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瓦尔登湖》，大概是通过去世的诗人海子。据说海子弃世的时候，随身带了四本书，其中就有美国人梭罗写的这本隐逸之作。海子离世之后数年，我终于把这本书细细读了一遍，随后就把它忘了。它重新进入我的视线，是因为一则新闻。前不久，清华大学开始寄送录取通知书，随通知书一起寄出的，还有校长邱勇致新生的信、以及为新生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瓦尔登湖》。仅仅读到新闻的标题，我就已经感到颇为意外。我想不出，在当下的中国，还有哪所大学的校长会给新生送这样的一本书。这实在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梭罗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怪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家伙。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却懒得从事“正经”职业，在短暂地当过几年老师之后，就基本上以写作为生。据说，他一生都没有结婚，没有去过教堂，从来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而且几乎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年轻的时候，他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旁隐居了两年，自己建房子，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观察自然、体察内心。几年之后，他把自己的这段隐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非虚构写作经典的《瓦尔登湖》。曾有那么一个时期，《瓦尔登湖》被看作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的分水岭。但随着物质时代的狂飙突进，它渐渐被人遗忘了，它所代表的那种出世的、隐逸的、沉思的、超验的精神，也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在过度喧嚣的入世氛围中，邱勇怎么会想起这本书，又怎么会把它推荐给清华大学的新生呢？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是一个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凡是能够考入清华大学的年轻人，莫不以未来的栋梁自许。让他们读一本由怪人所写的、宣扬出世精神的著作，真的是得体的做法吗？在给新生的信中，邱勇解释说，《瓦尔登湖》在展示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至极、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他希望新生们能够在阅读中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和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并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在邱勇看来，《瓦尔登湖》既不是那种鸡汤式的麻醉剂、也不是鸡血般的兴奋剂，而是一本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书。它不是一本生活指南，而是内心的向导。而那个抽象的瓦尔登湖，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隐居之地，而是可以让精神超凡脱俗的出尘之所，是安放洁净灵魂的故乡。所以，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邱勇推荐《瓦尔登湖》，是希望学生能够以精神上的洁净高远，去对抗无所不在的物质喧嚣，减轻利益交换原则所带来的焦虑，从而逃避这个年代习见的躁狂与沉沦。邱勇推荐《瓦尔登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那种情商、智商“双高”，懂得表演和配合，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最了解世俗生活的套路、又能把套路运用到极致的那么一群人。这种人很容易获得成功，但这样的成功人士越多，公共生活就会越发败坏，因为“套路”会碾压一切独立思考，瓦解所有本真的精神追求。最终，大家都变成了“套中人”，变成了庸常之恶的参与者。《瓦尔登湖》所提倡的那种对自然的沉浸，对自我的持续观察，恰好可以成为“套路”的解药。它对素朴生活的颂扬，则能很好地缓解过度追求成功所导致的现代狂犬病。《瓦尔登湖》是奉献给“苟且”的颂歌，只要你的精神足够丰盈，一箪食一瓢饮就能让人得到满足，又何必去苦心钻研“套路”呢？《瓦尔登湖》所象征的返璞归真的隐逸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鲜见，但对于现代人而言，那种精神往往被看作进取精神的反面、进而被封存起来。“采菊东篱下”、“空山不见人”一概被视为迂腐消极，取而代之的是“出名要趁早”。极致的功利主义不仅弥漫在大学里，同样也成为官场、商界和文艺圈的圭臬。但是，有多少人因为遗失了心中的瓦尔登湖，最终成为套路的牺牲品，又有多少人因为过于追求成功，最终成为繁华一梦中的过客？如果当官的、经商的都静下心来读一读《瓦尔登湖》，他们还会那么容易在洗牌中倒下么？大学要不要培养有独立精神的人，这个可以慢慢讨论。但是，大学需要安静下来，大学生应该拥有洁净高远的精神世界，这一点应该很容易达成共识。剩下的问题是，迷失在滚滚红尘中，该如何找到林中路？扑腾在鸢飞鱼跃的世界里，又怎么回归内心？只要不思考，这些问题仿佛都不存在。但实际上，它可能是这个时代所有人都面临的真正难题。
（文/蔡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