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传(第4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戴维·麦克莱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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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传(第4版)(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试读：

第4版序言

在这一新版中，我对正文做了一些修改，在注释中增加了很多新材料，还大大扩充了参考书目。戴维·麦克莱伦2005年于坎特伯雷

第3版序言

我为这一版补充了一个简短的后记，论及我们对马克思的看法如何受到20世纪的一些事件的影响，此外还添加了至今为止的参考书目。戴维·麦克莱伦

第1版序言

自从1918年以德文原文首次出版梅林的《马克思传》以来，还没有一部涵盖马克思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自那时起发生了两起事件，证明有进行新的尝试之必要：首先，出版了一些未删改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大量与马克思的活动有关的其他书信；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过马克思的几部重要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贡献的认识。

显然，许多论述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种政治斧钺的削磨。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是对马克思的生平了。关于马克思，有着大量的信息和评论，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采取了一定的立场。

我所尝试做的至少是要sine ira et studio（客观公正地）写作，向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形象。因此，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引述，并以一种同情批评的立场进行写作，避免陷入要么偶像化、要么玷污的两个极端。

本书旨在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我试图完整覆盖马克思生活的三个主要层面——个人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在涉及最后一个层面时，我不得不撰写一些非常困难的段落，特别是在第一、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和第六部分的开头。然而，这些段落对于准确评价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必要的。

我要感谢R.D.麦克莱伦（R.D.McLellan）博士、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博士和C.N.泰勒（C.N.Taylor）先生，他们阅读了某些手稿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我特别要感谢G.M.托马斯（G.M.Thomas）博士，他的独特风格直接烙印在本书的每一页上。本书仍然有许多不足，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戴维·麦克莱伦1972年12月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编委会

顾　　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 主 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序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杨金海2016年6月16日于北京西单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被现时代许多工人阶级运动宣布为自己的导师和绝对无往而不胜的革命领路人卡尔·马克思，却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的：人们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成长于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又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天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就马克思个人的情况来看，由于他未能在大学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根本没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中谋得一个教职，这更加强了他的疏离感。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 [1]000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马[2]克思（实际上）是在黑门（Porta Nigra）附近长大，这里有第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在中世纪，该城市作为诸侯—大主教驻所，边界曾延伸至梅斯、土伦和凡尔登；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量比德国任何一个与它大小相当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马克思不仅有着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莱茵河畔口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不只是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这里积蓄了巨大的不满。——特利尔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葡萄果园，而葡萄果园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的竞争，情景日见萧条。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了赤贫、卖淫和外出移民的加剧，致使该城市有超过1/4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

由于来自于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3]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马克思（Marx）的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缩写形式，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的时候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萨缪尔1827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子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利尔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拉比。莫泽斯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里沃夫1723年被选为特利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士而闻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森，他在那里又做了20年拉比。阿伦·里沃夫的父亲莫泽斯·里沃夫来自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里沃夫城），迈尔·卡齐涅伦包根先辈16世纪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多瓦的拉比，其父亲15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4]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要少一些，但是她所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艾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的女儿）说，[5]在她外祖母家族中，“子孙们数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拉比”。在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波拉克的一封信中，爱琳娜写道：“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半个荷兰血统很少为人知道……我的外祖母家族的名字是普列斯波克，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迫害的缘故移居到荷兰，正如我所说的，它以普列斯波克的名字为人所知，实际上[6]这个名字是他们家乡城镇的名字”。

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声称“公正讲来，除了母[7]爱之外”没有从家庭中得到任何东西。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起步之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马克思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并且被授以很类似于英国质量管理小组成员的头衔。虽然他主要是在自己的业务圈子中活动，但是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师协会的主席，在市民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

尽管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禀受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

[8]业。拿破仑的法律虽然给了莱茵地区的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但是也曾试图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严格控制。莱茵地区移交给了普鲁士之后，亨利希·马克思就给新任总督写了一份报告书，郑重请求取消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法。他谈到了他的“共同信仰者”，并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这份报告书没有起到作用。犹太人有两个时期生存状况最为糟糕：1818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继续无限期地使用拿破仑法律；此前两年，普鲁士政府决定莱茵地区使用普鲁士从1812年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赋予了犹太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任职却依赖于国王的分配。省最高法院执行官冯·塞斯，1816年4月视察了莱茵地区，见到了亨利希·马克思，印象深刻，认为他“学识渊博、异常勤勉、表达清晰、绝对正直”。因此，他推荐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名犹太官员继续担任职务。但普鲁士司法大臣反对这种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用冯·塞斯的话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贫困”。他选择做一个新教徒，虽然特利尔新教徒大约只有200人，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

[9]洗。（正是在此期间他把名字改为亨利希，这个名字现在以希舍尔为人所知。）

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当孩子们1824年受洗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个附加条件：她同意孩子们受洗，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希望推迟自己的受洗时间。她父亲1825年去世，同年她受了洗。仅存下来的她的几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10]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家里说意第绪语（Yiddish）。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一直感到自己在特利尔有点像个陌生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她是一个朴素的、未受过教育的勤劳女性；活动范围几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过度操劳，经历了悲伤和枯燥的道德说教。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11]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后来写道。犹太传统习惯，尤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摆脱得了的。马克思的两个亲密朋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于文化原因改信了新教，另一个则公开宣布是无神论者；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们都保持着犹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虽然只是半个犹太人，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集会上也用一种挑衅式的骄傲宣称：“我是一[12]个犹太人”。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常常被当成这一地区农民贫困加剧的替罪羊，人们认为，这种地位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律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它的“基督教国家”政策以双倍的分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中，信仰宗教的犹太人公开承认了一种异教信仰，很多人要求成为独立的人民。在马克思参与的很多极其激烈而艰苦的论战中，例如与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的论战，他的犹太身份不可避免地卷入进去。马克思本人是否具有反犹太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论：无疑，如果浅浅地阅读一下他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似乎更多地表明了[13][14]这一倾向；他的信件包含着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一直反犹。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他的一些思想，甚至生活风格都有着先知传统的回声，但是这种传统本身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15]俗化的犹太教，似乎是太简单了。

很明显，正统的犹太人想法与马克思父亲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据爱琳娜回忆，他“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16]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在这样的信念中，法国思想家们把洛克和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与诸如莱布尼茨等德国的古典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独断的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明人类本质上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认为人类的不幸完全是由于无知，这部分源于悲惨的物质状况，部分源于那些掌权人对真理人为的压制或歪曲（无论是在世俗的层面还是宗教的层面上都是如此），并长期为了显而易见的利益维持这种欺骗，让人类在这种欺骗之中劳作；认为消除这种境况的一条主要途径是教育；另一条途径就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

从保留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件来看，用他孙女爱琳娜的话来说，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17]稔于心”。他的宗教信仰是表面化的、道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把亨利希·马克思描[18]述为“具有莱辛信仰方式的新教徒”。他的生活观在他给卡尔的建议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19]的东西”。

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运动也有密切联系。他是特利尔卡西诺俱乐部文学社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法国管辖时期，名字来自于集会地点。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1830年革命后日益壮大。为了纪念特利尔莱茵地区议员的自由主义代表，该俱乐部1834年（当时卡尔16岁）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争取更有代表性宪法的筹划活动的一部分，是在普鲁士举行的唯一的一次，此类的其他很多宴会都是在德国的非普鲁士地区举行的。虽然作为这次政治性宴会的五名组织者之一，亨利希·马克思极为积极活跃，但他最后的敬酒提议却典型地温和顺从。与自由主义者要求最为接近的地方，是他热情洋溢地感谢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们拥有第一批受人欢迎的代表制度”。最后他说：“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因为它掌握在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国王的手中。[20]他高尚的心灵将永远会愉快地接纳他的人民正当而合理的愿望。”接着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一份警察报告向政府汇报说亨利希参加了歌唱。这次宴会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愤怒，这种愤怒由于两周后更为激进的示威游行而升级了。这次示威游行是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成立而举行的，当时人群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普鲁士政府严厉批评了莱茵省总督，同时对卡西诺俱乐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警察监控。亨利希·马克思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第二次示威，但是没有唱歌：他不是亲法国者，他憎恨被他称作拿破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

[21]西。虽然对普鲁士所抱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着他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22]响了他的儿子。

马克思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相当舒适的生活。亨利希的父母生活曾很贫困；虽然他的妻子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23]有一个带走廊的院子。然而，亨利希只租了一层的两间和二层的三间房子。这里住着他们7个人，并且他也在这里处理法律业务。卡尔出生18个月后，他们家在特利尔买下了另外一套房子入住。这套房子比先前的要小得多，但是却有十间房，并且在庭院里有一套别墅[24]式的房屋。他们家中有两个女仆，并且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果园。然而亨利希·马克思付的收入税收并不高，他给儿子的信中的一些言论（他敦促卡尔把几封信用包裹一起邮寄，这样会便宜些）仍[25]表明了家中的积蓄不多了。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他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样。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

[26]从”。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1830—1835）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27]调整，吸收了几位极有才华的教师。学校有影响的人士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28]友。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家”。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1832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1834年，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结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维滕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29]尔斯。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4/5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他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30]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轻蔑地谈道：“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31]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32]的历史最糟糕。保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33]要及其影响》。马克思由阐述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34]的渴望”。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35]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这篇作文包含着相当多的悲情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理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毫无色彩的自然神论上帝观念，类似于他父亲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了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居佩尔还掌管着特利尔的一个小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36]派主义。马克思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虽然他也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37]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

德语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多的[38]新意。马克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是选择的自由使他区别于动物。一个人不应该由于野心或突然的热情失去理智：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工作机会，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方向。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言结束，而这种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他同学的一样，基本理念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39]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马克思开篇写道：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40]

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都配有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通过“轻柔而真实的”内心声音指示出来。它很容易被对虚荣的野心和渴望所迷惑，因此细心体察是必需的，看他真正适合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了所有因素，那么就应该充满热情地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41]开始确立了。”这句话作为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42]萌芽而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他后来的著作，是在受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强烈冲击后形成的，包括很多全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提到了人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表明马克思这里的意思仅仅是当一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应该考虑他所处的环境。

接着马克思阐述了应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人生价值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43]。这种完美的观念在职业的选择中具有首要的支配作用，它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心灵中：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44]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在这里，一些学者也竭力寻找马克思后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45]的思想萌芽。同样，这里需要比前面部分更为深入地解读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的完整意思是指从事一种关于抽象观念的职业应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46]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问题首要是实践的问题，而完全不是依据理论提出来的。

文章结尾带有理想性，揭示了一种纯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47]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维滕巴赫批改了文章，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富有思想、结构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当地批评了马克思“过分追求非[48]常精致的形象表达”。

马克思在大学的头几年就表现了对夸张比喻的热情和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情和热爱由于他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友谊而加强了。后者是除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外，第三个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比亨利希·马克思大12岁，1770年出生于新近显贵的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正直、坦率、极富能力的正在上升中的德国中产阶级议员，七年战争期间曾是布伦瑞克公爵的私人秘书；在以明登战役为高潮的几次军事战争中是上司极为重要的助手；后来被英国乔治三世封为贵族。战争期间，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珍妮·威沙特结了婚。当时她到德国来看望她的姐姐，她姐姐的丈夫贝什维兹（Bechwith）将军掌管着英国军队。珍妮·威沙特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的后裔，带着一些物什，[49]其中有一冠形的银器，这一器件后来被马克思和燕妮多次典当。他们最小的儿子，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秉承了父亲自由与进步的思想：普鲁士失败后，他进入拿破仑的威斯特伐利亚统治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萨克森北部萨尔茨韦德尔城镇的地方副长官。他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去世了；他又和一个驯马师的女儿卡洛琳结了婚。

路德维希和卡洛琳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燕妮在他们移居特利尔的前两年1814年出生。在特利尔他调任（级别稍微降了些）为城市顾问：他不完全赞同普鲁士新政府的政策，据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前法国莱茵地区的家中更加强了。威斯特华伦一家移居到了一座离[50]马克思一家相当近的、非常好的房子里，虽然他们本不是有钱的[51]家庭。由于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两个人都是在城市法律机构工作，又都是同一个新教徒小团体的成员，所以很自然两人成了朋友。燕妮成了索菲娅·马克思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男爵当时60多岁了，渐渐对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他极其有教养，讲英语，也讲德语，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记述道：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而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52]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男爵在年轻的马克思身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两人为了谈论思想，漫步穿过附近“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外，男爵还热心于进步的政治思想，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

亨利希·马克思赞同儿子热爱男爵，同时告诫他：“你是幸福的，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你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将是对你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其是对你的道德的[53]最好考验”。马克思对男爵的友好心怀感激之情，以至于1841年把博士论文热情洋溢地献给了他：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54]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注释：[1]进一步参考资料，参见W.Bracht, Trier und Karl Marx（Trier, 947）;H.Monz, Karl Marx und Trier（Trier, 964）;H.Hirsch, “Marxens Milieu”,Études de Marxologie（Aug 965）。[2]罗马城墙的北门，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大厅。——译者注（本书中脚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3]对马克思家谱详细考察，参见B.Wachstein, “Die Abstammung von Marx”,in Festskrift i anledning of Professor David Simonsens 70-aaroge födseldag（Copenhagen, 193）pp.77 ff.;E.Lewin-Dorsch, “Familie und Stammbaum von Karl Marx”,Die Glocke, Ⅸ（Berlin, 194）309 ff.,40 ff.;H.Horowitz, “Die Familie Lwow”,Monatsschrift fll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baft des fudentums, LXXⅡ（Frankfurt, 198）pp.487 ff。[4]参见马克思家谱表。[5]Eleanor Marx to Wilhelm Leibknecht, in Mohr undGeneral（Berlin, 1965） p.159.[6]Eleanor Marx to Henri Polak, in W.Blumenberg, “Ein unbekanntes Kapitel aus Marx'Leb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96）and J.Gielkens, Karl Marx, und seine niederländischen Verwanden（Tier, 1999）pp.32 ff.[7]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K.Marx-F.Engels, Historiscb-kritiscbGesamtausgabe, ed.D.Rjazanov and V.Adoratskÿ（Berlin, 1927 ff.）ii（2）p.242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EGA）.[8]F.Mehring, Karl Marx（London, 1936）p.3,is mistaken on this point.[9]详细资料，参见A.Kober, “Karl Marx, Vater und das napoleonische Ausnahmegesetz gegen die Juden, 10”,Fahrbuch des kölnischen Geschichtsverein, XⅣ（1932）。[10]意第绪语，中欧或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11]K.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in K.Marx and F.Engels, Selected Works（Moscow, 135）,i247（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ESW）.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61。[12]Cf.E.Bernstein, Die neue Zeit（1898）p.122.[13]See the text and comments on pp.72 ff.below.[14]See particularly his remarks on Lassalle, pp.292 ff.below.[15]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大量有意义的文献，但很少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英国这方面最好的研究成果有两个：S.Bloom, “Karl Marx and the Jews”,Fewish Social Studies（1942）,and E.Silberner, “Was Marx an Antisemite?”,Fudaica（1949）。比较详细的研究，吸取所有有价值的资料（有时是无价值的），证明马克思的反闪族主义和犹太人极端的自憎的文章是，A.Künzli's Karl Marx:Eine Psychographie（Vienna, 1966）。与此持相反观点的是，A.Massiczek in Der Menschliche Mensch:Karl Marx's jüdischer Humanismus（Vienna, 1968），此文章认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中一切积极因素都来自于他所受的犹太教育。进行全面讨论的有价值的文献是H.Lamm, “Karl Marx und das Judentum”,in Karl Marx 1818—1968（Mainz, 1968）。[16]Eleanor Marx, “Karl Marx”,Die neue Zeit（1883）p.441.[17]Eleanor Marx to Wilhelm Liebknecht, 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Moscow, n.d.）p.130.[18]Quoted in B.Nicolaievsky and O.Maenchen-Helfen, La Vie de Karl Marx（Paris, 1970）p.19.[19]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MEGAii（2）18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0]这篇文稿重印出版，H.Monz, Karl Marx und Trier, p.88。[21]Cf.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MEGAii（2）20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861页。[22]进一步的资料参见H.Monz, “Die rechtsethischen und rechtspolitischen Anschauungen des Heinrich Marx”,Archivfllr Sozialgeschichte（1968）。[23]这所房子当时是Brückengasse 664，现在是Brückenstrasse 10，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和图书馆，里面存放了大量的照片，第1版书籍和马克思的原始手稿。[24]现在它是一家营销光学仪器的商店，Simeonstrasse 8在黑门旁边的主街道上。[25]进一步的细节，可参见H.Monz, “Die soziale Lage der elterlichen Familie von Karl Marx”,in Karl Marx 1818—1968。[26]Eleanor Marx, “Karl Marx.A Few Stray Notes”,in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 p.251。[27]参见C.Grünberg, Archiv fll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1926）pp.23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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