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四种学者：第一种能说不能写，第二种能写不能说，第三种既不能说也不能写，第四种能说能写，讲课很精彩，文章很漂亮。第四种学者所占比例最低，属于学界珍稀品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许子东先生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
世人大都知道许子东长期担任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后来又参与了“圆桌派”与“见字如面”等文化类节目，通过电视感知到的许老师，无愧于当代学者中的“名嘴”之一。然而在这些节目上，受限于角色安排和时间分配，许老师的言谈往往只能点到即止，无法尽兴，要真正充分领略他的语言魅力，只有进入他的课堂。2006年至2009年，我于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追随许老师求学三年，深刻体会到他清新脱俗的课堂艺术。如今十年已逝，怀想导师风采，悠然神往，在此描摹一二，与众同享。
许老师在岭南大学常年给本科生开设两门课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为“中国现代文学选读”，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门课，合起来就是内地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香港学期颇短，每个学期顶多只上十五个星期的课，要在一个学期内讲完现代文学是不可能的，于是许老师将其一分为二，“中国现代文学”侧重讲述“五四”文学与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学大家，“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侧重讲述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不管是讲哪一个时段，都以具体文学作品的细读为重。考虑到香港学制学期较短的特点与香港学生普遍重视实践而于宏大叙事欠缺兴趣的实际情况，许老师摈弃了内地的概论式、灌输式授课方式，除了必要的背景介绍，将精力都集中在作家和作品研读上。其中，“中国现代文学”部分，除了第一次课重点阐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重点让学生阅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两篇论述类文章，其后每一次课选择不同文体的经典作品，包括鲁迅《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伤逝》、叶圣陶《遗腹子》、冰心《超人》、许地山《商人妇》、郁达夫《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凌淑华《绣枕》、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茅盾《创造》《子夜》、巴金《家》、老舍《断魂枪》《骆驼祥子》等小说，以及郭沫若《炉中煤》、戴望舒《雨巷》、闻一多《死水》、徐志摩《再别康桥》等诗歌，鲁迅《立论》、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朱自清《背影》、梁遇春《“春朝”一刻值千金》等散文，进行审美与文化分析。而“中国现代文学选读”部分，除了第一次课借助李欧梵先生为《剑桥中华民国史》所写专章详细介绍“左联”与三十年代的六次文艺论争，后面的课程要求学生细读作品，小说包括沈从文《萧萧》《丈夫》《边城》、施蛰存《梅雨之夕》、穆时英《上海狐步舞》、张天翼《华威先生》、吴组缃《官官的补品》、萧红《牛车上》、张恨水《啼笑因缘》、张爱玲《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钱锺书《围城》，散文包括丰子恺《忆儿时》、郁达夫《故都的秋》、林语堂《论西装》、梁实秋《女人》《男人》，诗歌包括卞之琳《断章》、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闻一多《发现》，话剧包括曹禺《雷雨》《日出》。当然，在讲解这些经典之作的过程中，许老师也会穿插介绍文学革命、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乡土文学、鸳鸯蝴蝶派、延安文艺座谈会等文学史知识。因此，虽然他的课堂较少涉及文学思潮与流派、文学社团与运动，但通过精读数十篇各类文体的代表性创作，也能够对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较为全面的覆盖。
许老师上课有大纲，每次课前给每个学生发一页打印纸，从上面可以看到授课的基本内容和思路，以及需要阅读的参考资料和重点引文，便于讲者和听者思维的集中。但他没有统一的、与他人雷同的教学大纲——香港特区政府和各大学也无此要求。因此，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研究所长，自主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这对于许老师这样的资深研究者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课堂给了他很大的发挥空间，他不必人云亦云，讲的都是自己对文学的个人化理解。虽然他也指定了钱理群先生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学生的参考读物，但除了引用其中个别重要观点，书上有的他基本不讲，绝不做他人的传声筒。事实上，每次上课，这两本书他一般不带，即使带过去了也不会打开。他对自己要介绍的他人的学术观点早已烂熟于心，如果要翻书，那就是翻开文学作品，当众朗读其中的片段。有时他带去的书籍里有一些善本，还会让学生传阅，但如果非常珍贵，就不再递下去传阅，而是让学生到讲台上来翻阅。
在许老师看来，大学生应当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在一个网络信息化时代，公共知识的获取十分便利，大学课堂对学生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不在于传授具体知识，而在于引导求学，启发思考，增广见闻，开拓视野。大学教师应当平等对待学生，他固然对于事物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但不会呈现出一副独断和权威的面孔，相反对于多元价值观保持着高度尊重。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因为它时刻会触及传统和现代两种价值观的对峙，以此天然具有启蒙的性质。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并非一切归于现代的价值观便天然正确，启蒙本身也需要时时反省。即如两性关系，许老师经常以鲁迅等作家的思考为例，言简意赅地概括出古往今来男人控制女人的三种方法：第一是关起来，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将女性和其他男性隔离；第二是养起来，通过物质笼络使女性离不开自己；第三是教化，如嵌入芯片一样，将贞节等观念注入女性的大脑。大而言之，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启蒙，其实也属于第三种情况，但通过细读鲁迅《伤逝》、茅盾《创造》和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三个短篇小说，会发现启蒙带来的结果相当复杂，有时以被启蒙者为牺牲，有时启蒙者反而被抛弃，有时启蒙者却需要被启蒙。再联系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启蒙，也是如此。因此，对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他们的启蒙事业成效如何，实在不可以简单判定。既然如此，对于某些作品中或现实中人们的一些“庸俗”价值观，似也不必责之过苛。譬如，《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囿于人性的弱点面对物质诱惑而逐渐“堕落”（与之相似的还有《日出》中的陈白露与《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现实中一些香港的女孩子以“嫁入豪门”为人生理想，一个确立了男女平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固然可以不认可她们的选择，但似乎也不必对之义正辞严大加挞伐。从许老师的课上，我感觉他对于许多人和事都抱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臧否人事，就算有时批评某些现象，也绝不会疾言厉色，而通常面带笑容，以微讽的言语出之。在他的课堂上，充满着轻松平和的气氛。
许老师绝不是一个没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然而他能理解并接受与自己不同的立场。以知识界比较敏感的“左”“右”而言，无论在课堂内外，他都正视这一问题。譬如对于现代的一些代表性作家，他认为讲革命的陈独秀是“左”，讲改良的胡适是“右”，包括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而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语丝派则夹在“左”和“右”的中间。文学研究会比周氏兄弟更“左”一点，但总体还是中间派，比如茅盾、巴金、老舍等。对于不同派别的作家，他并没有厚此薄彼。现代文学研究界一般知道他对于郁达夫和张爱玲有过开创性的深入研究，但事实上他可能对于鲁迅的喜爱更多一些，只是他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大量面世而已。从社会政治上而言，对于“左”“右”，他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呢？他曾开玩笑说，在《锵锵三人行》的三人组合里，梁文道坐在左边，强调平等，关心弱势群体；他坐在右边，最关心自由价值；窦文涛坐在中间，强调博爱，左右兼顾。三个人恰好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精神。这么说来他有点自视为“右”了，然而他同时强调，左派和右派都是中性的，动机都是善良的，都是希望达到社会的平等；左派注重结果的平等，右派强调机会的平等，一个社会有左右派之争，其实是社会健全的标志。而他和人的交谊，并不以左右为分，不管“左”和“右”，只要有真的信念就好。这和内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势同水火、经常党同伐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这种平和心态与多元价值观，来自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跨文化体验。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当过工人，学过工科和文科，先后在上海、芝加哥、洛杉矶、香港长居，经常参与北京、深圳和广州的文化活动，对于不同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能在比较对照中同时看到其优劣，因而能形成较为通透达观的看法，而不会陷入偏执狭隘的境地。在香港作文科教授，可以算作一种黄金职业，薪酬丰厚，言论自由，没有生存压力，虽然位居边缘，却正好有助于破除中心意识的迷雾，对社会世相进行客观冷静的观察。像许老师这样一个内心善良而对社会公共事务有着热情关注的人，他的经历和所处地位，为他向社会发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他的许多言论和观点，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课堂既没有脱离现代文学，同时又远远大于现代文学，学生在课上得到的收获，绝不仅仅只是一些对于作家作品的既有评价，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同时也得到了一番洗礼。
这种对多元价值观的推崇贯穿于许老师的课堂。譬如在介绍艺术的起源时，许老师提到有两种基本说法：第一种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这是普列汉诺夫的主张，鲁迅也相信这一说法；第二种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这是康德的说法。哪一种更符合事实？许老师说，这并没有标准答案，但你相信哪一种，会决定你对文学的基本理解，是会更重视文学的社会效益还是作品本身的美。又如他曾以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北岛写过小说《波动》等为例，讨论诗人与学者、诗人与小说家的关系问题，但也没有发现什么“规律”。他经常提醒学生说：“我讲这个，只是引起同学们思考，实际上我们课上的很多讨论是没有结论的，只是open mind。”所以对于某些问题，他有时会旁征博引，让大家看看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王五又怎么说，但并不急于对张三李四和王五的说法作判断。比较典型的如他在介绍关于“五四”的不同看法时，会先后罗列余英时的“五四”摧毁民间社会说、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林毓生的“五四”作家骨子里是儒家说、李欧梵的“五四”唯进化论成功说等，启发学生从多侧面多角度认识“五四”，而要尽量避免单一化的理解和想像。包括对于指定的两本教学参考书，许老师也从一开始就告知学生：在考试的时候，“这两本书都可用都可不用，都可借鉴都可批评。这不仅是香港学院的优势，也是所有大学里最基本的学术精神。”许老师在课上常常和同学互动，除了请同学发表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这种互动可以随时以举手调查的方式进行：赞成A的同学举手，赞成B的同学举手……由于他的开放和包容，学生举手时没有心理压力，不用揣摩老师的看法，而他也因此常能得到比较真实的调查结果，从而对当下年轻人的思想观念有较为客观的了解。
2009年10月29日，本文作者和许子东老师合影
早在1984年，许老师就以一本新见迭出的《郁达夫新论》蜚声学界，其时他刚到而立之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求实创新是他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他的课堂的高质量主要来源于自身对作家作品的独到研究。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常常能听到不少新鲜有趣的观点。譬如对于《沉沦》等作品的所谓“色情描写”，许老师认为，《沉沦》的主人公犯的是一个普通人的错，可是他以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郁达夫用作品正视人欲，又让主人公充满犯罪感，这就是《沉沦》的意义所在，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色情的态度很不一样。甚至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词语，他也能给予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譬如“郁闷”一词，21世纪的年轻人常挂在嘴上，许老师则是如此解释：所谓郁闷，就是“郁达夫式的苦闷”，这种苦闷既是“民族”的，又是“性”的，因此可称为“民族性郁闷”。又如“反动”一词，其道德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含义非常严重，1948年郭沫若曾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将沈从文列入反动作家，给他带来严重伤害。这一问题比较敏感而复杂，因为牵涉到立场问题。许老师则抛开此词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将“反动”解释为反主流而动、反潮流而动，或者是反对动、反对变化，保持稳定和谐。对沈从文的“反动”进行这么一番理解，虽然对于其是非不着一字，然而历史的真相已隐约可见了。毋庸讳言，现代文学尤其是“革命文学”兴起之后的现代文学大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让后来者面对这一段历史纠结不已，然而许老师常能以其开放的胸怀和独特的智慧，将此难题化为乌有，展现出一位优秀学者的睿智和从容。
许老师的课堂深入浅出，常有四两拨千斤之效，除了视野广阔，他的另一个窍门是将课堂变得生活化，常通过打比方和类比等方式，结合香港学生的生活经验分析文学作品。譬如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几个层次，他会联系学生填报志愿与高考录取、面对“半瓶水”的不同态度进行说明。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凌淑华短篇小说《绣枕》的分析。他说，“绣枕”是一个含义深刻的意象，凝聚着女性的“三从四德”，凌淑华通过这一意象，对中国传统女性将一生幸福系于渺茫婚姻的命运进行了深深的哀悼。然而反过来说，这篇小说本身不也是凌淑华的“绣枕”吗？她因此获得了老师陈西滢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同样，张爱玲的《封锁》也是一个“绣枕”，由此引来了胡兰成的关注。而今天的不少女性把命运建立在自己的脸上、身体上，甚至通过整容手术来争取幸福，这个社会百年以来到底在进步还是退步？
在许老师的课堂上，听众感知到的是一部活的文学史。文学是人学，文学史即是人的活动史与精神史，作为文学的创造者，作家们本身也如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们的为文与为人密不可分。许老师常在课堂上讲述作家的人生故事，如在讲到丁玲时，他将丁玲定义为一个“女权英雄”，认为她这一辈子太值得拍电影了，并详细介绍了丁玲先后和瞿秋白、冯雪峰、胡也频、冯达、陈明等男性的关系，甚至讲到胡也频和丁玲同居却保持清白，后来还是在沈从文的点拨下才成为夫妻。这些听上去有些八卦，然而却是历史事实，有着严谨的史料依据，因为沈从文在回忆文章中就是这么写的。事实上，对丁玲这些人生经历的介绍并非无的放矢，它们对于读者理解丁玲其人其作的“女性主义”很有帮助，有心人自能从中发现理解丁玲的一些线索。
许老师的课堂是名副其实的文学课堂，洋溢着文学性，充满着他对文学的个人感悟。毫不夸张地说，中文系的师生要和作家一样具有“文心”“诗心”，才能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文学研究毕竟与“科学研究”不同，它关注普遍的人心、人情和人性，对文学的理解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基本前提下，几乎无时无刻不需要读者调动自己的人生经验以产生对作品的共鸣。以此，有过创作经验的读者，会相对更容易地理解作家的创作。许老师曾写过小说和长篇回忆录《废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说深谙创作之道，因此他常常能从创作的角度提出自己对作品的一些特别的理解。在分析茅盾的短篇小说《创造》时，他认为茅盾在潜意识里对于作品的男主人公——和茅盾本人一样曾经是启蒙者，但后来被抛弃——怀有同情。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相信真正的文学比任何东西（包括宣言、日记和情话）都更能宣泄作家心底的秘密，作家在哪里都能说假话，唯独在作品里不能，所以我们可以从小说里读到一个作家的真实处境和真实心理。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读者和作者才有的会心之言，虽然很难实证，但许老师自有他的确信，这体现了一个文学研究者可贵的诗心和灵气。
在文学性之外，许老师的课堂又具有强烈的文学史的现场感。作为一名50后学者，他虽然没有亲身见证过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的历史，但是却在当代有缘“邂逅”了一些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常在课堂上分享这些宝贵的人生经历，无形中拉近了听众和文学史的距离。我印象较深的有他这样几件事：一是他199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求学时，常常把车停在一个路口，多年后才知道当年深居简出的张爱玲就住在那条街上的一个公寓里，他当时正在写《张爱玲小说和上海小市民社会》这样的论文，多次经过张爱玲居住的街道，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二是他1989年在德国偶遇著名美术大师刘海粟，听他谈了一下午好朋友郁达夫的故事。三是在王映霞晚年时，许老师去看她，听她说过一句话：郁达夫这个人可以做朋友，不能做丈夫。四是1985年他参加一个纪念郁达夫的会议，亲眼目睹会议主持人夏衍动了真情，当众忏悔，说“左联”当年太“左”了，对郁达夫很不公平。此外，他还和现代作家许杰相识，和晚年巴金通过信，通过撰写《辞海》相关条目为郁达夫等“平反”，他的父亲是瞿秋白的学生和戴望舒、丁玲的同学……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如此之近，应是50后学者中屈指可数的几人之一。至于他讲起自己在文革中把茅盾的《蚀》当黄书看，上大学时从郁达夫《日记九种》里抄情书，也都是有趣而引人思考的故事。学生能在课堂上通过这种方式感知现代文学，无疑也是一种难忘的体验。
许老师的课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个人魅力。他习惯于晚上写作，早上赶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头脑尚未处于最活跃状态，看上去有点慢热，前两分钟动作较为迟缓。而且他是一个资深球迷，对梅西的喜爱无以复加，有了为了观看梅西的比赛直播，不惧熬夜，第二天清晨来到教室，精神自然不是十分饱满。然而只要开始讲课，他就很快进入了状态，逐步兴奋起来，并且以自己的兴奋感染了学生。讲到有趣的地方，他自己先忍不住，天真地呵呵笑了，有时竟会乐不可支，大约半秒钟后学生也笑了，教室里其乐融融。他的语速不快，但表达清晰，为了“迁就”香港学生，常常在讲到一些有一定理解难度的内容时停下来，问一句：大家明白了没有？待看到学生纷纷点头，才又接下去讲。如果学生纷纷摇头，就换个方式再讲一遍。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他随时会在普通话之外，穿插粤语和英语。他有名教授的风度，而无名教授的威严，将学生视为平等的谈话对象，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对学生面露不悦之色。他将学生看作成年人，在讲到有关政治或性的话题时，并没有什么忌讳，因为他的心地是干净的。总之，他在课堂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和蔼可亲而睿智博学的长者和导师。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许老师正是一位难得的“人师”。又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古人所谓道，多指孔孟之道，而以他说为异端。于今价值多元时代，作为老师，我以为“启思”有时更重于“传道”。启思、传道、授业、解惑，如此近乎完美的师者形象，许老师当之无愧。
2018年11月22日，
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