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晓媛,刘继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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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试读：
前言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笔名博兹，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大批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破产，无产阶级遭到残酷的剥削而沦为赤贫。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予狄更斯很大的影响。他特别注意描写挣扎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和揭露了当时英国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幽默大师，常常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在浪漫和现实中讲述人间真相。狄更斯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13部半，其中大多数是近百万字的大部头作品，中篇小说20余部，短篇小说数百篇，特写集一部，长篇游记两部，《儿童英国史》一部，以及大量演说词、书信、散文、杂诗，并先后创办《家常话》和《一年四季》两种期刊，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
狄更斯的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早期（1836—1841），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博兹札记》（1836）、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7年开始在报上连载）、《雾都孤儿》（1838，第一部动人的社会小说）、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1839）、《老古玩店》（1840—1841）。这一时期，狄更斯在揭露社会矛盾方面逐步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越来越深刻。但狄更斯的基调仍是乐观主义的，反面人物大多被漫画化，而社会矛盾总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内部得到解决。
国外旅行期（1841—1847），狄更斯在风华正茂、充满活力的年纪里先后游历、旅居了美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国札记》（1842）、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4）和《圣诞故事集》，在《圣诞故事集》中包括《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这几部作品更为鲜明地表现了狄更斯调和社会矛盾的幻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
后期创作（1848—1861），这一时期是狄更斯创作的巅峰时期，主要代表作有《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7）、《双城记》（1859）和《远大前程》（1861）等。由于英、法大革命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狄更斯这一时期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更加广阔，艺术风格也与以前有所改变。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
晚期创作（1862—1870），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有《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其中《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是狄更斯得了轻度中风之后才开始着手写的，未及完稿他就去世了，这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侦探小说，结构严谨，充满悬念。这一时期，狄更斯由于辛勤的写作而损伤了健康，与妻子的不和使他的心情十分沮丧，同时他又感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重，写作心情十分沉重、悲伤、绝望。
狄更斯的小说是其时代的产物，真正地散发、汇集着他所处时代的全部精神。维多利亚时代，前接乔治时代，后启爱德华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矛盾也愈加突出。维多利亚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带有宏大与多样性的特点。它是多侧面而且复杂的，包括浪漫的与现实的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各种巨大变化。这个时代小说广泛流行，繁荣发展，诞生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文学巨人。著名小说家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哥斯凯尔夫人与特罗洛普等人。这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方面重新倡导18世纪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又肩负起批判社会、保卫人民利益的责任。尽管他们的创作角度与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关心广大百姓的生活与命运，他们为不人道的社会机构、堕落的社会道德、拜金主义的盛行及大面积的贫困与不公深感愤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对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唤醒了公众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意识。在19世纪末还出现了一位勇敢的女性小说家乔治·埃略特与一个不仅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现象，还大胆向维多利亚传统道德观发起攻击的文学家哈代。狄更斯并不模仿任何人。他广泛地、不断地在社会上交际，积极参加慈善事业的公众集会等。他的演说非常奏效，先是幽默诙谐，然后是述诸观点，直截了当。狄更斯对其时代的影响是深刻而广阔的，使人精神抖擞，富有教益，健康而具有感化作用。
狄更斯先生摆在读者面前的，不是富于营养而调味不佳的食品，而是烹调并不能掩盖其质量的一盘又一盘的菜肴。狄更斯身上有一种画家的气质，那是一种英国画家的气质。从来没有什么人能够像他那样精准而又详细地并且充满活力地把一幅图画的各个部分和色调勾勒出来。他有着如此清晰和强烈的想象力，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使没有生命的事物变成有生命的事物。这种想象力在狄更斯身上激起非凡的感情。他把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热情倾注到所想象的事物中去。在他看来，石头会说话；白色的围墙会膨胀成巨大的幽灵；黑色的井在黑暗中狰狞而神秘地打着哈欠；无数奇怪的生物在荒诞离奇的原野上空颤抖地盘旋着；空旷的大自然里充满着生物，没有生命的事物都在那里活动。尽管如此，这些形象始终是清楚的。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物是模糊不清或杂乱无章的；想象中的事物的轮廓和真的事物一样精准，细节同样的丰富。梦幻等于是现实。他的思想好像是一面镜子甚至是显微镜，再琐碎的、最丑陋的细节都逃不脱他的眼睛。在狄更斯的笔下，事物的色彩由人物的思想所决定。狄更斯的想象力十分生动活泼。他的想象往哪个方向发展，事物就跟着往哪个方向奔跑。如果人物心情愉快，石头、鲜花和浮云也就一定是快乐的。如果人物心情悲伤，大自然一定会同他一起哭泣。一切东西，即使是街道上丑陋的房屋，都会说话。这种风格贯串在一大群的幻象之中，并且发展成为种种奇特的怪癖。
疯子和天才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异。了解人的拿破仑曾经对埃斯奎洛尔这样说过：“同样一种天赋能够使我们享受声名，也能够把我们送进疯人院。”一种幻想丰富的想象力能够使疯子产生种种错觉，也能够使艺术家塑造出种种人物。这样一种生物学上的分类既适用于前者，也适用于后者。狄更斯头脑中的那种想象力是一个偏执狂患者所固有的。他一旦沉醉于某一种思想，就会被这种思想所吸引住，从此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事物。他会用一百种形式把它重复地表现出来，把它夸大，叫读者看夸大了的形象，使他们眼花缭乱，为之叫绝。它在他们脑海里打下了深刻而强烈的烙印，使他们永远也不能忘怀。这就是狄更斯的想象力和他的风格的最大特点。狄更斯在描写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一点也不是冷冰冰的。他能把这种细节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原因就在于他观察的深入和集中。他的感情越强烈，他的描写也就越精确。我们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不去寻根究底，搞清楚为什么我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经常是在一页完了的时候突然出现的。狄更斯粗放的风格使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强有力的词句表明了强烈的印象；过分夸大的比喻使我们看到了荒诞的幻象。我们被许多不寻常的景象包围住了……
狄更斯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唯一能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他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为普通民众抱不平，同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对抗。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道德诸多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他是文学史上的革新家，英国小说发展到狄更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作品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着重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生活和遭遇，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勤奋努力、艰苦奋斗，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积极向上、刻苦奋斗，绝不轻易向命运低头。这些形象充分体现了狄更斯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大卫·科波菲尔从未堕落，匹普在一段歧路后又回归正途，而小耐儿、艾妮斯、小杜丽、路茜等善良淳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得到热情的赞誉。他劝善惩恶，描写了一批处在道德光谱另一极的坏蛋形象，进行嘲讽和鞭挞。法琴、塞克斯、奎尔普、庞得贝等都是丧失人性，极端自私的“恶”的化身，往往不得善终。而董贝、葛擂梗、斯克路奇舅舅等在人生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感化下，重获新生。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善恶有报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更加复杂，他们的结局也并非遇到报应，社会罪恶的表现往往是由大雾、监狱，破烂店、垃圾堆，而并非个人作为象征了。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充分发扬了英国文学创造的“癖性人物”的传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天真可爱的胖绅士匹克威克先生；穷困潦倒却快活乐天的密考伯先生；怪癖又善良的姨婆，都是文学长廊中的著名人物。这些被称为“扁形人物”或“只有二度空间”的人物，以其自身的鲜活性弥补了缺少心理深度的缺憾。狄更斯作品的幽默与诙谐，很大部分来自于这些“怪人”形象的塑造。
狄更斯的主要构思大都是别出心裁的，他总是怀着道义上的目的，倾向于获得实际效果。如果把狄更斯的作品作为人性的画面而全面加以考虑的话，他的全部作品的道义倾向是明显的而富有张力的。这种人性并不是对邪恶和罪恶的事物谋求获得浪漫色彩的同情，而只是对当今的苦难及最终的后果的厌恶和惊骇，它对人性中一切本质上好的东西寄以真正的、由衷的同情。一般来说，他的全部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脉络完成的。
作为狄更斯作品的概括总结，可以说与任何其他现代作品中可以见到的画面与记录相比较，狄更斯的作品包含了大量的现代英国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忠实画面和记录。虽然这些作品叙述了统治阶级的污秽邋遢、可憎可怕的行径，并且丝毫不加掩饰地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但作者处理得非常巧妙，人们可以从头至尾阅读他的作品而丝毫不会对其真正的、绝非矫揉造作的精致优美产生反感。总的说来，这些作品着重描写生存在贫穷和悲惨境遇中仍然善良朴素人们的高风亮节，间或插以欢乐及滑稽幽默的形象，以获得读者对生存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同情。狄更斯向我们讲述的全部“生活”知识是经过如此精心锤炼和加工，并不会使任何一个读者成为无情的愤世嫉俗者，也不会成为心计多端的“世故人”。
狄更斯的小说同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喜欢采用戏剧化的传奇情节，奥立弗的身世之谜，德洛克夫人的隐私底细、匹普的庇护人真相、梅尼特医生被囚的实情等，为作品形成了强烈的悬念，很多小说有犯罪谋杀和探案成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强烈的感情倾注上。狄更斯是位情感性的小说家，他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驰骋情感力量，使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悲怆、感伤情调，天使般的小耐儿的死，让无数读者痛哭流涕。狄更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受到根本的摇撼，他既毫不粉饰地揭露现实，又相信人和社会的进步，相信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和幸福的可能性。在道德上受到时代的虚伪观念的限制。但是狄更斯的作品代表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内含丰富多彩的小说技法，这不仅代表着英国维多利亚盛世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平青少年时期“博兹”诞生旅居国外创作巅峰时期晚年生活青少年时期［1812—1832］
1812年2月7日，随着一声婴啼，查尔斯·狄更斯来到人世间。狄更斯出生在朴次茅斯市郊，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随从与女仆所生的儿子，当过仆役长和管家。约翰尽管有点浮夸，仍不失为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友好随和、无忧无虑、为人慷慨，生性活泼，更嗜杯中之物。约翰曾是英国海军军需处的小职员，但缺乏经济头脑，经常入不敷出。查尔斯母亲的门第相较丈夫要高得多，亲戚中有几个是文职官员。她是一个温顺、善良、正直的女人，不过头脑不太灵活，对丈夫束手无策，当脾气温和的丈夫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时，作为妻子的她面对生活中的这些棘手问题一筹莫展。
狄更斯快五个月大时，他们全家搬到波特西的霍克街，在那里一直住到1814年，然后又迁往伦敦。细心的考据家们后来查到了狄更斯出生的确切地点，它现在是兰德波特区迈尔恩德高坡商业路387号。不过，不到两岁的狄更斯就已经有了异乎寻常的观察能力，因为成年后他还记得他们住在霍克街时的那个院子，记得自己跟着姐姐阑珊学步，保姆在厨房里透过窗户看着他们的情景。他还清晰地记得，有人带他去看士兵操练，还记得他们离开朴次茅斯时，地面上白雪皑皑。
狄更斯九岁之前家里比较富裕，有过美好的童年。父亲是他最好的伙伴，母亲教他读书写字。那时虽然家庭很拮据，但狄更斯特别爱看书，当别人在玩耍时，他却在拼命地看书，他利用每一分每一秒阅读《兰登传》、《雄利格林·皮克尔》、《亨弗林·克林克》、《汤姆·琼斯》、《威克菲牧师传》、《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鲁滨孙漂流记》和《天方夜谭》等等。这些就是他当时的主要学习内容，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丝慰藉。他把自己看作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想象自己处于他们的境地。这为狄更斯之后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823年，狄更斯全家人又一次搬家，这次搬家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小转折点。他们住在一个叫卡姆登的镇里，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相比以前一落千丈，狄更斯不得不中途退学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他照顾弟弟妹妹，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所受到的教育来源于伦敦的贫民窟里，他记得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后来这些地方和部分居民成了他笔下几个故事中的背景和人物。他的父亲因负债入狱，后来他母亲带全家迁至马夏西监狱居住。这段时间狄更斯在黑皮鞋油作坊当童工，雇主见他包装熟练，就把他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操作，作为广告任人围观，这在他稚嫩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在黑鞋油作坊里度过的六个月，是一段伤心和耻辱的日子，同时也使他产生了对不幸的儿童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
1824年4月，狄更斯的祖母去世。狄更斯的父亲继承到二百五十镑左右的遗产，他的叔叔又帮父亲付清了债务，父亲被释放出来。1824年年底，父亲得到了海军军需处所发的年金，并且靠着妻舅的力量，一家人又回到了卡姆登镇，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查尔斯·狄更斯则回到学校，成了汉普斯特德路韦林顿寄宿学校的走读生，在那儿他学习了英文、舞蹈、拉丁文、数学。他的成绩很好，几次得到奖励，最后成了优等生。在这段时间里他生活得很愉快，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提高了文学素养。
1827年春，15岁的狄更斯离开学校，走上了社会。对于在社会上谋生的种种艰难，狄更斯早有切身的体会。幼年时代的事情对他已恍若隔世。他提到这些事情时曾说：“它们真是妙不可言，儿时的想象又给它们涂上一层比彩虹更加绚丽的色彩，简直就如瞬息即逝的幻影。”起初，他在西蒙兹旅馆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当了几个星期小伙计，似乎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那个事务所的职员托马斯·米顿，两人从此结为终身的朋友。这时他母亲方面的亲戚又帮了他一次忙，在1827年5月，狄更斯到埃利斯和布莱克默联营的律师事务所就职。该公司设在雷蒙德大厦1号的格雷斯旅馆内，狄更斯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个小职员，确切地说，就是当小伙计。在此期间，他的薪水从每周十三先令六便士增至每周十五先令。对于一位未来的小说家来说，这里的工作大有裨益，不少到这里来洽谈业务的怪人后来都被写进了《匹克威克外传》里，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平日没事的时候狄更斯常和一个与他同龄的男孩在伦敦街上闲逛。如果口袋里有钱，他们就尽量一起上戏院，一起喝啤酒。如果没钱摆阔气的时候，他们也会一起大寻开心，而且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饶有趣味，觉得那时的自己随意轻松。狄更斯还是和家里人住在一起，不过那时他们已经搬到萨默斯镇了。由于他的父亲擅长速记，这使他下决心掌握这一技能，他指望以此谋得议院采访记者的差事，从而打开通往新闻界的道路。于是他捧着格尼编写的速记课本，潜心钻研把英文字母写得比方块汉字还漂亮。狄更斯锲而不舍，大有长进，一年半后终于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去博士民事法院，一边在工作中锤炼技能，一边等待时机，一展宏图。
就这样，狄更斯到博士民事法院采访的状况大约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由于他在大英博物馆勤奋阅读，所受的教育完善起来。这时，他对登台演出的粉墨生涯非常向往，所以拜了专业演员为师，跟他学习朗诵、走台步，学会了不少角色的戏。狄更斯常常好几个小时对着镜子练习舞台上的起坐进退、举手投足、鞠躬致敬的姿势，扮演各种表示轻蔑、迷恋、爱慕、憎恨、希望、失望的表情。最后他向科文特莱市剧院申请谋职，剧院决定面试后再裁定录用。但到了面试的那天，他却因病不能赴考。
1829年，狄更斯通过亨利·科尔认识比德奈尔，有一天科尔邀请狄更斯去比德奈尔家作客，认识了比德奈尔的小女儿玛丽亚，一见面狄更斯立刻被她所吸引。这种吸引很快产生了爱情，但这段情感只是狄更斯一厢情愿罢了。玛丽亚对他卖弄风情，引得他神魂颠倒，那完全是为了取乐。她一会儿情意热切，温柔和顺；一会儿又冷若冰霜，拒人门外。有时候，为了惹恼狄更斯，她故意向另一位献殷勤者频送秋波；有时候又向狄更斯表示亲昵，但目的是刺激刺激另一位献殷勤者。狄更斯被玛丽亚的喜怒无常弄得神魂颠倒。他因玛丽亚笑脸相迎而喜不自胜；也因玛丽亚冷若冰霜又苦恼万分。这种欢乐和沮丧相杂，希冀和绝望互现的日子直到他过21岁生日时方告结束。经过一场纠结痛苦的内心斗争后，他把她的信件用蓝绸带捆成一扎，寄还了她。“我们近来的每一次见面，”他在信中写道：“一方面，无非是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您的冷漠无情；另一方面，徒然使我增添了无穷的苦恼和悲伤。自我们相识以来，我忍受痛苦和绝望的折磨实在太久。现在，感谢上帝，我感到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对自己说，在我们两人的交往中，我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理智的和高尚的。当人家，一会儿对我恩宠有加，一会儿态度又完全变了的时候，我都始终如一。如果有朝一日我能知道您——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情人很幸福的话，那么，请您相信，世上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使我高兴。”他的爱情就在这样的痛苦中画上了句点。
1833年5月19日，狄更斯由于喝醉了酒，头脑仍然在作痛，此时最后一次致函玛丽亚，向她保证说：“我要尽一个人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坚毅顽强、不折不挠地为自己开拓道路。我过去已经这样做了，今后还得这样做。”他还再次要她相信：“除了您，我谁都不爱，而且永远也不会去爱。”但玛丽亚对这场游戏已经感到乏味，她回了一封冷冰冰的、相当刻薄的信。从此两人各奔前程，再无瓜葛。“博兹”诞生［1833—1841］
伦敦的舰队街是英国的“报纸王国”和左右英国舆论的中心。183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狄更斯来到舰队街，小心翼翼地将一卷纸投进了《文学科学与美文学月刊》的信箱，然后悄然离去。这是狄更斯在繁忙紧张的记者生活中抽时间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试着写了几篇随笔。当杂志的12月号出版时，狄更斯怀着忐忑的心情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翻开一看，他惊喜地发现他的处女作竟然整齐、漂亮地印在上面，兴奋和得意使他双手瑟瑟发抖。杂志的创办人霍兰上校非常欣赏这位无名作者的清新文笔（狄更斯起初的随笔发表时都不署名，直到1834年8月才署名“博兹”），还请他今后“多多赐稿”。
狄更斯的随笔很快招来了人们注意的目光，杂志的主编们为了获得上佳的稿源，格外关心作者是谁。狄更斯所在的《时事晨报》的两位主持人布莱克和霍格思千方百计打听，才发现“博兹”原来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他们对狄更斯十分热心，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为他特设专栏，此后有关伦敦街头风物人情的速写便相继在《时事晨报》等报刊上出现。“博兹”的特写在写实的基础上有极强的虚构性，充满瑰丽的想象，富于创造性和浪漫精神，其中有些可以算得上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了。
乔治·霍格思的《时事晚报》发表了一组狄更斯的随笔后，这个苏格兰人和狄更斯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邀请狄更斯去他家作客，不久，狄更斯和霍格思太太及她的千金们就相处得很熟了，随后与他们家的大女儿凯瑟琳相爱了。1836年4月2日狄更斯与凯瑟琳结婚，但由于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同年10月狄更斯辞去《时事晨报》职务，开始从事专业创作。那时狄更斯已经着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了。刚开始出版《匹克威克外传》的时候，狄更斯还是一个不被人们熟知的文人，但在小说快要结束时，25岁的他已经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和热爱的作家了。这部作品决定了狄更斯未来的命运，自此他在文学界占有牢靠的地位。之后狄更斯又相继完成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老古玩店》等作品。旅居国外［1841—1847］
面对着家庭生活的琐碎，狄更斯开始为家庭的前途担忧，于是他打算稍事休息。他对那个崭新的国度充满幻想，好奇它是如何对旧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进的，于是他决定旅居美国。当狄更斯踏入美国国土的时候，他因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兴奋至极。他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是史无前例的，此后再没有一个作家在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但当他亲身经历之后才发现这个国度并非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这里同样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同样有着黑暗的社会现实。狄更斯在《美国札记》等作品中一一向我们再现了他所经历的一切。1844—1847年，狄更斯又到意大利、瑞士和法国旅行，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在了《圣诞故事集》、《钟声》、《炉边蟋蟀》等作品中，充分流露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怒和期待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调和的愿望。创作巅峰时期［1848—1861］
通过多年的历练和海外的游历，狄更斯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迎来了他创作的巅峰时期。《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这一时期狄更斯的艺术风格有所发展，作品中幽默和讽刺逐渐减少，感伤、压抑的情绪和紧张的戏剧情节占了上风。当时英国阶级矛盾激化，狄更斯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随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作品的政治批判性加强，表现出忧郁、愤慨的情绪。《董贝父子》揭露了资产阶级冷酷无情的利润原则和金钱关系。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对英国的儿童教育、司法界的黑暗腐败以及社会上卑鄙利己的人物加以揭露和抨击，不过作品中仍有道德说教和人性感化的因素。《荒凉山庄》集中暴露英国司法机构的腐败和黑暗；《艰难时世》直接描写英国社会的劳资矛盾，抨击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功利主义等反动学说；《小杜丽》揭露了腐朽的英国政治制度和官僚机构；《双城记》则以法国贵族阶级残酷压迫引起法国大革命的史实来警告英国统治阶级。狄更斯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广泛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病，对下层人民寄予深切同情，但他始终没有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害怕暴力革命，幻想通过社会改良、阶级调和及道德完善来改造社会。晚年生活［1862—1870］
由于过度的劳累，狄更斯晚年深受疾病的折磨，在时隔多年以后，狄更斯于1867—1868年在美国进行巡回朗诵时，与他重逢的朋友们对他作了一些描述。其中一位写道∶“我有时在想，我一定是在我一生中的不同时刻认识了两个同名的人。”但是，这如同狄更斯的小说，虽然有了许多发展，但却仍然具备早期作品延续下来的许多文体和叙述特征，所以狄更斯在美国仍然刮起了一股“个人的飓风”，尽管他已经衰老，健康已经恶化，而且自1865年的一次火车事故以来神经一直遭受着持续的刺激。另外一位美国人说：“虽然他头发花白，但他的举止和从前一样敏捷轻快。”一位记者在一次朗诵会后写道：“从他的照片上看不出亲切的表情，但是在我们眼前，他却像一个诚挚、友好的人，充满了乐趣。”然而就在同一天，狄更斯写道：“我几乎筋疲力尽”，他列举了重压在身上的种种痛苦。出于自尊和老演员的传统，他掩饰了自己的痛苦。只要他着意努力，他原来那种昂扬的精神还会表现出来。在疲劳的美国之行过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869年4月他突然病倒，巡回告别朗诵随之取消。他开始创作另一部小说，并且在伦敦进行了一轮短期的告别朗诵，演出以一段著名的话结束：“现在我将从这耀眼的灯光中永远地消失……”不到3个月，这段话便重现在他的葬礼卡上。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在盖德山庄猝然离世，与世长辞。创作生涯早期创作国外旅行期后期创作晚年创作早期创作［1836—1841］
1832年，狄更斯作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对议会政治中的种种弊端非常熟悉。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
狄更斯开始文学创作时，先为伦敦的《晨报》等撰写文章，主要表现伦敦城乡的风俗人情和景物以及他对生活的爱与憎。
1837年，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开始在报上连载。小说描写了老绅士匹克威克一行五人到英国各地漫游的故事。小说情节以匹克威克等人在旅途的见闻和遭遇展开，一些故事虽然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故事的进展又能自然地衔接起来，散而不乱，线索明了。狄更斯通过匹克威克和他的“匹派”挚友的游历，暴露当时英国现实生活的黑暗，描绘了他心目中的“古老的、美好的英格兰”，反映了向往不受封建压迫和资产阶级剥削的思想与乐观主义情绪。狄更斯还批判了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律、司法、监狱等，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描述绅士、车夫等各种人物，宣扬实施道德教育的理想。《匹克威克外传》在英国文学史上最主要的贡献是最早以当代现实生活为创作素材，并把平民写成小说的主人公。小说描写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几乎描绘到当时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物。作品语言幽默风趣，情节生动曲折，其中既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又有辛辣的政治讽刺；既有妙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又有对社会阴暗面的无情揭露。既对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又对下层的穷苦百姓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今天我们阅读《匹克威克外传》，不仅可以增长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和世态习俗的认识，还可以在这部既妙趣横生又蕴涵社会真理的不朽名著中得到高度的艺术享受。在《匹克威克外传》中，狄更斯运用的主要讽刺手法是“漫画笔法”，在总的“漫画笔法”中他又结合了小的“喜剧矛盾笔法”。漫画笔法就是用特殊的夸张变形的方式来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使其特点因为格外突出而不协调，也就是说作家采用“歪曲原形”的方式，通过放大或缩小反面事物的典型特征来造成漫画式的效果。《匹克威克外传》让人们在笑的审美享受中去否定和鞭挞丑恶与落后的东西。《雾都孤儿》（1838）是狄更斯第一部写实小说。如同狄更斯的其他小说，本书揭露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救济院、童工以及帮派吸收青少年参与犯罪等。小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主人公奥立弗在孤儿院长大，经历学徒生涯，艰苦逃难，误入贼窝，又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小说向读者展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哀苦无告的生活画面，揭露了资产阶级伪装慈善的面目，显示出狄更斯当时创作思想的深度。《尼古拉斯·尼克贝》是狄更斯的一部幽默小说和教育小说。它原本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为狄更斯第三本小说，发表于1839年。这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尼古拉斯·尼克贝的生平和事迹。尼古拉斯·尼克贝是一位寄宿学校的教员，一位志向远大的青年，因为其父亲去世而一贫如洗。他放高利贷的叔叔不但不肯伸手援助，反而乘人之危让他到外地帮工，并利用他妹妹的美貌为自己牟利。他秉性正直，品格善良，为了帮助受虐待的学童又逃回伦敦。他几经磨难，与坏人斗争，戳穿他叔叔的阴谋，终于获得了成功，并与心爱的姑娘结婚。狄更斯通过他的经历，揭露了当时所谓为穷人兴办的学校实际上只是牟利的场所，学生整天忍饥挨饿，鞭笞竟成了最主要的教育手段。这部作品以讽喻的形式，讽刺社会上的不公平。小说塑造了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形象，揭露了小生产者在庞大的工业资本的排挤和压迫下的贫困与无助以及英国教育制度的黑暗。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作者用愤懑的笔触痛斥资产阶级的虚伪与贪婪。故事中有很多难忘的人物，例如尼克贝的叔叔拉尔夫。全书以第三人称去讲述整个故事。有时候，人物的感情会直接写出来，也有时候会透过一些小动作或面部表情去间接地表达人物的感情或想法。狄更斯在第八章形容被虐待的儿童时，运用了夸张、暗喻、头韵、拟人等不同的修辞手法，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小说发表后，其逼真的描写和尖锐的控诉曾招致某些当权者和保守评论家的抨击。然而，广大读者是最公正的评判。同狄更斯的其他小说一样，这部饱含愤懑的作品当时就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叫好，在多年后依然有着广泛的共鸣和夺目的光彩。《老古玩店》是狄更斯写于1841年初，一部三四十万字、连载了8个月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老古玩店店主吐伦特和他美丽、善良的外孙女小耐儿相依为命的悲惨故事。吐伦特为了让还不满14岁的外孙女以后能过上幸福生活，竭力想发财致富，企图在赌博中得到转机，不料却落入高利贷暴发户丹尼尔·奎尔普的魔爪。奎尔普这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利用高利贷不仅夺走了老古玩店的全部财产，还想夺取美丽的小耐儿。祖孙二人被迫逃离伦敦，过着四处乞讨的生活。最后，身心疲惫的小耐儿，因精神过度疲劳而夭折。小耐儿是狄更斯创造的众多鲜明艺术形象中的一个。作品以动人的笔触在她身上倾注了深厚的同情和强烈的爱。因而，她的悲惨命运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老古玩店》被誉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忧伤”。
这一时期，作者在揭露社会矛盾方面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越来越深刻。但作品的基调仍是乐观主义的，反面人物大多被漫画化，而矛盾总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内部得到解决。国外旅行期［1841—1847］
虽然狄更斯在早期的作品中已对资本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但他原本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可以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改良。1841年他去美国旅行，对美国也感到失望。他在《美国札记》（1842）中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国家机关贪污腐化，人民贫困，监狱中的囚犯受到惨无人道的对待等，而对黑人的奴役，更加引起了他的愤慨。狄更斯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通过资产者安东尼和鸠纳斯·朱述尔维特父子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鸠纳斯为了早日占有财产，竟亲手杀死了父亲，他整日考虑的是利润和金钱。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否则别人就会干掉你”。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培克斯尼夫这个伪君子的形象。年轻的马丁·朱述尔维特由祖父打发到建筑商培克斯尼夫处学习建筑。培克斯尼夫图谋老朱述尔维特的财产，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质上在“仁爱”的外衣下却干着为人所不齿的勾当。狄更斯讽刺地说，他甚至给自己的两个女儿起名一个叫“慈悲”，另一个叫“仁爱”。但是他永远是表里不一，总是教训别人，口头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小说通过小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美国投资遭到破产和险些丧命的故事揭穿美国社会的假民主，批判美国新闻界、舆论界的虚伪性和美国的投机事业，揭露了英美资产阶级的互相欺诈、贪婪、伪善以及“一切为了金钱”的基本原则。
1844—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一段时间的作品有《圣诞故事集》，其中包括《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这几部作品更为明显地表现了作者调和社会矛盾的幻想和感伤失望的情绪。《圣诞欢歌》是狄更斯的三部圣诞小说之一，创作于1843年。主要讲的是一个吝啬鬼斯克鲁奇的故事。斯克鲁奇积攒了很多钱，在圣诞前夜让他的雇工们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分钟，然而他却不舍得为职员的炉火加一块儿煤。他的侄子好意邀请他参加圣诞夜的晚会，他却认为侄子是为了占他的便宜而推辞。社会活动者请他为穷人施舍一点圣诞的饭菜，也被他无情地断然拒绝。晚上回到家，他被三个圣诞精灵——“过去之灵”、“现在之灵”、“未来之灵”突然造访。“过去之灵”让他看到在孤单寂寞的童年生活中，他的姐姐对他倍加关爱的情景，以及他当学徒时，仁慈善良的老板菲茨威格在圣诞之夜和大家一起开心跳舞，款待员工的情形。看到这里他的心开始被软化，后悔自己对待雇员的态度，也对自己从一个贫穷却快乐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富有却失去亲情的老板感到懊悔；“现在之灵”带他到他的一个属下家里的圣诞聚会上，那是一个拿着微薄的薪水的小职员，没有圣诞礼物，没有火鸡，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未来之灵”让他看到在他衰老之后卧病在床，连圣诞节也没有亲人朋友来看望的孤苦景象。于是，他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才发现原来给予比获得更快乐。这一切渐渐唤醒他人性中的另一面——同情、仁慈、爱心及喜悦。瞬间，他那固有的自私及冷酷迅速崩塌，消失殆尽，从此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于是在精灵拜访过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圣诞节的早晨，雇员鲍勃上班迟到了，他原以为斯克鲁奇会生气的。可是相反，斯克鲁奇对他说，“我的好伙计，祝你圣诞快乐！我要给你加薪，而且还要尽力去帮助你贫困的家庭。快点把火生着，再去买一筐煤。”接着他又买了一只特别大的火鸡叫人给鲍勃家送去。随后，他第一次去拜访了自己的外甥，在街上逢人便招呼道，“圣诞快乐”，而人们也都报以和善的微笑。斯克鲁奇平生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快乐，从乐善好施中斯克鲁奇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和真谛。
此后五年中，狄更斯几乎每年都以同样的精神写圣诞故事，劝人为善，普天同庆。后期创作［1848—1861］
这是狄更斯创作的繁荣时期。由于英、法革命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狄更斯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也更加广阔。他着力描写小人物的善良、温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乐观主义精神已被沉重、苦闷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懑所代替。狄更斯这时主要的作品有《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断深化，艺术风格也与以前有所不同。《董贝父子》（1848）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狄更斯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它遵循的利润高于一切的原则。过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善良的”资产者已不复存在。这部长篇小说描述了一位英国资产阶级典型代表人物董贝先生所经历的悲剧。董贝先生是英国伦敦一个从事批发、零售和出口业务的公司老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几乎支配社会的一切事物。董贝先生由于拥有巨大的财富，成了一位极为高傲的人物。正像他对他的小儿子所说的：钱可以“使人们畏惧、尊敬、奉承和羡慕我们，并使我们在所有人们的眼中看来权势显赫、荣耀光彩”。他的生活目的就是去扩展他的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金钱主宰了他本人的全部思想，使他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失去人类美好感情的人。小说开始时，他盼望已久的儿子出世了，他感到兴高采烈。他喜爱他的儿子，主要是因为他是他的公司的继承人，他在他身上寄托着他的野心与期望。但是他丝毫也不去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因此他的儿子小保罗从他那里得不到真正的父爱，也享受不到真正的家庭欢乐。至于他的女儿弗洛伦斯，因为“在公司的声望与尊严的资本中……只不过是一枚不能用来投资的劣币”，所以长期受到父亲的冷落，使她在精神上深深地感到痛苦。他的第一位夫人的去世，他只是“觉得从他的盘子、家具和其他家庭用品中间不见了一个什么东西，而这东西是值得有的”。他傲视劳动人民，与他们的关系是冷若冰霜的金钱关系，正如他对他小儿子奶妈所说的：“在我们这个交易中，您根本不需要爱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不需要爱上您……当您离开这里的时候，您就结束了这纯粹是买与卖、雇佣与辞退的交易关系。”可是他引以自傲的金钱并不能给他带来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钱能做什么？这是他的小儿子向他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有不少东西，特别是人们相互之间发自内心的真正感情，不是钱能买得到的。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严峻的事实残酷地教训了董贝先生。在冷冰冰的气氛的包围下，在他操之过急的愿望的支配下，并在不良的教育制度的摧残下，他的小儿子夭折了。金钱并不能使他享有健康。美丽的年轻寡妇伊迪丝在她贪婪的母亲的怂恿下，被他用金钱买到了，可是他并不能买到她的真正的爱情以及他想要得到的尊敬与服从。伊迪丝没有向他的蛮横的要求屈服，两个高傲的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钱使他得到了她的表面的谄媚，但却得不到她真正的忠诚。最后他的妻子抛弃了他，和他的经理一起离家私奔，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作为鲜明的衬托，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些普通人民（如火车上烧锅炉的工人图德尔一家和卡特尔船长等）的生活。在这些主要不受金钱支配的普通人民身上闪现着人类美好情感的火花。董贝先生本人也只是在公司破产之后，他的曾经一度被金钱扭曲了的性格被纠正过来之后，才在他的身上显露出美好的人类情感。他在丧失了巨大的财富之后却得到了宝贵的父女之爱，并享受到真正的天伦之乐。《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半自传体小说，是狄更斯的代表作品。它通过一个孤儿的不幸遭遇，描绘了一幅广阔而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司法界的黑暗腐败和议会对人民的欺压。小说最后仍以一切圆满作为结局，表现作者希望看到人间和睦、社会光明的思想感情。《荒凉山庄》（1853）是一部色调阴沉、寓意深刻的作品，揭露了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黑暗。作者一开头就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11月间伦敦的大雾和泥泞的道路，象征贪污、腐败和坑害人民的英国司法机构。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营私，竟拖延20年，仅诉讼费就把一对青年男女所应继承的遗产全部花光。这场官司的结果是有关的人死的死、疯的疯。这部小说的内容讽刺英国古老的“大法官庭”的作风，是司法体制腐败、邪恶、无能的象征。多数评论家如萧伯纳、切斯特顿、康拉德、崔尔琳等人皆认为这部小说是“创下小说写作高峰”，同时它也是狄更斯第一本“法律小说”。
在《艰难时世》（1854）中，狄更斯以漫画式的手法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提出了劳资对立的社会问题。狄更斯描写了工人凄惨的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反映了宪章运动中拥护暴力和拥护道德力量的两派之间的斗争。狄更斯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而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但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上，狄更斯还是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小杜丽》（1857）是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狄更斯在序言中流露出因拥有这么多的读者而感到的喜悦。的确，《小杜丽》一书的销售量是空前的。这部巨著也是狄更斯创作后期的重要作品，对于我们了解英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面貌是有极大价值的，英国政治的腐败，统治阶级的虚伪、狡诈，大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流社会的虚假，下层人民的贫困，都在作者笔下暴露无遗。小杜丽，在英国债务人监狱里出生、长大并成年，瘦小而坚强、腼腆而善良、勤恳体贴为自己的家人操各种心甚至有些忘记自己是一位可爱的小女人。即使在故事中间，因杜丽之姓而得到意外的遗产离开监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小杜丽依然保持自己性格中美好、纯真的一面，尤其当这种美好、纯真与其父、兄、姐的前后变化相较时则显得尤为宝贵。它以象征性的手法描写了马歇尔西监狱，概括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本质，揭露了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双城记》（1859）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更能反映作者思想的发展，更深、更广地概括了时代的精神。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18年的医生曼奈特的经历和一个农民的小孩死在贵族的马车之下的情节，反映了封建贵族对人民的迫害，预示革命必然到来。《远大前程》（1861）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小说。狄更斯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后，对人，对周围环境，对自己的生活经历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所有他成熟的思想认识都汇总在《远大前程》一书中。这部作品原题名是Great Expectations，意思是指一笔遗产，中国把它译成“远大前程”。这个译名给读者一种印象，即作品的主人公是有远大前程的。而事实上，这个“远大前程”是带讽刺意义的，应该说这部作品的主题决非仅仅是写孤儿匹普想当上等人的理想幻灭的故事，如果这样理解，就领会错了狄更斯创作这部作品的意义。故事背景为1812年圣诞节前夕至1840年冬天，主人公匹普是个孤儿，由姐姐抚养，受雇于地主郝薇香家，与地主的养女艾丝黛拉相爱，一心想成为上等人。他无意中搭救的一个逃犯，在国外发财致富，为报答救命之恩，送他去伦敦接受上等教育，并让他继承一笔遗产。正当匹普满怀希望之际，艾丝黛拉却另嫁他人。同时由于逃犯就擒，遗产被充公，匹普只好赴海外谋生。后回国与艾丝黛拉相逢时，得悉她的丈夫已死，饱经忧患的一对情人终于结为伴侣，离开了象征着吞噬一切的地主郝薇香的颓败的旧宅。《远大前程》是狄更斯的后期作品，也是他思想上最为成熟的作品之一，与他所写的其他涉及孤儿题材的小说一样，书中以充满同情和细致入微的笔触塑造了匹普和毕蒂等朴实善良的小人物，但不同的是，狄更斯那时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以往贯穿于作品中的幽默讥讽风格逐渐淡化，在这部小说里呈现出狄更斯更趋成熟的人生观。晚年创作［1862—1870］
狄更斯晚年的处境非常不幸。由于辛勤的写作而损伤了健康，与妻子的不愉快使他的心情十分沮丧；同时他又感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重，因此，以近乎绝望的心情写完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是狄更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用巨大的垃圾堆作为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狄更斯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狄更斯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小说主要讲述了有人从泰晤士河里捞起一具尸体，根据衣着和证件判断，死者是已故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独生子约翰·哈蒙，他当时正赶回英国继承巨额遗产。这笔财产后来归老哈蒙的佣人鲍芬夫妇所有。约翰的未婚妻贝拉小姐也由鲍芬夫妇收养。从此展开了一场争夺，许多人使出种种伎俩，企图从这堆垃圾变来的财富中分一杯羹。然而，最后发现，死者原来是企图谋害约翰·哈蒙的另一个冒名顶替的人，而鲍芬先生的私人秘书洛克史密斯原来就是约翰·哈蒙。经过一番曲折以后，他终于继承了遗产，并且和善良美丽的贝拉小姐结成良缘。全书故事紧凑，情节复杂，人物线索很多，从英国国会的议员，一直写到下层社会的贫民。除约翰与贝拉这一双情人之外，还穿插了一个更加动人的恋爱故事，发生在船家女丽齐和贵族出身的律师尤金之间。无论从艺术角度和反映生活的思想深度来说，这部小说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是狄更斯得了轻度中风之后才开始着手写的，未及完稿即去世。这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侦探小说，结构严谨，充满悬念。
狄更斯的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1908年林纾与魏易同译了《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即《雾都孤儿》）和《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多种重要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狄更斯在创作中表现的人道主义与社会批判精神以及艺术技巧，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作品介绍及评析《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小杜丽》狄更斯写作艺术特色评析《大卫·科波菲尔》【时代背景】《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长篇著作。狄更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称，也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无法掩盖。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奋斗过程中遇到种种磨难，社会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和腐败现象。狄更斯的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主人公大卫自幼年至中年的生活历程。以“我”的出生为源，将朋友的真诚与虚伪、爱情的幼稚与冲动、婚姻的幸福与琐碎、家人的矛盾与和谐汇聚成一条溪流，在命运的河床上缓缓流淌，最终融入宽容壮美的大海。其间夹杂各色人物与机缘。语言诙谐风趣，展示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的现实，反映了狄更斯希望人间充满善良正义的理想。“正如我在本书出版的序言中写的那样：我不认为我已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因此，也难以平静地为它写序言，我对这本书总怀着一种老而弥坚的感情，在感到兴奋的同时，又感到一丝遗憾。兴奋的是，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这本书完成；遗憾的是，因为我要和这些老伙伴们告别，尽管我也担心读者并不相信这一点，甚至更难体会到我的感受和心情。”“此外，任何关于这个故事的事，我都会在这个故事中言无不尽地向大家讲述。”“或许读者对于我用两年时间绞尽脑汁的创作并没有多深的感触，也同样会对我在完成本书时又将自己部分地交给了那个处于阴影中的世界也不关心。可是我也只能说这些，我坦率地承认：我想没有谁会像我那样写作时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再次请读者相信，当年我对这本书的看法至今仍然未变。我所写的全部小说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部。我对自己思维中创造出来的孩子而言，是个宠爱他们的父亲，不会有谁像我这样深爱着他们。然而就像大部分宠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心底里总有一个孩子被我更为宠爱，他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上面这几段话是狄更斯1867年再版的前言，从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狄更斯对于这部作品的珍爱，被其称为“心中最宠爱的孩子”。在这部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的小说里，狄更斯借用“小大卫自身的经历和命运”，从不少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
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其中融进了狄更斯本人的许多生活经历。1848年姐姐范妮因患肺结核早逝，姐姐的逝世令狄更斯十分悲伤，因为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俩在才能、志趣上十分接近。他俩都有杰出的表演才能，童年时曾随父亲到罗彻斯特的米特尔饭店，站在大餐桌上表演歌舞，赢得众人的赞叹。范妮死后，狄更斯写下一篇七千字的回忆文章，记录他俩一起度过的充满艰辛但令人记忆深刻永生难忘的童年。狄更斯去世后，他的好友福斯特在《狄更斯传》中首次向公众披露了狄更斯的早年。狄更斯写这篇回忆是为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做准备。他曾一度为小说的主人公取过许多名字，最后才想到“大卫·科波菲尔”。福斯特听了，立刻叫好，因为这个名字的缩写D.C.正是狄更斯名字缩写的颠倒。于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便定了下来。
狄更斯早期作品大多是结构松散的“流浪汉传奇”，凭借灵感信笔挥洒的即兴创作，而这部书则是他的后期作品，更加注重结构技巧和艺术的分寸感。狄更斯在小说第十一章中，把他的创作方法概括为“经验想象，糅合为一”。他写小说，并不拘泥于临摹实际发生的事，而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利用生活素材进行崭新的创造。尽管书中大卫幼年时跟母亲学字母的情景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大卫在母亲改嫁后，在极端孤寂的环境中阅读的正是他本人在那个年龄所读的书，母亲被折磨死后，大卫被送去当童工的年龄也正是狄更斯当童工时的年龄，然而，小说和实事完全不同：狄更斯不是孤儿，而他笔下的大卫却是“遗腹子”。同时，狄更斯又把自己父母的某些性格赋予在了大卫的房东、推销商密考伯夫妇身上。
大卫早年生活的篇章以孩子的心理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早已被成年人淡忘的童年世界，写得十分真切感人。例如：大卫以儿童特殊的敏感对追求母亲的那个冷酷、残暴、贪婪的商人摩德斯通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当摩德斯通虚情假意地伸手拍拍大卫时，他发现那只手放肆地碰到母亲的手，便生气地把他推开。大卫向母亲复述摩德斯通带他出去玩时的情景，当他说到摩德斯通的一个朋友在谈话中老提起一位“漂亮的小寡妇”时，母亲一边笑着，一边要他把当时的情景讲了一遍又一遍。叙事完全从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视角出发，处在幼年的大卫并不知道人家讲的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年轻寡妇要求孩子一再讲述，对幸福生活的满心期待已跃然纸上。又如：大卫跟保姆佩葛蒂到她哥哥家去玩，她的哥哥佩葛蒂先生是一位渔民。大卫看见他从海上作业后回来洗脸，觉得他与虾蟹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因为那张黑脸被热水一烫，立刻就发红了。这个奇特的联想，充满童趣和狄更斯特有的幽默。《大卫·科波菲尔》一共64章，读者可以清晰地从章节的题目中了解本章所讲的内容。比如：我出生了，我被赶出家门，难忘的生日，我重新开始，第一次放纵的我，我坠入爱河，长途旅行的开始，失落，朋友离心，家庭琐事，我参加了一场争论，海外移民，回归，艾妮斯，我路途上的明灯，陌生客人，最后一次回顾等等。虽然这些辞藻不是很华丽，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平淡无奇的词语中体会大卫的人生。狄更斯塑造的大卫形象是那么平凡又那么特别。我们被深深地吸引到他的世界中。【故事梗概】
大卫·科波菲尔尚未出世，父亲就去世了，他在母亲和女仆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继父摩德斯通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