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源远流长，骈文（以及辞赋）和散文共同构成了古文艺苑的两大奇葩。佳制名篇更是笔力洗炼，酣畅淋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十二原剧之文章》），真是表里澄澈，形神俱化，感心动耳，荡气回肠，令人“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1）。为飨现代读者，出版社推出各种古文鉴赏读物经典数百，唯因汪洋恣睢，令一般读者望洋兴叹。考虑到先秦至明清各时期的古文名篇浩如烟海，今专选六朝文40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所谓“六朝”，因唐人许嵩在《建康实录》中记载了历史上在建康建都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而得名。本书指魏晋南北朝，因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以具有继承关系的魏、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作为正统编年纪事，后人将此六个朝代并称六朝。后来人们研究古代文学史，常利用政治上的王朝更迭，用“六朝”这一称呼兼括三国及北朝。或“因为‘魏晋南北朝’虽然全面，但称呼起来太麻烦，不如‘六朝’二字简约、灵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隽永。也可以说，这400年的文化历史，‘魏晋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别称吧。”（曹旭《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由于代表曹魏时代的重要作家大多在曹丕建立魏国（220）之前去世，因此在文学史上，六朝文学通常总要习惯性地上溯到东汉末年建安时期（196），到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589）结束。隋代因为时间短促，又是六朝文学的自然延伸和总结，有时也被附于六朝中，一些文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六朝文絜》也收隋文。这个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处于重大变革的阶段，社会长期分裂，政治风浪险恶，家园大破坏，民族大冲突，文化大沦落，“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一时期文坛也呈现出崭新特异、百花齐放的面貌，是“文学的自觉时代”（*2）。所谓“丽文”，这里指华美之“古文”。“丽”指情调的清丽哀婉和辞藻的华美斐然、风姿绰约，不取骈俪之意，与《文心雕龙》的用法有别。“古文”作为“文言文”，主要是指在1914年以前的文言文的统称。狭义上是指秦汉使用的散体文，后泛指以文言所写的散体文章；广义则指古代以文言所写的文章，包括骈文、以骈体写成的辞赋。所谓“赏析”，也即鉴赏、赏奇析疑之意，要求文中有评点、导读之类的分析。在古代，其目的、用途自然是为当时读书人应科举来服务的；而今天我们鉴赏古文似应以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挖掘其思想内涵，提高文学情操为主要目的。“至于带有评论鉴赏性质的选本，就我所知，当以南宋吕祖谦选的《古文关键》为传世最早的普及读物。因编选者所加评论带有简单导读性质，故以‘关键’为书名。……评点诗文之风虽始于宋，却盛于明。茅坤之评唐宋八家，归有光之评《史记》，皆为后世所称。到明末清初，乃盛极一时。金圣叹的《才子古文》实启其端，与其相后者有吴乘权（楚材）、吴大职（调侯）的《古文观止》、林云铭（西仲）的《古文析义》，以及稍后的过珙（商侯）的《古文评注》、浦起龙（二田）的《古文眉诠》等，所选篇目虽有出入，然实大同小异。除正文外，各书不仅有注释，更主要的是有赏析性的评语，这就是今天大量鉴赏辞典的不祧之祖。……‘五四’以后，评点派已不为人注意，文学鉴赏几乎无人问津。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辟了一个‘阅读和欣赏’的专栏，专就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进行分析欣赏，后来还把广播稿附原文分册出版，刚出了四本，十年浩劫即已来临。到70年代末，上海辞书出版社借鉴了域外经验，开始编《唐诗鉴赏辞典》，而山西的《名作欣赏》杂志亦公开面世，于是鉴赏历代诗文的风气一时形成时髦的新潮，且一发而不可收。到80年代末，各种文学作品以‘鉴赏辞典’为名的出版物竟如雨后春笋，以致泛滥成灾，互相蹈袭，粗制滥造。”（*3）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有些作品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因编者选文的标准、用意不同，加上选文较少，本书自不能与博大精深的古文鉴赏辞典一类的工具书相比，也不能代替具有示范作用的古文选本，这点还望读者注意。
本书的主要特点、选录原则是：
1、时间跨度短，选文数量精少，把六朝古文精品尽入吾彀。现代六朝文选本在选文时间上多为汉魏六朝，六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对独立的，有“中古文学”之称。不知为何非加上汉朝？虽然现代研究文学多不受王朝断代的限制，截然把两汉与六朝分开也并不易，尤其六朝人的许多风气、文体多源于东汉，但两者总归断代又不断代，与文学史又不对应，编者觉得还是不妥。六朝时期的文学总集、有“文章渊薮”之称的《文选》收录先秦至梁代作品754篇（首），不但有文而且有诗，实际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体。隋代类书《北堂书钞》、唐《艺文类聚》、北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永乐大典》、清《渊鉴类函》《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及总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历代赋汇》等节录或所收诗文更是数目繁多，尤其《文苑英华》上起萧梁（实际追溯到建安、南朝宋齐时期），下迄五代，选录作家2245人，诗赋文20016篇（首），可谓卷帙浩繁。（*4）此外，南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选春秋至南宋散文522篇；明梅鼎祚《历代文纪》263卷，收汉至隋文（也有少量先秦之文）；王志坚《四六法海》选魏晋至元代骈文702篇（钟涛、岳赟赟《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点刍论》谓612篇），清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自此书中选出266篇；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录作家103家，有赋、文、诗，数量庞大；清林云铭《古文析义》收录先秦至明末的古文560篇；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收入周代至明末的古文222篇；余诚《古文释义》收先秦至明散文147篇；浦起龙《古文眉诠》收文807篇；姚鼐《古文辞类纂》收文13类690题701篇；李兆洛《骈体文钞》辑入先秦至隋末的作品31体774篇；董诰、阮元等《全唐文》收作者3042（一作3035）人，共1000卷，收文18488（一作20025）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唐以前作者3400多人，全书746卷（正文741卷及《韵编全文姓名》5卷）570万字，分代编次为15集；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选70家赋206篇；曾国藩《经史百家杂炒》收文11类713篇；王先谦《骈文类纂》收文15类1510篇；近人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为“目前收文最多的通代散文选集”（*5），选录上古至清同光间作者2000余人，文章近9000篇，也是鸿篇巨著。近人高步瀛的名作《唐宋文举要》亦选唐宋40家散文178篇。以上总集、类书、丛书或选本收录古文都较多，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许梿选评、黎经诰笺注的《六朝文絜笺注》和近代王文濡评选的《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前者选录西晋至隋代的骈文72篇，评语穷源竟委，抉发精华，注征详赡，是选文质量较高、篇数较少、时间跨度较短的优秀骈文选集。后者沿袭了《文选》以来的选录方式，即以不同文体为线索，酌情选录各时期的佳作予以注评。共选录论辨、序跋、奏议、书牍、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2大类文体98篇作品，可说囊括了南北朝骈文的精华。除字义疏通及典故解释外，每篇作品后还附有当时学者江山渊（江瑔）的评语。当代鉴赏读物主要有浙江文艺出版社吴功正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收先秦至鸦片战争175家281篇，165万字；农村读物出版社 王彬主编《古代散文鉴赏辞典》收先秦至辛亥革命266家512篇，160万字；浙江教育出版社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收先秦至近代213家468篇，250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收先秦至清代248家546篇，224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崔承运、刘敷衍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收先秦至近代367家561篇，115万字。上书于六朝选文，体例篇目得当，多为精品，又为名家赏析，值得一读。
2、由于古今选本其选录标准总要决定于编选者的文学观和种种主观意图，因此去取之间，亦不免议者纷纭。本书选文不拘一格，骈散兼收，风格并融，不根据文风或文体发展选录。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着力选择那些篇幅短小、选声炼色、语言精美、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达到“圆神方智”顶点的文章。长篇不录，像《文选》收录的左冲《三都赋》大赋及篇幅相对较长的李康《运命论》、潘岳《西征赋》《闲居赋》、郭璞《江赋》、刘峻《广绝交论》等。还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此檄乃千古清君侧之作俑也。自外而内，自泛而专，自肆虐而逼主，一步一紧，局大阵坚”（《古文眉诠》卷三七），“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文心雕龙·檄移》）；阮籍《大人先生传》“欲兼屈之《远游》与庄之《逍遥》，曼衍而苦冗沓”（《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四六》）；潘岳《马汧督诔》“氐羌之横，守御之奇，监人之毒，烈士之愤，区区写出。都是一气呵成，腾骧磊落，其筋骨故自不同”（《评注昭明文选》卷一四引孙执中语），“腾骧磊落，神与古会，得史公之沉郁，含相如之遒逸，骨节强于机，驱迈疾于云，其辞哀且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予读安仁《马汧督诔》，侧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张溥《潘黄门集题辞》）；徐陵《在齐与僕射杨遵彦书》“驱旧典以入新杼，隐时踪于揽古躅，极衰飒事，写得奕奕，内无乏思，外无遗物”（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六章第八节），“按陵集中压卷，使陵无他文，亦堪追踪李陵报苏武、杨恽答孙会宗，皆只以一《书》传矣。非仅陈吁，亦为诘难，折之以理，复动之以情，强抑气之愤而仍山涌，力挫词之锐而尚剑銛”（《管锥编·全陈文卷七》）；卢思道《劳生论》“隋文压卷，端推此篇”（《管锥编·全隋文卷七》），都不录。又北周庾信《哀江南赋》正文概括一代兴亡，描写人民苦难，以炽热的感情写出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纷披的文采和宏亮的音节中，显出了沉郁苍凉的骨力，在六朝辞赋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这些作品历来评价较高，但由于篇幅相对较长，因此不选。而《哀江南赋序》则首尾兼备，和赋文相辅相成，也是六朝骈文的典范，故选录。偏重于文学理论的作品不录，如《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文赋》、《宋书·谢灵运传论》、《答陆厥书》、《<诗品>序》、《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选>序》、《<陶渊明集>序》、《文心雕龙》之《神思》《风骨》《情采》《丽辞》《物色》《知音》诸篇、《诫当阳公大心书》、《与湘东王书》、《答张缵谢示集书》、《<金楼子>序》、《金楼子·立言》、《<玉台新咏>序》、《颜氏家训·文章》、《上书正文体》等。一些应制作品、表现军国政治内容的书笺、偏于学术和哲学思想的理论、音乐理论著作、养生辨命、论辩论难文、阐述佛教义理、碑铭墓志题材的名作，少于文学性，也都不录，如 “以北统之笔锋，发南宗之心印，虽极俳偶，而绝无牵率之病”“令韩柳授觚，必至夺色”（《艺苑卮言》卷三）的王简栖《头陁寺碑文》、“按静思明辨，解难如斧破竹，析义如锯攻木，王充、嵇康以后，始见斯人。范氏词无枝叶，王逊其简净，嵇逊其晓畅，故当出一头地耳。六朝文阐说义理，稍钧深造微，便未免释氏经论机调，范氏独摆落悠悠，避之若浼（měi）”（《管锥编·全梁文卷四五》）的范缜《神灭论》、“子山集中碑文第一”（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七）的《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志文绝唱”（《骈体文钞》卷二五）、“英雄失路，志士拊心，慷慨悲歌，自抒寥落之感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的《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及《弘明集》中的一些文章等。嵇康《琴赋》、《卜疑》、《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诸篇，尽管有深刻的思想和哲学内涵，限于上述原因，亦不录。另外，六朝之时由于时代环境的感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产生了以悲哀怨愤为审美内容的文艺思潮，诗文多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本书亦多选表现悲音的名文。悲音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更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认。悲剧之所以震撼人的灵魂，正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诸多的痛苦。
3、对文学的研究应根植于对文学史、历史的研究。本书不单纯选文释文，试图在六朝文学史框架下，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业。为此，在后记中简要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概况，使读者从总体上较为客观地把握文学现象，了解文学作家和流派，进而把所选文章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来欣赏。对作者生平事迹、作品的写作年代参考了一些史书、地理著作、笔记小说、文学批评著作、文献类编及考订著作等。“史书中的记载，孤立地看，是不大容易看出问题的，只有核对才能发现抵牾矛盾。在做了一番查账式的核对以后，前四史由于可资参照的材料不多，所以问题不大；自《晋书》而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讹误，其中尤以《晋书》、《梁书》、《陈书》为甚。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修《晋书》成于众手，虽有不少旧本《晋书》可供采择，但史臣做得不太认真；姚察父子修《梁书》和《陈书》，已历经侯景之乱、江陵焚书和陈朝灭亡三次动乱，原始档案散失自是常理，再加上有意的避讳和无意的错记，以及传抄刊刻中的常见现象，问题之多就是可以理解的了。”（*6）另外，尽量以所选古文之力为注，以述为作，对古汉语文字、音韵、训诂、版本、词汇、语法、修辞学等知识简要介绍。
4、本书所收古文量采用善本为底本，并说明原因。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则其他工序做得再努力也难于补救。对于底本的选择当以抉择善本为要。由于避讳、汉字简化繁化类化、形近意近抄写、假借、隶书草书演进、隶定古文、同声讹传、刻印讹误或为牟利加字、后人增补删减及汉字的多义等种种原因，“屡经传写，字多舛误，以羊为缶，以快为决，若此者众”（南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三〇论《焦氏易林》），“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文心雕龙·练字》），各版文字多有不同，如“襃褒、寶寳、椿樁、厎底、祇祗衹袛、髪髮、氾汜、豐豊、福褔、苻符、丐丏、裹裏、汩汨、毌毋、宦宧（孙德谦撰《四益宧骈文稿》，不是《四益宦骈文稿》；明人赵宧光、近人陈宧，不是“宦”字）、蓟葪、穊概、己已巳、矜矝、迴迥、鸠鸩、雎睢（《史记》有些版本将“范雎”误作“范睢”）、岐歧、陝陜、四西（段玉裁、顾广圻《礼记》中“四郊”“西郊”校法之争）、儵鯈、徒徙、繋繫、鄕鄉、絮䋈、曰日、胄冑”等。字书《康熙字典》也字形相异，多有讹误，如“巿市、戍戌、㔾巳、天夭、凡几卂”基本构件的混误；现在电脑的汉字方正字符集，也存在缺少基础构件及“凡卂、毌田、母毋、兀元、束朿”等相混问题，失收字、错讹字亦不少，不一一而论。（*7）至于杨雄还是扬雄，袁崧还是袁山松，冯延巳还是冯延己，丘逢甲还是邱逢甲，阎锡山还是闫锡山，卢沟桥还是芦沟桥，至今仍争论不休。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讹变是免不了的。尤其隶变造成文字的大量讹形变异，成为后世异体书写的渊薮。又六朝时国家分裂、时局动荡，政府无暇组织力量统一汉字，即便有些字书进行汉字规范，也没能在全社会产生约束力，因而俗书连篇、异体纷出。编者认为除文字中明显确凿的手抄刻工的字形讹误外，一般不可据文意或句式臆改底本。如《文选注》卷十、《艺文类聚》卷二七和卷六三、《初学记》卷一八、《太平御览》卷三八一、《馆阁书目》等“鲍照”均作“鲍昭”，并不是刻误，而是唐人避武后讳，后人改并沿袭之（可参《南部新书》壬卷、《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云谷杂记》卷二、《直斋书录解题·鲍参军集》等）；南朝宋殷芸《殷芸小说》，后多刻作《商芸小说》，是避赵匡胤父赵宏殷名讳而改；宋版《谢朓集》避赵匡胤的高祖父僖祖赵朓讳刻作“谢眺集”。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记载韩愈之子韩昶校史传中“金根车”时，并轻率推测说：“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于是把文中“金根车”全改为“金银车”。其实秦汉时确有叫“金根车”黄金装饰的一种乘舆。《太平广记》卷七三载王常语“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卷三〇三引作“水银可化”，钱钟书以为“此则‘死’字作‘化’，语意较醒豁。然窃疑作‘死’为是，校刻者不知炼丹术语，以为‘死’形近‘化’致譌，遂臆改耳。”（详论见《管锥编·太平广记》一三一则）又可见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三（又见《丹铅总录》卷一三）《古书不可妄改》所举其他例子。校书者必须精通校勘学且网罗众本，“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书证》），“非有确证，不敢藉理校而凭臆见”（陈垣《校勘学释例》）。因此采用理校、他校、活校、对校等校勘方法时须小心谨慎。抉择善本，采用死校的校勘方法是一种对古籍负责的慎重态度。死校能保留底本的原貌，反映各本文字的异同，以便读者自己判断是非。像集目录、校勘、版本学于一身的大家晁公武、尤袤、陈振孙、黄丕烈、顾广圻及近代张元济、傅增湘、王重民等校书亦有不少讹误，何况今之某些浅学之人？杨慎更曰：“古书转刻转谬，盖病于浅者妄改耳。”（《丹铅续录》卷三“世说误字”条）片面草率地追求“择善而从”，只会丧失原文的本来面目，从而可能滋生新的淆乱，也使得版本复杂。以《文选》为例，《文选》及《选》注自身的价值、科举制度的需要、以《选》为学的社会需求决定了《文选》刊刻次数多、版本多、刊刻者层次复杂。但今天的《文选》版本众多、难以说明相互继承关系的原因，除不可避免的钞刻讹误、残脱、避讳等，主要就是后世学者、出版者径改原文、注文。擅补脱注、增注、删注、擅改、讹夺、各个版本之间的相互羼入、变乱原来的面貌等人为因素的加工尤其明显，以至于今天版本众多，众说纷纭，仅研究《文选》版本也是当今学者一个很大的难题。像宋元之际茶陵陈仁子刊《增补文选六臣注》、明吴勉学刊六臣本“多所删节改窜，更不足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六），甚遭后人指责。清人何焯有时也据史书、他书以删增《文选》，导致误上加误。我们应学习大家黄丕烈刻书之严谨、阮元校书之不妄改的态度。黄丕烈刻书开雕之前，网罗众本参校，“集腋成裘，以期美备”；开雕之中，绝不妄改古书，“若字之可疑者仍之，而于校语中标出字缺疑之义也”（黄氏《周礼》重刻序）。阮元极力主张校书不凭主观臆断改字，力求恢复书的原貌。如校十三经中的《周易注疏》云：“臣元于《周易注疏》旧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经本、经注本、单疏本、经注疏合本，雠校各刻同异，属元和生员李锐笔之，为书九卷，别校《略例》一卷，陆氏《释文》一卷，而不取他书妄改经文，以还王弼、孔颖达、陆德明之书。”（《周易注疏校勘记序》）他还自创新例，在讹误字之旁，别加记号，使读者可以按记号所指，去核对校勘记，以便研究者考订。他说：“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重刻宋版注疏总目录》）他曾与鲍崇城校《太平御览》，主要针对《御览》明刻本的失误，目的在还原宋版旧貌，作序云：“予乙丑丙寅间，在雪塘庵取明黄正色本属友人密加膳校，知黄本颠倒脱落至不可读，与明活字版相似，其偏旁之讹更无论矣。且彼本妄据彼时流传经籍凭臆擅改，不知古书文义深奥与后世判然不同，浅学者见为误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误矣，或期间实有宋本脱误者，但使改动一字即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重见于后世，故余所膳校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为主。”（鲍刻《太平御览》卷首阮元《仿宋刻太平御览叙》）顾广圻重视古本、旧本，反对妄改和臆改，因而一般不改底本，但遇异文，注存备考。倘使确属非改不可的误字，则仍注存误字，以便他人参考，更免因误改而不便复原。他与段玉裁争论时认为，对于底本，缺文坏字仍当照旧，对刊改之处，张敦仁校《礼记》作法足可效仿，即写成《考异》或校记附于书后，以待后人别择。（*8）二十四史校勘本，对改字的处理也是极为慎重的，这应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也是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应有态度。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对史书经文的阙文要存疑，不要独断妄改。又曾感叹道：“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可见妄改古书之习，由来甚久。编者最反感那些学术水平不高却好像掌握了文字校勘真理的专家通人，他们“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未窥述作大意，道听而途说，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一四《礼记考异跋》），“据其所知，改所不知”（卷一五《书文苑英华辨证后》），动辄就主观臆测、轻率校勘“某当作某”“据某某补”“原作某某，今据某某改”，把古籍原文改得满目疮痍，错误愈改愈多，或者旧的错误改掉了一些，而新的错误又产生了。故段玉裁感叹“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又《文选考异》先入为主的崇善注、轻五臣的潜意识，袒护李善，李本有误总是一句“五臣乱善”了之。事实上，李善注与五臣注既已合并，二本的相互阑入在所难免。笺注尽可在校记或札记、论文中充分申述，有何资格、权利臆改底本？在这方面，训诂大师郑玄实为典范。他广注众书，并作校勘。其所为之校勘，大抵有确证，不轻出己意。他对好些看来显属误字，也不决然予以改动，而只在注语中指出“某当为某”，意在为他人校勘提供参考而已。后世“考异”、“校勘记”之类，实滥觞于郑氏之法。贪多求全、择善而从是当今研究、整理古籍的通病。一些排印本、学识不高者所整理的笺注本往往变更异体字形，主观增删字句，美其名曰“择善而从”，实际并不能反映古籍当时的原貌和用字情况，结果整理成不伦不类的新版本。悲夫！或许这也正是古籍影印本在今天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编者强烈建议，凡整理古籍者必参颜庆余《<鲍照集校注>读后》（载《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此乃睿者之言也！
本书采用死校法校勘，基本保留所采用底本的原貌。在注释中尽量查阅原文，并对各本不同的校勘作出说明。编者觉得善本应是足本、精本、旧本（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第二》），应以保留作品的原貌为根本标准。首先在编选时间上应较为接近所选作品的年代。一般来说，越古的版本，因和作者生活的时间接近，错误越少；经过后代著名学者精心校勘、整理过的不讹不缺之本也较可靠，如清代校勘大家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父子《知不足斋丛书》、吴骞《拜经楼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其次应是像《文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一类的经较长时间集体所成的文学总集。以民国时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要籍的《四部丛刊》为例，这基本是选择善本作为底本影印的。由于主持者张元济、孙毓修都是版本目录的行家，工作又认真，底本绝大多选得好，因此很受学界重视。而一些个人编纂的大型文学总集，由于一己之力视野、精力、财力有限而不免讹误粗疏。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可谓鸿篇巨制，但以一人之力辑校这样大的巨著，前后失照、疏漏、失考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该书存在大量的校勘问题，严氏所用之书多为坊间俗刻本，难免存在三豕渡河、鲁鱼帝虎、别风淮雨、乌焉成马、亥豕相望等传写错误，至于夏五郭公等文字夺、衍、舛现象亦不可避免，严氏不可能一一校正。《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作者张溥享年四十岁，一生纂述却达三千余卷，一方面可见其用力之勤，另一方面自亦难免粗疏。以本集而论，误收、失收的情况并不少见，又不载诗文出处，自然也存在类似的许多校刊问题。再次，利用金石文字校勘古籍，是古文献学史上由来已久的传统方法。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据当时出土的秦汉铭文，指出《史记》诸本中的“丞相林隗”之“林”为讹字，当作“状”字，以出土文物校正传世文献，开后世金石证史之先河。之后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的著作将金石学推向成熟，清代顾炎武、钱大昕、孙星衍、阮元等大家辈出，顾炎武的《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石经考》就是论述和实践。近代王国维又提出了以地下出土资料参订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广泛参照古籍、书画、字帖、碑志碑铭、造像题记以及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石刻、敦煌卷子等出土文献，立足于出入文物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这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今天看来，郑樵《通志·校雠略》所谓的“亡书出于后世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绝非虚言。因此应重视古钞本，尤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国内外公私藏书机构保存的其他写本古籍。（*9）由于本书底本采用《文选》较多，因此在校勘中也参考了《文选集注残卷》、《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敦煌本文选注笺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等。应注意的是，要以出土材料激活传世文献的研究，不要轻易地以出土文物否定传世文献。通过出土文献发现现存文本的问题固然可喜，能验证传世文献的可信也同样有价值。另外，传世古籍载录的字形、文字，通常只能反映刻书时代的情况，很难反映古人用字的实际面貌。尤其宋代版刻兴起，典籍在从写本到刻本转变的传抄翻刻过程中，原有的异体字大多被改换成正字，又以俗字改正字，增补减删，这些无不打上了抄刻者所在时代的烙印。如南朝陈顾野王《原本玉篇》就没有完整传下来，目前仅存日本藏唐写本残卷数种，而现在通行的《玉篇》叫《大广益会玉篇》，曾经梁萧恺、唐孙强删减增字、北宋陈彭年、丘雍等奉诏重修、再做增补，已非顾氏原貌。又唐李阳冰曾刊定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为二十卷，但“排斥许氏，自为臆说”，以一己之见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渐消失，而李氏刊本则盛行。直至南唐，徐铉、徐锴两兄弟并治《说文》，其《校订本说文解字》（大徐本）、《说文解字系传》（小徐本）对原书内容进行了整理，旨在釐清许著原貌。尤其后者乃北宋太宗雍熙年间，徐铉与句中正等人奉旨校订，“大徐本”也成为《说文》这部文字经典最为可靠、最具权威性、流传至今的正宗校本。又唐天宝年间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北宋初开宝年间陈鄂更改《经典释文》，而使其书面目失真，古文原本从此不传。《世说新语》原文八卷、刘孝标注增为十卷，虽撰于南朝刘宋之时，然唐前传本今皆无存。今天所传仅有三卷三十六篇，期间遗失不可数，而北宋晏殊、南宋董弅、刘辰翁、刘应登等妄意删削，使这样一部完好的书几经裁删，面目全非，难怪清人钱曾愤慨道：“说诗至严沧浪而诗亡，论文至刘须溪而文丧。此书经须溪淆乱卷帙，妄为批点，殆将丧斯文之一端也欤！（《读书敏求记》卷三“子部杂家类”）后人所刻《文选》亦多俗字、讹字、异体字混用，实非萧统该书原貌。以“今存宋单刻李善注《文选》一个完本”的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池阳郡斋刊刻《文选》之《登楼赋》为例，尤刻本版本较早，但其底本与《文选》原刊本之间已经存在了一定的距离，掺入一些后代用字，如文中用“皐”（“皋”的隶书）、曽（“曾”的俗字）、逺（“遠”的俗字）、“髙”（“高”的俗字）、“郷”（“鄉”的讹省）、“兾”（冀”的或体）、“?”（“瓜”的俗字）、“歩”（“步”的讹字）、“遟”（“遲”的籒文）、“?”（“憯”的讹俗字）等，文字即已不断地被“当代”化。因此，本书所收古文以及校勘时所据的古籍、总集、类书，反映的只是底本当时采用文字的面貌，并非古文作者当时原稿的本来面目。加上本书基本采用现行简化字，更离底本原貌远矣。同时，一些辑本“务得贪多，失于限断”，尤其明人刻书，不按旧式，文字辄多妄改臆改，加上传抄传刻过程中有意无意加以附益，结果失去了原有面目，“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10），此类刊本亦未为善本也。还有像《四库全书》这样成于众手的抄本，讹误在所难免，特别是有些采进的辑本漏辑、误辑，实际原书并未亡佚；再加上政治环境的制约，很多出于政治原因而作的故意改动、删改，因此尽量不用或少用四库本中的古籍作为底本。今人整理排印本，如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多增删文字，择善而从，亦不适合作底本。根据上述原则，选文底本主要采用影印本《文选》、《四部丛刊》及一些宋元旧本、名家笺注本。
书中对生僻、异读字等的注音一般不采用古代的直音法、反切法、四声法，而用现代汉语拼音字母注音，表明声调，主要参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新版《辞海》，少数流行较广的异读、旧读酌予保留。因是古典文学，对人名、地名、碑志、著作、年号、官制、偏僻字以及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古体、繁体（正体）、异体字，如《榖梁传》、刘知幾、僕射，不作《谷梁传》、刘知几、仆射。有时也是校勘所需，如用简化字，则不易看出形近而讹这类现象，如王粲《七哀诗》“憂（忧）思壮难任”，张溥本“憂”作“夏”；又如南朝齐女作家韩蔺英，《诗品》卷下作“韩蘭英”，据《南齐书·列传第一·皇后传》当作“韩蔺英”；《答谢中书书》或谓谢中书指谢微，《梁书》卷五〇作“徵”，《南史》卷一九则作“微”；如用简化字“忧”、“兰”、“征”则字形颇为不类，无由致讹。北宋初年活字版印刷术发明家毕昇与锻工冶金家毕升（今均简作“毕升”），同时代，非一人，书刊常混淆将前者误作“毕升”。其他注释、赏析等如非必要，则一般采用简化字。对下列古字、繁体字、异体字的几种情况，除第三种情况正文在第一次使用时采用繁体字，其他均采用简化字。繁体字在注释中择要说明，使读者多得到一些接触繁体字的机会，为进一步阅读古书打下一些基础。一、简化字字形字体古今变化较大的，如“膚（肤）”、“懷（怀）”、“盡（尽）”、“驚（惊）”、“舊（旧）”、“蘭（兰）”、“憂（忧）”等。读者识之，方便认知。还有其他一些繁体字，读者可通过字形的比较，得到认识。二、别字俗字（今日的简化字、正体字）有所本或有文献记载的，注释中略加介绍，以便读者参看汉字的演化进程。如“辭（辞）”、“敵（敌）”、“顧（顾）”、“歸（归）”等。对体现民族文化的关键字“龍（龙）”、“華（华）”、“漢（汉）”、“國（国）”、“義（义）”，在初次注释中亦简要介绍其繁体。实际繁简各有优缺点，汉字简化，亦古已有之。除书法家使用的简体字和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俗字外，许多书坊为了简易速成，刻书多用简体，如“個”作“个”，“勞”作“劳”、“單”作“单”、“儀”作“仪”、“劉”作“刘”、“婁”作“娄”等。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憂’，‘言反’为‘變’，‘不用’为‘罷’，‘追来’为‘歸’，‘更生’为‘蘇’，‘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可见早在南北朝时，简体字就已盛行。北宋孙奕《履斋示儿篇》卷一七称宋代“俗书淈乱，失其本真，后学沿讹袭舛，不可胜记。”元人刻本最喜用简体字，元代简体字数量远远大于宋明刻本。就内容而言，小说戏剧图书的简体字是最多的。小说戏剧图书的读者是广大民众，字体笔画由繁到简，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使用的许多简体字在宋元时期已触目可见。三、古今异义字，尤其在古代是两个字，音义都不相同，但现在简化为一个字的。如《登楼赋》“背坟衍之廣陆兮”中的“廣（广）”，《雪赋》“憐枝葉之相违”中的“憐（怜）”、“葉”。此外，现在“冲、丑、党、淀、斗、发、丰、后、坏、几、极、间、腊、里、怜、帘、岭、面、宁、凭、仆、胜、圣、适、术、台、体、听、托、系、御、云、岩、余、郁、愿、征、只、种、筑”等字及其繁体字，在古代都是两个字或多个字，音义大部分不同。本书对正文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古今字略作介绍。针对简体字实施造成的文化断层现象，今日提倡“识繁应简”、“立正存简”。希望读者通过此，略对祖国的汉字文化遗产有所了解。
本书涉及的人名，无论存殁，一般不加敬称。涉及的历史纪年，一般用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年字样一般不标。涉及的历史地名，一般用旧地名，括注今地名，省、市、区、县字样一般不标，并参考了部分最新行政区划资料。编者认为注释还是用今日最新地名为宜，近人吴曾祺云：“凡官制、地名，古今沿革不一；为文者皆须用今语，不可以好古自乱其例。如书札往来，偶尔借用，尚无不可；至如传状、碑志所以传信后世，便一字不可移易。若使今无此官，又无此地，而镌诸金石；恐将来见之，将不知为何代之人，岂不大谬？昔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以示尹师鲁。师鲁曰：‘公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现无其官，后必疑之。’文公怃然曰：‘幸以示子，不然几失之。’此妄称官名之失也。又碑志之文，只宜载其所居邑里。而近人作文称‘李’必曰‘陇西’、称‘柳’必曰‘河东’、称‘崔’必曰‘清河’、称‘王’必曰‘琅邪’；遥遥华胄，当无事实。又南北朝时，土宇分裂，故多置侨郡，如南扬南荆之属。及天下一统，此名即已不用，而唐文犹有仍之者，此妄称地名之失也。”（《涵芬楼文谈·称谓》）其说可参。如《隆中对》中“颍川”，今注或曰“东汉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禹县。”实际应今河南禹州市，禹县是个旧地名，早在1988年就已改为禹州市。《与陈伯之书》中“洛汭”，今或注“洛水汇入黄河的地方，在今河南洛阳、巩县一带。”巩县作“巩义”为是。因在1991年8月撤销巩县，设立巩义市。《江水·三峡》中“江陵”这个地名现在还存在（是荆州市的一个县，叫江陵县），但文中所说的“江陵”以及目前现存的江陵古迹在今荆州市主城区的荆州区，而不是现在的江陵县。“武昌鱼”的“武昌”、孙权“钓台移柳”的“武昌”也不是指今天的武汉武昌区，而是指古武昌（今鄂州市）。地名问题本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由于古今行政区划的变化及古代一些皇帝避讳或为标榜新政而随心所欲地大肆更改地名，年代久远，已很难说清，加上编者大部分没实地考察，所以有些解释也是莫衷一是。
5、考虑到古文自身的特点，对词句作详尽解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都有涉及，对有争议的地方以“多歧为贵，不敢苟同”的原则提出看法。同时考虑到骈体文章本以展现语言美为主要特征，译文在体现原作偶对、音韵等方面的风貌时很难传达出原作的艺术精神，就不作全文翻译了。在注释中，除注明典故来源外，重在释字、辨明词义。因古代语言文字经过先秦古文字、秦汉篆隶文字、魏晋行楷、唐宋以来俗字简体字、近代方言字等多次重大变化，六朝古文虽不像《尚书》那样“佶屈聱牙”，但不作注释，普通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从字体来说，先秦先是大篆，后是小篆，汉是隶书、草书，魏晋后又盛行楷书。从语音来说，许多字的读音有了变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提出“古无轻唇音”，认为轻唇音是在唐末宋初时期从“帮滂并明”中分化出来的；又提出“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后人概括为“古无舌上音”），说上古没有舌上音“知、彻、澄”，它们是从古舌头音“端、透、定”三母中分化出来的。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认为《诗经》时代只有平声、上声和入声，而没有去声，去声是从魏晋时代开始产生的学说。（*11）又如“并、教、看、忘”等，古代多读平声，而不是去声。又“播”作“布种、传播、舍弃、迁徙”义项时旧读bò；“临”坐“哭”义项时，旧读lìn；“三”作“再三”义项时，旧读sàn；“胜”（勝）作“承受、尽”义项，旧读平声shēng；“思”作“思绪”义项，旧读去声sì；“文”作“掩饰、修饰”义项时旧读wèn；“闻”作“名声、出名”义项时旧读wèn；“行”作“行为、造诣、巡视”义，旧读去声xìng；“远”作“疏远、避开”义，读去声yuàn；“听”（聼）作“任凭、听任”义，旧读去声tìng；均与现代字词典中的注音不同。至于读音完全发生变化的一些古今音变字，如“壑”旧读huò；“斜”作“不正”义，旧读xiá；“乐”作“爱好”义，旧读yào；“嘲”作“嘲笑、吟咏、鸟叫声”义项时旧读zhāo；“造”作为“造就、往、到、时代、突然”义项时旧读cào；今人亦多枉然莫辨。作为地名，“六”多读lù（亦有读liù者），如六县、六安等。某些机构、词典强制取消“六”作地名时“lù”的读音，实无必要。从词汇上说，一部分词汇随着社会生活的进程而衰亡，更多的新词产生，有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古文中还存在着大量古字的假借、大批虚词的用法，还有六朝骈文兴行的藏词法、马蹄韵等，一般读者多不熟悉。六朝时期大量使用的藏词法，除常见的“友于”外，还如“贲然”、“殆庶”、“盖阙”、“盍各”、“籍甚”、“居诸”、“具尔”、“孔怀”、“如仁”、“圣善”、“微管”“贻厥”、“则哲”等。恰当地使用藏词法，可使行文简洁，蕴意丰富，但六朝骈文大量地运用此法也带来割裂文意、生涩不通等许多弊端。“颜之推虽对这种风气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但他自己也不能脱俗，如其《颜氏家训·风操》 云：‘蓬生麻中，不劳翰墨。’从表面上看，‘蓬生麻中’与‘不劳翰墨’似衔接不上，而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蓬生麻中’也是一种藏词法。《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蓬生麻中’后省去了‘不扶自直’，比喻人们身处好的环境，自然懂得礼仪，所以紧接着说‘不劳翰墨’。就是由于颜之推使用了藏词法，所以导致了文章表面的句义不通，晦涩难懂，如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就疑‘翰墨’为‘绳墨’之误。”（*12）同时，古文中还涉及大量的天文、历法、乐律、地理、职官、科举、礼俗、宗法、姓氏、宫室、车马、中医、饮食、衣饰、什物及各种典章制度等，这些都加大了我们学习古文的困难。比如古人的天文知识相当普及，清初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辞也。‘月离于毕’，戍卒之辞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〇“天文”条）今天我们学习赏析古文，自然不是系统学习古代天文、历法学，但是了解一些基础概念无疑对阅读古文是有益的。像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何为节，何为气？二十四节气中哪一个是节，哪一个是气？（*13）又如潘岳《西征赋》中的“岁次玄枵，月旅蕤宾”，鲍照《瓜步山楬文》“岁舍龙纪，月巡鸟张”，宇文逌序说庾信生卒年的“至今岁在屠维，龙居渊献，春秋六十有七。”岁星纪年，今人多已不晓。今人也多已不懂上古三代时期的姓氏文化。姓本是一种族号，氏则是姓的分支。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比如屈原，芈(mǐ)姓屈氏（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楚王为芈姓熊氏，秦始皇是嬴姓赵氏（赵政）。秦汉以来，姓氏合为一体。又《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剥，击也，音pū，是“攴”的假借字，非“剥皮”之“剥”。（*14）《仪礼·丧服》“慈母如母”之“慈母”乃古代对抚育自己的父妾之称呼，非今谓父严母慈也。（*15）《月赋》中“菊散芳于山椒”，山椒，山顶也，不是长满花椒的山，非因多椒而名也。《三国志》中关羽的“汉寿亭侯”，“汉寿”是地名，罗贯中《三国演义》误拆之为“汉”、“寿亭侯”。（*16）“又如，某部电影里有一位名叫秋石的诗人，乍看其名颇有诗意，似与诗人气质名实相副。但稍懂中医的人都知道，秋石乃是用人尿制成的药名，以此为名，难免为识者所笑。……当代有一些人喜欢用虚词来取名，觉得意义抽象，不可捉摸，别具一格，不过，用虚词取名必须当心，因为虚字大多从实字假借而来，造字之初本有实义，须考其实义为何。如‘也’字即不宜取名，汉代有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在其名著《说文解字》中说：‘也，女阴也，象形。’虽然后世一些文字学家说许慎是胡说八道，但既有此一说，若公然不顾而取以为名，未免要自取讥嘲了。”（*17）可见，学问之事，不可不博，不可望文生义。因此本书重点突出注释部分，由于诠释之学，语必溯源，事必数典，编者知识浅陋，借鉴了李善、五臣注的许多成果，纠正了一些错误。在音韵﹑训诂﹑考订等方面重点参考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鉅《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在文义、评论、考察作品背景方面重点参考叶树藩海录轩刻朱墨套印何焯评《文选》、方廷珪评点《昭明文选集成》、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张云璈《选学胶言》及今人赵俊玲辑著《文选汇评》。本书校勘所依《文选》版本主要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奎章阁本系统，简称秀州本）、《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明州本）、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六臣注《文选》（赣州本，但与今传世诸赣州本不同）、《四部丛刊》影宋建州本《六臣注文选》（宋建本，属赣州本系统）、南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刊刻李善单注本（尤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版五臣注文选》（朝鲜中宗四年即明正德四年本，简称正德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胡刻本），对《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唐写本）、敦煌写本、北宋国子监本残卷（监本）、建阳陈八郎本、袁褧重刻广都裴氏本（袁本）、陈仁子《增补六臣注文选》（茶陵本）、日本室町初写本所传古抄卷子无注三十卷（残帙二十一卷）本（古钞本）、叶树藩海录轩本《重刻昭明文选李善注》、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评注昭明文选》）所据汲古阁本（汲古阁本）也略有参考。（*18）此外，书中收录陶渊明的四篇文章，底本、校本采用了最早的四种宋本：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绍熙三年曾集刻本《陶渊明集》、淳佑元年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收《桃花源记并诗》、《归去来兮辞并序》，余皆为诗）、宋刻递修本《陶靖节先生集》（残四卷，有诗无文）。
另外，注释尽量全面，以免出现疑义。如《哀江南赋序》中“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有注“西晋陆机兵败于河桥，为司马颖所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给人感觉是陆机、司马颖是交战双方，河桥一战陆机被司马颖打败并诛杀。实际陆机事成都王司马颖，带兵攻打长沙王乂，败于河桥，因受卢志、孟玖等所谗而为颖所诛。本书还增加了一些文学知识，修正了一些观点。《哀江南赋序》注释“张平子见而陋之”，有选本注“班固作《两都赋》，衡乃拟之作《两京赋》。”实际张衡只有《二京赋》，没有《两京赋》。一些注释说《文心雕龙》评论王粲《登楼赋》为“魏晋之赋首”，查《文心雕龙·诠赋》没有这样的说法。刘勰是说王粲等人“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亦魏晋之赋首也”，意思是说这些人赋成就突出，算得上是魏晋时期赋方面的代表作家了；并不是说《登楼赋》是“魏晋之赋首”。另一方面，作为普通读者研读古文时，似应着重文意、文章章法，对于有些生僻字词、典故及一些校勘、考证亦可不必过于斤斤计较。今天看来，即便《说文》、《玉篇》、《小尔雅》、《广雅》、《埤雅》以及《经典释文》、《十三经注疏》等一些解释古词古义的专著亦不免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或成于众手，不免抵牾，或胶柱鼓瑟，过于拘泥。诚如钱钟书所言：“《庄子·逍遥游》郭象注曰：‘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大极鲲鹏，小至蝇蚋，胥不足‘曲与生说’。言《诗》者每师《尔雅》注虫鱼之郭璞，实亦不妨稍学鹏鲲未详之郭象也。”（*19）
6、注释典故时尽量查阅原始出处，且较为完整地引用原文或相关资料，力求展示古文经典及华美的言辞，亦方便读者翻检、引用。对于典故，详加对比，同一典故多种典籍都有记载时，尽量阐明原始出处。如《别赋》“惊驷马”二句引《韩诗外传》时，有作“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瓠巴鼓瑟而六马仰秣”，有作“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到底哪种说法准确？该典实际《孟子外书》、《荀子·劝学》、《韩诗外传》（李善注引本、今本）、《淮南子·说山训》等书都有记载，但略有不同。《与陈伯之书》中注释“吞舟是漏”引用西汉桓宽《盐铁论》“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时，有注出《盐铁论·刑德》，实际《盐铁论·刑德》全文没有这句话。注释“吴子之泣西河”，有注出《史记·吴起列传》，而实际《史记·吴起列传》中未提“泣西河”一事。
此外，拙著在引用《尚书》、《淮南子》等古书篇名时，比如多作《尚书·周书·大禹谟》、《淮南子·原道训》。前者，现在多认为是伪古文尚书，认为《大禹谟》《汤诰》、《伊训》、《泰誓》等25篇为伪造，故应作《伪古文尚书·周书·大禹谟》。（*20）后者，辞书、字典在引用《淮南子》原文时，提到书中篇名，往往说《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墬形训》……，我们也将“训”当“篇”来理解，这是不正确的。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二十一篇作注，除《要略》外，从《原道》至《泰族》，每篇名后加一“训”字，表示此篇已有训释。这里“训”是指高诱的注解，并不是指书中各篇本身。（*21）
7、文学由世界、作家、作品和欣赏者四要素组成。为帮读者钻研揣摩古文，尤重赏析部分。传统的文学赏析至少应包含三部分：一是朴学的工作 对于作者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对于古文来说，其作者的生活年代考证得准不准确，跟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大小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同样的一部《左传》，如果它的作者确是战国中期以前的人，就是一部研究我国先秦历史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相反，如果肯定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伪作，它的史料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它在文学史上也要从先秦移到西汉。所以，后代学者研究古书时，都要先对它的作者作一番考辨，尤其是作者的生活年代，以便对它的各种价值作出正确的推断，也才能避免闹出一些不该发生的笑话来。”（*22）比如本书介绍的《后出师表》，如考证出确为诸葛亮所作，其文学、史学价值就颇高，相反则大打折扣。文学作品（尤其小说）的许多素材往往部分来自作者的个人经历，这时考证作者的生平以便进一步进行赏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以小说为例，从事素材研究的正确方法，“大致应该是先从作者家世与生平经历入手，经详细考证之后，再将所获材料及结论与小说的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则自然可以看出作者生平的哪些内容作为素材融入了小说之中，在融入时又被作者作了哪些改变，从而更进一步看出作者的创作技巧，并考察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当年胡适先生做《<红楼梦>考证》时就是从考证曹雪芹的家族和身世入手，并将所获结论与小说内容进行对比，从而认定《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甄、贾二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二府就是曹家的影子。胡适先生把小说完全等同于‘自叙传’的错误这里不必再去多说了，光是他用科学方法考证出《红楼梦》跟曹家的家族史以及曹雪芹本人身世的密切联系，就已经为人们了解这部伟大小说的素材来源开辟出一条正确的研究大道了。”（*23）二是史学的工作 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情形，要弄清楚。如蔡邕所作的情动于衷、自称“无愧色”的《郭林宗碑文》就与范晔《后汉书·郭太传》记载事迹的取舍颇有不同。联系蔡邕生活在外戚专权、阉宦乱政、党祸腥雨的汉末，其时作碑，自然多所忌讳而欲言又止；而范晔于身后作传，则无蔡邕之忌。同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期。政权的不断更迭，战争的此起彼伏，疆域的反复划分，人口的迁徙流动，错综复杂，构成了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作为社会生活、作家心态反映的文学艺术，不可能不对这样变化多端的现实做出深刻的反映；同样，研究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不对这段历史背景作深入的了解，否则，难免近于隔靴搔痒。沈约有《豫章文献王碑》，铃木虎雄编《沈约年谱》时，仅仅根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系于萧嶷死时的永明十年。看似有据，但是如果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就不难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生性谨慎的沈约怎敢冒犯大忌而为府主的政敌萧嶷去写歌功颂德的碑文呢？这些隐情，《南齐书》均略而不载，因为史书作者萧子显就是萧嶷的儿子，当然极尽隐晦之能事。若仅据《南齐书》考述此段公案，必然误入歧途。幸而有《南史》披露，得以略窥真相。……由此可见，孤立地看一篇作品，忽略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作家的处境，是颇易致误的。这个例子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必须比勘众书，前后披寻，庶几可以梳理出某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仅凭一本书、几条资料来立论，那是很危险的。中古诸史，有几部史书，如《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等都作于当时，有许多史事回避不谈，甚至给予曲解。”（*24）鲁同群对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对故君的严厉批判感到十分不解，“按照中国古代‘为尊者讳’及‘交绝不出恶声’（《战国策·乐毅报燕昭王书》）的道德标准，庾信对故君的批判就显得异乎寻常地严厉了。如果把这一批判拿来与《哀》赋中对西魏统治者的指责和比较，就更会使人感到奇怪。事实上，《哀》赋中对西魏统治者根本没有正面的批评，除了‘硎谷摺拉，鹰鹯批㩌，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数句写西魏军队攻破江陵之后的大肆屠戮，以及‘水毒秦泾，山高赵陉’这一段描述江陵亡后，大批梁朝士民在冰雪严寒中被西魏军队驱赶入北的悲惨状况，从而表达了作者对西魏统治者的抗议外，我们在《哀》赋中找不到其他抗议、批评的词句。恰恰相反，子山一再将西魏入侵归罪于梁元帝，而为西魏多所开脱，如曰‘其怨则黩，其盟则寒’（倪注：‘黩怨、寒盟，如魏宇文仁恕来聘，帝接有阙，致起魏师。’）又曰：‘周含郑怒，楚结秦冤。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倪注：‘言楚有可败之道，西魏乘机而入也。’）又曰：‘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外力’指西魏，而‘祸起萧墙’指萧詧之以侄伐叔（梁元帝萧绎）。‘虽’、‘实’二词，很明显仍将战争的责任归于‘内’而非‘外’。如果再联系《左传》‘五十凡’中‘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来思考，庾信的爱憎岂非十分明显。”（*25）其实，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考查庾信这篇作品的创作年代，就好理解了。“庾信写此赋时是在北周，他对梁朝统治者及侯景的揭露自然无所顾忌，因而这一方面有许多精彩的描写，对西魏的统治者（实为周明帝、武帝之父宇文泰）他就不能不考虑了。但他仍然是比较敢于直书的。”（*26）“详察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考订作者本人的经历身世似更为重要。因为讲析文章首先要认准它的主题思想，不然便无法正确吃透文章的写作目的。当年朱自清先生讲鲁迅的《药》，把文章主题局限于‘亲子之爱’这一点上，便受到后来研究者的批评。我们讲古人的文章当然也不能只从表面看问题，必须从作者所处的大环境即时代背景去找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然后再就作者本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对时代、对人生的看法进行研究探索，才有可能发现他写文章的真正动机和目的。”（*27）第三是美学的工作 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凭感觉，要感情投入。以前说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态说的。具体研究的时候，应该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所区别。区别在于，研究文学既要有研究历史、哲学的‘理性判断’，同时要倾注人的‘感性判断’；除了要进行‘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传统的‘以意逆志’，更应该‘以心传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觉，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缺少‘感性判断’的研究，把文学与历史、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同起来的研究，是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28）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篇完美的鉴赏文字。本书力求参考上述原则，重视作品的渊源，对所选古文从写作背景、文章结构、艺术特色、思想内容、作品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当然，随着观念、视野的变化，20世纪西方学术语境中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将文学接受纳入文学批评视野，在艺术感受、审美判断等多方面开辟出新的境界。
“我始终认为，古今名篇佳作实在是太多了，却并非任何一篇作品都能写出鉴赏文字来。只有原作精彩，有可鉴赏的内容和价值，人们才有可能写出可读的鉴赏文字来。后者不过是附丽于原作的副产品。”（*29）像本书选录的《晋书·刘牢之传》就无多大艺术技巧分析，注释的主要是人名、地名、官名，分析的主要是东晋这时期的历史和刘牢之这个人物的悲剧。《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也主要介绍了谢朓的简历、出首行径和南齐政权的残酷斗争历史。另外，当今许多鉴赏书籍，往往找不到分析切入点，却套用流行的机械反映论或者动辄引用西方的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文学理论对经典作品千篇一律、生搬硬套地分析，其结果不是重复表层的信息，就是主观任意的歪曲。比如某篇赏析《三峡》的文章，就被挑剔文坛的孙绍振教授批为通篇全是废话，没有一点具体分析。原因是作者的观念僵化，文章的观点落实在“体物”、“逼真”上，与《三峡》文本的精彩根本不沾边。其实，郦道元根本没去过三峡，《三峡》描绘的景观也并不以逼真取胜。而“相比之下，赏析文章的作者用了一系列流行的套语：‘大处着笔’‘体物妙笔’‘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对比衬托’‘令人惊心动魄’。原因盖在于作者内心有一种于被动体物、机械摹写为上的准则。殊不知文学性的形象都是虚实相生的，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早就说过，艺术乃是‘逼真的幻觉’，只有通过假定才能达到表现审美情志的真诚。从思想方法上说，作者行文不着边际的原因还在于，文章号称赏析，当以‘析’为核心。‘析’乃分析，分析的对象乃是矛盾/差异，可通篇没有接触到《三峡》文本的内在和外在矛盾，因而无从分析，也就不能深化，只能在文章表面滑行。”（*30）
今天我们赏析古文，不仅要参考其艺术手段，更要从思想内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借鉴。由于文学必须体现人性、阶级性，又须具有鲜明的个人性，赏析古文应从人类历史和人性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对同一作品，因每个鉴赏者看问题的角度和自身的立场、知识结构不同，不同时代就会出现不同的阐述，各种文本解读可能都有其合理性与价值。比如鲁迅说《红楼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有的解读重在寻出作家的原意，有的重在生发。这些观点各有合理性，但都难以到位，都不宜过度解读，走向极端，不得无中生有，失之武断。像鲁迅的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野草·秋夜》）编者愚陋，觉得这只是作者为表达一种孤寂意境而写的简单一句话，实在看不出这句子的魅力，但是那些鲁学研究家们、鉴赏家们非要无病呻吟说是名句、佳句，什么运用了一种“欲扬先抑”或者“累迭”修辞的写法，进而分析时代背景和艺术技巧，多么的深邃云云，反正都象王丞相那帮属吏一样“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世说新语·赏誉》）。更有学者认为这表现了鲁迅对当时兄弟周作人反目所感到的悲凉和无奈，同样都是枣树，却合不到一起；也有人认为这两棵枣树暗喻鲁迅的两个老婆朱安和许广平。对于这些微言大义，恐怕鲁迅本人也未必意识到。我想鲁迅在地下一定会窃笑：在我的身后，可以看见两个争论不休的傻子，一个不知道我写了什么，还有一个也不知道我写了什么。
同时，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所须，是文人安身立命、著书立说的工具，但语言文字亦有很大的局限性。许多先哲如禅宗南宗慧能主张不假文字，不立文字，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认为只有摆脱了语言表达造成的限制，才能使自性体验通达无碍；况且最早的思想、哲学都不是写出来的，比如孔子一生述而不作，没有留下亲自撰写的著作，他的言论、思想也是其弟子对他的笔录。语言在传情、说理、状物、述事上也总不能无欠无余，清晰完整地传达人们内心的思想与情意。释迦牟尼亦曾说言语文字，不能代表人家的意思思想；北岛说“一切语言都是重复”。梁启超曾云：“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31）梁氏这里所言，恐怕并非完全出于自谦。人凭语言进行思考、交流，但任何一种言语、文字以及人们惯用的思维方式，都没法表达人的真正意思、情绪，也不足以表达出对某种真理的领悟。语言总造成迷误，滋生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视刀环歌》）。有些时候，付诸报刊的文字只是不得不说的话，并不能表达作者的完整意图。（*32）又王安石曾感慨“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读史》）历史从来都来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非难辨，何况在遥远的后世呢？真正美好的东西是无法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又如轮扁讥齐桓公读书所说，“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外篇·天道》）因此，抱着“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的奢望进行赏析，有些观点也是见仁见智，读书贵在自得，融会百家，还望读者各取所需，各从所好，在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领悟原作的辞采、布局、气势和神韵等，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8、既为古文“赏析”，书中还对作者、作品增加集评，从中可看出后代的不同理解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这对初学者疏通文理、了解文章章法有所裨益。有人认为不宜用庸俗的批点法解读《文选》、赏析古文，曾国藩言：“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经史百家简编序》，《曾文正公文集》卷三）屈守元更云：“批批点点，如果是读者兴到神会之时，随手记录，本来是无所不可的。但一定要把一人一时的批点，规定为天下后世广大读者必由之路，必遵之法，那就不足取了。……独怪近五十年来，上海书坊犹把孙鑛批语加在胡刻本之上，号为‘孙批胡刻《文选》’，无知末学，奉为读本。今谓凡读《文选》者，宜对此类批点之书，流播之毒，伐骨洗髓，痛加刊除，始可与言科学学术也”。（*33）学术各有所专，虽然我们不能以“五色圈点”号为“古文秘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篇》），对不解文义、乱下评语的妄人的庸俗、繁琐批语自不能视为必遵之法，尤其明代书商出版的集评本《文选》，凡一字一句，评骘不遗余力，又往往附会时事，但对批点之法一概痛加驳斥，则显然矫枉过正了。自南宋起，诗文评点主要有循行摘墨、眉批总评两种方式，纯粹为应付科举考试，为时文陋习，其后逐渐有学者摆脱科举时文的束缚，开始从文学评论与赏析的角度评骘诗文。这些评论、批点有些以时文之科臼，绳墨古人，尘秽简编，但亦不泛精辟见解者，如孙鑛、何焯、许梿、谭献等人之论，综合运用“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品评”等批评方法（*34），深入作品内部，从语词、声韵、用典、修辞、结构、句法、意旨探究诸方面进行研究，揭发作者深心，阐发结构之妙，勾勒句眼警句，点播行文风格，提高读者欣赏与审美水平。尤其张燮编《七十二家集》、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每集的卷首撰写题辞、引、序（张燮本缺曹操、曹丕、潘岳、陆机、陆云、郭璞、江淹、谢朓、王融、萧衍、萧纲、萧绎题辞），对作家和作品作出评价，时有精当意见。他们都强调知人论世，张燮的题辞大多评骘人物的篇幅超过了评点作品；张溥论文着重强调作家的人品（见《七录斋集·洛如社序》）和文的“真伪”（见《行卷荴露序》），非常重视古人的行事和道德操守，其相关题辞大部分都围绕这点展开。同时，评论者多从时代背景和自己身世出发，借古讽今、有感而发之处亦不少，“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求评判得中，其唯千载一遇，还望读者自己择取，难有定论。像张溥一些题辞，如《郭弘农集题辞》中强调术数应验、《萧竟陵集题辞》强调因果报应、《梁武帝集题辞》强调教宗净业，显然是时代局限。又如“《归去来辞》是陶赋的代表作。前人对它的评价都很高，欧阳修至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独王船山对它颇不满，认为‘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身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固非柴桑独酌，五官三休之所能知。’（《楚辞通释·离骚经》释）”（*35）如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今天看来曲说之处亦不止一处。“一是陶澍对陶渊明政治态度的定位。他完全信从沈约关于渊明归隐之后不肯仕刘裕新朝，‘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的说法，视渊明为忠晋人物。这样的定位，或多或少影响到他的研究。他不承认渊明曾在桓玄手下做过官，恐怕就与定位渊明是忠晋人物有关。二是陶澍接受前代学者朱熹、刘履、沈德潜诸人的评陶影响，以为渊明的思想渊源来自儒家。这样的认识，自然也影响他的集注以及对历代评陶文献的取舍。”（*36）又如对庾信的负面评价，以唐代崔涂和清代全祖望最为激烈。崔涂《读庾信集》诗讥讽庾信仕历多位君王，恍如醉游：“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全祖望《题<哀江南赋>》更直接骂其品行失节、卖身求荣行端：“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则信已先天而醉矣。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者也。”欲评析两段评论文字，须了解二人的身世。“崔涂是一个比较关心政治的诗人，生当唐代季世，国势日非，作有不少赞美奋发忠义之士的诗，如《读段太尉碑》、《读留侯传》、《东晋》等等，《读庾信集》主要讥讽的是他宴安逸乐的一面。全祖望的议论，则明显针对钱谦益等人。”（*37）近代刘师培则强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的批评为准，“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益加残缺。例如东汉文章，以蔡伯喈所传独多，而《艺文类聚》所引，宋人刻本《蔡中郎集》已未尽收。南北朝文以庾子山所传独多，而今之《庾开府集》亦非全豹。故据唐宋人之言以评论汉魏，每不及六朝人所见为的；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七）
对集评力求查阅原文，标出卷帙，以纠正一些资料的舛误。如熊礼汇评《北山移文》，引《评注昭明文选》清人孙梅材云：“以韵语写责让之意，风致绝佳，至其段落转折，词谐调叶，已近徐、庾一派矣。”（*38）于光华评点本《文选》，乾隆三十七年友于堂首次刊印名《文选集评》，乾隆四十三年增补后启秀堂刊刻名《重订文选集评》，民国八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更名《评注昭明文选》。查石印本《评注昭明文选》未见，实是出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乾隆四十三年启秀堂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或无名氏过录俞瑒评点清抄本《昭明文选》六十卷（浙江图书馆藏），字词略不同（当作“以韵语写谐谑之词意，风致绝佳。至其段落圆折，词调谐叶，已近徐、庾一派。”），亦未查见孙梅材其人，俞本眉批未标评者名，于本标为“孙月峰曰”。应说，资料准确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希望本书能经得起查核。但由于受条件所限，对一些古籍如《文章指南》、《古文眉诠》、《古文翼》等未能查到原书。因此，错误也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在引用该部分时须覆检原始资料为宜。
本书对作家一般依其卒年归属朝代，所选作品顺序亦略以作家卒年排列。又因六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为更好地反映作者的生活环境，对其生卒年除公元纪年外，标上具体的年号纪年，如庾信生于513年（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二年），卒于581年（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另在后记中增加47条名句。一者所谓诗文互补，补充介绍其他作家及诗文。其次，一些名句涉及道德学问、价值观、为人处世之道，足以传世，后人得以借鉴。再者，六朝人善于开掘意象，塑造名句。编者觉得这些名句发人肺腑，让人有一种强烈的震撼感。如《三国志》卷七中“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绝对隐含着陈宫难言的错综复杂情感，令人凄咽久之，辄乎奈何！又魏末李康的《运命论》在探讨士人的出处问题时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可是那些志士仁人仍“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周励在《少女的初恋》中曾引用“木秀于林”六句来暗示一个才子后来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十分贴切，令编者不觉百端交集，感慨万千！读至“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容，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不免戚戚耳！闻虞翻斯语，吾亦为之哀矣。及至“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乃以被掩杀之”，乃掩卷而泫然悲之。
在具体篇目入选上，参考上述原则并根据编者意见作了调整。本书共选收六朝31位作家的40篇作品，大致分为散文18篇，骈文12篇，辞赋10篇，其中《文选》收录17篇，《艺文类聚》节录29篇，《赋学正鹄》收赋9篇（除《洛神赋》），自以为其人如三曹、嵇康、刘琨、鲍照、陶渊明、江淹、谢朓、丘迟、庾信等，名士风流，文宗学府，驰名海内；其文奇丽超绝，翰墨畦迳，“众美兼善”（《艺概·文概》），“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卢照邻《释疾文·粤若》），可以讽诵，可以充沛心灵。六朝文学“吟咏性情”，是“情”与“性”的结合，就好像人的初恋时期。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试验，一切都是“初体验”，所有的类型写作都是“第一次”。（*39）所选作品也都是历来传诵的传统名作，是语言艺术的典范，先贤思想的积淀，但也不全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一些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主要分为九类：一、《登楼赋》、《雪赋》、《月赋》、《恨赋》、《别赋》、《枯树赋》六篇是文人毛泽东晚年病重时最喜诵读的作品。毛泽东爱雪，不论是在陕北抒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怀，还是在中南海不忍踩碎琼玉的清赏，都反映了他对冬日皑皑白雪的热爱与赞美。阅读《雪赋》也是一种寄托，但它是在“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时，“梁王不悦”感伤型的寄托。《月赋》寄寓的是“悄焉疚怀，不怡中夜”的凄情，可想象毛泽东长夜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抒发了“摹暂别之状，写永诀之情”的哀伤；《恨赋》中“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则是另一种倾诉。《枯树赋》的寓意十分明显，毛泽东联想到饱经风吹雨打、水火摧残、虫蛀鸟啄的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惨状，从心底里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40）毛泽东对庾信的骈文《谢滕王赉马启》也是十分喜爱。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的某一天，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与符定一、章士钊等老人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就顺口念出了该文中的一段，“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谢滕王赉马启》并非是庾信的代表作，可是毛泽东却背诵如流，从一个侧面足证他对庾信骈文的喜爱。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对古典文学有着独特的评述和精辟的创见，偏爱上辞赋、骈文当有其鉴赏的魅力。二、《芜城赋》、（《恨赋》、《别赋》、《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序》是骈文、骈赋集大成者鲍照、江淹、庾信的代表作品，也是辞赋史上的经典作品。三、《登大雷岸与妹书》、《与朱元思书》、《答谢中书书》三篇是南朝山水尺牍佳作，亦是尺牍文学史上的名篇。《水经注·江水·三峡》暂系郦道元名下，是北朝山水散文名作，仿佛是一幅瑰奇多彩的山水画长卷，虽系地理学著作，但文辞优美，千古流传。四、《又与吴质书》、《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五、《搜神记·紫玉》、《奉对帖》、《祭夫文》中主人公的深情，让人感慨在当今浮躁、拜金的社会是否还有真爱的存在？我们看惯了娱乐圈豪门之约的奢侈和现实中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由爱生恨，由恨生怨，最终分道扬镳、形同路人者屡见不鲜矣！婚礼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否还能终生不变？六、《刘牢之传》系唐初官修《晋书》上的一篇历史人物传记，将其作为六朝作品，差强人意，但官修作者多由陈隋入唐，该书也是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参考十八家晋史（实际多达二十余家）基础上所撰。况刘牢之“一人而三反”的人生悲剧，确实值得我们反思。上世纪“文革”期间，毛泽东曾三次要别人读《刘牢之传》。今天我们也来学习一下，谁又会是下一个刘牢之呢？七、《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向称名篇，作者谢朓出身名门，但谢氏一族的家学渊源只成就了他的才情，却没有赋予他祖辈的智慧和勇气。他非但做不了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还被锦衣玉食的生活销蚀了傲骨，被政治斗争的残酷吓破了胆，为求自保而不惜出卖岳父，苟且偷生，结果还是被诬冤死。谢朓的才情令人赞叹，但他明哲保身的“识时务”出首之举，也说明他秉性自私凉薄、为人怯懦卑劣，实在让人不齿。从谢朓身上，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卑鄙的人品、对强权的畏惧心理和投机取巧染指权力的欲望。八、《又与武陵王纪书》文字精于雕琢，不尽兄弟情谊，“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可最终却兄弟相残，无一善终，“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今人当引以为戒也。正如明张溥所评“间读梁元帝《与武陵王书》，言：“兄肥弟瘦，让枣推梨；上林闻鸟，宣室披图。”友于之情，三复流涕。汉明东海，词无以加。乃纵兵六门，参夷留血；同室之斗，甚于寇雠。外为可怜之言，内无急难之痛。狡人好语，固难以尝测也。”（《梁元帝集题辞》）鲍鹏山更高度评价兄弟情。他认为《水浒传》不仅是落草传、侠义传、英雄传，还是兄弟传。王法没了，清官没了。但是，只要兄弟还在，就还有活路！九、《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乃初唐文，但距离六朝并不遥远，可视为六朝骈文的延伸和新变。毛泽东在读王勃文章时曾批曰：“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加之编者极为喜爱该文，吾以为凡为中国文人者，须获有欣赏《滕王阁序》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因此本书也不拘一格选录。十、剩余之《让县自明本志令》、《洛神赋并序》、《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与山巨源绝交书》、《陈情事表》、《隆中对》、《答卢谌诗并书》、《兰亭集序》、《归去来兮辞并序》、《桃花源记并诗》、《五柳先生传》、《自祭文》、《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北山移文》、《与陈伯之书》、《颜氏家训·涉务》等十七篇，或抒情言志，或疾世愤俗，或怀旧伤感，或经世致用，多为体现古典艺术、古代士人心灵世界和思想传统的经典文章。尤其前后《出师表》、《陈情事表》、《答卢谌书》、《芜城赋》、《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哀江南赋序》、《涉务》等篇弘扬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是人们报效祖国，建功立业，提升素养，追求正义的反映。《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又与吴质书》中“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洛神赋并序》中“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陈情事表》 中“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答卢谌诗并书》中“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彫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兰亭集序》中“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归去来兮辞并序》中“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自祭文》中“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刘牢之传》中“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中“故老掩涕，三军凄感。瞻拜之日，愤慨交集”，《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中“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登大雷岸与妹书》中“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又与武陵王纪书》中“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枯树赋》中“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小园赋》中“崔駰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涉务》中“江南朝士，……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滕王阁饯别序》中“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都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反思，今天读来仍有其现实意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水本无华，相荡乃兴潋滟；石孰有火？互击而闪灵光！正像徐志摩《偶然》小诗所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希望读者能够讶异欢喜，“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掌握资料不足，沧海遗珠，势所难免。考虑到古代所谓“文”包容范围极广，其面貌亦极为纷繁复杂，六朝时作家众多、作品浩繁，本书仅就所选的作品简要介绍，所涉足的知识仅为沧海一粟。虽然编者用力较勤，又有前人成果为基础，但由于孤陋寡闻，又未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较少调查考证和学术交流，只能是闭门造车，诚如近代丁谦批评一些治《水经注》者所说，“诸公矻矻类于故纸中讲求水道，绝不于实地上探寻水道，以故作者愈众，谬戾愈多。余每取其书与舆图合读，辄懵然如坠云雾。”（《水经注正误举例小引》）所以本书引用堆砌之处较多，自创辨析之处甚少，讹谬、浮夸之处也必定多多。同时，六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文献匮乏，依据日本宫崎市定的观点，“考证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有一个飞跃。必须不光依赖记载，还要复原没有记录的部分。这部分，必须用自己的哲学和观点来填补。”（*41）因此，文中的许多叙述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不少编者的主观臆测，古人是否也这样认为，不可确知。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但是个人意识和潜意识的审美再现，而且也是遥远的族类生活留给子孙后代的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再现。遥想我七世祖清代大学士李应廌，诗文书皆造谐颇深，著有《四书文稿》、《宁拙堂诗文稿》行世。作为他的后人，是否继承了先贤渺小的一部分文学性基因？又或如戴燕所说：“因为古代跟我们相隔，还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说，八世纪的唐诗、十二世纪的宋词并不一定就比十五世纪的明诗、十八世纪的清词离现代的读者更远。当我们面对古代，遥想当初，事实上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铁面无私，毕竟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与之相伴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跟我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它的后裔、它的亲族，因为有它们，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与古代之间，就存在有这样的基因遗传性，这决定了我们和古代的距离，始终只能是一种在心理上和主观上努力保持的距离，而现代人的研究古代文学，也往往会像子孙后代追忆自己的祖先那样，无可避免地要在叙述当中，渗透感情，表达认同。”（*42）
“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鲍照《代东武吟》）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一、本书所选之文都是通行选本竞相选录的作品，并无多大新意，习习相因之处亦不少，是否真正把握古文概念，是否真正代表六朝古文名篇，是否代表人与诗歌初恋时期新鲜的感觉，只是自己所臆，难以面面俱到。像南宋洪迈极为欣赏西晋张敏的《头责子羽文》，认为“极为尖新，古来文士皆无此作”（《容斋五笔》卷四），而编者感到未免奖誉太过，也并未选录。又像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之处于骈文刚形成时的晋末宋初，在文学创作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的骈文承袭了魏晋时词采华茂、俳偶愈工的特点，开启了南朝文学的新里程。但因他重视刻镂，“雕缋满眼”，又多庙堂文字，不受今人重视。又黄侃尝谓文士有二伟人，一是创立声律论的沈约，一是倡导文学复古的苏绰，“骈文律诗小词曲子皆自声律论出者也。陈张李杜之诗，韩柳李孙之文，皆自复古论出者也。工拙之数，不系于此，纷纷争论，只在形貌间耳。”（《文选平点》卷五《宋书·谢灵运传论》评）而本书却对他们作品一篇未选。从王朝角度而言，东吴、十六国、东魏、西魏、北齐、陈朝时期的文章也一篇未选，实际像无名氏《为阎姬报宇文护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景明寺》《白马寺》《洛阳大市》、徐陵《在齐与僕射杨遵彦书》、卢思道《劳生论》也都是不错的文章，难于面面俱到矣。此外，《文选》入选了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等一些伪作，也漏收了不少前代及当时均视为“清英”的作品。孙洙（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以儒家“温柔敦厚”为宗旨，不选李贺“凄艳诡激”之作；又虽多选李杜，但正值乾隆文网密织时代，选者自不选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等讥讽时事之作。王士禛晚年编选唐诗选本《唐贤三昧集》，选诗不收李杜元白而为世人诟病。钱钟书《宋诗选注》不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认为这两首诗并非上品，所以选了文天祥其他的诗，且说以后修订本再版，也会坚持不选这两篇。“我记得有一回父亲与钱先生闲聊，讲起彼此熟识的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撰文批评《宋诗选注》为何不选《正气歌》，钱先生就说，这首诗并不怎么样，只是道学气浓重，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它！他又转向也在座的我说，你要记住，一个作家最有名气的著作，未必是他最好的著作。一部作品出名，常常是因为政治和社会各种因素造成的。”（*43）可见，对选家而言，都有一个选录标准和时代因素，难以求全求同。二、“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敢言直谏、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可以看到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勤劳与反抗，还可以看到祖国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雄伟的山川等等。但无可否认，作家的陈腐的封建意识，消极的人生态度，甚至反动的官僚立场，也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是精华与糟粕同在，腐朽与神奇并存。”（*44）因此，我们学习古文、弘扬传统文化要注重实质，取其精华。三、本书参考吸收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因限于篇幅、体例，仅就主要部分列出参考书目，沿用一般学界公认的成果则不再出注，许多受益及掠美之处不及详说。四、书中还存在不少未得肯綮乃至讹误之处。尤其地理方面知识，限于条件，编者大部分并未能实地考察，只能参考文献，纸上谈兵。像正文涉及的汉长安城、仲宣楼、襄阳、邺城遗址、洛河、曹植墓、南阳、古隆中、合肥逍遥津、泸水、祁山、剑阁、阴平、白帝城、成都、武侯祠、李密故里、嵇康墓、陈寿旧居、晋阳古城、兰亭、陶渊明纪念馆、桃花源、肥水、京口、上虞、鲍照墓、广陵古城、大雷岸、庐山、鄱阳湖、钟山、浦城、寿县古城、钟离古城、富春江、三峡、茅山、嘉楠溪、荆州古城、台城遗址、滕王阁等及一些地名、古迹、重要山脉山系、河流、关隘、古道、三级阶梯、三大丘陵、三大梯田、三山五岳、四大名亭、四大书院、五湖四海、六大古都、八大名楼、十大森林等，编者如都能实地考察，在注释和赏析中就可能减少许多主观臆断。这点当向作《广雅疏证》的训诂大师王念孙学习。“《尔雅序》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广雅》与《尔雅》一样，书中也多记动植物之名。前人对之或有描述，王氏为作疏证，竟广购花草竹木鸟兽虫鱼，列于所居，视其初生与其长大，以校对昔人所言形状。由此可窥王氏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之一斑。”（*45）又如还如文中释字多引用《尔雅》、《说文解字》、《玉篇》、《康熙字典》，实际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音、义都经历种种变化和发展，很多字义的源流不好确定，故上书对字形的分析和对文字本义的解释也间有错误。限于水平，编者在引用时未能一一辨析。在字原方面，历史上曾有些学者把《说文》“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据形系联”、“以类相从”编次的540部首作为字原。随着出土古文字资料的不断丰富，多数学者认为《说文》部首有些虽与汉字字原有一定关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说文》部首是从秦篆中选定的，它的形体同早期汉字已有很大距离，有些字体原形已失，许慎已不能准确地说明它们的原始结构，误解之处很多。许氏建部目的在于归字，主观因素很大。在字的本义方面，由于汉代考古学发展的局限，许慎可能没见过金文和甲骨文，只是参照小篆和少数古文、籀（zhòu）文（大篆）来解说字义，有些也是误释。（*46）五、本书只是编者平日读书略有所得并选录摘编，行文力求简约，但也有不少繁缛的考证。一些知识又贪多务博，苟增卷帙，缺乏抉择和考辨，难免贻笑大方。仅就现有的一些材料广略去取，博览众长，甄别汇辑众家之说，“欲令初学之士，展卷瞭然，如晤师友于一室，各出议论，互相考证，博其义类，正其指归”（《重订昭明文选集评·重订凡例》），为读者提供一个六朝文普及选本而已。“英国科学之家弗朗西斯·达尔文曾这样评价过普及和传播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科学中，功劳归于说服世界的那个人，而不是首先想到点子的那个人。’相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传播和普及实际上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47）今天看来，古代的一些文学选集，尤其《文选》锦篇绣帙，卷帙浩繁，深奥难懂，历来被视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48），对于一般学子很难阅读。因此，适应社会需求，择其名篇采用简化字通俗地注释、赏析而进行普及，更具实际意义。像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经译注》和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主编的《昭明文选译注》、张大可语译的白话本《资治通鉴》、许嘉璐安平秋主编的《二十四史全译》等都是不错的尝试。那些繁体竖排的影印本或排印本经典，恐怕除了一些研究者外，根本没人去看。能通读过的读者，估计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倒是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估计通读过的肯定不少）。我市图书馆的尼山书院有完整的一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初编，价值不菲，很是震撼，但没见有几个读者翻阅。其实，翻译这些古书难度很大，而有些人吹嘘，读《史记》只看三家注、读《资治通鉴》只看胡三省注本，白话注释本没意思云云，这是一种学术无知。普通读者不看白话注本，很难知道人物、事件背景和互相的关系。对于《文选》而言，李善注“淹贯该洽，号为精详”（尤本序），五臣注“汇通文义，诠释情志”（*49），各有优劣。李善早年上奏朝廷的注本以“《文选》学”为代表，以少数学者为主体，它的假设对象为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人；而五臣注以诗赋词章为代表，以广大士子和文人为主体。如果说，李善注本是唐代《文选》学最高学术水平著作的话，那么五臣注便是简明实用的普及性读物。唐代后期《文选》五臣注的盛行，说明其书在当时风行，虽“腐儒之荒陋者”，但自有适应或迎合社会需求，普及《文选》于莘莘学子的积极一面，而广大士子研读《文选》，也并非全有意于学术，有了简明清楚的五臣注，“过于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的李善注自然可以束之高阁。当然，某些学养较高的文士青睐李善注，也属正常。文学与学术之间，已不是以往以学术为先导和基础的关系了。五臣对李善注的不满，实际是文士对学者见解的不满。历代批评五臣注者，多称赞李善注，其人也多为学者而非文士，其所着眼，仍在学术领域。可见，于学术一途，历代多视五臣注作反面教材，适为李善注之反衬，而于文学辞章一途，却广受普通士子的欢迎。（*50）
综上，拙作虽力求涉足学术领域，按照自己的理念来评判学术，但因功力浅弱，四六不懂，音律未谙，篆籀不通，管窥筐举，终属一种通俗普及性读物，与学术水平著作相去甚远。以训诂论之，对于声训、义训、形训不能融会贯通；以校勘论之，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差强人意；以音韵论之，古音、今音、北音、等韵更是茫然无知。陶渊明《饮酒诗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孤陋寡闻，醉中说梦。书中谬误，以及许多年少时的激愤之言，不暇一一改正，还望读者不吝指教。批评击中要害，自是良师益友；不中要害，至少也说明批评者读过这本烦琐乏味、“已欠伸思睡”的书。即便读者批评如东坡所谓“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编者亦愿坦然接受。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二课《文学辨体》云：“言无藻韵，弗得名文。”在这些观点、认识的指导下，选文、注释偏爱那些辞采华美、风姿绰约的资料。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1见《容斋五笔》卷五《<史记>简妙处》。原句为：“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2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文学自觉说”由日人铃木虎雄于1920年在论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北新书局1928年《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二编）中最早提出，“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见其第一章“魏时代 支那文学上的自觉期”）
*3见崔承运、刘衍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吴小如序。
*4此据凌朝栋《<文苑英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1页、第248页。
*5见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附录三“古典散文总集举要”，第585页。
*6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自序。
*7参何瑞《宋本<玉篇>研究》第七章第二节《宋本<玉篇>与近现代大型字典对照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1—330页。
*8参余敏辉《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关于顾广圻所谓“不校校之”，可参钟雅琼《不校校之还是断以义理？ 论段玉裁与顾广圻之争》、袁媛《也谈“段顾之争” 时代风气与个人治学的交织》。
*9关于《文选》古抄本的校勘价值，可参屈守元《文选导读》第五章。一般说来，古籍有了刻本以后，书中的文字才相对稳定，而此前的写本由于抄写者随意性较大，异文也就较多，但也不可否定这些写本的校勘价值。古钞写本虽多为残卷，但它们大抵钞录于六朝以迄五代宋初，淹埋一千多年，未经后代校刻篡乱，保存着当时写本的原貌，也较接近作品的原貌。虽然也可能存在着不少错误，但往往出于无心，一般较容易辨识，显然，在版本学上有独特的价值，对整个文字的校勘和整理研究往往也有着一字千金的作用。
*10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注释[20]“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第200页）
*11音韵之学，尤其对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多有争议，如“古无四声”说、“古有四声”说、古四声不齐之说等。胡适云：“那班崇拜两汉陋儒、方士的汉学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学精神的大师 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 他们的科学成绩也就有限得很。他们最精的是校勘、训诂两种学问，至于他们最用心的声韵之学，简直是没有多大成绩可说。如他们费了无数心力去证明古时‘支’、‘脂’、‘之’三部的区别，但他们到如今不能告诉我们这三部究竟有怎样的分别。如顾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逼’，到底还不值得一个广东乡下人的一笑，因为顾炎武始终不知道‘逼’字怎样读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学不能决定古代究竟有无入声；段玉裁说古有入声而去声为后起，孔广森说入声是江左后起之音。二百年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定论。却不知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一切古韵的分部都是将错就错。况且依二百年来‘对转’‘通转’之说，几乎古韵无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哪还有什么韵部可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原载1928年11月10日《新月》第一卷第九号）
*12见陈鹏《六朝骈文研究》第五章第二节，第254—255页。
*13二十四节气中的“节”和“气”是分开的，节是节，气是气。在古代，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又被称为“四时八节”，这是把“四气”也视为“节”。“四时八节”是“二十四节气”的基础。在这框架上，每相隔半个月插入一个“节气”，居于月初的叫“节”或“节气”，比如惊蛰、清明……等；居于月中的称为“中”、“中气”或者“气”，比如雨水、谷雨……等。这样一来，24个“节气”就呈现出“节”和“气”（或者“节气”和“中气”或“中”）交替排列，于是就有一年之中就有“12个节，12个气”的说法，而“二十四节气”是笼统的说法，统称为“节气”。对于百姓大众来说，“节”和“气”的差异可以不计。对于历法研究者而言，“节”和“气”的差别不可忽略。“两至两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制订、研究历法的关键点。详参胡树青《细说“二十四节气”的“节”与“气”》（2017年5月17日《西亳新讯》之副刊）。
*14段玉裁、朱骏声并释此“剥”为“扑”的假借字，今世学者多从之。连登岗认为此说不确。“剥枣”之“剥”释为“击”，应从“剥”之“剥裂”本义辗转引申得义，并非假借。清人用假借原理来释“剥”，有滥用通假字之嫌。“剥枣”之“剥”，引申为“击”，其过程辗转曲折，《毛传》又说得不够详细，所以后人常生疑惑。王安石就曾对《毛传》的解释不满，而用“剥”的本义对“剥枣”做出“剥枣者，剥其皮而进之养老故也”的错释。后来，得知农人把获取枣的方式叫做“扑枣”，于是就收回了自己的解释。洪适《容斋续笔》卷一五：“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王荆公《诗新经》，‘八月剥枣’解云：‘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毛公本注云：‘剥，击也。’陆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后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枣。’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无之。”清人用假借的原理来解释“剥”，仅以音变就确认“剥”“假借为攴”，难免滥用通假之嫌。段玉裁释“剥”“假借为攴”的根据就是音变，“八月剥枣。《毛传》：剥，击也。《音义》云：普卜反。故知剥同攴也。”可他没顾及到，音变具有多种可能：既可能是标识通假，也可能是区别远引申义。当一个词产生了比较远的引申义时，常常需要变音来别义。例如“朝（zhāo）”读为“朝（cháo）”，“行（háng）”读为“行（xíng）”，就是如此。可见，变音也可以是引申的变音别义，不必然就是通假。（《“八月剥枣”之“剥”释字辨》，《青海师专学报》2007年第1期）
*15又陶渊明《祭程氏妹文》：“慈妣早世，时尚孺婴”，并非指陶渊明生母死。“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丧服传》：‘慈母如母。’断非谓孟夫人也。”（详细考证，见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末《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又《梁书》卷四八《司马筠传》，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关于是否服丧、服多久的丧，成为朝廷上议论的问题。梁武帝不同意司马筠的说法，另有论证。此外，曹道衡先生在《材料、考证和古典文学研究》中论述了一些忽视材料和考证问题、不善于鉴别材料真伪等知识。如《过秦论》中“陈利兵而谁何”，竟曲解成“谁能奈何得他（秦始皇）”，“谁何”本是巡逻者对行人苛责、诘问之意。杜甫“多少材官守泾渭”，将“材官”释为“有才能的官吏”（本仇兆鳌注），实际“材官”乃汉代的一个兵种，以使用弓弩为特长。“宫体诗”这个概念，据《梁书·简文帝纪》记载，是在简文帝萧纲做了太子以后兴起的，后人多指梁陈以后的某些诗歌。然而近来有人却用起“齐梁宫体”这个名词，而南齐和梁初本无“宫体”之名。更有人说成名于南齐而卒于天监末普通初的何逊也受了“宫体”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和文学史的事实。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后来被借用，有人认为原诗本身就包括什么“新生的事物总是要胜利的”云云，实际原诗本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坎坷，情调消沉。（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附录）
*16又吴小如《治文学者宜略通小学》（《吴小如演讲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是中华书局委托我通审的，这里就涉及到小说的问题。《三国演义》里有一回张翼德鞭打督邮，就写把督邮栓在什么地方用柳条鞭他。周先生发现那个字不是柳树的‘柳’，是‘枊’，这字读àng。枊就是拴马桩、拴马石。《三国志》里记的是刘备鞭督邮，《三国演义》里是张飞鞭督邮。不管谁吧，把督邮拴在拴马石上打了一顿。《三国演义》作者的小学程度不够，他把那个字写作柳树的柳了。所以要是不懂文字训诂的话，就一辈子柳条下去了。所以说，小说跟文字训诂也有关系，《三国演义》里类似这样的还有。”按：查《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三国志>札记》“马柳”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8页），是注释《三国志》“著马枊”云云，并未牵扯《三国演义》。吴小如误记，罗贯中并未误“枊”为“柳”，不过改“杖”为“柳条”鞭打督邮而已。《三国志》卷三二乃“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枊，弃官亡命。”《三国演义》第二回作“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
*17见刘永祥《谈名说姓》，载《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303页。
*18各本中，其中日本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是秀州本的翻刻本，它保存了现存历史上第一部合并五臣李善合注本 北宋元祐年间秀州州学刊刻本（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其李善注底本是北宋天圣国子监本，五臣注底本是天圣平昌孟氏本，都是早期刻本）的基本面貌，后世的“六家”、“六臣”注本都是这个文本的传承系统，属韩国奎章阁本系统版本。据《奎章阁图书韩国综合目录》载，所藏古本《六家文选》有十二部之多，多为完整本。今天我们目所能及的主要有韩国正文社1983年缩印奎章阁藏朝鲜世宗古活字（正文社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东大本）、日本京都附属图书馆藏本（京大本）等。又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以正文社本为底本重校而成《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目前中国大陆尚未有奎章阁本系统的《文选》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18年影印出版了东大本。东大本与京大本、正文社本虽都属奎章阁本系统，但是一个刊刻后又经校勘的本子，存有不少异文。据《世宗实录》：《六臣注文选》本是韩国最早刊行的《文选》版本，此本是在世宗十二年（明宣德四年，1429）用庚子字刊行的，以后曾依据此本多次覆刻，也就是说初刻的《六臣注文选》是作为后世覆刻的底本。今所见的这三种活字本，当以京大本、东大本最为接近这个初刻本，正文社本则似为后来补刻之本。（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徐华前言）
*19见《管锥编·毛诗正义·鸡鸣》，三联书店2008年，第190页。
*20曹道衡《材料、考证和古典文学研究》论述过《尚书》“今文”与“伪文”等类似不善于鉴别材料真伪的问题。今天的一些读物都对《尚书》中的真篇与伪篇不加分别，一律引用。阮元《十三经注疏》里面的古文《尚书》58篇是“伪”古文《尚书》，其中有真有假。一般认为，33篇是从汉代传下来的古文《尚书》照抄的，是真文献；其余的25篇，是东晋出现的一部假冒孔安国的名义传（注释）伪造的《古文尚书》，是从各种资料拼凑的，多半是东晋人伪作，是假文献；所谓的“孔安国传”以及所谓孔安国的序，都是伪造的。（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附录）关于《尚书》真伪篇问题，学界多有争鸣，可参。也有人质疑《伪古文尚书》铁定论，认为阎若璩将梅赜《古文尚书》中的25篇定为伪书完全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起极大的错误。
*21可参张涛《引用<淮南子>篇名辨误》，《文献》1988年第3期。
*22见谢金良《榖梁传开讲》第一章第三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23见《古代小说研究十大问题》第九章第二节《古代小说的作者和素材之关系》，第346—347页，李鹏飞执笔。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题为《浅议古代小说的作者与素材之关系》。
*24见刘跃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下编第二章第一节（第317—318页），又可参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上编第三章（第87—89页）。此外，又对陶渊明的耻仕二朝评价，《宋书》、萧统《陶渊明传》、《南史》均列入《隐逸传》，并“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云云。唐初《晋书》虽亦列入《隐逸传》，但却不提陶潜“耻复屈身后代”一事，对他政治气节的文字全予删略。《晋书》成于646—648年间，朝中大员甚至史家自身往往也是历仕数朝，或由隋入唐，或原为李建成门下，表彰陶潜显是自彰己丑。考虑到当时政治局势与操笔人的人事环境，亦可体味其用心。
*25见鲁同群《庾信研究》第四章第四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5—166页。
*26见马积高《赋史》第六章第六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4页。
*27见崔承运、刘衍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吴小如序。
*28见《<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可见吉定《庾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9见吴小如《古文精读举隅》重印后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2—403页。
*30见《郦道元<三峡>完成的历史过程》，载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第十六章，第478页。又许威汉说：“赏析名篇，常有玄虚空泛之论。所加的评语有所谓‘跌宕取神、匣剑帷灯、复笔取神、鹰隼盘空、两扇开阖、倒卷珠帘、响遏行云、风云变态、追魂摄魄、炼气归神、神光离合’等，甚难理解。类似的还有‘回荡、英爽、神韵’等语词。此风相沿成习，即便表述有所变易，仍多笼统之嫌。清人誉李清照‘草绿阶前’句‘极似唐人笔法’，评欧阳修《醉翁亭记》通篇用了二十来个‘也’字‘妙极’，当今名家评《阿房宫赋》‘一口气用了六个也字，读了使人大有天上人间之感’。诸如此类，既未说‘是什么’，又不析‘为什么’。其不着眼于语言因素的分析揭示，与此可见一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因素尚且未能揭示，文学因素从何谈起？”（《综论文史、语言研究的考辨》（《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收入《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评注》附录一，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29页）。明代杨慎《跋赵文敏公书巫山词》就对前人连篇累牍、堆砌辞藻的巫山诗词很不满意。又如明天启二年闵齐伋刻邹思明评《文选尤》（上海图书馆藏）评《登楼赋》“意致幽沉，辞气古雅，哀惋之情超于笔墨之外，如清猿夜啸，孤雁晨鸣”，亦泛泛而谈，玄虚空泛，如移之评《自祭文》、《芜城赋》、《恨赋》、《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序》之类亦未尝不可。眉批《洛神赋》“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句，“火井沉荧，明珠出汉。”总评《与吴质书》：“凄惋如月下箜篌，清芳若溪山列翠。”眉批《与山巨源绝交书》“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句，“云中白鹤，矫矫出尘。”总评《雪赋》：“形容处纤悉入微，寓言处眉独湛。文气古雅，局度优裕。奇而不诡，异而不怪。缛翠萼于词峰，綷仙花于笔苑，读之顿觉心旷神怡，不忍释手。”《月赋》：“藏奇颖于和雅之中，寓采绮于苍古之内，思眇態（态）妍，神清气茂。”《别赋》：“此赋情景逼真，语言如画，气色鲜华，音声秀朗，有霜明月湛之姿、白雪阳春之致。”又康熙十三年名山聚刻洪若皋评《梁昭明文选越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眉批《雪赋》“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句，“藻思泉涌，音韵天成。”邵长蘅《文选》评本（过录自今人范子晔《<昭明文选>邵氏语迻录稿》，《文史》2006年第1辑）眉批《芜城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暴虣虎，乳血餐肤”句，“写‘芜’字四面渲染，极烘云托月之妙。”“清猿夜啸，孤雁晨鸣”、“火井沉荧，明珠出汉”（本骆宾王《萤火赋》）、“月下箜篌”、“溪山列翠”、“云中白鹤”、“奇而不诡，异而不怪”、“思眇态妍，神清气茂”、“霜明月湛之姿、白雪阳春之致”、“音韵天成”、“烘云托月”云云，全是空洞无物，洋洋洒洒，不知所云。“缛翠萼于词峰，綷仙花于笔苑”更是滥用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中的句子，何不再引上后几句“文江翻浪，织玉潋以韬霞；学海惊澜，缀珠连于濯锦”？
*31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第70—71页。
*32上世纪抗美援朝尚未签订停战协议期间，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称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时代”。关于这篇悼念文章，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5页），显然，毛泽东对斯大林是敬重和尊重的，我们不能从毛泽东讲了这番话就认为此文并不代表他对斯大林生平所作的崇高评价，但也反映出毛泽东不同时期复杂的心绪。
*33见《文选导读》第六章第三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34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
*35转引自马积高《赋史》第五章第三节，第191—192页。王夫之语，见《楚辞通释》卷一《离骚经》，注“忽反顾以游目”以下八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页。唯《赋史》所引将“置心澹定”误作“置身澹定”，“王官三休”误作“五官三休”）；但是查注文全篇，王夫之仅云“固非柴桑独酌，王官三休之所能知”，并未看出这是他对《归去来辞》的不满。不知马积高所云“独王船山对它颇不满”，从何而来？当是误记。
*36见龚斌点校、陶澍集注《陶渊明全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37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二十二章，注⑯，第408—409页。
*38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十二章第二节，第269页。关于《文选集评》，可参赵俊玲《<文选>评点集大成著作 于光华<文选集评>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及其专著《<文选>评点研究》第五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5—273页）。
*39参曹旭《<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可见吉定《庾信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曹旭说：“文学，也是一株植物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国文学，便是这样一个鲜活充沛的生命体；人和文学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先秦是文学的萌芽，人和文学的关系，是无忧无虑，两小无猜的孩童时代，一切都在美丽的朦胧之中。两汉有了自主意识，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装饰为美，过分为美，弄得金翠满眼、珠光宝气，汉赋就是例子。六朝文学变成青年。模样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与文学开始初恋。骑马的时候，采莲的时候，宴饮的时候，赠答的时候，觉醒的时代，觉醒的人，懂得了诗、赋、文学和他自己生命的关系。唐代是人和诗歌举行婚礼的时代。文学变成新郎、新娘。凡是读过唐诗的人，都目睹了婚礼壮观的场景。看到恢宏的气势，听到震撼的军鼓，沸天的歌吹；诗人如云，众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当中，饮酒、掀髯、谈诗。宋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回忆。越回忆，越理性；越回忆，细节越多，越清晰难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元、明、清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一大堆杂事：生孩子，做家务，洗尿布；那是一个夫妻吵架、邻里纠纷的时代；虽有绝妙好诗，但各种各样的诗观，各种各样的诗说，各执一词的理论更多。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精彩纷呈。但初恋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命里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时期。这就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初恋的六朝，虽然为唐代的婚礼做准备；但恋爱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说，六朝初恋的诗美，有时比唐代结婚仪式上感受的还要多。……六朝文学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绪，感受六朝性灵的脉搏，找回人与文学、人与诗歌初恋时新鲜的感觉。”
*40参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又载《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题为《毛泽东1972年至1975年嘱印“大字本”古籍的情况》。关于毛泽东晚年读书，又可参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历史学者）[口述]、陈磊[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7期）。
*41见《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
*42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引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43见施亮《记忆的铜镜》，载《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三辑，三联书店2010年，第274页。
*44见谢楚发《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45见张其昀《<广雅疏证>导读》绪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6页。原注：“参看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广陵书社，2006，第64页。”
*46如“吉”的本义释为吉祥、吉利，《说文》卷二上口部：“善也。”段注同。实际“吉金”、“吉玉”中的“吉”当为坚固、结实义。裘锡圭引于省吾《释吉》（载《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朱芳圃《殷周文字丛考》说，指出“吉”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为戈戟一类勾兵（上古常用的一种兵器）的象形，勾兵质地坚实，其本义为坚实。吉利之义究竟是“吉”字的引申义还是假借义，还有待研究。详《说字小记·说“吉”》（《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收入《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47引自赵蕾《朝鲜正德四年本<五臣注文选>研究》第六章第三节，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48陆宗达谓“《昭明文选》曾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唐以后的文人，都把它当做学习文学的教科书。”（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主编《昭明文选译注》陆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总集之弁冕”，丁福保《文选类诂》自序谓“余自弱冠前，即喜读汉魏六朝名家集，而于《萧选》尤深嗜焉。盖梁昭明太子聚高斋十学士，集周秦至梁文笔，成《文选》三十卷。凡所谓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沈思翰藻，锦篇绣什，靡不灿备，洵古今总集之弁冕，词林之钤辖也。隋唐传者，遂成‘选学’。”钱基博《国学必读》卷上《文学通论·作者录》：“梁昭明太子，姓萧名统，字德施，武帝之长子也。生而聪睿；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作剧韵，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恒自讨论坟籍；集古今人文章得六十卷，名曰《文选》。古人总集推为弁冕。早卒，简文帝集所著文，得二十卷，录《文选序》。”未查见更早的出处。“文章之渊薮”，当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小序，“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可见，是论述总集的，并非誉《昭明文选》的。
*49见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第五章第二节“《文选》五臣注的学术评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50见刘鹏《论唐代<昭明文选>影响之二途》（《求是学刊》2010年第3期）。又郭宝军《<文选>三家注：唐代<文选>的诠释历程》内容提要：“《文选》李善注在挖掘文本作者知识构成、追寻作者知识背景的过程中，背离了一般知识阶层的接受需求；李善注虽具备深刻的学术史意义与文献价值，却难以在一般知识阶层中流行。五臣针对李善注的缺陷，以熟悉释陌生，遂成为开元以后一般知识阶层的普及读本。其实，李善与五臣的注释追求相异，一致力于从前，一倾心于当下。处于二本之间的《文选钞》，虽既重历史，又重现实，但其在两个层面的努力不可兼得，既无法超越李善注，也不能与五臣注比肩，其努力的方向由后来的李善、五臣合并本完成。现存的唐代《文选》诠释的三部著作反映了唐代《文选》诠释从文本背后到文本本身、再到诠释文本时代意义的进程。”（《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