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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5 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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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瞿林东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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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史学人生

我的史学人生试读:

题记

从1959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时算起,我学习、研究历史和史学,至今已有五十六个年头了。其间,有许多时间并不是在思考专业,然而只要是思考专业问题,几十年来,想得最多的,莫过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感悟、回忆老师一辈学者的器识和风范;二是结合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研读一些史书,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品评它们的旨趣;三是探索史学演进的轨迹,以及它跟社会与人生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或许可以概括我的史学人生。

自1982年以来,我在《文史知识》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是《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厚爱,也是《文史知识》读者的关切。因此,我想寻找一种方式,把我上述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向《文史知识》的读者和史学界关心我的朋友们作一简要的汇报。“《文史知识》编委文丛”的编辑出版,使我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兴奋和感激之情,一言难尽!于是我拟了三个题目:一、领略师辈风范;二、品评史书旨趣;三、探究史学底蕴。乃以此为类例,选了二十几篇文章,短的千把字,长的万余字,分上中下三编,辑为一书,请大家批评。

上编,领略师辈风范:所辑文章皆关于老师一辈的学者,或直接在门下受业,或间接受到启迪和鼓励,或系忘年之交。笔者所受教益,终生不忘,几篇文章,难以表达其万一。

中编,品评史书旨趣:是根据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之古今论著而予以品评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是综论性的。

下编,探究史学底蕴:所谓“史学底蕴”,似乎不太好理解,依我的肤浅认识,史学底蕴是指史学中的思想及其外在表现形态在社会上的影响。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即探索史学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这里辑入的文章,多着眼于思想。这是因为,许多年来外国学者多不认为中国史学有思想、有理论,即使中国学者似也不十分看重这一点。此种情况,应有所改变才好,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瞿林东记于2015年6月5日上编领略师辈风范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

今年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往往都要提到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一句话:“我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白先生在世时,这句话在史学界已传开。现在,他已经去世近十年,人们对这句话的深意仍在重复着、思考着。

这句话的内涵和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作为他的学生,起初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只是感到白先生有一种十分乐观的从事自己事业的激情。直到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庆祝百年校庆之际,我得知中央电视台将在一个直播节目中,要我就白先生的学术成就谈谈自己的认识。这样重要的事情,我自然做了应有的准备。然而,当我到了中央电视台时,电视台的记者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他七十岁时才开始做学问,您是怎样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的?”直播很快就要开始,容不得我多想,只能很快地做一些思索,结合白先生平素的言谈,从时代、学品、积累和创新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直播开始了,当记者提出:“您是怎样理解白寿彝先生说的他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时,我按照临时的“准备”,面对全国的观众,回答说:

第一,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欢欣鼓舞。他常说,现在不像过去,总是在“开会”,安不下心来,做不了什么事情。现在好了,会开得少了,能够安心坐下来做点学问了。这几句话,当时讲得很自然、平常。白先生作为一个七十岁的学者,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动。在以往那些年代,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学问,但比之改革开放来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我说他对当时的时代有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应是比较贴切的。

第二,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我在做这一概括时,一时间想到了许多许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并曾多次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他的《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中国回教小史》《中国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及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等,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高的起点,因而受到同行的格外关注和重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影响面前,他在七十岁时却坦然地表示才开始做学问,表明他对“学问”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认为那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宝藏,学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学步”之中。白先生把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命名为“学步集”,正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境界。

第三,这句话还反映了白先生对于积累和创新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个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人,年届七十,自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对这种学术积累如何看待。在白先生看来,以往的积累,只是进行新的学术研究的准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住在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商量工作时,白先生很兴奋地说,现在条件好,可以坐下来写点东西,这两年几乎每个月都发表文章,这是过去做不到的。听到白先生这样说,我大胆地提出建议:是否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年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学步集》二集。白先生摇摇头微笑着说:“我现在想要做的,不是整理过去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我听了后,深悔自己失言。这件事情过去二十七八年了,宛如昨日。现在回想起来,白先生着手做的几件学术工作,一是大型《中国通史》编纂的起步,二是《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编写,三是《回族人物志》的筹划等,这些,都成了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卓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工作。正如他在1982年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郭志坤同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由此看来,白先生说的“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其含义之一,是把七十岁以前的学术积累看作是学术创新的起点,而起点愈高,其创新之意也愈显。白先生的学术生涯确确实实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与白寿彝先生在一起

人生几十年,往事如烟,时隐时现。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央电视台记者这次对我现场直接采访,以及记者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简要的回答,却记忆犹新,铭刻于心田。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纪念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些老先生在讲话中,表示要以白先生说的“七十岁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激励自己,表达出向白先生学习的心情,令人感动不已。这又激发起我对那次采访的回忆和思考,于是又有了两点新的认识。第一点认识是:“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出自一个史学家口中的质朴的话,却有超出其质朴品格的学术影响力。由此我又想到,这句话或许具有超出一般学术观点之上的一种治学精神而产生长久的影响,成为一代代后学激励自己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格言。第二点认识是:白先生以七十岁高龄表示“开始做学问”,充分显示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对于一个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来说,热爱生命固然重要,但珍惜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有社会影响的学者来说,生命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社会。因此,他的生命的价值,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又是这种个人价值社会化的体现。白先生以其生命中最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做了许多学术工作,尤其是完成了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巨著,为20世纪几代学人致力于“中国通史”编纂事业画上了一个极有分量的句号,矗立起一座中国通史的丰碑,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最后的生命之光。

在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想到了许多、许多。本文所说的这些,就是其中我最想说的事情之一。这里,我不禁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慨和敬意: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原载《群言》2009年第9期)通识和器局——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引言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想了很久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风格的理解,这就是:“通识”和“器局”。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通志·总序》),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文史通义·申郑》),以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全集·尊史》)。这是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史学家的“通识”和“器局”。

白先生学术的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史学上的通识和器局。对此,我以前有一点朦胧的认识,而现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我在阅读、学习中的那种激动和沉思交织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难忘。1981年底,我写了一篇读后的认识《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上面。其中,第三部分就是讲的“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的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一百八十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逝去,我对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多懂得了一点。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一 理论与通史

白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从未中断这种努力,也从未改变这一方向。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打开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时,在其目次中,映入我们眼帘的,赫然有这样几个标题:“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丰富的内容,白先生所强调的这几个基本原理,无疑是很重要的。诚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循的问题。”(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1页)从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来看,这几个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会引起这样那样争论的问题。白先生强调这几条原则,自有其针对性。

白先生善于把理论运用于指导他所从事的研究对象,不仅有明确的和坚定的信念,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艺术性。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真有一泻千里之感。举例来说,如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撰写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实则是一篇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宏论。文中不仅明确地划分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而且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一见解的核心价值,是充分地考虑到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变化。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其变化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占有形式和剥削形式的变化。具体说来,他把秦汉时期的世家地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五代宋元时期的品官地主和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的出现,并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的观点(参见《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22页),已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又如白先生在主持制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时,曾确定要写出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的理论性著作,作为统率《中国通史》的开卷之作。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白先生要我撰写“家庭”一章。白先生说,在《中国通史》中,难得有机会在某一个地方专门来写中国历史上的家庭,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必要在导论中对它的演变做一个概括的阐述。后因种种原因,《中国通史》的导论没有执行这一撰述计划,但白先生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构想。而目前我们所读到的《中国通史》“导论”卷所包含的九个问题,还是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它的主编的通识和器局。这九个问题是: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国家和法;

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中国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导论”卷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这里说的“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用“涉及面相当广泛”来表明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的价值,故作为“导论”卷的附录,这既可以反映编撰者的思路和工作进程,也可供将来的研究者参考。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上述九个方面的问题,既不是讨论历史过程,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阐述相关的理论认识。可以认为,这是比较系统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做的理论论述,是唯物史观取得民族形式的一种途径。在唯物史观受到来自国内外的非难和挑战的时候,《中国通史·导论卷》的出版,一方面反映了主编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指导下的学术群体的实事求是的、开放进取的学术心态。本书面世将近二十年了,仍然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而中文版已印刷了三十多次;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称颂,这同他在通史方面的通识和器局是密不可分的。二 民族观与民族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他的通识和器局,在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上面这段话,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显然,白先生的民族观的核心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开篇即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论述。白先生的这一民族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1951年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指出: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说,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个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尽管我们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到解放。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经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场上得到解放了。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等号。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们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后一个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们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从这三点来说,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25~26页)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0年,白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关系”(《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1页),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统一”和“多民族”的问题。可见,在四十年中,他的民族观是始终围绕着这一条主线贯穿着的。

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的见解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史研究的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点和重要的设想,这些论点和设想,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突出的积极影响。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白先生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一篇是《说民族史——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还有一篇是《关于民族史的工作——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1988年)。在这几篇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

首先,是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针对学术界久已存在的友好合作、互相打仗这两种对立的说法,白先生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53~54页)白先生的上述论断,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此论一出,原来的争论双方都表示认同,很少再有类似的争论了。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看待复杂的历史问题,既要从具体环节考察,更要从整体上和发展趋势上考察,既要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又要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辩证演进的前景。

其次,是关于主体民族问题。白先生出身于回族,但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能够从历史事实、从全民族的利益上来看待民族史问题。这里说的“主体民族”是他的民族史观的又一个重要论点。他认为: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绝不是这样。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但不等于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就一定要产生大汉族主义。白先生进一步分析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元代和清代的统治,尽管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当权,但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蒙古贵族、满洲贵族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定。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57页)白先生所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展白先生的上述论点,从元朝、清朝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历史文化认同方面做进一步的说明。应当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阐说,尚有很大的空间。作为白先生的门人,我们有责任去努力从事这一工作,使白先生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

再次,是关于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问题。白先生的民族史观和民族史研究,总是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观点和全局意识。他在讲到研究和撰写“多民族的统一”的历史时,强调指出: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第一点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关系,写成了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第二点是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这两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内容很要紧。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68页)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可以说是最重要、最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是真正把少数民族的地位放到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价值加以估量和评价。对于这一结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仍有深入理解、深入研究的必要。

此外,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和撰写民族史的其他问题,如:

——关于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工作和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指出,不应把资料的收集、整理看成是简单的工作。他说:正史中的资料、正史以外的资料、地下出土的资料,以及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资料、外国政府公布的档案资料等等,都应当关注。他认为:“这些年,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视得还不够,还不能摆在应有的地位上去看待。有些单位把资料工作一律看成是简单的工作,这是不对的。资料工作中,有比较简单的,有相当复杂的,有时比写论文还要难。”(《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2页)这些话,把资料的大致范围及其重要性都讲到了。

同时,白先生又强调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他既有原则又有分析地指出:又一件事,是理论方面的。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史里,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的发掘。我们对一些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史的结合,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民族史研究的正确方法。这是白先生始终不渝的治史宗旨,即以唯物史观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中提出理论性的认识,得出合理的历史结论,并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白先生还进一步解释重视理论在学术发展上的意义,他说: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需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必须付出艰苦劳动的工作。但同时,我们是在进行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意义是很深刻的。(《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3页)白先生从自己的治学经验中总结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极可宝贵的思想遗产。重温他的这些话,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分量。

——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问题。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造诣,使他往往从中国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来看待史书编纂问题。他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他说:民族史的写法不要千篇一律。不一定都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形式,体裁可以有多种。否则很多东西不易写进去,要不拘形式。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要写得太呆板。不要只引用经典著作。经典著作的结论,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具体的。比如说,某个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说。这都有个长期的过程。写书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传说。汉族的历史就有很多传说嘛。写明它是历史传说就是了。有的传说可能失真,但不能说完全没有真实性。它总有个历史的影子嘛。提供材料、讨论,需要人多一些,但写书时无须太多人。人多了不好办,改也不好改,总得有拿主意的人。学术问题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写成的书稿要保证有一定的水平。(《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69页)理论、形式、历史、传说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是历史编纂中要碰到、要正确处置的问题,白先生也都讲到了。可以看出,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从一般性原则到如何着手去做,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是他亲身的经验,有些是他的设想,都值得后人珍惜。

除了在理论、方法论的遗产方面,白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四卷本,宁夏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回回民族史》(上下卷,中华书局,2003年)反映了他在民族史撰述上的主要成就。三 史学史论与史学史撰述

白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教学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便以较多的精力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创办了《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目前,这一学术季刊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和研究,同样显示出他的通识和器局,从而得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同行的尊敬。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通识和器局,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认识和阐述。中国史学在目录学方面有丰富的遗产,而在20世纪上半叶又有多种史部目录解题或要籍介绍的专书问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怎样从史部目录学和要籍介绍的性质走出来,从而走出一条史学史这门专业、学问的发展史?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20世纪前期,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做了初步的尝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在教学中也做了可贵的努力,这见于他的学生们所整理的讲稿《中国史学史稿》。白先生认为,要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推进到新的高度,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是“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以及努力做到理论和资料的结合。他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阐明规律(包括思想发展的规律和一些技术上的规律)是可以做到的。而总结成果主要是下功夫研究史学上的一些代表作。而这两点,只有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详细占有资料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5~601页)。《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一篇理论文章,如果我们联想到白先生此前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三十部代表作的有关见解,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丰富内涵。白先生在1961年撰写的《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中,提出了应当重视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含对历史观的研究、对历史观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关于史料学遗产的研究,三是关于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四是关于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五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六是关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七是关于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72~479页)。其中,有些观点他在80年代所写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94~550页)。显然,我们如果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有关历史著作来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不断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

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人们常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对此,白先生从大处着眼,提出了三十部著作,建议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朋友们作为阅读、研究的参考。他在1987年对史学研究所举办的面向全国的中国史学史助教进修班的学员的讲话中,讲到了读书问题,他说: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们必须读。这二十七部是:《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就同学们讲,这么多书一年里读不完,十年念完就是很不错的了。怎么办?我想这个投资是必要的,有机会可以买上,没有这几部书是不行的。(《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291~292页)白先生推荐的这些书,在白先生主编的《史学史研究》的“读书会”的栏目中多有评价,受到读者的重视。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白先生治学,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其指归。白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论集》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后改名为《中国史学史》)、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等,反映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第二,是倡导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史学史的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史学史研究者如何在顾及整体面貌研究的同时,捕捉重大问题作深入研究,这是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战略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白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1984年,白先生发表了一篇文字甚短而分量极重的文章,即《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文章首先概括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状况,指出:“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数量还不大,但总是慢慢地多了起来。这些书,在见解和功力上,相互间的差距相当大。但也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白先生在平时同他身边的研究人员曾这样形象地比喻过: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第一代产品,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产品,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完成第二代产品并向第三代产品过渡。可见,他是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以及他所领导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置于整个学术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来估量的。唯其如此,他总是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新的见解,以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03页)依我个人的浅见,白先生在这里说的“甩掉旧的躯壳”,就是要摆脱“史部目录学”和“史书要籍介绍”的影响,展开对中国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研究,当然包括对上文所说到的那些问题的研究。而这里说的“大踏步前进”,这一方面同历史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学科建设有关。这正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学者的本色的体现:他的学术脉搏总是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那么,白先生所说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呢?文章这样说: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家学、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03页)概括说来,这里说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历史的认识,一是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重在认识历史的规律;对史学的认识,重在对史学功用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有认识了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才可能认识种种史学现象和史学的本质。诚然,史学史研究者真正走到了这一步,那就不仅“甩掉旧的躯壳”,而且可以“大踏步前进”了。

我常常在想: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朋友,多了解、认识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那么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同样,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倘能多关注一些史学史的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定也会有新的起色。在我们纪念白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重温他的这些卓见,再一次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第三,是提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目标。这实际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1983年,白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作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演讲包含了六个部分,白先生开宗明义说:我所谈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可以说的问题不少,我想谈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7页)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民族特点”,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建设”,是需要史学工作者去认识、去实践、去创造,才可能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这篇演讲中,并没有过多地讲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性等有关理论问题,而是以一个史学大家的通识和器局,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提出了人们可以认识、可以实践的具体路径。

他讲的“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是提出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关于历史资料,白先生认为:“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许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8页)他的结论是:“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改变。要看到历史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还是富有生命力、还能够加以利用,还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我们学历史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问题。把历史资料的作用看得宽一点、深一点,对历史资料本身也增加活力,容易跟现实结合,不至于把它看成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毫无联系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白先生对历史资料的阐说,饱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即既看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又看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白先生再一次强调了总结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四个方面遗产的重要性,指出:“对史学遗产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总结,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我们有民族特点的史学作出贡献。”(《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9页)

至于“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问题,他一方面指出理论同现实的关系,认为应当“从历史现实里边总结出理论,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理论是要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的重要性,指出:“有理论跟没有理论大不相同”,有理论,“可以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地前进,更准确地前进”(《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15页)。他从理论同实践的关系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并把这一认识和史学工作联系起来,指出:有了理论,见于现实;有了理论,指导实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得到大家认识一致了,基本上一致了,或者大部分一致了,这个理论才能变成现实。把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上,也是一个道理。我们要总结中国的历史,要总结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之间的共同性、差异性,总结一下在马克思普遍真理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懂得规律了,有利于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提高。总结规律的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是这条路必须走,不管怎样走。现在有一些人在探讨许多枝枝节节的问题,这也有用处,但光这样不行,还应该抓大的,纵观全局,从理论上看,在理论上下功夫。(《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15页)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这番话,对今天的史学工作仍有指导的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研究历史,要重视全局,要提高理论水平,要努力发现和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流连忘返。

关于“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白先生现身说法地讲道:我们历史工作者,是不是有很多人考虑历史教育的问题?我还不敢说。从我个人来讲,在历史系工作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最近两年才考虑教育问题。我过去对历史研究考虑得多,对历史教学考虑少了一些,对历史教育就没有考虑。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历史教学的成果,对历史教育有影响,这是不错的。但是主观上自觉地考虑教育问题不够。这反映我们的学术工作、教学工作还是有学院式的味道,眼睛没有看见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前途的关系,没有看见对于培养下一代人的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讲,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15~316页)他的这些话,是真正的出自肺腑之言。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谈话有二十篇之多,这在史学家中是少见的,可见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确已发展到很高的境界。他在1982年还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在此书的题记中,白先生坦率地表明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写道: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作为一代著名史学家,白先生如此真诚地检讨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的思想,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着实感到惭愧和内疚,从而激发起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的热情。时下,关于“历史”方面的“讲坛”在在多有,为历史结论“翻案”的“新论”层出不穷,这自然是打着“观众需要”的旗号,但这旗号的背面恐怕还是隐约地写着“媚俗”和“效益”的注释。面对这样的情况,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真的应当像白先生当年那样,严肃地思考历史教育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同自己的工作、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白寿彝先生!结语

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不仅在通史、民族史、史学史领域“自为经纬”,而且贯通于这几个领域之中:他主持的通史编纂,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思想,而且体现出史学史中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他主持的民族史、史学史撰述,则蕴含着通史的背景和底蕴。不仅如此,他的通识和器局,还反映在他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并在许多方面付诸实践,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这样说过:“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又说:“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之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明儒学案·凡例》)我跟随白先生学习、工作多年,也在时时思考先生治学之宗旨,为的是希望早些摸索到“入门”处。然思之愈久,则愈觉先生之高不可攀。现在有一点点体会,也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那么,以我现在的认识,如何来概括先生的治学宗旨呢?我想借用章学诚评价郑樵的话来作这样的比喻,或许是比较恰当的。章学诚称赞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申郑》)白先生治史,倡导通识,在“承通史家风”方面,卓然名家。他在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及其相关著作,亦可谓“自为经纬”之说。这可以说是白先生继承前人的地方。但白先生更有超过前人之处,亦如章学诚所言:“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文史通义·言公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意”,自应依据作者所处的时代予以探究。白先生治史所追求的“意”,是着眼全局,阐明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论,正是他能够继承前人而又超越前人的真谛。

这里,我又想起了唐人对史学家的要求,即“博闻强识,疏通知远”(《隋书·经籍志二》大序)。对这两句话似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博闻强识”是“疏通知远”的基础,“疏通知远”是“博闻强识”的提升;还有一种理解是:“博闻强识”和“疏通知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知识积累和器局熔炼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论人们作怎样的理解,白先生在治史方面所具有的通识和器局,都可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史学大家。在我看来,长于通识,贵有器局,这就是白寿彝先生的治史特点和治学宗旨。

对于一位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来说,人生有涯而其学术生命却可长存于世。白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宗旨、学术成就,必将嘉惠于一代代后辈学人,推动学术的发展、新生!(原载《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白寿彝教授谈读书一封关于读书会的信

去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白寿彝教授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打印的信,全文是:xxx同志:多年来,我总想有个经常性的机会,大家谈谈读书心得,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我想,这对于开阔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现在想把这个想法试行一下。拟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上旬,邀请少数同志谈谈对八一年新出史学书刊的意见。对一本书也好,一本刊物也好,一篇文章也好,希望您准备一下,最好先把题目告诉我。具体聚会日期和地点,另行通知。此致敬礼白寿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读了这信,深受教育。寿彝先生年事已高,研究任务和社会工作都十分繁重,为何还要分出宝贵的时间亲自来抓读书会?当然,重视读书,讲究读书方法,这确是寿彝先生一贯的治学主张。但是,恐怕这还不是他主张把有关读书会的想法“试行一下”的直接原因。这个直接原因是:他认为,现在不少史学工作者,或从事教学,或从事研究,大多缺乏认真读书、深入钻研问题的工夫。他说:“现在学术界有的同志,抓住几条材料拼凑成文,没有下工夫读书,我看这不是治学的大路子。”寿彝先生当了多年系主任,近几年来又兼管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他始终认为,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他抓读书会,看起来似是琐碎事情,实则是端正学风的大事。对于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来讲,亦可谓“治本”措施之一。“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

当代人要读当代书,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我们一些研究历史的同志,特别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同志,虽说都是当代人,却未必都对当代书发生兴趣。要说这是一个优点,大概谈不上;若说是一个缺点,也真有人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但不愿承认它。一月上旬,我参加了寿彝先生邀集的读书会,他在读书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历史界有个习惯,不大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这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思想很狭隘,水平提不高。现在还是出了一些好书,漠然视之,是不对的。”他的这些话,不仅指出了一些史学工作者治学的缺陷,而且也说明了这缺陷的危害。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忽视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闭目塞听,自以为是,是难于在学术上有大作为的。有些搞中国史的人,常常慨叹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原始材料,穷年累月,无暇他顾,所以对当代人的著作也就不免有些冷漠。而冷漠的结果,是孤陋寡闻,常走弯路。记得《吕氏春秋·察今》篇有几句话是:“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这里讲的“近”与“远”、“今”与“古”、“所见”与“所不见”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对于读书来说,也还是有启发的。如果不关心今人对史事的研究,不努力从今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那么,即便“皓首穷史”,也未必能有所成就。

寿彝先生关于读书会的信,特意强调“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尤其是“对八一年新出史学书刊的意见”,认为“这对于开阔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他的这些话,他提倡这样的读书会,正是他循循然希望我们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治学的道路上,不要走这种弯路,吃这种亏。“不捧场,也不挑眼”

当代人读当代书,于自己的思想和治学无疑都大有裨益。如果能在读书会上对所读书刊发表一些看法,那么,对其他人也会有所启发。倘若再把这种看法写成评论文章,发表出来,那无疑会促进学术的繁荣。可见,开展书评,的确是很要紧的事。

然而,言之容易,行则难矣。寿彝先生常说:“我国的文学界就够脆弱的了,而史学界比文学界还要脆弱。缺少评论,缺少批评和反批评。有许多书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没人过问,久而久之,湮没无闻。这种现象,是有碍于学术的繁荣的。”他说:“国外有些杂志,书评所占篇幅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借鉴。”

学术上的繁荣进步,要靠评论工作来促进,光有出版物而没有评论,学术界的著作水平是很难迅速提高的。怎样开展书评呢?寿彝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书,组织读书会。每次会议,可以以一部书为中心,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说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同这种读书会活动并行的,有关报刊可以多组织一些书评。”当然,读书会的形式和有关报刊的支持,是开展书评的重要条件,但关键还在于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赞扬,但不捧场;批评,但决不挑眼。目前流行的一些介绍性书评,似尚有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必要,而专题性书评,则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还需要鼓励、提倡。

寿彝先生对于他的这些主张、想法,并非只是流于空言,而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季刊,就把评论当代史家和史书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如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纪念陈援庵、顾颉刚二位老先生的文章等,对当代史家和史书也都有不少中肯的论断。有一次,寿彝先生带着热烈的情绪对我们说:“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学风:一部著作出版了,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人,更要关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而且对作者和广大读者都有益处。”我想,果能如此的话,那么,史学评论的发展一定会成为我国史学繁荣的先兆。“读书之‘读’,是有抽绎之意”

开卷有益,这话固然是不错的。然而“益”之多寡,却又在于如何去读。善治学者,首先在于善读书。我们常说:“打算多读点书。”但对读书的“读”,却未曾深想过,这是不善于读书的一种表现。

寿彝先生说:“读书要下功夫,写书评也要下功夫。”所谓“下功夫”,不应仅仅理解为时间的延续和次数的增加,而是首先在于善读。他说: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诗·鄘风·墙有茨》把“不可读”列于“不可道”“不可详”之后,意思应比“道”(道说)、“详”(详说)更深一些。《毛传》:“读,抽也。”《郑笺》:“抽犹出也。”是有抽绎之意。这个古义,我觉得很好。《孔疏》以为:“此为诵读,于义亦通。”这是孔颖达的浅见。这是寿彝先生二十年前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则短文中的一段话,讲得精辟透彻、耐人寻味。当然,他对于读书之“读”的寻讨和阐发,绝不是由于对文字训诂发生了特殊兴趣,而是反映了他自己对于读书的认识、理解和要求。我们通常“看书”“读书”,可能多是观看、阅览、诵读,而非“抽绎”。前者是一种省气力、少获益的读书方法。读书要能作到“抽绎”,即抽出要旨,理出头绪,只有在真正理解了所读之书之后才能达到,而且要有概括和提炼的功夫;否则,是“抽绎”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难,这是当然的。但既要读书,还能怕难么!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关于读书的这些经验之谈,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原载《读书》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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