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柏达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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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华侨银信——李云宏宗族家书试读：
总序
在20世纪，华侨华人问题曾经四次引起学术界关注。第一次是20世纪初关于南非华工的问题；第二次是“一战”后欧洲华工问题；第三次是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出现的“排华”问题；第四次则是80年代中国经济崛起与海外华侨华人关系的问题。每次华侨华人研究成为研究热点时，都有大量高水平研究著作问世，不胜枚举。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日益密切，华侨华人研究掀起了新一轮高潮。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由过去只有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大学等少数几家壮大至目前遍布全国的近百所科研院校，研究领域从往昔以华侨史研究为主，拓展至华人政治、华人经济、华商管理、华文教育、华人文学、华文传媒、华人安全、华人宗教、侨乡研究等涉侨各个方面，研究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趋势，融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新闻与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方法与视角。与此同时，政府、社会也愈益关注华侨华人研究。国务院侨办近年来不断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并先后在上海、武汉、杭州、广州等地设立侨务理论研究基地，凝聚了一大批海内外专家学者，形成了华侨华人研究与政府决策咨询相结合的科学发展机制。而以社会力量与学者智慧相结合的华商研究机构也先后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地成立，闯出了一条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华侨华人研究新路径。
作为一所百年侨校，暨南大学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暨南大学创立于1906年，是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华侨华人研究是学校重要的学术传统和特色。早在1927年，暨南大学便成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网罗人才，开展东南亚及华侨华人的研究，出版《南洋研究》等刊物。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华侨研究所，由著名学者朱杰勤教授担任所长。1984年在国内招收首批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1996年后华侨华人研究被纳入国家“211工程”1-3期重点学科建设行列，2000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于2006年成立了华侨华人研究院，并聘请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泽彭出任院长和基地主任。2011年，学校再次整合提升华侨华人研究力量，将华侨华人研究院与国际关系学系（东南亚研究所）合并成立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继续聘请刘泽彭同志出任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和基地主任，由华侨华人与国际问题研究知名专家曹云华教授出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华侨华人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时，学校还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努力打造“华侨华人研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研究院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基础上，采取以研究项目、开放性课题为中心，学者带项目、课题进院的工作体制，致力于多学科和国际视野下的前沿研究，立足于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努力将之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
值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华大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为进一步彰显暨南大学科研特色，整合校内外相关研究力量，发掘华侨华人研究新资源，推动华侨华人研究学科的发展，学校推出“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本套丛书的著作多为本校优势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作者中既有资深教授、学科带头人，也有学界新秀。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多学科视野探索了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些新问题、新趋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学校领导的大力关心与支持。学校从“211工程”经费中拨专款予以资助。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领导与部分教师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策划、选题、组稿、编辑、校对等环节投入大量精力。同时，暨南大学出版社对丛书出版也给予高度重视，组织了最优秀的编辑团队全程跟进，并推荐丛书申报国家级优秀图书。在此，我们对所有为本丛书出版付出宝贵心血与汗水的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激起一点小浪花，引来国内外同行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为学界贡献更多高水平的成果！《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编委会2014年10月序
尽管对华侨家书并不陌生，但当李柏达先生将他珍藏的八十多封自己家族的古巴华侨银信展露在我面前时，我仍然感到十分惊讶。
古巴！“古巴”这两个字首先让我眼前一亮。古巴（亚湾）曾经是中国人主要的一个移民国家，由1847年“卖猪仔”开始，先后到这个遥隔万里的拉丁美洲岛国谋生的中国人至少有二十万。在我的家乡五邑（江门）地区，“去亚湾”曾经是一个流行词。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胜利后，由于社会制度的认同，歌曲《美丽的哈瓦那》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唱，“古巴糖”一度进入中国城乡的每个家庭，国人对这个兄弟之邦的名称也就耳熟能详。但20世纪60年代古巴实行“国有化”，大小产业（包括小商店和街头摊档在内）一律被没收，当地华侨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曾经繁荣的华人社区迅速式微。加上水路遥远、信息闭塞等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古巴华侨华人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近期，古巴老华侨已经所剩无几，大小华埠渐次荒废，大量的文物和史料流失，才有人突然醒悟，喊出“抢救”的呼声。在这种情势下，忽见一批古巴华侨家书冒出来，怎能不令人惊喜呢？
家书保存之不易，大家是深有体会的。而华侨家书的收藏，就更为困难。你无法想象，一个家族、两个国家（古巴、中国）、三代人（收藏者的曾祖辈、祖辈、父辈）之间的通信，竟能历时80多年，在经受了抗日战争等严重战祸、旧社会农村的匪患盗贼，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动乱，还有台风、洪水、虫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仍然能完好地保存至今！在农村，像李云宏宗族这样珍藏家书的例子实在不多。不少人因文化水平所限，或搬迁、扫除，或老人去世，书信就会被当成垃圾扫地出门，或一把火烧掉。这批家书之所以保存下来，有一个特殊原因——它传到第四代，传到了一位对银信（侨批）情有独钟的集邮爱好者、青年收藏家手上，同时又遇上了一个重视华侨历史研究、弘扬华侨文化的好时代。这又是多么令人庆幸和欣喜啊！
2006年起，我出版了两本书[1]，发表了先父黄宝世1952—1975年的40多封古巴家书，曾经引起读者关注和文史界、收藏界专家的高度重视。不止一位朋友曾经断言很难再有这样的家书出现。谁知，李氏家族的古巴银信不但时间上比我父亲的家书长27年，而且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作为私人生活史和心灵史的民间家书，向有“信史”的美誉，是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而华侨家书更是一种宝贵的跨国民间文献，国际信息和世界风云也会游弋其中。民间家书抵万金，华侨家书价更高！
若如学术评论界所言，我的两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一部古巴当代华侨史，那么李氏宗族银信就不仅是对这部当代华侨史作了有力的佐证和补充，同时也为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华侨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料。为此，我鼓励柏达把它们编辑成书，进一步丰富华侨史料的宝库。柏达十分努力，仅仅用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就把《古巴华侨银信——李云宏宗族家书》的书稿拿了出来。
从史料的视角看这批银信，其中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最珍贵，也最让我震撼。“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太平洋水路被封锁，美洲侨汇几被断绝。日军多次入侵台山，狂轰滥炸、烧杀抢掠，以致生灵涂炭。而天公偏偏不开眼，连续三年大旱，作物失收，台山侨眷生活陷入困境，以致哀鸿满地、饿殍遍野。海外华侨心急如焚，纷纷捐款抗日，或回国参战，或千方百计寄钱接济亲人。本书的第24、25封银信，信封两面密密麻麻地盖着邮戳，经编著者考证，这是在多个国家、地区兜兜转转才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进入昆明、重庆，足足历时半年才最终到达台山侨乡的。而此时，台山已经沦陷，李氏宗族中有的小家庭早已家破人亡，有位妇女被卷入逃难人流，远走他乡。这是当年台山侨乡一个多么凄惨的缩影！是对凶悍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多么有力的控诉！这些家书将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什么叫作“战争、沦陷”，什么叫作“天灾、人祸”，什么叫作“灾荒、饥饿”……
这批银信中的每一封，其史料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你细细品读，都会看到历史的身影。由于编著者对银信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读者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注释和解读，我相信，本书对于金融史、邮政史、交通史、中外关系史和家书、侨批、文献信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助益。
当然，李氏宗族银信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它和所有的华侨家书一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传谕、教化作用和艺术欣赏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银信的三位曾祖辈和祖辈华侨作者（李云宏、李云宽、李维亮）都是农民出身，读书不多，而且遇到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独特的台山方言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等多重困扰，因而他们的文字表达困难重重。虽然书信中还有好些非文非白、不太通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耐心阅读，就不难发现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信息。诸如20世纪20年代古巴政府的禁赌、禁毒和排华，60年代卡斯特罗新政府实行共产，受到美国的封锁压制，中古贸易的易货方式，以及古巴华侨为何出走美国等。而信中所展示出的李氏家族先辈的不怕艰险、勇于闯荡、刻苦勤俭、爱国爱乡、重视教育、敬重父母、关怀亲人等内容，则充分体现了华侨优秀的传统品格和伟大精神。他们的每一封信，都离不开寄钱——寄钱，不断地寄钱！即使在只靠微薄的养老金糊口、侨汇受到侨居国政府严酷限制的困境中，依然千方百计地寄钱。临近生命终点时，竟破釜沉舟、倾其所有，将“一生积蓄一次寄回”。这是何等的感人！相对于某些侨眷在家乡缺乏大志、不思进取，习惯性依赖侨汇过悠闲自在的生活，海外华侨则更显独立、奋发、自强，视野和胸怀也更加开阔。针对侨乡的陋习和不良风气，华侨长辈在银信中一边寄钱，一边反复劝导儿孙“人生在世，须要守慎德行，切勿乱作行为。人伦不固（顾）”；与邻里相处要有气量、“以和为贵”，切勿因小事争斗，有矛盾“祈用和平善法解决，切不可用仇怨气语讲话”；“力谋进取，希望发展图强”，“择善而从，立定志向”，“千祈勤俭，不可闲汤（荡）过日”；“父母功劳大过天，儿应奉养父母亲”，教导后辈要常记“血脉之情，平等对待”……简朴的语言中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传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和西方的平等、民主、博爱理念。虽然时移世易，但今天的读者仍可从中获得教益。
此外，这批银信的艺术欣赏价值也值得肯定。颇见功力的字迹、精美且内容丰富的邮票，以及多姿多彩的信封和邮戳，都会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批银信大多用毛笔写成。李云宏、李云宽和李维亮的字写得都不错，其中尤以云宽为佳。云宏、云宽生于19世纪80年代，维亮生于1903年，他们是在清末民初受教育的。那一代人学毛笔字，就像今人学电脑，是必修课。但字写得好不好，则与各人所下的功夫与天分有关，这就是所谓“字如其人”。我特别欣赏老一代华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他们把“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带到大洋彼岸的岛国，直到晚年仍锲而不舍。此等情怀，着实令人感动与佩服。黄卓才2015年元月于暨南大学
[1]黄卓才：《古巴华侨家书故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黄卓才：《鸿雁飞越加勒比——古巴华侨家书纪事》，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 离乡廿载旋故里1925年6月14日古巴寄台山温边村书信【原文】
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料必大人平安到家，与家人之乐事也。伏望大人玉体双安，不胜欣喜，惟愿为慰。但吾欲想在家买得好茸参，如有人来湾[1]者，祈寄佢[2]带来以应补身体为重可也。又云古巴新总统[3]登任不满两月之久，布告禁赌博吹亚（鸦）片妓馆实行之事。况且吾衣馆近于此处，现时禁唱叉[4]，生意极甚冷淡，将来或者开反（返）不定。吾望佢开反（返）为上策可也。儿各人在外均皆安康，祈勿远念。余容后禀，谨此跪请。
再者刻下[5]衣馆生意每礼拜有六七十元，祈为知之。
双安小儿维亮字禀（1925年）旧历闰四月廿四日原信尺寸：210mm×238mm【家书解读】“喜鹊仔，贺新年，阿爸去金山赚大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又买田。”这首台山民谣，唱出清末民初时期五邑侨乡特有的社会现象，唱出华侨、侨属的期盼。
这封家书1925年6月14日由李维亮从古巴舍咕埠[6]寄广东台山县长岭温边村李云宏，是我家族现存最早的一封家书，信封遗失。（很可惜，此前的家书没有保存下来。）虽然这封家书的落款没有年份，但从内容及与同时期的几封家书相比李维亮青年时期照片较，可以判断出它写于1925年。这一年，我家办了几件大事，后来的家书能保存下来应该与此有关。
本封家书的作者李维亮，生于1903年10月11日（光绪廿九年癸卯八月廿一日），是曾祖父李云宏的次子，我称呼为“二公”（二祖父）。1921年，18岁的他远渡重洋去古巴谋生，与他的父亲一起在古巴舍咕埠经营一间洗衣馆。
曾祖父李云宏自1905年去古巴后，因自己经营的洗衣馆无人看管，一直未有机会回唐山[7]，直到小儿子李维亮去古巴后，他才有了一个回国的机会。离家20年后，他首次回到台山城东附近的一个古村——温边村。听祖母讲，曾祖父回乡时是乘火车走新宁铁路到大亨车站下车回家的。按照信里所说，大约是当年4月初从古巴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大约5月间回到台山，与家人团聚。
曾祖父出洋二十载，首归故里，河山依旧，物是人非，当年的清朝已经变成了中华民国。他的父亲李俊衍五年前已在家乡与世长辞，当年年轻貌美的妻子邓氏已人到中年，大儿子礽润娶了媳妇，且媳妇十月怀胎。还有家乡村边新宁铁路的火车在隆隆飞驰。
出洋归乡，与妻儿共聚天伦，乃人生一大乐事。于是曾祖父择吉日在村尾雅传祖祠堂大摆筵席，款待全村父老乡亲，同时行山祭祖等，好不热闹。不久，我的父亲呱呱坠地，曾祖父喜添孙，喜上加喜，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年。
此时，身在古巴的小儿子维亮写信问候父母亲，并且告知一些古巴的情况。1925年5月，古巴自由党格拉多·马查多·莫拉莱斯当上新总统。他是一位独裁者，以亲美立场、破坏民主政治和镇压工人运动著称。任内修建了古巴中央公路。[8]他上任不足两个月，宣布全国实行“禁赌博吹亚（鸦）片妓馆”的政策，又禁止卖唱，二公的洗衣馆刚好在这些服务行业的街区，行业的萧条导致生意极其冷淡，每周营业额只有60～70元，因此他希望尽快解禁政策。编著者藏品新宁铁路公司行车时刻价目表。
二公年少时身体较弱，出洋后也未见好转，经常要买些补品补养身体。他在信中嘱咐“在家买得好茸参”，托人“带来以应补身体”。古巴虽为世界著名的糖生产国和糖出口国，但参茸等滋补珍贵药材奇缺，价格昂贵。民国时期，在古巴的台山人很多，据有关资料记载，最高峰时期达两万人。温边村旅古华侨也不少，经常有乡亲来往于中古之间，带些家乡的东西去外洋也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这是天运九年（1912年）古巴夏湾（哈瓦那）致公堂发给李云宏的“夏湾致公堂馆底票”。此种布质底票是孙中山当年筹集革命经费的收据，是华侨捐款支持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物，目前仅见此件。
[1]湾：古巴亚湾的简称，又称夏湾，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台山话音译。这里泛指古巴。
[2]佢：粤方言（含台山话）词语，他、她、它都说佢。这个代词在下文多次出现。这里指来湾者。
[3]1925年5月，古巴自由党格拉多·马查多·莫拉莱斯（Gerardo Machado Y. Morales）任新总统。
[4]唱叉：唱歌的丫鬟，即歌女。
[5]刻下：目前，眼下。
[6]舍咕埠：台山话音译，西班牙文Ciego de ＆ Ávila，古巴中部城市，谢戈德阿维拉省省会。
[7]唐山：是东南亚华侨和美洲华侨对祖国的一种称呼。
[8]“格拉多·马查多”词条，中国雅虎网。2. 出洋费用千余元1925年7月16日古巴寄台山家信【原文】
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昨接来家音一封，捧诵回还，亦详明悉矣。说及造屋[1]之事，要吾寄巨款回家，现时财政不足，大人汝前日在外亦将知之矣，不满两三月之久有何设法[2]！总至（之）迟他（下）来年有艮（银）到手，然后造屋。又云，胞兄做纸[3]一事，刻下用金艮（银）120元[4]做一张纸，另外舟费合该毫艮（银）一仟（千）余元。有得千余元在家做生意好过来古巴。总至（之）迟他（下）一星期问及广同昌[5]做纸，实事如何，然后再字。谨此恭请
再者屋地泥请人担佢为先。
双安小儿维亮字禀（1925年）旧历五月廿六日原信尺寸：200mm×240mm【家书解读】
这封信与上封相隔仅一个月，信封已经遗失，作者仍然是二公维亮。曾祖父云宏回乡后不到一个月，6月20日，我的父亲出世。家里添了一个男丁，曾祖父喜出望外，给他取名焕麟。40岁出头就有了孙子，在当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于是，满月时就在村里摆刮头酒（满月酒），逐家逐户去派送鸡酒、红鸡蛋。全村上下喜气洋洋，兄弟、叔伯、婶母个个上门来祝贺，风光无限。
链接台山乡间满月酒菜单（民国时期）刮头酒也叫满月酒。新生婴儿长至一月，谓满月。按台山旧俗，是日，孩子的家长摆酒庆贺，并为新生婴儿“刮头”（理发），谓之“刮头酒”。同时，给孩子取名字。有些乡村还有送鸡酒、红鸡蛋的习俗，亲戚朋友多以小孩的衣服、“口水巾”、布料相赠。民国时期，台山乡村酒席又有男席和女席之分，两种酒席菜单有所不同，男席比女席贵一些，菜式上肉类更多，而女席菜类更多，村民称男席更“好肴”，“男尊女卑”现象在酒席上也体现出来。
华侨荣归故里，买田、买地、起屋（建新房），是理所当然的三件大事。曾祖父回乡后不久，曾祖母及其他家人都催他起屋。清朝末年，高祖父俊衍去金山回来后在温边村建了一间新屋，为何现又要起屋？这里面有一段古（往事）。高祖父生有三个儿子，却只有半间祖传的旧屋，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便于宣统年间建了一间新屋。本来，曾祖父是长房，有优先选择住新屋的权利，但曾祖母因新屋地1950年古巴华侨出入境记录册在兴工时被“牛疴屎”（牛下粪）弄脏了，乡村风俗认为不吉利，所以她宁愿住祖屋也不住新屋。时间一晃过了十数年，终于等到曾祖父回来，于是她和家里人就提出建新屋的要求。曾祖父回乡时没有这个计划，但拗不过全家人，便在村里选择了新屋地择吉日兴工。然而，他带回乡的金银不够，于是写信给古巴的二儿子，要求寄钱回乡建新屋。
古巴方面，新总统上任不久，宣布禁止“黄赌毒”的新政策，这使服务行业萧条，二公的洗衣馆生意受到严重影响。此前曾祖父回国时已经将前几年的积蓄用尽，要再筹集建新屋的资金确实很难，二公只好写信告诉父母，先请人挑泥，平整屋地，迟些待筹足钱再起屋。
此时，仍在台山的祖父也想去古巴谋生，寄信去要求二公为他办出国手续。清末民初时期，台山人称办出国护照为“做纸”，当时办去古巴的护照手续费要美金120元，再加上船票和路途中的花费，去古巴的费用超过一千元（双毫银）。若拿这千元在家里做些生意，的确比去古巴还好，这也说明古巴经济状况不好，“揾食”（谋生）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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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广同昌”号位于古巴亚湾，是当时在古巴专为华人办理出国护照的华人机构。它为华人出国办理相关手续，邑人出国前也可在此赊账，出国后由华侨逐步清还。“广同昌”号后来开展“接理华侨书信银两”业务，成为海外的银信机构。该号在香港、邑内设立分支机构，为华侨接驳侨汇。编著者藏品1928年古巴亚湾“广同昌”号金山庄代办寄台山牛尾山圩春生堂的银信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