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编年校注


发布时间:2020-03-12 1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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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是北宋全能的文學、藝術大家。他的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把宋詩發展到高峰;書法與黄庭堅、米芾、蔡京合稱北宋四大家;他又善于繪畫,所畫墨竹,後人稱爲玉局法,其作古槎、枯木、叢篠、斷山,筆力跌蕩,爲世所稱。而他之於詞,則具有一個偉大作家和一個偉大詞派的開創者的崇高地位。

大家知道,公元九六○年北宋王朝建立,結束了唐末五代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到了仁宗慶曆時期,一方面,由於將近百年的承平,社會經濟繁榮,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另一方面,由於國家内外危機的加深,促起文人對現實的關心,詩文革新運動就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領導下,取代宋初西崑體詩文的地位,成爲北宋文學的主流。

但是,繼承晚唐五代婉約綺麗的詞風,此時基本上未受到多少觸動,晏殊、張先、柳永等的詞依舊盛行。儘管如此,詩文革新運動也爲詞的革新準備了條件,在范仲淹、歐陽修的詞裏,即景抒懷,氣象已自不同,王安石更明白反對依聲填詞的作法,他們都有一些風格豪放的作品。蘇軾繼承他們的作風,加以恢宏變化,徹底打破了婉約派拘限於反映男歡女愛、離愁别恨、小道艷科的十分狹窄的範圍,恢復和發展了盛、中唐文人詞的健康傳統,並以詩爲詞,大大開拓詞的題材境界,使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從理論與實踐上把詞提高到同詩並駕齊驅的正宗地位上去,在詞學發展史上起了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的作用。

蘇軾關於詞的理論雖不多,但卻甚重要。他肯定詞就是詩的苗裔。張先(子野)是與他同時的著名詞人,卒於元豐元年(一○七八),蘇軾這年四十三歲。他在《祭張子野文》中説:

清詩絶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蘇東坡集》卷六)

並進一步説:詞即是古人的詩。在《與蔡景繁簡》中説: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東坡續集》卷十一)

又在《答陳季常簡》中云: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東坡續集》卷十一)

這些可以説是蘇軾詞體革新的理論綱領。在這裏他告訴我們兩點:(一)詞是詩的一體,當與詩同等看待;(二)張先的婉約詞與陳慥(季常)的豪放詞同是詩。既然二者同是詩,雖有軒輊主次之區分,亦不妨兼存而並用,所以自蘇軾以至辛棄疾這些豪放派詞人幾乎都有膾炙人口的婉約詞。其實,所謂豪放派與婉約派乃是後人定名,當時是没有的。在這裏順便説一句:陳慥的詞,據《全宋詞》,今存者只有《無愁可解》(光景百年)一首,唐注:“案此詞向載各本東坡詞中,今據《山谷題跋》卷九、魏衍《後山詩註》卷九《答田生詩註》、陳應行《于湖先生長短句序》移出錄此。詞序乃蘇軾所撰。”蘇軾“簡”中所云“豪放太過”者,當即此作。詞的内容亦與“如此快活”之意相合。

詞即是詩,或以詩爲詞,蘇軾在他的創作實踐中通過三種方式作了具體的説明。其一是他的詞中有與詩不分的作品。如兩首《瑞鷓鴣》(城頭月落尚啼烏)、(烏啼鵲噪昏喬木),《陽關曲》(暮雲收盡溢清寒)(詩題爲《中秋作》),《生查子》(三度别君來)(詩題爲《古别離送蘇伯固》),過去皆收入詩集。其二是集句詞。此體始於王安石的《菩薩蠻》(數間茅屋閑臨水)、(海棠亂發皆臨水),蘇軾用此體寫了三首《南鄉子》,乃集杜甫、韓愈、白居易、劉禹錫、鄭谷、許渾、杜牧、李商隱、崔塗、韓偓、吳融等人的詩句爲之。又有《定風波》(雨洗娟娟嫩葉光),是集杜甫與白居易詩句爲之。王作豪放,蘇作近于婉約。其三是櫽括詞。這是蘇軾的創舉,也有可能是受韓愈《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櫽括盧仝《月蝕詩》的啓發。在此體中,他以《臨江仙》(冬夜夜寒冰合井)櫽括李白的《夜坐吟》,《定風波》(與客攜壺上翠微)櫽括杜牧的《九日齊安登高》,(好睡慵開莫厭遲)櫽括他自己的《紅梅》,《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櫽括韓愈的《聽穎師彈琴》,《哨遍》(爲米折腰)櫽括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戚氏》(玉龜山)櫽括周穆王賓於西王母事。後兩篇引進許多散文句式,合文入樂,遂開以文爲詞的新路。至於他詞中直接引用或暗中化用古人詩句,俯拾即是。這些都可以説明蘇軾是在突破詩詞的畛域,他的填詞,實際上是在詞的形式下作詩。

他開始填詞的時間,從現存的作品看,是在任杭州通判時期,這是在他已經寫過《鳳翔八觀》的《石鼓歌》《王維吳道子畫》等名作以後,也就是在他詩的清雄風格形成以後。因而他初試詞筆,爲表達内容的需要,就帶着詩的風格入詞。可以説,這是他以詩爲詞的開始,也是他建立豪放風格的開始。

下面,試就蘇軾詞在幾個主要方面的開拓與成就提出一些看法。

豪放是詩人的氣質,它表現在作品中是風格,而豪放氣質的基礎,則是遠大的政治抱負。

首先,蘇軾的豪放詞中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他追攀杜甫,有“致君堯舜”的壯志豪情,他在《沁園春》(孤館燈青)中説: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

正是由於有這樣的自信和自豪,才寫出了“妥帖排奡”的豪放之作。也正因爲如此,次年在密州出獵時,又寫出了充滿愛國主義熱情的《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這首詞上闋描寫了獵場的壯觀和自己的英勇豪邁行爲,下闋進一步寫道: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把狩獵時的豪情上升爲保衛邊疆、殺敵報國的激昂壯志,成爲豪放詞的代表作。大概與此同時,他又寫了《陽關曲》(受降城下紫髯郎),也是一首抒發愛國主義思想的壯詞。稍後,又寫了送武將出征的《浣溪沙》(怪見眉間一點黄),其下闋云:

上殿雲霄生羽翼,論兵齒頰帶風霜。歸來衫袖有天香。

贊揚梁左藏奉詔從軍的光榮。同時還有一首《南鄉子》(旌旆滿江湖),寫道:

投筆將軍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

是對出征者的熱情歌頌。蘇軾在這方面的開拓,實爲後來岳飛、張元幹、葉夢得、陸游、張孝祥、韓元吉等愛國詞人導夫先路,至辛棄疾而臻其極,厥功甚偉。

封建時代,君王是國家的象徵,忠君與愛國是相聯繫的。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劉熙載説:“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藝概》卷四)《坡仙集外紀》載神宗讀至“瓊樓玉宇”二句,嘆曰:“蘇軾終是愛君。”以之相參,劉説是深刻的。

蘇軾在登臨懷古詞中也流露出同類的心情。這一題材始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蘇軾於元豐五年在黄州貶所寫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歷來舉爲豪放詞的代表作。黄蓼園云:“題是赤壁,心實爲己而發。周郎是賓,自己是主,借賓定主,寓主於賓,離奇變幻,細思方得其主意處。不可但誦其詞,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蓼園詞評》)此作和王作的結構相同,上闋寫景,下闋懷古。但有不同處,即“故國”三句從周郎談到自己,撫古傷今,抒發自己遭誣被貶,白首無成的沉重苦悶。其下雖有消極情緒,但從他對周瑜的讚美欽慕中仍然可以看到他要求爲國建功立業的愛國熱情。辛棄疾曾四次和韻,不是没有道理的。辛棄疾也寫了如《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名篇。和蘇軾一樣,在面對祖國的壯麗江山,想到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時,就不能不激發慷慨報國的豪情壯志。這類抒寫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是應該大書特書的。

蘇軾對題材意境的另一重大開拓是把農村生活引入詞中。他在徐州太守任上寫了《浣溪沙》組詞,詞序云:“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東二十里,常與泗水增減,清濁相應。”案元豐元年(一○七八)春,徐州大旱,蘇軾親自到石潭祈雨。降雨後,又去謝雨,在途中看到初夏農村一片美好景色,寫成此作。詞裏有農村的自然景物:如池中的游魚,天空的烏鳶,村落的綠樹成蔭,地裏的麻苘層層,風中飄落的棗花,雨後新長的莎草,田裏的麥穗豆葉。也有人物活動:如面色喜悦的黄童白叟,爭看使君的紅妝少女,賽社歸來的醉叟,煮繭繅絲的蠶婦,柳下賣黄瓜的農民等等。而在其中,還有來往道途,自稱是此中人的使君,並寫出了使君和農民親密融洽的關係。這一組農村生活詞爲詞的表現内容開闢了新天地。其體制蓋出於劉禹錫的《竹枝》。後來辛棄疾的《清平樂》(茅簷低小)、《鵲橋仙》(松岡避暑)、《西江月》(明月别枝驚鵲)等名篇,都是這組詞的繼承。

蘇軾還有更高的境界。蘇軾於元豐四年(一○八一)躬耕於黄州之東坡,他在《東坡》詩序中説:“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憫其懃,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即此可見其窘困的處境。但在是年十二月大雪之後,他寫的《浣溪沙》却這樣説:

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

《景蘇園帖》第五石刻此詞,首句下注:“公田在蘇州,今年風潮蕩盡。”據此,詞的意思是説:儘管我蘇州的莊稼已被風潮毁掉,但有今冬大雪,預兆明年的豐收,只要百姓溫飽,我就没有什麽可愁的了。表現了作者忘記自身困苦,只對人民的生計關切。這種精神境界使我們想起杜甫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和白居易的《新製布裘》詩,這不但是他以前詞人中所未見,他以後的詞人中也是没有的。

以傷悼入詞,亦始於蘇軾。熙寧八年乙卯(一○七五)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江城子》,是他的悼亡之作。上闋寫十年來對其亡妻一直難忘的思念和自己仕途的凄涼。下闋寫幽夢還鄉,夢中相見,宛如平生。醒來想到如亡妻有靈,一定在年年月明之夜,爲思念千里之外塵面鬢霜的丈夫而柔腸寸斷。通篇深沉真摯,感人肺腑。另一篇非常真摯的詞是他懷念恩師歐陽修的《木蘭花令》(霜餘已失長淮闊)。這是元祐六年(一○九一)八月蘇軾任潁州太守,回想四十三年前的往事而寫了此首被後人稱爲“一片性靈,絶去筆墨畦徑”的名篇。繼其前者有賀鑄悼亡的《鷓鴣天》(重過閶門萬事非),繼其後者有辛棄疾弔友的《感皇恩》(案上數編書)。

關於交游聚散的贈别詞,他也有新的開拓,例如臨平舟中送陳襄離杭州的《南鄉子》寫道:“歸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表現别後思念之深。又如寫别李常後旅途的孤寂夜景:“路盡河回人轉柁,繫纜漁村,月暗孤燈火。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情至意切,給人以强烈的悵悒之感。尤其是以下四首,更有高度的藝術特色與藝術見解:《水龍吟》(小舟横截春江),鄭文焯云:“突兀而起,仙乎!仙乎!‘翠壁’句奇嶃,不露雕琢痕。上闋全寫夢境,空靈中雜以凄麗。過片始言情,有滄波浩渺之致,真高格也。‘雲夢’二句,妙能寫閒中情景。煞拍不説夢,偏説夢來見我,正是詞筆高渾不猶人處。”《滿庭芳》(三十三年),贈王長官之作,鄭評:“健句入詞,更奇峰特出,此境匪稼軒所能夢到。不事雕鑿,字字蒼寒,如空巖霜幹,天風吹墮頗黎地上,鏗然作碎玉聲。”《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鄭評:“突兀雪山,捲地而來,真似錢塘江上看潮時,添得此老胸中數萬甲兵,是何氣象雄且傑!妙在無一字豪宕,無一語險怪,又出之以閒逸感喟之情,所謂骨重神寒,不食人間煙火氣者,詞境至此,觀止矣。雲錦成章,天衣無縫,是作者從至情流出,不假熨貼之工。”《歸朝歡》(我夢扁舟浮震澤),這是紹聖元年(一○九四)蘇軾貶惠州途中,行至九江,與蘇堅分别時所作。奇峭雅麗,氣勢雄健。内容勉勵蘇堅要像劉禹錫那樣繼承屈原學習民歌而作《竹枝》的優良傳統來創作新詞。向民歌學習的進步思想和見解,在當時有劃時代的意義。

和他的詩一樣,蘇軾有許多抒發個人感情和歌詠自然景物的優美詞作。在元豐二年(一○七九)烏臺詩案以前,他的心情是樂觀的,表現爲對自然景物的欣賞和熱愛。如《虞美人》(湖山信是東南美),下闋“沙河塘裏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寫出了杭州的風物之美。《望江南》(春未老)寫春天登密州超然臺所見到的“風細柳絲斜”,“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的動人景色。而在赴湖州途中的《南鄉子》:“雨暗初疑夜,風回便報晴,淡雲斜照著山明。細草軟沙溪路、馬蹄輕。”把尋常景物寫得那麽可愛。同樣,在《南鄉子》(晚景落瓊盃),“暮雨暗陽臺,亂灑高樓濕粉顋。一陣東風來捲地,吹迴,落照江天一半開。”寫得那麽精警奪目。而在他政治上遭嚴重挫折時,他的佛老思想擡頭,表現出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曠達態度,增加了“人生如夢”、“萬事到頭都是夢”的消極情緒。但是,儒家入世的思想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因而没有走向消極頹廢的道路。即如他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雖用比興手法寫在黄州的寂寞處境,但仍表現出他獨往獨來孤高自賞的生活態度。不僅如此,他還有一些積極開朗的名篇。《滿江紅》(江漢西來),表現了對遇害處士的同情和對權貴的蔑視,是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壘塊之作。《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從眼前景物的叙寫中,直抒胸臆,上闋表現不怕風吹雨打、我行我素的兀傲性格;下闋寫雨過天晴,依然故我,頗有寵辱不驚、藐視一切的氣概。《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有衝破黑暗、走向自由的熱望。《水調歌頭》(落日繡簾捲),面對快哉亭下的壯麗江山,引首高歌,目空今古,聲稱有浩然之氣的庶人同樣能享有大王的快哉雄風,反映了要求平等的思想。他在《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中,看到清泉寺門前溪水西流,就想到人生也能再少,青春可以復活,前途仍是光明的,表現出積極樂觀的精神。《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鄭文焯云:“淵明詩:‘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此詞從陶詩中得來,逾覺清異。”誠如鄭説,則是外示悠閒,内含幽憤。蘇軾於“扙藜徐步”中消磨壯志,與辛棄疾同調詞(枕簟溪堂冷欲秋)的在“一丘一壑”中消磨壯志,用意無乃相似。其中“紅蓮”、“白鳥”二句,當非偶合。即在他六十四歲謫居儋耳所寫的《減字木蘭花》(春牛春杖):“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仍然富有情趣地寫出立春日海南的特殊風光,清新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杜甫以議論爲詩,詞壇上王安石始見端倪,如《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雨霖鈴》(孜孜矻矻)、《望江南》〔歸依三寳讚〕(歸依衆、歸依法、歸依佛,三界裏)等。蘇軾大加發展,作法有二:一爲夾叙夾議: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王闓運説:“‘人有’三句,大開大闔之筆,他人所不能。”《永遇樂》(明月如霜)下闋抒慨,“古今如夢”三句,承上闋“夢雲”,論常人大夢難醒之由。煞拍自《蘭亭集序》“後之覽者”二句化出,慨當以慷。《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黄蓼園云:“二闋用議論,情景交融,筆墨入化,有神無迹矣。”二是通篇議論。如《滿庭芳》(蝸角虚名)、《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尹)、《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自凈方能凈彼)等皆是,遂開後人以詞論文、論政、論禪、論道之先河。

總之,詞至蘇軾,其體始尊。其思想性和藝術性不僅超越前人,亦有後人所未及者。雄篇奇製,照耀寰宇,若李杜之於詩歌,韓柳之於文章,蔚爲大宗,影響深遠。元好問云:“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誠非過言。

鄒同慶、王宗堂二同志致力蘇詞研究,從事編年箋註,引證時事,比檢史籍,力求言之有據。註釋中凡辭藻之融鑄經史,暗化古句者,皆爲尋根究底;其難字難句,亦加詮釋疏解。惟以析理闡意爲本,不以繁徵博稽爲能。清晰明瞭,繁簡適中。它反映了我國研究者近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誠蘇軾之功臣,學者之良友。編纂既成,屬爲弁言。聊述管窺,以供參考。一九九一年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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