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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5 11: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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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绵厚,朴文英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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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试读:

作者简介

王绵厚,男,1945年5月生,辽宁鞍山海城人。196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年—1984 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古文献研究班。历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曾兼任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大连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区划与地名学会副会长、辽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作为多年来从事东北历史考古和古民族研究的专家,王绵厚尤致力东北历史地理、交通史、秦汉史和高句丽边疆民族考古及长城研究。在“七五”至“十二五”的期间,共完成国家和省重点课题规划 8 项,出版专著十余部。其中主要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辽海印信图录》,总撰《辽宁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两部。著有《东北古代交通》《秦汉东北史》《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卷)《高句丽古城研究》《高句丽与濊貊研究》《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编)等。参与编著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国城市地图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等专著、专集多部 , 并在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 120 余篇。其中,《高句丽古城研究》和《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政府一等奖和二等奖。朴文英,女,1966年生,朝鲜族。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同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1996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为民族文物鉴定,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现为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纺织品、服饰类文物的展览设计和研究,尤其对古代缂丝、刺绣工艺有较深入的研究。有《中华锦绣·缂丝卷》(苏州大学出版社)《华彩若英》(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学术著作以及多篇论文。■2004年,李健才(右)、王绵厚(左)最后一次共同考古调查■《东北古代交通》出版后李健才给王绵厚的信■1994年11月,本书作者在韩国庆州考察新罗“天马冢”■1999年,王绵厚考察奈良东大寺■1997年,王绵厚在韩国京畿道博物馆作学术报告(左)■2001年,王绵厚在海参崴博物馆重修永宁寺碑记前■2010年1月,王绵厚考察营口石棚峪石棚■1984年,在金上京遗址阿骨打墓考察(从左至右:黄凤岐、冯永谦、郑绍忠、孙进己、王绵厚)■1985年,王绵厚在松花江考察水道交通■辽阳棒台子汉墓车骑出行壁画(局部)■集安“国内城”西墙■辽阳燕州城石墙一段■平壤“安鹤宫”城墙■平壤“长安城”一段石墙■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辽祖州石房子■辽中京大明塔■北镇双塔■元上都遗址■辽中京南墙远眺■辽庆州白塔■吉林叶赫古城遗址■永安石桥

序言

数月前,接到学兄王绵厚先生的电话,请我为他与朴文英合著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写序言,接着就收到了寄来的打印书稿。望着眼前厚厚的一摞书稿,颇为踌躇忐忑 :一是王绵厚学兄学养深厚,多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学术造诣非我所及,为其力作写序,感到汗颜;二是我对于古代历史地理特别是我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历史地理,完全是门外汉,为这样的学术著作写序,无异于班门弄斧。但学兄之命难违,只能在拜读两遍书稿之后,以感言强充为序。《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全书共50余万字,按时代顺序清晰详尽地论述了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地区,从上古至清王朝的海陆交通发轫、发展、繁荣的历时过程。虽然王绵厚先生在“

自序

”中谦逊地表示,这部著作是对20世纪他与李健才合著的《东北古代交通》的修订,是对“旧著的某些补充、拓展和完善”,但新著无论在研究所涉地域跨度、内容深度,还是在学术信息量和文字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旧著,可称是一部全新的学术著作。

综观全书,可以明确看出作者撰写理念的四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体例严谨,论证严密,图文并茂。全书按时代顺序共分11章,体现了这一地区古代交通,从“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再向“社会交通”的历史发展演变顺序。而第三章之后各章,即秦汉以后的社会交通,无疑是作者研究和论述的重点,全书的精华点也正在这些章节中。正如作者所说,其中的“每一节都可以成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独立专题”,可当做独立的学术论文来阅读。在重要章节的后面,都附有绘制精美的交通路线图,使读者可以图文对照,一目了然。在论述各时期主要海陆交通路线的章节中,条分缕析,章法森严。一般是先确定其始点和终点,阐释其意义和价值,然后将交通路线上重要节点的郡县城邑和关隘山川等逐一确定地望,考订建置时间,最后再利用发生在这条交通路线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行程录》加以论证。辽代以前的交通路线,多以正史中记载的军事行军路线为证;辽金以后的交通路线,多以使节的《行程录》、地方官吏的《行部志》和帝王东巡记载为证。使人在读每一章节时,都像是随着作者的笔触而穿山涉水。

第二个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的成果。历史地理学离不开文献,但仅依赖文献恰恰是历史地理学的大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地理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实证的学科,而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正是日益发达的当代考古学。通观全书,作者几乎对每条古代交通路线上的郡县城邑、山川关隘和古道港口,都利用考古学成果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多处纠正了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中的讹误。一部边疆地域交通史著作能够融会、吸收如此巨量的考古学成果和信息,在当代史地著作中堪称独步。

第三个特点是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对交通史的贡献。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表现在交通史上,是郡国交通与部族交通的长期共存和互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通过对“朝贡路线”的考订,清晰、准确地勾勒出早期部族交通概况,而且对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交通文化进行了系统阐述。汉魏晋以后,东北地区先后出现了高句丽、三燕、渤海、辽、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北魏、辽、金、元等起源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北方王朝的重要领地。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东北与东北亚交通文化按时代展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其中辽、金、元时期设专章作了详述,而对于影响巨大的渤海国的交通文化,虽没有设置专章,也在第五章用两节的篇幅进行了论述,并附表详列了渤海国与日本的交聘往来。全书鲜明地展示了古代东北各少数民族对交通文化的重大贡献,揭示了它们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第四个特点是重视与交通史迹相关的社会人文内涵的发掘和阐释。在论述重要的交通史迹时,将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一并进行介绍,使文化遗产与鲜活的人的历史活动水乳交融,凸显了交通史迹的重要作用。对于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相关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如骑射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东传,也进行了翔实的论证。这种重视历史与文化的编写理念,极大地丰厚了全书的人文内涵。

通过这部著作,两位作者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迹和交通文化,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从这一地区各条古交通线上传来的行政、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烈历史脉动。诸多重大学术悬疑的破解,使这部著作成为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的一部信史。就笔者陋见,这是目前所见中国边疆史地专著中学术含量最高的一部著作。当然,这是两位作者特别是王绵厚先生多年学业积累和辛勤学术耕耘的结果。

王绵厚先生勤勉好学,敬业笃诚,沉毅多思,敏于行而慎于言,有恂恂君子之风。早在大学期间,就被师友们期以日后必有大成。观其学术之路,顾炎武先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实为其成功的秘诀。从著作中,读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深厚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素养,体味到他“读书破万卷”的苦读精神。但他绝非书斋学者,而是一位善于和爱好“行万里路”、跋山涉水去实地进行考古调查的实践型学者。在北京大学通过考古学训练所养成的专业兴趣,成为他实践考古调查的驱动力;而东北地域交通史的重大学术课题,又为他的考古调查实践提供了宽阔的用武之地。从书后附录的他的历年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可以看到,这种针对交通史迹的考古调查,从其大学毕业就职开始直到本书完稿,40余年间从未中断过。他曾坦言考察过长江以北所有各代古都,而中国东北地区与交通史迹有关的重要郡县城邑、山川关隘、古道港口等遗址,几乎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甚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的一些重要交通史迹,他也进行了实地学术考察。令人敬佩的是,大部分考察,是他在辽博研究室的十年和担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时及退休后,利用个人休假和各种专业工作会议期间抽空完成的。这种郦道元、徐霞客式风格的实地考察,使这部著作完全超脱了咬文嚼字的陈词滥调,带有一股亲历实证的泥土清香;偶尔又穿插几句实地考察中的精美诗文,使人又有如身临其境。这部著作成为信史,其原因正在于此。在这部著作中,他紧扣学术难题,意气风发,文献学和考古学证据如探囊取物般地信手拈来,挥洒自如而又游刃有余,在对各条古交通线的探索中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在此仅举他对两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南北二道”的考订为例,以视其对破解学术难题的锲而不舍和用力之深。高句丽“南北二道”,南道又称“南陕”,北道又称“北置”。由于对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南北二道”聚讼纷纭,三说并存,莫衷一是。为了破解这一学术悬疑,他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30年间,会同李健才、姜念思等同仁五次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踏察。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梳理和实地踏察的研判,他认定已有的三说缺乏文献和考古学的依据,不足凭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北二道”均应在当时的高句丽境内,其西部发轫点应在汉代“第二玄菟郡治”,即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南。其“南道”从新宾永陵南汉城出发,沿二道河子东南行,经桓仁县桦尖子、二户来、四道河子到达高句丽早期都城五女山城,再东行到达今吉林集安的高句丽都城丸都城。其“北道”亦由新宾县出发,沿苏子河北岸东行,经汪清门到达吉林通化县城(快大茂),再南行过浑江,沿苇沙河越老岭到达集安的高句丽都城丸都城。两条路线中,南道山高谷深,险狭难行,而北道相对平阔易行,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更重要的是,在这两条线路上,分布着多处重要的高句丽的山城和关隘遗存,证明这两条路线确实是当时高句丽境内的通衢。一个学术难题的破解历时30余年,可以想见,整部著作融注了他的多少心血!他自己也无限感慨地说,这部著作的完成,“占去了(他)最宝贵的黄金岁月”, “庾信文章老更成”。这部著作,是王绵厚先生厚积薄发、凝聚毕生心血和才华的学术结晶。

还应指出的是两位作者磊落坦荡的学者风范。书中凡涉及前人的学术成果,必注明出处,对其价值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毫不掠人之美。在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王绵厚先生念念不忘李文信、阎万章、李健才三位前辈的扶掖和指导,怀念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当下,这种学者风范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当然,著作中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最后两章的叙述体例与前面各章略有差异,最后一章中应补充重大历史事件如《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对东北亚交通的影响等。但白璧微瑕,毫不影响这部著作的重要学术价值。我想,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对学术界有所裨益,对于今后我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交通建设和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也将起到推动作用。这部炉火纯青之作正式出版之际,正值王绵厚先生70周岁寿龄之时。我祝愿学兄老当益壮、学术之树常青。信立祥2014年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序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又一个悄然而至的枫红秋华时节,我与朴文英合著重修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面世了。回顾上一个世纪我与李健才先生合著国家“七五”规划项目《东北古代交通》时,是从1982年启动编写提纲,至1990年正式出版,出版至今已20余年。20余年对于宇宙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来说,却是当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掩卷伏思,当我在灯下重撰这部新著的前言时,想到李健才先生驾鹤已近十年,而我也已从与先生初次合作时的将临不惑之岁,到而今已届古稀。古人常有“青灯风雨多离梦”之叹,回顾自己几十年的探学历程,我亦有同感。为了向读者介绍本书的编写原委和内容概要,特草撰数言,弁诸卷首。

一、书名题解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是2008年由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省文物局推荐申报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研究项目时,批准立项的研究课题。这一命题的确立,不是我随意性的思考,而是在旧著《东北古代交通》的基础上,认真思考了如下几个有关联的问题:其一,本书的研究视野和地域覆盖,是“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地区的结合,其中东北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应包括中国东北,所以二者之间的关联词用“与”而不用“和”,以示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地域上的交叉;其二,本书命题的前后顺序,“中国东北”在前,“东北亚”在后,在这里二者并非是区域地理的主从关系,这种先后顺序只是本书内容的表述方式,即每一章的顺序均从中国东北开始,然后按交通路径所及,依次涉论东北亚各边域地区;其三,“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体现了本书内容含量的主从关系,即本书立足于现今中国东北,外延扩展到东北亚各地,这既是受本书作者专业研究范围的优长所限,也反映了历史上东北亚古代交通文化的发展始终以中国东北为龙头的历史实际;其四,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古代交通史”中“古代”的下限,本书定在清末辛亥革命以前,这既与旧著《东北古代交通》一致,也符合交通史有别于一般社会政治史,而更具有依托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形成的时代特征。

另一个应当向读者阐明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东北”一词的引用,这个词并非本书对现代地理概念的套用,而是有深邃的历史渊源。这个词非来源于中国学者,而是出自近千年前王氏高丽时代的著名学者金富轼所编撰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一段论语:“高句丽自秦汉以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所司。” 金富轼是11世纪末至12世纪上半叶学贯古今的朝鲜著名学者,他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东北亚诸国中,唯一可以与比他稍早的北宋司马光比肩的世界级学术大师。他对“中国东北”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可以作为本书命题的最好注脚。

二、关于笔者在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研究方面的回顾

我与东北古代交通史研究结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有内、外两个动因。其内在动因,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从教时,出于专业的熏陶与追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曾经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钟情于乡邦史迹(特别是古城址)。其后几十年,这种发自内心的专业动力,并未因外部工作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稍有减退(见本书附录“本书作者历年考察交通史迹和考古调查等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特别是1982年末,我应《辽宁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之邀首次撰写完成了《辽宁古代交通地理述略》以后,进一步萌生了研究整个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的念头,并着手资料准备工作。其外在动因,是从业后受三位先生的影响:其一是李文信先生,我虽然不是他的“入门弟子”,但自认可忝列为先生的门外弟子和笃诚的后学践行者,30多年前,正是在他那里,我平生借读过第一本有关高句丽的专著《三国史记》,随即又借一部《辽海丛书》,并在东北交通史、历史地理和高句丽民族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他的最先支持和指点迷津;其二是阎万章先生,在我们有幸于辽博研究室共事的十年中,他以师友之情,深深引导和影响着我的东北历史考古研究,并在其花甲之年,两次与我共同进行考古调查,是我在辽史、契丹史和东北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启蒙者之一;其三是李健才先生,虽然我们分别工作在辽、吉两省,但他生前是我在东北历史地理、高句丽史、交通史、民族史研究中的忘年之交和学术知音,他亦是与我兼有师友之情,最早赞同和支持我研究东北古代交通,并在辽、吉二省开始共同考古调查的第一个合作者。本书的重修和完善,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还债工程”。如同我们当年在《东北古代交通》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未尽部分,容作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增补于修订本,以期完成中国东北古代交通史的研究。” 本书的出版,如果能够在内容上体现了对旧著的某些补充、拓展和完善,可以算作我们对当年承诺的兑现和本人对健才先生的告慰。

回顾我在东北古代交通史方面的研究历程时,还应当告知读者的是:几十年来我一贯秉持着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亲自考古调查“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这从本书的内容表述和附录可见。依托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全书理论框架和诸多立论的基础;重视山川地理和各代名城史迹的考索,是支撑本书交通地理点、线结合的重要坐标;坚持数十年不断的直接或间接的考古调查,是本书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结合的主要治学手段。

三、本书对旧著内容的深化与延展

本书对旧著《东北古代交通》内容的深化与延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研究所涉地域范围的扩大。旧著以《东北古代交通》为限,其地域除了现今东北三省外,只少量涉及今内蒙古“东三盟”地区(赤峰、通辽、海拉尔三市)和河北省北部。而新著所涉除上述范围外,更扩大到朝鲜半岛,中国河北、山东一部以及东蒙古草原(北至和林),俄罗斯远东滨海和日本海两岸。本书内容涉及,从地理范围看:南启河北易县燕“下都”和秦汉“幽州”(今北京);北抵白令海峡以南的外兴安岭和黑龙江入海口鄂霍次克海;东达朝鲜、韩国、俄远东和日本;西止和林。其襟带环抱燕山南北、蒙古草原、辽海渤碣、白山黑水与日本海东岸。尽管由于资料掌握所限,本书对日本本土的交通路线涉论较少,但从整个东北亚大区域的古代水、陆交通所涉及的范围看,新著的地域跨度,应超越旧著三倍以上。

其二,本书在旧著主要记述交通地理和史迹的基础上,依托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重在全方位反映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全貌。其内容除交通路线和交通史迹外,更增加了城市建置、交通工具、骑射马具、佛教东传、交通文化、聘使往来等专节。新著的内容包含、学术信息和文字含量,总计亦超出旧著三倍。

其三,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项目,本书保留了《东北古代交通》重视对山川地理和名城史迹记述的特点,突出了交通史迹和交通地理这些最具人文意义的“线形文化遗产”。但这种记述,不是游离在交通路线以外的独立历史地理考证,而是作为交通史迹的载体纳入各个章节中。对与交通史迹有关的各时代史事、人物等,也一并纳入交通史表述体系,以突出交通史迹和交通文化的丰富社会人文内涵。同时在宏观理论上又把握和论证了东北亚古代交通与整个人类交通史一样,曾经历了“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将东北亚古代交通与这三个历史阶段对应考察。

其四,对章、节等框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与充实。新著在旧著9章32节的基础上调整充实为11章60节。其中,先秦时代的古代交通调整为3章,依托突出秦和秦以前夏、商、周三代东北亚古代交通在世界交通史上的发轫轨迹和独特区位优势。前三章内容的调整,不但着眼于文字的数量,而且着眼于历史奠基意义。第四章汉魏以后各章节内容在修订扩充后,每一节都可以成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独立专题。这样做可以使无暇通读全书的读者,即便从章、节、目中,也可对东北亚古代交通“窥一斑而知全豹”。

其五,研究内容的深化与延展。新著与旧著相比,除了地域的扩大和文字容量的增加外,更吸收了近30年来国内外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在研究的视野、研究深度和交通史的内容表述上,拓展了涵盖内容。其中个别章节,以近年深入研究和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对旧著(包括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的观点有所细化或修正。同时重点增加了对交通制度、交通工具和交通文化的解读,辽、金、元、明以来重要《行程录》的专题考实,重要交通史迹的考证追踪和与交通史有关的骑射文化、佛教东传、部族兴替及山川史迹的考索等,力图使一部以交通地理为依托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更凸显出社会人文内涵的丰厚。

其六,新著对某些热点和难点学术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提炼。东北亚古代交通以及涉及的考古、疆域、民族、地理、文化诸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前沿和焦点,其在古今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已具有超出东北亚区域的世界意义。新著在旧著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诸如远古时期的白令海峡和“胶辽古路”、先秦“箕子东迁”及“岛夷皮服道”、汉魏晋之东北部族交通和“卢龙三道”、秦开却胡“戍边道”与隋唐东征“北趋甬道”、高句丽的起源和“南北二道”、辽西大凌河古道和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隋唐渤海之四至交通及东征之“辽泽”三道、辽金“四时捺钵”的行营交通和几部《行部志》及五国部“鹰路”、元代的站赤和岭北行省交通,以及明清两代“燕行录”、清帝东巡中涉及的古今众说纷纭的诸交通问题等,都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或对前贤的成果重新评述。尽管诸如上述有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完全共识,但作者的这种潜思和探索,可以为有志于此的后来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石。

最后应当诚告读者的是,本书的重修出版,得力于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组和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博物馆等相关部门领导和诸同仁、师友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北大同窗、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考古学家信立祥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赐序,勖勉有加。还有朴文英同志,不仅接续、丰富和增补完成了旧著中原由李健才先生执笔的明清二章文稿,而且在韩文和日文资料的收集、翻译、整理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本书在这方面信息的采集上比旧著有较大的提高。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向多年来所有关心、支持这一研究的同仁和师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请他们与读者诸君,对因学识浅薄和时间短促而造成的本书中的诸多缺憾和纰漏予以斧正。王绵厚2014年10月记于辽宁省博物馆第一章远古时期中国东北与东北亚自然交通的滥觞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早期活动史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一直是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而这一载体,与人类的文明起源一样,与早期人类的迁移与种族交流相始终。因此,研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也应当从远古时代的东北亚古代部族的自然交通形成时期来追溯。|第一节|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

在溯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远古人类往来的历史时,尽管还不具备文明时期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人文交通制度形成的含义,但自从世界五大洲上有人类活动和繁衍以后,其间为生计所迫的相互往来已势在必行。就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这一区域地理来说,当代考古和人类学家对其早期人类活动和交往的关注,最早集中在东北亚前沿的环黄海、渤海两岸的“胶辽古陆”,以及沿日本海西岸与鄂霍次克海东北的“白令海峡”地带。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也正是首先以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和“白令海峡”的古代自然交通,来追述东北亚(含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的历史沧桑。

本书所说的东北亚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主要指今辽东半岛、与之相隔海上的庙岛群岛和与之遥相互望的山东半岛这三者相对应的“古辽东”与“古胶东”。其东连朝鲜半岛的窄长“陆桥”,而伸向太平洋与日本海之间的诸日本列岛,南有黄海区域的江淮地区。当代地质学和海洋学的研究证明,在距今300万年以前的地质学上的第三纪中晚期,全球范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海陆变迁。位于太平洋西北岸东亚濒海地区的“胶辽古陆”局部下沉,乃形成了今日渤海湾的地貌。考古工作者从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辽东和山东两半岛间的“陆脊”上发现了大量属于更新世到第四纪的猛犸象、披毛犀、河套大角鹿、肿骨鹿等古陆生物的化石。说明这些曾与旧石器时代人类共存的生物,曾经活动在几万年前的黄海和渤海湾之间的“陆桥”地带或沿海岛屿上。它们生存的地质学和海洋学条件:到了更新世的“冰河时期”,渤海湾水面平均下降高度约100米。辽东与山东两半岛之间的“陆脊”突出一片,使海陆再次相连。正如现代海洋地质学研究证明,距今7万年至1万年前,地球上发生了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这次冰期有两个高峰,一次是在6万年前,一次是在1.5万年至1.2万年前,海平面下降百余米,使胶辽古陆成为事实上的陆桥——因为黄海和渤海湾间的平均深度为44米至20米之间,冰期海峡的陆脊相连是十分现实的。这应是第四纪前后一批陆地古生物的化石埋藏在渤海湾海底陆脊的客观地理条件。1975年,位于千山山脉腹地的辽宁海城发生里氏6.5级地震。震后辽宁地震局的地质专家在考察震中海城孤山乡时,发现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中有中更新世的肿骨鹿化石,这种化石也曾发现在渤海湾的海底。这些史前考古发现,也应是当时人类可以经海峡陆脊往来于两半岛间的人文地理条件的古生物学佐证,为史前时期东北亚黄、渤海两岸自然交通的初始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地貌上看,上述这条跨黄渤海海峡的胶辽古陆的形成也具有自然地理基础。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在古代的地质构造和山脉走向都是相同的。两半岛的地貌,皆为东北至西南走向,在地质学上称为东北亚的“华夏式山脉”。辽东半岛上的山脉,以长白山余脉千山为主干,从太子河上游以南纵贯辽东半岛。其南北走向沿黄海和渤海东、西两岸南下,集聚在半岛南部的大黑山和老铁山入海。值得注意的是,辽东半岛旅顺老铁山以南伸入渤海的部分,不仅岩石和地质结构与老铁山相同而连为一体,而且呈间断性地突出海面,形成了具有“陆脊”形式的连接胶东蓬莱等地的庙岛群岛。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在山东半岛登陆后,仍按照同一地质结构走向,形成沂山、蒙山和泰山等山脉。黄、渤海南北两半岛间的自然地理和地质结构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构成了古代人类相互往来的海脊陆桥的自然地理基础。如上述,自最后一次冰川期以后的距今8000年至10000年前后,渤海和黄海水域,逐渐回升到接近现今的海平面高度。其下限,正与考古学上的辽东和山东半岛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而正是由新石器时代起,人类驾驭交通工具的能力和交通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自此以后,辽东和山东半岛上的“胶辽古陆”摆脱了自然交通,开始进入了真正人文意义上的半岛间的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发展的历史阶段(详见本章第三节)。|第二节|远古时代东北亚大陆北部与“白令海峡”的古代通道

对远古时期东北亚大陆与北美的交通往来的研究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现代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课题。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唐那曾经说过:“北美印第安人的亲代种属居住于中国北部和蒙古一带,属于同一种群。……他们大约在2万年前作为地理上相互孤立的渔猎部落而离开中国,分别取道白令海峡陆桥来到阿拉斯加。由于环境变化,有些群落继续向南迁移,大约在1.2万年前在美国的西南部出现了最早的古印第安人。”美国学者这里提到的“白令海峡”,是因18世纪中叶受俄皇彼得大帝之命探险的丹麦航海家白令最先考察其地而得名的。

进入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从北美印第安人起源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东北亚历史上的一个值得思考的人类古代交通问题:迄今已经被世界学术界基本公认的连接东北亚北纬70度北极圈一线的“白令海峡”,与北美大陆“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有人类往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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