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素素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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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碎影试读：
从洞穴开始
末次冰期结束以后，辽东半岛已经被黄海和渤海相拥了一万多年。在一万多年的时光里，因为天寒地偏，人烟稀少。再加上后来的战争和掠夺，一场厮杀过后，只留下一片焦土；文明的种子总是刚刚扎下去，就被那一支支强悍的马队给踩踏得一片狼藉。
然而，那些留有祖先指痕的灶台和陶罐。那些有样有式的房屋和城堡，毕竟是一种确凿的物质，不论它们站立在那里，还是早已坍塌成废墟，或者被岁月封埋在地下，总会以精心设计过的形状，耐人寻味的表情，以及在倒下或消失之前的种种姿态。等待后来的人辨认和抚摸。
山洞
1996年春夏之际，我曾经一个人背着行李在大东北的野地里游走。虽然我没有在那片颜色深黑的土地上抛撒过高粱或大豆的种子，启程的时候，我却像一个很有把握的农人，知道该去哪里看收成，并且收割庄稼。如今，人早已从那里回来，目光仍收不回来。我想，我可能把目光留在那里做种子了。
在那一次游走之后，我写出了《独语东北》。记得，我对东北的诉说是从一个山洞开始。那个山洞的故事，发生在公元之初，一个首领，带着全族的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巢——大鲜卑山嘎仙洞。他们像被什么吸引，一路向中原走去。我把他们的离开，称为《痴迷的逃亡》。他们最后走到了黄河边上，并在那里建了一个朝代，历史上叫北魏。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族的人，全部留在了中原，并在中原陷落了。
几年后的一天，我的面前又有了一个山洞。它比大鲜卑山嘎仙洞更古老，距今已有一万七千年至四万年。洞的位置却并不远，就在瓦房店市北郊的古龙山。正是它的出现，一下子扭转了我的眼神，我把目光从辽阔的大东北收了回来，移向辽东半岛尖尖的南部，移向这一小块生长着我的祖荫的乡土。我发现，乡土因为近在眼前，而被我忽略了许久，因为太熟悉，而让我说不出更多的细枝末节。
事情是这样：那天，我在家闲翻朋友送的一本《瓦房店市志》，偶然看到了这个山洞。志书上只有几行字，却让我吃惊了大半天。瓦房店市北郊以北是赵屯，而赵屯是我的老家，我在赵屯与瓦房店之间曾有过无数次往返，每一次都要路过古龙山，居然不知道山上有一个山洞。据说，在1980年以前，这个山洞一直被柞树、棒树遮盖着，住在山洞附近的孩子偶尔在这里捉一捉迷藏，有几对年轻人曾躲在这里谈过恋爱。因为洞内有一眼深潭，住在附近的农民还曾在潭里抓到过长着红鳞的鲤鱼。1980年初的某一天，山洞附近成立了一家石灰厂，当得知山洞内有石英岩，办厂子的人毫不犹豫地就把它给炸开了，于是就炸出了一个新闻事件：人们在古龙山洞里发现了古动物化石，经专家考证，这些化石是远古人类啃吃过的动物骨头。就是说，在古龙山洞里，曾经升起过辽东半岛南部最早的一缕人烟。也就是说，在几万年前，在古龙山洞内洞外，不光有动物的气息，还有人的气息。
这个消息已经发布了二十多年，我却第一次知道。自此，古龙山的影子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子里。那一堆远古的髯火，就好像仍在洞内阴燃着，那一群原始的狩猎者，就好像至今还在洞外山野间追逐着。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华北那边走过来，属于北京猿人的一支，后来则应该是营口金牛山或本溪庙后山人的本家。那时候，人还太少，势单力薄，动物成群且凶猛。他们却在这个山洞里不屈不挠地繁衍出一个庞大的与野兽战斗的家族。当然，古龙山人最终是胜者，在吃掉了那么多猎物之后，揩了揩嘴巴，不知又朝哪儿走去了。总之，他们走得很断然，山洞里只留下一堆吃剩下的动物骨头，几件剁肉用的石器。
志书上说，这是一个孤独的山洞。因为在古龙山以南，再没发现与它同时并且与它相邻的另一个山洞。
志书上还说，他们是一群夏至冬走的游猎者，所有的狩猎行动，都是在夏天发生的，他们只在狩猎的季节回到这个山洞。这说明洞内的火堆不是取暖用的，而是烤肉的灶。那么，冬天他们去哪里了呢？他而死后的葬所，他们日常脱落的牙齿，究竟丢在何处？他们离去时踩下的脚印，在洞外哪一层土里可以翻找到？这些都不得而知。
在去古龙山之前，我打电话给考古所所长，问他那里有没有古龙山出土的化石。他说，一万年以前的事，去找自然博物馆，我只管一万年以后的事。见我没听懂，他马上解释说，一万年以前是更新世，一万年以后是全新世，更新世叫化石，全新世叫河滩淤积，我不管化石，只管河滩淤积。
当我像文盲一样被点拨明白之后，立刻就去了大连自然博物馆。馆长给了我一本1990年出版的《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然后让我去看所有从古龙山洞出土的化石。记得那天，我在博物馆化石库里呆了很久，呈现在我面前的古龙山动物化石居然有数万件之多，它们在库里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开放式储物架上。难怪那个美国人和那个德国人会吃惊地问，这是从同一个洞穴里出土的吗？他们当然要这样问，因为这样的化石点，世所罕有。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冰期动物的骨化石。它们是猛玛象、披毛犀、虎、狼、东北鹿、大连马化石。我想，东北鹿的相貌，也许与中原的鹿不同，大连马的祖根，大概在别处也找不到，所以，它们就被如此命名吧？因为是冰期动物，虎的牙齿，马的腿骨，鹿的角，一律巨大而粗壮，冰雪一样泛着冷白的光，抚摸它们的时候，我的后背一阵阵发凉，眼睛却奇怪地有些湿润。我闻到了一股从动物身体里散发出的骚擅气，其中有马尿和马粪的味儿，仿佛它们是刚刚被猎杀的，我看到的是新骨，而不是化石。然而，拿起一块敲敲，如石头一般坚硬。那种硬好像故意在向我声明，我们是冰期动物，形体大，毛长，不是你们冰后期动物，小巧玲珑，水光溜滑。记得，那一瞬间，我感觉所有的化石都朝我拥挤过来了，争先恐后地要跟我这个纤弱的冰后期人说话。
最后，我决定去一次古龙山。
瓦房店的几个老朋友早已在等着我，他们此前也跟我一样，不知道瓦市北郊还有这样一个山洞。所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异样的紧张和好奇，就像去见一个从未谋面因而也从未走动过的近亲。
车子开出市内后，向北只行驶了十几分钟，路旁就出现一块石碑，上面刻了三个字：龙山村。拐进村子，再往前走，就看见了一座已不完整的小山包。村人说，它就是古龙山。我却有点不相信，又向四周望了望。
那本1990年出版的专著是这样说的：
古龙山是一座高约六十米、略呈马鞍形的丘陵，插入于一个小型山间盆地之中，属复县北侧老孤山的南延突出部分，山麓南侧有小溪流过。据理藏学研究，这种地貌特征常是旧石器时代人类选择住所的主要目标。
也许二十几年前，古龙山确是一座马鞍形低山，而且在山前还有一条泪泊潺潺的小溪。如今的古龙山，只剩下了一个山角，那条小溪虽然还有断断续续的水流，已臭不可闻。阳光正炽，我忘记了撑伞，提着相机就向那个山角跑去。其他几位也和我一样，都向着它跑去，而不是向着它走去，好像走过去就迟了，走过去它就消失了。此外，我们的跑更像是释放一种心情，而不只是奔向一个目标。
其实什么都没有了。采石者早已将古龙山从南向北削去，削去的地方与旁边的庄稼地呈一个水平线。有的地方还深陷下去，也许这就是原来的山洞，后来被采石者凿出一个朝天开敞的大坑。我无法把它拍成洞址，我也找不出任何角度拍出完整的一座山。确切地说，古龙山已不能叫山，充其量是个山的废墟。于是，我只有向后退，对着那一片狼藉，一次次按下快门。
大家不断地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拿在阳光下辨认，以为它说不定就是一块化石。其实，它什么都不是，虽然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明晃晃的，不过是刚刚被炮打碎的石灰岩片。大家似乎很不甘心，弯下腰继续在地上寻找。正在这时，从古龙山北部被切开似的断崖上传来一声吃喝：放炮啦，快走开！我们所有的人都站住了，怔怔地看着站在断崖上的两个放炮手。而他们，也在迷惑地望着我们。
那本书上还说：
从洞穴存留的的形态和工人提供的证据判断，这里原为一较大的洞穴，但因以在长久开采石灰岩，故已不复存在。现发掘的是一个叉洞，规模较小，东侧还与一裂隙相沟通。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那时的人类可能居住在主洞内，而把这个叉洞只当作丢弃骨碴的垃圾堆，才使骨骼如此集中、化石种数如此众多地堆积在一起。
时间是1981年，采石者先是在主洞内爆破采石，后来他们在主洞旁边又炸开了一个叉洞，秘密就在此时呈现了，里面居然有一大堆古动物骨化石。大连和北京的专家们闻讯赶来，他们在叉洞里做了两次发掘，然后满载而归。专家们临走的时候，曾向采石者讲过这个山洞有多么重要，告诉他们不要再在这里采石了，却没有人听得进去。他们只知道，寒武纪灰白色石灰岩是上好的水泥原料，这个钱不能不赚。专家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接着放炮。隆隆的炮声，一直轰响到现在。
专家们把化石拉回博物馆之后，曾以专业的姿态细数了数，认为原始的狩猎者们至少将二百匹野马先后拖进山洞。在书中，他们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当年的古龙山人，曾是一群勇敢的猎马人。
猎马人。我喜欢这个称呼。虽然相隔了几万年，仍能让我感觉到那种原始的雄壮，原始的浪漫，原始的富有。它说明，古龙山附近的动物曾经是密集的，在密集的动物群中，古龙山人独独地喜欢猎马。他们在洞穴深处燃起了旺火，用石制的砍砸器，对着自己猎杀来的野马敲骨吸髓。一场篓臀过后，剩下一堆残骸。今天的人既不会有这样生猛的激情，也享受不到这样洪荒的奢侈。猎马人的后代不但看不见一只可猎的野兽，连祖先吃住的山洞也已经捣掉了。他们的职业只是一个采石者，就是把祖先住过的山洞劈开，然后让它消失。
在我眼中，猎马和采石，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原始的猎杀让生存具有诗意，让征服具有美感。远古的猎马人不懂艺术，但他们的生命就是艺术。现代的采石场却是在制造灰尘，制造垃圾。采石者或许知道什么是艺术，但他们压根就不要艺术。一样是生存，前者是生存的主人，后者是生存的奴隶。
眼前的古龙山，看了让人伤痛。我知道，地球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动物大绝灭事件。一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许多动物由于不适应温暖的气候而绝灭了。奇怪的是，猛玛象绝灭了，披毛犀绝灭了，大连马也绝灭了，猎马人却留了下来。那些猎马人后来显然是集体走出了山洞，融人了更广阔的山野。也许，他们并没有走远，这些采石者身体里说不定就流淌着猎马人的血，可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正在掘祖先的巢穴。
对面的吃喝声又响了起来。我们只好驱车沿古龙山西侧向北部的老孤山驶去。老孤山的半腰有座涌泉寺。那是个炎热的中午，尽管涌泉寺年轻的女住持一再邀请我们坐下吃顿斋饭，却谁都没有心思吃，大家就站在涌泉寺的院子里向南看去，听古龙山传来的一声声炮响。
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山洞将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世界也就越来越不神秘了。在我的心中，古龙山洞已经变成了一个永远高挂着的图腾。
村庄
我始终认为，村庄肯定比山洞更适合人类居住。自从有了村庄，山洞就被它给替代了。山洞的生活，还属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村庄的生活，则已属于古典个人主义时代。
我还认为，村庄所呈现的姿态，比城市更具有文化意味。城市虽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可人类在物质上获得巨大满足之后，精神上却出现了恍惚之状，许多人一边享受着现代的消费主义，一边怀念着古典的个人主义。
的确，人类应该感谢村庄。村庄第一次让人类有了归属感，有了家族或部落意识，有了个人或隐私概念。
我在阅读过的书籍里知道，辽东半岛南部最早的村庄在广鹿岛。
我想，辽东半岛也许还有更早的村庄，只是现在还没有被发现，不知道它们此刻沉睡在哪一座山坡上。广鹿岛因此成了一个伟大的开始。从地理上看，它是长山群岛中的一个岛，距辽东半岛陆地咫尺之遥，划一只舶板船，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在距它最近的辘子窝码头上岸。古人却选择了留下，于是在馒头样的小珠山上，就有了一座六千年前的村庄。
记得是200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带着女儿去了小珠山。拨开那片绿色的青纱帐，果然看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六千年前的村庄，就掩埋在这块石碑的最底层。因为书上说，在六千年前的村庄之上，覆盖着五千年前的村庄；在五千年前的村庄之上，覆盖着四千年前的村庄。就是说，小珠山不止有一座村庄，它其实是一幅立体的画卷，三个千年，叠压了三个不同年代的村庄。
所谓的村庄，不过是一堆洁白的贝壳。六千年以前的人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他们吃过的贝壳还在。那贝壳聚成了堆状，考古专家们就此认定，它们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人类所为。只有人类能把吃过的贝壳，每次都扔在同一个地方。这种重复并非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而是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小珠山人一个优美的抛贝壳手势，就这样被发现了。
村庄也许不是由海岛登上陆地的，但就考古发现而言，陆地上的村庄比海岛上的村庄至少晚上了一千年。辽东半岛南部陆地上最早的村庄，在旅顺口老铁山下的郭家村。这是一个背山面海的小山坡，一片与小珠山十分相似的青纱帐。许多年前的一天，人们在地里犁出了红烧土，考古专家认定，五千年前，这下面有一座炊烟袅袅的村庄。此后，庄稼地虽还在照常的春种秋收，地头却多了一块石碑。
其实，郭家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始。向北走不远，还有于家村、刁家村、尹家村遗址。它们像小学生排队似地站立在郭家村之后，属于四千年和三千年前的村庄。就是说，自郭家村开始，辽东半岛上的村庄便越来越密集。原住民很少，更多的是从海对面漂泊而来的移民者，他们在这里上岸后，以村庄的方式记下了自己的行走与停留。
所谓郭家村，实际上是现在的村庄。过去的村庄肯定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只是过去的名字现在已无从知晓。与小珠山遗址一样，郭家村也已经叫岁月给压扁了，单薄得像一页纸，上面没有文字，只有一些碎或未碎的陶罐、骨针、石斧、纺轮、鱼钩，以及别的什么，等着现在的人去抚摸，去分辨。
那一天，我在距郭家村不远的于家村遗址呆得时间最长。它东邻牧羊城，南面老铁山，西临渤海湾，坐落在一个半岛式的陀子上。那是有一年，考古专家在蛇子头的一条壕埂上发现了红烧土，于是断言说，这壕埂下面是一个古村落遗址，只不过它比郭家村晚了两千年。
我发现，于家村现在的青堂瓦舍并没有盖在佗子头上，人们好像感觉出那里是一个必须空留出来的地方。这种退让无形中保护了这个隐藏在地下三千年的秘密。那天，我和考古所的朋友穿过于家村向陀子头走去。大概经常有人像我们这样穿来穿去，于家村人都把自家的狗牢牢地拴着，街上看不见一个男人，偶有几个妇女与我们擦肩而过，一点也不招摇，我们走我们的，她们走她们的，仿佛过去的于家村和现在的于家村，三千年的日子就像今天这样走过来的。给我的感觉，也许正是这种不吵闹，不喧张，正是这种平淡和木然，让那一条壕埂，在阳光下静止，在自然中老去。最后，让于家村成了遗址。
我看见，史书样的壕埂至今仍裸露在那面山坡上。没有做什么保护，还在充当一块玉米地的壕埂，将下面这一块地与上面那一块地错落成梯田的形状。在我眼中，这是一条壕埂，更是一面巨墙，它将几千年的岁月悬垂在这里，让我们抚摸和审读。我发现，泥土与树木一样，它也有生命的年轮，这从它的质地和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一层土与一层土的叠压原来并不是平直的，而是呈水一样的曲线，留下了风吹的痕迹。我就想，千年万年，正是风的手，把泥土卷扬起来，将岁月和日子一层一层深埋，将历史和村落一点一点垫高。原想让后来的人遗忘，却被后来的人撞见。就好像是命定，现在和过去，总要以什么方式，总会在某一时刻，邂逅遭逢。
与我一起来的这个朋友是考古所所长。他指着于家村的这条壕埂，就像老师指着一块黑板。他说，这里一共排列着五座房址，而且都是单室，半地穴居，室内地表是红烧土硬面，屋顶有檀椽，四周和中央以柱为骨架，以草拌泥涂抹。这样的房址在别的地方也有，于家村人的精明之处，就是在红烧土下面加铺了一层防潮的木棍。
这个细节让我吃惊。临海的于家村当然一直是潮湿的，这家的主人能想出用树棍防潮，在当初应该算是一个发明啊。我问所长，我怎么没看见木棍呀？他说，现在已经看不见什么木棍了，木棍已经在岁月里朽烂掉了，只残留了一排密集的空洞。
我的确看见了这些空洞。在空洞之间，还有一块猪的左下领骨，上面的牙齿整齐而雪白，甚至于带了一层釉光。我接着抠，居然还抠出几只鲍鱼壳，个个硕大而完好，看光泽，像刚刚吃过扔下的。这可是几千年前的猪和鲍鱼啊。男主人那天一定很高兴，出海捕捞刚下船，家人杀猪为他接风，那应该是全家人少有的一顿美餐，有大个的鲍鱼，有新宰的猪肉，还有家酿的米酒。男主人说不定喝醉了，要不这座房子怎么会被火烧了呢？地上怎么会遗落那么多陶器的碎片呢？
距这条壕埂不远，有一个向海边伸去的陀子头，于家村的先人在这里留下了一片积石家。家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村庄，或者说，家是村庄的一部分。它们大大小小几十座，自东向西排列。军底有的铺海卵石，有的铺石块。家内的人骨，颠倒叠压，交错拥挤，看来属于丛葬式墓家。最大的一个家，居然埋葬了二十多个人。这无疑是一片庞大的氏族家，一个家，就是一个家族。在这个陀子上死去的人有这么多，可见那些活着的生命曾制造过怎样的喧闹和繁荣！
贝壳。
红烧土。
积石家。
它们如一行零乱的脚印，给我留下了与村庄有关的记忆。可我知道，总有一天，风会让这一切都荡然无存。所以，我要用文字为它竖起一块碑。
从于家村回来，我把一块黑陶片，一块猪的左下领骨，一枚鲍鱼壳，摆在书房里最显眼的地方。
石棚
在辽东半岛的山野间，有一道风景是由几块巨石搭建起来的。
阳光强烈的时候看过去，它的线条锋利而古朴，它的明暗对比粗犷而写意。因为是石头质地，既有一种可触摸的真实，还有一种不可知的神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样的风景虽然被乡村人所熟悉，却没有谁知道它们的底细。看形状像房子，就随便给它们取了个名儿：石棚。
在我的记忆里，走近石棚是童真时代的一次历险。
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母亲带我去四姨家串门。四姨是母亲最小的妹妹，家住熊岳城南的大石棚。大石棚是村庄的名字。记得母亲说，走，跟我去大石棚四姨家。母亲跟我们从来不简单地叫四姨，而是叫大石棚四姨。我相当纳闷，大石棚四姨家垒鸡窝都找不到一块石头，这个村庄却叫大石棚！
记得那天刚吃过午饭，小表妹就带我在村庄里玩。这个村庄我已来过多次，没有什么太好玩的地方。小表妹见我无精打彩，眼珠子一转，说，咱们去火车道上玩吧！我家住的那个村庄不通火车，小表妹每次来我家串门，就拿她家附近这条火车道来炫耀。可是，母亲知道我性子野，每次来大石棚四姨家之前都明令我不许走远，尤其不许靠近火车道。可我经不住小表妹的怂恿，最后还是跟她去了。
趟过村东的大沙河，我们像两只灰麻雀一样飞跑到对岸的火车道上。火车道是附近最高的地方，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无比。不但可以俯视河流、村庄和田野，还能看见火车站道东边不远处那座小山。山上居然有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出现太突然，样子也极其怪异。我问小表妹那是什么，小表妹说，它就是大石棚啊！原来如此，大石棚村，大石棚四姨，都来自于它。我问，它是土地庙吗？看山的窝棚吗？小学校吗？我一直问，小表妹一直摇头。她只知道叫大石棚，从来没有去过。我马上说，那咱们今天就去！小表妹说，你敢吗？我说，敢！就这样，我拉着小表妹，不顾天将下雨，一溜烟儿朝山上跑去。
大石棚亚立在山半腰的一块台地上。我们两个小姑娘还没来得及端量它的样子，还没来得及害怕或者高兴，就被一阵瓢泼般的急雨逼进了大石棚里。此刻，它果真就是一座遮风挡雨的大房子。朝南的一面是门，其余都是用整块的大石板做的墙壁，其中上面覆盖的一块石板最大。我看见，脚下的地基，也是整块的石板，上面积了很厚的一层泥土，还长出了草，草里还有畜粪和人屎，有人竟在这里烧了一堆纸灰。
这是一场夏天里的南风雨，雨水被风吹进石棚里，将粪便和纸灰冲得到处都是。我和小表妹倚着其中的一面石壁，哆哆嗦嗦地等待雨过天晴。然而，那雨却越下越大，一道电光闪过，在大石棚南面开口的地方划出一柄狰狞刺眼的曲线，此时的大石棚像一眼深井，直通无底的天空。于是，所有关于鬼怪妖魔的故事都从脑海里飘浮出来了。当天晚上，我和小表妹都着了凉，再加上又都受了惊吓，两个疯丫头躺在炕上一起发高烧，一块儿说胡话。母亲和大石棚四姨一边口念咒语，一边点着了烧纸，在我和小表妹的身上绕了几圈之后，让纸灰落进旁边一瓢早已备好的清水里，再用清水拍打着我们的额头。我和小表妹捂着大棉被，沉睡了一天一宿。
自此以后，我便经常在梦中看见那座黑洞洞的大石棚，它就像天外飞来之物，一次次把我从梦中惊醒。
真正了解石棚，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董志正先生送我一本《旅大史话》，我在书里第一次看到关于石棚的文字。
书上说，像辽东半岛这样的石棚，在欧洲和非洲曾发现过多处，在中国的四月和山东也有大量遗存。经考古学家认定，石棚是青铜时代的墓石葬遗址，有人称它是“巨石文化”。却原来，儿时那一次不经意的玩耍，竟让我误闯进了三千多年前某个沉睡者的梦乡。
于是，受这本书的指引，这片乡土上的石棚自然而然地进人了我的视野。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按图索骥，驱车数百里，一一地去寻访那些青铜时代的巨石建筑。据我所知，在辽东半岛南部，现存的石棚主要有金州的小关屯石棚、普兰店石棚沟石棚，瓦房店台子屯石棚、庄河白店子和大荒地石棚。辽东半岛南部已然是中国境内石棚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
金州向应镇小关屯石棚是单独的一座。它菇立在一片平洼地里，当年的石板有风剥雨蚀的痕迹，却没有改变姿态。世世代代的农民在它附近种地收割，一直谦恭地给它留出足够的空间。也许因为它太突兀，也太神奇，而且不知道究竟是谁把它安放在这里，它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年了，种地的农民对它始终怀有介乎于宗教与迷信之间的那种小心和敬畏。我在许多本书里都看到小关屯石棚的照片，农民们有意无意的呵护，让它成了一个叫座的拍摄题材，辽南的乡土也因为有它，而显出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重量。
在普兰店市安波镇石棚沟，有一片集群式石棚。石棚沟其实是一条河，这条河在三千多年前就在山沟里流淌着，河两岸于是就成了最适合人居的风水宝地。忘了河叫什么名字，只记得石棚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村庄在河的上游。那天，我们是坐着车从下游往上游走，途中还经过一个名叫范限子的村庄。同行的朋友说，这个范限子村净出傻子，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傻子，所以，范限子村有个别名：傻子村。我问这是为什么，朋友说，这里太偏僻了，姑娘出嫁都不往沟外走，许多人家都是亲上套亲，近亲繁殖不出傻子出什么？这是偏僻酿成的悲剧，可见这条沟有多深有多远了，它硬是制造了一个生命残缺的当代村庄。
过了范限子，就是恒的上游，我们的车终于至了石棚沟。时间是春天，草刚刚泛绿，庄稼还没有播种，天地之间无遮无拦。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些星散在石棚沟北山坡上的石棚。它们果真不是一座两座，而是大大小小的好几座。有的完好，有的残损，有的巍峨矗立，有的坍塌伏地。然而，仍可以看出那是三千年前的石棚。
石棚既然是青铜时代的一种墓葬，那么石棚墓的主人就不会是布衣平民，而是部落里的酋长或者贵族。在那个时代，只有酋长和贵族才能享有如此隆重的墓仪葬式。
尤其是石棚沟山坡上的景象，我想它应该是一种罕见的家族式墓地。石棚的布局和排列，显而易见地分出了长幼和尊卑，在那个手中已握紧了青铜短剑的时代，这里也许曾有过一个非常煊赫的姓氏。
只是，面对着这片石棚，我心里陡然生出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之感。任何人都抵抗不过时间，超越不了死亡。如今也只有这片石棚能够证明，那个权威而华丽的家族，曾在这条荒远而光秃的山沟里做过主人。石棚其实是这个家族的一次艺术创作。他们显然知道，石棚要比青铜更有恒久的生命力。
的确，那一柄柄曾经紧握在他们手中的青铜短剑，早已是锈迹斑斑，而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石头，却只碎不烂。既然他们那么相信石头，他们的灵魂是不是一直也没有走远呢？
我至今还在想，在青铜时代，古人之所以选择了石头，也是因为辽东半岛南部的山岭上只有石头，而且盛产石头。
就以石棚沟为例，这里的石头不但随处可见，而且与别处不同，它不用人工打凿，从山上劈下来就是现成的石板。直到现在，家家户户仍用青石板筑屋垒舍，就连菜园子的篱笆，挡猪圈挡鸡窝的门，树下歇风凉的凳几，也是一块块硕大的石板，看上去奢侈极了。可是，石棚沟在当代却没有创作出比青铜时代更加辉煌的巨石文化。那些石板们固然是生动，却在世俗生活里担当着一些小角色。或许，石棚沟自身的力量已经在三千年前就消耗尽了，也或许，人类走到今天已不再需要这种原始的葬式了。实际上，山坡上的石棚，与山坡下的村庄，已是两个陌生的世界，彼此之间从未交流过一下眼神，也从未试探着握手。
据书上说，当初的石棚并不是裸然而立，在石棚的外面，曾覆盖着高高的封土。只是在漫长的时光里，那一层很厚的封土已被风剥雨击吹落散去，后来就剩下孤零而空落的石棚了。
其实，就墓葬而言，石棚要比土堆更具有审美意趣。它虽然远远地益立在山岭上，保持着沉默的姿态，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好像一个挑战者，在那里等待了几千年，一直也没有遇见对手。后世的皇帝们虽然也曾在某个山坡上挑选一块风水宝地给自己大造陵园，可与青铜时代酋长们的石棚墓相比，它们显得过于人工，也过于平庸。
我一直在想，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古人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这样巨大的石块从山下运到山上，并安置成如此壮观的造型呢？
城堡
因为去过古龙山，就知道了一个秘密，辽东半岛最早的土著曾蜗居于一个小小的洞穴。这支土著在天气变暖之后，便从洞穴里走了出去，又在辽东半岛南部的野地山间铺排出零散的村庄。开始是半地穴居，后来升至地面居，终于在这里营造出一个漫长而寂静的渔耕时代。
当渔者和耕者铸出了青铜短剑，手中有了锐利的武器，部族之间的厮杀就开始了，以至于最终激演为战争的形式。于是，大大小小可攻可防的城堡，便像一朵花的开放，像一个人踩下的脚窝，生命般在这个半岛上膨胀起来，蔓延开去。
第一座城堡筑起的时候，不知谁最先做了城堡里的主人，那天是否燃放过喜庆的鞭炮，远远近近有多少人前来观看，那些人的脸上又是怎样的表情。我即使翻遍了史书，也没有找到一点这方面的消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城堡，这一片生僻的乡土，便被文明焙熟了。
在看那些城堡的遗址之前，我先去了大连湾海边的大嘴子遗址。城堡的雏形是墙。辽东半岛最早的墙，就筑在大嘴子。它坐落在大连湾西北岸一个突出的娜角上。三千年前，这里曾有两道石筑的墙。它们是青铜时代的两道石墙，墙内曾出土过碳化了的粳稻和高粱。就是说，居住在辽东半岛的先民，早在三千年前就己经过上了五谷丰登的日子。而且，大嘴子出土的高粱，也是迄今为止在整个东北见到的最早的高粱。至于粳稻，当它由长江流域传播到这里之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被人携带着继续向东走去，于是乎，来自中原的粳稻便在朝鲜半岛西部和南部的平原沃野上疯长起来。又过了三百多年，粳稻在日本九州岛的北部也铺出了一片金黄。
在这个故事里，两道石墙，其实就是两块金石般厚重的幕布，它拉开之后，出场的是高粱和粳稻。墙的意义，就在于守护那五谷丰登的日子。
后来的城堡，显然是受了墙的启发。围起来的城堡，总是比笔直的墙更安全。所以，在那些天里，我曾经无比快乐地在辽南的乡野间四处奔走。数城，如数家珍。
在我眼中，那一座座次第排列的城堡，是祖先留下的万贯家私，让辽东半岛荒凉而不是空白。据说，它们原本属于战国时代的城堡，只因为在汉代大放异彩，汉以后被废弃，再也没有重建，所以就叫汉城。汉代伟大，汉代的城堡也伟大。
记得，我曾一气儿走访了牧羊城、大岭屯城和张店城。虽然还有许多城，可我只对这三座感兴趣。我知道，本市的地方志专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三座城究竟哪一座是沓氏县治所，至今仍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代，辽东半岛归燕国的辽东郡管辖。郡的治所太遥远，对辽东半岛最南端的管辖就显得鞭长莫及。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汉武帝为开发辽东，曾从山东河北大规模地向辽东半岛和辽河两岸移民。这些移民陆续迁来之后，辽东地区的人烟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集了起来。于是，汉元封四年，即公元前107年，朝廷在辽东郡设了十八县。其中在辽东半岛南境设沓氏县。有了县治就不同了，县近在家门口，让你觉出确确实实被人管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标志，辽东半岛开始了有县治的历史，大连地区第一次有了与中原相勾连的建置。
关于沓氏县的治所，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是想去这些汉城遗址看看，想通过它们更真切地感觉一下这片乡土的悠长和深厚。
牧羊城。我觉得这个名字叫得很欧式。欧洲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牧羊人，他们放牧的是绵羊和山羊。牧羊城当然应该是牧羊人住的地方，可它却坐落在旅顺口老铁山西北的一个小山丘上。古人用夯土筑成的城墙，如今在西、南和东仍可见到一段一段的断垣颓壁，据此可以分辨出城里和城外，也可以丈量出城的大小。《盛京通志·城池》对牧羊城记得很简略，全书只有一句话：周围二百五十四步，门一。从这一点上看，牧羊城真够小了。由于它西南临渤海湾，城垣严密紧凑，考古专家认定，这是一座具有海防色彩的军事城堡。
我听说，城堡里出土过许多的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陶片，有战国时期的铜瓮棺、明刀钱、一化圆钱，还有西汉的半两、五株钱、瓦当、铜链。在同一座城堡里挖出了这么丰厚的历史，令人们惊叹不已，它不像是城堡，简直就是窖子。后来人们把目光盯在了“河阳令印”和“武库中垂”封泥上，据此去想象那两张模糊不清的脸。他们也许就是当年的守城官，弃城时太慌张了，让它们遗失在这里。
也许是因为距中原太远，秦砖汉瓦都还运不过来，所以，牧羊城一直就是一座土夯的城堡。在空旷荒凉的辽东半岛南部，它毕竟是个弥足珍贵的文化符号，早早就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概从那一天起，附近的农民便只是年复一年地在城里城外安分地种着庄稼，没有谁再去扳动那几段土夯的旧城墙了。
城垣内如今是一片刚刚播下种子的玉米地，我在垅间看见了零碎的瓦片，而且还捡到了一只完整的石斧，一只缺损的网坠。它们让我眼前一亮。是啊，在牧羊城之前，这里已有郭家村、于家村、尹家村。正是它们一层一层地垫高了牧羊城，让它在这一角海湾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其实，所有的城堡都是如此，被平凡的村庄簇拥着，然后站在了历史的高处。
一定是东汉末年的战乱，让牧羊城不再知名，让这里重又变成了乡下。我看见，这一个上午，牧羊城内只有一个穿着黑衣的老人，顶着大大的太阳，荷锄在自家的玉米地里稀苗。曾经的牧羊城，已沉如梦境。
大岭屯城遗址在金州大李家。住在金州的朋友只知它大概的位置，我们的汽车只差一点儿，就从遗址旁边超过去了。
这是一块高台地，当地对这座著名的汉城遗址没有做任何标记，任由金州去大李家的公路和车辆从遗址上横穿而过。与公路并行，还有一条文革年代修筑的大渡槽，样子虽很坚固，却早已废弃不用，也许从来就不曾用过，如一个处子，活生生地像遗址那样苍老了。在公路和渡槽南侧，则是一片农民建的塑料大棚，看上去像一座白色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城堡。
记得，一位金州籍人士曾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大岭屯汉城，就是沓氏县城。《汉书。地理志》说：沓，水也。明人著《读史方舆纪要》说：沓诸城在卫东南……汉代的时候，黄海一直浸漫到大岭屯城下，这里海陆交通和贸易都很发达。大岭屯在明代辖属金州卫，城址又正在金州城东南的黄海岸边。所以，大岭屯就应该是沓氏县治所在地。
可是，在大岭屯，即使瞪大了眼睛，我也看不到一点汉城的遗迹，找了半天，连一片清代的瓦块儿也没见着。最后，我在公路边那几间破旧的房子面前站住了，只见墙上歪歪斜斜地刷了四个大字：补胎打气。看来是这条繁忙的公路，让那座汉代古城的遗址消失得太快了。离开它的时候，我像一个寻根问祖的人却总也找不到自家的老宅老院，一脸的茫然与不甘。
最后去了张店城。
这次是普兰店朋友老姜和老戴与我同行。老姜是个诗人，老戴是博物馆已退休的老馆员。他们先带我去村里找文物保护员老王。哪知老王早已不干这行当了，在路边开了一间小卖店。六十岁的老王和七十岁的老戴，彼此见了面什么也不说，居然就站在小卖店里互相比起了脸上的皱纹。比完了，老王从冰柜里给我们每人拿出一支雪糕。听说我要看张店城，老王递给我一个红色的文物保护员证。发证时间是1979年，照片上的老王三十九岁，任务栏里只有一项内容：看护张店城遗址。
老王说，1979年，张店城的轮廓还很清晰，有点像农村家里挂的豆腐包，四个角向上兜起来。这城墙当年就是用豆浆灌注的，这么大一座城，你说得用多少豆浆啊！那些年，张店的老百姓不懂什么遗址，经常有人夜里偷着往家拉城墙土垫猪圈沤粪，我就经常和他们打架。因为土地是公家的，挖公家的土总是不理直气壮，打架当然是我赢啦！可后来土地分给了私人，管也管不住了，所以我就回家了。
汉墓
老戴当年曾是老王的上级。那几年，老戴几乎成了张店人，村里大人小孩都认识他，见面就叫他老戴。因为这个城，老戴和老王一起工作的时光有十年。所以，在他们的话语里，张店城像他们一起喂养过的老牛，感情深而专注。
老戴说，关于沓氏县的治所，说法就太多了，有人说是牧羊城，有人说是大岭屯城，也有人说是张店城。依我看啊，就是张店城！你看哪，张店城东有一条平安河，城西南是狭长的普兰店湾。《汉书》应韵注云：氏，水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洁。从这一点看，沓氏县治所与大岭屯城毫不相干，只有牧羊城和张店城西南临海，但牧羊城小，张店城大，沓氏县治所就应该是张店城。再说，张店城四周有许多大型汉墓，城内出土过“千秋万岁”瓦当，在南海甸子还挖出两个马蹄金呢。你知道这马蹄金是什么？它是上币啊，之所以遗留在这里，一个可能是宫廷给地方官的赏赐，另一个可能是地方官准备送给皇帝的贡品。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张店城的地位呀！老戴说话的口气，就像他曾经在沓氏县里做过官。
张店城遗址在今天的张店村北。那块石碑并不高，就立在城址西南角一户人家的院墙外。由此向北望去，可以看出古城的宏大。听老戴说，张店城在战国时代就有，这其实是一个必要的铺垫，否则这里也不会在汉代成为县治所在地。东汉末年，它在战乱中成了废墟。辽金两代在这里驻军时，曾在汉城废墟内筑了一座小城。这让张店城独出一格，即城内有城，城上筑城。
老戴说得果然不错，走到城址里，明显地感觉到城与城相叠后高出了一块。在一堵残存的辽金小城墙边，老王从土里扒出了半片不知哪个朝代的石磨。人工打凿的纹沟很深，中间还有一个槽孔，看来使用的时间并不长。沿着那道残墙，我想找它的下片，却没有找到。
石磨是最容易让人感觉亲切的家什了，看到它的那一刻，我仿佛闻到了清例的米香和豆香，闻到了灶火的糊焦气味，甚至隐约地看见石磨主人那双沾满了豆面的手。有石磨，就有房屋，就有市井，就有熙熙攘攘生生不息的人生。这时候，我已不去想张店城是不是沓氏县的治所了，我的眼前就剩下了这半片石磨。
看过三座汉城之后，我特别想知道，它们为什么都在东汉末年废弃了。于是就再去翻书，始知，祸根来自一个名叫公孙氏的家族。
据史料记载，东汉末年，公孙度任辽东太守，他有个儿子叫公孙康，还有个孙子叫公孙渊。这祖孙三代一直想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终于在公元190年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汉末三国鼎立，魏和吴都在争夺辽东。公孙氏的力量比魏和吴都小得多，于是就在暗中投靠东吴。公孙氏的伎俩惹怒了魏主，几次派兵到辽东来剿，却都没有打过公孙氏。最后一次派来的是司马彭，他率军征讨公孙渊一直追到了太子河。其时公孙度已死，司马彭把公孙康和公孙渊父子都给斩了。这司马鼓也不是什么好货，他借机在辽东境内到处烧杀掳掠，致使半岛南境的沓氏县一片狼藉。其后，魏、吴两军也在辽东半岛大战一场，吴军将无数男女老少掳走南还，这些被反复洗劫的汉代城堡，瞬息间变成了一堆堆废墟。
沓氏县遭了浩劫之后，剩下的人也纷纷从海路坐船逃往今天山东省的烟台和蓬莱沿海一带，因为逃过去的人口太多，魏主不得不安置这批流亡失所的移民，特地在淄月！划地增设一个县，名字就叫新沓。在淄博市淄川区的罗村镇，至今还保留了新沓县的旧址，那是一座古城门和一截与城门相连的土城墙。据淄川县志记载，魏国的统治者显示了当时少有的规范性，不但为移民们建制一个县，还沿用原沓氏县的一部分官员来主掌这个县，用现在的话说，这也算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
由于战后已是晋代，朝廷对辽东的治理有一点力不从心，半岛南境仍是一片混乱，流亡到淄川的移民们便大多留在了新沓县，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又回到了原籍。留在新沓县的移民。倘若祖上就是从山东漂泊到辽东的，那么他们只不过又以流亡者的身份回归了故土而已。
三座城堡遗址，像三个装有千金的大包袱。辽南的乡土，第一次给了我充实与富足之感。
城堡是争夺和厮杀的产物，它的意义就在于防御和守护。没有来犯者的时候，它是一方乐土，门是敞开的；狼烟一起，它就变成了掩体，成了最后的避难所。与今天的城市相比，古代的城堡也许显得封闭，四周高墙，几孔深门，面目陈旧，样子也很古怪。然而，因为是城堡，它们给这里造过福，带来过繁荣。它们对这块土地曾极尽了忠诚。每一座城堡都不止一次地隆起，又不止一次地倒下，直到再也爬不起来。爬不起来，也是英雄，被后来的人铭记。走在乡下的那些日子，记得我一次次回头看大连，在我眼中，它的美丽和鲜艳似乎因为这些城堡而一下子有了重量。
1970年末，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在大连市郊的师范学校读书，那个地方叫夏家河子。
学校比中学大不了多少，操场的北面是铁路，铁路的北面就是渤海湾。每天晚饭后，我与同学就会沿着海边的铁路散步。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火车从大连开出，一直向西，终点就是旅顺口。铁路中途要经过几座不算热闹的小站，夏家河子是其中的一站。我们班的女生大都来自乡下，对铁路有一种见了世面的喜欢。每次散步的时候，既不选择海滩，也不选择柏油马路，而是歪歪斜斜地在铁轨上走，或者蹦蹦跳跳地在枕木上走，三走两走，就走到了下一站。
有一天，我们走到了营城子。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小站，普通的小镇，却在这里看见了一座汉墓遗址。
我是后来知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人在这里扩修铁路，把一座东汉古墓给挖出来了。虽然是日本人挖出来的，可这里是中国的地盘，这里就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营城子在辽东半岛，在这里发现了东汉古墓，当然是个号外级新闻。
也许是太寂寞了，虽然天色已晚，守墓人却慷慨地为我们打开了墓门，让我们下到墓道里去观看。墓穴属于拱式结构，分出主室、套室和侧室。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带有花纹的汉砖，所有的墓室都是用汉代人烧制的花纹青砖砌筑而成，尽管时光过去了将近两千年，它们在营城子地下仍安然无羔，坚固如初。听守墓人说，墓早已被盗过，打开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一些陶灯、陶案、陶猪、陶灶等冥器，东倒西歪零零乱乱地撒落在地上。看着它们，同行的几个女生都一阵阵地倒吸着凉气，生怕晚上做了什么梦，匆匆忙忙就往外跑。
由于那是一次毫无准备的造访，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墓内的壁画。事后与古汉语老师谈起此事，始知那一次营城子之行，我们错过了最应该看的东西。
许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为了看壁画，再一次来到营城子。可是，钻进古墓一看，墓壁上的画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好在早有人把壁画给拓印下来，就挂在墓室旁边，尚可一览究竟。
却原来，这所谓的壁画，不过是中国传统的死后升天图。画面的主角，就是墓的主人。他看上去是一个中年男子，身佩长剑，头戴三山冠，脚下有云气蒸腾。在他的前面，是一个戴方巾、持羽扇的方士。方士的前面，还有一个手持赤草、脚踏云端的羽人。他们两个都走在墓主人前面，以手势作引领之状。在墓主人的背后，跟随了一个侍儿，不知他是否为墓主人作了陪葬。画的下方，则布置出一幅墓主人亲属们祭拜的情景。这些参加祭拜的人，分前、中、后三种样态，前面的人呈俯拜姿势，中间的人呈跪拜姿势，后面的人呈立拜姿势，长幼辈数关系在其次，主要表现的是祝福和祈求的意思。总之，这幅壁画显然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升天图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十分现成的题材，达官显贵死了，画在墓壁上，平民百姓死了，则画在棺材上。就这么一个区别。不过，这个民间的画匠绝想不到，当年他廖廖几笔画出来的一幅升天图，后来竟然成了人们研究汉代绘画水平的蓝本。按书上所说，营城子汉墓的名气之所以大，就因为有这幅壁画。
与我一起来看汉墓的朋友却不以为然。他说，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墓是最重要的，壁画只不过是墓的一个说明图，一个注脚。学者们最应该研究的是这里为什么会有汉墓。如果我没说错，站在渤海湾的海边向营城子一带望去，凡是凸起的地方，下面就是汉墓。谁能把这个说清楚，谁就是权威。
我被他说得吓了一跳，马上把脚抬了抬，生怕踩着什么。
从营城子回来，我立刻去查阅汉代辽东地区史料。由此知道，“汉承秦制，废封建，立郡县，筑城廓，立边堡，移民实边”。具体地说，就是汉代君主为了让移民者乐于迁居辽东，不仅赐给他们衣物、粮食、种子、牲畜、工具，甚至于还派官军护送前往。其中对罪犯实行减刑迁徙，对平民小吏则加官进爵迁徙。而且每筑一座城廓，都迁徙千户以上的居住人口。空旷寂寥的辽东半岛，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渐渐地有了生命团簇的气息，渐渐地变得充盈和拥挤起来。
我马上想到了张店城。从地理上看，在营城子与张店城之间，只隔了一个金州湾。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阳宅应该是背山面水，阴宅应该是背水面山。营城子正好海在北，山在南，做阴宅最合适。营者，莹也。对于张店城内的汉官贵族，营城子自然是他们为自己死后选定的好风水了。诚如那位朋友所说，在营城子地下，不知还有多少座墓穴没被发现呢。
这个论断，在2003年秋天得到了应验。一个施工队在那座东汉古墓的旁边挖土，地下惊现大片汉墓，于是，施工现场一下子变成了汉墓发掘场。
新的考古发现无疑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些日子，我正在为一个电视片撰稿，每天都在搜肠刮肚地一访一切与历史有关的蛛丝马迹，营城子就等于在此时给我送上一餐盛宴。因为据后来的报道说，这是大连有史以来发掘汉墓最多的一次。考古工作者在工地上一共打开了一百八十座汉墓，里面出土了两千多件文物。在这些文物里，竟然有四件是辽东半岛的罕见之物。
一件是纯金质的“十龙带扣”。在那一个小小的扣子上面，竟然雕了十条龙，由一条大龙从上到下贯穿。在此之前，这种世存金质带扣只有两件，一件出自炙浪古墓，一件出自新疆博格达沁古城址。营城子这一枚虽然已在地下沉寂了上千年，可它一出土就金光四射。
另一件是铜质的“承旋”。它是一套两件青铜器皿，下面是三足青铜浅盘，上面则是铜尊。这种铜盘加铜尊的形制，在中国别的墓葬及汉代石刻、画像中都曾经看见过，它在汉代一直是正式宴会所用，非寻常百姓而能拥有。
还有一件是“龟纽”。它看上去是一方铜印，只有女孩子小拇指肚大小，这是汉代官员的用物，因在书简的封口上要盖上印泥以示封口，趁泥未干时将此印盖上，于是称之为封缄。
最后一件叫“玉剑瑜”。它是汉人的一种佩剑装饰，全部用玉石打造，中间有一个穿孔，如今玉石的石面仍光泽依旧。
这几件罕见的文物，无一不在证明，汉代的辽东半岛已经有了贵族阶层。我就想，东汉壁画墓主人的身份究竟是官员还是富商，都已不重要，埋在这里的人实在是数不过来了，比他更显赫的出身不知还有多少呢。
总之，这个秋天，营城子又一次让我对它刮目相看，在营城子每走一步，都仿佛是踩在汉代的棺盖上。历史早就在这里攘起了厚厚的书页，专等着在某一刻让我翻开，然后让我吃惊。
一直以来，我喜欢山地丘陵的高低错落，而不喜欢平原的一望无际。在我眼中，平原好像让你省了不少力气，给了你开阔和平坦，可要呆得久了，就会感到累，甚至觉得总在往下陷，特别想找一个高处，找一个出口，释放胸中的闷。山地丘陵却正相反，它形貌多变，看上去遮挡了你的视线，其实是托举了你，让你看得更远。
山城
据史书记载，在冷兵器时代，辽东山地是著名的古战场，在这里至今仍可以找到古代兵士们发射的箭链，可以看见被他们踩踏和烧燎过的痕迹。最触目的一道风景，则是千百年来一直蜿蜒在丘陵间的山城。
从地理上看，山城分布于辽东东部和南部地区。历史上最早建起的是五女山城和丸都山城。山城的修造者是高句丽。我是在读过隋唐史之后知道，高句丽属于东北夷的一支，它的祖先是与肃慎氏相邻的秽貂氏。在史书上，我还读到箕子朝鲜的故事，它说的是高句丽与华夏族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之亲。所以，关于高句丽的故事，并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即使在它崛起的时代，也不过是东北境内一个古老而有个性的民族。
事情发生在公元六世纪，当中原政权分裂为南北朝的时候，整个辽东被高句丽所占据，它也因此成了中原皇帝的眼中钉。隋统一中国之后，先是隋文帝，接着是隋场帝，曾数次率军征讨高句丽，只因为有山城作掩体，顽固的高句丽总是消而不灭。
在唐太宗时代，中原王朝仍以收复辽东为国策，不断派重兵来剿。可是，功高盖世的唐太宗也没有彻底地将高句丽制服。此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接着再打，直到公元668年，才将辽东故地收为己有。
细算起来，那是长达数百年的抵抗。因为抵抗，使山城成了辽东山地的奇观。它们大都据险而筑，石如铁色，墙如蛇盘。那一块块粗砺密集的石头，那一道道至今仍有形有状的墙，只是在证明，这个古老的民族确实存在过，而且强大过。
然而，山城再坚固，终究抵挡不住必将发生的悲剧。在更加强大的中原王朝面前，山城注定要变成废墟。而这些废墟，一直就留在辽东的山地上，成了一道极有质感的风景，成为乡土和历史的一部分。在岁月的风雨中，这片山地母亲般承载了它，包容了它。这片山地也因为有它，而有了一种别样的雄厚。
在辽东半岛南部山地，山城似乎呈现出一种密集状态。如今可以数出看得见的，就有得利寺山城、魏霸山城、卑沙城等等。
记得是60年代末的一个春天，我所在的中学组织春游，目的地就是得利寺境内的龙潭山。我的班主任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地理系，他带着全班同学从山北坡最先爬上了峰顶，见山前坡半腰处有一道石墙，就说，你们知道吗，这是得利寺山城旧址啊。同学们说，那不就是一道石墙吗？老师说，石墙就是山城，它在古代是高句丽人屯兵打仗的防御工事呢。
彼时，对高句丽所知甚少，只在儿时听过祖母说的瞎话，无非是薛礼征东、王二姐守寒窑之类。那天中午，我们在山上边吃午饭，边听老师讲故事。从此，龙潭山以及山上那座石筑的山城，就牵扯了我的目光。在大连上学工作以后，只要坐火车回老家，必经过得利寺的龙潭山，山城的曲线总是隐约可见。
然而，对得利寺山城，我一直是这种远望的姿态，再没有真正地走近过它。相比之下，魏霸山城则不止一次地去过，我几乎是用手去抚摸它了。山上还有一座清泉寺，成为城内一景，每次也都是三两个朋友相约，看佛寺，更主要的是看山城。
这是辽南一带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山城。石砌的山城，约有十余里长。一律是花岗岩质地的石块，朝外的一端是方形，进里的一端被打凿成楔形，并在墙心用条石横压。正是这种技艺，使它身经百战，仍十分坚牢。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有的地方即使墙皮塌落，墙心还屹立不坍。
当年的山城，四面各设一个门，门内还有瓮城。其中北门的瓮城，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紫禁城，其城基仍楚然可见。在西门内，有当年的饮马湾和养鱼池，水早已干涸，湾与池的轮廓还在，在城门下修筑的泄水涵洞也在。山城的至高点，在城内的东南角，这里还有一座点将台，平时是练兵习武之地，战时就成了通报敌情的烽火台。
这是一座巨形的防御性工事。在城内游走，可以看见许多圆形的大坑。有人说，这是仓储军粮的地方，也有人说，这是士兵晚上睡觉的地方。史书上说，自南北朝开始，高句丽虽然占据辽东二百四十多年，仗却并不是每天都在打。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从山城里出来，一家一户地到山下种水稻，过日子。一旦战火燃起，他们便退守山城，与前来攻打他们的中原大军相抵抗。
记得，在山城内一条石铺小路上走过的时候，我偶然看见了一个圆圆的椿米的石臼，就凿在路中间的石块上。原以为是个鸟窝，后来发现，这样的石臼在点将台附近还有一个，只不过它被凿在一块碾盘般巨大的石块上，像石块的一颗心脏。它们显然出自守城的士兵之手，在守城的空隙里，凿石臼成了一种打发寂寞的游戏。他们聚精会神的使着手中的锤钎，像制作一件精美的玩具，消耗着他们那漫长的青春。
这就是魏霸山城，完整，严密，随处可见人类被战争激发出的精明与智慧。走在山城里，我仿佛能闻到遥远的硝烟味道，而那些石臼、池湾和小路，则又把战争的气息给稍稍地稀释了一下。其实，人类自古至今就是这样被战争与和平撕扯着，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
由魏霸山城向南不远，就是卑沙城，也叫卑奢城。它坐落在辽南最高峰大黑山上，与得利寺山城和魏霸山城几乎连成了一条直线。记得那次是去大黑山峰顶采访电视微波站，爬最后那几百级台阶的时候，几乎是手脚并用。从山顶往山下看，金州城不过是渤海岸边的一个小镇，缠绕在半山腰的卑沙城石墙，则像一条细细的麻绳。可我知道，当年踞守在山城里的高句丽将卒，就是凭借着它，让中原大军次次无功而返。
那是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隋场帝曾数次对高句丽用兵，大的进攻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612年正月，分水陆两军，其中水军由山东半岛浮海至辽东半岛，卑沙城即是进攻目标之一。隋朝大军号称二百万，其实是一百三十万，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公元613年，照样也告失败。隋场帝非常恼火，接着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记载：高丽亦困弊，来护儿至卑奢城，高句丽举兵逆战，来护儿击破之，将去取平攘，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朴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八月己已帝自怀远镇班师。这次进攻并不彻底，只因高句丽假意地乞降议和，并送还了一个逃亡到高句丽的隋朝大臣，隋场帝觉得很有面子，就草草地收了兵，把隐患留给了唐太宗。
于是，这场征服与抵抗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唐代。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命张亮率水师从山东渡海，在旅顺口登岸后，先是占领牧羊城，接着就逼近大黑山，与高句丽大战于卑沙城。据史书记载，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也非常漂亮，最后是张亮将卑沙城拿下。
然而，大唐真正夺得辽东是公元668年，标志是唐玄宗李隆基在这里设了安东都护府，辽东半岛南部至此回归中原王朝。明朝时，楼寇屡犯辽东半岛南部沿海，人们为了记住张亮等唐将的功绩，在卑沙城下修了一座石鼓寺，因里面供棒着李世民、尉迟敬德、徐茂公和张亮的塑像，民间都习惯地叫它唐王殿。在殿内的园子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床。传说李世民当年率军东征驻在山上，困了的时候，他曾在这块石头上睡过觉。于是，这块石床就成了殿内一景，游人走到这里，一定要在石床上躺一会儿，说能治好陈年的腰疼。石床旁边还有一眼井，据说是李世民当年率兵凿的，这位大唐开国皇帝自然是喝过井里的水。于是，这眼井的故事就越传越神，凡来唐王殿的人，都要喝口井水，说喝了能包治百病。
其实，传说就是传说。当年攻克卑沙城的英雄是大将张亮，李世民率军东征的皇辈，只走到今天辽西的朝阳一带，尉迟敬德、徐茂公和薛仁贵也压根就没有来过辽南。老百姓之所以津津有味地相信传说，也许是对中原天子的归属感太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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