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童心 改编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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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试读：

成长中的感动、温馨和思考

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知识海洋的精华，也是我们人类的精神食粮，没有它们的哺育和滋养，我们的精神将是空虚的。阅读名著不仅是对名家著作的品味，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次次深刻思考。名著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构建儿童的阅读体系和精神世界，让孩子们的文学梦想永驻、童心飞扬，让儿童在阅读中倾听自己内心的成长。

阅读名著，诵读美文。我们历时一年，精心编写了这套《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宝库》，本套丛书共8册，分别是《八十天环游地球》《勇敢的船长》《爱丽丝漫游奇境》《列那狐的故事》《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爱的教育

本套丛书与同类的读物相比，具有以下特色。

经典性：我们在世界名著的海洋中进行了多次精心筛选，最终选出了30多本名著，将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名著奉献给了小读者。

类别化：编辑们把这三十多本名著按照故事的内容进行了分类，比如把《西顿动物记》《小鹿斑比》《列那狐的故事》等五本讲述动物故事的名著都归到了《列那狐的故事》这一分册中，让孩子们在一本书中能同时阅读到多本同类题材的名著。

图文并茂：为了让小读者喜读、乐读，我们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审美情趣，每本书都绘制了精美的插图，加深小读者对故事的理解，也有助于人物形象的诠释。

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偶像。偶像的成长经历与坚韧不拔的精神对孩子有较大的影响。历史上有诸多名人与事迹，读对孩子成长有意义的名著就是一种让孩子潜移默化学习名人精神的方式。

本分册《最经典的成长故事》选取了五个代表性的成长故事，有伟大的盲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教导孩子为人处世的“圣经”《爱的教育》，伟大作家高尔基的自传《童年·在人间》，主人公命运坎坷却不失善良的《苦儿流浪记》，经历奇特却有教育意义的《木偶奇遇记》。

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教育意义，让孩子在阅读中懂得不论在任何困难中，都要积极向上，迎头战胜困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海伦·凯勒的自传，她自幼失明、失聪与失声，却在后来不仅学会了说话，还以惊人的毅力考上了哈佛大学，成为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五种语言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爱的教育》以一个意大利小学生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发生在他小学四年级期间的一个个小故事。“爱”是这部书的主旨，将生活中最伟大的爱——师生之爱、父母之爱、同学之爱融入其中。教孩子了解到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成为一个充满勇气与活力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人。《童年·在人间》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书中刻画的阿列克塞的形象，影响了许多中国读者。虽然他生活在一个黑暗可怕的环境中，却没有被打倒，反而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自信的人，成为许多人的精神明灯。《苦儿流浪记》是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马洛的代表作，他借助一个卖艺孩子传奇性的流浪生涯，向读者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木偶奇遇记》讲的是一个用木头雕刻出来的木偶皮诺曹很喜欢说谎，一说谎鼻子就变得很长。而且他任性、淘气、爱捣乱、不守规矩，一次次惹来麻烦和不幸。在吃过很多苦头后，皮诺曹终于觉醒，变得有责任心、爱学习、爱劳动、尊敬他人，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子。《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宝库》编委会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美〕海伦·凯勒◎著

导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20世纪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海伦·凯勒的散文代表作，也是她的自传，它记录了一个盲聋哑人凭借自己惊人的努力改变自己苦难命运的经历。

20世纪，海伦·凯勒以她独特的方式震撼了全世界。她一共度过了88个春秋，却有87年是在黑暗无声的世界中度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幽闭于盲聋世界的人却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用毕生的精力四处奔走，建立起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也因此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人类十大偶像”之一，还被授予“总统自由奖章”。

海伦·凯勒出生时是一个健康的孩子，而且十分聪明，但出生19个月后，一场疾病夺走了她的视力与听力，不久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但海伦·凯勒靠着自身的毅力与莎莉文老师的帮助，克服了生理上的缺陷，不仅会骑马、滑雪、下棋，还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还成为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五种语言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

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作者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人们应该珍惜生命与生活。文中，作者优美的笔触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她对光明与知识的渴望，也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相信读过的读者在佩服海伦·凯勒的同时也在感叹自己的幸运。海伦·凯勒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所有人，对一个成功的人来说，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最为关键。她还告诉我们，要敢于直面人生的各种磨难，要有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海伦·凯勒的一生都在为我们诠释生命的真谛！

生命的起点

我是1880年6月27日出生在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塔斯肯比亚镇。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们两个的年龄差了好多岁。

为了给我取一个名字，家里的每个人都绞尽脑汁，你争我吵，他们都认为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才是最有意义的。最后，经过父母亲戚的再三讨论，决定用外婆的名字为我命名。

家里人告诉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常常想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以至于在刚刚六个月的时候，我已经会说“茶”和“你好”了。其实，我生病后，虽然忘掉了很多以前所学的字，但是对于这几个我最早学会的字还是记得的。

在我刚满周岁的时候，我的母亲有一次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膝上，突然间，不知怎的，我就从母亲的双腿上溜了下来，自己一步一步、摇摇摆摆地朝前走了出去。这大概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吧！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结束得太早。就在我生命的第二十个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突然生病了，高烧不退。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急性胃充血和脑充血，他们甚至已经宣布了我的死亡。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退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家人更是欣喜若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拥有生命的代价是失去视力和听觉。

在我生命的前十九个月里曾经看到过的那些美好的东西——绿色的田野、晴朗的天空、繁茂的树木、盛开的花朵——从此，就都与我永别了。

生病后前几个月的事情，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隐约中，仿佛只知道自己总是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旁。无论她忙与不忙，我总是抓住她不放。渐渐地，我也试着像母亲告诉我的那样，用手去摸索各种东西来分辨它们的用途或者揣摩别人的动作来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学会了用一些生硬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拉着别人到我这里表示“来”，推开别人表示“去”。而母亲也竭尽所能做出各种动作，让我了解。在我童年那漫长的黑夜里，是母亲的慈爱和智慧让我得到了唯一的光明。

记得有一次，家里即将有重要的客人来访。于是，我趁着家人不注意，跑到母亲的房间，学着母亲的样子在镜子前梳妆，往头上抹油，在脸上擦粉，之后，我又找了一件肥大的裙子，在完成这一身可笑的打扮后，我还急匆匆地下楼去接待客人呢！我那副装扮把全家人都逗笑了。

可是，无情的事实还是告诉我，自己终究是与众不同的。我曾注意到别人都是用嘴在交谈，而不是像我用手比画，而且他们还能准确地明白对方的意思。我那时真是气得不得了，每次总会大发脾气，又踢又叫。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那几种单调的手势，也越发不能满足我的愿望了。每次别人没办法了解我的手语时，我总要发更大的脾气，心里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却无济于事，于是，我只能疯狂地踢打、哭闹、吼叫，直到精疲力竭。

父母看见我这样，虽然知道要找个老师来教我，却又手足无措。因为在我们居住的塔斯肯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所以，当时所有人都怀疑，还有谁能教我？像我这样的孩子还能受教育吗？

然而，就在我六岁时，在报社做编辑的父亲听说巴尔的摩市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很多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儿试试。

那次旅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整个旅途中，我被那些自己从没见过的新鲜事情所吸引，一次脾气也没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了医生的诊所，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而在做了一番检查之后，他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正当父母笼罩在失望之中的时候，他却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和老师的资料。我们全家人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刻启程去了华盛顿。一路上，我对于父母的烦恼与担心浑然不知，只是感到来来往往，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我一见到贝尔博士，就立刻感到了他的温暖和热情。我清楚地记得，他把我抱在膝上，想方设法逗我玩，而且他竟然还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然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它仿佛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生命的大门，使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从一无所有的黑暗世界走向了拥有知识和爱的天堂。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并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父亲立刻发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了热情的回信。回信带给我们全家的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

黑暗中的明灯

1887年3月5日——我六岁零九个月——这一天，我记得，我正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一定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因此，我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静静地等待着。

忽然，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一定是母亲！”我不假思索地认为。于是，我就立刻伸出双手，朝着脚步声奔了过去。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圈住我的居然是一双陌生的手臂。我当时很生气，一下子挣脱开来，又把那个人带的手提箱打翻在地。这时，母亲听到声音，从屋里跑了出来。我才知道，这个陌生人不是别人，正是改变我一生的安妮·莎莉文老师。

第二天早晨，莎莉文老师就把我带到了她的房间，并给了我一个洋娃娃。我拿在手里，饶有兴趣地玩了起来。这时，莎莉文小姐拉起了我的手，在手心上慢慢地拼写出了“DOLL”（洋娃娃）这个词。当时的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学着她的样子，模仿着——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当我也能和她一样拼写出这个词的时候，我高兴得脸都涨红了，并且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

但是，我却感觉到，老师的心情却不如我那样兴奋。原来，她知道我只是学会了模仿这种手势，却并不明白它代表的含义。我的老师为此着急得不得了，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使我明白，世间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先要学习这些名字，才能学会把它们连成句子。

我记得老师后来又把一杯水放在我的手心上，试图让我明白“水”和“杯子”这两个词的区别，但我还是总把它们弄混。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放下这个问题，重新让我练习“洋娃娃”这个词。而当时脾气暴躁的我实在有些不耐烦，顺手抓起洋娃娃就往地上摔，一下把它摔得粉碎。在我那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温柔与同情。我摔了那个洋娃娃，既不惭愧，也不悔恨，反而还有些得意呢！谁知，莎莉文小姐没有责怪我一句，只是默默地清扫了碎片，然后就带我出去散步了。

那天，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井边。突然，莎莉文老师把我的右手放在喷水口下，当清凉的水流过我的小手时，她立刻在我的左手心写下了“WATER”这个词。我静静地站着，全神贯注地留意着她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似乎一下子全都明白了——那正从我手上流过的凉凉的东西就是“WATER”这个词的含义呀！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每件东西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回到屋里，我顿时感到我碰到的每件东西都有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那些碎片跟前，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

我想，老师一定对我的所作所为很伤心，于是，我几乎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学了一遍。最后，我紧紧地握住了老师的手，她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TEACHER”这个词。我搂着她，一遍一遍地在她手心里写着这个让我充满感激与愧疚的词。

之后，老师和我一同找到了我的父母，我第一次知道了另外一些极为重要的词汇：爸爸、妈妈、家庭。当我在父母的手心上写下这些词汇时，他们都哭了。

繁花似锦的夏季来了，莎莉文老师常常牵着我的手漫步在田纳西河的岸边，每当在河边温软的草地上坐下来，我们就开始了人生的新课程。在这里，我明白了大自然施于人类的恩惠；懂得了阳光雨露如何使树木在大地上茁壮成长；知道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繁衍后代，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也了解了动物们如何觅食，如何栖息。

莎莉文小姐教给我的一切让我很感激，我心里一直想为她做件事。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漂亮的紫罗兰送给了莎莉文老师。她很高兴，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搂着我，在我手上写出了“我爱海伦”这几个字。“爱是什么？”我急忙在老师的手里又写出了我的疑问。

莎莉文老师把我搂得更紧了，用手指着我的心，又写道：“爱在这里。”

我绞尽脑汁，仍然对老师的话和动作迷惑不解。于是，我闻了闻她手里的紫罗兰，又写道：“爱是花的香味儿吗？”“不是。”老师写道。

我又想了想。“爱是不是太阳？”我指着阳光射来的方向，“是太阳吗？”

我满以为这次一定是正确答案，但莎莉文小姐却又摇摇头，我真是又困惑又失望：为什么老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呢？

过了一两天，我正用线把大小不同的珠子按一定次序串起来，结果老是弄错，莎莉文小姐在一旁耐心地为我纠正错误。可是，到了最后，我还是发现有一大段都串错了。于是，我用心想着，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把这些珠子串好。这时，老师碰碰我的额头，使劲地拼写出了“思考”这个词。

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这个词原来指的是脑子里正在进行的活动。

我静静地在那里坐了许久，不是在想珠子的排列方式，而是在想是否能用这种新的认识来寻求“爱”的含义。

老师又告诉我：“海伦，爱有点儿像太阳没出来以前天空中的云彩。你摸不到云彩，但却能感觉到雨水。爱就是摸不着的，但你却能感觉到它带来的甜蜜。没有爱，你就不会快乐，也不想玩了。”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感觉到有无数条无形的线正穿梭在我和其他人的心灵中间。原来，我和爸爸、妈妈、老师以及许多人之间，那种彼此心意相连的感觉就是“爱”呀！

在学会思考，了解了抽象的概念后，莎莉文老师又开始教我阅读。

从我能够用手拼出第一个单词开始，莎莉文老师就为我制作了一些硬纸片，上面有凸起的字。我很快就知道了，每一个凸起的字都代表某种物体、某种行为或某种特性。她还为我准备了一个框架，可以把那些单字排列成短句。这成了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我和老师有时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屋子里的东西常常被我们摆成了语句。当我找到某些词，并把它们排列成一句意思通顺、合情合理的话时，我就像在玩捉迷藏时逮着一个人一样兴奋不已。也正是通过这样浅显的游戏，我开始了阅读。

除了在房间里的讲解，我们还经常坐在户外，在阳光明媚的树林里读书、学习。在这里，那些嗡嗡作响、低声鸣叫、婉转歌唱或花繁叶茂的东西，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我常常把一些昆虫捂在手心里，蹲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它们的鸣叫；还常常和老师坐在一起，细心地感受微风吹过玉米田发出的沙沙声；还有，我们会去轻轻地抚摸在草地上吃草的小马，从周围散发出的青草的气息也让我们久久沉醉。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们还喜欢到果园去。在果子成熟的时节，毛茸茸的大桃子会垂到我的手中。如果一阵微风吹过，熟透了的苹果就会滚落在地。我会把它们捡起来，用围裙兜着，觉得自己好有收获呢！

每个老师都能把孩子领进教室，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使孩子真正学到东西。我的老师与我相亲相爱，密不可分，我永远也分不清，我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有多少是自己内心固有的，又有多少是她赐予我的。她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才能、我的抱负和我的欢乐，无不由她的爱点化而成。

老师到我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就要来了。家里的每个人都在为我准备着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而我和莎莉文老师也在秘密地为家人准备着礼物。

家人总是用猜礼物的办法让我多学一些字，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围着暖烘烘的火炉玩这种猜谜游戏。圣诞节一天天临近，我也越来越兴奋。

平安夜，我把长袜挂在床头，躺在床上，却久久无法入睡，我想看看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会做些什么？可是后来，我却抱着晚上新得到的洋娃娃和白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第一个起床，全家人都被我“圣诞快乐”的手语弄醒了。我不仅在长袜里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礼物，而且在桌子上、椅子上，甚至是门槛以及每个窗棂上，几乎我每迈出一步，都能碰到一件令我惊喜的圣诞节礼物。而当莎莉文小姐送给我一只金丝雀的时候，我更是高兴得无以言表。虽然后来一只大猫夺走了我的“小歌手”，但在老师和它陪伴我的那段日子，快乐笼罩了我的全身。

品味人生

转眼之间，莎莉文老师来我家已经一年多了。她对于我的教育，无论从知识教授的角度还是从个性塑造的角度，都是非常成功的。柏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高兴地给我的老师写了信：恭喜你！莎莉文小姐，你对海伦的教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希望你能将成功的经验带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也希望你能带海伦一起来。

就这样，1888年5月，莎莉文老师带着我开始了波士顿之行。

这次旅行和两年前的巴尔的摩之行迥然不同。此时我早已不再是那个易于激动、一刻也闲不住的小淘气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懂事乖巧的孩子，这一切当然都要归功于莎莉文对我的教育。

一到柏金斯盲人学校，我和那里的盲童就交上了朋友。当我知道他们会使用手语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同其他孩子交谈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在波士顿期间，我们参观了克邦山，乘船去了普利茅斯，还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呢！但是，一个月的拜访匆匆结束了。柏金斯盲人学校也快放暑假了。莎莉文小姐决定，暑假一到，就和她的好朋友霍布斯夫人带我去海边玩，为此，我日夜盼望着暑假的来临呢！

现在回想起来，那年暑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海。我一直没有机会接近海洋，甚至连海水的咸味都没有尝过，所以，在我心里充满了对海洋的好奇，我渴望能够触摸一下那一望无尽的大海，感受一下那汹涌澎湃的波涛。

终于，我们来到了海边。莎莉文小姐刚替我换好泳衣，我便迫不及待地在温暖的沙滩上奔跑起来，并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我感到巨浪的冲击和沉浮，令我快乐得有些战栗。突然，我的脚不小心撞上了一块岩石，随后一个浪头打在我头上。我伸出双手，拼命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可是只有海水和一些绊在腿上的海草。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浪花好像故意要和我玩耍一样，把我抛来抛去，弄得我晕头转向，真是可怕极了。那时，我似乎感到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没有生命，没有空气，没有温暖，没有爱。

但最终大海又把我抛上了岸。莎莉文小姐立即紧紧地把我抱在了怀里。“哦，”我当时想，“那是多可亲、多温暖的怀抱啊！”

那年秋天，我满载着美好的回忆，回到了南方的家乡。每当我回想起这次北方之行，心中便充满了欢乐。

在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我学会了很多知识，在我父母的照顾和莎莉文老师的教育下，我也不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儿了。可是，有一种欲望却一直在我身体里无休止地增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想说话的强烈冲动。

在这种欲望刚刚萌芽的时候，我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其实，在丧失听力和视力之前，我学说话是很快的，可自从得了那场病，一切都改变了。

后来，我学习了手语，可是，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我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感觉，并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像小鸟使劲儿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儿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可家里人都想方设法阻止我，他们怕我因学不好而灰心丧气。

1890年，我听到了一个与我一样的小女孩最终学会说话的故事，于是，我更加心急如焚，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的校长萨拉·福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我，教导我。这位可爱的、和蔼可亲的女士在听完了我们的“讲述”之后，答应要亲自教我说话。

每当福勒小姐发音的时候，她就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脸上，让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很用心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我居然学会了用嘴说M、P、A、S、T、I这六个字母。

福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连贯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子时，自己是何等惊喜！虽然它们在我嘴里只是断断续续的几个音节，但这毕竟是人类的语言呀。我意识到，从这一刻起，我的灵魂终于从无声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我知道，自己是一定可以直接与人交流，可以学会说话的。

从那天开始，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儿说话；当亲人们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动物能听从我的命令时，我的内心是何等的喜悦呀。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就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而且只有福勒小姐和莎莉文老师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在我学会了这些基本语音以后，倘若没有莎莉文老师的教导，以及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可能如此神速地学会自然的言语。

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虽然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地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笑容。

当我经过了艰苦的练习，最终真正学会说话时，我便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住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不知不觉，火车进站了，只见全家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她全身颤抖着，兴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地倾听我发出的每个字音。我的小妹妹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哦，爸爸，妈妈，我会说话了！”

我在大家的呵护下一天天地长大，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一朵乌云将笼罩住我快乐的童年，驱赶走我生活的全部乐趣。但是，在1892年的冬天，却真的发生了一件事，让我长时间沉浸在痛苦、忧虑和恐惧之中，一想到那段日子，我就不寒而栗。

在我学会说话后的那年秋天，我家在山间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都长。一天，莎莉文小姐在为我描述枫叶漫天交织的秋景时，我突然来了灵感，在盲人用的布莱叶纸板上写下了一个以秋天为主题的故事。当时，我文如泉涌，下笔千言，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

故事完成后，我念给莎莉文老师听。现在我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陶醉于那些精彩的段落的。晚餐时，我又把故事念给全家人听，大家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得这么好，也有人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要把它献给安纳诺斯先生。”

随后，我把故事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纳诺斯先生以庆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一件生日礼物，给我和莎莉文老师带来许多麻烦和困扰。

安纳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并把它刊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校刊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顶峰，但是很快地，我就跌到了痛苦与绝望的谷底。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我的《霜王》与玛格丽特·坎贝尔小姐的一篇名叫《霜仙女》的小说十分类似。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此，有人说，是我剽窃了玛格丽特·坎贝尔小姐的作品。

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惊讶又难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绞尽脑汁，回忆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什么书，是不是看过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但是，我却什么也没有想到。

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安纳诺斯先生还是相信我的，虽然他也深受此事的困扰，但还是对我很和善，他的态度让我放心多了。我想，至少还有人相信我是无辜的。

然而，就在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他，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过其他有关霜的作品，却从没谈起过玛格丽特·坎贝尔小姐的《霜仙女》。

没想到，这位老师在听了我的陈述之后，竟自以为是地认为莎莉文老师一定还是读过这篇文章的，所以，我才会与坎贝尔小姐写得如此雷同。

一向对我殷切照顾的安纳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对于我无辜的申辩充耳不闻。他甚至认为，莎莉文小姐和我故意窃取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我被带到一个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的“法庭”上，去回答他们关于这篇文章的种种疑问。

在“法庭”上，他们把莎莉文小姐支开，让我独自面对他们的盘问。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都能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纳诺斯先生正以责备的眼光瞧着我。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的心怦怦乱跳，语无伦次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这纯粹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可是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最后盘问结束，让我离开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根本没有心思去留意莎莉文小姐的安慰和朋友们的鼓励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号啕大哭，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自己活不到明天早上了。

莎莉文老师看到我因为一篇小说受了这么多折磨，决定仔细调查这件事。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终于发现，原来霍布斯夫人在1888年有一本坎贝尔小姐的书，那年夏天，我们和她正好在布鲁斯特一起度假。她为了给我解闷，当时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用手语“念”给我听。想必，《霜仙女》这个故事就是她那时“读”给我的吧。那时候，故事对我虽然没有意义，但其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拼词，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当时讲故事的情景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曾极力想记住那些生词。

后来，我忘掉了故事，而那些词汇却自然而然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并且丝毫没有让我觉得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坎贝尔小姐更是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

但是，从那以后，我写字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给妈妈写信，我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侵袭，总是反复念着每一个句子，直到确定它们不是书中读过的句子时才停下来。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予我鼓励，也许我再也不会去碰笔和纸了。

在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乡和亲人团聚，在那里，我很快乐，把所有的忧愁几乎都抛在了脑后。在这段时间里，莎莉文老师一直安慰我，并且尽力帮助我，为的就是能使我恢复往昔的自信，她把我的稿子投寄到《青年之友》杂志，没想到的是，这份刊物不但录用了我的文章，而且还希望我写一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题的连载文章。而那时，我只有十二岁。正是这份约稿，成为了治愈我心灵创伤的特效药，是它，让我重新找到了写作的信心和乐趣。

1893年，我生命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为了庆祝克利福兰总统就职，华盛顿举行了世界博览会。我的老师和父母带我到那里去参观。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特别照顾我，允许我抚摸展品，我迫不及待而又“贪得无厌”地用手指去触摸每件让我着魔的展品，尤其是那些法国铜像，它们一个个栩栩如生，我甚至怀疑它们是天使下凡，只是被艺术家捉住才还以人形的。

我要上哈佛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不但读了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还煞有介事地学习了一点点法语，那时，我总是试着掌握法语的发音和语法，甚至还兴趣盎然地读一些法语的著作呢！

除此以外，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的语文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我常常摸着书高声朗读给莎莉文小姐听，并且不时地背诵几段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而她不断地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

1894年夏天，通过美国聋哑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推荐，我顺利地进入了纽约市的莱特·哈马逊聋哑学校上学。

那一年的10月，在莎莉文小姐的陪同下，我开始了学校生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这里不但能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还开设了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这一大堆让我着迷的课程。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就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在场的朋友们都很惊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卫斯理女子学院，而要选择考试难度很高的哈佛大学呢？”而我的回答是：“因为卫斯理只有女生，而我要读男女生都收的学校！”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朋友的反对，偏要跟正常的女孩一争高低。我决定去剑桥女子中学，这正是通往哈佛大学，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终于在两年以后，我考入了剑桥女子中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应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正常的孩子一起求学。由于老师上课的方式都是针对正常人，所以，我只能让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用手语“翻译”给我听。

可是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却突然去世了。他一直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可以想象，在这之后，我和母亲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之中。但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的故事，正是靠着他们的资助，我得以继续上学。

在剑桥女子中学，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课余时间，她还帮我从字典里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版本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在第一年里，由于语言水平的提高，我阅读了凯撒的《高卢战记》、席勒的《钟之歌》、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等著作。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文学的巨大魅力，一个梦想也随之而来——我，一个又聋又盲的人，能不能也写出这样给人心灵以强烈震撼的文章呢？时至今日，这些书当初带给我的极大的愉快，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在一起生活的乐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有时还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我们在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丝毫感觉不到自己与她们的不同，她们中的一些女孩甚至饶有兴趣地学习了手语，使得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再也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在剑桥中学的三年学习时间里，一共要参加两次德克利夫学院的考试。如果两次成绩都达到标准，才能进入哈佛大学。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正是第一次考试的日子。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和罗马史，考试时间共九个小时。我不但顺利地通过了每门考试，而且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呢！

真正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这些考试的方式和当时的情形。每天早晨九点，我的试卷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学院。为了公平起见，每个考生都是以编码代替姓名，我的号码是233。但由于我用打字机答卷，情况特殊，自然也就没办法隐藏身份了。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干扰别人，学校特意单独为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每道题都是校长吉尔曼先生用手语“读”在我的手心上，之后，我再来重复，这样来确定我没有误解题目的意思。

第一天考德语，校长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他先把试卷看了一遍，接着就开始一句一句地“读”，“读”完之后，我再把每个字复述一遍。第一天的考题很难，我从一开始，心里就十分紧张，唯恐时间不够。当我回答完毕时，吉尔曼先生又把我打出的答案写在我的手心里，以便我检查，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再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便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需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

检查好了之后，吉尔曼先生会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且附上一张证明：第233号考生海伦·凯勒亲自完成这份试卷，特此证明。

其他几门科目的考试，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完成的。我特别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进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这场重要的考试。

在我第一次入学考试成绩合格以后，我顺利地开始了第二学年的课程。我知道，上大学的愿望已经完成了一半，而接下来的另外一半更重要。可是，在剑桥女子中学的第二年，我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一年的课程主要以数学为主，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学、希腊文等科目。本来数学、物理、代数、几何、三角就是最令我挠头的功课，又加上我所在的班级学生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我发现，莎莉文小姐那双灵巧的手也已经实在胜任不了如此多、如此沉重的任务了，可是，求知的欲望又在强烈地折磨着我，我只能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感谢她，除此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本来，我必须和其他同学一样，在课堂上做代数、几何和物理的题目，但对于我来说，把题目弄明白就已经很吃力了，根本就无法跟上老师的速度。学习中这时时处处的障碍，真的令我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我还常常肆意地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老师发脾气、耍性子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好朋友，而且还是引导我前进，为我披荆斩棘的使者。

吉尔曼先生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11月17日，我因为有点儿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我只是有一点儿小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以至于我不能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我和莎莉文小姐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和妹妹一起从剑桥退学。

其后的八个月，母亲为我安排了剑桥女子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家庭辅导老师，指导我继续学习。基思先生每星期来到我家，教授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莎莉文小姐担任翻译。

我为大学入学考试所进行的准备就这样一直进行着。我发现，单独听课不但比在班级里好懂，而且轻松愉快，不需要跟在后面赶，也不会手忙脚乱。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我不明白的地方。

在数学方面，我的困难仍然比其他课程要多。但即使这样，基思先生也教得兴趣盎然，他把问题和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我能够完全理解。慢慢地，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调教下，我的思路逐渐变得清晰，推理也越来越严密，最终竟能冷静而合乎逻辑地找到答案了，我再也不是不着边际地瞎想，我终于可以学好数学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有时我笨得连自己都难以容忍，但他却总是非常温和并富有耐心地指导我。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入学考试的终试，也是我进入大学的最后一关！

第一天考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院不允许莎莉文小姐为我“读”试卷，特地请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文尼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国式的盲文。当我知道不是我熟悉的莎莉文小姐为我翻译时，我本来就紧张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虽然历尽艰难困苦，我的入学考试总算结束了，我随时可以进入德克利夫学院。然而，家人和朋友都建议，我入学之前最好再由基思先生辅导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的大学梦才得以实现。

进入德克利夫学院第一天的情景至今令我记忆犹新。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对于我这样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来说，大学就像个遥不可及的梦。虽然我曾经怀抱着无限的期望，期待梦想成真，但当它真正变成现实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按捺不住地激动与感激！我知道，将来的生活还会有许多障碍，然而我却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生命充满奇迹。

我热切盼望的大学生活终于开始了。在我面前，是一个美丽而光明的新世界。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心灵上像别人一样自由。

大学第一年的功课有法文、德文、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法文方面，我欣赏了许多名家的作品；德文方面我读了歌德和席勒的诗歌。我很快就把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8世纪的历史复习了一遍；在英国文学方面，我用批判的眼光研究了米尔顿的诗歌和他的《阿罗派帝卡》。

其实，时至今日，我仍然常常怀疑自己是如何克服进入大学后的种种困难的。在教室里，我只有一个人，教授好像遥不可及，莎莉文尽可能将教授讲课的内容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在匆忙之中，讲课人的个性特点却丧失殆尽。对于那些急速地拼写到我手上的字，我就好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常常望尘莫及。

我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正忙于听讲。通常回家后，我才把脑子里记的东西赶快写下来。我的练习、作业和各种考试都是用打字机完成的。

还有，我所学习的各种教材很少是盲文本的，因此，不得不请别人将内容拼写在我手中，于是预习功课的时间也就要比别的同学费时得多。有时，一点儿小事要付出很多的心血，不免急躁起来。一想到我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几个章节，而别的同学都在外面嬉笑、唱歌、跳舞，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没过一会儿，我又会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要想得到真才实学，就必须去攀登奇山险峰。既然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任何捷径，那么，我就得走自己迂回曲折的小路。

在这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滑落过好几次，跌倒、爬不上去，甚至是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我曾经发过脾气，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不甘屈服。我想征服命运，以至于我每取得一点儿进步，心灵便受到一份鼓舞。它越来越热切，我便越发地奋勇攀登，渐渐地，我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我常常鼓励自己，如果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璀璨的云端、蓝天的深处，而那里正是我希望的顶峰。

大学二年级是我最快乐的一年，我所学习的功课都特别有趣：英文写作、英国文学、圣经、美洲和欧洲的政府制度、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抒情诗和拉丁喜剧。

可大学生活中最恐怖的要算各种各样的考试了，虽然我已顺利通过了许多次，把它们打翻在地，但它们每次总能爬起来，张着一副狰狞的面孔再次朝我扑来，吓得我灵魂出窍。考试前几天我拼命地往脑子里塞进各种各样神秘的公式和无法消化的年代资料——犹如强行咽下那些无法入口的食物，我那时真希望能同书本一起葬身海底，远离尘世。

在进入德克利夫学院以前，我把大学生活想象得十分浪漫，如今这浪漫主义的光环已经消失。但在从浪漫主义向现实的过渡中，我却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耐心，我们接受教育，要像在乡村散步一样，从容不迫，悠闲自得，胸怀宽广，兼收并蓄。这样得来的知识就好像无声的潮水，把各种深刻的思想毫无形迹地冲到我们的心田里。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分辨真伪、区别高低、掌握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种思想和业绩，也就触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生活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少女时代》了。当时，这些只是我每星期作文课上都要写的一篇作业而已，而且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们整理出版。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请多多提供帮助。”

明白对方的来意后，我就以功课太忙为由加以婉拒，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这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件事也知道？”“哈，谁叫我干这一行呢？”主编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学校里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

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了很长时间呢！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适当地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

每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时，就总是不知所措。

幸好，我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在德克利夫学院兼课，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从此之后，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就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约翰·梅西先生成了我和莎莉文小姐共同的好朋友。有时候，我们租了有篷的马车四处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着香浓的咖啡，或者吃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好似神仙。

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个夜晚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

在这些愉快的日子里，四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1904年，我顺利地拿到了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证书。我想，我能够完成大学的学业，当然要感谢很多人，而其中最应该感谢的，毫无疑问，是我的恩师莎莉文小姐。当时，我甚至想，她也应该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呢！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长久以来，我一直期望着莎莉文老师能遇到一个好男人，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是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在一幢白色的美丽的房子里进行的。婚礼之后，梅西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去南部度假。

热爱生活

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我常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日后能为人类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世界上的职业何止千万种，我要选哪一种才能发挥出我全部的能量为人类造福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不过，我的朋友们倒替我想好了，他们建议我：“海伦，也许你根本不必花这么大力气接受大学教育！如果你把精力全都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一定是最大的，说不定，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呢！”

其实，在我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贫民窟，在那里，我了解到许多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孩子，他们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周围是一片寂静，甚至连一所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立下了要为盲人和在苦难中的儿童做些事情的志愿，然而，我更知道，自己必须先完成大学学业，才能有更充实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在大学毕业以后，我更加专心地思考盲人的问题了。在我看来，有两件事对盲人来讲是当务之急：第一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该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那么，盲人的受教育水平自然就可以提高了。

于是，我开始在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盲人问题的文章，并且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并四处演讲，希望盲人的问题能够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那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紧接着，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像《盲人世界》、《盲人之声》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接二连三地创办起来了。

同时，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约稿不断，甚至有点儿应接不暇了。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可是，令我失望的是，这些委员会的官员们却没有一点儿为盲人服务的真心和实际行动。在干了几个月之后，我便愤然辞职了。

但是，我心里知道，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通过团体的力量不可，唯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为此，我必须重新开始练习演讲的技巧，使自己对语言的应用更加纯熟。

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塔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已经在喉头上打转，却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的我觉得自己犹如射出一发炮弹，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然而，我终究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的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说话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难了，我有点儿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总归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因此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了更加勤奋的练习。直到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每当我演讲时，总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听众，老人、小孩、富翁、穷人，甚至是盲、聋、哑等各种身体上有残障的人。我一想到下面的许多听众和我一样不幸的时候，就极力想办法安慰、鼓励他们。虽然那时候，我的演讲是那么生涩和不自然，但每次我都能得到雷鸣般的掌声。

刚学会说话时，我还不太敢出外演讲，因为往往不知道说些什么。由于我与老师很受欢迎，我们才有勇气开始到各处演讲。

莎莉文老师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她生动的描述，常令听者深受感动，尤其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莎莉文老师的演讲通常需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我就默默地坐在一旁阅读随身带来的盲文书籍。

老师讲完就轮到我，有人会来引领我上台。我首先以手指放在老师的口唇上，向台下的人证明我可以经由老师嘴唇的动作知道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回答听者提出来的问题。通常，我都乘机向他们表示，只要有信心、恒心与毅力，人类的潜能往往能达到某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同时，我也说明人类应该互助合作的道理。

可是，真正令我着急的是，我的发音不够准确，以至于有时听众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有时，说到一半时会冒出怪声，声音低沉而又含糊。我一再努力想改善，但始终无法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来。

每当我强调某句话，想让听众们都能听清楚时，我的喉咙更是跟我作对，舌头也变得不灵活。这时，我当然又紧张又着急，可是越急就越糟，别提有多狼狈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总是想到自己的演讲有多么糟，而且只要感觉到现场有一点儿声响，我就不知所措，以至于语无伦次，因此感到非常不自在。当我感觉场内有椅子移动或场外有车子驶过的声音时，有时竟会情不自禁地焦躁甚至抽泣起来。

1913年，我做了两次横跨美国大陆的演讲旅行。不料，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反对战争，可是却无能为力！于是，我渐渐停止了四处的演讲和奔波，并且离开了勒塞曼，我、母亲和莎莉文老师决定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此间，法兰西斯·米拉博士写来信，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并且希望我亲自参与。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认为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世界里引起人们对和平和善良的思考。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可是，电影真正开拍了以后，我才知道，导演并不是完全忠于我生活的事实，他们为我的生活凭空添加了许多戏剧化的情节，结果，电影的反响很不好。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的生活由绚烂重归平静。这期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拮据，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替莎莉文老师考虑一下未来了：等到她老了，用什么来养老呢？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个消息传出后，我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可是，在我心里，始终都是为了我那可敬老师的晚年。

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从一开始就感到有点儿别扭。因为刚开始时，我的名字总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儿不是滋味儿。

然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却感到了愉快。在这个圈子里，我所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豪迈爽朗，热忱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非常感动。而且，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儿都不低俗，更没有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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