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杨明老师主编《复旦中文学科丛书·六朝风采远追寻》卷的《编后记》，为了庆贺复旦中文百年华诞，特此推出。
《六朝风采远追寻》收录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教师论文凡二十九篇。
所谓六朝，原指中国历史上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它们都建都于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但治文学史者，也用来指汉末建安至隋代统一之前的近四百年历史，这段期间文学发达的朝代主要是三国魏、晋、宋、齐、梁、陈，也正是六个朝代，而在时代的起讫点上与上述那种称呼基本上相当。今之学者多取此义。这样指称，自有其道理。如果用古人惯用的概括的语言，这段时期的文学，是一个由质趋文而臻于极致的发展过程。若按照今天许多学者的看法，这是一个文学自觉意识日益发达而趋于高扬的时代，而且与之相适应的，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等各方面也正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本书之所谓六朝，便是这样的含义。
本书所收论文的作者，既有刘大杰、朱东润、刘季高、王运熙、章培恒先生等早已享有崇高声誉的前辈学人，也有活跃于学界和讲坛的许多中年教师。所收录的文章，大体上以具有通论性质者居前，以讨论具体的作家、作品及某些文学现象者置后。这里想提出几点引起读者的注意：
如上文所言，六朝是文学自觉意识高扬的时代。本书首列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的《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原为作者《魏晋思想论》的一章。该书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前言》里，刘先生开宗明义：“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他们在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又说：“至于文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的意义的，必得经过这个时代，才可走到南朝的唯美主义的路上去。因为当日浪漫主义批评家的努力，从儒家的手下，把文学争夺过来，给予以独立发展的生命的事，我们是必得注意的。”刘先生很明白地指出了魏晋文学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是将文学放在政治、社会、思想的大背景之上加以观察的。在这一章里，刘先生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各方面加以论述。所谓文学自觉始于魏代的观点，并非刘先生首先提出，但刘先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从诸多方面论证了魏晋时代人性的觉醒，在《魏晋思想论》中专列《魏晋时代的人生观》加以讨论，并且指出文学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正是以人性的觉醒为基础的。曾有学者以为，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有人提出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并与“文学的自觉”联系起来，其实刘先生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展开论述了。
《魏晋思想论》书影
与刘先生类似的观点，也见之于朱东润先生的著述。
朱先生治学面甚广，在古代文史的许多领域内卓有建树，对于六朝文学的研究起步很早，而他倾注大量心血、作为数十年学术研究之中心的，乃是传记文学。先生晚年甚至有“我只是个传记文学家”的自我评价。确实，在朱先生之前，在我国，不见有这样身体力行提倡传记文学的。先生首先从整理和研究古代的传叙文学入手，接着就开始动手进行创作，写了多部历史人物的传记。他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就是《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一书。所谓八代，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本书所录《传叙文学底自觉》即其中的一章，所述为三国时期的作品。先生之所以重视八代作品，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时代是不定的，动荡的。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传叙家所看到的，到处都是真性底流露，所以在叙述方面，容易有较好的成就”。（《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一章《绪言》）也就是说，人性的发展促成了传叙文学的发展。上述刘先生的表述，偏于理论的阐发；朱先生这部著作，大部分篇幅是对于有关书籍的钩沉索隐和考论，但是所得出的概括性的结论，可说与六朝文学自觉的观点桴鼓相应。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书影
但是，此种肯定六朝文学的观点，却在建国以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被彻底翻转，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那时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潮的影响下，是以“现实主义”作为标尺去要求古代文学的，认为六朝文学很少反映民生疾苦，缺乏进步理想，形式主义泛滥，大体属于所谓“贵族文学”。直到1987年，章培恒先生发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次年又发表《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可说振聋发聩，发生了冲击性的影响。本书即载录《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一文。该文认为，六朝文学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这意味着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六朝文学体现了对个性的尊重，对束缚人性的道德、礼教的冲突。又认为：六朝文学致力于创造新的美，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章先生这样的观点是一贯的，它们可说是后来主编《中国文学史》时所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嚆矢，对于此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下面我们要谈一谈复旦中文系另一位古典文学大家王运熙先生的研究。
王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汉魏六朝和唐代文学，包括这段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王先生的研究成果丰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在汉魏六朝文学范围内，王先生首先是以乐府诗研究而蜚声学界。早在1948至1950年，王先生年仅二十多岁，就写了《吴声西曲杂考》、《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等多篇论文，后来汇集成书出版，名为《六朝乐府与民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又对汉魏六朝音乐的类别、官署设置以及汉乐府歌辞等进行研究，其成果集结为《乐府诗论丛》。这两本书流布很广，影响及于海内外，至今仍然是了解和研究乐府文学的必读文献。本书收录的《吴声西曲杂考》和《清乐考略》，分别选自上述二书，是王先生乐府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乐府诗论述》书影
王先生的研究，包括乐府研究，都具有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而文风平实的优点，而尤其值得效法的，是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显示出高卓的识力。先生自称心仪于“释古”的态度、方法，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吴声西曲杂考· 引言》云：“历来正统的文人学士们，一向认六朝的清商曲为卑下猥琐的靡靡之音，因而对它们忽视、蔑弃，不暇也不屑下一番史实的考证。‘五四’以后，这观念转变过来了，吴声、西曲在文学史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珍视为古代民歌中的瑰宝。然而，正因为简单地认为他们是纯粹的民歌，而忽略了实际上是经过贵族阶级加工过的乐曲，……因此，吴声、西曲中至今还存在着不少未被弄清楚的问题，须要予以考订。”这就是从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而在解决问题时，对于史料中的记载，王先生不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因为与现存歌辞不符便避而不论甚或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充分发掘，予以合理的解释。这样的研究特点，体现在先生许多研究成果中，比如本书所选关于陶渊明诗的语言风貌和《北山移文》意指的两篇，也都是如此。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书影
从本书所录其他学者的论文，既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前辈的影响，又能观察到新的开拓，这里不再一一介绍。当然，诸多论文中的观点，也有一些学界会有所争议，那就期待着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大醇小疵，或亦难免，则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杨明教授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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