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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09 0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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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凤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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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中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研究

郭建中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王晓凤,女,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湖南师范大学学士和硕士毕业,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毕业,英语教授,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在国防工业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3部,在全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及《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等省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省部级及厅局级课题近20项。

内容提要

本书从和合翻译视角出发,追溯和合的语义演变与文化理路,探究和合翻译东、西文化底蕴,阐释郭建中教授在“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等研究中体现出的和合翻译思想。本书还从“话语通俗性及其转换”和“叙述真实性及其转换”两个方面分析笛福经典小说写作特点及郭译本的翻译策略以及科幻小说翻译“文学性、通俗性和科学性”三标准,翔实论证郭教授科幻小说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和合翻译策略。本书可供翻译工作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高校中文和外文学科的师生阅读与参考。第1章绪论1.1 郭建中译学贡献及其研究背景

研究翻译史理应以“人”为本,因为如果没有翻译家的辛勤耕耘与倾力奉献,翻译便可能无史可言。王佐良先生在谈及如何研究我国断代翻译史时即说:“……要突出若干重要译者,替他们摄特写镜头。”(王佐良,1989:5)杨自俭先生在“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也强调,在相关翻译史和译理史研究中,“要充分注意重点人物重点翻著”(杨自俭,1994:13)。治中国翻译史者都知道,我国对翻译名家的研究源远流长,南朝梁僧佑《出三藏集记》中的《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立传三十二人。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翻译家的研究则更有意识并日渐系统,所取成果也有目共睹,散于四处的专文不计,仅专著即有数册问世,它们是:《翻译家严复传论》《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青年翻译家研究》《百年翻译家传略·曹靖华》《翻译名家研究》和《翻译家周作人》等。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倚山傍海,河汊纵横,自古以来对外交流频繁,伴随着频繁的海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翻译活动应运而生。而翻译活动的繁荣推动了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浙江的翻译因其历史久、名人多、内容广而在中国翻译史上自成一统,独树一帜。据史书记载,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就发生在浙江。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开创者是李之藻、李善兰,“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浙江翻译家有王国维、鲁迅、茅盾,浙江左翼译家军的领军人物有陈望道、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冯雪峰、柔石,浙江莎剧翻译家是朱生豪、梁实秋,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文学翻译家有王佐良、朱维之、董乐山、夏衍、赵萝蕤、冯亦代、吴景荣、李使民、叶水夫、王道乾、草婴等译家。

郭建中教授是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镇,他是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副研究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校区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二、三、四、五届理事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全省委员会委员兼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重点学科英语专业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他现在定居美国,兼任浙江省翻译协会名誉会长、杭州市翻译协会顾问。他以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为主,对科幻翻译与科幻理论研究有特殊的兴趣。毋庸置疑,翻译界常见的现象是搞实践的少谈理论,搞理论的少有实践,而郭先生是难得的一位在两方面都深入研究而且都取得不俗贡献的学者中人。

郭先生193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毕业于上海高桥中学。他在小学和中学偏好语文,因知识面广,概括能力强,综合素质高,深得老师的好评。高中时,他对外语感兴趣,主动让老师给他推荐俄语课外读物。他喜欢看文学名著和科幻小说,阅读了威尔斯的作品《隐形人》和大量苏联科幻小说和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谍小说,这在当时的高中学生中是很少见的。在每个学期的考试中,他的俄语成绩均是5分。高中毕业时,他的征文获奖作品“我的希望”表达了他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20世纪50年代,郭先生考入了浙江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后来该校并入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他凭着学习俄语的经验,加上学习得法,初学阶段的听写测试却并不逊于已学过六年的同班同学。第一学期结束前,他从校图书馆里借到一本由北外出版的英语简写读物Little Tom,第一次他能靠词典读懂里面的故事,增强了他学好英语的信心。他阅读的第一本英语文学原著是Path of Thunder,此后他又阅读了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A. S. Hornby主编的Verb Patterns and English Usage等一些理论书籍。他阅读理论书籍就像看小说一样入迷,他还把葛传槼先生的《英语惯用法词典》连读了三遍,烂熟于心。郭先生的专业才华当时很受老师们赏识。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这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从此他开始在文学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潜心专研,笔耕不止。1978年,他的发轫之作《定语从句的理解和翻译》发表在《外语》杂志,并获得学界的好评;同时,他在文学翻译方面也初露锋芒,翻译并发表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如他初期的作品《好心与王冠》(电影剧本)和《巴西一夜》(短篇小说),等等。

郭先生翻译理论研究之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先生研究的第一阶段,即为微观研究为主的阶段,20世纪中后期至今是他研究的第二阶段,即为宏观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阶段。

郭先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微观研究阶段时期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对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探索和自己翻译实践经验的升华,其研究紧扣文本和实例,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加以阐述。如《译文如何重现原著风格:《从〈傻瓜吉姆佩尔〉的三种译本谈起(1983)》、《英汉翻译错误探源:比较一部小说的三种译文》(1993)等系列论文。在他的研究初期,郭先生并没有一味沉浸于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字对句的比较研究之中,他不断寻觅理论上的症结,特别是从西学中获取营养。这时期他发表了一些有关西方译论的文章:《辛格谈翻译》(1985)、《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1989)、《直译和意译的新概念:介绍比克曼和卡洛的(翻译圣经)》(1989)等系列论文。90年代初,先生不断跟踪和关注西方译论的发展,敏锐地察觉到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0年,Lefervere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他撰写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1989)、《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1999)、《论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概念》(1999)等系列论文。通过多年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的研究与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郭先生对“翻译对等规律、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和直(意)译与归(异)化”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20世纪中后期至今是郭先生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宏观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阶段。在此阶段,他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著作丰硕。他的著作主要由四部分构成,译作(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他的翻译思想都反映其中。至今,他已经公开发表了翻译研究论文和专著100多万字。此阶段,他先后发表了《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2000)、《译学研究的第三次转向》(2004)、《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归的必然》(2006)、《韦努蒂访谈录》(2008)和《归化与异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2009)等系列论文;他的翻译作品(包括担任主编和主译)近1000万字,在英译汉方面,他翻译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包括中、长、短篇小说和科幻小说,主要译著有英国文学名著《鲁滨逊漂流记》(2006)《摩尔·弗兰德斯》(2003),美国文学名著《杀鹿人》(合译,1985)和《铁草》(合译,1987)及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今天过得怎么样》(2002)和辛格等作家的作品数十篇;翻译、编著了800多万字的科幻作品并主编“外国科幻小说译丛”50余册和电影剧本如卡雷尔·赖兹和盖文·米勒合著的《电影剪辑技巧》(合译,1982)、演说词辞、文艺史、理论研究等各类文体材料。他翻译的一些名家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同时,他的翻译思想也引起了我国翻译理论界的关注。

郭先生的译学专著包括《当代美国翻译理论》(2000)、《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主编《文化与翻译》(2000)论文集等。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以深远的历史角度,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美国翻译研究进行了系统而有重点的研究与评介,尤其是介绍了旅美华人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翻译研究的空白,该书现已成为当今研究西方译论的经典读物。先生不但深入研究翻译的文化问题,而且关注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为此,在2000年,他主编了《文化与翻译》论文集。文集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部分,他精选了我国老一辈翻译家和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他在该书的前言中特别告诫读者:“文学—文化学派的理论也有其片面性。因为翻译固然要考虑到文化问题,但最终还得通过语言的操作来完成翻译的过程。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语言与文化、宏观与微观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忽视。”事实证明,这种宏观微观交相辉映的、理性的、辩证的观点,在当今仍然非常中肯,非常实用。

这本书同样受到翻译界的青睐,至今具有较高的应用率。

21世纪以来,我国应用翻译市场急剧扩大,翻译量与日俱增,翻译水平不断提高,翻译形式日趋多样,翻译文体灵活多变,而应用翻译的研究却很薄弱。根据市场和教学的需要,先生作出积极反应,他发表了多篇应用翻译研究论文,如:《实用性文章的翻译》(2001)、《关于路名标识的拼写问题》(2003)、《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2005)、《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2005)、《街道路牌标识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2007)、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2008)等系列论文。

1982年,通过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叶永烈先生引荐,郭先生与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科幻小说协会秘书长赫尔女士相识。赫尔女士惊叹于郭先生渊博的科幻知识,她把郭先生介绍给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前任主席、凯萨斯大学的冈恩教授。很快,先生收到了冈恩教授的邀请信,冈恩教授邀请先生参加在美举办的科幻小说讲习班和科幻小说写作班。他利用在美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一方面广交朋友,热心参加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则勤思苦读,州立大学图书馆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直至深夜。至此,首次美国之行成了他日后深入学术研究,多层次进行翻译实践,渐而取得成就的重要转折点。

他在美访学期间,科幻小说是他的研究项目之一。他读过大量的美国科幻小说,回国时带回了好几箱外国科幻小说,他从大量作品中精心挑选出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合读者口味的优秀作品,并组织翻译出版。他创建和领导的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科幻小说研究中心,从1989年成立以来,参与编写了叶永烈主编的《科幻小说赏析辞典》,编译出版了“外国科幻小说译丛”50余册,翻译和编撰了外国科幻史和创作理论等学术著作。他在科普和科幻翻译研究方面的杰作当推专著《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该书是他近二十年科幻翻译研究的结晶。该书的第一部分前五章讨论了科普翻译,第六章至第九章讨论科幻翻译。作者认为,前者以科学性为第一位,后者以文学性为第一位。作者摒弃了一般理论叙述和罗列各种翻译技巧的写作套路,强调科普与科幻翻译的要求和标准,通过案例进行分析;对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重新定义,并用科幻翻译的实例加以论证。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科幻翻译的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科普和科幻翻译系统研究开始崛起,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进步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此期间,先生该方面的论文有:《论科幻报告文学》(1985)、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SF(1985)、《科幻小说:憧憬和预测的文学》(1991)、The Rise Fall of SF in China(1992)、《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前景》(1997)、《科幻小说:科学时代的文学》(1998)、《关于Science Fiction的翻译问题》(2004)、《重写:科普问题翻译的一个实验——以〈时间简史〉(普及版)为例》(2006)等系列文章。论文《中国科幻小说简史》发表在美国《科幻评论》杂志(1984年4月号),The Rise and Fall of SF in China发表于美国出版的世界权威性科幻评论杂志《轨迹》(LOCUS)(1992年1月号)。他主编和翻译了多套国外科幻丛书,其中六大卷中文版《科幻之路》(1999)被称为“科幻宝典”。先生还翻译和主编《世界科幻名著译丛》(1990)、《茫茫太空觅知音:美国优秀科幻小说选》(1990)、《外国科幻小说译丛》(1992)、《飞碟遇难记:英国科幻小说选》(1993)、《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1999,2000),并翻译了8部长篇科幻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如《随航天飞机出航》《愤怒的宇宙人》《星际窃贼》《绿星上的兰花》《来自太空的小玩意》《远征巴纳德恒星》等,总计800万字。由于在译介国外科幻小说方面的成就,先生获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颁发的“恰佩克翻译奖”,这是中国至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1997年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科幻小说翻译奖——“金桥奖”。被著名翻译家叶子南先生称为当代“优秀的翻译研究者”和“科幻小说翻译家”,《中国科技翻译》副主编李亚舒先生誉他为“中国译坛上的一面旗帜”。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中国翻译家辞典》《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翻译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等有关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书中。

郭先生是个多产的学者。他还曾担任过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刊《文化交流》的第一任英译主审工作,浙江卫视英语新闻主审、主译,浙江政府网站英译主审和《麦克米伦百科全书》中文版主译、主审和《浙江对外开放专辑》英译主译和主审及承担《西湖风光》等画册的汉译英等一系列外译工作,其中有不少译文被收录到2003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丛书《名作精译》中。他还主持过《中国翻译》“汉译英自学之友”专栏和《上海科技翻译》“中译英专栏”栏目,并发表了示范汉译英文章十余篇。

郭建中教授的译学思想、理论建树及翻译实践在国内学界一直到2010年才受到一些重视。2010年12月4日—2010年12月5日由浙江省翻译协会主办,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协办的“郭建中教授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顺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此次大会是我国举办的首个专门研讨单一翻译学者学术思想与实践的研讨会。

在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翻译》副主编、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李亚舒教授作了题为“郭建中教授‘三位一体’学术思想之管窥”的主旨报告,报告从不同层面阐述了郭建中教授“译教研三位一体”的学术思想,高度评价了郭先生在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果。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原主编方梦之教授作了题为“郭建中教授的虚实观”的主旨报告,文章充分肯定了郭先生在译介国外先进翻译理论、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和科幻小说方面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指出先生的事业成功始终伴随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底气和“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追求;《上海翻译》现任主编、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翻译系系主任、博导何刚强教授作了题为“译事楷模,学问正道——郭建中先生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对后生的启示”的主旨报告,他认为翻译理论的广博浸润、翻译教坛的长年执鞭和翻译艺苑的辛勤耕耘,是郭先生事业发展和成功的三大要素,并将之浓缩为“勤实践,善提炼;通‘学’、‘术’,兼‘译’、‘写’;辟新域,望前沿;登书山,纳雅言”二十四个字,与到会代表共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专家吕和发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蒋璐主任作了题为“批判、求真、务实——谈郭建中教授公示语翻译研究”的主旨报告,他们指出,郭教授是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领域集理论研究、教学普及和规范实践的领军者,他们以生动的实例再现了郭建中教授在我国公示语翻译及研究方面体现出的以“反省性、科学性、原创性和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批判学术精神,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教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研讨会就郭建中教授的文学名著翻译、科幻小说翻译、翻译与教学、应用文体翻译等内容进行了分组讨论。

本书作者借此次大会的东风,荣幸拜读了浓缩先生几十年心血的所有文章。作者通过与郭先生面对面的交流,广泛收集有关郭先生翻译活动的文献资料和深入学习郭先生关于翻译方面论述的基础上,从文化交际出发,以和合翻译理论为视角,旨在对郭先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描述,探究先生与西方主流翻译理论契合之处,进而发掘先生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总结对我国文学、科幻小说翻译实践的启迪和指导作用,以此推动浙江省乃至国内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繁荣与发展,并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在“吸收”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介绍本土的优秀翻译思想,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言文化特点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提出点滴有意义的建议。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郭教授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通过对郭教授独特思考方式和发散型译论研究,整合东、西方译论的长处,立足民族文化的沃土,从文化交际出发,进一步理解和思索翻译理论,对西方译论进行反思,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我们必须对西方的现代译论进行系统地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用“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在批评中接受,使之最大程度融入我国的译论之中,从而和合中西翻译理论,从中发现更符合汉\外、外\汉翻译实际的规律和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和建构,为完善并建立我国的翻译理论系统找到合理的途径。

通过对郭教授文学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译本的分析研究,本文探索了我国文学翻译的原则和策略,为文学翻译提供可资借鉴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中要把握好归化与异化的度,而且,归化和异化可在不同程度上和合,适度的和合有利于丰富汉语语言、文化、文学体裁及写作技巧,它能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通过适当的和合,营造一种“第三空间”,使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在其中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顺应读者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需要。

本书对郭先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描述性研究,力图通过对郭先生翻译思想的解读与重构,提供一个相对完整、清晰的郭建中形象。总结译界前辈的学术成就和译作翻译策略,学习和弘扬他们对学术的敬业、奉献精神和严谨的学德学风,推动浙江省乃至国内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研究。

作为一位译者,郭先生无论是在翻译理论倡导还是在翻译实践上,为我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因此,对翻译家郭建中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挖掘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宝藏,认真学习、借鉴,不断进步。1.3 研究方法、范围与结构

本书以郭建中教授的翻译思想为基础,以和合翻译理论为依据,择其译作之精要,在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两个方面,对郭教授的翻译思想进行研究,以期探索其在我国文学翻译理论建设中的重要贡献和在我国文学翻译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本书采用对比分析法。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著作,专题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对郭先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研究的现状,并探索了前人研究的不足。本书以此作进一步的研究,扩展郭先生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研究的范围,积极挖掘新的研究内容,阐述新的观点和见解,最终达到发现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目的。另一方面,本书所选的经典小说文本是先生的精品译作,其中不少原作有出自不同译者之手的多种译本。对此,论文以原作文本为依据,将郭教授的译文与其他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文本对比分析时主要侧重用词倾向、句法结构等方面,以便比较清晰、准确、客观地分析先生的翻译风格,期望在和合翻译理论框架下实现和合学思维与翻译学理念的有效结合。

在研究中也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和合学与和合翻译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将郭先生的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置于文学翻译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不仅研究译者主体在译语文化的作用,研究文学翻译策略的多样,从理论上阐述郭先生翻译思想中体现的和合翻译观;随后本文对相关语料进行了定量分析,论文抽取了郭先生的四部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不锈钢老鼠历险记》和《海豚岛》及相关译本为分析对象,研究郭先生的和合翻译观在文学翻译策略中的具体体现,以期通过实例证明和合翻译理论对郭先生翻译策略的影响和译者风格的影响。

另外,通过作者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流,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既真实再现了该文的写作心路,也为后人对翻译家的研究开启了思路,使其研究的鲜活性与可靠性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本书把研究郭建中教授的范围主要限制在他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著作、论文及其他在文学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中的四部代表译作及相关译本中。研究的切入点为文本,译文文本分析,从文本内至文本外。为了对郭建中教授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进行比较深入和全面地研究,选取郭教授翻译的英美名著《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不锈钢老鼠历险记》《海豚岛》及相关译本,从中选取了大量的实例进行文本分析。首先对《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作品特点进行了分析,文章从“话语通俗性及其转换”和“叙述真实性及其转换”两个方面探究了这两篇文学名著的写作特点及郭译本的翻译策略;接着,探究了郭先生科幻小说翻译“文学性、通俗性和科学性”三标准,分析了《不锈钢老鼠历险记》《海豚岛》及其相关译本中郭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策略,并对先生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和合特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阐述郭教授翻译实践的特点以及对其翻译理论思想形成的帮助。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1章是绪论。介绍郭建中教授及其对译学的贡献,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阐述本书的研究目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论文结构框架。

第2章介绍和合学与和合翻译理论。本章首先追溯了和合的语义演变与和合的文化理路;其次,论述了和合学与翻译的关系;再次,探究了和合翻译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并阐释了和合翻译的溯源、内涵,其内涵包含和合翻译本体观、和合翻译认识观、和合翻译审美观、和合翻译文化观及和合翻译伦理观五个方面。

第3章介绍郭建中的和合翻译思想。本章探讨了郭先生翻译思想中的和合翻译观,接着,研究郭先生和合翻译观的具体表现,即其对“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和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等诸多问题的真知灼见,贯穿其间的是他对翻译研究和中西译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章还论述了郭先生和合翻译实践中表现出的“和合翻译审美原则”“和合翻译文化原则”和“和合翻译伦理原则”等翻译行为原则。

第4章介绍郭建中教授的和合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郭教授认为,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译文语言应该通顺流畅。他坚持翻译应该在“信”的基础上做到“顺”,实现“信”与“顺”的有机统一。本书采用描写、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对郭先生的笛福经典小说译本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文章从“话语通俗性及其转换”和“叙述真实性及其转换”两个方面探究了笛福经典小说的写作特点及郭译本的翻译策略;接着,探究了科幻小说翻译“文学性、通俗性和科学性”三标准,分析了郭教授科幻小说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策略,并对先生翻译实践中体现出的和合特点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

第5章是结论。介绍了本书的研究结果、研究局限与发展空间。本章首先总结了郭教授在翻译理论、经典小说翻译和科幻小说翻译中的研究成果,接着翔实地阐释了他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最后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现。

总之,郭建中教授翻译理论与实践为翻译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待于学者进一步发掘,以便为郭建中教授的翻译研究乃至整个翻译家研究带来新的思路、引发更深的思考。第2章和合学与和合翻译理论2.1 和合学研究“和合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1995年提出的一种哲学和文化理论。和合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它既是作者把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体系和理论建构,又是对源远流长、贯通于中国文化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普遍存在的和合文化现象的本质概括。本节将探究和合的语义演变和文化理路。2.1.1 和合的语义演变“和合”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而“和”与“合”二字的历史更为悠久。据已有的文献看,甲骨文中已见“合”字的使用,而“和”字最早见于金文,且其通假字“龢”也已见于甲骨文。(张立文,2006:375)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字作“龢”,从龠,禾声。《说文》释为:“龢,调也。”“龢”属于形声兼会意字。“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从声也。”(徐中舒,1988:199)可见,“龢”字本身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其本质关系是一种不同要素的相互配合、协调,如同“和五音以悦耳”的美妙乐曲。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和”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与“龢”“盉”二字有着深厚的渊源。从象形字的字形构成来看,“龢”由人、房屋、篱墙、庄稼共同组成,这一字形本身“犹如一首形象化了的田园诗,其中洋溢着一种生活的谐和感”。(修海林,1989:10)可能因为“龢”字表示乐器,因而“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表示乐音的“谐和”或音程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和”字是在吸纳了“龢”“盉”二字之义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而具有了调、谐、和谐、和睦等义,是从声音之和、和羹之和、嘉禾之和等不同要素的有机结合中抽象出来的,它是人们对于事物辩证性质的一种感性反映。

到春秋时期,“和”在儒、道、墨、法等先秦各家的论著中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其意义也从音乐领域进一步延伸到政治、伦理、艺术等领域,呈现含义多元化的倾向。这一趋势在此后得到继续发展,“和”字逐渐涵盖了(具有动作意味的)调、谐、谐和、协调、(具有描摹或修饰含义的)和谐、谐调、适中、恰好、和睦的状况、和谐的境界等义,另外还具有主动的“应和”义。明确地把“和”提升到精神本体亦即世界观高度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史伯从分析周朝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入手,最后从哲学上概括出了“和”“同”的概念,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命题,指出了宇宙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本因和根据。按史伯的观点,“和”作为一种过程,就是“以他平他”,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和”作为一种结果,是以差异为条件的地位不平等的矛盾事物所达到的一种状态。而“同”是“以同裨同”,它的结果永远只是单一事物的无限反复。正如同一音调不成音乐,单一的调料调不出美味一样,“同”只能导致事物的衰亡,“和”才是万物产生的本源和动力。其主要意义是阐明了“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差异要素的有机结合,它具有差异性、有序性与和生性等主要特点,是万物生成、发展的内在根据。“和”的这一重要哲学思想,是儒家贵和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合”与“和”有着相近的含义,但也有明显的差别,两者亦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合”与“和”用法相近主要体现在字义相通,“和”具有“合”的(主要)意思,而“合”兼有“和”的(典型)意义。例如,《礼记·郊特牲》有“阴阳和而万物得”之说,孔颖达解释为“和,犹合也”,这里的“和”具有“合”的主要意义(“合”的创生观内涵——“阴阳和合”)虽然两者字义相连相通,都能表示不同的因素的聚合、共存与融合,但各有侧重点:“和”字强调其价值特性,追求和谐的结果及新事物的诞生;“合”字着重讲“合”的过程,“并置”“聚合”的意义较明显。(王育平,吴志杰,2009:90)“和”“合”二字联用并非现代人的杜撰,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典籍已有的用法。春秋时期“和”与“合”联用的例子已有很多,在此后更是屡见不鲜。大致说来,古代“和”与“合”联合使用的情形有三种:“和”与“合”互文,“合和”与“和合”。互文是古汉语中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构成互文的两个部分常为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关系。“和”与“合”的互文现象较早地出现在先秦的典籍中。例如,《管子》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幼官》)“合”“和”在此处含义几乎相同,表示团结和谐的关系,人民团结和谐,外敌便不能伤害。再比如:“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周易集解·乾文言》)张立文先生把其解释为:“美的会合就合乎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就与义相应和。”(张立文,2006:386)“合礼”与“和义”对举,“合”“和”两字表达了类似的“合乎”的含义。把“和”与“合”二字构成词,可作“合和”,亦可作“和合”。两者均多次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至春秋时期,“和”与“合”并用,“天施地化,阴阳和合”(《辞源》),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并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和合”即“和”,如前所述,“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差异要素的有机结合。这里的“统一”与“结合”是“‘对立面的统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平衡、协调、互涵、互补、互动、互依的动态的和合辩证关系”。(左亚文,2003:62)其中,“合和”的用法及含义比较固定,常作“阴阳合和”或“天地合和”,大都表示异质因素的结合而产生新事物,尤其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产生过程。例如,《吕氏春秋·有始》说:“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天地合和”在这里就成了天地产生的“大经”,具有一定的形而上的品格。“和合”则主要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人与社会的关系。《国语》是最早提出“和合”范畴的典籍之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国语·郑语》)“五教”,韦昭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的和合,让百姓能够安身立命,“和合”为使动用法。2.1.2 和合的文化理路

和合思想最早可以从《国语》中找到清晰的表述,然而,如果从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这种意识来说,则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追溯得更远。

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还没有力量支配自然界的物质去征服自然。在原始人看来,日、月、雨、雷、电等是神灵,天、地、山、川、水、火等等背后也由神灵在主宰。通过互渗的各种形式,如接触、转移、感应、传染等等,原始人做到与神灵合而为一及影响人事。天、地、人、神相应相通,这便是原始的神人以和。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原型,或说早期形式,就是这种万物有灵、神人相和的意识。这已经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天人合一观念可以说是这一观念的核心,它也意味着中国古代和合意识的基本形式。

万物有灵意识在后来的历史中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众多的自然物(主要是动物,植物或人造形象等)中,选出一两种对集团成员最密切、最亲近、最重要的对象,将它们放在特殊位置上,采用一系列的仪式对之专门崇拜,期望获得其庇佑,这样就出现了图腾崇拜。原始图腾的核心观念是人、自然、神彼此相通与和合。

夏商时期的和合思想是由远古时期的和合思想演变而来,夏商时期和合思想都沉浸在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意识中,即具有浓重的天人相通的色彩。神人相和的媒介主要是巫术仪式的话。西周时期,崇祖敬天的思想与夏商一脉相承,此时期达到神人相和的媒介则主要是德治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是西周时期和合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的特征。春秋战国时代,传统和合思想的主线由过去的遵从“天命”演变到“致道”的蜂起,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道家主张复“朴”反“真”,儒家勇于弘“仁”成“乐”,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法家企图范天下以归于一,阴阳家则提出“五德转移”。

公元前800年至200年间,这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曾谈到人类文明史上有过的“轴心时代”,许多非凡的事件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轴心时代可以称为“致道”兴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集中表现为人在思考人生和世界这两个存在及其关系时,其行为特征正由过去的“卜命”为主转变为后来的“致道”为主。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老子·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幼官》,见《管子集校》,第八)认为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把人和视为超过天时、地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的观点(《荀子·礼论》),认为万物化生、事物的运动变化、天下的治理,都是和合的结果。事物不能离“合”而存在。

从上可见,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已得以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秦汉以来,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吕氏春秋》就是融合百家九流之说的产物,思想文化的融合与统一,反映了天下统一这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人们的共同愿望。

西汉董仲舒将“阴阳”赋予天、人和社会,以“五行”配“五常”,并用阳主阴次、阳尊阴卑和五行相知、五行次序、为其“天人合一”的儒家“大一统”的理论打下基础。自汉以后,“阴阳五行”说与儒家纲常教义日趋结合在一起,阴阳五行的和合思想从此进入了儒家等主流文化圈。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仅世俗文化各家各派讲和合,而且宗教文化也讲和合。道教《太平经》重视阴、阳、和三者和合,三分而合。指出:“无阳不生,无和不成,无阴不杀,此三者相须为一家,共成万二千物。”(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一一九)阴、阳、和三者合一,万物得以生成。佛教则讲因缘和合,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明理学家一方面批评了佛、道二教忽视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解决哲学思辨欠缺的问题。于是,他们和合三教,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之长,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并促进了中国文化继先秦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的到来。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正蒙·乾称》)的思想,认为人与人是同胞手足的关系,人与物是一种朋友、伙伴的关系,整个宇宙如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

在西周到春秋时代,“贵和”意识完成了从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化。首先,“贵和”思想在政治层面发挥影响。史伯论“和同”,其出发点就是政治。他认为,西周王朝“殆于必弊者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其次,“贵和”思想也运用到道德修养层面。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史伯、晏婴的“和同之辨”的思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伯峻,1980::141),将“贵和”思想引入人格修养方面,将之根植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至于儒家所称“君子和而不流”(王献唐,1985:64),“和无寡”(杨伯峻:1980:22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杨伯峻,1960:73),则将“贵和”思想由人格修养扩展运用到了普遍的人际关系之中了。再次,“贵和”思想也渗透到艺术审美领域,成为人们审美理想和艺术规范。《礼记》之“正六律,和五声”的审美要求(王梦鸥,1987:513),子贡对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的审美评价(王梦鸥,1987:512),说明在艺术领域确立了“贵和”的审美标准。“贵和”思想植根于古老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它是远古先民走出氏族部落以来的漫长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它在血与火的淬炼之中,构建起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民族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生命的动力。

以上可见,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在近现代,专家们一直致力于和合研究。台湾学者钱穆先生多年来从事中华和合文化的研究,他并不否定文化冲突与文化变异,他所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他对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和合观作了深刻论述。他主张以“天人合一”和合观念精神为指导,“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钱穆,1991:27)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深刻剖析,在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文化理论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了一个以“兼和”为核心范畴的现代哲学体系。1942年他在“天人五论”的《事理论》中提出“兼体”,这是“兼和”的一个本体论依据(李存山,2007:23);1944年在《品德论》中提出“兼和通全”;1948年在《天人简论》中进一步提炼、升华为“兼和”范畴。在张先生看来,“兼和”以对立统一为实质而侧重于阐明“一”“多”关系,也就是在承认差异性即肯定事物多种内外矛盾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追求事物内外矛盾之间的动态平衡。张先生认为,“兼和”是对传统“贵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和,古代谓之曰和”,并明确主张“以兼和易中庸”。(张岱年:1996:220)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对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命题作了深入研究和新解,甚至认为“天人合一”的命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亦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十分重视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浓缩。先哲认为,“和”,异质因素的共处;“合”,则是异质因素的融合。因而,“和合”的基本哲学内涵是:事物是多元的,非一元的。一元即“同”“同则不继”;不同事物有机地融合,必有序。有序才能协调,新质事物方能产生。“和合”文化传统,基于“天人合一”“尚中贵和”“礼之用,和为贵”“修身正心”“协和万邦”等主张,广泛确认并追求普遍意义上的“和谐”。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自身心灵的和谐;民族、地区间的和谐。“和合”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从本质上正是“和合”文化发展的现代形态。当今社会,确立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平共处的现代发展理念,“和合”文化传统都有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的显著价值。2.1.3 和合学当代意义

学术的承续与绵延大致有两种风格或方式:一是“容纳百川”,二是“一脉相传”。“容纳百川”的理路就是“和合”,“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实际就是一个“和合”的历史,中国文化的进一步转生、发展,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同样需要通过“和合”来实现。和合学正是发扬了中国文化史上“容纳百川”的学术精神,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首肯的综合性创造性的文化建设模式真正落到了实处。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建设的时代。身处世纪之交,回顾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冲击、颠覆既有文化秩序、文化成果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破坏的历史。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新输入的西方文化的全面而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遭受冲击与破坏的世纪,那么21世纪的中国,则必须,也必将是一个全面建设的世纪。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固有之源。但是中国也不可能依靠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来建设自己的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文化建设是面向21世纪的文化建设,是在现在的国际大环境、大背景下的文化建设。虽然我们正在实现现代化,虽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后现代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然要去重复西方人所走过的弯路。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必须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如何进行综合性的创造?根本途径就是“和合”。所以,“和合”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第一次使80年代以来人们广泛赞许的综合性创造的文化建设模式,真正落到了实处,它第一次找到了一条现实的中国文化建设之路。正像张先生所讲的:“21世纪,人类为回应、求索协调、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心灵以及文明与文明间的五大冲突,‘和合’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张立文,2006:64),以“和合”来解决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这是一条切实可行、允当稳妥,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建设之路。2.1.4 和合学与翻译的关系

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涉及“和合学”和“翻译学”,因此它既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又是科学与哲学的统一,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的研究。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作为翻译学的一部分,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实质、原理、过程、方法、标准等一系列翻译知识的理认识和高度抽象。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翻译学术界开始纷纷借鉴和运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范畴,来分析影响翻译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及其社会机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为翻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思维和视野。2.1.4.1 和合学溯源“和合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1995年提出的一种哲学和文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作为回应现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三大挑战的文化战略,和合学第一次以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张教授的“和合学”开始构想于1987年,1989年6月他在《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中提出“和合型人格”,这可以说是“和合学”的“种子”或“胚胎”。1990年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张立文教授对宋明理学又作了新的探索,开始提出了和合学的思想。此后,1991年3月张立文教授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分别作了关于“和合学建构”和“和合学概述”的演讲。并于同年6月在新加坡大学召开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宣读了和合学的论文。此论文收入1991年12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一书中。之后几年,张立文教授先后在《学术季刊》《哲学与文化》《炎黄文化研究》《中国文化月刊》《学术月刊》《中华文化论坛》和《中国哲学史》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17篇和合学的论文,其中有的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被收入《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一书,产生了重要影响。1996年78万字的研究专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和合学”体系的正式确立。

张立文先生还出版了系列专著与论文系统论述他的“和合”思想并在相关领域加以应用,如:《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1996)、《中国伦理学的和合精神价值》(1999)、《和合方法的诠释》(2002)、《和合艺术哲学论纲》(2002)、《和合可能价值世界的诠释》(2003)、《和合历史哲学论》(2003)、《和合生存价值世界的诠释》(2003)、《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2003)、《和合学的生生之道》(2004)等系列文章以及《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2001)、《中国和合文化导论》(2001)、《和合哲学论》(2004)等著作。张立文教授创建的和合学理论以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授课激发了一批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他们也发表或出版了一些相关论文,其中包括李振纲、方国根的《和合之境——中国哲学与21世纪》(2001),李甦平、何成轩的《东亚与和合——儒释道的一种诠释》(2005)等等。现有的和合学研究凸显了和合文化的哲学方法论价值。目前,和合研究已经成为哲学与文化领域的一门显学。

张先生的“和合学”构想和体系建构,乃切入点是《周易》的“生生”,和合而生。和合学以“生生”为逻辑起点,它的整体建构是为了再现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流程。1987年始,张立文先生潜心构思民族哲学新体系——和合学,提出“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并用现代语言作出新的概括和阐释。和合中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合作、融合”。张先生说:“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张立文,1996:71)“而建立在和合文化基础上的和合学,是指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张立文,1996:87)当然,应当承认,“和合”并不是各种适当因素的杂然共处或简单相加。“和合”的灵魂不是“合”,而是“和实生物”的“生”、是“创”。“和合即为生生”。(张立文,1996:75)“和合学”体系中的“生生”是以“融突”为形式,以“融突”为目的的。(张立文,1996:91)“突”就是冲突、对待、变易,“融”则是变化之“化”达到一定限度时的倾变。它是新生命、新事物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融突论,亦可谓之“变化论”。(张立文,1996:96)张教授的“融通和合”是以往和合概念的提炼与升华,它能更完整、准确地体现“和合”概念的丰富内涵,它是一种充满了辩证思想的和合论,是对“和合”思想的现代发挥和总结,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发展的继续。

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的整体结构方式,始创于《老子》和《周易》。《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个整体结构。张立文先生抓住了传统和合学中“天、人、地”的“三材之道”,把它转换为“地、人、天”的“新三材之道”,构建了他的和合学的结构体系——地(生存世界)、人(意义世界)、天(可能世界)的“新三材之道”或“和合三界”的理论。张教授指出,和合学结构的进路是地、人、天,它是天上地下的宇宙空间次序。天、地、人三才的生存、意义、可能的三极世界,是以人为核心和基点而展开的世界。三界既是差异分殊、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又是贯通融合、相互涵摄、相互转换,从而构成和合学基础理论体系结构。(张立文,1996:128)可见,由天、地、人和合结构向地、人、天的和合结构的转变,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和合三界的理论也就构成了和合“新人学”的理论基础。张先生的“和合学”建构,其目的是要在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反思的基础上,以一种前瞻性的姿态,从时间结构、空间结构、义理结构阐释21世纪的和合之道。“和合学”问世二十年来,在我国哲学界引起了一些讨论。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立场,如何评价张先生的和合学建构?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经有过一段论述,他说:“……近来许多同志从《国语》、《管子》等书中拈出‘和合’二字联用的例证,这是很好的。张立文同志提出‘和合学’的构想,确有重要意义。”他还说:“在世纪交替之际,国内外学术界都在思考21世纪的文化战略问题。张立文同志经过深思熟虑,率先提出和合学,撰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构想》一书,提出了独创性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理论价值和超前见解。”“和合学作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是当前最系统、最全面、最有创见和学术价值的佳作。”(张岱年,1998:63)张岱年先生的评价,侧重于从“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的角度肯定其价值,可谓至矣高矣。2.1.4.2 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自然即和谐,和谐即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自然(spontaneity),它被看作是宇宙本根。因为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及万物之理,皆归于一。

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有其类似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和合自然生态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自然即和谐,和谐即自然。从应用的意义上讲,翻译与自然和谐不仅相符,而且类似。乔治·斯坦纳早在1975年就将翻译理论分成“普适理论”和“局部理论”两大类,并认为这种分法类似于人类的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即整体环境适用与局部环境适用问题”。(胡庚申,2008:11)罗松纳·沃伦1989年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用’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Warren,1989:6)在此之前,有学者提出了《人类文化演变九大律》,其中的第一规律即“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胡庚申,2008:12)从融突论出发,自然生态系统与翻译系统做对比,人们就会发现,自然生态中蛇吃青蛙、青蛙吃蚱蜢,四季交替,暑寒相依的和合环境就犹如权力与话语的环境。权力是一种能力,一种借助权力控制和影响来获取财富、知识、地位的能力。翻译过程中,权力从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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