玉祥拉过来了。这是发生在1927年6月1OE开始的郑州会议上的事,仅仅开了几天会,蒋介石就使到武汉政府的所有负责人除出差休息的外,通通加入了南京的蒋记国民政府,甚至汪精:卫、谭延闽、孙科等力主对立的大员也在冯玉祥的调和下,迅速走上了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的反革命道路。“胜者为王败者贼”,蒋介石是深谙其中三昧的。以我为圆心并身体力行去促其实现,这是他独断专行而王天下的成功之路。

第四章 国民党一大: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仅列席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得外向活泼;而蒋介石只是静静地坐在一侧,注意地听着。这个时候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1926年1月,两人又共同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回,蒋介石不仅是代表,而且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这次倒是显得安静很多。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发言。从此之后,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们时而合作,时而对立,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值得评说的历史。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后入奉化龙津中学,1907年入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毕业后赴日本,1908年入东京振武军事学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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