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少年学会热爱集体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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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学会热爱集体的故事试读：

前言

我们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张纸在桌子上立不起来，但做成一本厚厚的书便可以立在桌上。一棵树在风中摇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组成一片树林，就能稳稳地抵抗着风雨的侵袭，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子、水混合后，比花岗岩还坚韧。一朵花打扮不了花园，它和百花一起就能装扮春天。一个人前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团结才能移山排海。

在西方人眼里，项羽是唯一能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比肩的中国古代将领。他一吼便让敌人魂飞魄散，肝胆俱裂，目不敢视，手不能发，可是他却败在痞子英雄刘邦手上。项羽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义无反顾的为自己的理想勇敢奋斗，可是，这是战场一人之勇是不能胜利的，连范增也扔下一句：“天下事已定，君好自为之。”弃他而去；刘邦最终成为君主，因为他不弃黄钟，他善于团结人心，当年起义时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为了推翻秦王朝走到了起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崛起曾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但又是怎样的观念让他们崛起呢？日本学者石田英一郎在《日本文化论》中谈到：“日本具有水稻栽培文化圈的典型特征。”水稻栽培这种必须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生产方式，使日本人在古代便以村落为单位，结成了一个个齐心协力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些集体中，个人必须服从集团的整体利益，人们共同遵守一个道德观念、法律规定和风俗习惯，与集体共损共荣。维持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需要，使日本人习惯于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经过千百年的承袭，形成了日本人的务实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都是日本人在教育上进而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集体从小处说就是一个团队、班级、学校，大而广之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热爱同学、热爱班级、热爱学校是热爱集体的表现，热爱国家、热爱民族也是热爱集体的行为。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同样闪耀着“以大局为重”、“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精神和力量光辉，可歌可泣的故事千年流芳，世代传颂。

本书有感人至深的“一心为公，不图名利”的故事，也有舍生取义的“以和为贵，精诚团结”的故事，也有雄浑激昂的“英雄集体，倍出英雄”的故事，等等。从中领略“胸怀集体，始自少年”的意旨。

热爱集体，从我做起。编者

天下安危，乃为己任

大禹治水

原始社会末期，地球上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许多地方上降暴雨，江河湖泊涨溢肆虐，洪水冲毁了农田和房子，家畜大多也死于非命，人类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黄河流域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四岳首领们和众大臣都推荐鲧担此重任。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治水采取了修堰治坝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急流大川沿用堵围之法，花了9年时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撤销了职务，把他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大禹治水

大禹注意汲取前人特别是其父治水的经验与教训，先四处跋涉，摸清了每条河流特别是黄河的变化习性，再针对每条河流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以疏通河道为主，再辅之堆堰修坝的措施，对洪水实施综合治理。在大禹的正确领导之下，洪水泛滥的局面有效地得到了控制，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禹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他的手磨去了指甲磨起了老茧，腿上磨去了汗毛，生了偏枯之症，但仍不停地工作。

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牛贩子弦高犒师救国

公元前628年冬春之交的一天清晨，马蹄得得，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送到华丽的秦宫。它是秦国的一位将领杞子从千里之外的郑国派人飞马送来的。3年以前，秦、晋两国的军队进驻郑国，能说会道的郑国人烛之武利用这两个国家存在的矛盾，说服了秦穆公。秦国和郑国单独讲和，从郑国退兵，派了杞子等3个将领协助郑国守卫北城。但雄心勃勃的秦国亡郑之心不死。恰巧在前一年冬天，晋文公和郑文公先后死去，杞子以为这是极好的机会，便差人密告秦王：“郑国北门钥匙在我们手里，若派兵偷袭，来个里应外合，不难马到成功。”

秦穆公立即把大臣们召来，一块商量偷袭郑国的事。会上，老臣蹇叔和百里奚不赞成出兵。他们说：“偷袭郑国，害多利少，还是不去为好。郑国离秦国很远，我军长途奔袭，路遥日久，难免走漏消息。郑国如有了准备，以逸待劳，我们怎能取胜呢？”

秦穆公称霸心切，不但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还批评他们前怕狼，后怕虎，成不了大事，决定任命盂明视为大将，西乞术和白乙丙主副将，出动3000名精兵和300辆战车，去攻打郑国。

秦国的军队从都城出发。行军途中，不打旗，不击鼓，十分谨慎小心，很快通过晋国的崤山，悄悄地进入了南接郑国的滑国境内。孟明视等以为秦军的行动极其秘密，眼看兵临城下，而郑国却还蒙在鼓内呢！偷袭北城灭亡郑国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

恰巧这时候，郑国有个叫弦高的牛贩子，赶着一群牛到洛阳做买卖。走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遇到一个从秦国来的人名叫蹇他，两人就攀谈起来。

弦高问：“秦国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蹇他道：“我在那里听说，秦王派了3个将军，带领了军队去攻打郑国。”

弦高问：“真的吗？”

蹇他又答：“哪会有假，两三天后可能就从这儿经过，你也许会看到呢！”

弦高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心想：“秦是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毫无准备，怎能抵挡住强大的秦军侵犯呢？我是郑国人，国难当头，一定要设法解救。”于是，他急急忙忙回到了客栈，但赶回去报告，时间已来不及了。

弦高在客栈一面火速写了一封信，把这事报告国君；一面把自己装扮成郑国的外交使者，穿上华丽的衣服，另外挑选了12头大肥牛，前往迎接秦国的军队。

弦高到达延津（今河南偃师县南），遇见了秦军的前锋。他拦住去路，神色自若地高声喊道：“郑国的使臣求见！”士兵当即通报孟明视。孟明视忙派人接见郑国的使臣，还亲自问他：“你贵姓？到这儿干什么？”使臣回答道：“我叫弦高。我们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要到敝国来，特派本使臣赶快带上12头肥牛，在此敬候将军，这一点小礼物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吃一顿表表敬意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军队保护郑国的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自己更加谨慎小心，不敢懈怠，请将军放心！”孟明视随机应变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何必如此费心，你就请回吧！”弦高这个“使者”交上肥牛后，再三拜谢孟明视，从原路返回。

但孟明视万万没想到，上了弦高的大当。他和副将西乞术、白乙丙商量：“郑国派使臣来犒劳，这证明人家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现在秦军偷袭郑国的计划已被识破，再去强攻，结果凶多吉少。我军既然远道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于是，他们改变行动方向，下令向滑国发起进攻。滑国是个小国，又没有防备，不久便被秦军灭亡了。

郑穆公接到弦高的报告，便派人去探察杞子、逢孙和杨孙的动静。果然，秦国驻军正在紧张准备，厉兵秣马，一片大战前气氛。郑穆公当机立断，派人对杞子说：“将军在敝国可够累了。孟明视的军队已经到了滑国，你们怎么不跟他们一块去呀？！”杞子等听了，自知军机已经泄漏，不宜久留，就连夜带着人马溜走了。

弦高这个普普通通的贩牛商人，舍财纾难，计退秦军，保卫了自己祖国的安全。郑国国君为了嘉奖他的卓越功劳，决定赏他一些土地和白银，但弦高婉言谢绝，仍然做他的贩牛生意去了。

屈原遭贬未敢忘忧国

每逢阴历五月初五，我国人民都有包粽子的习惯，南方有些地方还举行龙舟比赛，据传这都是为了纪念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是战国后期思想家和诗人。当屈原20多岁时，就参加了当时战国七雄之一楚国的朝政，不久就出任楚怀王的“左徒”，仅次于宰相。楚怀王经常与他共商国事，命他起草重要文告，接待来往宾客，深得怀王信任。屈原想通过辅佐怀王来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愿望，主张对内举贤任能、彰明法度，对外东联齐国、西抗强秦，让楚国强盛起来，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宏愿。但是，屈原在怀屈原王面前的得宠和其才能却遭到了一些贵族官僚的嫉妒，他们想方设法挑拨离间，使怀王免去了屈原“左徒”的官职，改任三闾大夫，只管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忠心爱国的屈原虽遭贬，仍关心楚国的前途。当时另一个强盛的国家秦提出秦楚两国联姻，并要楚怀王到秦会面。屈原识破了秦的阴谋，恳切劝告怀王不要到秦国去。然而，怀王不听屈原忠谏，一意孤行，一到秦国即被扣留，楚被逼割地，丧权辱国，不久楚怀王忧愤成疾，客死秦国。楚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朝廷内的官僚们更加排挤屈原，屈原被削职流放。

在当时，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本国得不到重用，其抱负不能实现，就往往周游列国，去寻找开明的君主。屈原有时也想索性离开楚国，但一想起楚国人民的灾难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还以“狐死必首丘”（狐将死时，其头朝向生身地的小山）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宁可死去也不离开祖国的爱国情操。

流放期间的屈原并没有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伤感，而是经常因感到楚国政治腐败和国运危殆而暗自伤神，但他并没有绝望，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决不向腐朽的势力妥协，还一直盼望楚王重新起用他来整治危亡的楚国。在20余年漫长的流亡日子里，他走遍了楚国各地，广泛地接触了大众，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写下了一篇篇动人的诗章。在长达370多句的长诗《离骚》中，尖锐地揭露了楚国腐朽的官僚们的丑恶嘴脸，表达了他追求崇高理想的坚贞意志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屈原哀怜人民艰苦生活、不懈追求真理的千古绝唱。

忠臣被贬，奸臣得势，使楚国一天天衰落下去。公元前278年，秦兵攻下了楚国之都郢。消息传来，屈原不禁感慨万端，写下了悲壮的诗篇《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意思为：我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追求真理，我绝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为自己强盛祖国的伟大政治抱负终难实现，祖国的危亡终难挽回而感到绝望。

这一年的阴历五月初五，长沙附近的汨罗江畔，屈原面容憔悴，心潮起伏，这位楚国的爱国忠臣深怀忧国忧民之情，投身江中，以表达自己永远热爱祖国故土的一颗纯洁之心！当滚滚的江水吞噬掉这具伟大身躯的时候，屈原才刚过花甲之年。

楚国人民永远热爱屈原，当他们听到屈原投江的消息，纷纷划着船去抢救，但为时已晚；楚国人民又不忍心让汨罗江的鱼去吃屈原的五脏，就赶回家去包了很多味道精美的粽子投向河里——鱼儿吃饱了也就不会去吃屈原的尸体了。当然，这仅是传说，但这些传说不正表达了人民对屈原爱国主义情感的肯定和褒扬吗？“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的诗歌像日月一样高悬天际，楚王的楼台馆阁却变成一片荒丘）。两千多年过去了，屈原的崇高品格依然被人们怀念和敬仰。

卜式捐财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多次与匈奴作战，并决心解除其对汉朝的威胁。河南有个叫卜式的人，主动向当地官府捐献钱财，支援对匈奴的战争。武帝很惊奇，以为他有什么要求，于是派使者去问他道：“你三番五次给国家捐款，是不是想求一官半职呢？”

卜式回答：“我多少还有一些田地和牲畜，家人足以糊口，再说，我自幼耕种放牧，感到很满足、很快乐。对于做官那一套，我一点也不熟悉，并不愿做官。”

使者又问：“那么，是不是你家有什么冤枉，想以此引起官府注意，加以申诉？”

卜式又摇头道：“我在乡间几十年，从未与乡邻发生过争执。乡邻中贫穷的，我给他钱财；有不好行为的，我教他学好，所以乡邻都与我友好相处，我又哪里受过什么冤屈？”

使者越发奇怪，问道：“那你为什么捐款？”

卜式说：“天子决意消灭匈奴，我以为有才干的人应当到边关冲锋陷阵，为国效力；而像我这样有一点财产的人，则应在钱财上大力支援。这样，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匈奴就会被消灭了。”

使者回报武帝，武帝对卜式很赞赏，决定给他很高的荣誉，以此带动百姓的爱国热情。于是任命卜式为中郎，赏赐良田十顷，布告天下。

苏武北海牧羊难移爱国志

自汉朝建立后，北方的匈奴不断向南骚扰，汉对匈奴进行了繁频的战争。公元前101年，新单于（匈奴最高首领）且鞮侯继位，表示愿意同汉朝和好，并将送回战争期间扣押在匈奴的汉朝使者。为了酬答匈奴和善的姿态，汉武帝决定派使者出使匈奴，以示和好。

这个使者就是苏武。他于公元前100年协同副使张胜，及100多名士卒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去执行西汉王朝光荣的使命。

苏武怀着和好西汉与匈奴关系的美好愿望，出长城、踏荒原、过沙漠，来到了匈奴，先是拜见了且鞮侯单于，转达了汉武帝的问候，然后献上礼品，递交了释放匈奴使者的名单。当苏武一行完成这光荣的使命，正欲返回西汉故国时，一场大灾难降临到这位爱国者身上。

原来，汉朝有个官员卫律，背弃汉朝投奔匈奴后，被匈奴单于封为丁灵王。卫律的一个部下同卫律有矛盾而同苏武的副使张胜是老朋友，他同张胜商量准备射杀卫律，挟持单于之母逃归汉朝。正当苏武一行打点行囊准备返回汉朝时，张胜他们的计划败露。且鞮侯单于闻听此事勃然大怒，囚禁了全部汉朝使者。

卫律受单于的指派受理这个案件，并劝苏武投奔匈奴，苏武义正言辞：“我是汉朝使者，若屈辱了国家的使命，活着也没有意义。”说罢愤然抽出佩刀自刎，鲜血喷涌，晕倒在地。苏武自杀未遂，伤愈后，卫律再次劝降。卫律和颜悦色地“现身说法”：“我原来是汉朝的臣子，现在归顺匈奴，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单于很赏识你，何乐而不为呢？”苏武听了，怒不可遏：“你这个背叛祖国的无耻之徒，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单于和卫律无计可施，就把苏武幽禁在一个地窖里，不供饭食，以使苏武屈服。但苏武想到自己的使命，决不屈服，也不应该默默地死去，他饿了用嘴嚼身上裹着的氈毛，渴了就伏在地上吞食雪块，几天大雪漫卷的冬日过去了，苏武仍顽强地活着。单于见这种办法仍不能制服苏武，便交给苏武一群公羊，将他单独放逐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边（今贝加尔湖附近）去放牧，并交代苏武：“等到公羊产出羔来，你就可以回去。”要想公羊产羔，岂不比登天还难？

辽远的北海，人迹罕至。苏武孤身只影在荒原上牧羊，既无粮食，又无衣被，是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使他奇迹般地在北海渡过了19个寒暑。

单于劝降不成，又让苏武北海牧羊，他认为苏武渡过一段牧羊的苦难之后会回心转意，便令苏武的旧友李陵（原来是汉朝的武将，后降匈奴）再去劝降。李陵劝苏武道：“现在你回汉朝的路已经断绝了，徒然葬身异国旷野，纵有一片爱国之心，又有谁知道呢？”苏武马上声色俱厉地反唇相讥：“臣民之于祖国，犹如儿子之于生身父母，儿子为父母而死，虽死无憾！”李陵听后喟然长叹，这位西汉故臣竟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公元前87年，汉昭帝继位。又过了几年，匈奴发生内乱，新单于知道匈奴已无力南进，便又派出使者出使汉朝，表示愿意议和，汉昭帝也派出使者到匈奴去，要求放还苏武。后来经过重重曲折，匈奴才将苏武放还。

公元前81年春，被匈奴羁留了19年的苏武回到了久别的故都长安，原先带去的100多位使者，只剩下9个了；19年前苏武还是一个强壮的青年，现在已须发皆白了。人们可以看出，苏武的身体经过近20年的苦难岁月衰弱了很多，但他那颗爱国之心却依然在强劲有力地跳动着！

朱伺为国不顾家

朱伺是晋朝人，60多岁了，任职竟陵内史（相当于太守，掌一郡民政）。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他随同荆州刺史（州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王廙讨伐杜曾。杜曾原是晋臣，任镇军参军（即镇军将军府的幕僚）。东晋刚建立，政局不稳，他便趁机起兵，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此次，他见官军势力强大，表示愿意投降，并表示愿意消灭其他割据势力来将功赎罪。王廙信以为真，便放过杜曾，向荆州方向进兵。

朱伺曾和杜曾共过事，深知杜曾的为人，他提醒王廙说：“杜曾是个十分阴险狡猾的家伙，他外表表示屈服，骨子里其实另有打算。他分明是想引诱官军西上荆州后，袭击官军的后方扬口镇。最好将计就计，重新部署，主力暂时不可西上。”

王廙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根本听不进朱伺的劝告，反而认为朱伺年老胆小，一家大小都在扬口镇内，不愿离家远行。因此照旧带兵西上。朱伺唯有摇头叹息。

王廙走后不久，杜曾果然重新叛变，向扬口镇进击。王廙这才知道上当，急令朱伺还救。朱伺不敢怠慢，带了一部分人马，十万火急赶回，刚进入扬口镇，杜曾大兵已到，把城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有个叫马隽的人，在杜曾手下为将，也来参加攻城。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扬口镇内。有人把他们抓来，要剥了脸上的皮，在城头示众。朱伺不同意，说：“杀掉他们，又不能解围，不过更激怒马隽罢了，没有什么好处。”下令放掉。抓的人本已拿出明晃晃的利刀就要下手，现在只好泄气地把利刀插进鞘里。不过人们都怀疑，朱伺是否要以此讨好马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杜曾发动进攻，很快打进北门。朱伺拼力组织抵抗，身上多处负伤，后仓促退入船中。不料水道又被叛军封锁，船开不出去。叛军大喊投降，一些人见无路可走，束手就擒。朱伺却凿穿船底，钻了出去，不顾伤痛，在水中潜行50余步，终于逃脱了敌人的追捕。然后找了一匹马，向王廙大军驰去。

杜曾派人在后面追赶，大叫着劝说朱伺：“马隽非常感激你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现在我把你一家大小百余口全部交给了他，他已收下，并尽心保护照顾，安然无恙。欢迎你也来吧！”

当时，天下动荡，许多人轻于去就。朱伺却回答说：“我已经60多岁了，不能和你一起做贼，落个不忠不义之名。我即使死了，也是晋朝的鬼。至于老婆孩子，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断然拒绝了杜曾的诱降，回到王廙大军，不久即因伤势过重而死。但他为国不顾家的精神却长久记在人们心里。

祖逖“闻鸡起舞”一心北伐

祖逖，生于266年，死于321年，河北范阳逎县（今河北涞水）人，字士雅。他是东晋名将，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民族英雄。《定兴县志》载，他的父亲祖武，任过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太守。祖逖的生活由几个兄长照料。祖逖的性格活泼、开朗。他为人豁落，讲义气，好打不平，深得邻里好评。他常常以他兄长的名义，把家里的谷米、布匹捐给受灾的贫苦农民，可实际上他的哥哥们并没有这个意思。著名的“闻鸡起舞”就是他和刘琨的故事。“喔，喔——”公鸡的啼声，划破了大地的寂静。

正在沉睡的祖逖被唤醒了，慢慢睁开惺松的睡眼，他望了望窗外，用脚蹬了一下刘琨，说：“喂，鸡叫了，咱们快起来舞剑，锻炼身体去吧！”

刘琨翻了个身，揉了揉模糊的眼睛，埋怨道：“该死的公鸡，怎么半夜就叫起来了？”当时是东晋时代，半夜鸡叫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儿。祖逖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信那个干啥？半夜鸡叫有什么不好的，它可以提醒咱们别睡过了头，耽误了宝贵时间。”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起床穿衣服，然后各自操起宝剑，来到外面空旷的草地上，便开始了舞剑。星光闪闪，晨风习习，两个人在不遗余力地苦练着，早已是汗涔涔的了。

由于他们怀着为国献身的远大志向，所以坚持天天闻鸡舞剑，这样，既炼就了一身武艺，也增强了身体素质。

西晋被匈奴灭亡后，晋元帝在江南建立了小朝廷。

渡江以后，左丞相司马睿让他担任军谘祭酒。祖逖住在京口，聚集起骁勇强健的壮士，对司马睿说：“晋朝的变乱，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而使臣下怨恨叛乱，而是皇亲宗室之间争夺权力，自相残杀，这样就使戎狄之人钻了空子，祸害遍及中原。现在晋朝的遗民遭到摧残伤害后，大家都想着奋发杀敌，大王假如能够派遣将领率兵出师，使像我一样的人统领军队来光复中原，各地的英雄豪杰，一定会有闻风响应的人！”司马睿一直没有北伐的志向，他听了祖逖的话以后，就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仅仅拨给他千人的口粮，三千匹布，不供给兵器，让祖逖自己想办法募集。祖逖带领自己私家的军队共一百多户人家渡过长江，在江中敲打着船桨说：“祖逖如果不能使中原清明而光复成功，就像大江一样有去无回！”于是到淮阴驻扎，建造熔炉冶炼浇铸兵器，又招募了两千多人然后继续前进。

于是，他率领队伍过了长江，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陆游的戎马诗情

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浙江山阴（今绍兴）镜湖旁的一所宅院的常犀里，一位生命垂危的老人，在弥留之际，艰难地从床上挣扎起来，让家人拿过纸笔，用颤抖的双手写下了一首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纸上的墨迹还潮润欲流，老人便合上泪眼，与世长辞了。

这首诗就是千古传诵的《示儿》，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

陆游童年时，金王朝女真族大举南侵，祖国山河，四分五裂，中原人民，妻离子散。陆游还在襁褓之中，就随同全家逃避兵乱，流离转徙，困苦万状。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官，曾和广大军民一道进行过反抗侵略的斗争。后来，宋王朝偏安江南，屈膝妥协，苟且偷生，主张议和投降。而广大的人民和许多忠臣义士，坚决主张抗击侵略，收复中原。绍兴十年，岳飞大败金兵，赵构、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将岳飞调回，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致死。看到这种情况，爱国志士痛心疾首。陆游的父亲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总要谈到人民生灵涂炭、金人残暴肆虐的情景，常常气得咬牙切齿，谈到秦桧的卖国行为，更是个个怒发冲冠，拍案痛骂。客人走后，陆游的父亲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黯然落泪。这一幕幕动人肺腑的情景，给陆游上了一堂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陆游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决心长大了雪耻御侮，收复失地。

为了效力国家，陆游和其他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也走上了科举的道路。29岁时，他到当时的京都临安科考，被取为第一。谁料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考试，名列第二。秦桧一心让孙子当状元，看到这个名次后勃然大怒，竟公然把陆游的名字抹掉，还要办主考官的罪。秦桧死后，陆游直到34岁时才开始做官。他一心想亲临前线，直接做些抗战的工作，可是由于当时主和派在朝廷占了上风，他长期被派到遥远的南方福州宁德县任主簿。后来，又在朝廷担任枢密院编修官，起草法令、文件。他一有机会就上书朝廷，苦谏北伐。后来由于北伐失利，加之他又揭发了皇帝亲信大臣结党营私的罪恶，引起了孝宗的不满，便把他调到建康、镇江任通判。这时主战派张浚正在镇江操练军队，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南侵。陆游同他过往甚密，积极为他出谋献策。可是，腐败的朝廷，为向敌人表示议和的“诚心”，罢免了张浚。陆游愤然上书，那些卖国贼乘机给他加上了一个“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了他的官。陆游在家闲居了4年，才又调到四川夔州任通判，接着又到四川宣抚使王炎部下任干办公事。王炎是一个抗战派的领袖，对陆游十分器重。他们的驻地南郑，同金人占据的关中地区仅一岭之隔。陆游来到前线，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他苦读兵书，演兵习武，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亲临前线，视察军情。他曾身披铁甲，提刀跃马，横渡渭河，去奇袭敌人。但是，正当他们积极准备抗战的时候，朝廷却把王炎调回了临安，陆游也被调到成都任参议官。他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

陆游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但是他在几十年的风雨生活中，却把自己雪耻御侮的理想，收复失地的决定，对投降派的痛恨，对广大人民的热爱，对抗战将士的崇敬，对中原父老的同情和怀念，都写进了他的诗篇。他慷慨悲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

他的诗，内容丰富，爱国情切，触及到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表达了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如：“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他还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在《书志》一诗中，他甚至表示，生不能歼敌，死了肝心也要化为金铁，铸成利剑，来除佞臣、清妖孽：“肝心独不化，凝结变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三尺粲星辰，万里静妖孽。”有的诗倾泻了他“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愤。如“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有的诗记叙了劳动人民盼望朝廷出师北伐的殷切希望。如“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三万里河屡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有时，一缕烟尘，一声雁唳，也勾起他的无限感慨：“自恨不如云际雁，来时犹得过中原。”有的诗是对投降派的血泪控诉、无情揭露和谴责。如“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东，新亭对泣亦无人！”

陆游的诗词，不仅饱含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同时通过优美的形式，表现了巨大的艺术力量。他一生写过近3万首诗，其中流传下来的就有9000多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留下诗篇最多的人。

诗画寓意爱国志

南宋末年，出了一个爱国的画家，名叫郑所南。宋朝为元人灭后，他弃官隐居江南，耕种薄田为生。

郑所南擅长画兰草。在宋朝亡后的日子里，他心中积满了忧愤，为了表达自己思国思民的痛切感情，他画的兰草全部离地露根。起初，人们不解其意，感到惊奇，不知这位画家为何画出这样荒唐的兰草。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画的兰草不长在土里呢？”所南悲愤地答道：“地为番人所夺，哪还有土可长？”人们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是以画寄志。他所以要画露根的兰草，表明自己誓死不当亡国奴，因此，就连笔下画的兰草，也不愿扎根于宋朝亡后的土地上。

不仅如此，郑所南还坐则面朝南，卧则头向南，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腊日，必南向而拜。他在《心史》一书中，又通过诗句抒发自己的思国之情，书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纵使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真父母。千语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

郑所南的画和诗，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热爱祖国的崇高思想和品德。

销烟雪耻壮国威

林则徐，清末政治家，是我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民族英雄。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铭刻着的第一幅浮雕《虎门销烟》的壮丽场面，就生动地记录了由林则徐领导的，在近代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外国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犹闻洋泊逞天骄……珠海何年蜃气消”。这是100多年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面对烟毒泛滥，民生凋敝的景象，为抒发自己愤懑的心情而写的诗句。

1838年，以英国为主的外国商人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已达4万余箱。鸦片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健康肌体，同时使中国的大量白银流向国外。对这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痛斥鸦片为“妖烟”，鸦片贩子为“番鬼”。大家坚决要求扫净烟患，发出了要跟英国侵略者算账的吼声。

这时，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毅然上书道光皇帝，痛切指出鸦片的危害。他指出：“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矣，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道光看了奏章后，用朱笔在上面加了圈。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军队是坐天下的命根子，士兵没有战斗力，怎能抗击敌人！粮饷是维持统治的基础，基础不牢，也是不堪想象的。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他采纳了林则徐的主张，决定禁烟，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注重深入调查，充分掌握了广东方面有关走私鸦片的情况，便下令查封了广州所有的烟馆，并传讯垄断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命令他们将禁止走私鸦片的布告立即带到洋馆，向外商宣读。在布告中林则徐严正斥责外商贩卖鸦片的罪恶行径，要求他们报明存烟实数，限3天内缴出，不得有丝毫偷藏。要求每个外商写下“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书面保证。

各国鸦片商从未见清朝官员表示过如此坚决的态度。英国烟贩先是采用搪塞敷衍，欺骗贿赂，甚至恫吓手段，想迫使林则徐屈服。然而，他们的种种阴谋均未得逞，无奈，才陆续交出鸦片。

1839年6月3日，广州虎门晴空万里，海滩上人山人海。虎门滩上两座50米见方的大池子里灌满了卤水，池边堆放着2万多箱洋商交出的鸦片，价值白银800多万两。下午2时，林则徐登上虎门海滩的礼台，在隆隆的礼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震撼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开始了！

这时，搬运工人川流不息地把一箱箱鸦片倾倒进大池里，鸦片被盐卤泡透后，再抛下石灰。顿时，池水翻滚，烟雾腾起。不久，烟消雾散，池水平静下来。随之，涵洞闸门齐开，销化的鸦片渣沫，随着潮水哗哗地泄进了茫茫的大海。此刻，成千上万的民众，迸发出一片欢呼声，而平日趾高气扬的洋商们，却惊讶得目瞪口呆。

销毁鸦片的工作连续进行了23天，到6月25日，230多万斤鸦片全部被销毁。在这23天中，偏僻的虎门海滩变成了闹市，人们激昂的情绪胜过虎门的海涛。

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抗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它一洗列强给予我国的耻辱，并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张自忠的民族气节

1937年4月，已兼任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奉命以冀察平津军政工商考察团团长身份，率团赴日本考察、访问。这期间，张自忠不忘民族自尊，保持民族气节，体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尊严。有一次，考察团前往名古屋参观。到达名古屋的当天，张自忠接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电报，称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已回国述职，次日名古屋国际博览会开幕，请张自忠代表中国大使主持中国馆的揭幕仪式。下午3点，张自忠派两名随员先去张自忠了解博览会的情况。两人回来汇报说：“中国馆的对面是伪满洲国馆，并挂有伪满洲国国旗。”张自忠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派人向日方交涉，明确指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承认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的‘满洲国’馆放在中国馆的对面，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必须立即予以撤除；否则，中国考察团将立即回国，取消参加日本天长节的计划。”张自忠的坚决态度，使日本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中国考察团参加日本天长节的计划早已呈报天皇，如果张自忠届时退出，并率团回国，对日方将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天皇追问下来也难以交待。拖延至当晚8点，日方被迫同意关闭伪“满洲国”馆，降下伪“满洲国”国旗。这样，张自忠才于次日上午主持了中国展览馆的揭幕仪式，并参观了展览会。张自忠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尊严，打击了日本及伪“满洲国”的气焰。

在日本考察期间，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并企图逼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洞察日方的阴谋，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率团回国，结束了在日本的考察。

回国后，同年五月，英国领事馆在天津举行宴会庆祝英皇加冕。在来宾席位的安排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当“最高来宾”。张自忠对此大为愤慨，他强硬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乃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最后，张自忠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挫败了日方的阴谋，又一次维护了中国的尊严。

蔡廷锴为“永安堂”做广告

这是当年第十九路军军长、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为爱国华侨、缅甸医药巨商胡文虎先生写的一则广告。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名人广告”，因为它不是以金钱为目的的，而是凝结着两位爱国志士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一段袍泽深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占领上海并以之为基地进一步侵略中国。1932年1月28日晚11点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出兵，向闸北一带发动猛蔡廷锴攻。镇守于京沪铁路以北至吴淞宝山一线的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翁照垣旅首先同日军接火，“一·二八”淞沪抗战遂告爆发。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这场局部抗战得到了上海人民的踊跃支援，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坚守防线34天，使日军死伤万余人，四度撤换司令官。

就在十九路军与上海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时候，就在蔡军长殚精竭虑组织作战的时候，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压境的时候，某些利欲熏心的商人，居然想到利用民众对抗日将领的爱戴之情，盗用蔡廷锴的威名大做广告。有家食品公司竟擅自将蔡廷锴在别处的签名印作一种所谓健胃茶的广告，曰：“民众的前卫一蔡廷锴，民众的福星一麦蒂茶。”当然，此等奸商的狡猾之举，只会招来公众的唾弃。当时军务繁忙的蔡廷锴根本无暇计较。不过，就在这一时期，蔡廷锴倒主动为一位商人作了一则广告，此人就是缅甸华侨胡文虎。

胡文虎生于广东罗定县，与蔡廷锴同乡，早年随父侨居缅甸，在仰光创办了专营药品的仰光永安堂。胡文虎的产业虽然在海外，但他那颗赤子之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九·一八”事变后，胡文虎率先于仰光华商界组织发起了抗日救国活动，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捐物。“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胡文虎正在上海，他目睹了日寇侵略者的凶残和十九路军的英勇反击，被十九路军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所感动。他利用自己在上海医药界的声望和关系，多方奔走，四处募集作战急需的药品，在抗战的一个多月中，先后给十九路军前线运送了4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永安堂生产的“虎标”牌药品。民族抗战的大业，使胡文虎结识了蔡廷锴，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随着抗日的炮火而愈发深厚。

1932年2月底，淞沪抗战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攻占上海的日军又得到了增援，总兵力达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并改由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指挥，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却不予支援，使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处境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胡文虎的药品生意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压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千方百计募集了一大批药品送往前线。利用短暂的战斗间隙，胡文虎在十九路军的司令部见到了蔡廷锴，两位好友面对日寇的猖狂气焰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态度，感慨万千，心情异常沉重。蔡廷锴表明了誓死抗战的决心，说：“我十九路军驻在上海，当有守土之责，于吴淞抗战一月，我军从上到下的态度是一致的——一、但祈战死，不求生还！二、见一敌人，杀一敌人！三、必死一个敌人而后自己死！身为中国军人，别的都不如人家，只有为祖国去光荣地死的机会比别人多。不平等的国际地位要求我们去死，不自由的民族命运也要求我们去死，我们只有用死去争取自由和平等。这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追求！”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在这次作战中殉国的弟兄，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对此，我们没有悲伤，有的只是羡慕。因为他们是幸运的，他们的生命已溶化在整个民族中而获得永生。我们活着的应该追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我们有决心坚守在抗日的最前沿。”蔡将军的一席话，使胡文虎备加钦佩。临别之际，蔡廷锴再三感谢胡文虎的慷慨支援，觉得应该赠送一点什么东西，但环顾四周，除了墙上的地图和桌上的电话纸墨以外，别无它物。于是，他拿起毛笔，沉思片刻，奋笔疾书，写下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并工工正正地盖上了自己的朱红印章。然后恭手递予胡文虎，以表谢忱。

1932年3月3日，十九路军抗战终因政府卖国求荣被迫撤出上海。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协定》。为了表示对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将士的敬仰，胡文虎将蔡廷锴手书的这段话，连同自己经营药品的商标一起，作为广告刊登于1932年的《申报杂志》上，并特意写明：“良药信誉，得英雄一言而益彰”。这既是广告，又是抗日宣传品，足见胡文虎这位华侨的支持抗战的良苦用心。

大战平型关

9月23日，我军进入离平型关30里的冉庄。为了打掉敌人的气焰，稳定战争局面，一一五师师部决定给进犯平型关的日寇板垣师团以歼灭性的打击。当时，我军与国民党友军商定，由国民党军队在平型关作正面防御，我军一二九师掩护雁门关一线，一一五师主力利用平型关天险伏击敌人，等敌人正面进攻平型关时，从侧面和背后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24日早晨，我军侦察员从前方传来报告说，敌人大队人马正在向平型关方向运动。当天晚上，一一五师选定敌人进犯平型关的必经之路——平型关至老爷庙长20里的山沟为伏击地，并下令部队在当晚12点向平型关进发。

那天夜里，乌云密布。我八路军战士出发不久，倾盆大雨便从天而降。跟着山洪也暴发了。战士们为了不暴露目标，走的全是山沟和石径。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不平，不时还有水流湍急的山溪挡道。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行军，我军终于在拂晓之前按时赶到平型关了目的地，埋伏在平型关以东两侧的山坡上。

25日天刚麻麻亮，山沟里传来了汽车马达声。过了一会儿，只见长长一列汽车队载着日本侵略军和军用物资，沿着山沟里的公路从东朝平型关方向开来。汽车队后面是大车队，大车中间夹杂着骡马驮着的大炮。最后是日本人的骑兵队。只见敌人车马连成一线，车声辚辚，马蹄锵锵，一路黄尘飞扬，好不耀武扬威。这就是由灵邱方向开来的日本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这支敌军共有4000多人，有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

等敌人主力部队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内，传来了战斗号令：“攻击开始——打！”

战士们盼望已久的歼敌时刻来到了。手榴弹、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射向了敌人。充塞在公路上的日本鬼子兵立刻人仰马翻，搅成一团。打头的一辆汽车被我军击中起火，敌人前进不得。后面是几里长的车队，敌人又后退不得。顿时人挤翻了车，马踏倒了人，山沟里一片混乱。

平型关北坡也同时发起了攻击。

山沟里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我军发动突击，勇敢地从山坡上向山沟里的敌人冲去。10多里长的山沟里到处是激烈的拼杀，遍地是战斗的硝烟。敌人东奔西突，无路可逃，眼看着被我八路军分割成几段，成了瓮中之鳖。

陷入包围圈的敌人凭借装备上的优势，负隅顽抗。有一部分敌人向山上冲来，企图抢占一个制高点。我军当即派出一部分兵力，奔上半山坡的老爷庙，从那里居高临下，把敌人重新压回山沟里。

然后，我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发起冲锋。他们以漫山的巨石为掩体，边打边下，一直冲到公路上，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公路上枪托飞舞，马刀闪亮，刺刀见红，杀声震天。拼杀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敌人终于被我军战士扣得躲到了汽车底下，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这时，天上出现了敌人的飞机。看来，日寇企图轰炸我军的阵地。但是由于此刻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敌人的飞机不敢盲目投弹，只好空转了几个圈子，又无可奈何地飞走了。

激战到下午1点钟左右，我军的增援部队赶来投入了战斗。一场围歼战开始了。我军呐喊着扑向敌人，把分割成几段的敌人一段一段地夹击围攻，彻底消灭在平型关以东的山沟公路上。战斗结束以后，再登上平型关公路两侧的高山上，向夕阳映照下的战场望去，只见10多里长的山沟中，遍地充斥着被打烂的汽车、被烧毁的汽车，到处狼藉着日本士兵的尸体和死马。泛着白光的公路上流淌着敌人的污血，山坡上、公路边、汽车下、大车旁撩着30多个血肉模糊的日本兵。

这一仗，我军缴获野战炮1门，机关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掷弹筒20多个，战马50多匹，其他军用物资不计其数。

平型关战役是中国抗战开始以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它粉碎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锐气，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使八路军的威名声震全国。

高志航与杭州空战大捷

1937年8月14日，是中国空军史上值得骄傲的一天。这一天，年轻的中国空军搏击长空，与入侵中国的日本空军进行了第一次较量，开创了中国空军对日作战6∶0的首捷记录。创造这一记录的就是高志航率领的国民党空军第四航空大队。

高志航，原名铭久，字子恒。1907年5月14日生于奉天省通化县（今吉林省通化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自20世纪初以来，东北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高志航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罪恶，萌发了长大后与外敌决一死战的志向。为了实现报国的意愿，1924年，他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科，开始了军旅生涯。入学不久，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高志航决定从军校抽调一批高材生赴法国学习航空，以组建东北军空军。高志航被选中了。他欣喜若狂，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志航，以表达自己立志航空飞行、捍卫祖国领土的决心。这年8月，高志航进入法国莫拉诺高等航空学校，后又转入伊斯特陆军航空战斗学校学习飞行技术。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终于练就了一身飞行高难动作的本领。1926年毕业回国后，他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处少校驾驶员。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高志航怒不可遏，带领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飞行员赶往东北军司令部请缨出征，得到的却是令人心寒的“不准抵抗”的命令。高志航和他的战友默然相对，心中充满了报国无门的忧愤。他对东北军失望了。为了寻找报国之路，他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不久，被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当局分配到杭州西子湖畔的笕桥空军总校接受训练。

在笕桥空军总校，高志航的飞行技术更加娴熟，空中打靶几乎百发百中，成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中的佼佼者。甚至连观看过他表演的蒋介石也赞不绝口。1936年，国民党空军统一编为5个航空大队，高志航升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这是个驱逐机大队，装备全是刚从美国购买的霍克—3型驱逐机，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的飞行员投入了紧张的作战训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国抗日军民被迫自卫还击，开始了伟大而又神圣的全民族抗日战争。高志航和第四大队的勇士们个个义愤填膺，严阵以待，盼望立即冲上蓝天，与日本空中强盗决一死战。

8月14日下午，杭州上空阴霾密布，烟雨霏霏。日本空军“王牌”木更津航空队的7架轰炸机企图偷袭笕桥机场，妄图一举歼灭我空军主力。机场四周顿时警笛长鸣。刚刚由河南周家口飞抵笕桥的第四大队的飞行员们怒火中烧，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再也不能让日本空中强盗肆行无忌，残杀自己的战友和同胞了，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为危亡的民族雪恨的时候到了！高志航虽然尚未接到最高指挥部的作战命令，但情况突变，形势危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他紧握双拳，迅速作出迎战决定，下达了升空作战，迎击来犯之敌的命令。

中国空中健儿凌云直上，以无比英勇的气势冲上3000米高空。骄横一世的木更津航空队做梦也没想到会突然遭遇中国驱逐机的拦截，一时慌了神。不过，他们毕竟是老牌飞行员，有实战经验，很快又稳住了阵脚。一场空中恶战开始了。

这时，天气越来越坏，雨越下越大。中国空军驾驶的霍克—3型是双翼单座战斗机，风挡只有一半，雨水迎面扑来，直往机舱里灌。高志航和他的战友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满腔的仇恨，凭着平时练就的过硬功夫，时而直上云霄，时而俯冲追击。他们在广袤的云层里搜寻目标，一旦发现敌机，就死死咬住不放。

突然，高志航发现。一架敌机躲开我机的追击，准备向笕桥机场投掷炸弹。他立即迎了上去，扣动扳机，愤怒的枪弹向敌机射去。敌机受了伤，慌乱中扔下几颗炸弹，掉头就想溜。高志航猛踩油门，紧追上去，一阵急射，敌机剧烈地摇晃起来，失去了控制。高志航又是一阵点射，敌机终于发出悲哀的嘶鸣，拖着长长的黑烟，随着一声爆炸，坠落在地。

大队长首开记录，第四大队的飞行员无不欢欣鼓舞，更加奋勇地追击、围歼敌机。素称“空中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却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一架架飞机像无头苍蝇在空中乱窜。中国空中健儿们众志成城，互相配合，乘胜追歼。几分钟后，第二十二分队长乐以琴也捕捉到战机，机枪急速又有节奏地喷吐着火舌，又一架敌机应声冒着黑烟栽了下去。紧接着，李桂丹等也纷纷传来捷报。敌机除一架逃窜、回去报丧外，其余6架全被我空军健儿击落，我军却无一损失。这场空战前后仅用了30分钟。中国空军第一次迎战日本空中侵略者，就创造了6∶0的惊人记录。

年轻的中国空军健儿怀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一举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爱国高僧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本名吴昌发，生于1878年，原籍福建省古田县。1896年在福州鼓山源泉寺出家，法名宏悟，字圆瑛，别号韬光。1914年“中华佛教总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为参议长。1928年中国佛教界全国性组织“中国佛教会”成立后，圆瑛法师担任过7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和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大师又与赵朴初、虚云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法师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是把礼佛与爱国视为佛教徒最崇高的职责。早在1929年，他就指出：“国民生在宇宙之问，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天，不负这种责任。古云：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有爱国心，则失去国民资格。他还要求佛教徒与祖国共命运，共存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圆瑛义愤填膺，他以中国佛教界领袖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圆瑛立即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圆瑛法师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决议召集江、浙、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伽救护队，60高龄的圆瑛出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在战区担任救护工作。在圆瑛法师的号召下，很快有100多名青年僧侣报名参加，迅速组织了一支僧侣救护队，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救护队一成立，圆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救护方面的训练。“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僧侣队即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在沪战的3个月里，圆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他指挥和带领这一群僧侣救护兵，英勇战斗在沪东战场，不分昼夜，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出入于炮火纷飞的战场，抢救伤员，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写出了新的一页。在救护巾，有的青年僧侣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被敌人炮弹炸伤，终身残废。沪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抢救出300多名伤兵，这时，各医院已住满了伤兵，无法收容，圆瑛领导上海佛教界人士齐心协力，立即成立佛教医院，聘请医护人员，募集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使负伤官兵很快得到治疗。上海尼庵的尼众，也自动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不少尼众在佛教医院看护伤兵。官兵们深受感动地说：“为了抗日救国，你们出家人连性命都不要了，我们军人还能后退半步吗？”他们康复后，惜别僧侣，又投身到抗日的疆场。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上海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他们的英勇行为，受到社会各界的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好评。上海沦陷后，圆瑛率领救护队奔赴南京，继续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为了在全国各地成立僧侣救护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圆瑛冒着生命危险，以讲经说法为掩护，秘密到南洋各国募捐，对海外华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2月上旬，圆瑛在新加坡总商会演讲，号召海内外炎黄子孙，共赴国难。听者无不动容，旋即成立“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并得到陈嘉庚先生等爱国华侨的鼎力相助。圆瑛将所募集的款项汇到汉口，组织了第二支僧侣救护队。之后，他又到吉隆坡、槟榔屿、马来西亚等地，利用讲经说法的机会，作抗日宣传，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大师每到一地，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报界人士积极拥护，大力宣传，纷纷报道年已花甲的高僧圆瑛大师为了拯救祖国，远渡重洋，奔走呼号的事迹，使海外赤子热血沸腾，各界人士踊跃捐献。马来西亚一位女佛教信徒听了圆瑛法师的演讲后，连夜找到法师，将家中所有的积蓄和两个孩子交给他，激动地说：“我虽是妇道人家，亦知道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这点钱聊表心意，这两个孩子本是中国人，我现在把他们交给你，请你把他们带回国内，效命疆场。虽死亦是中华之鬼，不枉为中国人一生。”大师听了热泪盈眶。圆瑛又将所得款项汇回宁波，成立了第三支僧侣救护队。1938年7月，圆瑛回上海等地考察佛教救护队、收容所、掩埋队及佛教医院的情况，对佛教界的抗战工作十分满意。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圆瑛再度远涉南洋，向各地侨胞报告国内僧侣救护队情况，继续募捐，将所得钱物悉数汇交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统一分配。

圆瑛法师的爱国行动，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1939年10月19日，上海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圆瑛正在主持佛事，突然日本宪兵队开来7辆卡车，几十名持枪的日本宪兵将圆明讲堂团团围住，一部分日本宪兵闯进佛堂，以抗日罪名将圆瑛逮捕，关押在四川路桥“日本宪兵司令部”。当天夜里，日本宪兵就对法师进行了审讯。面对宪兵的盘问，圆瑛法师平静如常，一心念佛。宪兵司令暴跳如雷，大声吼叫。圆瑛却镇静地回答道：“我是出家人，我们佛教徒以慈悲为本，爱好和平，戒杀生，你们日本不也是佛教之国吗？你们为什么不按佛祖的教诲去做，根除恶性，利乐众生，贡献世界？”宪兵司令气急败坏，恶狠狠地用手枪顶着圆瑛的胸膛以死相威胁，圆瑛仍镇静自若，从容陈词，宣传佛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理。

第二天，圆瑛被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部。在那里，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日本宪兵就对圆瑛进行严刑审讯，刽子手对这位年过花甲的高僧拷打竟达20余次。法师体无完肤，仍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向侵略者阐述佛教慈悲、和平的教义，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面对敌人没完没了的审讯和拷打，圆瑛闭日打坐，口念佛经，决心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最后的斗争。

日本宪兵队长见法师威武不能屈，就转而进行诱降，他假装恭敬地对大师说：“我久仰你的厚识与功德，现在更为你的精神所动。我们都信佛，何况中日同根同种，本为一家人。日本天皇陛下亦久仰大师的盛名，特意关照，请你出任皇军治下的中国佛教会会长一职，法师意下如何？”大师却结伽趺坐，不予理睬。宪兵队长一再追问，法师才冷冷答道：“吾老病相加，不堪重任。”

敌人无计可施，又慑于圆瑛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声誉，不敢加害，遂于11月10日释放了他。

圆瑛出狱后，身体衰弱，在上海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上海虹口东本愿寺的日本僧人藤井草宣几次来请法师出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一职，都被他以老病相却。汪伪政府也派人来纠缠，圆瑛声称闭门著书，不问政治。但他对国家大事一日未曾忘怀。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教学院讲演时。公开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号召佛教青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能闭门读经，要对国家的存亡负责，号召佛教青年起来抗日。

以和为贵，精诚团结

将相和睦

战国时代，一天，赵国的国都十分热闹，赵王亲自加封蔺相如为上卿（即丞相）。这是国君之下最大的一阶官职。殊不知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一个门客。在秦王找借口欲大兴兵马攻打赵国之时，由于文武大臣个个束手无策，才推荐蔺相如出面。于是他只身勇走秦国，不辱使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后来在渑池会上，相如强逼秦王击缻，大灭秦国威风。秦国看到赵国还有这等人物，未敢轻举妄动，又一次拯救了赵国。这样，相如才由一个小小门客被赵王封为上卿，官职在廉颇之上。

廉颇呢？他是赵国的老臣，能征惯战，勇猛无敌，对国家忠心耿耿，在百姓心目中德高望重。此外，廉颇其人心直口快，好强气盛，喜怒皆行于色，大家对他那暴躁的脾气也都十分敬畏。

而蔺相如不仅有胆有识，且心细过人。在朝廷上赵王加封自己时，他已察觉到廉颇在旁一言不发，面带不悦之色，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他料想，今后廉颇会处处为难自己，可是他更清楚国家当前的处境：许多消息表明，强大的秦国几次欲灭赵国都未曾得手，哪肯甘心？如今正冷眼旁观，伺机再犯赵国。自己和廉颇是赵王的左膀右臂，如果两人闹矛盾，将对国家万分不利。这实在是国家危亡之大事，决不能感情用事或草率从事。想到这里，相如心中已有打算。

果不出蔺相如所料，廉颇回到府中，越想心中越有气。他反背双手来回踱步，声如洪钟地对左右说：“我乃是赵国的大将，多少次领兵攻城破敌，出生入死，几十年屡立战功，才有现在的地位。那蔺相如，他……他本来是个卑贱的人，只靠两次铤而走险，只凭着能说会道……可现在他竟然职位比我还高，这可让我把脸往哪儿搁？我不甘心呀！”左右之人也都窃窃私语，为主人鸣不平。这时忽听廉颇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们传出话去，以后我如见到相如，一定要羞辱于他！”

可是后来一段时间，廉颇总是找不到机会。为什么呢？原来每当相如、廉颇一起上朝，相如就称病在家，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站位次序的高低而引起不快和矛盾。有时相如在外办事，远远见到廉颇的车马过来，就急忙让车夫改道绕行。

这天，相如乘车外出办事，正在沉思，忽听前面一声马嘶，接着传来阵阵马蹄杂沓之声。相如抬头望去，只见一队人马有三四十人，向这边疾驰而来。打头一人骑在马上犹如半截铁塔，一手按剑，一手扬鞭，两眼圆睁，双眉倒竖。身后一面火焰般的大旗，书一斗大“廉”字。路上行人纷纷退开。啊，这可真是狭路相逢。眼看马队转瞬就到，相如念头如飞，大声叫道：“车夫，拐上右面小道，快！”车夫不敢怠慢，急转马头，马车一阵颠簸，已行在一条叉路上。相如还来不及回头，就听得身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疾驰而过，掀起一阵尘烟。

这时，相如的门客可沉不住气了：“这真是欺人太甚！”、“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呢，您的位子在他之上，理应他让路嘛！”、“这也太不像话了，他廉颇哪里像个老臣？”、“将军，您未免太过胆小了。”一阵气话过后，只听有人伤心地说：“将军，我们之所以远离家人投奔到您的门下，只是因为仰慕您的高尚品德，现在您比他地位只高不低，可就因他扬出恶言，您就总躲着让着，叫我们这些人都感到羞耻，何况大人您呢？”、“是啊，我们太无能了，您让我们走吧！”

相如待大家发泄完，用手正正发冠，心平气和地开导部下说：“秦王的威风大吧，可我在他的殿中厉声叱责于他，又辱没他的大臣，难道我真会惧怕廉将军吗？你们知道，秦国现在不敢对赵国动武，只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一文一武。我们如同赵王的左右两手，如果两只手干起架来，就要被人当胸一拳打来，而无防守之力了。”相如做了个手势，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所以这样做，就是以国事为重，个人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番话很快传到廉颇的耳中。廉颇听后，先是十分震惊，待慢慢平静下来，左思右想，渐渐醒悟，深感内疚。他想：蔺相如虽是从一平民到此地位，但人家能以国事为重，深明大义，不计个人恩怨，心胸开阔，真是一个堂堂的男子！而自己身为赵国栋梁，朝廷老臣，在当下的时局中却如此因私忘公，只因面子问题就……唉，跟他相比，我的心胸是何等狭隘啊！就这样，后悔不已的廉颇赤裸上身，背负荆棘，步行到蔺相如府上谢罪认错，这就是流传久远的“负荆请罪”的故事。

羊角哀与左伯桃让生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年冬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在走兽绝迹、飞鸟潜踪、人烟稀少的千里荒原上，有两个相互搀扶的年轻人，正跌跌撞撞地、艰难地走着。这两个人是一对挚友：一个叫羊角哀，一个叫左伯桃。

当时，各诸侯为了争夺土地，扩大势力范围，连年发动战争。频繁的战争，闹得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羊角哀和左伯桃对人民深为同情，决心施展自己的才干，救民于水火。他们听说楚庄王是个贤明的国君，两个人就相邀投奔楚庄王。谁知却陷在这风雪茫茫、渺无人迹的千里荒原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寒冷、饥饿，长途的跋涉，使体质本来就不大好的左伯桃病倒了。

羊角哀和左伯桃陷入了绝境。疾风知劲草，患难识忠诚。在危难时刻，羊角哀对左伯桃说：“我扶你走吧。你放心，我绝不会丢下你，要死咱俩也死在一起！”羊角哀搀扶着左伯桃艰难地走着……两天过去，左伯桃越走越吃力，羊角哀也精疲力竭了。羊角哀好不容易才把左伯桃扶到一棵大空心树下，暂避风雪。

风狂雪猛。羊角哀用身体替左伯桃挡着风雪，身冷、腹空，左伯桃喘着气，他觉得自己连站立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左伯桃对他说：“角哀，荒原千里，风雪无边，与其我们两个人都冻饿而死，不如救活一个。我看，你一个人快走吧，我是实在不行了，别再连累你了。”羊角哀一听，急了：“你说的是什么呀，伯桃！你放心，我背也要把你背到楚国去！”说着，羊角哀俯下身子就要背左伯桃，左伯桃双手搭在羊角哀的双肩上，说：“你的心意我领了。角哀，救民于水火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理想，不论这个理想是咱们两人共同实现的，还是一个人去实现，那都算达到目的了，你说是不是呢？”羊角哀点点头，说：“当然，当然！伯桃，那就这样，你就带了咱们剩下的这点干粮奔楚国去吧。”左伯桃连连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角哀，你的本领比我强，应该你去楚国！”

两个人真诚地相让。他们都想把生的机会让给对方，把死亡留给自己。最后，左伯桃还是说服了羊角哀。

两个人一起走，肯定准也走不出那千里荒原，共同的理想终要破灭。共同理想决定了他们只有这一选择了。羊角哀抱着左伯桃放声痛哭，左伯桃催他赶快上路，羊角哀要把所剩干粮留给左伯桃，左伯桃决意不要……羊角哀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诀别了他的朋友。

羊角哀赶到楚国后，受到楚庄王的重用，他连忙带人回到荒原，发现左伯桃已冻死在空心树里。他埋葬了好友的尸体，痛哭而别。

楚庄王知道这一切以后，深为左伯桃的精神所感动，对左伯桃的死难表示极为痛惜，下令奖恤了左伯桃的妻儿。

后来，羊角哀在楚国干出了一番事业。他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他的挚友。每当祭日，他都面对千里荒原，朝远方深深一拜，默默祷告：“伯桃，我一定要实现咱们共同的理想！”

田文不怒吴起

战国时候，魏国是“七雄”之一。

魏国强大起来是与大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分不开的。

吴起，原是卫国人。他几经周折，来到魏国。魏国国君魏文侯十分高兴，因为，魏文侯一直希望能有一位善于领兵打仗的人，以使魏国渐渐强大起来。魏文侯下令召见吴起。吴起身着书生服装来会见魏王。魏文侯打量着文诌诌的吴起，脸上不高兴地说：“你是吴起？你能议论富国强兵之事？哼，我可不感兴趣！”

吴起知道魏文侯不信任自己。他笑了笑，整整衣襟，坐下从容地说：“您一年四季常常派人去捕杀野兽，剥制兽皮，做成红漆皮衣，不知大王要干什么？”

那皮衣是魏王准备的军甲，听到吴起问这个问题，心中一惊。

吴起又问：“您打造许多兵器，难道是用来装饰门面吗？还有，那些战车，仅仅是为了打猎吗？”

魏王要富国强兵的心愿被吴起说中了。他十分喜悦，说：“吴起果然不凡，了解我的心愿。”

吴起哈哈一笑。

魏王问：“既然你了解我的心意，那么，你就讲讲，我该如何去做？”

吴起挺挺胸，从容不迫地说：“您做了许多打仗的准备，却不去寻找一位能够指挥打仗的人。这就好比，您让母鸡去斗山猫，让吃奶的幼犬去摸老虎屁股。心愿很好，想要取胜，但结果却是悲惨的。”

魏王说：“您是说我应该物色一位能干的指挥官？”

吴起点点头，说：“对。需要一个懂打仗的人为您训练军队，带兵打仗。”

魏文侯十分高兴，伸出胳膊拉住吴起的手，大声说：“你就是我需要的人！我下令让你做魏国大将军。”

吴起当了魏国大将军以后，协助相国李悝对国家政治实行改革，并率兵打了几次胜仗，使魏国成为战国早期的最强的诸侯国。

魏文侯死了以后，魏武侯继位。他派吴起到西河去当郡守。吴起将西河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样，吴起在魏国的名声更大了。

不久，魏武侯要选一位大臣担任相国。因为吴起威信很高，大家都认为吴起被选中是理所当然的。

吴起私下里想：“比一比满朝文武，也只有我适合担任这一要职。”

出人意料，魏武侯在一天清晨向满朝大臣宣布：“我命田文担任相国职务。”

田文站起身，上前接过相印，说：“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这时，众大臣都愣了，大家都转头观看吴起。吴起果然气得满脸通红，显出非常不满意的神气。

退朝之后，大臣们纷纷走到田文面前，说：“恭贺你荣升相国！”“祝田相国今后顺利。”

须发皆白的田文哈哈一笑，说：“这是魏王对我的信任。其实，田文有什么了不起，今后还要靠大家的支持！”

人们渐渐散去了。

吴起走上前，一把拉住田文，不服气地说：“田大人，我想和您比一比，是您的功劳大，还是我的功劳大？”

田文微微一笑，说：“唔，可以，可以。”

看到田文平静的态度，吴起更生气了。他怒不可遏地说：“您想一想，率领兵士，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使魏国的敌人闻风丧胆。这些，您与我比，如何？”

田文摇摇头，平心静气地回答：“我不如你。”

吴起又问：“您想一想，管理百姓，安定民心，使魏国富强起来。这些，您比我如何？”

田文又摇摇头，仍然心平气和地答：“我不如你。”

吴起又问：“您再想想，镇守西河，使秦国不敢来犯，韩赵两国都听从魏王。这些，您又比我如何？”

田文一点儿也不生气地回答：“我还是不如你。”

吴起挥着胳膊，大声问：“既然这些你都不如我，而你倒当上了相国，使人们耻笑我，这该怎么解释呢？”田文望着气呼呼的吴起，并不计较吴起的无理，捋了捋胡子，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大王刚刚就位不久，年纪也轻。大臣们对新王还不肯听从命令，国中的百姓对新王也还不够了解，所以不很信赖。应付这种比较严峻的局面，你也想一想，是你出面当相国好呢？还是我这个老臣出面好呢？”

吴起听了，想到田文说的情况，的的确确，只有像田文这样的老臣才能稳定局面。他明白了，田文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而自己却过多地想到了自己。

吴起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些羞愧地说：“还是您说得对，大王命您为相国比我要合适啊！”

田文诚恳地说：“我不计较个人怎么样，为了国家，希望你我合作。”

吴起连连答应。

从此，两个人互相支持，为魏国的强大携手并进。

相忍为国的寇恂

寇恂是汉朝时候幽州昌平县人，他帮助刘秀开创基业，屡立战功，被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任命为颍川郡的太守。

这时，军事活动还在进行。各部将兵，往往自恃战功，杀掠百姓，寇恂决心绳之以法，整顿社会秩序。

执金吾贾复的部下有一名将官，私自跑到颍川抢劫，并且将事主杀害。寇恂立即派人追捕，审讯明白后，押解到集市上当众处死。

贾复听说后，怒气不息，以为寇恂扫了他的脸面，决心要给点颜色瞧。不久，他率部路过颍川郡，跟随从人员说：“我跟寇恂官职一样，现在却让他给抓了把柄，大丈夫怎能有气不快快当当地出！这就要见到他，一定亲自试试我的宝剑！”

寇恂得知贾复要跟自己计较，就跟属官说：“我还是回避一下为好。”谷崇说：“我原是带兵的出身，可以携带我的剑护卫你，倘如贾复真的蛮干，让我来收拾他。”寇恂连连摆手说：“你这想法不对。从前赵国的蔺相如对秦王毫不惧怯，却一再对廉颇退让，还不是为了国家利益？爱国人人有责，我怎能意气用事？”

于是，寇恂立即派人张罗酒食，招待过境的贾复部队。自己在大路旁迎接，不久，推说有病，避了开去。

刘秀知道了这事，出面为两人调解。寇恂执法不挠，却又相忍为国，感动了贾复，两人从此结为好友。

昭君出塞

王昭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约定“汉与匈奴为一家，勿得相诈相攻”。并三次进长安入朝，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焉支，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由呼韩邪单于杀兄（攻打哥哥郅支单于）可见在那个时代亲兄弟明算账；权利的魅力无法挡。

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汉朝又强盛了一个时期。那时北方的匈奴由于内部相互争斗，结果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为5个单于势力。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一直和汉朝交好，曾亲自带部下来朝见汉宣帝。汉宣帝死后，元帝即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亲自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当公主嫁给呼韩邪单于。

后宫里有很多从民间选来的宫女，整天被关在皇宫里，很想出宫，但却不愿意嫁到匈奴去。管事的大臣很着急。

这时，有一个宫女毅然表示愿意去匈奴和亲。她名叫王嫱，又叫昭君，长得十分美丽，又很有见识。管事的大臣听到王昭君肯去，急忙上报元帝。元帝就吩咐大臣选择吉日，让呼韩邪和昭君在长安成了亲。单于得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可爱极了，很想将她留下，但已经晚了。

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可爱。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送礼物，所以画工就没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画工。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她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地域，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

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她一面劝单于不要打仗，一面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使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了60年。昭君死后葬在匈奴人控制的大青山，匈奴人民为她修了坟墓，并奉为神仙。

郭子仪和李光弼不计私怨

唐朝时候，郭子仪、李光弼一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属下当部将。两人之间有些矛盾，在一起也互不说话。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武装叛乱时，唐朝政府提拔郭子仪继任朔方节度使，统兵抵御。这样一来，李光弼就成了郭子仪的部将。想到两人的关系，郭子仪心里很是不安。这时，唐朝皇帝又传来旨意，命令郭子仪即日率部出征，李光弼担心郭子仪会寻机报复，便硬着头皮向郭子仪认错，说：“过去我不好，得罪了您，今后不管怎样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希望不要报复到我的老婆孩子身上，总可以吧？”没等李光弼说完，郭子仪赶忙离开座位，跑了过来，紧紧抱住了李光弼，满眼含泪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家危急，百姓遭难，正需要我们一起去效力，特别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难道我们还像过去那样鼠肚鸡肠、计较个人恩怨吗？”

看到郭子仪如此心怀坦荡，不计个人私怨，李光弼深受感动，当下和郭子仪对拜了几拜。然后，带队请战。从此，将帅协同，在平息叛乱的战斗中，战功卓著。

中华民族好男儿

胸前挂满民族团结奖章的士官艾力慢慢地擦着六连荣誉室的奖牌，控制不住，泪水包围了他的眼睛。他在这个集体里，生活、工作了8年，可是没多久他就要脱下这身军装，离开这个集体了。

凡是在六连生活过、工作过的官兵，没有因为走出这个“大家庭”，而忘记兄弟之情、养育之恩；没有因为衣服“变”了色，而失去奋斗的精神、军人的本色。因为大家热爱这个集体，忠于党渴望做中华民族的好男儿。“我是六连的兵”，在很多官兵眼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可是对于维族战士卡哈尔、哈族战士努尔兰来说，却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因为他俩考入乌鲁木齐陆军学院后，文化成绩相对落后，这时学校政治理论教员偏偏又组织大家，学习“民族团结好六连”的先进事迹，你说让他俩咋敢自报家门？那不是给六连抹黑嘛。两人商议决定，等各方面都做出成绩后，再“亮剑”。

于是，他俩相互帮助，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半年后双双成为优秀学员，都当上了学员队的区队长。这回，他们终于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是六连的兵。”

副指导员艾尼4年来，一心扑在工作上，一晃就到了29岁，却还是一个“单身贵族”。着急的父母多次托人说媒，他不是没时间见面，就是接触时间太短，每次都没了下文。去年2月，父母又带了一个女孩子来部队相亲，两人情投意合，父母的心也放下了。

7月份，女孩子家人要求艾尼回家，赶快定婚，不然就吹。父母也不断地打电话，叮嘱他千万要重视，不能再耽误了。这时，连队正在野外驻训，艾尼考虑到连队干部力量薄弱，没法回去，向父母讲明原因后，又一心投入到工作，没有同女方联系。

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心急如焚的父母看拿儿子没有办法，便写信向连长、指导员求助，连长又立刻向上级反映，为艾尼办了休假手续，让他回家定了婚。

艾尼为了六连可以不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艾尔肯为了这个集体也能够献出生命。他在1977年9月施工时，写了一份遗书，被连长无意中发现。艾尔肯写道：尊敬的连队党支部，目前国防坑道施工任务重，加之水源紧缺、地势险要，沙土地塌方严重，如果我有不测，恳请连队党支部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六连每一个官兵的体内，都流淌着对这个集体深深的爱。

无论哪个历史时期，六连的官兵都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觉悟，都保持坚定鲜明的政治立场，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做忠诚的革命卫士。被兰州军区授予“优秀士官”荣誉称号的党员班长吐尔逊·肉孜在外地执行任务时，利用休息时间，写下“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标语，张贴在墙上、树上和电线杆上等，积极向当地的民族群众宣传。

恰克力别克通过写信和打电话的方式，先后5次告诉家人和乡亲：“分裂分子就像昭苏大草原上的豺狼，他们虽然花言巧语，但是时刻都紧盯着我们的草原和羊群，没安好心，我们要雄鹰一样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分裂分子的本质。”

1997年，当艾尼瓦尔得知姐姐参与了分裂活动时，他一边向连队汇报，一边连夜写信要求姐姐立即停止，主动投案自首。他在信中说：“党和人民帮我们翻身做了主人，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你怎么能帮坏人把自家羊往狼窝里赶呢？”

艾尼瓦尔的姐姐这时恍然醒悟，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局自首了。她还因为提供了重要的破案线索，得到了宽大处理。“正是因为有一个个这样的忠诚卫士，才构成了民族六连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集体。”师长田福平语气坚定，目光炯炯有神。“石头在硬，没有六连官兵的骨头硬。”流传了很多年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六连官兵奋勇向前。新的时代里，连队的官兵个个苦练技术，掌握技能，争当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重名、同字是民族六连的一大特色，这给工作、生活带来了一点小小的不便，但是又为美好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一些快乐的元素和一股向上的动力。六连有四个战士叫买买提，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女朋友、姐姐也都叫古丽。于是，四个古丽分别鼓励各自的买买提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地干，一定要在重名、同字中出类拔萃。

4个买买提得到四个古丽的期望后，达成了一个协议：决不能给共同拥有的名字丢脸。从此，4个买买提生活中依然是亲兄弟，可是在学习上、训练中等方面都较上了劲。到了年底，4个买买提分别向四个古丽，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塔城的买买提打破全团5公里越野纪录，荣立三等功；库尔勒的买买提当上了班长，入了党；大喀什买买提由于军政素质较好，被评为了优秀士兵；小喀什买买提也因为表现出色，受到了嘉奖。

汉语和维语是民族六连的“官方语言”，个别官兵甚至精通三四种语言。连长叶尔兰以前用维语讲课，回族战士马新武反映听不懂后，他便认识到汉语的重要性，开始刻苦学习汉语。他掌握汉语后，实行双语授课，使每一名战士都能够听懂。他还买来汉语学习书籍，找来教师上课，考试评定等级，使官兵汉语水平提高很大。

老兵复员期间，有些战士担心回到地方语言不通，不好找工作。连长就组织汉语学习，开设电脑学习班，由汉语水平高的战士担任教员，使很多老兵拿到了汉语等级评定书。直到老兵复员的前一天，连长还在组织老兵学习汉语。

因团结一心，水威力无比，汇聚成江海浩浩汤汤，荡今涤古，乘风便起浪。轰轰烈烈，激浊扬清。在一个集体中你不是一个过客，更不是一个旁观者，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主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担起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个集体增添一丝光彩，每个人都应该为集体做出一点奉献，如果每个成员都向前进步一点点，那么必将带动这个集体向前迈进一大步。

心系人民，心向祖国

不卑不亢的晏子

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想侮辱他，因为他身材矮小，楚国人就在城门旁边特意开了一个小门，请晏子从小门中进去。晏子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洞中进去。今天我出使的是楚国，应该不是从此门中入城吧。”楚国人只好改道请晏子从大门中进去。晏子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恐怕是没有人了吧？”晏子回答说：“齐国首都临淄有七千多户人家，人挨着人，肩并着肩，展开衣袖可以遮天蔽日，挥洒汗水就像天下雨一样，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人来作使臣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臣，各有各的出使对象，贤明的人就派遣他出使贤明的国君，无能的人就派遣他出使无能为力的国君，我是最无能的人，所以就只好出使楚国了。”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对身边的侍臣说：“晏婴是齐国善于辞令的人，现在他正要来，我想要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侍臣回答说：“当他来的时候，请让我们绑着一个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他是干什么的？’我就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大王再问：‘犯了什么罪？’我回答说：‘他犯了偷窃罪。’”

晏子来到了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公差两名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来。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回答说：“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的吗？”晏子离开了席位回答道：“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相像罢了，果实的味道却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啊。现在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起来了，莫非楚国的水土使他喜欢偷东西吗？”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取其辱了。”

晏子出使吴国时，吴王对手下说：“寡人听说晏婴善于言辞，熟悉礼制，等晏婴晋见寡人时，命接待人员以天子尊称寡人。”第二天晏子进宫见吴王，命人通报，通报人说：“天子有令，命晏婴晋见。”晏子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通报又人说：“天子有令，命晏婴晋见。”晏子几次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说：“我受齐王之命出使吴国，不知怎么搞的怎会来到周天子的宫廷，请问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吴王呢？”吴王立刻说：“夫差有请。”于是以合于诸侯身份的礼仪接待晏子。

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字劼刚，号梦瞻，湖南双峰人。

1839年，曾纪泽出生在原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白玉堂旧宅（今属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其时，曾国藩中进士后“乞假居家”，正逢“起行赴京”之日，曾纪泽呱呱落地了。第二年夏，随母进京，在父亲身边严受家训，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在曾国藩的循循诱导下，曾纪泽异常刻苦认真，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底，他还下苦功涉猎西学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刻苦攻读外语，能用英语交谈，以英文写作和核改文件，研究西方科学文化，弥补了其父在这方面的不足。在如何做人方面，曾纪泽受父亲的教诲也很多。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子孙寄予的最大希望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君子的标准，就是“勤俭自持，曾纪泽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告诫曾纪泽：“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同时，从小应不贪爱奢华，不习于懒怠，这对官宦人家子弟尤其重要，因为“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1878年，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被撤回国，由曾纪泽继任。郭嵩焘与曾国藩有“金兰之谊”，是儿女亲家，是曾纪泽理所当然的长辈，他写诗勉励将上任的曾纪泽：“十洲天外一帆驰，踪迹同君两崛奇，万国梯航成创局，数篇云海赋新诗。罪原在外功何补，状不如人老更悲，要使国家根本计，殷勤付托帐临歧。”寄予了对曾纪泽的厚望。3月，曾纪泽上任出使英、法等国，开始了他8年的外交生活。在任期内，他刻苦攻读英语法语，注重了解各国历史及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各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的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亲书一联悬挂大门：“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子俭以养廉之训；参前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所敬重。

在曾纪泽出使任内，巴西在1879年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欲招募华工。曾纪泽审时度势，积极建议清政府与巴西建交通商，开创了中巴友谊建交的先河。

1880年正月，曾纪泽除任驻英、法大臣以外，还兼任驻俄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在此之前，崇厚因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被革职拿问，朝野哗然。曾纪泽这次出使，举国瞩目，他立下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他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后，前后谈判达10个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查者51次，反复争辩达数10万言。他力挫强暴据理力争，先后击败了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及外交顾问热梅尼这两名狡诈的外交老手，使他们在谈判桌上理屈词穷，又巧妙化解了沙皇政府以武力威胁的阴谋。1881年2月14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使中俄长达10年之久悬而未决的伊犁争端得以解决。除了将伊犁九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收回外，还把崇厚原约中被沙俄强行割去的乌宗岛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长400里、宽200余里的领土全部收回；还挽回了崇厚原约中塔、喀边界的大部份地界，废除了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止了俄国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海主权等规定。

当时英国报纸评论：“俄人力求广地，日肆狼贪，所据疆域，未有得而复失者，有之，自伊犁始。”由于曾纪泽敢于反抗沙俄压力，在尖锐复杂的外交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沉着机智才能，加上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和中国人民反对沙俄的斗争，终于从“虎口”中抢出了部分国权，中俄伊犁交涉，中国终于取得胜利。

1883年，曾纪泽任驻法公使。第二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抗议法国政府的无端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与法人争辩，始终不屈不挠，虽在病中，犹坚守岗位，进行斗争。1884年三月，曾纪泽卸去驻法大臣职。不久，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几经周折，他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得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万两的财政收入。

曾纪泽在其出使8年的外交生活中，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威武不屈，不卑不亢，不畏列强强暴，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力争民族利益，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中，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黄遵宪质问美国官吏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爱国诗人、外交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对我国近代史进程产生过影响的人物。

黄遵宪曾出任晚清驻外使馆官员达十四五年之久，足迹遍及亚、美、欧、非四大洲。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他不仅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做一些有益于侨民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还非常注意考察西方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在任驻日公使馆参赞期间，总结明治维新的经验，编撰了40卷、50万言的《日本国志》，同时写下了近200首记叙当地人情风俗和政治动态的《日本杂事诗》，是近代中国人最全面最系统地研究和了解日本的巨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是通过这两本书了解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而提出变法主张的。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看到了日本企图吞并琉球和侵略台湾的扩张阴谋，提出应以强硬手段对付日本，并提出解决琉球问题的具体策略，主张通过斗争求得和平，以共御西方势力东侵，维护亚洲的和平稳定。1882年至1885年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面对美国种族主义掀起的排华浪潮，他作为一个贫弱国家的外交官，敢于向种族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抗争。

有一次，美国官员借口华侨住所不清洁，违反卫生条例，便野蛮地把一些华侨拘禁起来，并对他们施行残暴的刑罚。

黄遵宪亲自到拘禁华侨的监狱，做了一番实地调查。然后，他指着肮脏的监狱，义正辞严地质问美国官吏说：“这里的卫生状况，难道比华侨住所的好吗？”一句话，把美国官员问得哑口无言。黄遵宪据理力争，美国官吏只好把无辜的侨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杨儒舍命拒俄约

杨儒是清代铁岭人。隶汉军正红旗。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光绪十四年后先后任江苏镇海道道员、浙江温处道、安徽池太道、四品卿、驻美公使兼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太常寺少卿、俄、奥、荷三国公使、工部右侍郎在驻俄公使中全权受命与俄谈判，力争我国主权。

1900年，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际，沙俄悍然出动17万军队，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月，盛京将军增祺与沙俄私下签订了一个以“交还”奉天为名，实则由俄人控制东三省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共9条密约。朝廷得知增祺私下与俄签约，大为震怒，宣布《章程》无效，并将增祺革职。1901年初，清朝任命驻俄公使杨懦为全权大臣，与沙俄谈判收复东北三省问题。俄不肯轻易放弃到口的肥肉，杨儒之艰难可知。他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大义凛然，针对沙俄所言条约是为保清国主权而言：“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经杨儒据理力争，沙俄应允另立正约。

1月4日，杨儒会见维特，进行交收东三省之第一次谈判。8日，杨儒与维特第二次会议。杨儒表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干预内政，侵我主权”，断难接受。17日，杨儒与维特第三次会谈。维特单方面提出交三省种种苛刻条件，杨儒表示此系俄方“因利乘便，以力制人”。19日，杨儒首次与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会谈交收东三省事宜。

20日，奕匡、李鸿章电告杨儒，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表示“各国咸注意俄国举动”，“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据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

21日，杨儒与维特第四次会谈。

22日，杨儒与拉姆斯独夫再次举行会谈。拉姆斯独夫再次举行会谈。拉姆斯独夫要清廷先行批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再议正约，23日，杨儒与维特第五次会谈。24日，杨儒与拉姆斯独夫第三次会谈。拉姆斯独夫表示如商订正式条约时能“不阻难”俄方要求，可同意废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27日，清政府命奕劻、李鸿章商请各国公使劝阻俄国强迫签约。各国不愿俄国独吞东北，接连向俄国质询。杨儒与维特谈判7次，与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14次，都没有结果。

2月下旬，俄国再一次企图出重金收买李鸿章，并提出“逾期即决裂”的威胁。

2月16日，俄方正式提出议款12条，未经讨论便要杨儒签字。杨儒先后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谈判21次仍无结果。杨儒坚决表示，“条款须无损我主权方可签字”。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以与杨儒私交甚密相笼络，杨儒以祖国利益为重，正告他们：“公事与私事是截然两事，中国利益我自应多争一分是一分，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到俄方提出最后约稿后，又一次对杨儒收买利诱，提出若杨儒答应在约稿上签字画押，俄国可在“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杨儒不为所动，严词拒绝。

面对杨儒强硬态度，沙俄以重金收买威逼李鸿章，李鸿章电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即酌量画押，勿误”。杨儒仍以“未获确旨”为由坚不画押。维特诱骗说：“如果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当即驳道：“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头颅耳！”维特保证：“日后如欲加罪与俄签约之人，俄必予保护。”杨儒厉声说：“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

1901年3月26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约稿11条，压迫杨画押，不能更改一字。杨儒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想借谈判把霸占合法化。”

杨儒虽然可直面强权而不惧，但身为中国人，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朝廷，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备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但杨儒却要挺起中国人的脊梁，痛斥沙俄言而无信，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它所称保全中国主权的承诺，表面上交还东三省，实际上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他正式向俄方声明：“暂约”系一已革职的官员订立，政府全不知情，实属擅行妄订，不能作数。

他在艰难的谈判中，心情极为愤懑，终于身体不支，在一次谈判后回到使馆，刚一下车即跌倒在地，中风不语，次年病殁。

向列强说“不”的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youa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了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作为清朝政府特使，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博士学位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顾维钧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中国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的漫长寒冬就要过去，在这“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将还中国一个公道，取消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巴黎和会上，美、英、法几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无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迅速把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0岁。

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

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提，日本就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

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收回了全部外国在华租界，中国人扬眉吐气，顾维钧的童年收回租界的梦想终于实现。

这位爱国的外交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见证民族伤心史的吕海寰

吕海寰无疑是王朝末世的一位有才学有见识的能吏。苦学出身，擅长外交，精于任事，为李鸿章赏识，向朝廷举荐，任驻德国、荷兰两国公使。吕海寰出使德荷，正值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庚子事变”。德国是八国联军侵华的主要国家，吕海寰的压力和责任也就分外严重。书中可见，往来电文里“曷胜焦愤”一词使用频率极高，固然反映出吕海寰心怀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坚定立场，也让后人领会到在危机之时，民族大屋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和支撑所在。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书中披露的吕海寰的心路和作为，是对民族脊梁内涵的具体化丰富。从吕海寰处理教案纠纷，到镇江道任上处理官兵扰民事件，吕海寰心忧民瘼的情怀贯穿一生，而参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致力于日俄战争和辛亥革命中救死扶伤，则把他的苍生情怀推到人生的顶峰。

最令清廷赞许的是，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枪队射杀，庚子事变后，醇亲王载沣赴德道歉一事上，吕海寰胜任地让清廷使者免去了受辱于人的三拜九叩大礼。在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处于最低谷的历史当口，吕海寰为中国人维护了一些面子，挽回了一些尊严。在载沣拜见德国皇帝的仪式上，由于过度紧张，载沣险些摔倒，是吕海寰适时地搀住了他，并俯在载沣耳边，做出有话与之私语的样子，在众目睽睽的外交场合避免了失态场面的发生。

无论在镇江道任上，还是在苏松太道任上，尤其是出使经历和任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列强打交道，深化了吕海寰对历史大势的认知，使吕海寰成为那个时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清明之士，他一再地发出“强国，强国呀”的呐喊。

他参与中英、中美、中日、中德、中葡商约谈判和博弈，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情势下，再加上朝廷官僚体制僵化腐败，作为朝廷大员之一的他，为民族的主权和利益寝食不安，更显出难能可贵。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吕海寰注意到条约中规定：日商在中国设厂生产的商品，即作为洋货遍销中国，“照完半税”。半税还是正税，一字之差会产生巨额税差。在另一条中，准许日人在通商口岸城镇设立货栈、领事馆和工厂，自由经营各种制造业，进口各种机器。“在通商口岸城镇”，可理解为在通商口岸及各城镇也可理解为在通商口岸的城镇，但二者的结果差别巨大。他建议将“照完半税”改为“照完正税”，“通商口岸城镇”改为“通商口岸之城镇”，并密电朝廷。作为时任镇江道的吕海寰并非参与谈判和签字换约的大员，明知割地赔款已成定局，还是瞪大双眼敲打考量，哪怕作出些许挽回和补救。他深深地明白：在与列强的利益争斗中，失之毫厘，将谬以千里，本质上最终伤害的是亿万中国黎民百姓的福祉。

为国献身的飞机制造家冯如

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家是冯如。

冯如1884年出生在广东省恩平县一个贫苦的家庭里。

由于家境贫困，他只读过几年书就停学了，但是他非常热爱科学，常常和小伙伴们用木头、铁钉、火柴盒等材料制造出十分逼真的轮船和各种机器来。

12岁那年，他因家庭实在困难，离开了父母，跟着同乡到了美国做工。

在美国，他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机械制造，经过10年的努力，他不但掌握了几十种机械的制造方法，而且还发阴了抽水机、打桩机。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因为争夺我国东北三省的利益，竟在我国的东北打起仗来。冯如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他想，我要制造出飞冯如机来保卫祖国。当时，飞机在世界上刚刚被制造出来，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最先进的武器。

经过8年的努力，1908年4月，冯如制成了第一架飞机，可是在试飞中失败了。10个月以后，他又制造出第二架飞机来，但是飞了几丈高就摔下来了。这时年老的父母写信催他回国，他回信表示：“不制成飞机，决不回国！”

为了找到飞机摔下来的原因，他一方面继续钻研飞机的制造技术，一方面留意观察老鹰、鸽子的翅膀结构和翅膀与身躯长度的比例，终于找到了改进的办法。

1910年6月冯如把第三架飞机制造出来了，在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1911年，冯如带着两架他制造的飞机回到了祖国，并在广州燕塘作了飞行表演。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制造，中国人驾驶上天的飞机。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声雷动。

1912年10月5日，冯如在燕塘作第二次飞行表演。由于出了故障，飞机坠毁，冯如不幸身受重伤。牺牲前，他嘱咐助手说：“不要为这次事故丧失信心，要知道，失败和牺牲是难免的。”

冯如这种为祖国的强盛而献身科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我代表我的祖国”

1919年到1927年，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欧洲留学。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在外国不仅经济上困难，政治上也受到歧视。

一天，一个外国学生向徐悲鸿挑衅说：“中国人愚昧无知，天生是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的时候，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才！”

从此，徐悲鸿怀着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满腔激情，刻苦努力，分秒必争，经常到各大博物馆临摹世界名作，一去就徐悲鸿是一整天，不到闭馆时间不出来。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的第一年，他的画就受到法国美术家的好评。在几次竞赛考试中，他都取得了第一名。

1924年，他的油画在巴黎展出，轰动了美术界。那个向他挑战的外国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

陈嘉庚兴办教育以砺民志

公元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在闽海之滨的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的一个华侨世家。集美社同美丽的厦门岛隔海相望，大陆延伸至此已是“尽尾”了，集美便是“尽尾”的闽南谐音。

在漫长的历史沧桑中，集美经受了内忧外患的冲击，倾流入闽海的血和泪，伴着低沉的落潮声，诉说着中国落后挨打的耻辱！陈嘉庚在集美度过整个少年时期。虽出于华侨世家之门，却长于故土，长于国难，这使他与一般华侨子弟不同，他熟悉故土风情，种下了依依眷恋之情，他目睹国运颠危，萌发了赤诚报国之志。陈嘉庚

1890年秋，陈嘉庚首次渡洋到新加坡。灯红酒绿的异国殖民地，深浅莫测的商界，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的。他抱着公忠尽职、代父经商之心，凭着勤快和聪颖，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经过几年的摸索，锐意进取的陈嘉庚，以实业家的敏锐眼光，兴办了规模较大的菠萝罐头厂、橡胶园以及米厂、米店。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华侨实业家了。

陈嘉庚兴办实业，生意兴隆之际，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之时。对于一个年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元的企业家来说，完全有条件贪图享受去追求个人的幸福。更何况又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陈嘉庚来说，他想到的不是挥霍享受。在异国他乡，他饱尝了“海外孤儿”的辛酸；他曾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外来侵略者的猖獗，渴望祖国尽快强大起来。他常对着碧波翻滚的南海，遥望家乡思绪万千：“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他在寻找报效祖国的途径。

1909年，陈嘉庚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聚会，聆听了孙中山精辟的演说，开始倾心于革命。1910年春天，他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剪掉辫发，以示革命，倾囊捐助振兴中华的革命事业。武昌起义成功后，他立即给福建革命政府汇去国币2万元，还发动华侨捐献12万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经济困难急需用款，陈嘉庚立即汇去5万元。这个数目是他存款的1／8。可见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赤诚。

1912年秋，陈嘉庚启程回国，他走出经商发家的小圈子，把自己和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以孙中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自量棉力”，决定兴办教育，以砥砺民族精神。

陈嘉庚决定在家乡创办小学和中学。1913年2月，乡立集美小学借宗教祠堂开学。陈嘉庚买下十亩鱼池，填池兴建校舍。不久，具有两个操场的新校舍落成。到1918年3月10日，师范、中学两个也都开学，这天规定为集美的校庆日。陈嘉庚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食不甘苦，寝不安眠，千辛万苦，在所不辞。从1919年到1922年，他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厦门大学校舍终于落成，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在旧中国绝无仅有。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南洋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陈嘉庚被众侨胞推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他在南亚华侨第一个统一组织的行动纲领中，明确指出“全面抗战”、“长期抗战”的响亮口号。他为抗战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更加可贵的是，他第一个挺身而出，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恶活动。他对汪精卫发表的对日本的“和平谈话”，义愤填膺、严加驳斥；对汪精卫提出的卖国主张，在南洋各报发表，公布于众。并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发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提案。他的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而通过。

1940年，陈嘉庚冲破蒋介石反动派的重重阻挠，率“南侨慰劳团”访问了生机勃勃的、民气昂扬的陕甘宁边区，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剧烈的变化，他“耳闻目睹各事实，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在延安，他见到了谦逊、朴素、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如拨云雾见青天，他看到了光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先后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为团结广大华侨参加祖国建设、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又把全部余力，继续献给他毕生关心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一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共捐款折合人民币一亿六千万元。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如著名科学家卢嘉锡、陈景润、许涤新等等。他自己的生活却极其俭朴，不嗜烟酒，每日伙食费不超过5角，国家给他月薪三百元，除每月用15元作伙食费，全部作为公用。

毛泽东称赞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一生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他是华侨史上第一个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集一身的光辉旗帜。

张大千卖画

著名画家张大千有他自己视为“大风堂”藏画镇室之宝的三幅古画：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元代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

对张大千来说，这几幅画确实来之不易。《潇湘图》是董源的代表作之一，标志着山水画的一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画家花费了准备买一座大宅院的巨款，才在琉璃厂买到了它和另外两幅五代时期的名画。在张大千的藏画中，《韩熙载夜宴图》更为珍贵，他把这幅画和徐悲鸿所藏的《八十七神仙卷》视为“世所见唐画人物，唯此两卷”的稀世之张大千宝。此画曾被历代帝王视为珍品，秘藏宫阙。1933年盛夏，一位军人请张大千鉴赏古画。当他看到最后一件手卷轴时，“手马上颤抖起来，大汗滂沱，眼睛陷在了画上”。这就是1921年从废帝溥仪宫中流出后去向不明的那幅《韩熙载夜宴图》。他一再要那位军人忍痛割爱卖给他，价钱高也要买。他恳切陈辞：“大千一见此画，已丧魂失魄矣，如观而复去，定将使大千终生寝不安席，食不果腹，神惶惶，意凄凄矣！”

出人意料的是，1951年，张大千从香港动身去南美旅居前夕，突然决定出售这三幅古画，每幅开价一万美元。凡了解他的人都感到大惑不解：平时视古迹如生命的张大千怎么会轻易卖掉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呢？张大千将三幅画全部卖给一位在香港的朋友。这时，正担任我国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当即专程赶到香港，从张大千那位好友手中原价购回了这三幅画。

关于此事，有人认为其中定有默契，但谜底一直未能揭开。1983年4月，张大千先生仙逝之后，卖画之谜方才真相大白。原是先生怕把画带出国外，万一流失异邦的话，将愧对“江东父老”，直接送还新生的共和国，又碍于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就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这三幅名画送回了祖国。

续范亭血洒中山陵

1935年隆冬的一天，一位身佩中将军衔的瘦削中年人手挎拐杖，怀揣短剑来到中山陵。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续范亭。

续范亭独自一人到中山陵来干什么呢？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东三省，又准备把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处在危亡关头。这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传出要“讨论和解决抗日救国大计”的风声，续范亭忙丢下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参议的官儿，从兰州赶到南京，一心想向蒋介石、汪精卫呼吁抗日，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

一天，他和几个西北军的朋友在一起，议论起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续范亭问大家：“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着想，你们说，咱们怎么办？”沉默一阵，有一人出主意说：“这样吧，咱们再找几个朋友一起到中山陵前去哭灵，说不定还有点用处。”续范亭没等他说完就连连摇头：“没有用，没有用，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哭一场有什么用？依我看，还是古话说得好：大丈夫宁流血，不流泪！”续范亭遂写下绝命诗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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