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忠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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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中西医诊疗与康复试读：
前言
脑血管病是危害人类健康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临床以脑溢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栓形成和脑梗塞为多发，属祖国医学“中风”范畴，且以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为特点。由此而引起的瘫痪、失语、痴呆等给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因此，如何降低死亡率与致残率，使患有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能够自理生活，重返社会，一直是医学界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我国医务工作者在充分发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优势论治脑血管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及时总结和推广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特邀请了国内10多位脑血管专家和临床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就该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进行了认真编纂而成《脑血管病中西医诊疗与康复》一书。在编写该书过程中，我们立足于临床实际，将中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注重康复疗法和独特治疗方法的介绍，如小针刀疗法、经络收放点穴疗法等均为首次载录入书，使该书更具内容丰富、独特新颖、实用性强的特点。
中国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内科委员会主任委员、脑病研究室主任王永炎教授为本书作序，使该书增辉，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由于我们学识有限，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欠妥之处难免，敬请同道批评指正。《脑血管病中西医诊疗与康复》编委会一九九六年元月
上篇
第一章祖国医学对脑血管疾病的认识脑血管疾病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脑部血管疾病的总称。祖国医学虽无相同的命名，但根据其相关的临床表现，脑血管疾病应隶属于“头痛”、“眩晕”、“中风”、“厥证”、“失眠”、“耳鸣”、“耳聋”等病范畴。祖国医学对本病有丰富的防治经验，历代医家各有精辟的论述，现按不同时期分述于下。一、《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一）头痛巅疾，下虚上实
头痛《内经》称“首风”、“脑风”。《素问·风论篇》曰：“新沐中风，则为首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对于首风的描述《素问》明确指出：“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痛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关于病因，《内经》明确指出了外邪入侵与脏腑功能失调均能导致头痛。《素问·奇病论》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素问·宣明五气篇》有：“五邪所乱……博阳则为巅疾”。《素问·气交变大论》有：“岁木太过，风气流行……眩冒巅疾”。这些说明外邪入侵致头痛的病因，似于本书所论有别。至于内因，《内经》指出五脏不平之气能致头痛。《素问·五脏生成篇》：“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乎巨阳、少阴”。“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阳、巨阳，甚则入肾”。《素问·脏气法时论》有：“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气逆则头痛”。《素问·方盛衰论篇》：“上气不下，头痛巅疾”。《素问·逆调论》：“肾不生则髓不能满”。《素问·刺热篇》：“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难经》进一步提出了“厥头痛”和“真头痛”。《难经·六十难》：“手三阳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则名厥头痛”；“入连在脑者，名真头痛”。《内经》还指出了头痛的主要治则，《素问·示从容论》：“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此何脏之发也？帝曰：夫从容之谓也。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少年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这是根据人生的一般特点而指出的。（二）上虚则眩，肝风掉眩
眩晕一病，《内经》有虚、实之分。在脏腑归属上，《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在病性归属上，《灵枢·卫气篇》认为：“上虚则眩”。《灵枢·口问篇》也指出：“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灵枢·海论》认为“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瘫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在发病原因上，《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则说：“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这些理论为眩晕的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三）风邪入中，发为偏枯
中风一病，导源于《内经》。《内经》虽没有明确提出中风病名，但所记述的“仆击”、“大厥”、“薄厥”、“偏枯”、“痱”“痱风”、“斜”等病证，则似本病在卒中昏迷期及后遗症阶段的一些临床表现。对本病的病因病机亦有一定的认识。如《素问·风论》说：“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认为偏风的原因是风邪入中脏腑。《灵枢·刺节真邪篇》说：“虚邪偏客于身半，甚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明确指出正气不足，营卫虚弱，外邪入中，引起偏枯。《灵枢·岁露篇》云：“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一因贼风所伤”。《灵枢·九宫八风》：“其有三偏而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认识到暴死卒病与风邪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明确指出中风的病变部位主要在头部，是由气血逆而不降所致。如《素问·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对症状和治疗也作了相应论述，如《素问·阴阳别论》云：“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灵枢·热病》说：“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此外，《内经》还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体质、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如《素问·通评虚实论》篇明确指出“……仆击，偏枯萎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这些论述验之于临床，基本是正确的。（四）暴厥者，不知与人言
厥证之一部分属于脑血管疾病。《素问·厥论》曰：“厥……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认为厥即突然昏仆不省人事。如《素问·大奇论》谓：“暴厥者，不知与人言”。指出气机逆乱是厥证的病机，如《素问·五乱》谓：“气……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素问·厥论》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此外《史记》记载了公元前五世纪，虢国太子患“暴厥之死”，名医扁鹊根据其“耳鸣、鼻张、两肢尚温”，“其死未能半日”，明确指出：“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太子未死也”，“乃使弟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分五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详细展示了发厥时针刺救急，回厥醒神，继用外熨通达经脉之气，终用汤剂调理而愈的治疗过程。（五）气血阴阳失调和，昼不精来夜不瞑“老人夜不瞑”主要因于气血阴阳失调和，使人不能入寐。如《难经·第四十六难》说：“老人血色衰，肌肉不滑，荣卫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素问·病能论篇》中说：“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不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灵枢·邪客篇》云：“夫邪气之客人也，故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膘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曰不瞑。”指出夜间目不瞑是由于邪气客于脏腑，卫气不能入阴所致。（六）耳鸣耳聋，责之于肾《内经》已经认识到耳窍的生理功能与五脏六腑，二十经脉均有关系，与肾最为密切。《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灵枢·脉度》说：“肾会通于耳，耳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脏不和，九窍不通。”对耳鸣耳聋的病机也作了阐述，如《灵枢·决气篇》：“精脱者耳聋。液脱者，骨属曲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素问·通评虚实论》：“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疾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素问，五脏生成篇》：“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二、《伤寒杂病论》的有关论述（一）六经分头痛，内伤论不足《伤寒论》把头痛按六经命名，其中有关内容为“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又指出：“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还在《金匮要略·脏脏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指出：“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痛”。由此可见，张仲景对头痛已有具体治法用药，并且还指出了头痛的规矩法度“不恶寒，反恶热，胃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厥阳头痛，干呕吐涎沫，用吴茱萸汤”。“少阳头痛，往来寒热，不可发汗，用柴胡汤调解之”。这些法度和方药至令还被广泛的应用。（二）中风之名始仲景，中脏中腑证不同
中风之名始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该书对本病设专篇加以阐述。仲景概括地总结了本病的两个主要特征：①发病急，变化快，病性危重。如《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说：“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②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如该篇指出：“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脉微而数，中风使然”；“正气引邪，僻不遂”。对病因的认识亦同《内经》一样，认为是由络脉空虚，风邪乘虚入中，贼邪不泻所致。如该篇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博，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同时进一步指出由于风邪入中的浅深和病情轻重的不同，而有在络在经、中脏中腑的区别，为后世辨治本病奠定了基础。
此外张仲景还述及与脑血管疾病有关的症候。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并治第六》云：“问曰：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又云：“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黄耆桂枝五物汤主之。”指出了气血亏虚致麻木不仁的病机和治法方药。该篇还谈及了肝血虚不眠的治法，如“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在《金匮》中还论及了神经官能症、忧郁症的症状和治法方药。如《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云：“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再如《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欲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三）耳聋眩晕虽论及，外邪误治痰饮系《伤寒论》所论耳聋多是外邪或误治所致，非脑动脉硬化性耳聋，今录之以资参考。《伤寒论75条》：“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令咳而不咳者，此必两耳聋无所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第264条曰：“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
又《金匮要略》开了“因痰致眩”及其治疗的先河，但属于耳源性眩晕似非脑血管性眩晕，今亦录之以资鉴别。《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三》说：“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这些关于痰饮致眩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直到现在，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为后世“无痰不作眩”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三、魏晋至唐宋时期的有关论述（一）肝胆气逆头目痛，引经用药开新篇
魏·《中藏经·头痛》，云：“肝气逆，则头痛耳聋颊赤，其脉沉而急”。
晋·《脉经·头痛》指出：“足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目痛、耳聋不聪，颊肿。”又说：“小便难，苦目眩·头痛·腰背痛。”这里主要指出肝胆气逆所致的疾病，肝胆相表里，肝乃风木之脏，肝气易动，胆火易升，风火相煽，火性炎上，而引起头痛一系列症状，从而认识到肝胆气逆是引起头痛的重要原因之一。
隋代巢元方所论头风、首风系指体虚伤于风邪引起的头痛，与后世医家所说的头风略有不同，今录之以资鉴别。隋·《诸病源候论·头面风候》曰：“头面风者，是体虚，诸阳经脉为风所乘也。诸阳经脉，上走于头面，运动劳役，阳气发泄，腠理开而受风，谓之首风。病状头面多汗恶风，病甚则头痛。又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又新沐头未干，不可以卧，使头重身热，反得风，则烦闷……绝食仰卧久，成气病头风。饮食沐发，作头风”。在治疗上，指出：“举手左右导引，手掩两耳，治头风”，“端坐伸腰，左右倾头，闭目以鼻内气，除头风”。这些方法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唐·王焘《外台秘要·头风及头痛方》中指出：“吐逆不能食，四肢骨节酸痛，头痛顶重”方用“茯苓三两，炙枳实、橘皮、人参、芍药各二两生姜四两。此六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渣，分温三次服”。用于脾虚生湿，痰湿上蒙所致的头痛，其理、法、方药较秦汉更加完备和严密，对认识和治疗头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宋代严用和指出“偏正头风”，以区别头痛的部位及程度。在《济生方·头痛论治》里说：“偏正头风，如人气盛血虚，产后失血过多，气无所至，皆致头痛”。又说：“夫头者，诸阳脉皆上至头耳，则知头面皆属阳部也。且平居之人，阳顺于上而不逆，则无头痛之患，阳逆于上而不顺，冲壅于头，故头痛也”。指出了失血、气血逆乱所致的头痛为内伤头痛，又叫做头风，较之外邪入侵所致的头痛重而且久。金元时期李东垣论述头痛颇详，明确把头痛分为外感及内伤两大类。其有关内容在《东垣十书·内外伤辨》中论述为：“内症头痛有时而作，有时而止”，“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者，肠胃之所生，乃气虚头痛也；心烦头痛者，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乃湿热头痛也；如气上不下，头痛巅疾者，下虚上实也，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寒湿头痛也；如头半边疼者……此偏头痛也；有真头痛者，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太阳头痛，必有痰，体重或腹痛，为痰癖”。关于治疗方面，李东垣指出：“少阳经头痛，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气逆为寒厥，其脉沉细，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主……血虚头痛，当归川芎为主；气虚头痛，人参黄芪为主，气血俱虚头痛，调中益气汤”。不仅如此，李氏还发明了根据头痛异同而分经遣药。如“三阳头痛，羌活、防风、荆芥……若阴证头痛，只用温中药足矣，乃理中姜附之类也”。“大病后气虚头痛，四桂散，加茶一撮煮服”。李氏首创头痛的分经用药，对后世影响很大，并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元代朱丹溪又补充了痰厥头痛和气滞头痛，他于《丹溪心法·头痛》中指出：“头痛多主于痰，痛甚者火多，有可吐者，有可下者”。又说：“头风属痰者多，有热，有风，有血虚。诸家止言偏头风，而不知所属，故治之多不效。左属风，荆芥、薄荷；属血虚，芎归、芍药；右属痰，苍术、半夏；属热，酒炒黄芩；……偏正头风，以瓜蒂散搐鼻内”。朱氏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如头痛不愈，可加引经药，使药达病所，他提出：“头痛需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又谈到：“凡风痰病，必用风痰药，如白附子、天麻、雄黄、牛黄、片岑、僵蚕、猪牙皂角之类。……眩运、嘈杂，乃火动其痰，用二陈汤加山栀子、黄连、黄芩之类”。这些理论至今尚应用于临床。《本事方·头痛》云：“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乃厥逆头痛也。邪气逆上阳经而痛，甚则发厥，头痛齿亦痛，宜白附子散”。《世医得效方·头痛》云：“痰厥头痛，宜上清白附子丸、定风饼子、芎辛导痰汤。真头痛，其痛上窜风府，陷入泥丸宫，不可以药愈。朝发夕死，夕发朝死，盖头中人之根，根气先绝也”。（二）风眩虚眩情志眩，痰火致眩丹溪言
隋唐时代对眩晕的病因病机分析、辨证施治、饮食宜忌等都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如隋·巢元方于《诸病流候论》专设“风头眩候”。提出了“风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血气与脉并于上系，上属于顶中。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风眩久不瘥，则变为癫疾”。治疗上巢氏首次把养生、导引等法运用于眩晕病的治疗和体质的恢复上。
唐·王焘于《外台秘要》一书中记述了治疗“头风眩方”九首，“头风旋方”七首。这些方剂治疗眩晕病的证候类型范围之广，在今天仍然是可观的。王氏提出了本病患者在饮食上要忌食猪肉、冷水、生菜、桃李、海藻等物，对本病在生活上调养上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宋·严用和于《重订严氏济生方·眩晕门》中指出：“所谓眩晕者，眼花屋转，起则眩倒是也。由此观之，六淫外感，七情内伤，皆能导致……及其七情所感，遂使脏气不平，郁而生涎，结而为饮，随气上逆，令人眩晕，眉棱骨痛，眼不可开，寸脉多沉，有此为异耳。与夫疲劳过度，下虚上实，……皆令人眩晕。随其所因治之，乃活法也”。严氏提出的“七情内伤”致眩说，既补充了前人之未备，又符合医疗实践。宋·《圣济总录·风头眩》认为：“五脏六腑之精华，皆见于目，上注于头。风邪鼓于上，脑转而目系急，使真气不能上达，故虚则眩而心闷，甚则眩而倒卧也”。此书还收载了治疗眩晕的方剂二十余首。其中除了汤剂以外，还有洗剂、散剂、丸剂等。在药物的服用时间上，讲究根据不同病机而确定之，其中有早晚食前温服、早晚食后服、临卧温服、不拘时服、空腹服等；在药物服用方法上，有温酒调服、菊花酒调服、清茶调服、茶酒调服、薄荷酒调服、荆芥茶调服以及温睡调服等。此书对眩晕病的记述上，论理清晰、病因明确、治法精当，调理适宜，很值得重视。
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篇》中说：“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风主动故也”。“所谓风气甚，反头目眩运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这种理论从五运六气的太过不及提示了眩晕病的发病原因，为后世临床诊治此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盖脾胃不足，不同余脏，无定体故也。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盖脾胃之药为切……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故九窍不通。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则上乘阳分，而阳道不行，无生发升腾之气也。夫阳气走空窍者也，阴气附形质者也。如阴气附于上，阳气升于天，则各安其分也”。这里强调了虚的一面。
张从正《儒门事亲·头风眩》曰：“夫妇人头风眩运，登车乘船，亦眩晕眼涩……一皆胸中有宿痰之使然也，可用瓜蒂散吐之”。由此可见，张氏是主张痰实致眩的。
朱丹溪主要倡导痰火致眩学说，《丹溪心法·头眩》曰：“眩者，言其黑运转旋，其状目闭眼暗，身转耳聋，如立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治痰为主，挟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又有湿痰者，有火痰者。又或七情郁而生痰动火，随气上厥，此七情致虚而眩运也”。（三）中风汉唐皆言外，金元三家立新言
魏《华氏中藏经》同样认为外邪入侵是引起中风的主要原因。如“风之厥，皆由中于四时不从之气，故为病焉……有偏枯者，有失音者……皆起于风也。”又如“风寒暑湿之邪入中……或半身不遂……或口眼偏邪，或手足欹侧，或能行步而不能言语，或能言语而不能行步，或左偏枯，或右壅滞”。另外，还专题论述了偏枯的内外治法，强调要“治之各合其宜，安可一揆，在求其本”。对后世颇有启发。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风候》对中风病仍承《内经》之说，仍然认为“风偏枯者，由气血偏虚，则腠理开，受干风湿，风湿客于半身，在分腠之间，使血气凝涩，不能润养，久不瘥，真气去，邪气独留”所致，书中记载了治疗中风后遗症的导引疗法。
唐·王焘《外台秘要·卒中风方》曰：“卒中风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僵不能语”。后世所云“卒中”率由此而来。
孙思邈《千金要方·论杂风状》亦将本病进行归类，孙氏指出：“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夫诸急卒病多是风。……偏枯者，半身不遂，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变，智不乱，病在分腠之间。……风痱者，身无痛，四脚不收，智乱不甚，言微可知，则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话。风懿者，奄实不知人，咽中塞窒然，吞强不能言，病在脏腑。”孙氏分类，虽不同于仲景，但基本原则，也是根据症状之异，来说明病变的程度，即风懿最重，风痱较重，偏枯稍轻，风痹最轻。
严用和《济生方·中风论治》对本病的治疗提出了以“调气”为主的观点，其云：“若因七情而得之者，法当调气，不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者，亦当先调气，然后依所感六气，随证治之，此良法也。但发直吐沫，摇头上窜，面赤如妆，或头面青黑，汗缀如珠，眼闭口开，声如鼾睡，遗尿不知人者，皆不可治”。严氏突出了“气血失调”，在本病病机中的地位，但对本病发展依旧认为是“真气先虚，荣卫失度，腠理空疏，邪气乘虚而入。及其感也，为半身不遂，肌肉疼痛；为痰涎壅盛，口眼斜，偏废不仁，神智昏乱……。”
综上所述，唐宋以前的医家，对于中风的发病，多以正虚外邪入中立论，因而在治疗上一般多采用疏风祛邪、补益正气的方药，代表方如侯氏黑散、小续命汤等。唐宋以后，医家们对中风的病因和治疗进行了新的探讨，尤其是金元时代的学术争鸣是中风病因学说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充实了中风的病因学说和治疗方法，突出以“内风”立论，但对于引起内风的原因，则各持一端，看法不一。刘完素首先提出中风是由肾水不足、心火暴盛所致。《河间六书·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说：“中风瘫疾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由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暴病暴死，火性疾速故也。期由平日，衣服饮食，安处动止，精魂神志，性情好恶，不循其宜而失其常，久则气变兴衰而为病也。或心火暴盛而肾水衰弱不能制之，热气怫郁，心神昏冒，则筋骨不用，卒倒而无所知，是为僵仆也，甚则水化制火，热盛而生涎，至极则死；微则发过如故；至微者，但眩瞑而已，欲云暗风。由火甚制金，不能平木，故风木自甚也”。又《河间六书·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中风者，俱有先兆之证。凡人如觉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至。”李东垣认为中风是形盛气衰，本气自病，如《医学发明·中风有三》说：“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病，壮岁之际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如此”。又云：“中血脉，则口眼斜；………中腑，则肢节废；中脏，则性命危急。此三者，治各不同。如中血脉，外有六经之形证，则从小续命汤加减及疏风汤治之。如中腑，内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汤，或《局方》中麻仁丸通利之；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宜养血通气，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治之。中脏痰涎昏冒，当至宝丹之类镇坠，若中血脉，中腑之后，初不宜用龙、麝、牛黄；为麝香入脾治肉，牛黄入肝治筋，龙脑入肾治骨，恐引风深入骨髓，如油入面，莫之能出。”朱震亨指出中风是湿痰化热生风所致。《丹溪心法·论中风》曰：“按《内经》已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又《丹溪治法心要·中风》云：“半身不遂，大率多痰，痰壅盛者，口眼歪斜者，不能言者，法当吐……”。又云：“凡中风之人，……肥白人多痰湿，用附子、乌头行经；初中倒时，掐人中至醒，然后用去痰药，二陈、四君子、四物汤等，加减用之。瘦人阴虚火热，四物汤加牛膝、竹沥、黄芩、黄柏，有痰加痰药”。又云：“治中风大法，泻心火，则肺金清，而肝木不实，故脾不受伤；补肾水，则心火降，故肺不受热；脾肺安，则阳明实，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以上三家主火、主气、主痰的学术观点虽各不同，但均认为中风一病，风自内生，而非外中，开辟了中风分内风、外风之开端，故而被后人认为中风病因学说史上的一大转折。由于对中风病因学说的认识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元代王履认真总结了自《内经》以来各家对中风病因的不同认识，首次从病因角度将中风分为“真中”、“类中”两个类型。他在《医经溯洄集·中风辨》指出：“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为火因与气因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辨之为风，则从昔人以始，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始，庶乎析理明而用法当。”十分明确地将外风所致中风与内伤所致中风区别开来，对临床辨治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四）论厥证更加丰富，认识逐渐深化《华氏中藏经·阳厥论》：“骤风暴热，云物飞扬，晨晦暮晴，夜炎昼冷，应寒不寒，当再不再，水竭土坏，时岁大早，草木枯杂，江河乏涸，此天地之阳厥也。暴壅塞，忽喘促，四肢不收，二腑不利，耳聋目盲，咽干口焦，喉舌生疮，鼻流清涕，颊赤心烦，头昏脑重，双晴似火，一身如烧，素不能者乍能，素不欲者乍欲，登高歌笑，弃衣奔走，狂言妄语，不辨亲疏，发躁无度，饮水不休，胸膈膨胀。腹肋满闷，背疽肉烂，烦溃消中，食不入胃，水不穿肠，骤肿暴满，叫呼昏冒，不省人事，疼痛不知去处，此人之阳厥也。阳厥之脉，举按有力者生，绝者死”。《华氏中藏经，阳厥论》曰：“飞霜走雹，朝昏暮霭，云雨飘飘，风露寒冷，当热不热，未寒而寒，时气霜霪，泉生田野，山摧地裂，土坏河溢，月晦日昏，此天地之阴厥也。暴哑卒寒一身抱急，四肢痉挛，唇青面黑，目直口噤，心腹满腹，头颔摇鼓，腰脚深重，语言蹇涩，上吐下泻，左右不仁，大小便滑，吞吐酸水，悲忧惨戚，喜怒无常者，此人之阴厥也。阴厥之脉，举指弱，按指大者生，举按俱绝者死。额汗自出者，亦死。阴厥之病，过三日勿治”。
晋·王叔和在《脉经·脉法》中指出：“肝胆俱虚，右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病若恍惚，尸厥不知人。”隋·巢元方进一步描述了尸厥的表现并探讨其病机：“尸厥逆者，阴气逆出。此由阳脉卒下坠，阴脉卒上升，阴阳离居，荣卫不通，真气厥乱，客邪乘之，其状如死，犹微有息而不恒，脉尚动而形无知也。听其耳内循循有如啸之者而股间暖是也。耳内虽无啸声而脉动者，故当以尸厥治之”。此处“耳啸”当系喉中痰鸣或患者厥回神清后的自述。在治疗方面，葛洪用菖蒲生根绞汁灌之。孙思邈用皂角末吹鼻中救卒死、卒厥。二药临证确有效验。
金·张子和在《儒门事亲·论厥逆近世差元说》中论述了“厥亦有不知人者”，“有涎如曳锯，声在喉咽中为痰厥，手足搐搦者为风厥，因醉而得之为酒厥，暴怒而得之气厥，身强直中椽者为肝厥，喘而惋者，狂走攀登，为阳明厥，皆气逆之所为也。”朱丹溪于《丹溪心法·厥》中说：“尸厥……忽然手足逆冷……精神不守或错言妄语，牙紧口噤或昏不知人，头旋晕倒”。又于《丹溪治法心要·厥》篇说：“一妇人年十九，气怒事不发，一日忽大发，叫而欲厥，盖痰闭于上，火起于下而上冲……。”朱氏是养阴派的倡导者，立论“阳有余阴不足”，相火妄动为贼邪，则病变丛生，危害生机。如《格致余论》曰：“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手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各家这些不同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五）不寐健忘有虚实，虚证多责心脾肾《诸病流候论·虚劳病诸候》曰：“阴气虚，卫气独行于阳，不入于阴，故不得眠。”《证治要诀·不寐》认为：“不寐有二种：有病后虚弱，及年高人阳衰不寐；有痰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不寐……大抵惊悸健忘，征仲、失志、不寐、心风，皆是胆涎沃心，以致心气不足，若用凉心之剂太过，则心火愈微，痰涎愈盛，病愈不减，惟当以理痰气为第一义。”指出了虚实两种病机的主要特点。又《古今医统大全·不得卧》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不寐的病因病机，如“痰火扰乱，心神不宁，思虑过份，火炽痰郁，而致不眠者多矣。有因肾水不足，真阴不升而心阳独亢，亦不得眠。有脾倦火郁，夜卧遂不疏散，每至五更随气上升而发躁，便不成寐，此宜快脾发郁，清痰抑火之法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健妄证治》云：“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今脾受病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尽心力思量不来者是也。故日常常喜妄，故谓之健忘，二者通治。”《严氏济生方·惊悸怔忡健忘门》曰：“夫健忘者，常常喜忘也，盖脾主意与思，心亦主思，思虑过度，意舍不清，神宫不职，使人健忘，治之以法，当理心脾，使神意清守，思则得之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健忘》中说：“健忘，精神短少者多，亦有痰者。戴云：健忘者，为事有始无终，言谈不知首尾，此以为病之名，非此生成之愚顽不知人事者。……此证皆由忧思过度，损其心胞，以致神舍不清，遇事多忘，乃思虑过度，病在心脾。又云：‘思伤脾亦令朝暮遗忘，治之以归脾汤，须兼理心脾，神守意定，其证自除也。’”（六）耳鸣耳聋认识深入，诸说争鸣，内容丰富
隋唐时期，耳鸣耳聋多责于肾虚、气逆几种，并开始分型论治，治法多用通窍之法。隋·巢元方《诸病流候论·耳病诸候》云：“肾为足少阴之经，而藏精，气通于耳。耳，宗脉之所聚也。若精气调和，则肾藏强盛，耳闻五音。若劳伤血气，兼受风邪，损于肾脏而精脱，精脱者，则耳聋。然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络于耳者，其阴阳经气有相并时，并则有脏气逆，名之为厥，厥气相搏，入于耳之脉，则令聋。其肾病精脱耳聋者，其候颊颧色黑。手少阳之脉动，而气厥逆而耳聋者，其候耳内辉辉焞焞也。”又说：“劳伤于肾，宗脉虚损，血气不足，故为劳聋。劳聋为病，因劳则甚，有时将适得所，血气平和，其聋则轻。”“肾气通于耳，足少阴肾之经，宗脉之所聚。劳动经血，而血气不足，宗脉则虚，风邪乘虚随脉入耳，与气相击，故为耳鸣。”并且指出了“耳鸣不止，则变成聋。”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耳疾策八》论耳颇详，指出诸病“皆缘肾虚耳，故作补肾方，又作薄利九窍药则差。”故方中取甘味补虚却劳，辛以驱风顺气，温以开结解毒。此外又对“肾热”、“肾虚寒”、“肾寒”、“肾气内伤”所致耳鸣、耳聋等证施治，内服剂型设有汤、散、丸、酒剂等多种。
宋元时期，对耳鸣耳聋的认识更加深入，诸说争鸣。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耳论》说：“肾气充足则耳闻而聪，若劳伤气血，风邪袭虚，使精脱肾惫，则耳转而聋。又有气厥而聋者，有挟风而聋者，有劳伤而聋者。盖十二经脉上终于耳，其阴阳诸经适有交并，则脏气逆而为厥，厥气搏入于耳，是为厥聋，必有时见眩晕之证，耳者宗脉之所附，脉虚而风邪乘之，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痞而不宣，是为风聋，必有时见头痛之证。劳伤于血气，淫欲耗其精元，瘦悴力疲，昏昏愦愦，是为劳聋。有能将适得所，血气平和，则其聋暂轻。其或曰就劳伤，风邪停滞，则为久聋。”至于治法，杨氏认为要“风为之疏散，热为之清利，虚为之调养。邪气并退，然后以通耳，调气，安肾之剂主之”。即区别病机，治各有法。
宋·严用和论耳鸣耳聋其因在劳伤肾气之外，又提出一个七情内伤因素，故主张治肾之外，要注重宁心顺气。严氏在《济生方·耳论治》中说：“夫耳者肾气所候，肾者精之所藏，肾气实则精气上通，闻五音而聪矣；若疲劳过度、精气先虚，于是乎风寒、暑淫，得以外入，喜怒忧思，得以内伤，遂致聋聩。”又说：“肾气通于耳，心寄窍于耳。风、寒、暑、湿、燥、热得之于外，应乎肾；忧、愁、思、虑得之于内，系呼心，心气不平，上逆于耳，亦致聋，耳鸣。……六淫伤心调乎肾，七情所感治乎心……。”“大抵气厥耳聋简易治，精脱耳聋不易药愈。”由此可见，本病的共同病理基础是“疲劳过度，精气先虚。”
金人刘完素主“火”，认为耳鸣耳聋悉因水虚火亢，热气上郁，鼓其耳中导致听户，玄府闭塞所致。如《素问玄机原病式·耳聋》云：“所谓聋者由水衰火实，热郁于上，而使听户玄府壅塞，神气不得通泄也。”“耳鸣，非妄闻也，盖耳为肾之窍，交会于手太阳少阳，足厥阴少阴少阳之经，若水虚火实而热气上甚，客其经络、冲于耳中，而鼓其听户，随其脉象之微甚而作诸音声色。经言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其鸣是也。”论其治法不宜用热药来“补虚养肾”。李东垣从中气不升，阳不胜阴的另一方面进行探讨研究，李氏认为“五脏之气，上通九窍，五脏禀受气于六腑，六腑受气之于胃”，“胃者行清气而上”。脾胃不能运化，则谷气闭塞下流。清阳之气下陷不升，则浊阴之气上壅，九窍为之不利。主张要益气升清，胃旺清升则窍自利。这是从中虚不适导致阴气闭塞的另一侧面来探寻本病之原委。朱丹溪综各家之言，于《丹溪治法心要·耳第八十三》篇说：“耳聋、耳鸣，有痰、有火、有气虚。耳聋；少阳、厥阴热多，皆属于火，宜开痰散风热，通圣散、滚痰丸之类。大病后耳聋，须用补阳与降火，有阴火动而耳聋者，同法，四物汤加黄柏之类……聋病必用龙荟、四物养阴。”尚有“散心热”、““降之”等等，已近全面。四、明清之间的有关论述（一）头痛理论渐完备，强调内伤辨病因
明清之季，医学达到顶峰，不少医家撷取前人有关本病的合理部分加以综合归纳，并结合自己医疗实践，进一步阐发了头痛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对头痛某些认识更加完备，内容更加充实，析理更加清楚。如“头风”一证，明·李中梓《医宗必读·头痛》说：“须知新而暴者，但名头痛，深而久者，名为头风。”明·王肯堂《证治准绳》也提出：“医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其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远者为头风，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发也。”这样的阐发、使混蒙概念豁然开朗。对于头痛的辨治，力求治病求本，如明·王纶《明医杂著·头痛》说：“久头痛病，略感风寒便发，寒月须重绵厚帕包裹者，此属郁热，本热而标寒。世人不识，率用辛温解散之药，暂时得效，误认为寒。殊不知因其本有郁热，毛窍常疏，故风寒易入，外寒速其内热，闭逆而为痛。辛热之药，虽能开通闭逆，散其标之寒邪，以热济热，病本益深，恶寒愈甚矣。惟当泻火凉血为主，而佐以辛温散表之剂以从法治之，则病可愈，而根可除也。”说明久病头痛不能概以虚论治，要分清标本虚实，虽是久病，外现寒象，亦可用泻火凉血治之。
至于真头痛，明·王肯堂论述颇精：“天门真痛，上引泥丸，夕发旦死，旦发夕死。脑为髓海，真气之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则死不可治。”这说明真头痛是急性剧烈头痛而危重，抢救不及时，立致死亡。故王氏提出“与黑锡丹、灸百会猛进参沉乌附或可生。”同代医家虞抟《医学正传·头痛》中也说：“有真头痛者，甚则脑尽痛，手中寒至节者，死不治。”治疗上虞氏指出：“凡头痛皆以风药治之者，总其大体而言之也。然亦有三阴三阳之异。……太阳头痛，必有痰体重，或腹痛为痰癖，其脉沉缓，苍术、半夏、南星为主。少阴经头痛，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气逆为寒厥，其脉沉细，麻黄、细辛、附子为主。厥阴头顶痛，或吐涎沫厥冷，其脉浮缓，吴茱萸汤主之。血虚头痛，当归、川芎为主。气虚头痛，人参、黄芪为主。气血俱虚头痛，调中益气汤少加川芎、蔓荆子、细辛，其效如神。”明·皇甫中《明医指掌》说：“血虚头痛者，自鱼尾上攻头痛也。气虚头痛者，耳鸣，九窍不利。……偏头痛者，头半寒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有肝虚而痛者，才见光明，则眶痛甚。有眉棱骨痛者，眼不可开，昼静夜剧，属痰。凡此之类。种种不同，视其所挟，究其所因，定其经络，参以脉理，而施以补、泻、宣、通、汗、利之法，斯无一偏之弊也。”可见审证论治在当时，已经被广为重视。
明·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头痛》篇中明确的指出了头痛的辩证要根据部位确定病性。是指导治疗头痛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如：“凡诊头痛者，当先审久暂，次辨表里。盖暂痛者，必因邪气，久病者，必兼元气。以暂病言之：则有表邪者，此风寒外袭于经也，治宜疏散，最忌清降；有里邪者；此三阳之火炽于内也，治宜清降；最忌升散；此治邪之法也。其有久病者，则或发或愈，或以表虚者微感则发，或以阳胜者微热则发，或以水亏于下而虚火乘之则发，或以阳虚于上而阴寒胜之则发。所以暂病者当重邪气，久病者当重元气，此固其大纲也。然亦有暂病而虚者，久病而安者，又当因脉、因证而详辨之，不可执也。头痛有各经之辨。……太阳在后，阳明在前，少阳在侧，此又各有所主，亦外感之所辨也。至若内伤头痛，则不得以三阳为拘矣。如本经所言，‘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若《厥阴篇》所论，则足六经及手少阴、少阳皆有之矣。《奇病论》曰：‘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凡痛在脑者，岂非少阳之病乎？此内证、外病之异，所不可不察也。”张氏所论头痛之辨颇详，有外感内伤之分，今之脑血管疾病所致者仅占内伤头痛之区区耳，所以全录者，以备鉴别诊断也，至于论治，张氏指出：“火邪头痛者，虽各经皆有火证，而独惟阳明为最。正发阳明胃火盛于头面而直达头维，故其痛必甚，其脉必洪，其证必多内热，其或头脑振振痛而兼胀而绝无表邪者，必火邪也。欲治阳明胃火，无如白虎汤加泽泻、木通、生地、麦冬之类，以抑其至高之势，其效最速。至若他经之火，则芍药、天花、芩、连、知柏、龙胆、栀子之类，无不可择而用之。但治火之法，不宜佐以升散。盖外邪之火可散，而去内郁之火得升而愈炽矣，此为忌也。”“阴虚头痛即血虚之属也。凡久病者，多有之。其证多因水亏，所以虚火易动。炎动则痛必兼烦热内热等证，治宜壮水为主，当用滋阴八味煎加减、一阴煎、玉女煎之类主之。火微者，宜六味地黄丸、四物汤、三阴煎、左归饮之类主之。”“阳虚头痛，即气虚之属也。亦久病者有之，其证必戚戚悠悠。或羞明，或畏寒，或倦怠，或食饮不甘。脉必微细，头必沉沉。遇阴则痛，逢寒亦痛，是皆阳虚阴胜而然。治宜扶阳为主，如理阴煎、理中汤、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之类皆可择用，或以五福饮、五君子煎加川芎、细辛、蔓荆子之类，以升达阳气，则最善之治也。”“痰厥头痛，诸古方书皆有此名目，然以余论之，则必别有所因。但以头痛而兼痰者有之，未必因痰头痛也。故兼痰者，必见呕恶，胸满、胁胀或咳嗽、气粗、多痰，此则不得不兼痰治之，宜二陈汤、六安煎、和胃饮、平胃散加川芎、细辛、蔓荆子之类主之。”
清·陈士铎指出前人不论何种头痛，概以风药加之是不可行的，并指出“非风”之论，他在《石室秘录·偏治法》中说：“如人病头痛者，人以为风在头，不知非风也，亦肾水不足，而邪火冲于脑，终朝头运，似头痛而非头痛也。若止治风，则痛更甚，法当大补肾水，而头痛头运自除。”前人多认为“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只注重风邪，这样是不够全面的。清·唐容川《血证论·晕痛》曰：“火逆晕痛，烦渴引饮，见火增剧，掉头更痛，口苦嗌干，溺赤便闭，左手脉数，是火症也，大柴胡汤治之，当归芦荟丸亦治之；轻者小柴胡汤加菊花。……”又曰：“头晕痛虽是两病，失血之人，往往兼见二证。由于血虚，则风动而眩，火动而晕。吾谓不分晕痛，亦不分治肝、治肾，总以四物汤加元参、枸杞、肉苁蓉、天麻、细辛、知母、黄柏、山茱萸、牛膝”。至此，论头痛之因可谓多而备矣，但瘀血一说，终无人提及，独清代的医家王清任大倡瘀血之说，他在《医林改错·头痛》中说：“查患头痛者无表证、无里证、无气虚、痰饮等证，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血府逐瘀汤）一剂而愈。”此发前人之未发，开后世治头痛用化瘀之先河。（二）论眩晕诸说纷纭，审病因风火痰虚
明·虞抟《医学正传·眩晕》曰：“其为气痰挟虚火，上冲头目，正气不能敌，故忽然眼黑生花，若坐舟车而旋运也，甚而至于猝倒无所知者有之。丹溪所谓无痰不能作眩者，正谓此也。若夫黑瘦之人，身体薄弱，真水亏久，或劳役过度，相火上炎，亦有进而眩运，何湿痰之有哉？大抵有肥白而作眩者，治宜清痰降火为先，而兼补气之药；人黑瘦而作眩者，治宜滋阴降火为要，而带抑肝之剂。”这种观体质而辨治的思想，虽不能尽概眩晕病之全，但也能为我们对本病的论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这个时期的周之干着重从五脏虚弱论述晕病的发病。周氏在《慎斋遗书》中说：“头晕有肾虚而阳无所附者，有血虚火升者，脾虚生痰者，有寒凉伤其中气，不能升发，故上焦元气虚而晕者，有肺虚肝木无制而晕者。”在治疗上，主张脾虚者用四君子汤加半夏、天麻；肾虚者用六味汤加人参；血虚火升而晕可用芎归芍药汤；肝木无制而晕则用黄芪建中汤，以助气血生化之源。在因虚致眩的论述和治疗上，周氏是比较全面的，并有一定的突破，为后世对本病虚证的诊治提供了有益的辨证思路和治疗方法。
明·皇甫中在《明医指掌·头眩证》中说：“或七情郁而生痰、动火，随气上厥，此七情致虚而眩晕也。酒色过度，肾虚不能纳气归元，使气逆奔而上，气虚而眩晕也。……丹溪云：头眩多挟痰，气虚并火及湿痰、火痰，盖无痰不能作眩，痰因火动也。凡此之证，要参以脉症治之，随机应变，不可以一途而取轨也。”又“谨按：经曰：‘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肝木为风所撼，必鼓动其肺，肺金不能制木，风卷痰而上升，故目无定视，上下反复，甚则呕吐，饮食罕御。大法平其风、降其痰而已。”
明·张景岳对眩晕总结得非常全面，提出了“无虚不作眩”的论点，张氏认为：“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有饥饱失时而运者……有触目惊心而运者，有焦思不释而运者，有被殴被辱气夺而运者，有悲哀痛楚大叫大呼而运者，皆此伤其阳中之阳也。……有金石被伤失血痛极而运者，有男子纵欲气随精去而运者，……此皆伤阴中之阳也。”张氏以阴阳为纲，论述眩晕病的成因病理，又以阴阳互相依存的原理确定对本病的治疗方法。如“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阳中之阳虚者，宜治其气，如四君子汤、五君子煎、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如兼呕吐者，宜圣术煎大加人参之类是也。阴中之阳虚者，宜补其精，如五福饮、七福饮、左归饮、右归饮、四物汤之类是也。然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所以凡治上虚者，犹当以兼补气血为最，如大补元煎，十全大补汤诸补阴补阳等剂，俱当酌宜用之。”其中最有益的提示是，“伐下者必枯其上，滋苗者必灌其根”。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临证之时，不仅要着眼于病变局部，而且还要考虑到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思想不单是对眩晕病的治疗，就是对其它各科疾病的治疗，也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张氏在强调“虚”的同时，并不忽视致病原因及其病理产物的消除。如“眩证凡有如前论首条所载病源者，当各因其证求而治之。其或有火者，宜兼清火；有痰者，宜兼清痰；有气者，宜兼顺气，亦在乎因机应变。然无不当以治虚为先，而兼治为佐也。”
明代医家对本病的论述还很多，其中有真知灼见者，不乏其人。方隅《医林绳墨》认为：“体虚之人，外为四气所感，内因七情所伤，郁结成痰”，乃本病的发病原因。方氏强调肺金不足在本病发病中的关键作用，无论是热盛、气盛还是木盛，“皆因金衰不能平之”所致。秦景明在《症因脉治》中则认为阳气虚是本病发病的主要病理环节，而导致阳气虚的原因有“大病久病后，……或悲号引冷以伤肺气，曲运神机以伤心气，或恼怒伤肝，郁结伤脾，入房伤肾”等。徐春甫对本病的诊治强调“三审”，即“肥人眩运，气虚有痰；瘦人眩运，血虚有火；……”。龚廷贤集前贤之大成，抒己见，创新说，自成体系。其代表作《寿世保元》中强调“不可一途而取轨也”。在病因方面，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淫欲过度，出血产后等均可致病；在辨证治疗上，把眩晕分半夏白术天麻汤证（痰涎致眩）、补中益气汤证（劳役致眩）、清离滋坎汤证（虚火致眩）、十全大补汤证（气血两虚致眩）以及气虚、阳虚、痰火等证型。其分证之详细，直至今天仍是可以借鉴的。
清代医家辈出，论述亦较精当。李用粹发明了“鹿茸肾气丸”治疗肾气衰弱所致的眩晕。何梦瑶、沈金鳌两家着重强调“风火相煽”导致眩晕的理论。如何梦瑶在《医碥·眩晕》中说：“眩，惑乱也，从目从玄。玄，黑暗也，谓眼见黑暗也。晕也运同，旋转也，所见之物皆旋转如飞，世谓之头旋是也，此风火上冲使然。经以掉眩属风木，风即火气之飘忽者，风从火生，火借风煽，观焰得风而旋转可见矣。《经》言五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然则目之能视者，乃藏府之精气灵明为之也。此上注之精气，必安静不摇，而后烛物有定。若为风火所煽而旋转，则所见之物亦旋转矣。此乃目之精气为病，非目睹之转动也。然经谓目系属于脑，出项中，邪中项入深，随目系入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转眩。赵以德谓顺静宁谧者水之化，动扰挠乱者火之用，头以脑为主，脑者髓之海，目之童子亦肾之精，二者皆属肾。水喜宁静而恶动扰，宁静则清明内持，动扰则散乱昏惑，故目眩脑转云云。则风火煽动，故有脑转系急，而目眩者乎。六淫七情，饮食痰水诸邪，皆能动火生风，风火盛极即然，虽壮实人亦有之，不必虚弱也，但虚者多耳。昧者定归之虚，试观醉人眼花，与虚何涉哉。刘宗厚以为上实，经以为上虚，非相悖也。盖虚者血与气也，实者风火与痰涎也，正自虚而邪自实也。痰涎随风火上壅，浊阴干于清阳也，故头风眩晕者多痰涎。丹溪谓无痰不作眩，必搐去而后愈。”“气虚者补中益气汤。血虚者补肝养荣汤，或四物汤加味。肾阳虚八味丸，或黑锡丹。肾阴虚六味地黄丸。中脘伏痰呕逆，旋覆花汤。……因气郁者则志气不舒，逍遥散加薄荷、菊花。……眩晕非天麻不治，不可缺。”清·林佩琴指出由风火所致眩晕的治疗与一般外感风火“大异”，其认为内生的“风、火”应以治肝为主。《类证治裁》曰：“凡上升之气，自肝而出。……风依于木，木郁则化风。为眩、为晕、为舌麻、为耳鸣、为痉、为痹、为类中，皆肝风震动也。故诸病多自肝来，以其犯中宫之土，刚性难驯，挟风火之威，顶巅易到，药不可以刚燥投也。经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古圣治肝，法尽于此。夫肝主藏血，血燥则肝急。凡肝阴不足，必得肾水以滋之，血液以濡之，味取甘凉，或主辛润，务遂其条畅之性，则郁者舒矣。凡肝阳有余，必需介属以潜之，柔静以摄之，味取酸收，或佐酸降，务清其营络之热，则升者伏矣。……大抵肝为刚脏，职司疏泄，用药不宜刚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正仿《内经》治肝之旨也。”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中对眩晕分型证治，“其中有肝火内动者，……逍遥散主之。有湿痰壅遏者，……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有气虚挟痰者，书曰：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则上重下轻也，六君子汤主之。亦有肾水不足，虚火上炎者，六味汤。亦有命门火衰，真阳上泛者，八味汤。此治眩晕之大法也。”陈修园对眩晕作了很好总结，在《医学从众录·眩晕》中说：“《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又云：‘上虚则眩’。是正气虚而木邪干之也。又云：‘肾虚而头重身摇’，‘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皆言不足为病。仲景论眩以痰饮为先。丹溪宗河间之说，亦谓无痰不眩，无火不晕，皆言有余为病，前圣后贤，何其相反如是？余少读景岳之书，专事补虚之说，遵之不效。再搜求古训，然后知景岳于虚实二字，认得死煞。即于风火二字，不能洞悉其所以然也。盖风非外来之风，指厥阴风木而言，与少阳相火同居，厥阴气逆，则风生而火发，故河间以风火立论也。风生必挟木势而克土，土病则聚液而成痰，故仲景以痰饮立论，丹溪以痰火立论也。肾为肝之母，而主藏精，精虚则脑海空虚而头重，故《内经》以肾虚及髓海不足立论也。其言虚者，言其病根；实者，言其病象，理本一贯。”叶天士认为本病主要责之于肝胆之风，故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有按曰：“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头为六阳之首，耳目口鼻皆系清空之窍，所患眩晕者，非外来之邪，乃肝胆之风上冒耳，甚则有昏厥跌仆之虞。其症有类痰、类火、中虚、下虚、治胆、治胃、治肝之分。火盛者，先生用羚羊、山栀、连翘、花粉、玄参、鲜生地、丹皮、桑叶，以清泄上焦窍络之热，此先以胆治也。痰多者先理阳明，消痰如竹沥、姜汁、菖蒲、橘红、二陈汤之类。中虚则兼用人参，《外台》茯苓饮是也。下虚者，必从肝治，补肾滋肝，育阴潜阳，镇摄之治是也。至于天麻、钩藤、菊花之属，皆系熄风之品，可随证加入。此症之原，本之肝风，当与肝风、中风、头风门合而参之。”（四）中风理论渐成熟，张李叶氏有建树
中风病在唐宋以前认为是由外风引起，唐宋以后，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经验，逐渐对本病病因的认识了改变，金元三子之说可谓是转折点。在这个过渡时期，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明·孙一奎和虞抟二家。如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说：“人之一身，经络贯串谓之脉。脉者，血之隧道也；血随气行，周流不停。筋者，周布四肢百节，联络而束缚之；此属肝木，得血以养之，则和柔而不拘急。脉皆起于手足指端，故十二经皆以手足而名。筋则无处无之。皮毛者，属肺，主外，而易于感冒。人身之血，内行于脉络，而外充于皮毛，渗透肌肉，滋养筋骨，故百体平和，运动无碍。若气滞则血滞，气逆而血逆，得热则瘀浊，得寒则凝涩，衰耗则顺行不周，渗透不遍，而外邪易侵矣。津液者，血之余，行乎脉外，流通一身，如天之清露。若血浊气滞，则凝聚而为痰。痰乃津液之变，遍身上下，无处不到。津液生于脾胃，水谷所成，浊则为痰，故痰生于脾上也。是以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等症，以血虚、瘀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源。至其得病，是必有所触，或因风，或因寒，或因湿，或因酒，或因七情，或劳役、房劳汗出，因感风寒湿气，遂成此病。此血病、疾病为本，而外邪为标。其邪中于皮毛肌肉，则不知痛痒，麻木不仁，如有物一重贴于其上，或如虫游行，或洒洒寒栗，遇热则或痒，遇阴雨则沉重酸疼；其邪入于血脉经络，则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硬不遂，难于屈伸举动，或走注疼痛。此上诸症，皆外自皮毛，以至筋骨之病。凡脉所经所络，筋所会所结，血气津液所行之处，皆邪气郁滞，正气不得流通而致。然治者当以养血除风，顺气化痰为主，不必强度某病属某经某脏，而杂治之也。”“按中风之证，卒然倒仆，口眼斜，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语，唇吻不收是也。然名各不同：有曰风癔者，以心闷闭不能言，喉中噫噫作声，盖肺气入心则能言，邪中心肺，痰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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