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翠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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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与中国(印度洋地区研究丛书)试读：
前言
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相互依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外部环境变化对于各国发展的影响力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还有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增大，这已经并将继续引发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海盗、恐怖主义等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最近10年来，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实力相对下降，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导致美国霸权开始走向相对衰落。同时，今天的欧洲也开始走下坡路，而今天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这意味着今天的亚洲正逐渐走向繁荣。目前亚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5%左右，20年后将有可能超过50%，亚洲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开始从大西洋逐渐移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正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
印度洋海域以丰富的资源、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支点作用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东与非洲地区的资源也令世界大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趋之若鹜。伴随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印度洋的经济潜力和地缘战略重要性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未来围绕印度洋经济资源的战略竞争也将愈加激烈，大国之间通过军备竞赛制造“可置信的威胁”和增强自信力将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化解潜在的冲突，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力量的平衡，从而才能通过创造新的全球秩序促进亚洲的繁荣与稳定，才能与世界人民一起建立一个和平、繁荣与和谐的世界。
中国虽然不是印度洋国家，却是与印度洋有着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国家。尽管中国经营印度洋的主要目标是保障能源和贸易通道的安全，但受“中国威胁论”以及子虚乌有的“珍珠链”战略影响，印度洋沿岸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感与防范心态依然在不断弥漫，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断调整中东战略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推进“西向开放”战略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洋是“西向开放”战略中的关键区域。特别是美国的“两洋”战略、印度的“印度之洋”战略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在印度洋碰撞，将使得印度洋未来有可能成为“冲突之洋”“麻烦之洋”，影响利益相关者在这一区域共享合作收益。
中国是亚洲国家中邻国最多、地缘结构最复杂的经济体。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冲突产生的碰撞，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使得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与战略。与此同时，我国在外交上面临的机遇也在增多。对中国外交而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多年来，尽管“中国威胁论”肆意弥漫，干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其实看到中国一直在为亚洲的崛起乃至世界和平而不懈地努力着。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保持发展势头是中国要谋求的最大利益。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和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冲突和对抗解决不了问题，战争更解决不了问题，和平、发展与合作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与时俱进的、人类共同的期盼，也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我们所应该做的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抓住战略机遇期谋求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国际体系的范畴内，无论一个国家的崛起还是一个地区的繁荣，其意义和表现主要在经济方面。因为不管是外交、政治、文化还是军事方面的发展，其根本上依赖的还是经济实力。未来经济合作必然成为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主导。基于这样的战略主旋律，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将是区域关系的总体趋势，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各国的经济实力，还能够造福各国人民，并将惠及整个亚太地区，进而在稳定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将与读者分享印度洋地区的动荡局势，大国博弈中的潜在冲突，未来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合作崛起的战略视角、精辟观点和未来前景，以及南亚次大陆主要国家印度的发展现状、潜力与中印合作前景。相信能够为相关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思路，并有助于推进中国与印度洋国家的务实合作。第一章印度洋概况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7491.7万平方公里，位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南极洲之间。东南以通过塔斯马尼亚岛的东南角至南极大陆的经线为界，与太平洋相连，西南以通过南非厄加勒斯角的经线与大西洋分界，南缘向南极洲敞开，北部为陆地封闭。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界线是沿着马六甲海峡北口，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爪哇岛南海岸，经阿拉弗拉海、新几内亚岛（伊里安岛）南岸，再沿澳大利亚东海岸，通过巴斯海峡、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东经146°51′线至南极大陆的经线。
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与资源价值的日益凸显，印度洋将逐渐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军备竞赛和战略竞争的相互借力，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大国的战略焦虑，进一步强化这一地区的动荡以及安全局势的脆弱性。一印度洋地理特点
谁也不能否认地理位置对于一个国家提升或分散海上力量以及对海权的重要性。马汉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如果一个国家既不依靠陆上的交通去保护自己，也不通过陆路向外扩张，而是单纯地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具备了比四周以大陆为界点的国家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对于印度洋的地理结构和特点，潘尼迦在《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从地理结构来看，印度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陆地从三面把这个区域的大部分隔开。亚洲南面成为一道屋脊，非洲大陆成为西墙，而缅甸、马来亚和连绵的海岛保护它的东面。跟其他诸洋相比较，环绕两极的北冰洋和南冰洋，跟有人居住的陆地没有联系。而太平洋和大西洋则从南到北，像两条大道。它们没有隆起的陆地，也没有大面积的陆地伸入大洋中间。同时，潘尼迦还基于岛屿和群岛在接近大陆沿岸或广阔洋面上的分布情况，分析了印度洋与太平洋、大西洋一个不同的重要特点：印度洋冲洗着整个非洲东岸，一直到索马里，还冲洗着阿拉伯南岸、伊朗和俾路支斯坦的南岸、印度半岛、缅甸、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西岸。两个狭窄的海峡——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守卫着它的东、西两个进口，这两个海峡都是容易控制的。由曼德海峡进入红海。红海是一个内陆海，受到两岸陆地的控制。马六甲海峡导向广阔的太平洋，不过在这里，海峡很窄，对进口和出口极容易有效地加以控制。在印度洋西海岸，有正在崛起但动荡的东非民主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在距印度洋西海岸约4000英里的东海岸，有变化中的呈现后原教旨主义面孔的印度尼西亚，它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图景能够像印度洋那样，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个无疆界世界的实质：一方面是文明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却是含混不清的要求世界团结一致的渴望。
印度洋地区的海运航线和咽喉要道的作用异常突出，这也是印度洋有别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要特征。在地理位置上，印度洋西起阿拉伯海的霍尔木兹海峡，东至马六甲海峡。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对马六甲海峡困局和霍尔木兹海峡重要性的认知。有这样一种说法：“谁掌控了马六甲，谁就能扼住威尼斯的咽喉”，“如果世界是个鸡蛋，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蛋黄”。印度洋主要属海和海湾包括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阿拉弗拉海、帝汶海、卡奔塔利亚湾和大澳大利亚。在这些属海和海湾中，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是通向亚洲的大门，红海和波斯湾是插入中东的小道，阿曼湾把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锁住，亚丁湾是红海的咽喉。世人皆知，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又人工凿出了苏伊士运河，把红海和地中海连接起来，开辟了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最短航线。而作为天然通道的马六甲海峡，又沟通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是中东和远东的海运捷径。新加坡海峡出口处的马六甲海峡、西部红海海峡出入口处的亚丁湾以及波斯湾海峡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印度洋的“三个咽喉”。
印度洋地理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海湾：亚丁湾和孟加拉湾。亚丁湾是非洲的突出部分和阿拉伯东南角形成的狭长交通要道，也是海盗频繁出没的地方。维利尔斯（Alan Villiers）曾写道，在印度洋，“海盗这个行业与航海业本身一样古老。曾经跨坐在漂浮的圆木上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把坐在另一根圆木上的第二个人打下来，海盗行为就这样开始，并一直持续下去”。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波斯湾、莫克兰海岸、卡奇湾——实际上整个阿拉伯海地区，从远古时代就一直有海盗活动。海盗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遍布亚丁湾的海盗，对海上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二印度洋海上贸易
在印度洋的西部海域，早期曾有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探险，后来，罗马人来了。紧接着，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虽然并没有真正拥有制海权，但是控制了波斯湾。在东部海域，起先最活跃的分子是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马来群岛的马来人、南中国海的中国人——这真是一个太平洋上的地中海。中国人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和南部印度进行贸易。在7世纪，他们就进入了印度洋最勇敢的航海家的行列；在9世纪，他们就有了比阿拉伯人或泰米尔人所造的船更为灵巧的远程帆船；在13世纪，人们开始感觉到了他们在孟加拉湾上的海上优势。在15世纪前半个世纪，由郑和率领的巨大的海军远征队访问了印度洋东西两个海域的主要港口，要求进贡和服从中国皇帝。然后，在1433年，当中国拥有一切必要的东西——好船、火药和指南针，可用以取得对印度洋诸海控制的时候，突然，由于一些不知道的原因，中国忽又掉首而离开了这个海洋。
当前，在印度洋上，无论域内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几乎都不同程度上依赖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特别是中东的石油，这也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赋予这一地区以重要意义之所在。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印度洋地区，有一匹骆驼，即波斯湾的石油；在它的背上驮着世界燃料供应的大部分。这匹骆驼体大力壮，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只要它在政治上不被搞垮，它似乎能够驮得起更大的重担。这个地区还有被人们视为“走狗”的南非，为中东油船守卫好望角这条航线和监视通往印度洋的主要门户。这里还有一只大母鸡——赞比亚，它生下了珍贵的铜蛋。可以说，铜、锰、锑、钒等矿产资源对于南非和赞比亚这样的非洲国家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绝对不亚于石油对于波斯湾的支撑作用。当然，印度洋地区的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特征：在中东，石油是骆驼，其他一切都是麻雀；在非洲，南非联邦是骆驼；在印巴次大陆，人口是骆驼，资源则是麻雀。
印度洋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贸易通道之—，拥有1/9的世界海港和l/5的货物吞吐量。在印度洋的西侧一端，海路运输原油的40%要经过曼德海峡；而在印度洋的另一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有一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使印度洋成为全球最繁忙也是最重要的洲际运输线。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洋的“石油航线”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仰仗的“战略生命线”。目前，主要的石油运输线有3条：波斯湾—好望角—西欧、北美线；波斯湾—马六甲海峡（或龙目、望加锡海峡）—日本线；波斯湾—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西欧、北美线。经印度洋运送的石油占世界海上石油运输量的一半以上。虽然16世纪以来，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权力的结构，但这些地理因素仍然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到达印度洋有四个门户：苏伊士—红海的狭窄通道、马来半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空隙、澳大利亚南部和南非两个开阔的进口。其中，印度洋上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历史上，没有一个强国能控制所有四条通道，从而堵塞印度洋的入口。然而，一个海军强国可以拦阻海上交通，强迫船只绕道远航。比如，封锁苏伊士运河，埃塞俄比亚、也门或南也门限制通过红海南端的通道，伊朗限制通过波斯湾南端的通道，马来西亚、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限制通过马六甲海峡的通道，或者印度尼西亚限制其岛屿之间的通道，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亚丁湾、马六甲海域海盗活动猖獗，伊朗核危机使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强而航道安全不断受到威胁，近年来世界大国纷纷将战略重心向印度洋倾斜。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洋航线承载着中国80%的进口原油和50%的海上贸易，中国在印度洋及周边国家都有无可争议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三历史上大国对印度洋的控制
海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海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四通八达的海上航线，如同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或者辽阔的公有地，你可以朝着任意的方向往前走。只有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你之前走过的路径可能会受到某种条件的制约和控制，让你不得已选择其中的某些道路作为贸易航线。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就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
13世纪前，印度海洋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印度手里。印度人在印度洋上称霸的时代是贸易和航行完全自由的时代。其时，海盗绝迹，航路畅通，贸易不受任何干涉，是向一切国家的船只开放的。阿拉伯人在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运输他们的货物远到东方的中国。而中国帆船在4世纪就到了印度洋。垄断或不许别人在海上自由航行的问题，显然是不存在的。后来，欧洲人来了。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起航，并于1498年5月底驶入卡利库特港。当葡萄牙人在1498年到达的时候，印度洋是一个真正的海上真空地带。新入侵者没有把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一个地区，而是基于一种非常正确的判断，向东西两个海域伸展。在西部海域，他们拿下了莫桑比克和吉尔瓦这两个非洲沿海最重要的穆斯林殖民地，然后又拿下索科特拉与奥尔墨兹两个岛，从这两个岛上他们能够控制红海和波斯湾。在印度西海岸，他们从柯钦开始，长驱直入果阿、达曼和第乌，因而获得了对马拉巴和古吉拉特的控制。在东部海域，在科罗曼德尔沿海的锡兰，马苏里波特南、尼加帕坦和孟加拉湾另一边的马六甲也被他们拿到了手。自从1509年米尔·侯赛因和埃及舰队离开印度海洋之后，我们可以说，葡萄牙人已经在印度洋上确立了霸权。历史上，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统治了一百多年。在这之后，先是荷兰人挤出了葡萄牙人，英国人又取代了荷兰人；随后，美国人在亚洲的公海上替代了英国人，这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流血、杀戮而实现的。
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得海权者得天下，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21世纪将在印度洋上决定世界命运”。马汉的海权理论曾经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为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军事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1890年，美国通过《海军法案》，只用10年时间就使海军实力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法国和英国。进而在“一战”后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海权国家，“二战”后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变成了美国的“内湖”。美国至今依然希望在海权理论指导下捍卫其霸主地位。2012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时表示，2020年前美国海军将把目前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部署50%战舰的格局，改变为太平洋60%对大西洋40%的格局。美国高调调整战略重心，表面上是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实际上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寻找立足点，是海权战略经过缓冲后的“回归”。
海权战略曾经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印证了“得海权者得天下”的命题，而这一成功“案例”也极大地吸引着印度政治家们的“大国梦想”。印度在13世纪之前掌控了印度洋的制海权，之后，先有葡萄牙，后有荷兰、英法等国争夺印度洋，最后在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印度洋成了“英国的内湖”。1947年印度赢得独立后，承继了英国的大国抱负，迫切希望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战略目标既受马汉“强权即公理”强悍命题的影响，也受印度海洋战略奠基者潘尼迦（K.M.Pannikar）“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等战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998年核试验后，印度人心中压抑已久的大国梦想再次被触发。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的大国梦想日渐清晰，梦想与现实的桥梁则是使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指出，“国家的安全关切包括从西边的阿拉伯海到东边的马六甲海峡”；2004年曼莫汉·辛格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前届政府的海军战略，也曾指出：“我们的战略足迹覆盖印度洋的远洋范围”；副总理阿德瓦尼也曾宣称21世纪将是“印度世纪”。可见，印度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大国抱负。这也是近年来印度的军事装备投入一直很高，军事投入一直略高于其GDP增长速度的原因。特别是印度在海军建设方面的投入很大，希望通过建立强大的海军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四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发展状况
印度洋沿岸共有38个国家，近30亿人口。其中，印度洋沿岸的南亚国家主要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共5个国家。陆地总面积为393.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16.1亿人。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临海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为岛国。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和阿富汗五个国家拥有几千公里的共同边界；同时，南亚也是中国周边地区中陆上邻国最多的一个地区。印度洋沿岸的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共6个国家，陆地总面积为331.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亿人。东南亚板块位于亚洲南部，由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组成，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中，泰国和缅甸是陆地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是海洋国家。印度洋沿岸共有15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南非、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苏丹、埃及、毛里求斯、科摩罗、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法）和马约特岛（法）。此外，印度洋沿岸的西亚中东地区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印度洋沿岸国家还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发展情况如表1-1所示。表1-1 2013年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基本情况续表
印度洋地区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但从表1-1中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外贸易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在欧亚地区，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既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就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因此，以文化联系为纽带，通过陆路和海路促进商业联系，可以重塑亚欧地区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五“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洋
2013年，是中国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的创新与转型之年。这一年，中国领导人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思路与举措，比较典型的包括：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和印度期间，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开展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明确表示通过开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促进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与印度共同倡议开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圣彼得堡G20会议并访问中亚四国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并在随后的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战略构想。紧接着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时，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与新时期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相呼应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进一步的，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的战略主张。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构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政策相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亚欧非区域大合作，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由谨慎随势到主动谋事的新变革，目的是将文明交流始终贯穿于商品贸易之中，形成中国全方位、可持续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合作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44亿人，经济总量约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过去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数量约达5亿人次，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今后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1）“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虽属太平洋沿岸国家，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明，中国的祖先很早就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了一起。发生在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其伟大意义远不止中国与南海、印度洋区域建立了友好的政治、经济关系。15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在东半球用特大的混合船队向印度洋宣战，以亘古未有的气势横跨印度洋，使中国通往东非的航线畅通无阻，并把亚洲、非洲的广大海域连成一片，这是当时中国人做出的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人的这一壮举始于1405年，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早87年，比1497年达·伽马达到印度的卡利卡特要早92年，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要早114年。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前后延续了28年，时间之长是任何一个欧洲人不能比拟的。
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人类建立起了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可以说，正是文明的积淀与传播，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海上贸易的繁荣。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正是要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连在一起。基本的战略思想是，通过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将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作为中国优先联通与发展的方向，逐渐延伸至中东、欧洲和东非国家，以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与经营重点合作项目为突破口，依托“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价值构建合作平台，联动亚欧两大市场，打造利益共同体，形成命运共同体。（2）陆上丝绸之路
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源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节张骞去寻求另一个游牧部落大月氏的支持，以共同抗击匈奴。张骞虽然没能争取到与大月氏的联盟，但他进行了两次史诗般横贯亚洲内陆的旅行。这条路线自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行，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在此分为两道：一条是自阳关出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楼兰（今新疆鄯善），过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部落。再南行，到身毒（今印度）；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东岸，这是南道。另一条自玉门关出发，沿着天山山脉南麓向西行进，经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过蔫耆（今新疆蔫耆）、姑黑（今新疆阿克苏）、疏勒（今新疆喀什），逾葱岭，至大宛，再西北行，到康居、奄蔡；再西南行，到大月氏部落、安息，这是北道。这条大道，后来延伸至地中海罗马帝国。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一条贯穿亚欧非、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通道——古丝绸之路，拉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其间经历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动荡岁月，又出现过隋唐盛景和元朝的勃兴。直到明代，古丝绸之路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洲、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
历史上，中国的丝绸是东西方贸易中最负盛誉的商品。史料证明，在公元前300年以前，中国的丝绸不仅已经输出到了印度，而且也广为欧洲宫廷中的贵族所喜爱。尽管大多数丝绸产自更遥远的南方，但是多数地图都将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全长7000多公里。
另外一条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谈到在大夏（今阿富汗）地区发现有经过身毒（今印度）运来的“蜀布”“邛竹杖”，认为其间必有道路可通。汉武帝遂遣使四出到“西南夷”，寻求道路。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线，也称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今邛崃）、青衣（今雅安）、笮都（今汉源）、邛都（今西昌）、叶榆（今大理）到达永昌（今保山），涉澜沧江和怒江，攀高黎贡山抵达古腾越（今腾冲），直接进入缅甸的密支那和印度。另一条是东线，因当时路宽五尺，也称为“五尺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出发，经盐津、朱提（今昭通）、毕节后，到达汉味县（今曲靖）。后人逐渐延伸到古滇池（今昆明）、古叶榆（今大理），在普棚驿与西线灵关道交会。南方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亚欧非国家特别是中缅印国家加深沟通和获得认同、寻求共同信仰和相互信任的桥梁。千百年来，亚欧大陆孕育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五大文明古国，以及以东亚儒学、南亚佛教、西亚伊斯兰文明以及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不朽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3）海上丝绸之路
在陆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亦日益繁盛。据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805）记载，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广东通海夷道，共分两段。前段以广州为起点，沿七州列岛，抵越南东南海域，进入马六甲海峡，然后沿苏门答腊出十度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北部的摩诃帝多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达波斯湾头的巴士拉。后段以坦桑尼亚北部沿海的三兰港沿东非海岸北行，至阿曼后往西航行，再至巴士拉与东路会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约14000公里，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沿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尽管研究者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体时间、起点的说法不一（河姆渡时期说、先秦说、秦汉说、中唐说），而且对始发点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无论如何，海上丝绸之路所包含的商贸路线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地中海国家的经贸往来，成为连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走廊。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回去时就走的海上丝路，出中国，走南海、过印度洋、走波斯湾，返回意大利。简而言之，海上丝绸之路是指通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而抵达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的海上交通贸易航线。在历史上，除了马可·波罗以外，非常著名的还有旅行家杜环以及七下西洋的郑和（1371～1435），都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连通亚欧非各国架起了一座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
至于丝绸之路这个浪漫名称，则是1877年由德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巴龙·费迪南·冯·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最先使用的。到了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使用“海上丝绸之路”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被学术界接受并使用。但是，由于引入概念的需要和分析问题的视角不一样，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一样。比如，赵春晨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四点：一是“海上”；二是贸易商品，即丝绸；三是贸易者，海上丝绸的贸易者制衡与中国相关；四是贸易的性质，不仅指中外之间海上航行和贸易往来，而且还指在古代长期存在的特定性质的中外间贸易和交往关系。基于这样四点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含义应该被界定为以丝绸贸易为对象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
事实上，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始于古典时代，而起联结作用的，部分是商业，部分是文化。因此，“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贸易的繁荣，更在于其对东西方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古丝绸之路”所塑造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使多元化的亚欧大陆、不同文明和各种派别的宗教实现了相互包容与和谐共存。同时，也通过中国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相互传播，促进了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发展进程，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交融中，亚欧地区呈现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的景象。
当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倡导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为桥梁和纽带，以欧洲为落脚点，以北部非洲为延长线，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比较畅通的交通网络和比较便捷的贸易通道。从外延来看，古丝绸之路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而新陆上丝绸之路则有多条线路，呈现网状分布。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中亚提出的，并不局限于中亚地区，这一战略构想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印共同倡议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遥相呼应。“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则是着眼于南海国家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将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与欧洲连接起来。当前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增长带来了大量贸易机遇，而陆地和海上通道联通，将为亚非欧带来“1+1＞2”的贸易效应。（4）复兴陆海丝绸之路的战略需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从国内和国际两大战略需求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也力促形成中西部地区全面“向西开放”的新格局。
首先，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繁荣贸易的需要。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陷入了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以及动荡的周边安全局势带来的发展困境之中。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以丝绸为代表的交通贸易，但并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往的贸易，比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丝路文化，传递了“平等互利、和谐共融、和平发展”的理念，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在交流与合作基础上共享和平与繁荣，也是传播友谊和文明的桥梁。在新形势下，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从历史与人文的角度，挖掘古丝绸之路中平等、和谐、和平、合作的价值与理念，通过进一步开放促进东西方思想的交汇与文明的交融，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经济走廊，与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在合作与交流中进一步促进相互信任与相互包容，努力形成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良性互动，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推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其次，是助力中国西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需要。面向亚欧开放，是西部开发开放战略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加大对西部地区开放的力度，也是借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经验，不断扩展新的开放领域和拓展新的开放空间，依靠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以亚欧市场为例，2012年中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了超过2.7万亿美元，其中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将近4000亿美元。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48.6亿美元。今后5年，中国将从亚洲和欧洲进口8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亚洲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将超过4500亿美元。中国与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在经济上与我国有着经济合作的互补互利条件，也具有通过合作促进各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需求。但存在各自的区域优势、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相互需求亦难以转化为合作行为的现实困境。“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助于构筑西部面向西南开放的合作平台，培育具有内陆特点的开放型经济，提升西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并助推中国与亚欧各国形成联动的区域开放新格局。
再次，是推进印度洋战略，确保周边安全的需要。现阶段，中国的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地缘政治价值来看，南亚是中东的侧翼，也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亚次大陆还是连接欧洲、中东和东亚、澳大利亚的枢纽。同时，东南亚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价值，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道，来自中东的石油运输船每天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直接关乎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中国以东南亚为基点，向西拓展至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印度洋战略，是为了深化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畅通，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利益和保障海洋权益与安全。从海上安全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海上航道的“脆弱”区域；从经济利益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关键”区域；从战略高度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实施西进战略的“核心”区域，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复杂性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一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利于在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中改变和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以地缘经济优势改变地缘政治劣势，缓解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困境。
最后，是推进区域合作，实现亚洲崛起的需要。当前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且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在亚洲，域内国家之间存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竞争，域外大国也极力扩展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保持谨慎甚至提防态度，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推进“左右逢源”的平衡战略，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危机感在不断增强，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战略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强次区域贸易与投资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亚洲地区已有的合作机制众多但较为分散且作用有限，“一带一路”将以战略需求为导向，借助金砖国家、中国与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合作机制，构建新的合作平台，通过示范工程和重点项目，形成可推广的合作模式，分阶段、分层次整合区域合作优势，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以及欧洲的经贸合作，促使分散的合作更为机制化，发展更具开放性。这也是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亚洲崛起的现实需要。（5）“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创新之处
古丝绸之路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商品贸易流通和人文交流通道，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与宗教之间相互融合的桥梁。与古丝绸之路相比，作为世界上最长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新丝绸之路既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与战略构想，是合作理念、战略布局与合作模式的共同创新。除了经济与文化意义之外，也被赋予了政治和安全的内涵。
首先，“一带一路”是合作理念的创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在传承古代文明与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合作理念的创新与突破。这一理念将在古丝绸之路的文明融合与文化包容基础上，契合沿线各国发展的利益诉求，并能不断促进沿线各种宗教与文化的交流，具有开放性、融合性、包容性与互利性特征。一方面，挖掘古丝绸之路中的历史文化积淀，融入新的元素和思想，形成有利于促进亚欧非国家共同发展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以目前存在的合作机制为基点，形成新的合作共识、合作机制与政策制度。不仅为域内也为域外国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全新的合作平台，通过相互交流促进文化认同，以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合作，以克服目前国与国之间存在的战略互疑，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消除政策分歧。
其次，“一带一路”是战略布局创新。“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实施对外开放和周边战略的全方位宏大布局。从战略谋划层面，新丝绸之路建设是将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考量相结合，变被动随势为主动谋事，促成文化认同与促进经济合作并重，承“古丝绸之路”文明融合之路，布“陆海丝绸之路”之局，谋国家安全战略之道，推进“西进印度洋战略”。在战术操作层面，以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相互促进为“着眼点”，以公路、铁路、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为重点“抓手”，以金融制度改革和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优先”，选择具有经济效益的重点合作项目获得“早期收获”。在经济上要更加考虑合作项目的合理性、经济利益的对等性以及长远利益的均衡性，由易到难，多机制并进，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稳步推进亚欧非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文化认同与文明融合中形成命运共同体。
再次，“一带一路”是合作模式创新。“一带一路”——陆海丝绸之路源于古丝绸之路，但涵盖的地域和范围将更加开放，涉及的合作项目与合作机制将更加广泛。这一战略并不是构建全新的经济合作机制，而是对原有的各种分散机制进行整合，构建一个更为广阔的合作大平台，使得现有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在更大的空间和范围中相互促进，推进起来更加顺畅，为区域经济带建设蓄积新的能量，激发新的活力，注入新的动力。在这样的合作大平台下，亚欧非相关国家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双边与多边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中国-东盟10+3、中国-东盟10+6、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孟印缅斯泰等合作机制，将更多地依赖两千多年“古丝绸之路”传承下来的商贸与人文精神，通过合作模式的整合与创新，赋予沿线“丝路国家”新的合作理念、合作意义，也将展现新的发展前景。（6）“一带一路”战略的切入点与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构想在战略布局和制度设计上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印度洋，都是美日印俄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这决定了陆海丝绸之路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巨大工程，推进起来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必须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联动促进政治互信，在开放与互利中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
加强与节点国家的交流与沟通，力促相关国家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与认知。虽然这一概念提出后，中国掀起了研究“一带一路”的热潮，但国外的观点比较复杂，既有积极评价，也不乏消极与疑虑，更多目光投向了研究中国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意图。如果国外积极性不高或缺乏主动性，依靠中国“单枪匹马”地拉动，中国就会陷入战略被动。比如，“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可能引起东南亚、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进一步担忧；“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猜测和疑虑，毕竟一直以来俄罗斯都把中亚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样，“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也可能引起印度方面的怀疑，毕竟这一战略的必经之地是印度洋，而印度一向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本能地抱有谨慎和排斥心态。因此，要从政府层面、学者层面和民间层面，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节点国家特别是重点国家的沟通，以点带面强化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认知与认同，形成新的区域合作共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理念，促进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规则制定。
通过经济与安全合作形成陆海丝绸之路的良性互动，助力利益共同体构建。构建利益共同体，需要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公共外交、民间交流的同步推进与相互支撑。通过挖掘古丝绸之路中积淀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一带”战略中打“经济牌”，即以文化认同促经济合作，整合各国经济优势，形成全方位开放与合作的新格局；在“一路”战略中打“安全牌”，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打击海盗、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合作促互信。通过“一带一路”这一更为广阔的平台，促进已有的多种合作机制齐头并进，通过促进金融改革和贸易投资便利化，降低或消除影响区域内贸易的各种壁垒。只有在相关国家特别是主要节点国家认同并支持的基础上，由主要节点国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衔接，才能将分散的地缘优势整合为各自的经济优势，加速经济整合，促进亚欧非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
选择重点国家、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形成示范效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合作领域宽，范围广，需要选择重点国家的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突破。要先瞄准节点国家的几个重点项目，由易到难逐渐推进，特别是在“引进来”和“走出去”、金融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服务平台构建等方面选择合作对象，形成示范效应。同时，选择先期合作项目时不能只注重输出廉价商品和进口资源性产品，要同时关注非资源性合作项目和民生领域合作项目，以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误读误解或使之产生认知误区。
加大对“一带一路”中前沿省份的政策扶持力度。云南，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窗口和前沿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向北可以通过成都和西安，连接北方丝绸之路，向南可以连接“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各个通道都从云南出境，“一带一路”战略将使得云南“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区位优势无论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进入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云南省已经在硬件建设包括通道路网、口岸基础设施和国际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推进，还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7）印度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
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看作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发表演讲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盟提出，但这一战略不仅仅针对东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从中国港口向南，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沿岸——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因此，从区域来看，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海洋来看，印度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海域，通道复杂且咽喉要道多，是连接亚洲和欧洲海路的桥梁。
如前所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两千多年前，由于陆路尚不发达，海路在经贸文化交流方面占有绝对的比重。当时有三大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沿海诸国。自古以来，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向西通过西亚、北非，直接通到欧洲。这条中西之间的贸易商道，不仅活跃了沿岸各国的人员往来，而且促进了沿途国家的经贸合作，并且一路传播和平与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描述宋朝中国海外贸易的繁荣图景：“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但到了唐代，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对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中世纪的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了整体化，尽管中世纪也是以各种侵略拉开序幕的：古典时期开始时有多利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中世纪肇始时有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中世纪这些大规模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却不像早期多利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正是文明使欧亚大陆通过商业联结、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相互影响实现了整体化。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与衰落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竞争以及如何创造一个合理的制度来维持长久的繁荣，这些经验对当前通过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实现商业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有利于打造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而且能够辐射南亚和中东。除了印度洋地区的东南亚和南亚沿海重要港口之外，西亚地区也有超过30个港口，大小和功能不一，可满足中国60%的年石油需求量。西亚也是“中国制造”输往主要市场欧洲的出口，以及往来非洲的运输通道。
当然，打造新时代的“丝绸之路”也还存在不少风险和挑战：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多个国家面临政治局面不稳、基础设施落后、经贸法规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等挑战，同时，国家之间缺乏政治互信或存在经济利益之争而引起的磕磕绊绊、疙疙瘩瘩的事情也不少，特别是中国与沿岸一些国家之间也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但无论如何，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而合作确实能给各方带来经济繁荣和地区稳定方面的实惠。第二章动荡的印度洋
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的第2个十年，世界似乎变得更加云谲波诡。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的预期下，在旧的秩序被逐渐打破，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灰色阶段”，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战略动荡期。或者可以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焦虑的“战略竞争时代”，一个需要战略理性和审慎思维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努力适应且必须小心应对的不断变化的时代。“战略竞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国不得不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感”和“心理环境”的“危机感”并存的局面。战略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动荡甚至冲突，内在表现形式则是相互猜疑，进而通过军备竞赛或制造“可置信的威胁”以应对，而猜疑和威胁则与安全和挑战紧密相连。一印度洋战略格局
一个人的世界里可能只有经济，再增加一个人，世界便有了政治。经济是关于配置的学问，政治是关于支配的学问。没有政治基础就不可能维持任何经济体系。信仰全球化的那些人面对的挑战是，一定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想象力相匹配。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变得如此相互依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外部环境变化对于各国的影响力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还有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增大，这已经并将继续引发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海盗、恐怖主义等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必将催生布热津斯基所形容的“全球政治觉醒”。在“全球政治觉醒”背景下，在不可阻挡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潮流下，印度洋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呈现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经济增长相对放缓但地缘价值稳步提升
在过去的几年，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高失业与欧洲的高债务导致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增长速度整体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1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速为2.73%，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为1.53%，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为6.39%。印度洋国家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相比世界其他地区还是维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其中2011年南亚的经济增速为6.48%，中东和南非的经济增速为5.19%，撒哈拉南部非洲的经济增速为4.72%，显著地超过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2.73%和发达经济体增长率1.53%，并且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见图2-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底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GDP总值首次超过全球GDP的50%，这是世界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发达经济体有10亿人口，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有60亿人口，60亿人的需求结构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需求结构。图2-1 2000～2011世界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与此同时，增长速度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以西亚中东为例（见表2-1），近几年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1年卡塔尔、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了8%，也门经济却负增长了10.5%，伊朗由于受西方国家的制裁，经济增长率由2010年的5.9%下降至2%。从数据可以看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主要来自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包括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石油出口国经济增速较高。表2-1 西亚中东各国的实际GDP增长率
不仅中国，世界和地区大国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等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2011年从西亚中东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是日本，为1315亿美元，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是中国和印度，分别为1025亿美元和870亿美元。接下来是欧盟和美国，分别为790亿美元和753亿美元。分国家来看，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排在首位。其中，日本从沙特阿拉伯进口最多，2011年为480亿美元；美国紧随其后，为474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三，为392亿美元；欧盟为324亿美元，印度为244亿美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赋予这个地区以重大意义的，还是中东石油。（二）各国“合作意愿”不断增强但“竞争行为”不断加剧
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通过加强沟通与合作而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是各国普遍的共识。平等、互利与共赢的合作，不仅能推动自身发展，也是对区域与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流趋势。为此，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之努力。2012年3月28～2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的主题是“金砖国家致力于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系”。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五国领导人在新德里联合发布了《德里宣言》，内容包括全球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全球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环保等领域，几乎涵盖了当前国际上所有的重要问题。与会各方就推进金融、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达成基本共识。同时，2012年5月3日，第十五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这是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扩大为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的首次会议。此次会议就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危机应对能力达成共识，各方同意将清迈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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