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若涵 | “隐逸的诗”和“日常生活的诗” ——俞平伯、朱自清散文的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20-03-28 19: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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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藤山学志”之吕若涵教授专辑第一期,推送《“隐逸的诗”和“日常生活的诗”——俞平伯、朱自清散文的比较研究》,感谢吕若涵教授授权,欢迎关注。

吕若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现代散文研究。出版《“论语派”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现代散文的阐释空间》(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学术专著,《反讽与渴望: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岳麓书社2012年)获2013年福建省社科成果三等奖。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散文:作为一种文类的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研究工作;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香港散文七十年》一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子项目《〈中国女性文学大系 散文卷(二)〉编选及研究》等工作。参与撰写《中华散文通史》、《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撕碎了的旧梦:中国现代怀旧散文导读》、《文采风流千年榜:闽籍作家作品掠影》等文学史教材和相关丛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学评论丛刊》《东南学术》《南师大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隐逸的诗”和“日常生活的诗”

——俞平伯、朱自清散文的比较研究

吕若涵

朱自清晚年在《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中曾这样解释“儒雅风流”一语:“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大谈“言志”,反对“载道”,是30年代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持超然和“逃避主义”态度作家的护身甲,经由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发挥,言志与载道的对立消长,遂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晚年的朱自清则在不少文章中有意将“载道”和“言志”的对立说做了修正,并著有学术性专著《诗言志辨》,二家之说各有其语境与陈指,这里姑且不辨,但上面一段话隐含了朱自清的人生态度和创作经验,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却毋庸置疑。真正的言志也必载了个人之“道”,这“道”对社会人心的作用正是朱自清所特别看重的。以这样的“标准和尺度”可以基本概括朱俞二人人生观、文学观和散文美学形态:从作家到学者的路是他们共同的选择,有所不为的狷者和名士风度是他们留给世人的最后形象。只是个人“情志”的表达,于朱自清而言有更多的儒雅和温柔教厚风,于俞平伯则正是妙赏和玄心的体现。

尽管怀着相同的哲学态度,但不同的个性和资禀却使朱俞二人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显出差异。早在写作长诗《毁灭》时,朱自清就将自己的思想归结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亦即“刹那主义”,俞平伯对此诗的偏爱和溢美均出于对这一主义的同声相应,因而把朱自清的“不求高远只爱平实”,“不贵空想,只重行为”的“有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1]释解得十分了然,并以为这种看待生活的态度,与朱氏受着家庭穷困和社会的压迫大有联系。对“刹那主义”的共同兴趣表明本质上朱俞二人对于人生的虚无感,只能求取眼前每一片段的满足。所谓“满足”于朱自清而言,是重实际,去玄言,以脚踏实地的每一步要求自己,如此必然时时陷于玩世还是认真处世的思想烦闷和矛盾中。早期散文或因“欢乐苦少忧患多”而不免显出“花开堪折直须折”的玩世态度,或流露时光飞逝,难以把握生命的匆匆的感伤(《匆匆》)和“因怅惘而感到空虚”的情绪,但随之而来的总是反省与修正,总是力图从可能堕入玩世的危险中超拔出来:“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以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2]当俞平伯以名士姿态对江浙的军阀混战流露出的“闲闲出之”“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的态度时,朱自清甚为不满,并以为作为一个作家,宁可“沉默”搁笔,也不应“使人转灰其进取之心”[3]。由于对文中之“道”始终带着有益世道人心的热情,晚年的朱自清即使在旧体诗中袒露其顾影亟亟的心情,也不愿多发表,只因自觉其中有一些与古人相近的精神情思,跟现代人较远,“可是在生活实践方面愿意努力做个现代人,尤其切望青年人个个都做现代人”[4]。在对生命的终极悲凉中寻求对每一瞬间的把握,徘徊于歧路时,总是有所挣扎;在选择走进书斋、埋头学问时,以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为准则,有所不为时念念于有所为,朱自清散文真实反映了他自我实现的全过程。

“至于在写作上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意味,一种对人生欣赏态度,从俞平伯作品尤易看出。”[5]与朱自清时时陷于生活困顿不同,俞平伯有“幼娇养,罕接人事”[6]的幸福童年,四代书香的传承和优裕的家境。他的“刹那主义”内涵更强调瞬间的爆发和光彩,狷性中无拘谨,自由任性,才气横溢。当朱自清禁忌着与古人相近的精神情思时,俞平伯却并不掩饰骨子里与古代文士天然的亲和力,散文中的雅致与趣味便是与旧学频繁交流的结果。在朱俞二人初期的典雅、华丽、铺张甚至颇有些滥情感伤腔调中,我们已依稀可辨俞平伯的洒脱和超然物外的神态。生活的顺境和家学渊源使他一开始就把真实的自由的写作,发抒天才性灵和独立的艺术思考奉为圭臬,认为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压制了“艺术之天才诞生”,人们更缺乏“普遍美感的涵泳”(《重印〈浮生六记〉序》)。脱离时代去讲求“美育”的重要,偏颇自无可避免。如果说朱自清和俞平伯都有人生向着毁灭而去的悲凉的话,力图真切地表现“我”的每一步是朱自清的清醒,因而总发出“哪里走”的追问;俞平伯则愿意追究人“在路上”的意义:“所以我心中底问题,不是什么‘归宿’(有归宿或者没有都不成问题),只是在路上的问题。”在路上的人们,无论紧走慢走,总是走向毁灭,而人的“情感”与“理智”又似一柄双刃剑,使人辗转于怀疑和厌倦,“以致于生命和趣味游离,悲啼掩住了笑,一切遍染上灰色”[7]。那么在享乐不得又毁灭不了的时候,能够尽量撇开,即可成就艺术的生活姿态了。一个“撇开”,高蹈而不切实,与朱自清的“人世的实际的刹那主义”是有区别的,引用夏目漱石所归纳的“有余裕”、 “非迫切人生”、“低回趣味”的东方趣味说,真可以十分恰切地概括俞平伯这种艺术的生活姿态[8]:讲求“美育”对于人生的重要,讲求趣味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当看破国事与中年之感一齐袭来时,不愿在人群中阔步的俞平伯更只能将生活的艺术和趣味当作真实和自由的自我表现的唯一方式,把他的散文看作“隐逸的诗”,由此说来并不唐突。

朱自清

俞平伯

人生观与艺术观紧密相连。人们一向把朱俞二家散文划入周作人“言志”一派,这派散文的理论核心是个人的而非集团的,即兴的而非赋得的,言志的而非载道的,“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9],周作人与弟子们力图将小品文这种边缘文体从旁岔斜出的地位中抬举出来。但朱自清对这种“五四”后大行其是的文体颇不自信,认为“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尽管他承认散文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10]。可以说认识到小品文有着对抗主流、抒发性灵的文化隐喻功能的作家并不是很多。30年代文学中心移至上海,以京兆布衣周作人为领袖的北平一批知识分子无论愿意与否都已处在大时代的游离和边缘状态。朱自清亦自述个人只有逃到书斋一途的徨徨心情(《哪里走》),其时《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作为创作转变的一个过渡,所取的写作态度是“避免‘我’的出现。‘身边琐事’还是没有,浪漫的异域感也还是没有”[11]。从个人心态而言,是“已入中年,不够浪漫”的沉潜学者,从环境言,则深感“‘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12],又无其他话可说的无奈。但到了四十年代,他那不能剥离文学关怀人间、教化人心,与时代紧密相连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理想日益鲜明,更反复批评和反省“自我”的扩张,造成“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13]的个人主义和趣味主义后果。后期的说理杂文,虽然很少“我”的生活实影,但在一个相当动荡的大时代里,论气节,论严肃,论青年,论正义,仍旧是他“对于生活的意念及其对于人生问题的思索”[14]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的产物。

同是自我表现,俞平伯与朱自清的志趣是有错位的,突出表现在对文艺的个人性与社会功用的不同理解上。俞平伯把坚持“说自己的话”视作宗教,不论这些话是否与社会规定情境和时代主潮相吻合,是否与所谓复古、倒退、没落相联系。二人都不愿违逆自我参与到集团的合唱之中,但朱自清坚持文学不应陷入个人主义的无力和私我的狭隘境地里,愿意到民间和青年中去获取新生与活力;俞平伯却逆流而上,认为只有抒情言志的自由才是真的文艺:“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的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15]俞平伯身后站着20年代中后期的周作人,同时也是他文学观发展的自然结果。周作人根本反对文学带上宗教的狂热和道学的虚伪,以为八股类的赋得文章正是中国人奴隶性的标志,其文学自主论中有着对正统的集团的教训的文学极深刻的文化认知,当然也为自己改为隐逸寻找依据。俞平伯则早在1925年的《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中,就表明文学是无用的,但无用不是病的看法。他仅从“修辞立其诚”出发,要求保留文学“说自己的话”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将重心放在读者身上,倘若一切都要“先去经过时代的核准,否则严禁”,更是“一种非理性的迫压”[16]。在《又是没落》、《没落之后》等文中对来自左翼批评的反击,也仍是他早期美育观的延伸。从“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的描写走出来后所开始追求的“素朴的趣味”,岂止是语言风格的改变,乃是告别“五四”热情的自我表达后,以另一种有意展示个人文化趣味的姿态向自己的导师周作人艺术的生活观靠接,向“新古典派与普罗阶级”表示当仁不让的决心。这种姿态异常昭显,而被左翼作家批为没落也就不奇怪了。

对朱俞二人,阿英曾指出:“这两位作家,一个是带着伤感的眼看着‘现在’,一个则是眼睛虽依旧向着‘现代’,而他的双双的脚印,却想向回兜转。两个人都希望‘现代’能加上‘光明’,然都缺乏着自己创造的力。”[17]阿英将二人均归结为“田园诗人”加以比较,颇具慧眼。但他的立论建立在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上,由此断定这派作家的不合时宜。所谓“创造的力”在阿英这样的左翼理论家看来,就是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里作绝望的反抗,陷在闲适的个人的文学观里,即走向贵族化,亦就脱离了社会和大众,创造力只会衰退。

钱穆论建安时期中国纯文学的觉醒时说:“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18]现代散文的兴盛同样如此。礼教崩溃、王纲解纽固然重要,也只是小品文兴盛的外部条件,文人内心的自觉,个体意识的觉醒所达到的高度才能赋予散文深刻久远的生命内质。当现代散文将“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19]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时,个性的开展,自我的扩张,成为各言其志的保证。在朱自清的“儒雅”中有日常生活的诗意,“温柔敦厚”的人格特征和代代承传的传统士子之抱负,在俞平伯妙赏与玄心中见出“隐逸的诗”的风流,言志之态有别,现代“田园诗人”在散文的诗学特征上便各自具有了代表性。

朱俞二家“田园诗人”姿态是以山水抒情,感发生命为开端的。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等早期抒情美文,都带有艺术的灵气和对美的富于想象力的激情张扬;俞平伯的同期散文更是一路通向自然山水,一路走进“梦境”与童年回忆。以朋友之谊、山水意态、少年苦闷为内容的“美丽散文”,“无不对于‘人间’有个柔和的笑影,少夸张,不象徐志摩对于生命与热情的讴歌,少愤激,不象鲁迅对社会人生的诅咒”[20],当然更有别于郁达夫的放达自任和沈从文的悲苦自吁。寄情山水往往别有怀抱,早期散文的华彩流丽,正表明“五四”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内心最为自觉、也最为自由时期投向自然与社会的主观色彩和蓬勃意气。俞平伯在酸甜惆怅的“忆之路”上“洞达名理,委曲述怀”,表达那“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的生命感发和依恋,朱自清在艺术的美、自然的美、女性的美中感觉种种“幻灭的情思”,无非是尽最大的可能,以驾轻就熟的表达方式,展示在一个文人“内心自觉”时代自由而不受压抑的个人性灵。这种感发是“五四”青春情绪的“共相”,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时光和好心情了。

一个短暂的相似的起点。在伤感的近乎空虚的幻梦里,已然预示了作者的个性与气质将随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学理念向着各异的方向展开。当现代散文“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21]时,琐碎的日常生活形态,山水的怡情,哀乐无端的抒怀,趣味的游戏,都是对长久被“大的高的正的”主流与正统所压抑、忽略、边缘化的个人主体欲望的表达。因此,三十年代同在“京兆布衣”趣味与言志的圈子中,朱俞二家散文不仅未被周作人散文所覆盖,且各自展示了作为散文名家的独特面目。

个人主体欲望的表达一端指向“身边琐事”题材。它是“五四”后文人内心自觉与生活环境碰撞的结果。当新思潮纷至沓来,知识阶层与统治者拆伙走向民间,成为世俗中的一分子,日常生活的烦闷与纠缠挥之不去,那么在散文中涤清排遣,或从中享受世俗生活的趣味,体悟人情物理,或在抒写个人悲喜意趣的同时,质问生活,发现自己,即成普遍倾向。以“意在表现自己”为宗旨,进入朱自清散文视野的多是与实生活紧密联系的内容,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22]对“平如砥”、“直如矢”的人生道路和“永远是灰的”[23]匆匆的旅人行色的写真。在“表现自己所见的人生”[24]的文学理念下,《背影》、《儿女》以及《悼亡妇》等著名篇章,开启了现代散文叙说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的种种“烦恼人生”话题。同朱自清平民化追求形成比照的是俞平伯纯粹的名士风度。“喜读六朝文”的俞平伯有魏晋文人耽于玄思的气质,有不拘什么礼法的率性和耿介。他避开身边琐事,由“主心主物的情思”主宰着,直抒心灵对美的感受和体悟,日常生活几乎难以进入其中。《湖楼小撷》的妩媚,《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的迷离,“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城站》与朱自清的《冬天》都写出了对“家”与亲人的依恋,但气味迥异,当朱自清愈发贴近具体可感的生活情境以传达亲情的况味时,俞平伯更重视将小情小境当作“珍贵的趣味”来赏玩;同是伤于白采的离世,朱自清历历回顾相识的前因后果,深责自己的“过错”和“小器”(《白采》),俞平伯却借亡友的诗忆昔年眠月的清趣,重寻自己的前尘旧影(《眠月》);至于对那个“西泠桥上卖甘蔗”的小女孩,俞平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美妙的意境中,体味难以言说的审美冲动,对贫民生活的同情这种“五四”文学中俯拾皆是的情感成分相当稀薄,这些都不仅仅只是笔墨有别,更难用是否与社会现实贴近这些的尺度去裁断二者的高下优劣。它显示了获得内心自觉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放弃外物的羁绊,寻求认识人生的根本意义,以安顿心灵的归趋,正与身边琐事题材的意义互为补充。

身边琐事纵然不堕于琐屑、庸俗、穷酸或境界低下,也易与一些愤世嫉俗之文同流。为“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打上“诗”美烙印的是朱自清的人格范式。朱自清散文总体上缺乏阔大的境界,纵横阔大的气魄,但并不妨碍他以散文内部丰富的层次和细密的纹理多方面表现自己的人格。人格范式在散文中犹如一块磁石,将各种层面吸引过来,纳入自己的系统,使之完全烙上个人印迹。带着对陶渊明质朴、平淡的美学风范的欣赏和理解,他一直以饱含诗意的文字表达纯真而诚挚的感情,建立起一个现代儒雅之士的形象。平和折衷的性格使他的文学写作,或许有“单调”之嫌,“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的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25],但洗脱贵族气与俗侩气的“单调”中有“芙蓉出水”的清爽。当人们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来概括田园诗人的宗祖陶渊明的风格时,朱自清几乎获得了类似的评价:“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26]。而朱氏清贫自守、温柔敦厚,中和平正的人格范式更唤起人们对中国士人“修身”传统的历史记忆。

妙于谈玄,洒脱飘逸是隐逸的雅士追求的境界。妙赏与玄心,一在看,一在思,同样承传传统田园诗人的姿态。对生活的消极静观态度使俞平伯拉开了对生活的审美距离,甚至收回自己早年投向山水与街市的目光,另外构造了一个与世俗相隔甚远的心灵天地。“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27],明白地宣告了俞平伯的闲适文艺观。尽管周作人、林语堂都到传统性灵文学中去找寻闲适小品文的祖宗,但只有俞平伯血液里真正受着中国隐逸文学精神和文风的浸染与塑形。周作人所谓“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28],强调了其散文的超脱功利,抒发性灵;所谓“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29],则似强调在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以深烙着传统印迹的审美信息符号而活脱出现代田园诗人的思想和情感生活。1928年以后,伤春悲秋,在忆之路上低回留连已为宏大叙事的集团呼声所压倒,向来“偏喜欢说理”、“偏要想兼做哲学家”[30]的俞平伯在“痛感幻灭的可伤”之时显然发现在骸骨的迷恋中反更能自在地徜徉于带哲思气质的文人雅兴天地中。《重过西园码头》这篇“关怀生死过切,致多胡言谵语”的有着“独特的体例”的奇文,综合表达了他的中年观,生死观,标志着俞平伯思想和文风的改变,由早期“蓬勃中的兴会和意气”走向“一味透骨的冷”,由繁缛华藻走向朴拙古奥,由以梦视真的“深闺梦里人”成为“以真视梦”的闻道者。“人生一个破瓦罐,不回头最为得体,虽然不免回头更是人情”正是他日渐隐逸的绝好表白。《中年》里,他以爬山作比传达自己的生死观,“上去时兴致蓬勃,唯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那么该颓唐了吧,并不,因为“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番滋味的。”这种超脱,谁能相匹?所谓中年,便是在山顶上徘徊的那一刹那,此后,便是对于下山滋味的细细品尝了。在古槐树下、秋荔亭里耽于玄思,谈文说艺,论道说禅,作着游戏文章,确有避世取适的文人雅士气味,但他所思所梦的中心,应该说仍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生若梦,为欢几何”,本就是哲人们永恒不绝的咏叹。朱自清以生活的苦涩味烟火气表达烦恼人生的真切体验,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生活的哲理,俞平伯则不遗余力地探求人“在路上”、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在诗性的人生智慧中蕴含古今中外哲人的悲观质素和超然因子,虽少有具体体验和现实作用,却极富哲学意义和现代色彩。

日常生活的诗与隐逸的诗根底上是同质的,是特定时代在同一类文人身上的投影。周作人将彼时中国比作明季,以为“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31]。吴宓也说:“窃以今日中国之时势比拟明末,则我辈文人所以自处之途径:(1)上应学顾亭林,为正面之奋斗;(2)下则效吴梅村,为旁观之悲叹”,亭林为阳性文人,以诗明道,而梅村类的阴性文人全系写情,而“情即见道”[32]。不能像鲁迅那样正面奋斗的朱自清与俞平伯同属阴性文人,他们以各自方式表出的情正是五四后“田园诗人”对现实的不同心态和处理方式。周作人声言从此“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以这种艺术的生活观,表现出“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33],但在“十字街头的塔”中入目的未必都能悦目怡心,在冲淡的意态中“不肯消极,不肯逃避现实,不肯心死”[34]的焦虑不安与烦闷悲凉神色时时穿行于字里行间。朱自清对世情的认真则化去了周作人的冷与静,保留下生活的热气和活气,“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切的悲欢甘苦”,这些周作人以为文字与语言无法表出的恰恰是朱自清的执着,在父子、夫妇、儿女、友人组成的伦常世界中品味人情,“谈话风”笔调里寻求理解与沟通,冷眼看世情的“语文影”却包含对世情的改造理想,真挚淡化了玩世的意味,认真而拘谨消解了名士的超然和洒脱。朱白清散文始于“情”(仁爱、同情、伤感) 而终于“道”(真理、智慧、道德、正义、精神)(吴宓),保留着人世的热望。俞平伯与导师灵犀相通,但他缺乏周作人幽闲表象下的“炎炎之火”、“期待”和“热心”,他的天地是孤寂的,逃遁社群的,却又是怡然自得的,人生若梦的悲剧感可从文学的审美游戏中获得解脱,得到些许温馨和慰藉,他在朱自清日常生活经验的终止处开始了自己的精神漫游。30年代的“三槐”之作,几可视为与鲁迅《野草》同类的现代知识分子矛盾的纠结体。不过,俞氏凝神默索,超然象外,以人生无常、生命多难的出世观做了结论,自然也就与鲁迅绝望的抗争之态分了泾渭。这类散文从另一维度体现了人从本质上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与思考。这种思考是超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的表现,具有追求精神自由的审美性质,这种思考若与生活实感过分贴近便很难获得意境上的超拔,这种思考若不建立于现代文明意识上也将失去解读意义。

古今“田园诗人”的产生、性质和命运可以有许多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人们从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上发现“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在俞平伯文中感受到明季文人“‘洒脱’的气息”和逃禅的意味,从朱自清文格与人格中看到现代士子在“道统”与“势统”分裂后洁身自好、不阿世俗的背影。但他们毕竟是“五四”产儿,体内流淌的是新思潮的血液,展现的当然是现代的精神,吐纳的必定是现代的气息,20世纪的文人所言之志为新时代质素所规定。正如周作人所言,古人即使能出色地叙事物抒情绪,但“其涉及人生观处则悉失败也”[35],俞平伯《中年》、《古槐梦遇》等文章,“兼有思想之美”,正在于“他已受过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他对于生死,对于父子,夫妇等问题的意见,都异于从前很多”[36]。朱自清也十分欣赏这类“以人生为题的精悍透彻的——抒情的散文”,以为非“多读书或多阅世”不能做出。[37]至于朱俞二人的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由于能以丰富的色彩表现青年的内心情怀和鲜明的人格特点,从那些今天看来似有损文体统一的冗赘处,也能够体会到“五四”青年在传统士大夫情结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徘徊的矛盾心态及那些闪烁出特定的时代风情的魅力。更遑论那些带着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笔调的杂文,那些纵贯古今的说理文了。可以说日常生活的诗中有朱自清逐渐入世,自我实现的生命痕迹,而说俞平伯隐逸原也只是相对而论。

如果就20年代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散文来看,叙事抒情散文无疑是朱俞二家“艺术地掌握世界”(黑格尔)的得心应手的方式。掌握世界的方式亦即作家的思维方式。余光中先生以为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指的就是朱自清理路清晰、因果关系明白的思维方式。[38]朱自清也自觉“诗情枯竭”。反观俞平伯散文,却恰有诗的含蓄和余韵,不仅以古典诗词的意境入诗,且善入玄理,为文曲折跳跃。当朱自清极力想描绘“我将看见什么?”时,俞平伯则问自己“我要怎样看法?”对于无穷变幻的外物对象,“你逼我作静物描写,这不是要我作文,简直是要我的命”(《湖楼小撷》)。“回旋往复”的“思想径路”,哲理诗式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39]的原则,使“涩”味、“缠夹”由此而生,恰与朱自清的明白质朴相互比照。以古人“文显而直,诗曲而隐”的说法来看,似可以发现朱俞二家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但与其说是思维方式还不如说在个人趣味/社会功用、雅/俗、语言/言语等关系上的不同意趣对于朱俞二家散文艺术形态起决定作用。而这几组关系正是现代散文家们最感棘手、分歧丛生之地,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态度,导致对散文美学的不同认识和追求。周作人以为:“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40]这里已然包括表达的思想与思想的表达两方面。表达的思想须是以现代文明思想统领的知识和人情物理,而思想的表达方式则允许有多种多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他不满“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他赞赏俞平伯和废名的作品,好在“涩如青果”,“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周作人所说的“涩”,首先是一种含蓄美和深邃美,要求为文简约、朦胧、余味曲包,令人咀嚼与回味。就俞氏散文而言,与“涩”味密切联系的除了意境的朦胧、玄理的深奥、“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41]的含蓄外,更突出在文体和语言的雅致与古朴,将“文词之洁媚和趣味之隽永”[42]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在这里,与他的老友俗化、平民化取向大相径庭,也最为人诟病。俞平伯运用语言不拘一格,以北京方言入文时,有口语的生气;文白杂糅时,往往气韵生动,有时绵里藏针,构成“有意味的形式”;而词藻典故俯拾皆是更为其文体披上了件古奥的外衣。怀着写作上的自得其乐之心、对文言文体的“骸骨之恋”及不妨写来玩玩的心态,30年代他热衷于用古色古香的清言小品、语录体、连珠体旧瓶装新酒,倒也别开生面。他颇为自得的“一种特殊性质的东西”的《古槐梦遇》等只是“言”而非“文”,是片断的随感录,短小简约而古雅隽永,残诗断句,奇诡之梦,谐谑之语,将作家闲适超脱又微带苦涩的人生感受交织在一起,具有特定的文化意味和审美内涵。但旧形式十分惹眼,文意又显得过于晦涩,难以索解,往往就弱化了其中的新意和内在的抗争意志,在一个将旧文学看作铁板一块,将形式上的讲究等同于思想上的贵族气,将“往民间去”运动等同于文学和语言的“俗化”、“大众化”时代,遭致左翼作家的抨击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他向往的不离不著的境界毕竟难以掌握分寸,平淡有时需削弱情致的丰腴,“名理上的推论,趣味上的体会”若过于绝缘,则失之形而上而少了理趣。俞平伯的实践也留下了教训。在大众化文学运动甚嚣尘上的3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理论和俞平伯的纯文学实践只能日益萎缩,洒脱如俞平伯,也不免一面宣称,只要有“修辞立其诚”之心,词藻典故也能“化腐朽为神奇”,“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人家能懂最好,不懂也只好由他”[43],一面自嘲这也不过是戏台里的喝彩。

朱自清“谈话风”语体文的特点正是营构“日常生活的诗”的关键。诗意依靠情致的深潜产生,可以酒喻:“说到酒,莲花白太腻,白干太烈;一是北方的佳人,一是关西的大汉,都不宜于浅斟低酌。只有黄酒,如温旧书,如对故友,真是醰醰有味”。[44]“如温故书,如对故友”讲究的是亲切的空气,因此需要“随随便便,老老实实地写来,不露咬牙切齿的样子,便更加亲切”[45]的文字。有感于早期“错彩镂金”词藻的堆砌和伤感雕琢的新文学滥调,周作人在《美文》中提出了作“真实简明”有“余情”的文章,散文界对厨川白村的essay定义的热情,也蕴蓄着以“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的随笔拓展散文题材天地,改造散文语体风格的努力。但在朱自清个人创作实践中,尽管他颇有以文字遨游“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的向往,但周作人“上至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的“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终非他所长。这样同是“平和冲淡”的絮语散文,朱自清的“平淡”是由日常生活的题材,“象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的“谈话风”文体,“用笔如舌”的语言所构成,并走向写实的借叙事绘态言情来实现;在记叙抒情文中多少渗入了小说的笔法,以现实的人情物理为经,温厚的自剖自省作纬,成就其情致深潜而又“真挚清幽”的神态。平心而论,朱自清在文体方面缺乏俞平伯的自由与放恣,过于一贯和单调,抗战中后期创作的一批说理性杂文,已是“辞胜于文”,对比同期西南联大的语言学家王力把幽默感与对世情的讽喻凝结成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以及钱钟书将广博的知识与独特思辨力相结合而成的《写在人生边上》,朱自清的说理文有学者的循循善诱,理致明晰,深入浅出的特点,却因过于拘谨地条分缕析而少了情趣和理趣。

不论是朦胧晦涩还是用笔如舌,最终都归结到语言问题上。人们以“白话美术文的典范”来肯定朱自清在语体文方面的努力,评价他的语言是知识分子的口语,意指建立在日常口语基础上的纯净、雅致、洗炼。叶圣陶在《朱佩弦先生》中,高度评价了朱自清散文再不是“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的“不尴不尬的‘白话文’”,而达到了“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的境界。朱自清对白话语体文的要求有向纯粹论发展的倾向,曾希冀以朗诵来检验其口语化的程度,晚年还有从“写”文章到“说”文章的提法。有所修正的是朱光潜、叶圣陶等人所构筑的纯粹白话文的理想,并不完全排斥从文学遗产中吸取精华以配合口头上活的语言的发展,尤其重视对文章作一番洗炼工夫,要求炼得比平常说话更精粹。朱自清诸作家的努力中夹杂着长期做国文教员的教学经验,平民化的文学观念,语文大众化运动的乌托邦激情,何况言文统一本来就是“五四”人的理想。

当散文语言已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时,误区便无可避免。在白话文纯粹论的后面,隐含着朱自清一类知识分子以文学创作和文学语言增强“启蒙”力的愿望,朱自清从文学历史上寻找根据:“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因此“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46]。30年代发生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有很多复杂的值得今天深究的原因。汪懋祖的文言复兴论难成气候,受到一致的反击;但大众语倡导者将“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称作“新式的文言”,以及对语言欧化倾向的不满,则引起许多新文学家们反思,并从各方面不惮实践。对如何建设白话文学,周作人、俞平伯代表另一种努力方向,周作人借助讨论俞平伯散文,强调现代散文语言,应不拘泥于“文词的变化”,“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47],既表明对纯粹口语体的不满足,更有将本民族的文言遗产加以改造和利用的意图。周作人一向反对八股的制艺策论的腔调病,却说“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48]。林语堂提倡语录体,只因“特恶今人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49],欲求救正。当年招来不少非议;老舍的京味散文,朱自清的语体文,却尽量扫除文言可能带来的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朱光潜后来所说则代表了一大批颇具旧学根底的知识分子较为折衷的意见:“白话的定义很难下,如果它指大多数人日常所用的语言,它的字和辞都太贫乏,决不够用。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别。这就是说,白话没有和文言严密分家的可能。”但他同时说:“文言杂糅很难得谐和。……俞平伯诸人的玩艺只可聊备一格。”[50]在语言和文体问题的纷争中再次显示“言语”对文学创作的渗透和控制。这种迫压使周作人的散文美学始终不能得到全面公正地认识。

结 语

李广田认定朱自清的自然与醇厚才是散文的“正宗”,散文“正宗”说一定程度上与“个人笔调”论相颉颃。但从早期朱俞并称到后来朱自清“一枝独秀”,已然显出个人笔调的式微和散文审美趣味的变化。从读者接受情形而言,代表了中国现代散文清新温厚一派的朱自清平实真诚的抒情与圆熟纯净的语体文有更大的读者范围。除去长期以来人们对周作人、俞平伯一派一概否定外,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缘由。朱自清的散文与普遍的日常人生相近,与读者平视的亲切诚恳态最易为强调实用、注重人情的中国人所接受;当人们对于抒情的理解与情感的收放相联系时,描写力的强化、修辞手段的运用会大受重视,满蓄着一种诗意的朱自清早期散文易学易摹仿也是事实。当年周作人所说“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利”[51]的情况今天仍存在。尽管周作人不断倡导有“涩味”和“简单味”的絮语文,但俞平伯散文之“涩如青果”,用典的繁密,意境的朦胧,有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做底子,岂是一般人可轻易学到的呢?30年代曹聚仁在他的《粉笔屑:十二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52]中以朱文为记叙文而俞文为抒情文,教师讲解时易穿凿附会而认为俞文不宜入教材,更说明了俞文“阳春白雪”性质。教材作为一种特别的传播文学经典的工具,往往选择简单通达、整齐缜密的文学作品。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春》等从30年代至今一直入选为国文教材,因而家喻户晓,流传甚广,而俞平伯那种别具一格的散文则曲高和寡鲜有知音。不过追求个人的笔调,提倡独特的风格,是现代散文繁荣之因。当1937年胡适等人指责有些作者表现力太差,创作的诗文叫人看不懂时,周作人再次引用了蔼理斯《随感录》中关于“晦涩与明白”的话,认为中学教材固然要选择简单通达的文字,但文学创作则应允许有各种晦涩之美存在,因为作者“创作时觉得非如此不能充分表出他们的意思和情调”[53]。这些话放在今天来领会也同样大有裨益。

(原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1]朱自清:《信三通》,转引自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2]朱自清:《信三通》,转引自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3]俞平伯:《关于〈义战〉一文(朱佩弦兄遗念)》,《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第520页。

[4]叶圣陶:《谈佩弦的一首诗》,《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5]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5页。

[6]俞平伯:《关于〈义战〉一文(朱佩弦兄遗念)》,《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

[7]俞平伯:《跋〈灰色马〉译本》,《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8]参见苏雪林:《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周作人:《〈近代散文钞〉序》,《周作人文选》第二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10]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11]朱自清:《〈伦敦杂记〉自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12]朱自清:《〈欧游杂记〉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13]朱自清:《论严肃》,《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14]俞平伯:《读〈毁灭〉》,《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15]俞平伯:《〈近代散文钞〉跋》,《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16]俞平伯:《“标语”》,《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17]阿英:《朱自清》,《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19页。

[18]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19]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

[20]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1页。

[21]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22]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23]朱自清:《论无话可说》,《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24]参见朱自清:《文学的一个界说》一文,《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5]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原载《新路》一卷16期,1948年8月28日出版。

[26]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27]俞平伯:《古槐梦遇(十九)》,《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28]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29]周作人:《〈杂拌儿〉题记(代跋)》,《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页。

[30]胡适:《俞平伯的〈冬夜〉》,《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1]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32]吴宓:《二十四年我的爱读书》,《宇宙风》第8号,1936年1月1日。

[33]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页。

[34]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苦茶随笔》,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07页。

[35]周作人:《〈杂拌儿之二〉序》,《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3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37]参见朱自清:《什么是散文?》,《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8]参见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名作欣赏》1992年2期。

[39]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40]周作人:《笠翁与随园》,《周作人文选》第二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41]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跋》,《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42]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43]俞平伯:《“标语”》,《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44]朱自清:《怀魏握青君》,《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45]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46]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47]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48]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周作人文选》第三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49]林语堂:《语录体举例》,《披荆集》,《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四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50]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1]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52]《中学生》64号,开明书店1936年版。

[53]周作人:《关于看不懂》(通信),《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93页。

本期编辑:黄立斌

校对:张雪兰

图片来源:吕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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