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间点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诺贝利的祭祷》并不是多么愉快的阅读体验，甚至可以用压抑、沉痛来形容，读几页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大概是因为以往的阅读，小说也好，非虚构也好，历史也好，都是在现实之外开辟了一方安静的空间，得以短暂安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积聚起来的情绪、无法解答的难题、人生的困惑和犹疑。可是这一次，这本书没有选择绕过去，而是直接迎面撞向了现实，就像一把斧头劈向冰封的冻土，就是那么一寸一寸艰难地前进。
△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中信大方，2018-8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的前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捕捉心灵的常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切尔诺贝利对他们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而是他们的家园。”（29）
“他们”是谁呢？就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他们按下了阻断的按钮，按钮却失灵了，爆炸和泄露还是发生了，他们也就成了第一批遭受烧伤和核辐射的人。
△ 4号反应堆操控台，目前开放给游人参观。
“他们”还包括在核电站爆炸之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火和抢险的消防队员。他们以为只是扑灭一次普通的大火，穿的也是平常的消防服。他们是最身强力壮的一群人，还是用老办法灭火，以为浇灭了火就能平安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妻子身边。但是大火却一直不灭，空气里飘着白色的颗粒，什么东西的表面都是亮晶晶的。接着他们的皮肤开始溃烂，流血，躺进了用塑料布隔离的病房，然后一个接一个死在那里。
他们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居民，书中叫他们“疏散区的居民”，他们原本只是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看到了直升飞机和军队，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后来他们得到了命令，需要举家迁移，几代人都在这片土地生活，地里种的番茄和土豆还没有收走，棚里养着奶牛，他们靠它们挤的奶过生活。他们丢下宠物（这些宠物因为被核泄漏污染，后来被集中射杀掩埋），放弃祖上的房屋和土地，在军队的指挥下搬走了。
“他们”还有从电站屋顶靠手推车和铁锹一点一点清理可燃物、石墨块、核电站的建筑残骸的清理员。总共有34万士兵参与了清理工作，清理完成后，他们会收到一张证书和100卢布的奖励，然后从军队退役，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有3600名士兵就在事故发生的反应堆顶部作业，夜里就睡在上面。
△ 反应堆屋顶的清理员，左图为HBO《切尔诺贝利》剧照，右图为历史图片。
还有直升机飞行员。他们需要在反应堆上空投放沙包，要进行几百次的投放，为了精准投放还需要把头露出机身，用肉眼观察。那是辐射最强烈的区域。因为无线遥控机械的电路板在高辐射的情况下也会失灵，所以上面这些工作就用人力来代替。
他们还包括很多人，医务工作者、物理研究人员、历史学者、记者、社区的工作人员等等。正是这些亲历者的口述，这些人对于切尔诺贝利的记忆，构成了《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本书，也构成了我们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时非常重要的声音。
是英雄，还是普通人？
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前面说到的这些都是最最普通的苏联人，他们道出的经历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值得表彰的英雄事迹，但当这些讲述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了非常可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个时代的见证。
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如何被塑造成英雄的？在一个英雄主义叙事盛行的国度，这些普通人自己又是如何理解他们这些被称为“英雄的选择”的呢？
书里有这样一段表述：
这些投入抢险工作、清理工作、消防灭火的工作人员和士兵，大多数情况下对其中的危害并不知情。他们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对自己“英雄事迹”的报道之后还会怀疑：这是我们吗？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吗？
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意物质的奖励，比如几百卢布的奖金、优秀称号的奖状；也有人虽不情愿但不能违抗军令，所以硬着头皮去了。但对很多人来说，驱使他们“上战场”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军人一直以来信奉的英雄主义。
书中提到一个士兵，他认为，能把红旗插在反应堆上方，让红旗在反应堆上方高高飘扬，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当时在苏联，也的确宣传过在核泄漏发生后的第四天，红旗就飘扬在四号反应堆的上空这件事。而且还有人会去收集被辐射烧烂了的红旗，叠起来，放在呢子大衣紧贴胸口的位置，然后拿回家给孩子看。如果有可能，不乏有人愿意做那个爬上反应堆，插红旗的人。（129）
可是英雄真就是这么一回事吗？灾难面前的“英雄主义”就是无所畏惧，就是为高不可及的信仰、道义牺牲，就是无人愿下地狱而我下地狱吗？我觉得这是有待考证的。
书中另一个清理员的讲述特别打动我，他说：
难道事情历来如此？人总是配不上大事件，它从不使人胜任。我父亲在1942 年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直到数十年之后，他才从书里、从电影中理解他所参与的事。而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射击。爆炸弄得我们浑身是土。卫生员们把半死的人拖出来。’这就是他的全部描述。（130）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言，他所感知到的历史，不是某一天一座核电站爆炸了，它牵扯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团结、政治的稳定、精神的传承，而我要站在废墟上摇旗呐喊，不是的。
他所感知到的历史，是他无法和平常一样生活，他买的菜更贵了，地里的瓜果不甜了，奶牛不产牛奶了，空气里的粉尘让他不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乐意和身边的人分享自己的不安，自己的恐惧，分享自己得到的消息，他在想怎么拯救自己家里的一片菜地，怎么让奶牛生产出更多的牛奶，怎么让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他们重新笑出来。他在意的是，作为一个“切尔诺贝利人”，当他们举家搬迁到其他城市，会不会有人拿他们当人看，而不是直接躲避开，嫌弃他们的头发里、身上沾有辐射过后的灰尘。
一个人，在最最艰难的时刻，维持住了他自己的生活，他没有崩溃；他即便是怀疑却也义无反顾地说了他所认为的真相。这样的人，哪管他是农民、清理工、洗衣工、开拖拉机的司机，还是医务人员、核电站的工作者、物理学家、历史学家、记者，都是可敬的人。你能说，他们就不英雄，就不值得我们记住吗？
李海鹏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讲了“普通人的正义”这件事。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世界需要少数精英守住道德天花板，更需要大多数守住人性底线。”他说，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守住人性底线和职业本能，世界即使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大多数时候，决定我们现实命运走向的，或许是那些把持话语权的体制内的精英，但决定一个社会的美德与精神的存续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守住正义，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合乎道理的选择。
徐贲教授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了“强势美德”和“弱势美德”这两个概念。通常来说，强势美德常常和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却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
△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
他是这样写的：“平凡的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弱势的美德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所以我们需要珍惜每一份平凡的美德，每一个普通人的正义。这也是我所理解的真正的英雄主义。
生死的代价：
绝望、恐惧、愤怒，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除了重新思考英雄主义之外，《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还让我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经历了一场谁也不知道何时结束的灾难，他感到绝望，感到恐惧，感到愤怒，他不知道怎么办，看不清方向——身处在这样一种灾难中的人，他是如何理解生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绝望、恐惧、愤怒，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活下去？我们需要依靠一种怎样的信念呢？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访谈中，就有很多虽朴实无华却让人内心为之一动的瞬间。比如一个叫卡佳的人说：
“假如学者一无所知，假如作家一无所知，我们就用我们的生与死帮助他们了解。”（140-141）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死亡的问题迅速蒙上了每个人的心头，变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个人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但这群普通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却是让人尊敬的，不是我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是我死了，我要趁我死去之前，把我知道的事、想说的话讲给你，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就不算白活一世。
△灾难发生之后30公里以外的限制区。
一个疏散区的居民说：
“亲爱的，你理解我的悲伤吗？把我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人吧，那时也许我已经不在了。”他接着说：“我在地下……在树下……”（51）
灾难让这群人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中是多么“渺小、无助”，而所谓“伟大的事件会击碎一个小生命，连眼睛也不眨”。（267）所以生命的意义，就从肉体的存活变成了记忆的延续，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见证。每个人都是见证。
见证了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普通百姓的心理活动——
首先，他们想的是，这次事件究竟是什么？它有多大危害？还能不能正常生活？然后就是，我要相信谁？书中的受访者是这样解释当时这种心理的：
“都在和广岛做比较，但谁也不信。要是都不明白的话，怎么信呢？无论你多努力要去搞明白，可就是搞不明白。”（143）
因为普通人不明白，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百姓在电视和收音机前等了几天，终于在“五一”节的领导讲话中，听到领导说“可以正常生活，局势在控制中”，于是放心了。
这里我们可以再梳理一遍，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如果不是瑞典最先检测到了辐射，这次灾难还是国家机密。除了物理学家、核专家，大部分人都对核辐射的危害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们只是依照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和观察，比如直升机出动了、街上的军用车多了起来、士兵把守在路边，邻居开始陆续迁走，判断可能要发生“战争”了。一个军人从现场回了家，儿子问他怎么了，他只能说：“发生了战争。”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词。（113）语言在这个时候都失效了。
这个时候上层关心的是权力，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害怕承担个人责任（326）。图书馆里相关的书籍被收走了，核专家和物理学家被噤声了，疏散区的官员没有发放收到的口罩，都是因为“怕引起恐慌”。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个“单独的人群”、“全新的民族”，饱受歧视。无数人的命运就此改写。
最后他们把核电站的领导关进监狱，事情就结束了。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就是：“在这种体制里，很难说谁有过错。”（139）
其次，这些亲历者想的是：如果我能活过这一次，如果我没有在切尔诺贝利中丧生，我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什么能给我力量，让我坚持信仰？”（164）
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会的主席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是谁？不回答这个问题，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改变。”（191）
“我们是谁”，意思就是：俄国人区别于其他国家人的究竟是什么品质，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在一次次灾难过后还能继续生活下去，还笃信正义和善良。
这也是我在这些天里想得最多的问题。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加缪写的《西西弗神话》，他在最后一节说：
“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
因为现实的荒谬，人会感觉到无力和无助，甚至失望和绝望，但如果他日常的每一点行进都让他感觉到充实，那么这个人就是幸福的。
之前陈嘉映老师曾经也就“美德和幸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说什么人幸福呢？我们说那些心地善良、品质纯正的人幸福。”
前两天我问他：“现在我们如何相信公义？又如何奢望幸福？”陈嘉映老师回：“我们这个国度，公义难能可贵。让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之处，增添一点点良善与公义，永远永远不要与不义者共谋。”他接着发来一句：“至少，你可以擦净一片玻璃，让光透进来，倘若你不是光，或者还不敢成为一道光。”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的一个个普通人也是这样，他们默默擦玻璃的人，承受着自己的生活；有了他们的讲述，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载，光才能慢慢透进来。
我们既然不能成为光，那就至少擦净一片玻璃吧。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话。
（本文为中信大方读者群分享文字整理。2020.2.9。）
张畅（豆瓣@赫恩曼尼）
90后写作者
节目策划人，做过编辑、记者
腾讯·谷雨、澎湃·湃客特约撰稿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
业余时间写作、采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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