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银兴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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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试读：
导论：创新发展的新理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把创新提到首要位置，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以创新引领发展，用以创新为首的新发展理念引领时代发展，必将带来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动力。
一、创新发展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于党和国家一切工作，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在我国几千年治国理政思想史上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首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少见的。
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首先，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创新才能创造国际竞争力，抢占国际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其次，面对国内“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能够推动国家持续健康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创新，顾名思义，即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造新的，创造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制度、新文化、新产业等，也就是包括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创新。其中：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先导。
制度创新，最为突出的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和保障。就创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来说，需要提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
科技创新是核心，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其关键，不仅要求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还要求科学新发现迅速孵化为新技术、新产品，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文化创新是“软实力”创新，是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就创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来说，需要建立创新文化，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使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在习近平的执政思路中，“创新”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推进发展，都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现阶段国家发展的全局就是改革和发展。
就改革来说，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着力点是打破旧体制，需要解放思想来引领。经过30多年，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改革的着力点是建立新体制，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就需要创新的理念。尤其是在经济体制上，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都需要创新的思路和理念。原因是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建立的新体制不是现成的，需要创造和创新。很显然，由解放思想到创新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重大的飞跃。
就发展来说，过去发展的着力点是增长，需要的是大干快上的劲头；现在发展的着力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不是有现成的目标，通常讲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新的发展方式涉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很显然，所要转向的发展方式也是需要创造的，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和理念。
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解释，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显然，根据现代化要求，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治理能力，都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和理念，在创新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再就文化发展来说，需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需要文化创新和文化体制的创新。
归结起来，思想理论创新属“脑动力”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也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制度创新属“原动力”创新，是持续创新的保障，能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也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属“主动力”创新，是全面创新的重中之重。文化创新本质上是“软实力”创新，培植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这四大创新标识出我国发展的创新思路、创新方向。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创新要把握创新特点，遵循创新规律，既奇思妙想、“无中生有”，努力追求原始创新，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善于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既甘于“十年磨一剑”，开展战略性创新攻关，又对接现实需求，及时开展应急性创新攻关；既尊重个人创造，发挥尖兵作用，又注重集体攻关，发挥协同优势。要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快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由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我国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由投资带动的要素驱动阶段。这种增长方式不可避免而且正在遇到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供给。现在随着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正在接近极限，经济发展由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转向创新驱动阶段。所谓创新驱动就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新发明的介入与组合提高了创新能力，就形成内生性增长。这里使用的驱动概念指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包含多方面内容。
首先，在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创新不仅位居首位，而且对其他四个发展理念也起引领作用。如协调发展所要推进的补区域发展的短板、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不仅需要有创新的理念，还需要依靠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需要有创新的技术支持；开放发展则需要与创新结合，对外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源于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也要靠创新；共享发展强调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在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后，人民群众将更多地共享创新发展的成果。
其次，创新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新的发展方式是什么？需要创新。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一是现有的资源容量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创新实际上是创造新的发展要素，或者是节省物质要素的投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因此创新驱动可以在减少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二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准、缺乏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关乎国家竞争力，因此成为创新的着力点。必须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产业转向中高端，占领世界经济科技的制高点。三是已有的工业化伴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再加上世界范围高的碳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异常，发展方式需要控制环境污染，减少碳排放，其路径不是一般的控制和放慢工业化进程，而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绿色技术，开发低碳技术、能源清洁化技术、循环经济技术，发展环保产业。显然，这些创新的绿色技术如能得到广泛采用，则能实现对高排放高能耗产业和技术的强制淘汰和替代。
第三，驱动发展的科技由外生转向内生，涉及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驱动发展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主要表现是：创新的先进技术大多是引进和模仿的，创新的先进产业是加工代工型的。这种模式的技术创新基本上属于国外创新技术对我国的扩散，创新的源头在国外。采用的新技术是国外已经成熟的技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们这里。因此这种技术创新的意义在于缩短技术的国际差距，但不能进入国际前沿。现在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一方面已经具备了自主研发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他们会在“中国威胁论”的幌子下竭力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对中国的高技术封锁和贸易摩擦会明显加强。这就逼着我国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业。
第四，创新发展新经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反映当时最新科技水平的新产业和新动能，被称为新经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经济的出现，可以说是每个经济时代的新动能。新经济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是对当时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所产生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它使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全新的革命，不仅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而且为企业内或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价廉的通信工具，还给工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网上教育、网上通信、网上新闻、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新经济不仅把美国经济，而且把世界经济带进一个新时代。现在所讲的新经济则是在互联网和智能化技术推动下产生的新兴产业，涉及高端服务业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先进制造业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当年的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中国没有能够领先，只能跟随，当今的新经济中国不能只是跟随，而需要同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制高点。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并促进经济转型的新动能。
第五，创新引领经济新常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新常态有三个表现：一是速度变化。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三是动力转换。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发展对新常态的引领作用在于，依靠创新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型中高速增长，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当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增加有效供给，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依靠科技创新。
总的来说，经济发展不仅要配置好现有的资源，还要不断地创造新资源，突破发展的资源瓶颈。配置好资源需要制度创新，创造新资源需要科技创新，如创造新能源、发现新材料、发明新技术等。引领发展的创新要以全球视野谋划，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三、科技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核心
创新是不竭的动力，也有丰富的源泉，如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等。这些创新对创新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我们所考察的创新发展理念中，核心是科技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显然，创新能否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键在科技创新。
最早在经济上使用创新概念的是熊彼特。在他那里，创新即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把创新领域简单地概括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后来弗里曼在解释创新概念时，把熊彼特的创新的内涵概括为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去的尝试。其思想可追溯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多处提到“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劳动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中包含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大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表现为“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明确科技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核心，正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又更进了一步。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重振制造业中高端和高附加值的领域，尤其是大型、复杂、精密、高度系统整合的产品，实现“经济中心”的回归。德国推出的“工业4.0”计划，是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和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网络系统（CPS）的结合，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英国工业实施的”2050战略”，注重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和智能制造基地建设，以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为移动互联网+清洁能源。所有这些都是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动向。过去每一场新科技革命都是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我国都是失之交臂。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这次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我们绝不能再错过。就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创新水平来说，既需要补“工业3.0”（信息化）的课，又需要迎头赶上“工业4.0”（智能化）。
其次，技术进步路径发生革命性变化。过去常用的概念是技术创新，现在突出科技创新。这实际上反映出创新源头的改变。技术创新相当多地源于生产中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改进、企业内的新技术研发。即使是由科学发现所推动的技术进步，也会间隔很长的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现在的技术进步的源泉更多地来源于科学发明。特别是自上世纪后期产生新经济以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缩短，缩短到十几年、几年。现在从一个科学发现到应用于生产（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意味着利用当代最新科学发现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例如，新材料的发现、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破都迅速转化为相应的新技术。这种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进步模式，体现了知识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密切衔接与融合。
第三，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目标和归宿。过去的技术创新着重在产品和工艺创新，现在竞争力是以产业水准作为度量单位的。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因此产业创新依托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先导，产业创新成为创新的终端目标。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先行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是在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意味着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第一推动力。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高速扩散是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因素。没有科学技术的突破就不会有新产业的产生，没有新技术的扩散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整体水准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上述世界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趋势对我国的科技创新不仅是挑战，更是机会。顺应现代增长的趋势，我国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需要解决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对接问题，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新产业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
之所以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是基于我国这两个方面创新的严重脱节。一方面我国的科技人才和科技论文数量已居世界之首，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水准还处于中低端。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还缺少自己的原创性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因此我国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强化科技同经济的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的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的对接。这几个方面可归结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对接。
首先，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许多工业品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但经济效益指标、人民富裕程度指标的国际比较并不靠前，根本原因是许多领域附加值高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国。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来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演变为高科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环节的分工，即价值链环节分工。国际竞争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是：处于产业结构中高端的研发环节上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基本上处于发达国家；处于产业结构的低端的制造环节上的附加值较低，基本上处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基本上是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也就是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制造部分基本上是利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环节，处于价值链低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由此产生高产值、低附加值问题。最明显的案例是：苹果手机由美国设计和拥有，其多数元件在其他国家制造，在中国组装。在苹果手机的批发价中，日本、德国、韩国分别获得37%、17%、13%的价值，我国只有3.6%。针对这种状况，我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攀升价值链的中高端，也就是由低端加工组装环节的低端制造向科技含量更高的中高端制造环节乃至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环节攀升，从而提高产业附加值。
其次，由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科技创新已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跟踪国际新技术的技术创新是不能进入国际前沿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技术创新不能再停留在跟随创新的阶段，不仅要同发达国家并跑，更要领跑。这就需要立足于自主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知识创新能力；二是解决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对接的载体和路径。提高知识创新能力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目前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由跟踪转向并跑和领跑的科技创新，关键是在创新的源头上提高创新能力。包括科学新发现所产生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再创新，从而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着力点就是加大进入世界前沿的基础研究的力度，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其路径包括十八届五中全会所要求的：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中国的科学家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依托这些项目和载体，可以产生突破性重大知识创新成果。不仅如此，由于新技术的知识产权限制，新技术的国际流动性明显弱于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大学利用国际最新科学发现进行技术创新，可能实现技术的跨越；依托大学的知识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就可能在许多领域得到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技术的推动。
第三，产学研协同创新。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源头，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无缝对接，从而使科学发现成果向产品和技术及时并有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产学研协同意味着大学与企业分别作为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在进入孵化新技术领域中的协同关系。大学进入孵化新技术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顶天”的成果“立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进入孵化新技术领域，不仅仅是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成为主体，更是在孵化新技术方面成为主体。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同一创新平台上直接交汇和协同，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型：一方面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大学的知识创新延伸到孵化阶段，大学的创新不限于创造知识，还要往前走一步，将科学研究成果推向应用，参与孵化新技术。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改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停留在接受新技术转移的水平上，而是要将技术创新环节延伸到新技术的孵化创新阶段。这样就形成企业家和科学家的互动合作。在同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上，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企业研发人员）追求的目标和角色发生了转换。追求学术价值的科学家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追求商业价值的企业家需要以技术的先进性为导向。两者的相互导向，使创新成果既有高的科技含量，又有好的市场前景。进入研发平台的新思想、新创意不只是进入平台的科学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进入平台的科学家还会根据企业家的需求，利用国内外的创新资源为之提供科学思想，从而在平台上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技术。
四、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是我们探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
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基本标准就是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的界定，创新型国家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较高，重要产业的国际技术竞争力较强，科技投入产出的绩效较高，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和国家财富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大约有20个国家和地区符合创新型国家的特征。
综合各种规定，创新型国家的具体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栙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一般已经达到70%-80%，甚至更高。栚研发投入强度大，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如2007年美国为2.6%，日本、韩国、瑞典、芬兰和爱尔兰为3%，以色列则多年保持在4%以上。在企业中研发投入一般要占到其销售收入的7%-8%以上。栛自主创新能力强。核心技术自给率高，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高技术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栜创新产出能力强。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和知识创新成果居全球前列。栞具有支持创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教育比较发达，信息等科技设施发展水平高，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充分，社会文化支持创新，风险投资等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起有力支撑作用。栟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具有支持创新的良好科技管理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政府财政对科技创新发挥基础性作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较强。很显然我国在这些方面与创新型国家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内容。《世界是平的》一书总结了美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要素和制度保障，其中包括：一是拥有很多具备科研能力的大学，它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实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二是建立大学——企业科技中心，该中心可能涵盖很多学校和企业，最终将带动新产业的繁育、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技术的运用。三是拥有全球监管最严格、效率也最高的资本市场，新产品和创新很容易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四是社会的开放性，可以吸引众多的外国创新人才。五是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见创新资源涉及提供科教资源的大学、创新创业的人才、创新的空间和平台以及创新的制度等。
以下针对我国现状突出强调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几个关键性标志：
首先，孵化和研发新技术成为创新驱动的重点环节。在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技术进步路径中，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环节最为重要，新技术、新产品大都出于这个环节。因此，一方面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台基本上建立在这个环节，另一方面创新投资也更多投向这个环节。但是，在这里，投资风险最大，创新成功的不多，但潜在收益也最大，需要科技和金融深度结合，需要引导足够的金融资本投入这个阶段。过去一般以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与企业为源头的技术创新模式相适应。现在突出的是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模式，因此，在孵化新技术阶段集聚的金融资本数量将越来越成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创新驱动型经济阶段的指标。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反映创新的活跃程度。
其次，企业要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以企业创新为源头的技术进步模式中，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或者在企业内部进行研发，或者以购买和模仿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在这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创新中也要成为主体。科技创新不只是企业的行为，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是产学研多个主体介入的合作创新活动。企业应该成为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的投资主体。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关键是企业中要有创新的组织者。熊彼特当年提出的创新理论明确认为，创新是在企业实现的，而承担创新职能的是企业家。科技创新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科学发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进行集成，对多个主体进入的新技术孵化活动进行组织协调。在这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就由彰显个性转变为突出协同创新。企业家知识化并成为科技企业家，是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主观条件。企业家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就不知道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不知道怎样去开发知识产品，更不知道如何与科学家合作。如果微软公司的总裁不是比尔·盖茨，苹果公司没有乔布斯，北大方正没有王选，这些科技型公司很难有今天的成就。企业家知识化有两条途径：一是现有的企业家要由经验型转向知识型，二是要让科学家进入企业家队伍。归结起来就是企业家成为科技企业家。由此就提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问题，尤其是既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又有敏锐的商业化眼光的经营人才。
第三，建立吸引和集聚创新创业人才的制度。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才就是第一要素。其中不仅包括高端科技人才，也包括高端创业和管理人才，甚至包括有特殊技能的工匠。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创新投资的重点。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创新高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产业高地吸引高端人才，高端人才建立产业高地。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有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着力引进国际高端人才。这涉及引进和利用国际要素战略的调整。过去的重点在增长，各种增长要素跟着资本走，因此突出引进外资；现在重点在创新，各种创新要素跟着人才走，因此需要突出引进高端产业创新人才。其次是改变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认识。低成本发展战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以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作为比较优势。这种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创新型经济中就不适用了。增加人力资本供给就能驱动创新。低价位的薪酬只能吸引低素质劳动力，只有高价位的薪酬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和新技术的推广。新知识、新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因此创新驱动不只是要求新发明在某个企业那里转化为新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创新成果及时地在全社会推广和扩散。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同于物质要素，其使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因此创新不排斥新知识、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只有当全社会都能采用自主创新成果时才能谈得上驱动经济发展。根据熊彼特关于创新即创造性毁灭的思想，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可以迫使各个企业竞相采用先进新技术；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只是保护创新者的权益，同时也能以这种机制推动技术创新成果（新技术）的扩散。除此以外，创新成果的全社会扩散机制还需要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通过计算机和通信网络将新知识、新技术进行数字化传播，从而形成“信息社会”。二是通过促进公众接受多种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掌握学习的能力，从而形成“学习型社会”。
第五，构建促进创新驱动的体制架构。科技创新和创业需要体制保证。仅仅是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压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激励性体制。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我们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具体的体制安排包括：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从而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特别要指出建设高效并有集成创新能力的创新型政府的意义。转向创新驱动，前提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发动者首先是政府。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其必要性在于，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决定了政府作为社会代表来支付创新的社会成本，制定重大科技创新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投入。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竞争力主要由国家创新力来衡量。国家创新力不是个体创新力的相加，而是对科技创新的国家集成能力。集成创新即创新系统中各个环节之间围绕某个创新目标的集合、协调和衔接。政府对包括产学研在内的创新系统进行整体协调和集成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大学科技园，搭建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产学研”前须加入一个“政”字，即政产学研合作创新。
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是个系统工程，既涉及知识创新，又涉及技术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人才为依托，不仅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更需要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既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涉及相应的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既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要政府的积极介入。需要各个系统形成合力，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转化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执笔：洪银兴）第一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是活力之源。驱动发展的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其中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起着引领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为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作用。其基本内容是以创新来驱动转方式、调结构和绿色化。第一节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的资源禀赋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发展的动力也不同。从经济发展阶段来区分，根据波特的界定，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其中企业具有消化吸收和创新改造外国先进技术的能力是一国产业达到创新驱动阶段的关键，也是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的根本区别。一、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为主，属于投资带动要素驱动阶段，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偏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避免而且正在遇到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极限。
首先，资源环境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强制约束，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现有的资源容量（尤其是能源和土地）难以支撑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伴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加之世界范围的高碳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异常，已经明显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安全。
其次，过去30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力赡养人口数量较少，有可能高储蓄，从而支持高积累。这就是“人口红利”。现在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劳动力主体，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劳动力逐年净减少，需要赡养的人口也相应增加。人口红利的消退必然会降低储蓄率。
第三，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正在失去。经过30多年的城镇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明显减缓；再加上新一代的劳动报酬的诉求比上一代高，这意味着支持高速增长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优势不复存在。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过去30多年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和低成本劳动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实质上是要突破上述经济发展的自然界限，拓展发展的新空间。现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与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
从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实力看，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总体进入中期阶段，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开始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我国实现了科技水平整体跃升，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2015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连续几年世界第一；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连续几年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发明专利申请量突破100万件，连续五年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被引数居世界第四位。特别是我国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数量已进入世界前列。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使创新驱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常态。
创新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根据上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更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所谓科技创新，不只是指科学研究，而更为重视科学的应用，也就是科技成果转化为新技术。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力的要素中所涉及的就是“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科学的应用，表现为“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他当时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现代经济学对创新的定义都明确为在科学新发现、新技术、新发明的产业化应用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所说：“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
转向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就是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具体地说，就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新发明的介入和组合提高了创新能力，就形成内生性增长。显然，创新驱动可以在减少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激发创新驱动力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讲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对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是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因此需求的拉动力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能就此以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在需求侧，从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不仅有需求要素，也有供给要素。在需求侧没有充分的拉动力量阻止经济下行的压力时，不能忽视在供给侧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实际增长率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供给侧消退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但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相比于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
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结为要素的生产率。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指的是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样，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占比重较低的经济增长属粗放型增长，反之则是集约型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制度创新，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以科技来替代物质要素的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最明显的例子是依靠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目前的生产环节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处于附加值低的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的低端环节，因此需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转移出低端环节，进入中高端环节，提高附加值，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物质资本的引领和驱动。而转向创新驱动阶段之所以必要性，不仅在于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限，更为突出的是，物质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正在消退。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企业家的成长和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对要素配置和组织所起的引领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显著增强。
针对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短缺，供给侧改革是要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现行供给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第一，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第二，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第三，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消费者蜂拥出国购买的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等在技术上并不多么高超，中国也能制造，但消费者不买账，就说明了这点。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升供给的能力，并且赢得消费者。其核心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和产品质量。创新不仅要高端，更要实，实在产品创新。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
转向创新驱动，还有参与全球化经济、改变自己的外围地位的考虑。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一直在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外围，其突出表现是，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突出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资源和劳动力的禀赋优势，以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参与全球化经济的基本格局虽然有助于获取一定的贸易利益，但不能改变自身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地位，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这种外围地位实际上是在为发达国家“打工”。当我国成为经济大国后，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外围地位，这就是参与全球化经济，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从而由外围转向中心。所谓竞争优势，是突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培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所谓中心，是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增长极作用，成为世界一定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中心。按此要求，我国要在创新中培育自身的中心地位。首先是科技创新中心，只有在科技方面占据优势，才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是由科技地位决定的，因此科技创新的思维不能只是引进，而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入世界科技的前沿推进科技创新，在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领域取得突破，以奠定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地位。三、创新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最早对经济发展方式作了科学区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一种区分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另一种区分是将农业中的耕作方法区分为粗放经营和集约化耕作两种：“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它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而集约型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现在所要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比马克思当时的区分与规定更为丰富和广泛。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供给相对宽裕相适应，基本上是粗放型、外延型的，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追求的是规模型、数量型、速度型，其后果是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现在，我国的资源供给条件已无力支撑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我国已经达到的发展能力也有条件支持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济增长强调GDP数量的增加，注重物质方面的进步，而经济发展则包含了增长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要求；经济增长关注的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发展则更为关注长期发展能力的提升，包括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方面的要求。而且，经济发展既要关心经济的发展，又要关心人的发展。当然，没有增长就谈不上发展，但是有经济增长却未必带来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要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当前是在物质要素供给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的背景下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型发展固然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限于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还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其要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按此要求，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发展。这是我国转向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过去主要是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现在单纯依靠投资与外贸这“两驾马车”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方面的调整。首先，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无论是投资机会（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都有很大的空间。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抉择，能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消费拉动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表明，满足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必须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商品，只有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并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需要克服体制机制障碍，以进一步培育和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力，主要涉及收入分配体制、商品流通体制、消费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第二，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面对物质资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自然界限，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面对趋紧的环境和生态的约束，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创新是要素的新组合，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无形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创新管理，提高物质资源的生产率，从而形成对物质资源的节省和替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准确理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物质资源投入推动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内涵。现在流行的提法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是指集约使用物质要素，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尽管集约型增长方式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与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比集约型增长方式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涉及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技术创新相当多地源于生产中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改进，即使是由科学发现所推动的技术进步，也会间隔很长的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微软公司不过几年就一跃超过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这种依靠最新科技实现“一夜暴富”的现象颠覆了过去的技术创新路径，技术创新的源泉更多地来源于科学发明。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产生新经济以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短，缩短到十几年、几年，现在一个科学理论从发现到在生产上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主要原因是，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使科学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使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决定。这意味着利用当代最新的科学发现的知识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可以导致技术进步路径的革命性变化。
我国过去也有科技创新活动，但创新的主要方式还是学习型的，也就是模仿和引进创新，属于跟随发达国家的创新。但是，以模仿创新作为创新的长期来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随着中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技术前沿，通过模仿创新获得的边际收益逐渐缩小。二是由于引进的技术结构与输出国的禀赋结构相一致，却与引进国的禀赋结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客观上造成了技术结构偏离比较优势，从而难以形成产业发展的自生能力。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全面创新体系，最大程度推动本国比较优势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同步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最大化。由跟随型创新转向引领型创新，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世界科技制高点。第二节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其目标是转向中高端。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就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一、产业转向中高端的方向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以产业作为度量单位的，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由创新的新兴产业来带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条件下，需要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处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占领世界经济科技的制高点，从而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般说来，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后，经济发展过程就将实现自我加强和自我持续，其动力主要来自产业结构变动和提升。而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产业结构还处于中低端，转型升级的能力弱，缺乏国际竞争力。原因是我国已有的产业结构，一是与低收入发展阶段相适应，二是与高速增长的常态相适应。其特点是，制造业偏重，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偏多，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由此产生了经济体大而不强及高产值、低附加值问题。
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处于中低端的表现主要有：首先，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农业所占产值比重虽明显降低，但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还较高，说明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另一方面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整体水平不高。其次，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我国的制造业基本上是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优势。在高科技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上中国制造部分处于中低端。而且，环境问题与资源耗竭已经制约工业的进程。在主要产业部门之间存在严重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某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难以化解，高耗能、高污染产能难以淘汰。第三，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端技术的发展比较薄弱，中国产品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少，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归结起来，我国目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制造业规模所依赖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供给能力难以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对我国提升产业层次、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巨大压力；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对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了倒逼机制。因此，在新常态下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产业转向中高端需要解决几个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第一，拘泥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产业距离，更谈不上进入世界产业前沿。因此，产业水准的中高端化，需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第二，模仿和引进创新只能跟踪，但进不了高端，只有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才能进入高端。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这就要求我国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培育和发展进入世界前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规模优势不等于价值链优势。我国许多高科技产品生产虽然具有规模优势，但只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没有价值链的优势。只有依靠创新驱动，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才能提高附加值。
基于以上认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要突出以下方面：第一，三次产业结构突出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第二，制造业水准迈向中高端水平；第三，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科技和产业创新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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