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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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考坡菲试读：
大卫·考坡菲（上）
第一章 呱呱坠地
在记叙我的平生这部书里，说来说去，我自己是主人公呢，还是扮那个角色的另有其人呢，开卷读来，一定可见分晓。为的要从我一生的开始，来开始我一生的记叙，我就下笔写道：我生在一个星期五夜里十二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也这样相信。据说那一会儿，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收生的护士和左邻右舍的几位女圣人（她们还没法儿和我亲身结识以前好几个月，就对我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了），看到我生在那样一个日子和那样一个时辰，就煞有介事地喧嚷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要事事倒霉；第二，赋有异禀能看见鬼神。她们相信，凡是不幸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是姑娘还是小子，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无需在这儿多说什么。因为那句预言，结果是其应如响呢，还是一点也没应验呢，没有比我这部传记能表得更明白的了。至于她们提的那第二点，我只想说，我这份从胎里带来的“家当”，如果不是我在襁褓之中还不记事的时候就都叫我挥霍完了，那顶到现在，它还没轮到我的名下呢。不过这份“家当”，虽然一直地没能到我手里，我却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不但如此，万一另有人现在正享受着这份财富，我还热烈地欢迎他好好地把它守住了呢。
我出生的时候，带有头膜；这个头膜，曾在报上登过广告，要以十五几尼的廉价出售。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缺乏金钱，买不起这件东西呢，还是心中缺乏信念，情愿要软木作的救生衣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应征出价的，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个和经纪期票有关的代讼师。他只出两镑现钱，下剩的买价，全用雪里酒准折。比他这个条件再多要求一点，那就连对他担保，说这件东西准能使他免遭溺死之祸，他也都不接受。这样一来，我们只好完全干赔广告费，把广告撤回；因为，说到雪里，我那可怜、亲爱的母亲自己也有这种酒正在市上求售呢。十年以后，这个头膜，在我的家乡那一块儿，用抓彩的方式出脱了：抓彩的一共五十个人，每人出半克朗，得彩的出五先令。抓彩的时候，我也在场。我现在记得，我当时看着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出脱了，觉得很不得劲儿，心里不知道怎么着才好。我还记得，抓着了那个头膜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提着个小篮子，万般无奈的样子从篮子里掏出了那规定好了的五先令，都是半便士的零钱，还少给了两便士半，因为费了很大的工夫和很大的劲儿，算给她听，说她的钱不够数，她到底还是没明白。她倒是果真并没淹死，而是活到九十二岁的高龄，洋洋得意寿终正寝的。这件事，在我们那一带，都认为了不起，过了许多年还都不忘。据我的了解，这个老太太，一直到死的时候，老是骄傲地自夸，说她这一辈子，除了过桥，就从来没打水上面走过；并且，她一直到死，喝着茶的时候（她极爱喝茶），老气忿忿地说那些航海一类的人，不怕上帝见罪，竟敢大胆，像野马一样，绕世界“乱跑”一气。你跟她说，有些日常离不开的东西，茶也许得包括在内，都是这些她认为乱跑一气的人跑出来的，她却不论怎么也不能懂。她老是用“咱们不要乱跑”这句话回答你，回答的时候，还永远是斩钉截铁的口气，永远是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现在，我自己也不要像野马一样“乱”说一气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说我怎样出生好啦。
我生在萨福克郡的布伦得屯，或者像在苏格兰的说法，生在布伦得屯“那方近左右”。我是个背生儿。我睁开眼睛看见天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闭上眼睛不见天日，有六个月了。我自己的父亲，竟会没看见我，即便现在，我一想起来，都起一种怪异之感。我父亲在教堂墓地里的白色墓碑，在我那刚刚懂事的幼小心灵里，引起了种种联想；我们那个小起坐间，炉火熊熊，烛光煌煌，而我们家里所有的门却都又拴着，又锁着，把我父亲的坟，凄凉孤寂地屏在外面一片昏暝的寒夜里（我有时觉得，那简直地是残酷），这种情况，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也引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怜愍之情：这种种联想和这种怜愍之情，我现在模模糊糊地回忆起来，尤其起一种怪异之感。
我父亲有一个姨母，那自然就是我的姨婆了（关于她，我一会儿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她是我们亲友中间特殊的大人物。她叫特洛乌小姐，我母亲却老叫她是贝萃小姐，不过那只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对于这位凛然不可犯的人物，克服了畏惧之心而敢提起她来（那种时候并不常有），才那样叫她。我这位姨婆，当年嫁了个丈夫，既比她年轻，又生得很美，但是他却决不是“美之为美在于美行”这句家常古训里所说的那样。因为大家都深深地疑心，认为他打过贝萃小姐，甚而还认为有一次，因为日用问题争吵起来，他竟作了一了百断的安排，行动虽然匆遽，态度却很坚决，要把贝萃小姐从三层楼的窗户那儿，扔到楼底下去。显而易见，他们两个脾气不投；所以贝萃小姐，没有法子，只得给了他一笔钱，算是双方同意，两下里分居。他带着我姨婆给他的这笔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乎其唐的传闻，说在印度，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猴，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公侯之类，再不就是母后什么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走了不到十年，消息就从印度传来；说他这个人不在了。我姨婆听见了这个消息，心里是什么滋味，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分居以后，她跟着就又姓了她作姑娘那时候的姓，在远处海边上一个小村子里买了一所小房儿，用着一个女仆，以独身妇女的身份，立门户过起日子来，从那时以后，据大家的了解，完全隔绝人世，坚定不移地不问外事。
我相信，我父亲曾有一个时期，是她最喜欢的人，但是我父亲一结婚，却把她给得罪苦了。原来她不赞成我母亲，说我母亲是个“蜡油冻的娃娃”。她从来没见过我母亲，不过她却知道我母亲还不到二十岁。我父亲和贝萃小姐生分了以后，就和她没再见面儿。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岁数比我母亲大一倍。我父亲的身子骨又不很壮实。结了婚一年，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六个月，我才出世的，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在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当然决不能硬说，我对于那个时候的情况，早就已经知道了。也决不能硬说，我对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是根据我自己亲身的见闻而追忆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的前面，身体怯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看着炉火，对于自己，对于那个她还没见面儿的无父孤儿，都抱着前途极为暗淡的心情，那个孤儿，虽然还没和任何人见面，而他家里的人，却凭预见先知，早就在楼上的抽屉里给他预备下好几罗别针了，迎接他到这个对于他的莅临丝毫不感兴奋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在那个三月的下午，天气晴朗，春风料峭，我母亲坐在壁炉前面，满心忡怔，满怀凄恻，不知道自己在这场就要临头的大难里，能否挣扎得过来，她正这样疑虑惶惑的时候，因为对着窗户抬起头来擦眼泪，忽然看见，有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客，往庭园里走来。
我母亲把那位女客又看了一眼，就一下断定，那位女客准是贝萃小姐。那时候，正斜阳满院，漫过园篱，射到来客身上，把她的全身都映得通红。她那时正往屋门那儿走去，只见她那样凌厉硬直地把腰板挺着，那样安详镇静地把脸绷着，决不会叫人错疑惑到别人身上去。
她走到房前的时候，表现了另一种特点，叫人断定一定是她。原来我父亲时常透露，说我姨婆这个人，做起事来，很少有和普通的规矩人一样的时候，所以现在，她本来应该去拉门铃，但是她却没那样做，而跑到我母亲对着的窗户那儿，把鼻子尖儿使劲贴在玻璃上，往屋里瞧，据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说，把鼻子一下都完全挤扁了、挤白了。
她来这一趟，可真把我母亲吓得不轻，所以我永远深信不疑，我所以生在星期五那天，完全得归功于贝萃小姐。
我母亲见了我姨婆，心慌意乱，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旮旯那儿去了。贝萃小姐就带着探询的神气，慢条斯理地往屋子里面瞧。她先从屋子的一头儿瞧起，把眼睛一点一点地挪动，像荷兰钟上撒拉孙人的脑袋那样，一直瞧到她的眼光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瞧见了我母亲，就像一个惯于支使别人的人那样，对我母亲皱了一下眉头，打了一个手势，叫我母亲去开门。我母亲去把门开开了。“我看你就是大卫·考坡菲太太吧？”贝萃小姐说；她把“看”字加强，大概是因为她看到我母亲身上穿着孝，而且还有特殊的情况。栖鸦庐的来客“不错，是，”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有一个特洛乌小姐，”这位客人说，“我想你听说过吧？”
我母亲说，她很荣幸，久已闻到那个大名。不过她当时却有一种很不得劲儿的感觉，因为她虽然说荣幸，却没能透露出不胜荣幸的意思来。“那个人现在就在你眼前，”贝萃小姐说。我母亲听了这个话，就把头一低，请她到家里坐。
她们进了我母亲刚待的那个起坐间，因为我们家过道那一面那个最好的房间里并没生火——实在说起来，自从我父亲殡了以后，就没再生过火。她们两个都落座以后，贝萃小姐还没开口，我母亲先忍了又忍，后来还是没忍得住，就哭出来了。“别价，别价！”贝萃小姐急忙说。“别这样！听话！”
但是我母亲还是止不住悲痛，因此她就一直哭下去，到哭够了的时候才罢。“我的孩子，你把帽子摘下来，”贝萃小姐说，“我好瞧瞧你。”
这种要求，本来很古怪，但是我母亲却怕贝萃小姐怕极了，即便有心想不听她的话，也不敢真那样做。因此她就把帽子摘了，摘的时候，因为手哆嗦，把头发都弄乱了（她的头发多而且美），披散在面前。“哟，我的乖乖！”贝萃小姐喊着说。“你简直地还是个娃娃呀！”
毫无疑问，我母亲即便就岁数而论，本来就异乎寻常地年轻，但是看她的样子，却还要更年轻。她一面把头低着，好像年轻是她的罪过似的（可怜的人），一面呜咽着说，她恐怕她还是个孩子，就做了寡妇了；她要是活得出来，那她也只能还是个孩子，就做了母亲了。跟着她们两个都一时默默无言。在这个短短的静默时间里，我母亲有一种想法，觉得好像贝萃小姐用手摸她的头发似的，并且还是轻轻地、慢慢地摸的。她心虚胆怯地希望这是真事，就抬起头来看贝萃小姐，但是那时候，却只看见贝萃小姐坐在那儿，衣服的下摆掖了起来；两只手交叉着抱在一个膝盖上，两只脚跷着放在炉栏上，两只眼瞧着炉火直皱眉头。“我的老天爷，”贝萃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起‘栖鸦庐’来啦哪？”“你说的是这所房子吗，姨妈？”我母亲说。“为什么偏叫‘栖鸦庐’哪？”贝萃小姐说。“叫‘饲鸭庐’岂不更合过日子的道理？这是说，如果你们两个里面，不论哪一个，有稍微懂得一丁点儿真正过日子的道理的，就会看出来，叫‘饲鸭庐’更有道理。”“这个名字是考坡菲先生起的，”我母亲回答说。“他买这所房子的时候，他喜欢认为，这儿有乌鸦。”
恰恰在那时候，晚风吹过，在庭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让我母亲和贝萃小姐，都不禁不由地往那儿瞧去。只见那几棵榆树，起先枝柯低弯俯接，好像巨人交头接耳，低声密谈一样，这样安静了几秒钟以后，又枝柯乱摇起来，好像它们刚才谈的体己话太坏了，使它们觉得于心难安，因而手臂狂挥：在这几棵树乱摇狂摆的时候，筑在树顶上那几个饱经风雨、残破零落的乌鸦旧巢，就像在惊涛骇浪里的破船一样，掀簸折腾起来。“那乌鸦都哪儿去了哪？”贝萃小姐问。“那什么？”我母亲那时候心里正想别的事儿。“那乌鸦呀，它们都怎么啦？”贝萃小姐问。“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就压根儿没看见过有乌鸦，”我母亲说。“我们本来只当是——考坡菲先生本来只当是，这儿是乌鸦成群结队抱窝的地方哪，其实那些巢都很老了，乌鸦都早就不要它们，飞到别处去了。”“这真一点不错，地地道道是大卫·考坡菲的为人，一点不错，地地道道是大卫·考坡菲的生性！房子这儿连一个乌鸦的影儿都没有，可叫房子是‘栖鸦庐’！他只看见乌鸦巢，就当是真有乌鸦了！连对鸟儿都是这样听见风就是雨的！”“考坡菲先生可已经不在了，”我母亲说。“你要是当着我的面儿说他不受听的话——”
我想，我那个可怜的亲爱的母亲，当真曾有一阵儿，不怕构成“斗殴”的罪名，想和我姨婆动起手来。其实，不要说她那天下午那种样子，即便她对于斗拳训练有素，我姨婆也只要用一只手就能不费劲儿把她打发了。不过我母亲当时虽然也许有那种意图，而那种意图却只做到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地步就消释了。她又很柔顺地坐了下去，跟着就晕过去了。
一会儿，她自己还醒过来了，再不就是贝萃小姐把她掇弄过来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她还醒过来以后，只看见贝萃小姐正站在窗户那儿。那时候，苍茫的暮色，已经一阵比一阵昏暗，变成夜色了，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彼此的面目，而即便这种辨认，要不是借助于壁炉的火光，也是办不到的。“我说，”贝萃小姐好像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看窗外的景致，又回到椅子那儿，说，“你还差多少天就到了——”“我怎么一个劲儿地哆嗦起来啦哪？”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啦？别是要死啦吧，不错，一定是要死啦！”“决不会那样，决不会，”贝萃小姐说。“你喝口茶好啦。”“哦，哎哟，哎哟，喝茶管得了事吗，能好起来吗？”我母亲不知所措的样子喊着说。“当然能，”贝萃小姐说。“决不会那么容易就死啦。你放心好啦。你这只是疑心病。你管你的大姐儿叫什么？”“还说不定是个哥儿，还是个姐儿哪，姨妈，”我母亲没明白我姨婆的意思，天真地说。“我的好乖乖！”贝萃小姐喊道，无意中把楼上抽屉里针插儿上第二句亲爱的话脱口说出，不过她并没把那句话用在我身上，而却把它用在我母亲身上了。“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你用的大姐儿。”“哦，她叫坡勾提，”我母亲说。“坡勾提！”贝萃小姐有些气忿忿的样子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你这是说，孩子，真能有好好的一个人，巴巴地跑到基督教的教堂里，起这样的怪名字，叫坡勾提吗？”“那本是她的姓儿，”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名儿和我的重了，所以考坡菲先生当日老提着她的姓儿叫。”“坡勾提，来呀！”贝萃小姐把起坐间的门开开了喊道，“拿茶来。你太太不太舒服。快点儿，不许磨蹭。”
贝萃小姐，好像这个家刚一安下的时候，就是人所公认的主人那样发号施令，吩咐过这番话，随后还往外看着，等到看见了坡勾提听见生人的语音儿，吃惊之下，急忙从过道那儿拿着蜡迎面跑来，她才把门关上了，又和先前一样落了座，把脚放在炉栏上，把长袍的下摆掖了起来，把手交叉着抱在膝盖上。“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个哥儿还是个姐儿，”贝萃小姐说。“我可觉得毫无疑问，一定是个姐儿。我早就得到先兆了，一定是个姐儿。我跟你说，孩子，从这个姐儿下生的时候起——”“准保得齐不是个哥儿吗？”我母亲斗胆插了一句。“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已经得到先兆儿，知道一定是个姐儿么！”贝萃小姐回答说，“你不要跟我抬杠啦。从这个姐儿一下生的时候起，孩子，我就打算跟她交朋友。我打算做她的教母。请你答应我，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就叫她贝萃·特洛乌·考坡菲。这个贝萃·特洛乌，可决不许再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啦。我可决不许有人把她的情义拿着不值一钱地糟蹋啦。我们得好好地抚养教育她，好好地照顾保护她，叫她千万不要痴心，把真情真义往不配受这种情义的人身上滥用。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当作我自己的责任负起来。”
贝萃小姐说这番话的时候，每逢说完了一句，都要把头一梗，好像她的宿怨旧恨，正在心里发作，她极力克制自己，不把话说得过于露骨似的。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里看着她的时候，觉得是那样。不过我母亲当时一来叫贝萃小姐的积威所慑，二来自己身上又正不舒服，三来完全叫人拿下马来，因而头脑昏乱，所以她并看不清楚任何的情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呃，孩子，当初大卫待你好吗？”贝萃小姐问道，那时候，她已经静默了一会儿了，她那脑袋一梗一梗的动作也慢慢地停下来了。“你们两个过得舒服吗？”“我们很和美，”我母亲说，“只能说考坡菲先生待我太好了。”“哦！我恐怕他把你惯坏了吧？”贝萃小姐回答说。“我现在又完全得在这个艰难的世路上自己当家过日子了，那我想，我得说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呜咽着说。“哦，别哭，别哭！”贝萃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相配，孩子——我这是说，夫妻就没有真正相配的——我刚才就是因为你们不相配，所以才问起你那句话来。你是个孤女，是不是？”“是。”“你是当家庭教师的，是不是？”“我给一个人家当教小孩儿的教师。考坡菲先生到那家去过。他对我很好，对我非常注意，非常关心，最后就跟我求婚，我也就答应了他。这样我们就结了婚了。”我母亲老实简单地说。“啊，可怜的孩子！”贝萃小姐沉吟着说，一面仍旧紧冲着炉火直皱眉头。“你都会什么？”“对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母亲结结巴巴地问。“我是说，像当家过日子什么的，你会不会？”贝萃小姐说。“我恐怕不大会，”我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要会的那么多。不过考坡菲先生可正教给我——”（“他自己会的可就太多了！”）贝萃小姐从旁插了一句说。“——我本来希望，可以学会一点儿，因为我很热心学，他又很耐心教么。但是他撒手把我撇下了，那场大不幸可——”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哭起来，不能再说下去了。“别价！别价！”贝萃小姐说。“——我每天一天也不漏，把日用账都记下来，到晚上和考坡菲先生一块儿结算。”我母亲说了这一句，又悲不自胜，哭了起来。“别价，别价！”贝萃小姐说，“别哭啦！”“——我敢说，关于账目，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过半句言错语差；仅仅考坡菲先生嫌我写的‘3’和‘5’太像了；又说我不该在‘7’和‘9’下面，老添上个小钩儿当尾巴，可以勉强算是小小的过节儿；”我母亲接着说，说着又一阵难过，哭了起来。“你老这样，可就非闹病不可了，”贝萃小姐说，“那可于你自己也不好，于我那教女也不好。好啦，不许再哭啦！”
这样的劝解，对于使我母亲平静，发生了一部分作用，但是使她平静发生更大的作用的，是她越来越厉害的不适。跟着来了一阵静默，在这阵静默中，能听得见的只是两脚跐着炉栏坐在那儿的贝萃小姐偶尔发出来的一声“啊！”“大卫用他储蓄的钱给他自己买了一笔年金，这是我知道的，”待了一会儿，贝萃小姐说。“他都给你怎么安排的？”“考坡菲先生，”我母亲回答说，这时候她连说话都相当地费劲了。“对我非常周到，非常体贴。他把年金的一部分偿款，划在我的名下。”“那有多少？”贝萃小姐问。“一年有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这还得算不错，”我姨婆说。“因为他那个人，可能办得比这个还糟哪。”
糟这个字，在那个时候用起来，正是节骨眼儿。因为我母亲那时候的情况，正糟到十二分。所以坡勾提拿着茶盘和蜡烛进了屋子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我母亲已经到了日子了——其实如果先前屋里够亮的，那贝萃小姐本来也可以早就看出来的；当时坡勾提急忙把我母亲搀扶到楼上我母亲自己的卧室里，就立刻打发她侄子汉·坡勾提去请护士和医生去了（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好几天来把汉藏在我家里，专为到了紧急关头，听候差遣）。
这一支联合人马，几分钟内，先后来到。他们看见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凛若冰霜地坐在壁炉前面，左胳膊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宝石匠的棉花，他们的惊讶，真非同小可。坡勾提既然对这个老太太一点也不认识，我母亲关于她，又一字没提过，所以她在起坐间里，就完全成了一个神秘人物了。她虽然在口袋里盈仓满库似地装着宝石匠的棉花，在耳朵里又填街盈巷似地塞着宝石匠的棉花，但是她的严肃神气，却并没因此而有丝毫减损。
大夫到楼上看过了病人又下了楼以后，我可以说，一定是看到他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大概得有几个钟头的工夫，面对面地坐在那儿，因此就打叠起小心，准备对这位老太太尽心巴结，极力讨好。在男性中，他的脾气最柔顺，在瘦小的人里，他的性格最温和。他进屋子、出屋子，都扁着身子，免得多占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那样轻，和《哈姆雷特》里的鬼魂一样，而脚步那样慢，比那个鬼魂更甚。他把脑袋往一边歪着，一半是由于要谦虚地贬低他自己，一半是由于要谦虚地讨好所有别的人。如果说他连对一条狗都不肯呵叱，那还不足以尽其为人。总得说，他连对一条疯狗都不肯呵叱才成。假如他非和疯狗打交道不可，那他也只能对它轻轻地说一个字，或者说一个字的一半，或者说一个字的几分之几。因为他说话慢腾腾的，也和他走路慢腾腾的一样。但是如果为了顾及今生此世任何情况，而叫他对疯狗疾言，他决不肯，叫他对疯狗厉色，他决不能。
齐利浦先生把头歪在一边，温和柔顺地看着我姨婆，对她微微一鞠躬，同时把自己的左耳朵轻轻一摸，问她为什么耳朵里塞着棉花，说：“耳朵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太太？”“什么！”我姨婆像拽瓶塞儿那样，吧地一下把一只耳内里的棉花拽了出来，说。
我姨婆这种突然的举动，让齐利浦先生大吃一惊——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他当时还能保持镇定，真得说是上帝的仁慈。不过他还是把他问的那句话又和颜悦色地重复了一遍：“耳朵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太太？”“瞎说！”我姨婆说，同时吧的一下把棉花又塞到耳朵里去了。
齐利浦先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坐下，怔怔地瞧着我姨婆，我姨婆就坐在那儿瞧着炉火。这样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上楼去了一刻钟的工夫，又下来了。“呃？”我姨婆问，同时把靠着他那一面的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得慢慢地来，太太；急不——急不——得的！”“啊—啊—啊！”我姨婆说。她这一声鄙夷之词，纯粹是发着狠儿说出来的，说完了，又和以前一样，把棉花塞在耳朵里。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后来齐利浦先生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有点叫我姨婆给吓着了；单纯从医学的观点来说，真有点叫她给吓着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坐在那儿瞧着她，几乎有两个钟头之久；她呢，就坐在那儿，瞧着炉火，这样一直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他去了一会儿，又回到起坐间。“呃？”我姨婆又把靠医生那面那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问。“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这得——这得——慢慢地来才成，太太；急不得的。”“呀—呀—呀！”我姨婆说，说的时候，那样恶狠狠地一龇牙、一咧嘴，齐利浦先生真没法再受了。他后来说，那一声“呀”，一点不错，是打算使他心惊胆裂的。他不敢再在起坐间里待着了，他宁肯跑到楼梯那儿，在挺冷的风地里，摸黑儿坐着，一直坐到楼上又叫他的时候。
汉·坡勾提是在国家学校里上学的，学习《教义问答》像龙一样，因此可以看作是靠得住的见证人。他第二天对人说，那个时候以后一个钟头，他碰巧从起坐间的门那儿往屋里偷偷看了一眼，不料一下就叫贝萃小姐瞅见了。那时贝萃小姐正在屋里烦躁不耐地来回绕弯。她瞅见他，没让他来得及逃开，就一下把他抓住了。汉说，他知道，贝萃小姐虽然耳朵里塞着棉花，但是楼上的脚步声和人语声仍旧免不了有时要传到她的耳朵里。他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位太太，显而易见，是在声音最高的时候，烦躁太过，无可发泄，才抓住了他，拿他来煞性子。她当时揪住了他的领子，拽着他一刻不停地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好像他吃鸦片精吃多了似的）。这样还不算，她还又摇晃他的身子，又乱抓他的头发，又揉搓他的衬衣，又捂他的耳朵，好像她把汉的耳朵误认作是她自己的耳朵似的；反正不论怎么样，老是往死里揉搓他，蹂躏他。他这个话，有一部分让他姑母证明了；因为他姑母是十二点半钟、我姨婆刚把他放开了的时候看见他的。他姑母说，他的脸那时候那种红劲，和我自己那时候一样。
脾气柔和的齐利浦先生，即便说在任何别的时候，会记人家的仇，而在那种时候，却不可能记人家的仇。所以，他刚腾出手来，就扁着身子，进了起坐间，用他那最柔顺的态度对我姨婆说：“呃，太太，我很高兴，现在我可以跟您道喜啦。”“道什么喜？”我姨婆严厉苛刻地问。
齐利浦先生一看我姨婆的态度还是那样凛然不可犯，心里又慌起来，因此他就对她微微一鞠躬，微微一抿嘴，来安抚她。“我的天，这个人怎么啦！”我姨婆急躁不耐地喊着说。“他哑巴啦吗？”“你别着急，我的亲爱的太太。”齐利浦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声音说。“现在着急的时候已经过去啦。你不用着急啦。”
我姨婆当时本来应该摇晃他，把他心里的话摇晃出来，但是她却并没摇晃他，而只摇晃自己的脑袋：这是后来大家一直都认为奇而又奇的事。不过她的脑袋那一摇晃，也摇晃得齐利浦先生心惊胆战。“呃，太太，”齐利浦先生待了一下，刚一恢复了勇气，就接着说，“我很高兴，现在可以跟您道喜啦。现在事儿都完了，太太，还是顺顺利利地完的。”
齐利浦先生发表这篇讲词的时候，用了有五分钟或者五分钟左右的工夫，在这个时间里，我姨婆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平安吗？”我姨婆问，那时她两只胳膊交抱着，一只胳膊上仍旧系着帽子。“呃，太太，我想，她用不着多久，就没有什么不舒适的了，”齐利浦先生回答说。“拿现在这一家的凄惨境况而论，又是个年轻的女人头一胎，她这阵总得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太太，你要去看她，马上就可以，决没有碍处，反倒会有好处哪。”“还有她哪，她好不好？”我姨婆正颜厉色地问。
齐利浦先生把脑袋更往一边歪起来，像一只讨人喜欢的鸟儿那样瞧着我姨婆。“我说的是孩子，”我姨婆说。“她平安不平安？”“太太，”齐利浦先生回答说，“我还只当是你早就知道了哪。是位哥儿。”
我姨婆一听这话，一言未发，只揪着帽带，像扔甩石的机弦那样，把帽子提了起来，朝着医生的脑袋使劲打去，把帽子都打瘪了；她就这样把帽子瘪着戴在头上，起身走去，永远没再回来。她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姑那样，或者说，像大家认为我能看见的神怪灵物那样，一下就不见了，而且一直也没再回来过。
一点不错，永远没再回来过。现在只有我，躺在篮形小床里，还有我母亲，躺在大床上。但是贝萃·特洛乌·考坡菲所在的地方，却永远是那个影儿憧憧、魂儿渺渺的国度，永远是我新近刚刚游之而过，历之而来的那个浑浑噩噩、窈窈冥冥的洪荒。同时，我们家窗上的亮光，也往外照到一切和我一样那些旅行者的尘世归宿之地上面，也照到把无他即无我那个人的残骸遗体掩覆的丘墓上面。
第二章 渐渐解事
现在年深日久之后，我把我的孩提时期里那种混沌未凿的懵懂岁月重新忆起，只见在我面前首先清晰出现的形象，一个是我母亲，头发秀美，体态仍旧和少女一样；另一个是坡勾提，毫无体态可言，只有两只乌黑的眼睛，那种黑法，好像把眼睛的四周围也都带累黑了，还有又硬又红的两个腮帮子和两只胳膊，那种硬法，那种红法，老叫我纳闷儿，不明白为什么鸟儿不来她，而却苹果。
我相信我是记得我母亲和坡勾提的：她们两个，一东一西，因为俯着身子，再不就是因为跪在地上，在我眼里显得和矮子一样，我呢，就在她们两个中间，脚步不稳地从这个跟前又走到那个跟前。坡勾提老是把她的二拇指伸给我，叫我攥着。我只觉得，她那二拇指，叫针线活儿磨得非常粗糙，和豆蔻小擦床一样。这种接触的感觉，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和回忆起来的实际光景，无法分开。这种光景，也许只是我脑子里想当然的形象；不过，我总认为，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回忆我说的那个时期而能想得起来的光景，大可以比许多人认为可能的更早、更远。我同样相信，许多许多很小的小孩，观察起事物来，在精密和正确方面，都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实在说起来，我认为，许多成年人那种观察事物特别精密正确的本领，与其说是他们长大了以后才学会了的，倒不如更确切一些，说他们原来就会而保留下来的。尤其是，我总看到，有这种本领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新鲜劲头、温柔性格和容易取悦于人的能力；而这种种品质，也都是把童年时期的赤子之心保留到成年的结果；这更使我相信，我关于儿童记忆的说法确有道理。
我现在离开正文，说这些话，本来还惴惴不安，觉得我这是又犯了跑野马“乱”说一气的老毛病了，但又一想却并不然。因为这些话可以使我阐明，我所以得出前面那样的结论，有一部分是根据了我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同时我这本记叙里，如果有的地方好像表明，说我从小儿就有观察的能力，或者说，我长大成人之后，对于我幼年的情况，记得很清楚，那我对于这两点，都毫不犹豫地直认不讳。
我刚才说过，我把我童年时期那段混沌未凿的岁月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事物纷纭，但是首先一一分明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是我母亲和坡勾提。不过除了她们以外，我还记得什么呢？让我来想一想看好啦。
在一片迷离模糊的岁月里，我回忆起来，还有我们家的房子，以我最初记得它的样子出现——那所房子，我现在看来，不但不生疏，而反倒很熟悉。楼底下是坡勾提做饭的地方——厨房，通到一个后院；后院的正中间有一个鸽子窝，搭在一个柱子上，但是那里面却连一只鸽子都没有。院子的一个旮旯那儿有一个狗窝，里面也是什么狗都没有。那儿还有一群鸡，在我眼里，显得高大无比，带着要人的凶恶样子，满院子游荡，其中有一只公鸡，老跑在一个架子上打鸣儿，我从厨房的窗户里往外看它的时候，它对我好像特别注意，我看见它就打哆嗦，因为它非常地凶猛。旁门外面还有一群鹅，我一到那儿去，它们就把长脖子伸出来，跩儿跩儿地跟在我后面；我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梦见它们，就和一个人四面叫野兽包围了，夜里会梦见狮子一样。
还有一个很长的过道，从坡勾提的厨房通到房子的前门。这个过道，在我眼里，真是一幅深远广阔的图景；过道的一面，有一个放东西的屋子，里面很暗，那是晚上得跑着过的地方；因为要是没有人在那儿影影绰绰地点着蜡，把潮湿、发霉的空气由敞着的门那儿放出来，叫所有混杂在这种空气里的那些胰子、泡菜、胡椒、蜡和咖啡的味儿噗地冒出，一下子都钻到你的鼻子里，要是不是那样的时候，那我就不敢说，会有什么东西，藏在那儿那些盆儿罐儿和旧茶叶箱子的中间。还有两个起坐间，一个是我们晚上闲坐的地方。这个“我们”，是说我母亲、我自己和坡勾提——因为坡勾提的活儿归置完了，我们没有客人的时候，老和我们在一块儿——另一个是我们家里顶好的那个起坐间，那只有星期天我们才上那儿去坐。在那儿，倒是阔气，但是却没有另一个那样舒服。那个起坐间，在我眼里，老有一种使人觉得凄惨的气氛；因为坡勾提告诉过我——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不过却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说我父亲怎样出殡、送殡的人怎样穿上了黑氅。星期天晚上，我母亲在那个起坐间里念书给我和坡勾提听，念的是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闹得她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从床上抱起来，从寝室的窗户那儿，把教堂基地指给我瞧，瞧那儿是不是非常安静，那儿的死人，是不是都在肃静的月光下，老老实实地躺在坟里。
不论在哪儿，我都没见什么东西有那个教堂基地里的草一半儿那么绿；也没见过什么东西有那儿的树一半儿那么葱郁；也没见过什么东西有那儿的墓碑一半儿那么幽静。羊都在那儿吃草。我早晨很早的时候，从我那小床上跪起来（我的小床安在我母亲屋内的套间里面）往那儿瞧的时候，正瞧见它们。我又看到日晷叫太阳照得通红。我心里想：“日晷又能表示时刻了，它是不是感到高兴呢？这真叫我纳闷儿。”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的座席，（座席的背儿多高哇！）靠着座席，有一个窗户，从窗户那儿可以瞧见我们的家。坡勾提在作早祷的时候，也确实有许多许多次，从那儿瞧着我们的家来着，因为她总得弄清楚了，我们的家并没进去人劫盗东西，也没发出腾腾的火焰来，才能放心。不过，坡勾提的眼睛，尽管可以往别的地方瞧，但是我的眼睛如果往别处一瞧，她却就要大生其气；我站在座位上的时候，就朝着我直皱眉头，叫我往牧师那儿瞧。不过我却不能老往牧师那儿瞧，因为他不穿那身白衣服，我也认识他，我又害怕他看见我那样直眉瞪眼地瞧他，会觉得奇怪，也许会停止了礼拜，盘问起我来——那我可怎么办呢？张着嘴傻瞧，是很不好的，不过我一定得有点事做才成啊。我往我母亲的脸上瞧，但是她却假装着瞧不见我。我往教堂的内廊里一个孩子那儿瞧，他呢，就对我挤眉弄眼。我往从门廊射进敞着的门那儿的阳光瞧，在那儿我瞧见了一只迷了路的羊——我说的这个羊不是罪人，而是宰肉吃的羊；只见它又像有心，又像无意，要往教堂里来。我只觉得，我要是再多瞧它一会儿，我也许就要忍不住，对它高声说起话来，那样一来，我岂不要糟糕！我抬头瞧墙上的纪念牌，想到区上新近死去的巴捷先生，琢磨巴捷先生缠绵床褥、受诸痛苦、众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不知道那时候，巴捷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也纳闷儿，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请过齐利浦先生，如果请过，是不是他也束手无策。要是那样的话，那每一个星期，都把这件事对他提醒一次，他应该作什么感想呢？我往齐利浦先生那儿瞧，只见他戴着礼拜天戴的领巾。又从他那儿把眼光转到讲坛上。我想，那个讲坛，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要是用它作城堡，叫别的孩子从梯子那儿往上进攻，我就用带穗子的天鹅绒垫子往他的脑袋上砍，那可就太好了。我这样想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就慢慢地闭上了，起初还好像听见牧师在烘烘的热气里唱使人昏沉欲睡的圣诗，以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以后就从座儿上砰的一声掉在地上，跟着坡勾提把我抱到外面，已经半死不活的了。
现在我又看到我们家那所房子的外面儿了。只见寝室带着方格子的窗户都开着，好让清新的空气透进屋里。残破的乌鸦巢，也在前园远处那一头高高悬在榆树上来回摇摆。现在我又来到后园了，这个后园坐落在有空着的鸽子窝和狗窝那个小院后面——我现在还记得，那儿真是一个保养蝴蝶的好地方；有一道高高的围篱，篱中有一个栅栏门，门上用挂锁锁着。——那儿有果树，树上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的，比从来任何园子里的果子都更大，更熟，更好吃；我母亲在那儿摘果子，摘下来都放在篮子里；我呢，就在一旁看着，有时偷偷地把醋栗往嘴里一噙，一口整个咽下，跟着又装作没事人一样。现在刮起大风来了，夏天一下就过去了。我们又在冬天的暮色中玩起来了，在起坐间里满屋子跳舞。跳到后来，我母亲都跳得喘不上气儿来了，坐在带扶手的椅子上休息；那时候，我就看着她把她那光泽的发卷儿往手指头上绕，把她那衣服的上部整理好。因为她就是爱美，就是因为自己美觉得得意。这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都是我最小的时候留下来的印象。除了这个以外，我还觉得，我和我母亲两个，都可以说有点怕坡勾提，对于大小事，大部分都听她的调度。这是我最早的时候，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而得出来的看法——如果那可以说是看法的话。
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到一个街坊家里去消长夜去了，就剩了我和坡勾提两个人坐在起坐间的壁炉前面。我刚刚给她念了一段讲鳄鱼的故事。我一定是念得过于清楚了，再不就一定是那个可怜的好人听得过于用心了，因为，我记得，我念完了以后，她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认为鳄鱼好像是一种菜蔬。我那时早已念累了，并且困得要死，但是我母亲却答应过我，说我可以睡得晚一些，等她回来；我有这种美事儿，那我宁愿困死（这也是很自然的）也不肯上床去睡。当时把我困得只看见坡勾提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大，后来都大得简直没法比了。我用我那两个二拇指，把眼皮使劲掰着，死气白赖看着坡勾提坐在那儿做针线活，看着她那一小块往线上打的蜡头儿——这块蜡头儿可真有了年纪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皱纹——看着她那皮尺“住”的那个草顶“小房儿”，看着她那有推拉盖儿、盖儿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全景的（圆屋顶是红色的）针线匣子；看着她手上戴的铜顶针儿；看着她本人，因为我觉得她长得非常地可爱。我当时觉得困倦之极，所以我知道，要是我有一眨眼的工夫，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我就玩儿完了。在教堂里“坡勾提，”我突然说，“你结过婚没有？”“哟，卫少爷，”坡勾提说。“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话来啦？”
她回答我的时候，那样一愣，把我的困劲一下都给吓跑了。她回答完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也忘了做了，只直眉瞪眼地瞧着我，把针都拉到线头儿那儿去了。“你倒是告诉我，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哇，坡勾提？”我说。“你这个人长得很不寒碜，是不是？”
我当然认为，她和我母亲是两种模样；但是在另一派的美里，我觉得她是一个最完全的模范。在我们那个顶好的起坐间里，有一个绷着红天鹅绒面儿的脚踏子，我母亲在那上面画了一束花儿。那个脚踏子的面儿和坡勾提的颜色，据我看来，是一模一样的。不错，脚踏子的面儿光滑，坡勾提的面孔粗糙；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我长得不寒碜，卫！”坡勾提说。“哟，没有的话，我的乖乖！可是你怎么会想起问结婚的话来啦哪？”“我也不知道！——一个女人，不能同时嫁两个男人，是不是吧，坡勾提？”“当然不能，”坡勾提说，说得斩钉截铁地快极了。“不过一个女人嫁了人以后，那个人死了，她就可以再嫁另一个人了，可以不可以哪，坡勾提？”“那倒可以，我的乖乖，”坡勾提说。“要是她想再嫁，当然可以；那得看她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那么你是怎么个看法哪，坡勾提？”我说。
我不但问她，同时还带着好奇的样子瞧她，因为她也带着非常好奇的样子瞧我。“我也没有什么看法，”坡勾提先犹疑了一下，把眼光从我身上挪开，又做起活儿来，然后才接着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从来没结过婚，卫少爷，我也不想结婚。关于这件事，我就是这样，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别是你生了气啦吧，坡勾提？你没生气吗？”我坐在那儿，安静了一分钟的工夫，又问她。
我本来当真只当她生了气了，因为她回答我的时候，老那样不爱多说。谁知道我却是大错而特错了呢。因为她把针线活儿（她自己的一只长统袜子），放在一边，把两只胳膊使劲张着，把我满是鬈发的脑袋一抱，使劲把我挤了一下。我知道她很使劲挤了一下，因为她这个人，胖得全身都肉乎乎的，所以，她穿好了衣服以后，不论多会儿，只要稍微一使劲，她背上的纽子就得迸几个。我记得，那天她抱我的时候，她背上的纽子，就有两个都迸到起坐间的那一头儿去了。“这阵儿你再给我讲一讲鳌鱼吧，”坡勾提说。她那时候，连鳄鱼的名字还都没弄对呢，“因为我还一点都没听够哪。”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坡勾提那时候的神情那样奇怪；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急于要听鳄鱼的故事。不过我还是把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把我们的话头儿又转到那种怪物身上，讲鳄鱼怎样下了蛋，把蛋埋在沙子里，等太阳给它抱小鳄鱼；讲我们怎样躲开了鳄鱼，和它转磨玩儿，叫它老够不着我们，因为它的身子笨，转弯儿不灵活；讲我们怎样像当地的土人那样，跑到水里追它，用削尖了的大棍，捅到它的嗓子眼儿里，简单地说来，我们把鳄鱼的整套把戏，都演了一遍。至少我是那样。不过我对坡勾提却有些疑心，不知道她是不是也那样；因为她自始至终，老带着满腹心事的样子，用针往她自己的脸上和胳膊上四处地扎。
我们把所有关于鳄鱼的故事都讲得无可再讲了，我们就讲起鼍龙来，不过那时候，却听见门铃响起来了。跟着我们就跑到门口那儿，原来是我母亲回来了，我当时觉得，她看着比平素还更美。陪着她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位绅士，长着挺秀美的黑头发和黑连鬓胡子，他上一个礼拜天，曾从教堂里送我们回家来着。
我母亲站在门槛那儿，弯腰把我抱起来，在怀里亲我，那时候，那位绅士就说，我这个小小的人儿，实在比一个国王还要幸福得多这句话，仿佛是这样说的；因为，我现在很明白，对这句话我当时不甚了了，是后来岁数大了一些的时候，才有所领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隔着我母亲的肩头问那个绅士。
他拍我的脑袋；不过，他这个人，不知怎么，我总不喜欢；他那种沉重的嗓音，我也不喜欢。他拍我的时候，我就是不愿意他的手同时也会碰到我母亲的手，不过他的手却又一点不错，真碰到我母亲的手了，这也让我大吃其醋。我使劲把他的手推开了。“哦，卫呀！”我母亲轻柔地说我。“好孩子！”那位绅士说。“他这样疼他妈，本来是很应该的！”
我从来没看见过我母亲的容颜那样美丽过。她只温柔地责备我，说我不该那样没有礼貌。她把我紧紧贴在她的披肩上抱着，转身对那个绅士说，谢谢他，不怕麻烦，送她回家。她一面这样说，一面把手伸了出去；那个绅士也把他的手伸了过来，握我母亲的手，那时候，我觉得，我母亲往我脸上瞧了一眼。
那位绅士把头弯到——我看到他！——我母亲的小手套那儿的时候对我说，“我的好孩子，咱们说‘再见’吧。”“再见！”我说。“好啦！咱们还得好好地交交朋友！”那位绅士说，一面大笑，“咱们还得握握手才成。”
那时候，我的右手正握在我母亲的左手里，所以我就把我的左手伸了出去。“哦，伸错了，卫！”那位绅士大笑着说。
我母亲把我的右手拽了出来，但是，由于我前面说过的那种原因，我是拿定了主意的，决不伸右手给他，所以我还是把左手伸给了他，他也就带着热烈的样子把我的左手握了握，同时还说，我是个有胆量的小家伙，说完了就走了。
即便这会儿，我都看见他在庭园里，转过身来，在屋门还没关的时候，用他那双预示不吉的黑眼睛，对我们最后看了一眼。
坡勾提原先连一句话都没说，连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这阵儿就马上把门拴上锁好，跟着我们一块儿进了起坐间。我母亲本来老是坐在炉旁那把带扶手的椅子上的，现在却和她平常这种习惯相反，在屋子的另一头儿那儿坐着唱起歌儿来。
——“我说，你今儿晚上挺自在的吧，太太，”坡勾提说。那时候，她手里拿着蜡，像一个酒桶那样，直挺挺地站在屋子的正中间。“多谢你惦记着，坡勾提，”我母亲说，说的时候，语音里都带出高兴的样子来，“今儿晚上真是满自在的。”“见见生人什么的，换换样儿，能叫人开心，是不是？”坡勾提提着头儿说。“换换样儿，一点不错，叫人开心，”我母亲回答说。
坡勾提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的正中间，我母亲就又唱起歌儿来。这时候，我呢，却睡着了，不过却没睡得很熟，因为我仍旧能听见她们说话的声音，不过却听不出来她们说的是什么。一会儿，我就又从这样睡思不定的昏沉中，朦朦胧胧地醒过来了，只见我母亲和坡勾提两个人，都在那儿又哭又说。“决不该找这样一个人，要是叫考坡菲先生说的话，他也决不会喜欢这样一个人，”坡勾提说。“这是我说的，我还是说定啦！”“哎呀！”我母亲喊着说，“你这是存心要把我逼疯了才算哪！从来没有过女孩儿家像我这样受她佣人的气的吗？唉！我怎么啦，自己糟蹋起自己来啦，叫自己是女孩儿家。难道我没结过婚吗，坡勾提？”“你当然结过婚，那是上帝都知道的，太太，”坡勾提说。“那么，你怎么敢，”我母亲说——“我不是存心要说你怎么敢，坡勾提，我只是想要说，你怎么忍得——把我弄得这样不好受，说这样叫我难过的话。你不是分明知道，除了在这儿，我连半个可以对他说说道道的朋友都找不到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觉得，我更该说，那个人要不得。”坡勾提说，“不错，一点不错！那不成！不成！不论贵贱，全都不成！不成！”我当时以为，坡勾提说的时候，那样使劲儿，她一定非把蜡台扔了不可。“你怎么能这样越来越惹人发火儿，”我母亲说，说的时候比先前哭得更厉害了，“用这样没道理的话来噎人！我不是一遍一遍地告诉过你，说现在除了极普通的小小殷勤而外，完全没有别的情况吗？你这个狠心的，你怎么可老说了又说，好像什么都定好了、什么都安排妥当了似的哪？你谈到爱慕的话。那你叫我怎么办？要是有人犯傻气，非要在情字上下功夫不可，那怨我吗？那你叫我怎么办？我就问你这句话。你是不是要叫我把头剃光了，把脸抹黑了哪？是不是要叫我用火烧我自己，拿开水烫我自己，或者不管用什么法子，把我自己弄得不成个人样儿哪？我敢说，你真想要叫我那样，坡勾提。我敢说，我要是真那么样了，你就趁了愿了！”
我当时觉得，坡勾提听了这番诬枉她的话，露出伤心至极的样子来。“还有我的小乖乖！”我母亲跑到我待的那把带扶手的椅子前面，一面把我抱起来亲我，一面喊着说，“我的亲乖乖，我的卫！能这样拐弯抹角地把我胡一编派，说我不疼我这个心肝宝贝，我这个向来没有过这样招人爱的小东西儿吗！”“谁那样编派来着？”坡勾提说。“你就那样编派来着，坡勾提！”我母亲反驳她说。“你自己分明知道，你就那样编派来着。你这个狠心的，从你说的话里，还听不出来，你就是那个意思吗？本来，你也和我一样，分明知道，我为了卫，上一节连把新阳伞都没舍得买。其实我那把绿色的旧阳伞，早就全都毛啦，边儿也全都飞啦。这都是你亲眼看见的呀，坡勾提，这都是你没法儿不承认的呀。”跟着她慈爱地转到我这一面，把她的脸贴到我的脸上，说，“卫，你这个妈妈是个坏妈妈吗，卫？你这个妈妈是个讨人厌、狠心肠、自私自利的妈妈吗？乖乖，你说是吧；我的乖乖，你说‘是’，坡勾提就会疼你了，坡勾提疼你比我还厉害，卫。我一点儿也不疼你，是不是？”
我母亲说到这儿，我们三个一齐哭起来。我们三个里面，我觉得，我哭的声儿最大，不过我却敢保，我们三个，没有哪一个不是真伤心，不是真哭的。我自己就觉得，一点不错，心都碎了。并且，我恐怕，我当时还因为爱我母亲，替她伤心，一恸之下，忘其所以，竟叫起坡勾提“畜生”来。我记得那个忠厚老实人，听我这样一叫她，难过到极点。我恐怕那一次她身上一定连半个纽子都没剩。因为，她先和我母亲和好了以后，她又跪在带扶手的椅子旁边，和我和好，那时候她的纽子，就像排枪的子弹一样，一齐迸走了。
我们睡觉的时候，都非常地伤心。我上了床以后，还是抽抽搭搭、一逗一逗地哭个不住，过了好久，仍旧没睡得着。后来有一次，我逗得太厉害了，身子都在被窝里逗起老高来；那时候，只见我母亲坐在被上，把身子俯在我上面。后来还是她抱着我，我才睡着了的，睡得还很沉。
我又看到了那个绅士；还是下一个星期天，还是过了不止一星期，他才又出现了呢？我现在记不得了。我不必自夸，说我对于日子记得清楚。不过他却一点不错，又在教堂里露了面儿；做完了礼拜，又和我们一块儿来到我们家。他这次不但到我们家的门口儿，还进了我们家的里面，看我们摆在起坐间的窗户那儿一盆顶呱呱的石蜡红。他虽然说是看石蜡红，我却觉得他对于石蜡红好像并没怎么注意。不过，他走的时候，却求我母亲把石蜡红给他一枝。我母亲说他爱哪一枝，就请他掐那一枝好啦——但是他却不肯——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因此我母亲只得亲手掐了一枝，递到他手里。他接到这枝花儿以后说，他要把它永远永远保存着。我当时想，他这个人真傻，竟不知道，那枝花儿过一两天就要谢了。
晚上的时候，坡勾提不像以前那样常和我们在一块儿了。我母亲几乎事事都听她的调度，我觉得，比以前还要听——我们三个是很要好的；但是，我们仍旧还是和以前不一样，处得不像以前那样融洽了。有的时候，我有些感觉到，坡勾提好像反对我母亲把她那五斗柜里顶漂亮的衣服穿出来，反对她那样常常往那个邻居家里去；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我找不出使我满意的解答来。
慢慢地，我对于那个有黑连鬓胡子的绅士也看惯了。但是我对于他，仍旧像我刚见他的时候那样不喜欢；我对于他，仍旧存着一种使我不安的嫉妒心。不过我这种嫉妒和厌恶，只是出于一个小孩子的本能，同时又因为我认为，我母亲有坡勾提和我两个人捧着就很够了，不必再有别的人帮忙；如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那也跟我年纪大一些的时候所懂得的决不一样；但是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却没有和我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一样的想法，或者相似的想法。我那时只能对事物作零零星星的观察（如果比方说的话），但是叫我把这种零零星星的观察，联到一块儿，织成一个网，把人兜在里面，那是我当时办不到的。
有一次，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我母亲正在前园里。只见枚得孙先生——我这阵儿知道他姓枚得孙了——骑着马走来。他见了我母亲，把马勒住，跟她打招呼。他说他要到洛斯托夫去看朋友。他的朋友在那儿有快艇。他很高兴地对我母亲提议，说要是我喜欢骑马玩儿，他就抱着我，坐在他前边，把我带了去。
那时天气异常清爽明朗。马站在栅栏门那儿，又打响鼻，又刨蹄子，好像它自己也非常喜欢游玩一趟似的。因此我也非常想要去。这样，我母亲就把我打发到楼上，叫坡勾提给我打扮打扮。这时候，枚得孙先生下了马，把马缰绳拢在胳膊上，在叶香玫瑰围篱外面来回慢慢地走，我母亲就在围篱里面陪着他慢慢地走。我记得，我和坡勾提，从我那个小窗户那儿往外偷着瞧他们两个来着。我记得，他们两个一面溜达，一面装着瞧叶香玫瑰，靠得非常地近。我还记得，坡勾提本来脾气柔和得和天使一样，现在却一下烦躁起来，戗着毛给我梳头，使的劲儿还那么过分地猛。
枚得孙先生和我，一会儿就骑着马离开了，在靠大路一边儿的青草地上，我们的马一路小跑往前走去。枚得孙先生毫不费劲，用一只胳膊抱着我。我记得，我平素并不是不老实的孩子，但是那一天，我却老不能乖乖地坐在他前面，总要时时转过头去，往他脸上瞧。他长了两只浅浅的黑眼睛——看起来没有一点深度的眼睛，我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儿来形容——一出神儿的时候，就由于一种特殊光线的关系，看着好像对眼儿似的，因而显得仿佛五官不正。我偷着看了他好几次，每次瞧的时候，我对于他这种样子，都觉得悚然可怕，我心里纳闷儿，不知道他有什么心思，琢磨得那样出神儿。他的头发和连鬓胡子，现在凑得这样近一瞧，比我原先以为的还黑还多。他那脸的下部是方的，他那长得很旺的黑底胡，又天天刮得很光，只剩下了青碴儿：这都让我想到大约半年以前，穿乡游巷，到我们的村子这一块儿来展出的蜡人儿。这种情况，再加上他那两道整齐的眉毛，他那脸盘上，那样润泽地又白、又黑、又棕——他那个脸盘，我一提起来，就要骂它一声他妈的！他那个人，我一想起来，也要骂他一声他妈的！——都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清秀，尽管我对他怀有疑惧。我认为，毫无疑问，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也觉得他清秀。
我们来到海边上一家旅馆，那儿有两位绅士，独占一个房间，正在那儿抽雪茄烟。他们两个都躺在椅子上，每人至少占了四把椅子，每人都穿了一身粗布夹克。在房间的一个旮旯那儿，堆着褂子和海员外氅，还有一面旗，都捆在一块儿。
他们两个一见我们进来了，就都带着些不修边幅的样子，急忙从椅子上翻身站起来，一面说，“喂，枚得孙！我们还只当你玩儿完了哪！”“还没有哪，”枚得孙先生说。“这个小家伙是谁？”两个绅士里有一个拉住了我，问。“这是卫，”枚得孙先生回答说。“哪个卫？”那位绅士说。“是卫·琼斯吗？”“不是，是卫·考坡菲，”枚得孙先生说。“怎么！这就是那个迷人精考坡菲太太的小累赘儿吗？”那个绅士喊着说。“那个漂亮的小寡妇儿？”“昆宁，”枚得孙先生说。“请你说话留点儿神。有人可尖着哪。”“谁？”那位绅士一面大笑，一面问。
我急忙抬起头来瞧他们，因为我急于想要知道知道是谁。“不过是雪菲尔德的布路克罢了，”枚得孙先生说。
我一听是雪菲尔德的布路克，一颗心才放下了；因为，起初的时候，我还真只当他们说的是我哪。
雪菲尔德的布路克这个人，好像很有叫人可乐的地方，因为当时一提起他来，那两位绅士就一齐哈哈大笑，枚得孙先生呢，也叫他招得很乐。他们笑了一阵，枚得孙先生称作昆宁的那位绅士说：“雪菲尔德的布路克对于正进行着的这件事是什么意见哪？”“哦，我想雪菲尔德的布路克这会儿对于这件事还不大了解吧，”枚得孙先生回答说，“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是不大赞成这件事的。”
他们听到这个话，更大笑起来。跟着昆宁先生说，他要按铃，叫雪里酒，给布路克祝寿。他按了铃，酒拿来了以后，他叫我就着饼干也喝一点儿，但是还没等我喝，又叫我站起来说“祝雪菲尔德的布路克倒血霉！”我照着他那样一说，他们都拍起手来，哈哈大笑，笑得我也跟着笑起来；他们一见我笑，笑得更厉害。总而言之，我们当时很开心。
喝完了酒以后，我们到外面，在悬崖上溜达，在草地上闲坐，从望远镜里瞧远处的景物——他们把望远镜递给我，叫我也瞧一瞧，我什么也没瞧见，但是我却假装着瞧见了。这样玩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回到了旅馆，去吃早正餐。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那两位绅士，一刻也没停，老抽烟——从他们的粗布褂子上的气味看来，我当时想，一定是褂子从成衣铺里拿回家来，上了身以后，他们就老没有不抽烟的时候。我还得别忘了说，我们那一天，到快艇上去过，上去了以后，他们三个就进了下面的房间，在那儿和一些文件干上了。我从开着的天窗那儿往房间里瞧的时候，瞧见他们在那儿一时不停地忙。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我撂给了一个很好玩的人。那个人有一个大脑壳，满头的红头发，头上戴着个发亮的小帽儿，身上穿着一件斜条布衬衫或者背心，在胸部用大写字母标着“百灵”两个大字。我当时认为，那必然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没有街门，没地方挂名牌，才把它标在衬衣上。但是我叫他“百灵”先生的时候，他却说，那是船的名字。
我看到，那一整天，枚得孙先生，比起那两个绅士来，都沉默、稳重。他们两个都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你逗我、我逗你的，但是他们跟枚得孙先生却很少有开玩笑的时候。我觉得，他比起那两个人来，好像心眼更多，头脑更冷静；他们看待他，也有一点和我看待他那样。我留神看到，有那么一两回，昆宁先生说着话的时候，一面说，一面却斜着眼瞟着枚得孙先生，好像惟恐他不高兴似的。又有一回，巴斯尼（那是另外那个绅士）得意忘形的时候，昆宁先生踢了他一下，同时对他使眼色，叫他留神枚得孙先生，因为枚得孙先生正坐在那儿正颜厉色地不作一声。我不记得，那一天枚得孙先生除了说到雪菲尔德那个笑话以外还再笑过——而那个雪菲尔德笑话，话又说回来啦，本来就是他说起的。
我们晚上很早就回家了。那天晚上非常晴朗。到家以后，我母亲叫我进去吃茶点，她就又和枚得孙先生在叶香玫瑰篱旁一同溜达。枚得孙先生走了以后，我母亲就问我那一天的情况，问我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我把他们说她的话学了一遍，她听了笑了起来，跟着说，他们这几个人，净胡说八道，真不要脸——其实我知道，她听了那番话，非常喜欢。我当时知道是那样，也和我现在知道是那样一样。我趁着这个机会，问我母亲，她是不是认识雪菲尔德的布路克先生。不过她却说她不认识；她只说，她想那一定是制造刀剪那一行的一个商人。
她那副容颜，虽然按理说，我记得的是它改换了的样子，虽然我确实知道，它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就在现在这一刻，那副容颜却在我面前出现，和在行人拥挤的街道上我愿注视的任何容颜那样清晰，那么我怎么还能说，那副容颜已经去而不返了呢？她那天真烂漫、如同少女的美，仍旧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有一股清新之气扑到我的脸上，那么我怎么还能说，那种美已经消歇了呢？就在现在这一刻，我的记忆，都使她那青年美貌，正像刚才说的那样，复活重现，并且，因为我的记忆比我这个人或者任何其他人，都更忠于自己那段知慕能爱的青春时期，所以它就把它当时所珍重爱惜的形象牢守坚护，那么我怎么能说，她这个人还会有任何改变呢？
我们母子说过那番话以后，我上了床，她到床前来看我：我现在写的就是她到我的床前那时候的光景。她带着开玩笑的样子，跪在我的床旁边，把下颏放在手上，一面笑着，一面说：“他们都说什么来着，卫？你再学一遍我听听。我不信他们真说过那样的话。”“迷人精——”我开口说。
我母亲用她的手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说。“他们说的不会是‘迷人精’，”她说，一面说，一面笑。“决不会是迷人精，卫。我这阵儿知道啦，决不是迷人精！”“是，一点不错，是。他们是说‘迷人精考坡菲太太’来着，”我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还说‘漂亮’来着。”“不对，不对，不会是‘漂亮’，决不会是‘漂亮’，”我母亲又用她的手捂住了我的嘴，拦着我，不让我说。“对，对；是，是；是‘漂亮的小寡妇儿’。”“这些不要脸的傻东西！”我母亲喊着说，一面捂着脸，一面笑。“他们这些男人真可笑！是不是？乖乖——”“唉，妈。”“这个话你可不要对坡勾提说，她听见了要生他们的气的。我自己听了就非常地生他们的气；所以顶好别让坡勾提知道。”
我当然答应了我母亲，不告诉坡勾提。跟着我们两个吻了又吻，我一会儿就睡熟了。
我现在就要说的，是坡勾提对我提出的那个使人惊异、富于新奇的建议。那本是我和我母亲说了那番话以后大概又过了两个月的事儿。但是因为隔了这么些年，所以我现在想起来，那却好像是发生在我和我母亲说话的第二天似的。
那又是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又和从前一样，一块儿坐着（我母亲又到邻居家去了）。眼前放着袜子、码尺、蜡头儿、盖儿上画着圣保罗的针线匣儿和讲鳄鱼的书，坐了一会儿，坡勾提先看了我好几眼，又把嘴张了好几张，好像要说话却没说出来似的——我当时只当她那是要打哈欠呢，要不，我一定会吃惊的——然后用哄我的口气说：“卫少爷，我带你上亚摩斯、到我哥哥家里住两个礼拜，你说好不好？你说那好玩不好玩儿？”“你哥哥那个人脾气好吗，坡勾提？”我当时一下想不起别的话来，只随口这样一问。“哦，他的脾气可好着哪！”坡勾提把手一举喊着说，“不但他的脾气好，那儿还有海，有大船、小船，有打鱼的，有海滩，还有俺和你一块儿玩儿。”
坡勾提最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她自己。其实不然。她说的是她侄子汉，就是我在这部书第一章里曾提过的那个汉。不过这个名字，在她嘴里，却变成了语法的一脔了。
我听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些好处，兴奋得脸都红了。我说，那实在好玩儿。不过我妈让不让咱们去哪？“我敢跟你打一个几尼的赌，她一准会让咱们去，”坡勾提说，一面用眼睛死劲往我脸上瞧。“你要是愿意的话，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就这么办啦！”“咱们走了，她一个人怎么办哪？”我把我的小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她。“她一个人可没法儿过呀！”
如果坡勾提忽然一下要在那只袜子的跟儿上寻找一个小窟窿的话，那么那个窟窿一定是小而又小，不值得一补的。“我说！坡勾提！她一个人没法儿过呀，难道你不知道吗？”“哟，你这孩子！”坡勾提说，这时候她到底把眼光转到我身上来了。“你不知道，她要上格雷浦太太家去住两个礼拜。格雷浦太太家里要来好些客人哪。”
哦，要是那样的话，那我说走就走。我当时急不能待地等我母亲从格雷浦太太家回来（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那家邻居），好问准了，她是不是让我们把这个了不起的计划实行起来。我真没想到，我母亲一听我们的打算，马上就同意了，跟着当天晚上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到那个人家去住这两个星期的食宿，都要算钱。
我们走的那一天，不久就到了。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盼望那一天到来，惟恐有地震，或者火山爆发，或者其它天塌地陷的灾变突然发生，叫我们走不成。但是即使我在这种心情中，那个日子也来得太快了。我们要坐雇脚的马车去，在早晨吃过早饭的时候就上路。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能让我全身和衣而卧，头戴帽子，脚穿靴子，那跟我要多少钱，我都肯花。
我现在回忆起我当时怎样要急于离开我那个快乐的家，我怎么并没想到我所离开的会永无再见之期，虽然笔下好像很轻松，心里却十分沉重。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高兴的是：雇脚的马车停在栅栏门那儿，我母亲站在那儿吻我，那时候，我对于我母亲，对于这个我从来没离开过一天的家，恋恋之情，油然而生，因而哭了起来。我现在琢磨起来还很高兴的是：不但我哭了，我母亲也哭了，不但哭了，我还觉得，她的心贴在我的心上直跳。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高兴的是：车刚走动起来，我母亲跑到栅栏门外，叫车夫把车停住了，她好再吻我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要絮絮不厌的是：她这样吻我的时候，她对着我仰起来的那副脸，表现了一片真挚、一片慈爱。
我们走了以后，她仍旧站在路上，那时候枚得孙先生露面了，走到她跟前，好像劝她不要那样激动似的。我趴着车篷往后瞧，心里纳闷儿，不知道这和他有什么相干。坡勾提就从另一面趴着车篷往后瞧。我看到，她好像一百个不满意的样子，这是她瞧完了回过头来的时候，从她脸上可以看出来的。
我坐在那儿，瞧着坡勾提，心里琢磨，如果有人吩咐她，教她把我像童话里的孩子那样扔到外面远处，我能不能顺着她掉的纽子，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就这样瞧着她，琢磨了好久。
第三章 地换人易
我们这匹拉车的马，是世界上再懒也没有的了，我想这是不错的。它把个脑袋搭拉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蹭，好像故意要叫那些收包裹的人大等而特等，它才甘心似的。我那时候当真以为它是在那儿琢磨这一点，越琢磨越觉得开心，都格格地笑出声儿来了呢。但是赶车的却说，它那不是笑，而是犯了咳嗽病了。
赶车的和他的马一样，也喜欢把脑袋搭拉着。他赶着车的时候，还喜欢睡眼蒙地把腰往前躬着，把胳膊放到膝盖上，一个膝盖上一只。我刚才说他“赶”车，其实我当时的印象是，这辆车，即便没有他，也照样到得了亚摩斯，因为一切，有马自己，就都办了。至于说说笑笑，他全不懂，他只会吹口哨。
坡勾提在她的膝盖上放着一篮子点心，我们即便坐这辆车一直到伦敦，那些点心也尽够我们路上大吃一气的。我们一路上差不多老吃，差不多老睡。坡勾提睡的时候，老把下巴颏放在篮子的把儿上；即便她睡着了，她的手也老抓着篮子不放；她打呼噜打得厉害极了，要不是我亲耳听见的，我真不能相信，一个本来应该是无力自卫的女性，却会那样鼾声如雷。
我们在篱路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拐了那么些弯儿，在一家客店往下搬床架子的时候，又耽误了那么大的工夫，在别的地方又停过那么多的次数，所以把我闹得又乏又腻；后来到底看见亚摩斯了，觉得特别高兴。我往河那面那一大片平平板板的荒滩上瞧的时候，我觉得亚摩斯这个地方，好像有些一踩就一咕唧的样子，而且非常地平衍。照地理教科书上说，地球本来应该是圆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可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像这儿这么平呢？不过我想起来了，亚摩斯也许正坐落在两极之中不定哪一极上吧；这样就可以把道理说明白了。
我们走得更近一些了，连四周围的景物都能看见了，只见那片景物，像摆在一条线上那样，低低地平伸在天空下面。那时候，我对坡勾提透露，说这儿要是有个小土堆子什么的，也许会比较地好一些吧，我又说，这儿要是陆地和海多少再分开一些，市镇和潮水不像水泡烤面包那么混杂在一块儿，也许会比较地好一些吧。但是坡勾提却说（说的时候，口气比平常更坚决），事情怎么来，我们就该怎么受；她自己呢，能做一个“亚摩斯熏青鱼”，还觉得挺得意的呢。
我们进了街以后（我瞧着这种街很眼生），闻到鱼、沥青、麻刀和焦油的气味，瞧见水手到处溜达，大车在石头铺的路上叮叮当当地来来往往，我才觉得，我刚才的想法，实在是冤枉了这样一个热闹的地方。我把我这个意见对坡勾提说了。她听到了我对这个地方这样喜欢，便悠然自得地对我说，人人都知道（我想这只是说，那些运气好、生来就是熏青鱼的人吧）亚摩斯归了包堆是天下最美的地方。“你瞧，我们的俺在那儿接我们哪！”坡勾提尖声喊着说。“长得我都不认得了！”
一点不错，汉正在客店那儿等着接我们，他一见我，就和老朋友一样，问我一路可好。开头的时候，我只觉得，我跟他的熟劲可远不如他跟我的熟劲那么大；因为自从我下生那一天以后，他就再也没上我们家里去过，所以，在熟的方面，自然是他比我占上风。但是他把我背起来，要一直把我背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和他却一下就觉得亲热起来。他现在长得又大又壮，身高六英尺，虎背熊腰。但是他脸上却老带着憨笑的样子，仍旧一团孩气，头上又满是淡色的鬈发，因此显得十分腼腆羞涩。他穿着一件帆布夹克，一条很硬的裤子，硬得好像用不着有腿在里面撑着，只凭裤子自个儿就可以挺起来。他头上与其说戴着帽子，还不如形容得恰当一些，说他头上顶着一件涂有沥青的东西，像一所老房子的房顶似的。
汉背上背着我，胳膊下面夹着我们的一个小箱子，坡勾提提着我们的另一个小箱子，我们就这样穿过了一些到处都散布着碎木片和小沙堆的胡同，走过了一些煤气厂、制绳厂、大船厂、拆船厂、粘船厂、船具栈、铁匠炉，以及这一类横三竖四、乱七八糟的地方，最后来到了我刚才老远瞧见的那片死沉呆板的荒滩。那时候，汉说：“卫少爷，你瞧，那面儿就是我们的家！”
我在那片荒滩上四面八方地瞧去，尽力往远处瞧，往海那儿瞧，又往河那儿瞧；但是不论怎么瞧，却都瞧不见有什么房子。只有一个黑漆漆的平底船，或者另一类的废船，离得不远，扣在干地上，上面伸出一个像漏斗的铁玩意儿，当作烟囱；那儿风不大吹得着，雨不大淋得着，正暖烘烘地往外冒烟。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就再也瞧不见有任何其他能让人住的地方了。陆上船为家“不会是那个吧，不会是那个像一条船的东西吧？”我说。“怎么不是，就是那个，卫少爷，”汉回答说。
我当时觉得，就是能住在阿拉丁的宫殿里，就是能看见大鹏鸟的蛋，比起住在这条船里，都不会叫我觉得更迷人，更富有神话色彩。只见船帮上开了一个很好玩的门，船上面盖着顶子，旁面还开着小窗户。但是它所以叫人着迷，叫人惊奇，只是因为它真是一条船，从前毫无疑问，下过几百次水还不止，从来没有人打算把它放到陆地上，叫人当房子住。它所以叫我那样着迷，原因就在这儿。如果它当初打算住人，那我也许会觉得它太小了，太不方便了，太冷清了，但是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打算叫它作那种用途，它才成为一个再好没有、可以住人的地方。
船里面洁净得令人喜欢，要多齐整就多齐整。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架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立着一个茶盘儿，茶盘儿上画着一个拿阳伞的妇人，在那儿散步；她还带着一个雄赳赳的小孩，在那儿滚铁环玩儿。还有一本《圣经》挡着茶盘儿，免得茶盘儿滚下来；因为茶盘如果当真滚下来，那么，放在《圣经》四周围的好些茶杯、茶托儿，还有一把茶壶，就都要砸碎了。墙上挂着普通的彩色画儿，镶着玻璃框子，画的都是《圣经》里的故事。我瞧见了这些画儿以后，每逢再瞧见卖这种画的小贩子，就想起坡勾提的哥哥家里的情况。而且只要瞧上一眼，他家里的全部情况，就都在我面前出现。这些画儿里最引人注意的有两幅：一幅画着穿红衣服的亚伯拉罕要杀穿蓝衣服的以撒祭神，另一幅画着穿黄衣服的但以理叫人投到绿身狮子的坑里。在那个小小的壁炉搁板上面，挂着另一幅画儿，画的是孙德兰那儿造的一条叫作“莎拉·捷恩号”的双桅方帆船，船的尾部是用木头做的，和真的一样，粘在画儿上；那真是一件艺术品，里面又有木匠活儿的手艺，又有画家配合的技巧，能有这样一件玩意儿，真是世界上顶叫人羡慕的了。房顶的椽子上钉着几个钩子，至于作什么用，我当时还没猜得出来。屋里还有小矮柜和箱子一类的家具，又盛东西，又坐人，可以顶好几把椅子用。
我刚一跨进门槛，就一眼瞧见了这些东西了——要是按照我的理论说，这是小孩子所特有的本领——跟着坡勾提开开了一个小门儿，把我睡觉的地方指给我瞧。我长这么大所看见过的寝室里，这要算最完备，最招人爱的了——它在船的后部，有一个小小的窗户，那原先本来是安船舵的窟窿眼儿。那儿墙上挂着一面小小的镜子，镜子框上镶着牡蛎壳，镜子的高低，恰好合乎我的高矮。还有一张小小的床，恰好够我躺得下的；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蓝盂子，盂子里生着一丛海藻。这个寝室里的墙，粉刷得像牛奶一样地白；杂布拼成的被，花哨得叫我看着眼睛都发痛。在这个好玩的房子里，我特别注意到一种情况，那就是一股鱼虾的味儿，这种味儿，简直地是无孔不入。我掏出手绢来擦鼻子的时候，发现我的手绢有一股好像包过龙虾似的味儿。我私下里把我这种发现告诉坡勾提的时候，她说，她哥哥是贩龙虾、螃蟹和大虾的。后来我知道，船外面有一个小木头棚子，本是放锅、盆的地方，平常在那儿可以看到，龙虾、螃蟹和大虾，成堆儿放着，它们都你挤我，我挤你，乱搅在一块儿，不管抓住什么，就使劲一夹，夹住了还老不撒开。坡勾提先生极尽地主之谊
有一位很客气的妇人，系着白围裙，迎接我们。本来我在汉背上，离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那么远的时候，就看见她站在门口，朝着我们屈膝行礼了。迎接我们的，还有一个顶美的小女孩儿（或者说，我认为她顶美），她脖子上戴着一串蓝珠子项圈，我要上前去吻她，她就是不肯，跑到一边儿藏起来了。待了不大的工夫，我们吃了一顿很阔气的正餐以后（吃的有煮扁鱼、稀黄油和土豆儿，还单给了我一盘排骨），一个满身毛烘烘、满脸笑嘻嘻的大汉走了进来。我听他管坡勾提叫“妞儿”，又见他亲热地在她脸上吧的一声亲了一下，再加上我又看到坡勾提对他一般合于礼数的举动，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坡勾提的哥哥，果然不错是她哥哥——因为紧跟着坡勾提就给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坡勾提先生。“你来啦，少爷，我高兴极啦，”坡勾提先生说。“你可以看出来，少爷，我们这儿的人，看样子粗粗剌剌，干事儿可稳稳当当。”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同时对他说，我敢保，我到这样一个可爱的地方，一定快活。“你妈好吧，少爷，”坡勾提先生说。“你离开她的时候，她还挺乐呵的吧？”
我对坡勾提先生说，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要多乐呵就多乐呵；我又说，她还叫我替她问好儿（这当然是我自己编的客气话）。“我谢谢她惦着，”坡勾提先生说。“少爷，你要是在我们这儿，和她，”朝着他妹子把头一点，“和汉，和小爱弥丽，一块待两礼拜，那我们可就太觉得脸上有光彩啦。”
坡勾提先生这样殷勤欢迎，尽了地主之谊以后，就到外面洗手洗脸去了，洗的时候，用了一壶热水。他说，“他那份脏劲儿，凉水是永远洗不干净的。”他一会儿就又回到屋里了，外表虽然大为改善，但是脸却红得很，因此我不由得要认为，原来他的脸，和龙虾、螃蟹、大虾一个样：没经热水烫，黑不溜秋的，经热水一烫，就又红不棱登的了。
吃了茶点以后，门关好了，一切都妥帖舒适了（那时候，外面一片夜色里，冷风飕飕，雾气沉沉），我就觉得，人类脑子里能想得出来的让人安稳存身之处，没有能比这一家再可喜可爱的了。耳朵里听的是海面上刮起来的风，心里想的是外面一片荒凉的空滩上越来越浓的雾，眼睛里看的是壁炉里熊熊的火，脑子里琢磨的是四外近处完全没有邻舍的人家——而且是住在一条船里的人家：这种情况，真叫人心醉神迷。小爱弥丽这会儿害羞的劲儿已经过了，和我并排坐在一个最小、最矮的矮柜上，那个小矮柜，安在壁炉里的一边，恰好合适，我们两个坐在上面，也恰好合适。坡勾提太太，系着白围裙，坐在壁炉那一面儿打毛活；坡勾提就做针线活儿；只见她用起那块蜡头和那个盖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匣来，那种自然劲儿、随便劲儿，就好像她从来没把那几件东西带到任何别的人家一样。汉给我上了四全牌玩法的第一课，跟着又用那副脏牌算命，不过他记不清楚怎么个算法了，所以就一面试，一面想。每一张牌，经他的手一翻，就印上了一个带腥味的指头印。坡勾提先生就坐在那儿抽旱烟。我一看，那正是聊闲天儿、说体己话的时候了。“坡勾提先生！”我说。“什么，少爷？”他说。“你叫你的少爷汉，是不是因为你们住在和方舟一类的船里哪？”
坡勾提先生好像认为这个问题很深奥，不过他还是回答了我，说：“不是那样，少爷。他的名字不是我给他起的。”“那么那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哪？”我说，我这是把《教义问答》里的第二个问题对坡勾提先生提出来了。“哦，少爷，他爸爸给他起的呀，”坡勾提先生说。“我原先还只当你就是他爸爸哪！”“我兄弟周才是他爸爸哪，”坡勾提先生说。“是不是不在啦哪，坡勾提先生？”我恭恭敬敬地停了一会儿，才用试探的口气问。“在海里淹死啦，”坡勾提先生说。
我一听，坡勾提先生并不是汉的父亲，吃了一惊，跟着就纳起闷儿来，不知道我对于这儿别的人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也弄错了。我当时非常好奇，想要弄清楚，所以我就拿定了主意跟坡勾提先生弄一个水落石出。“小爱弥丽，”我说，一面看了她一眼，“是你的女儿吧，难道不是吗，坡勾提先生？”“不是，少爷。她爸爸是我妹夫托姆。”
他这样一说，我就是想不再问，也办不到了。所以我就又恭恭敬敬地停了一会儿，用试探的口气问：“是不是也不在了哪，坡勾提先生？”“在海里淹死啦，”坡勾提先生说。
我感到现在不好再问下去了，但是这个砂锅并没问到底，而却不管怎么样，都非问到底不可。因此我就说：“难道你跟前，不论姑娘，也不论小子，什么都没有吗，坡勾提先生？”“没有，少爷，”他回答说，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我还打着光棍儿哪。”“光棍儿！”我吃了一惊，说。“那么，那是谁哪，坡勾提先生？”我一面这样问，一面往那个系着围裙、坐着打毛活的妇人那儿一指。“那是格米治太太，”坡勾提先生说。“格米治，坡勾提先生？”
不过说到这儿，坡勾提——我说的是我自己那个坡勾提——对我做了那样动人心目的姿态，叫我不要再问下去，因此我只好坐在那儿，瞧着那几个默默无言的人，一直瞧到睡觉的时候。那时候，坡勾提在我自己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才私下里告诉我，说汉是坡勾提先生的侄子，小爱弥丽是他的外甥女儿，他们都从小儿就父母双亡，无衣无食，所以坡勾提先生就先后把他们抱过来，养活大了。格米治太太呢，是个寡妇，她丈夫当年和坡勾提先生一块儿使船，后来死了，死的时候也很穷。坡勾提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坡勾提说。但是他的心可那样好，比金子铸的还可贵；那样实，比铁打的还可靠。这是坡勾提打的比方。她告诉我，说坡勾提先生从来不会发脾气，不会起誓，可就是一听见有人说他慷慨侠义，就非大发其脾气，大起其誓不可。他们里面，要是有人不留神，提到他这种好处，他就用右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打（有一次把桌子都打劈了），同时狠狠地起可怕的誓，说，谁要是再提这个话，他不溜之乎也，一去不回，那他“就是那个”。我追问的时候，发觉出来，“就是那个”这个可怕的誓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来源，他们这几个人，好像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不过他们却都把这句话看作是他最厉害的一个誓。
在船的另一头上，有一个和我这个一样的屋子，这一家里，那两个女人就在那儿睡觉；现在我听见她们到那儿睡去了，我又听到坡勾提先生和汉在我先前就注意到的那些钉在椽子上的钩子上，吊起吊床来。因为我深深感到我这位地主的侠义肝胆，所以听的时候，心里觉得非常地受用，昏沉的睡思更提高了这种受用的滋味。睡魔慢慢向我袭来的时候，我听到狂风在海上怒号，又凶猛地从空滩上吹过，那时候，我的脑子迟迟钝钝地想到，恐怕海在夜里要涨大潮。不过我又一想，我究竟是在船上；再说，如果真有什么事故发生，有坡勾提先生那样一个人在船上，还怕什么。
但是睡了一夜，除了晨光来临，并没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晨光刚一映到我屋里镶着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和小爱弥丽一块儿跑到海滩上捡石头子儿玩儿去了。“你会全套水手的本领吧，我想？”我对小爱弥丽说。其实我一点也没那样想，不过我觉得，在异性面前，没话也总得找话说说，才显得殷勤温存，同时，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一个叫日光映得发亮的帆，恰好紧靠着我们，在小爱弥丽的眼里映出了一个很美的小影子，因此我才想起刚才那一句话来。“我吗，一点儿也不会，”小爱弥丽一面说，一面摇头。“我怕海。”“怕？”我说，说的时候，带出一种应有的勇敢神气来，同时挺着胸脯对着大海说，“我可不怕！”“你不怕！啊！不过海可狠着哪，”小爱弥丽说。“我亲眼瞧见过，海对我们的人是怎么狠来着。我亲眼瞧见过，海里的浪把一条和我们那个家一样大的船打得粉碎。”“我希望那条船不是——”“——我爸爸在那上面淹死的那一条？”爱弥丽说。“不是，不是那一条。我从来没见过那一条船。”“也没见过你爸爸？”我问她。
小爱弥丽摇头。“不记得了！”
这太巧了！我马上就跟她说，我也从来没见过我爸爸。我和我妈老是两个人过日子，过得再没有那么快活，现在那样过，还打算永远那样过，我爸爸的墓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教堂墓地里，墓上有树遮着；早晨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树下面溜达，听鸟儿叫，等等。不过我和爱弥丽，虽然都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情况却好像不完全一样。因为她妈死得比她爸爸还早，她爸爸的墓在哪儿，也没有人知道，都只知道在深海里，却说不出来在什么地方。“这还不算，”爱弥丽说，一面四外瞧去，寻找蛤蛎壳和石头子儿，“你爸爸是位绅士，你妈是位太太，我爸爸可只是一个打鱼的，我妈也只是一个渔户人家的女儿。我舅舅但也只是一个打鱼的。”“但就是坡勾提先生吧，是不是？”我说。“是，就是但舅舅——就在那儿，”爱弥丽回答说，一面往船做的房子那儿一歪脑袋。“我说的就是他。我想他这个人一定非常地好。”“好？”爱弥丽说。“我要是有做阔太太那一天，那我就一定非送他这些东西不可：一件带钻石纽子的天蓝色褂子，一条南京布裤子，一件红天鹅绒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子，一个金壳大怀表，一支银杆烟袋，还外带着一箱子钱。”
我说，我认为坡勾提先生对于这些贵重东西，毫无疑问受之无愧。但是，我现在应该承认，我当时却觉得，他这位感恩报德的小外甥女儿，如果真给了他这套衣帽，那他穿戴起来，是否得劲儿，却叫人难以想象。我对于叫他戴卷边三角帽子的办法，特别怀疑：不过这只是我心里的感想，我并没说出来。
小爱弥丽数这几件东西的时候，站住了脚，抬起头来，往天上看，好像这些东西是光辉的幻景一样。她说完了，我们又往前走去，捡蛤蛎壳和石头子儿。“你想当一个阔太太吗？”我说。
爱弥丽看着我，一面笑，一面点头，意思是说“想”。“我很想当阔太太。那样，我们就都成了体面人了：我自己，我舅舅，汉，还有格米治太太。那样，要是闹起天气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替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担心。替那些可怜的打鱼的人，还是一点儿不错，要担心的；要是他们有了灾难，我们就给他们钱，帮他们。”
她这种说法，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是一幅很令人满意的图景，因此也就不是不可能的图景。我把我想到这种图景而感到快乐的话告诉了小爱弥丽，小爱弥丽一听，得到鼓励，就羞涩地说：“你这阵儿听我这一说，是不是也怕起海来了哪？”
当时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叫我害怕的。但是如果有浪卷来，即使不是很大的浪，那我相信，我想到她那几个亲人都淹死了那种可怕的情况，我也非回头撒腿就跑不可。话虽如此，我当时却回答她说，“还是不怕。”同时又添了一句，说，“你虽然嘴里说你怕，其实你好像并不怕。”因为我们那时候正溜达到一条旧栈桥或者木头埂道上面，而她呢，老紧靠着栈桥的边儿走，我真怕她掉到水里。“我怕的不是这个，”小爱弥丽说。“只是夜里刮风的时候，我老醒，醒来就想到但舅舅和汉，就不免要打哆嗦，还老觉得，真听见了他们大声喊救命。就是因为那样，我才想做阔太太。不过这个我可不怕。不信你瞧！”
在我们站的那块地方上，有一块大木头，样子巴巴裂裂的，高高地伸在深水上面，四面一点遮拦都没有。爱弥丽刚说完了“不信你瞧”这句话，就从我的身旁飕地一下顺着那块大木头跑去了。当时的情况，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要是个画家的话，那我敢说，我现在能在这儿把那天的光景一点不差地画下来，画爱弥丽如何脸上带着一种使我永远不忘的神气，眼睛往海上老远老远的地方瞧着，身子往前跳去，好像命都不要了的样子（当时我觉得是那样）。
爱弥丽轻盈而勇敢的小小形体，飘飘洒洒地转过来，又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身旁了。我也跟着就对我刚才感到的恐惧和发出来的喊声，不觉笑起来。反正我喊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附近一带，一个人影都没有。但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在我的壮年时期，有过不止一次，有过许多次，曾经想到：那女孩子那天一时莽撞的行动中，她那样狂野的远望神气中，是否也和一切未经人知的可能事物一样，可能有一种吸引她的力量，慈悲地把她引到危险里去呢？可能有一种诱惑她的力量，为她死去的父亲所允许，引她到他那儿去，使她那天有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曾有过一个时期，老纳闷儿琢磨：如果她的将来，能显示给我，让我一眼看到，而且能让我那样一个孩子完全了解，而她的性命，只要我一伸手就可以救得，那我是不是应该伸手去救她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有过一个时期——我不说这个时期很长，不过的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我自己问自己：那天早晨，小爱弥丽当着我的面儿，遭了灭顶之祸，是不是更好呢？而我的回答是：不错，是更好。
我这个话也许说得过早了。我这个话也许还不到应该说的时候。不过既然说了，就让它留着吧。
我们溜达到很远的地方，把我们认为稀罕的东西都捡起来，装了满满的好几口袋儿。把几个搁了浅的星鱼小心在意放回水里——我即便这会儿，对于这种东西，还是不了解，所以不敢说，我们这样帮助它们，它们还是感激我们，还是讨厌我们——跟着又往坡勾提先生的家走去。我们走到盛虾那个棚子的时候，在背风那一面儿站住了，天真烂漫地互相对亲了一下，跟着，我们就心情愉快、身体健壮、脸上红扑扑地走进屋里去吃早饭。“跟一对小绣眼鸟儿一样，”坡勾提先生说。坡勾提先生虽然说的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我却明白，那句话就是画眉的意思，我听了那句话，认为是夸我。
我当然爱上了小爱弥丽。我现在敢说，我当时对那个小女孩的爱，比起长大成人的时候最深的爱（尽管那也是高尚的、纯洁的），一样地真诚，一样地温柔，但是却更纯洁，更无所为而为。我敢说，我的理想，虚构了一种情况，笼罩在那个两眼碧波欲流的小妞妞身上，使她变得空灵剔透，使她变成了一个天使。如果在一个太阳辉煌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展开两个小翅膀飞起来，那我想，我还是会认为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老是相亲相爱地在亚摩斯那片凄迷苍老的荒滩上，一点钟一点钟地游荡。“日”和“夜”，老在我们身旁游戏，好像时光自己还没老，还是个小孩，并且老玩个不歇。我对爱弥丽说，她就是我的命根子。要是她不亲口承认，说我也是她的命根子，那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刀去，不活着啦。她说，我也是她的命根子，我也认为，一点儿不错，我是她的命根子。
至于说，我们的身份门第不相配，我们两个都太年轻，我们还有别的困难阻碍我们，这些问题，我和爱弥丽全都没考虑过，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曾想到将来。我们不作越长越大的打算，也就和我们不作越长越小的打算一样。我们是格米治太太和坡勾提夸赞的对象。晚上我们两个亲热地并排坐在小矮柜上的时候，她们老嘁嘁喳喳地说，“哟！多美呀！”坡勾提先生就一面抽着烟，一面瞧着我们笑；汉就整晚上，除了把个嘴咧着，什么也不做。他们在我们身上所感到的快乐，我想，就好像在一件好玩儿的玩具或者两个袖珍考利西厄姆模型上所感到的一样。
我不久就看了出来，格米治太太既然住在坡勾提先生家里，那就是寄人篱下了，以这种情况而论，她应该更叫人愉快一些才是，而实际却不是那样。格米治太太这个人的脾气，未免爱烦躁，她有的时候，老哭丧着脸嘟嘟囔囔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很小的家庭里，叫别的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很替她难过；不过，有的时候，我只觉得，如果格米治太太自己能有一个方便的小屋子，一犯起脾气来，可以一个人躲到那儿，待到心情好起来的时候，那于别人也许会好一些。
坡勾提先生有的时候往一个叫作悦来居的酒店里去；我看出这一点来，是我们到这儿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晚上。那时候，他不在家；格米治太太就在八九点钟的时候，看了看那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是往悦来居去了，她还说，早晨她就知道他要上那儿去的。
格米治太太本来就不高兴了一整天，上午炉火冒烟的时候，还一下哭了起来。“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一遇到有不遂心的事，她就这样说，“不论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跟我别扭的。”“哦，这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坡勾提说——我这儿指的还是我那个坡勾提——“再说，又并非你一个人觉得别扭，我们大家也一样地觉得别扭哇，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我可觉得更别扭，”格米治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据我看来，格米治太太在炉旁占的那个特别给她留出来的地方，是最暖和、最严实的，她坐的那把椅子，也毫无疑问，是最舒服的；但是那一天，她却什么都看着不顺眼。她老抱怨“冷啊，冷啊”，老说，冷风吹到她背上，把她叫作是“哆嗦病”的毛病又勾起来了。到后来，她竟因为冷，淌起眼泪来，又说，她“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不论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跟她别扭的”。“一点儿不错，很冷，”坡勾提说。“没有人说不冷的。”“可是我比别人觉得更冷，”格米治太太说。
在吃正餐的时候，格米治太太也是一个劲儿地不高兴。他们因为我是贵客，总是先给我“布菜”，给我“布”了以后，跟着就给格米治太太“布”。那天的鱼，个儿又小，刺又多，土豆也有点儿糊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说我们也觉得有些扫兴。但是格米治太太却说，她比我们觉得更扫兴。跟着又淌起眼泪来，含着一肚子苦水的样子把前面那句话又说了一遍。
这样一来，九点钟左右，坡勾提先生从外面回来了的时候，这位苦命的格米治太太正非常苦恼、非常沮丧地坐在她自己独占的那个旮旯那儿打毛活。坡勾提一直都很高兴地在那儿做针线活儿。汉就老在那儿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就念书给他们听，旁边坐着爱弥丽。格米治太太除了发出一声凄楚的叹息而外，再就没吱一声儿，从吃了茶点以后也没再抬头。“喂，伙计们，”坡勾提先生说，一面落座，“你们都好哇？”
我们大家，有的用语言，有的用表情，对他欢迎。只有格米治太太，也没说什么话，也没作什么表示，只一面打着毛活，一面直摇脑袋。“又怎么啦？”坡勾提先生说，同时把双手一拍。“鼓起兴致来好啦，老姏！”（坡勾提先生的意思是说老姑娘。）
格米治太太好像怎么也鼓不起兴致来。她掏出一块黑绸子旧手绢儿，用它擦眼睛，擦完了，并没把它放回口袋儿里，仍旧把它放在外面，又用它擦了一回眼睛，擦完了，仍旧把它放在外面，预备要用的时候，就在手头儿。“又怎么啦，嫂子，”坡勾提先生说。“不怎么，”格米治太太回答说。“你又上悦来居去来着，是不是，但尔？”“哦，不错，我今儿晚上上悦来居去来着，在那儿待了不大的一会儿，”坡勾提先生说。“我很难过，把你逼得往那儿跑，”格米治太太说。“把我逼得往那儿跑？我还用人逼！”坡勾提先生很老实的样子大笑着说。“我自己就巴不得老往那儿跑哪。”“巴不得老往那儿跑，”格米治太太说，一面又摇头，又擦眼泪。“不错，不错，巴不得老往那儿跑。我很难过，都是因为我，才叫你巴不得老往那儿跑。”“因为你？决不是因为你！”坡勾提先生说。“你千万可别往那方面想。”“我说是，是因为我，”格米治太太喊着说。“我难道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吗？我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不但所有的事儿跟我都没有不别扭的，我还跟所有的人，不论是谁，也都没有不别扭的？不错，不错，不论什么事儿，我偏比别人更爱心里别扭，还比别人更爱在外面露出来心里的别扭。这就是我命苦的地方。”
我坐在那儿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我的确不由得要认为，命苦的不但是格米治太太一个人，这一家还有别的人，沾了她的光，也跟着命苦呢。但是坡勾提先生却没用这种话来对付格米治太太，他只求格米治太太鼓起兴致来，作为回答。“我本来不想要这样，但是这可由不得我自己，”格米治太太说，“太由不得我自己了。我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苦命叫我觉得什么事儿都别扭。我老觉得我的命苦，这样一来，就老觉得什么都跟我别扭了。我倒是想要拿命苦不当回事，但是我可又没法子不拿它当回事。我倒是想要把心一狠，叫它去它的，但是我的心可又狠不起来。我把这一家人都闹得挺别扭的。这我并不觉得奇怪。我今儿就把你妹妹一整天都闹得挺别扭的，把卫少爷也闹得挺别扭的。”
我听到这儿，心一下软起来，非常难过，不由得大声说道，“没有的话，格米治太太，你并没把我闹得挺别扭的。”“我这样，本来十二分地不对，”格米治太太说。“我这样报答你，太不应该了。我顶好上‘院’里去，在那儿把眼一闭就完了。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顶好别在这儿闹别扭。要是凡事都要跟我别扭，我自己也非别扭不可，那让我到我那个区上，在那儿别扭去好啦。但尔，我顶好到‘院’里去，在那儿把眼一闭，免得连累你们！”
格米治太太说完了这番话，就起身走开，睡觉去了。坡勾提先生一直没露丝毫任何别的感情，只一味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现在格米治太太走了，他把我们几个瞧了一眼，满脸都带着原先使他激动的那种最深切的同情，一面点头，一面低声说：“她这是又想起她那个旧人儿来了！”
我不大明白，格米治太太想的这个旧人儿是谁，后来坡勾提打发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才告诉我，说那就是死去的格米治先生。她又说，一遇到格米治太太犯了脾气，她哥哥就把她那是又想起格米治先生来了这句话当作是公认的事实，这种想法，老使他深深地感动。那天夜里，他上了他的吊床以后，过了好久，我还听见他对汉说，“可怜！她这是又想起她那个旧人儿来了。”我们在这儿待的那段时间里，不论多会儿，只要格米治太太犯了同样的毛病（有过几次），他就老说这句话来打圆场，说的时候，永远是带着最温柔的同情心。
这样，两个星期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潮水的涨落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潮水的变化改变了坡勾提先生出门儿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汉工作的时间。汉没有事的时候，有时和我们走一走，把大船和小船指给我们瞧，还带着我们划了一两次船。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印象，往往在有些方面深刻，在有些方面淡漠。虽然我说不出这是什么道理，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确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有关人们童年时期的印象，更容易有这种情况。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听到亚摩斯这个名字，或者看到亚摩斯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一个礼拜天早晨在海滩上的光景。那时候，教堂的钟当当地响，招呼人们去做礼拜，小爱弥丽靠在我的肩膀上，汉懒洋洋地往水里扔小石头，太阳就在海的那一面儿刚刚透过了浓雾，把几条船显示出来，那几条船从雾里看来，和它们自己的影子一样。
后来回家的日子到底来到了。我和坡勾提先生，和格米治太太分别，还能咬着牙忍受；但是我和小爱弥丽分离，心里那份难过，真像刀子扎的一样。我们两个胳膊挽着胳膊，一块儿走到车夫落脚的客店，在路上，我答应她，一定给她写信（我后来把我答应她的这句话办到了，我写给她那封信上的字比普通用手写的出租招贴上面的字还大）。我们分别的时候，悲不自胜。如果我一生中，心头的肉挖去过一块的话，那就是那一天挖去的。
我在坡勾提先生家里住着的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家，又一度忘恩负义，没大想起，或者说，一点儿也没想起。但是我现在刚一朝着它转去，我那童年的良心，就好像带着责问我的态度，用坚定的指头，往那方面指。我那时感觉到，家才是我的安乐窝，我母亲才是我的贴心人，才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当时我的情绪低落，这种感觉越发显著。
我们一路前行，这种心理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因此我们离家越近，看见的光景越熟悉，我就越急于要回到家里，要一头扎到我母亲怀里。但是坡勾提她自己却不但没有和我一样的急切心情，反倒连我有的这种心情都想要压服下去（虽然是很柔和的）。她看起来好像心慌意乱、无情无绪似的。
不管坡勾提怎么样，反正只要马肯走，我们总归是要到布伦得屯的栖鸦庐的，而且到底也真到了那儿了。我们到家那时候的光景，我记得太清楚了：那时正是下午，天气寒冷，天色阴沉，密云四布，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
门开开了，我在又快活又兴奋的心情下，半哭、半笑，一心只想门里面一定是我母亲。但是却并不是我母亲，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佣人。“这是怎么回事，坡勾提？”我很懊丧地问。“我妈难道还没回来吗？”“回来啦，回来啦，卫少爷，”坡勾提说。“她早就回来啦。你等一会儿，卫少爷，我有——我有一句话跟你说。”
坡勾提当时心烦意乱，再加上她本来下车就很笨手笨脚的，所以她把身子弄得歪扭曲折，成了样子顶特别的彩绸了。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满怀诧异，顾不得跟她说这个。她下了车以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厨房里，还把门关上了。我当时一面跟着她走，一面诧异极了。“坡勾提！”我那时吓得什么似的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啦吧？”“没出什么事儿，我的乖乖，我的卫少爷！”她装作轻松快活的样子答道。“我敢说，一定出了事儿啦。妈在哪儿哪？”“妈在哪儿哪，卫少爷？”坡勾提重了一遍。“是啊，妈在哪儿哪？她怎么没到大门那儿去接咱们哪？咱们上厨房这儿来干什么哪？哦，坡勾提啊！”这时候我满眼是泪，觉得头发晕，仿佛要摔倒了。“哎呀，我的乖乖！”坡勾提喊道，一面抱住了我。“你怎么啦？说话呀，我的宝贝儿！”“别是她也死了吧？哦，别是妈也死了吧，坡勾提？”
坡勾提大声喊道，“没有！”喊的嗓门儿大得惊人，跟着坐下直喘；一面说，我叫她吃了一惊。
我使劲儿抱了她一抱，给她压惊，或者说，使她惊定而喜。跟着就在她面前，带着焦急探询的神气看着她。“你要知道，乖乖，我本来应该早就告诉你来着，”坡勾提说，“不过，我可老没得到机会。其实没有机会我也应该找机会才对。不过我可老不能切乎”——在坡勾提所能调动指挥的词汇里，“切乎”永远是代替“确乎”的字眼儿——“拿出那副心肠来。”“有什么话你快说吧，”我说。这会儿吓得比先前更厉害了。“卫少爷，”坡勾提一面手哆嗦着把帽带解开，一面好像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说，“你猜是什么事儿吧？你有啦爸爸啦！”
我一听这话，登时浑身哆嗦起来，脸也白了。好像有一样东西，跟教堂墓地里的坟联系在一块儿，跟死人复活联系在一块儿——至于究竟是什么，究竟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说不出来——像一股毒风一样，扑到我身上。“一个新爸爸，”坡勾提说。“一个新爸爸？”我跟着她重了一遍。
坡勾提倒抽了一口气儿，好像要咽什么很硬的东西却咽不下去似的，跟着伸出手来说：“跟我来，去见他——”“我不要见他。”“——和你妈，”坡勾提说。
我一听说去见我妈，就不再使性子了，于是跟着坡勾提，一直来到我们那个顶阔气的起坐间；她把我送到那儿就走了。只见壁炉的一边坐着我母亲，另一边坐着枚得孙先生。我母亲一见我，把手里的活儿扔下，急急忙忙地，不过同时我觉到，也畏畏缩缩地，站了起来。“我说，我的亲爱的珂莱萝，”枚得孙先生说，“沉住了气！克制自己，永远要克制自己！卫，你这孩子，你好哇？”
我和他握了一握手，跟着愣了一下才过去吻我母亲。她也吻我，又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就又坐下做活儿去了。我不敢瞧她，我也不敢瞧枚得孙先生；因为我很明白，他正瞧着我们母子两个呢。于是我就转身，走到窗户那儿；往外面那几棵小树那儿看去，只见那几棵小树，正在寒风中低头瑟缩。
一到我能溜溜湫湫地走开的时候，我就溜溜湫湫地上了楼。我发现，我那个亲爱的老卧室，已经换了屋子，我让人家安置在一个冷落的地方了。我溜达到楼下，要看一看，还有什么没改样儿的东西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大大地改了样儿了。我溜达到院子里，但是，却一下就又从那儿缩回去了，因为原先那个狗窝里，本来没有狗，现在却有一条大狗趴在那儿，这条狗，声音沉浊，皮毛深黑，和他一样——它一见我，就龇着牙，咧着嘴，跳到窝外，要来扑我。
第四章 受辱蒙羞
如果我新搬进来的这个卧室，是个有知觉的东西，会作见证，那我现在都可以恳求它——现在又是谁在那儿睡觉呢，我真纳闷儿——让它证明，我那天到那儿去的时候，我心里有多沉重。我要往那个屋子里去，上楼梯的时候，一路都听见院子里的狗直冲着我叫。我进了屋里，直发愣，直发傻，呆呆地瞧着屋子，也和屋子直发愣，直发傻，呆呆地瞧着我一样。我当时坐下去，叉着两只小手儿，琢磨起来。
我琢磨的都是顶古怪的东西。我琢磨这个屋子的样子；琢磨天花板上裂的缝子；琢磨墙上糊的纸；琢磨窗玻璃上打碎了的裂纹，它们把窗外的景物都弄得好像上面有一层水纹、一些漩涡似的；琢磨那个只剩了三条腿因而摇晃不稳的脸盆架儿，只见它好像带出一种满腹牢骚的神气，令人想到格米治太太怀念那个旧人儿的样子。我那时候，一直地老哭，不过，除了感觉到身上发冷，心里沮丧而外，我敢说，我总也没想到我为什么哭。到后来，我孤寂无聊到极点，就忽然想到，只有我和小爱弥丽才真是相亲相爱；而现在他们却硬把我和她拆开了，把我弄到这样一个好像没有人要我、没有人理我的地方，把我弄到这样一个连像她那样待我一半都不如的地方。我想到这儿，苦恼之极，把被的一角裹在身上，哭着睡了。
我睡梦中听见有人说，“他在这儿哪”，同时觉得，有人把被从我那发热的脑袋上揭开了。我醒来一看，原来是我母亲和坡勾提找我来了，说话的和揭被的，就是她们两个里面的一个。“卫，”我母亲说，“你怎么啦？”
她居然会问我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我当时就说，“不怎么。”我记得，我当时把脸转到里面，不让她看见我正在发抖的嘴唇，其实我那发抖的嘴唇，才是对她更能说明事实真相的答复。“卫，”我母亲说，“卫，我的孩子！”
我敢说，那时候所有她能说的话里，都没有她这句“我的孩子”能使我更感动的了。我使劲用被蒙着我的脸，不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她要抱我起来的时候，我使劲用手推她。“这都是你闹的，坡勾提，你这个狠心的！”我母亲说。“我知道，这毫无疑问，都是你闹的。我真纳闷儿，不知道你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居然能调唆我的孩子，叫他存心反对我，叫他存心反对我的亲人。你这都是什么意思，坡勾提？”
可怜的坡勾提，只把手一举，把眼一翻，嘴里像把我平常饭后老说的那几句祷词换了一种说法那样，说，“上天可有眼，考坡菲太太；我只求告，你对你此刻说的这种话，以后永远也别后悔！”“这简直地是叫人发疯啊，”我母亲喊着说。“我这连蜜月还没过完哪！本来应该是：连跟我有深仇大恨的人，都要心软一下，都要收拾起嫉妒，好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过几天快活日子。卫，你这个淘气的孩子！坡勾提，你这个野人一样的东西！哎呀！”我母亲烦躁不耐、由性任意的样子，骂我一句，又骂坡勾提一句。“这是什么世界啊，有这么些麻烦！我们本来还以为，我们有充分的权力，盼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多遂心就多遂心哪！”
那时我觉得有一只手来抓我，我觉得那只手既不是我母亲的，也不是坡勾提的。我跟着就顺着床沿儿溜到地上，站起来了。那原来是枚得孙先生的手，他一面抓住了我一只膀子，一面说：“这是怎么啦？珂莱萝，我爱，难道你忘了吗？——要坚定啊，我的亲爱的！”“实在抱歉，爱德华，”我母亲说。“我本来真想乖乖地听话来着，谁知道可闹得叫人这样不好受哪！”“有这种事！”他回答说。“刚刚开头，你就说这种不中听的话了，珂莱萝。”“把我弄到现在这样，真太难堪了。”我母亲把嘴一撅，回答说。“实在是——太难堪了——难道不是吗？”
枚得孙先生把我母亲拖到他身前，又跟她咬耳朵，又吻她。我当时看到我母亲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膀子挨到他的脖子上，我就知道，像她那样柔顺的脾气，枚得孙先生愿意怎么拨弄她，就能怎么拨弄她。我现在知道，他也确实把这个办到了。“你先到下面去，我爱，”枚得孙先生说，“我和大卫一会儿就一块儿下去。”他对我母亲点了点头，笑了笑，把她这样打发开，看着她出去了，跟着就把脸沉下来，对坡勾提说，“我说，你这位朋友，你知道你太太姓什么吧？”“我伺候她伺候了这么些年了，先生，”坡勾提说，“我还能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这话不错。”他回答说。“但是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可好像听见，你称呼她，用的不是她的姓。她现在跟着我姓啦，你不知道吗？你要把这个记住啦，听见啦没有！”
坡勾提一句话也没再说，只很不放心地看了我几眼，一面打躬屈膝，一直躬出屋子去了。我猜想，她一定是看出来枚得孙先生要她出去，同时，她想在屋里待下去，又找不到借口，所以才不得已走了。屋子里就剩了我和枚得孙先生两个人了，那时候，他先把门关好了，在椅子上坐下，叫我站在他前面，用手抓住了我，然后目不转睛地一直往我脸上瞧。我觉得，我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往他脸上瞧，也是目不转睛地。我现在回想起我们俩当时这样面对面地他瞧我、我瞧他的光景，我好像又听见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乱蹦乱跳。“大卫，”他说，说完了，把两唇紧紧一闭，叫它们变得很薄。“比方我养活了一匹马，或者十条狗，它的性子拗，不听话，那你说我对付它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揍它。”
我刚才回答他那句话，是憋住了气，打着喳喳说的；我现在不说话了，才感觉到呼吸急促起来。“我叫它怕，叫它疼。我自己跟自己说，‘我要制伏这个家伙’，即便那样办会要了它的命，我也一定要那样办。你脸上这是什么？”“泥儿，”我说。
他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脸上是泪痕，就和我知道得一样地清楚。不过，即便他把这句话问我二十遍，每问一遍都打我二十下，那我相信，我都宁肯让我那颗孩子的心迸出来，也决不肯对他招认。“你人虽小，心眼儿可不少，啊，”他说，一面做出他个人所独有的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来。“我看你还真知道我的脾气。快把那个脸洗一洗，老先生，好跟我一块儿到楼下去。”
他一面用手指着脸盆架儿（就是我拿格米治太太打比方的那个脸盆架儿），一面把头一甩，叫我马上就照着他吩咐的话办。我知道，如果我稍有迟疑，那他一定要毫不顾惜，一下就把我打趴下；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就没有任何怀疑，现在更没有丝毫怀疑。
我照着他的话把脸洗了，他就抓住了我的膀子，把我一直押解到起坐间，然后对我母亲说：“珂莱萝，亲爱的，我希望，你现在不会再觉得不好受了。咱们不用多久，就可以把这孩子的小孩子脾气改过来了。”
我的天哪！那时候，如果他给我一句好话，那我可能一辈子都改好了，可能一辈子都变成了另一种样子的人；那时候，他只要说一句鼓励我的话，说一句讲明道理的话，说一句可怜我年幼无知的话，说一句欢迎我回家的话，说一句使我放心，感觉到这个家还真是我的家的话：只要说这样一句话，那我就可以不但不用外面作假敷衍他，而反倒要打心里孝顺他，不但不恨他，而反倒要尊敬他。我当时知道，我母亲看到我站在屋里那样战战兢兢，那样愣愣傻傻，也很难过。待了一会儿，我偷偷地溜到一把椅子前面，她用眼瞧着我的时候，露出比以前还要难过的样子来——因为她瞧不见一个小孩子走起路来那种活泼自然的脚步了。但是当时却没人说那个话，而说那个话的时机，却稍纵即逝了。
吃饭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枚得孙先生好像很喜欢我母亲——但是我恐怕我可并没因为他那样就喜欢他——我母亲也很喜欢他。我从他们两个谈的话里，知道他有个姐姐，要上我们家来住，那天晚上就可以到。枚得孙先生本人，并没躬亲作任何经营，但是在伦敦一家酒厂里有股份，或者说在那儿每年可以分到红利；他曾祖的时候，那家酒厂就和他家有关系；他姐姐也和他一样，在那家酒厂有权益关系。这个话是我当时就知道了的呢，还是后来才知道的呢，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不过不必管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反正我可以在这儿提一提。
吃完了正餐以后，我们都坐在炉旁，我就琢磨，有什么法子，能不让人发觉我竟胆敢溜走、而就逃到坡勾提那儿，免得把这一家的主人招恼了：正在这样不得主意的时候，一辆大马车在我们家园庭的栅栏门外停住，跟着枚得孙先生就起身走出，迎接来客去了。我母亲跟在他后面。我就提心吊胆地跟在我母亲后面。我母亲在起坐间门口，趁着暮色苍茫，转身像平常那样把我抱住，在我耳边上偷偷地告诉我，叫我孝顺我的新爸爸，听他的话。她这样抱我、告诉我的时候，是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好像做的是什么亏心事似的，但是却又极其温柔慈爱地。她把她的手向后伸着，握住我的手，我们走到枚得孙先生在园庭里站的地方，她就把我的手放开，用她的手挽着枚得孙先生的胳膊。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枚得孙小姐。只见这个妇人，满脸肃杀，发肤深色，和她兄弟一样，面目、嗓音，也都和她兄弟非常地像。两道眉毛非常地浓，在大鼻子上面几乎都联到一块儿了，好像因为她是女性，受了冤屈，天生地不能长胡子，所以才把胡子这笔账，转到眉毛的账上了。她带来了两个棱角峻嶒、非常坚硬的大黑箱子，用非常坚硬的铜钉，把她那姓名的字头，在箱子的盖儿上钉出来。她开发车钱的时候，她的钱是从一个非常坚硬的钢制钱包儿里拿出来的，而她这个钱包儿，又是装在一个和监狱似的手提包里，用一条粗链子挂在胳膊上，关上的时候像狠狠地咬了一口一样。我长到那个时候，还从来没见过别的妇人，有像枚得孙小姐那样完全如钢似铁的。
枚得孙先生和我母亲，对枚得孙小姐作了许多欢迎的表示，把她领到起坐间，她在那儿郑重其事地认了我母亲这个新至亲。于是她瞧着我说：“弟妹，这是你的小子吗？”
我母亲说，是。“说起来，我是不喜欢小子的，”枚得孙小姐说，“你好哇，小子？”
在这样令人鼓舞的情况下，我答道，我很好，我希望她也很好；我说的时候，态度不够恭敬的，因此惹得枚得孙小姐只用三个字就把我一下打发了：“缺家教！”
她把这三个字清清楚楚地说完了以后，就道劳驾，说要看看她的屋子在哪儿。那个屋子，从那个时候以后，就成了一个壁垒森严、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了。在那儿，那两个黑箱子，从来没有人看见打开过，也没有人看见有没锁着的时候。在那儿（因为她不在屋里的时候，我有一两次扒着门缝儿往里瞧过）有无数的小钢手铐和铆钉儿，森严可畏，罗列成行，挂在镜子上，那是枚得孙小姐打扮的时候戴的。
据我所能了解到的，她这一来，就一下扎下了根，再也不打算走了。第二天早晨，她就开始“帮”起我母亲来，一整天的工夫，都在那个放东西的小屋子里进进出出；她说是叫每样东西都各得其所，其实是把原来的安排弄得天翻地覆。枚得孙小姐的脑子里，老疑神疑鬼，纠缠不清，认为女仆们弄了个男人在家里，不定藏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她这个人突出的特点，让我几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的。由于这样活见鬼，她往往在特别古怪的时候，钻到盛煤的地窨子里，每次开完了黑咕隆咚的橱子，总要把橱门砰的一声关上，一心相信，她已经抓着了那个男人了。
枚得孙小姐这个人，虽然绝对没有飘然凌空的体态，而在早起这一点上，却完全和云雀一样。家里别的人，还都没有动静，她就起来了（去抓藏在这所房子里那个人，这是我一直到现在还信以为然的）。根据坡勾提的看法，枚得孙小姐即便睡觉的时候，也睁着一只眼睛；不过我却不同意她这种说法；因为我听她这样说了以后，自己曾试过，结果办不到。
她来了以后第二天早晨，鸡刚一叫，就起来拉铃儿。我母亲下楼吃早饭，要预备茶的时候，枚得孙小姐在她腮上啄了一下，那就是她最近乎一吻的举动，同时说：“我说，珂莱萝，我的亲爱的，我到这儿来，你是知道的，是要把所有的麻烦事儿，都替你担负起来。因为你太漂亮了，太不会思前虑后的了”——我母亲听了这个话，脸上虽然一红，却不由得笑起来，人家把她说成这样的人，她好像并没不高兴，——“如果什么事儿都硬要叫你做，就不合适了；所以凡是我能做的，都由我来做好啦。你要是不见外，把你的钥匙都交给我，我的亲爱的，那以后所有这些事儿，我就都替你办了。”
从那个时候以后，枚得孙小姐，白天把那些钥匙放在她那个小小的监狱里，晚上就把它们放在她的枕头底下，我母亲就算是跟它们完全无缘了，也就像我跟它们完全无缘一样。
我母亲并不是连一丝一毫都没反抗，就让她的大权旁落的。有一天晚上，枚得孙小姐跟她兄弟谈论家务，她提了一些办法，他就表示了赞同。他们正谈着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她本来还以为，他们可以跟她商议商议哪。“珂莱萝！”枚得孙先生态度严厉地说。“珂莱萝！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哦，你对我说，你没想到我会这样，那倒很好，爱德华！”我母亲哭着说。“你对我说，我应该坚定，那也很好。但是叫你自己这样，你可就要不高兴了。”
我可以说一下，坚定就是枚得孙姐弟二人共同立身处世的伟大依傍。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对这种伟大依傍怎样了解，那不管我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反正我自己有一套看法；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所说的坚定，就是暴虐的别名，也就是他们两个所共有的那种脾气——那种阴沉、傲慢、魔鬼一般的脾气——的别名。如果现在让我说的话，他们的信条是这样的：枚得孙先生坚定，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别人都不许像他那样坚定：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别人都绝对不许坚定，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屈服于他的坚定之下。只有枚得孙小姐是例外。她也可以坚定，不过她的坚定是有分寸的，她的坚定只能是低一级的，只能是一个附庸。我母亲是另一个例外。她可以坚定，而且必须坚定，但是她那种坚定，却只是要坚定地忍受他们的坚定，坚定地相信世界之上，没有别的坚定。“太难堪了，”我母亲说，“在我自己家里——”“我自己家里？”枚得孙先生重了一遍说。“珂莱萝！”“我的意思是说，在咱们自己家里，”我母亲显然吓坏了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我想你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的，爱德华——在你自己家里，我可对于家务，连一句话都不能说，真太难堪了。我敢说，咱们没结婚以前，我管家管得很不错。我这个话并不是瞎说，我有见证，”我母亲哭着说。“你问问坡勾提，没有别人来插手的时候，我是不是管得很好？”“爱德华，”枚得孙小姐说，“咱们不必闹啦。我明儿就走。”“捷恩·枚得孙，”她兄弟说。“不许你开口！听你这个话好像暗含着，说你不知道我的脾气似的，你怎么敢这样！”“我决没有叫别人走的意思，这是清清楚楚的。”我那可怜的母亲，让他们挤对得走投无路，流了许多眼泪，接着说。“要是有人要走，那我就非难过不可，就非苦恼不可。我并非要这样，要那样。我并不是不讲理。我只求你们有的时候也和我商议商议就够了。不论谁，凡是帮我的忙的，我都感激。我只求你们，仅仅作为一种形式，有的时候和我商议商议就够了。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我还认为，你因为我没有世事经验，还像个少女，挺喜欢我哪。——一点不错，你这样说过——但是现在你可又好像因为我这样，又嫌我了，因为你对我那样严厉么。”“爱德华，”枚得孙小姐说，“咱们不必闹啦。我明儿就走。”“捷恩·枚得孙，”枚得孙先生大发雷霆说。“你不开口成不成？你怎么这样大胆！”
枚得孙小姐好像从狱里提犯人那样，把手绢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捂在眼上。“珂莱萝，”他把眼盯着我母亲接着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真一点也没料到你会这样！不错，我本来想，娶一个单纯天真、没经过什么事儿的女人，把她的性格改造一下，把她缺少的坚定果断灌输点给她，是一桩快事。但是，现在捷恩·枚得孙，不怕麻烦，在这方面来帮我的忙，为了我，来当一个等于是女管家的角色，可遇到了以怨报德的——”“哦，我求你，我求你，爱德华，”我母亲喊着说，“千万别说我忘恩负义。我敢说，我决没有忘恩负义。以前没有任何人说过我那种话。我这个人，当然有好些毛病，但是可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哦，你千万可别说我是那种人，我的亲爱的！”“我刚才说，现在，捷恩·枚得孙遇到了，”他等到我母亲不言语了的时候，接着说，“以怨报德的情况，那我的感情就冷淡了、就改变了。”“我爱，你不要说这种话啦，”我母亲很可怜的样子哀求说。“哦，别说这种话啦，爱德华！这种话我听了可真受不了。不管我这个人怎么样，反正我的心肠可最软，一点不错，我的心肠最软。我确实知道，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这样说。不信你问坡勾提。我敢保，她一定会告诉你，说我的心肠最软。”“一味的软弱，不管够到什么程度，珂莱萝，”枚得孙先生回答说，“对我都丝毫没有影响。你说这些话，净是白费气力。”“咱们和好吧，”我母亲说。“叫我在冷冷淡淡或是别别扭扭的情况下和人相处，我可受不了。我很抱歉。我知道我有好多毛病；爱德华，你肯不怕麻烦，用你的毅力来改正我的毛病，那你太好了。捷恩，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啦。你要是一动走的念头，那我的心就非碎了不可——”我母亲说到这儿，悲不自胜，说不下去了。“捷恩·枚得孙，”枚得孙先生对他姐姐说，“咱们两个，以前可从来没有过疾言厉色。今儿晚上，发生了这样从没有过的事，并不能说是我的错儿；我这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才误入歧途。也不能说是你的错儿，你也是受了别人的连累，才误入歧途。咱们顶好都把今儿晚上这个碴儿忘了好啦。”他说了前面那几句宽宏大量的话以后，又补了一句，“再说，这种光景，让小孩子看着，也不像话。大卫，你睡觉去吧！”
我满眼都是泪，几乎都找不到门了。我看着我母亲受这样的罪真难过。不过我还是摸索着出了屋子，又暗中摸索着上了楼，来到了我的寝室，连去对坡勾提说“夜安”，跟她要支蜡的心肠都没有了。过了一个钟头左右，坡勾提上楼来找我，把我聒醒了，那时候，她告诉我，说我母亲凄凄惶惶地睡觉去了，只有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两个人坐在那儿。
我第二天下楼，比平常略早一些。我来到起坐间门外，听见我母亲的声音，我就站住了。只听她正在那儿低声下气地哀恳枚得孙小姐饶了她这一遭儿；那位小姐总算开恩，不再怪她，两个人才算完全言归于好。从那时候以后，我只知道，我母亲对于任何事，不先请示枚得孙小姐，或者不先想法确实弄清楚了枚得孙小姐是什么意见，就决不敢表示意见。我每逢看见枚得孙小姐一发脾气（她在那一方面最拿不住，最不坚定），把手伸到手提包那儿，好像要掏钥匙、把它交还我母亲，我就看见我母亲吓得心惊胆战。
枚得孙一家的血统里这种沉郁的病态，使枚得孙氏的宗教信仰都带上了沉郁阴暗的色彩，使它变得严峻、狰狞。我从那时起，曾琢磨过，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有这种性质，是枚得孙先生的坚定必有的结果。他对任何人，只要找到惩罚的借口，就一定给那个人最严厉的惩罚中最重的分量，决不放过，决不宽贷。既然如此，所以我们上教堂的时候，他们那种森然逼人的面目，教堂里那种改变了的气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现在回忆起来，就好像可怕的礼拜天又来到了：在那几个排成一队的人里面，我是第一个进教堂的，好像是一个俘虏，叫人押着去做苦工。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枚得孙小姐又出现了：只见她穿着像是用黑棺罩做的天鹅绒长袍，紧跟在我后面，她后面是我母亲，我母亲后面就是她丈夫。现在和从前不一样了，没有坡勾提跟我们在一块儿了。我好像又听见枚得孙小姐嘟嘟囔囔地应答，碰到令人畏惧的字眼，就带着从残忍中尝到滋味的样子津津有味地使劲念诵。我好像又看见她说“苦难的罪人”的时候，她那两只黑眼睛，在全体会众身上转，好像她对全体会众咒骂。我好像又看到了我那难得看见的母亲，夹在他们两个中间，胆怯心惊地动着嘴唇，而他们两个，就一边一个，在她的耳边上，像闷雷那样咕噜。我又一次忽然害怕起来，心里纳闷儿，不知道是否我们的老牧师错了，而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对了，是否天上的天使，都是毁灭的天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动一动手指头，或者松一松脸上的筋肉，枚得孙小姐就用她的《公祷书》杵我，把我的肋条杵得生疼。
不错，我又看到了这种种情况，不但如此，我还又一次看到，我们从教堂里回家的时候，有的邻居，瞧瞧我母亲，又瞧瞧我，跟着又交头接耳地谈起来。我还又一次看到，他们三个胳膊挽着胳膊往前走，我一个人在后面滞留，那时候，我也跟着邻居们的眼光瞧我母亲，同时心里纳闷儿，不知道我母亲的脚步，是不是当真没有我从前看到的那样轻快了，她的美丽轻盈，是不是当真因为受到折磨而消失无余了。我还又一次纳闷儿，不知道邻居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想起从前我们俩——她和我——回家的情况。我就这样，在寂寞无聊、阴沉抑郁的时候，一整天一整天呆呆地纳闷儿，琢磨所有这一类的情况。
他们曾有时谈到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上学。这是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提出来的，我母亲当然同意。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最后商定，所以在这个期间以内，我在家里学习。
那种学习，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监督我的人，名义上是我母亲，实际上却是枚得孙先生和他姐姐，他们永远在场。那正是他们给我母亲灌输、他们胡叫作是坚定的那种教育的绝好机会；这种坚定真正地是我们母子两个命中的魔星。我相信，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目的，才把我留在家里的。我和我母亲两个人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我对于学习，本来很灵快，很喜欢。我现在还模模糊糊地记得我在她膝前学字母的情况。一直到现在，我看到了童蒙课本上那种又粗又黑的字母，它们那种使人迷惑的新异样子，还有O、Q和S这三个字母那种好像笑嘻嘻的样子，就好像又和从前一样在我面前出现。它们并没有引起我厌恶或者勉强的感觉。不但没有那样，我还好像一路走的都是花儿遍开的地方，我就那样一直走到讲鳄鱼的书，并且一路上都有我母亲温柔的声音和态度，来鼓励我前进。但是现在接着那种学习而来的严厉课程，我记得，却把我的平静一击而歼灭无余了，使课程本身，变成天天得做的苦活、天天得受的苦难了。我现在学的功课，又长，又多，又难——其中有一些，我完全不懂——对于这些功课通常我总是完全莫名其妙，我相信，就跟我那可怜的母亲一样。
现在，让我回忆一下这种课程都是怎样进行的，使一天的早晨重新出现好啦。
吃了早饭，我就带着课本、练习本和石板，上了我们家那个次好的起坐间。我母亲这时候早就坐在书桌后面，专诚等着我了。但是她这个专诚，却还不及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的一半儿呢：他们两个，一个坐在窗前的安乐椅上（假装着看书），一个坐在离我母亲很近的地方串钢珠儿。我一见他们两个，我就心里嘀咕，就开始觉得，我原先费了不知多大的劲儿才记在脑子里的东西，都一齐溜走了，溜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我附带地说一句，我真纳闷儿，不知道它们到底都到哪儿去了。
我把头一本书递给了我母亲。那也许是语法，也许是历史，再不就是地理。我把书递到她手里的时候，我就像要淹死的人那样，最后把书看了一眼，一开始的时候，趁着书刚念会了的新鲜劲儿，用赛跑的速度高声背起来。于是有一个字打了一个顿儿，枚得孙先生抬起头来瞧，又有一个字打了一个顿儿，枚得孙小姐抬起头来瞧。我的脸红了，我有六七个字连连打顿，最后完全打住。我想，我母亲如果敢的话，她一定会把书给我看的，但是她却不敢。她只轻柔地说：“哦，卫呀，卫呀！”“我说，珂莱萝，”枚得孙先生说，“对这孩子要坚定。不要净说‘哦，卫呀，卫呀’。那太小孩子气了。他念会了就是念会了，没念会就是没念会。”“他没念会，”枚得孙小姐令人悚然可怕地插了一句说。“我也恐怕他没念会，”我母亲说。“那样的话，你要知道，珂莱萝，”枚得孙小姐回答说，“你就该把书还他，叫他再念去。”“不错，当然该那样，”我母亲说。“我也正想把书还他哪，我的亲爱的捷恩。现在，卫，你再念一遍，可不许再这么笨啦。”
我遵从了这个告诫的前半，又念了一遍，但是对于这个告诫的后半，却没成功，因为我非常地笨。这一次连头一次背到的地方都没背到；我第一次本来会背得很对的地方，这一次却也忘了。我就打住了想底下的。但是我想的却不是我的功课。叫我想我的功课，是办不到的。我想的是枚得孙小姐做帽子的纱布有多少码，想的是枚得孙先生的睡衣值多少钱，还有诸如此类与我毫不相干、而且我也决不想和它有什么相干的荒谬问题。枚得孙先生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这本是我早就料到了必有的动作。枚得孙小姐也不耐烦地动了一下。我母亲低声下气地往他们那面斜着眼瞧了一眼，把书合上，作为我的欠债，等到我别的功课都做完了的时候再补。
一会儿，这种欠债的书就摞成一摞了，欠的债像在雪里滚的雪球一样，越涨越大。欠的债越多，我也就越笨。事情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了，我觉得我陷到一片荒谬愚蠢的烂泥里去了，因此我就完全不作从那里面挣扎出来的想法，而把一切付之于天。在我越来越错的时候，我母亲和我那样毫无办法地你看我、我看你的情况，真是凄惨之至。但是在这种折磨人的功课里，最令人难过的是，我母亲（以为没有人注意她）嘴唇稍微一动，想给我点儿启发，那时候，枚得孙小姐（她坐在那儿，没有别的事，就老在那儿埋伏着窥伺这种机会）就用低沉的警告声音说：“珂莱萝！”
我母亲吓得一跳，脸上一红，要笑又笑不出来。枚得孙先生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书本，朝着我打，再不就用它打我的耳光，然后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推到门外面。
即便我把功课都做好了，还有更难的跟在后面。这就是可怕的算术。这种算术，是专为我想出来的，题目由枚得孙先生亲自口述，开头是：“我到一个干酪铺子里买了五千块双料格勒斯特干酪，一块干酪四便士零半便士，一共多少钱。”这个题目一出，我就看到枚得孙小姐暗中叫好儿。我趴在桌子上，死气白赖地算这些干酪的价钱，一直算到吃正餐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结果，一点也没有启发。那时候，石笔面儿都钻到我的毛孔里去了，把我弄成了一个黑人混血儿了。他们只给我一片儿面包吃着再算干酪的账，同时，那天一整晚上，我都成了一个人所不齿的小家伙了。
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那种折磨人的功课，好像都是这样进行的。如果没有枚得孙姐弟二人，我本来可以学得很好，但是这两个枚得孙对于我的影响，就像两条蛇的魔力对于一个可怜的小鸟儿一样。即便我一上午的功课都做得还算不错，那我除了得到一顿饭吃而外，别的也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枚得孙小姐一看到我没有功课，心里就难受；我只要一不小心，露出一丁点暂时无事可做的样子来，她就用以下的话引起她兄弟的注意：“珂莱萝，我的亲爱的，没有比工作再好的了——给你的孩子点功课做做。”这样，我马上就又得在那儿钉住了，动不得了。至于和跟我一样大的孩子一块玩儿，那是我很少有的。因为枚得孙姐弟二人那种阴郁的神学理论，把小孩看作是一群毒蛇（虽然耶稣曾领过一个小孩，叫他站在门徒中间），他们认为，小孩互相传播毒素。
我现在认为，这种继续了六个多月的情况，把我弄得呆笨、阴郁、愣傻、倔强，那本是这种办法自然的结果。我感觉到，我一天一天地和我母亲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生分，这种感觉，并没使我的阴郁、呆笨、愣傻、倔强减少。如果不是因为有另一种情况，那我很可能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傻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父亲在楼上一个小屋子里，留下了数量不多的一批藏书。那个屋子，我可以自由出入（因为它就在我的寝室隔壁），但是家里却从来没有别人到那儿打扰的。从那个给我带来幸福的小屋子里，拉得立克·蓝登、派里格伦·皮克尔、赫姆夫里·克林克、汤姆·琼斯、维克斐的牧师、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鲁滨孙·克鲁叟这一支光辉的队伍，出来和我作伴。就是因为有他们，我才没变得心如槁木死灰，我才还抱有超越现时现地的一丁点儿希望——这些书，还有《天方夜谭》和《神仙故事》——对我毫无害处。如果这些书里有一些有什么害处的话，我却并没受到。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害处。我当时有那么多更繁重的作业，得整天价抱着书本死啃瞎撞，居然还能挤出时间来看那些书（像我当时那样），这让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不胜惊异。我当时在我那些小小的苦难中（那在我实在就是大大的苦难），居然能把自己想象作书里我喜欢的角色（像我当时那样），而把枚得孙姐弟派作书里的坏人（也像我当时那样），来安慰自己，这让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不胜稀奇。我曾有一个星期之久，一直地老是汤姆·琼斯（一个小孩子的汤姆·琼斯，一个老实、无害的人物）。我记得一点不错，我有的时候，有一个月之久，一直不断地充当自己心目中那个拉得立克·蓝登。我对于架子上那几本水陆游记（我记不得是什么名字了），老像饥不择食似地读得津津有味。我记得，我有的时候，一连好几天，都用旧鞋楦头正中间那一块作武器，在我们家这所房子里我自己的领域上到处游荡，完全像皇家海军的某某舰长又活活出现了，正要遇到叫野蛮人包围起来的危险，决心要够本才能死。舰长从来没有因为叫人用拉丁文法书打过耳光而失去尊严。叫人用拉丁文法书打耳光而失去尊严的只是我。但是舰长却总归是舰长，并且还是英勇的舰长——不管有什么文法书，即便是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文法书，不论是死的语言，还是活的语言。
这是我唯一无二的安慰，我经常不变的安慰。现在我只要一想，当时的情况就总是如在目前；时间是夏天晚上，别的孩子都在教堂墓地里玩儿，我就坐在床上，拼命地看书。附近一带每一个仓房，教堂墙上每一块石头，教堂墓地里每一英寸地方，在我的脑子里，都各自有它和这些书的联系，都代表过书里某些有名的地点。我曾看见托姆·派浦斯往教堂的尖阁上爬；我曾瞅见司特莱浦，背上背着包裹，靠在小栅栏门上休息；我确实知道舰队司令特伦尼恩在我们村那个酒店的谈话室里和皮克尔先生聚会。
读者读了这几段以后，可以知道，和我一样地知道，我现在重新回忆起来的那段童年，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早晨，我拿着书进了起坐间，我看见我母亲脸上是焦灼的样子，枚得孙小姐脸上是坚定的样子，枚得孙先生呢，就在那儿往一根细手杖——一根柔软的细手杖的梢儿上绑什么东西。我进了屋子，他就不绑了，把手杖理了又理，抽了又抽。“我跟你说吧，珂莱萝，”枚得孙先生说，“我自己从前就常叫鞭子抽过。”“那还用说！那是当然的，”枚得孙小姐说。“你说的是，我的亲爱的捷恩，”我母亲低声下气、结结巴巴地说。“不过——不过你想，那对于爱德华有过好处吗？”“你认为那对于爱德华有过坏处吗，珂莱萝？”枚得孙先生阴沉地说。“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他姐姐说。
对于这句话，我母亲只说，“一点也不错，我的亲爱的捷恩，”说完了就不再言语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妙，就知道这番话是于我有关系的，所以我就往枚得孙先生那儿瞧，只见他的眼光也正和我的眼光对上了。“现在，大卫，”他说——说的时候，我又看到他那种对眼儿的情况——“今天可不比往常，你可要给我特别小心。”他又把手杖理了一下，抽了一下；一切都弄停当了，他把手杖放在身边，脸上带着郑重其事的样子，拿起书来。
那天一开始，就遇到这种情况，那对于我可真得说是一服使我的镇定更新的灵丹。我觉得我的功课里面的字，全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也不是一行一行溜走了，而是整个一页一页溜走了；我倒是想要抓住了它们，叫它们不要溜走；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它们却都好像是穿上了冰鞋那样，一下就溜走了，那么呲溜呲溜地，要拦也拦不住。
我们从一开头就糟起，越往后越糟。我原先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本来以为预备得很好，还想露一手儿；谁知道那却是大错而特错呢。一本一本的书，越摞越厚，都摞到背不出的那一部分里去了。枚得孙小姐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一直瞅着我们母子两个。最后，到了算那五千干酪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出的题目是五千个手杖），我母亲一下哭了起来。“珂莱萝！”枚得孙小姐用她那警告的声音说。“我觉得，身上有点不舒服，我的亲爱的捷恩，”我母亲说。
我看见枚得孙先生一面横眉立目地对他姐姐使了个眼色，一面把手杖拿在手里，站起来说：“我说，捷恩，叫珂莱萝用完全坚定的态度，来应付今天大卫给她的这些麻烦和苦恼，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非真正有克己的功夫不可。珂莱萝大大地坚强啦，大大地进步啦，不过我们可不能期望她完全坚定。大卫，咱们两个到楼上去好啦。”
他把我拖出门外的时候，我母亲朝着我们跑过来。枚得孙小姐就一面说，“珂莱萝，难道你真成了糊涂虫了吗？”一面拦着她。我于是看见我母亲把耳朵捂起来，听见她放声哭起来。
枚得孙先生把我慢慢地、严肃地押到楼上我的屋子里——我敢肯定说，他对于司刑执法，能那样严肃地表演一番，很感到快乐——我们到了那儿，他突然把我的头一扭，夹在他的膈肢窝里。“枚得孙先生，先生！”我对他喊：“别价！饶了我吧！别打我！我真想要乖乖儿地学来着，先生，不过你和枚得孙小姐在一旁的时候，我就学不进去，实在学不进去！”“你学不进去，实在学不进去，是吗，大卫？”他说。“那咱们试试看吧。”
他把我的头使劲夹住了，好像夹在老虎钳子里一样。但是我还是不知怎么缠在他身上，叫他停了一会儿工夫，同时哀告他，叫他不要打我。不过我只叫他停了一会儿的工夫；因为跟着他就使劲用手杖作鞭子抽起我来，同时我就把他把着我的那只手抓住了，放在嘴上，使劲一咬，把它咬破了。我现在想起来，我的牙根还痒痒呢。
他跟着就下毒手死命地打起我来，那股子狠劲，好像他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在我们这样的闹腾中，我听见有人往楼上跑，我听见有人哭喊——我听见我母亲哭喊——还有坡勾提也哭喊。跟着枚得孙先生走了；我屋子的门就从外面锁上了。我就躺在那儿，浑身又烧又热；受伤的地方都破了，一碰就非常地疼；同时，像小鳅生大浪一样，在地上大闹脾气。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慢慢地安静下来以后，只听全家各处，一片沉静，真使人起奇异之感。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鞭伤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我就开始觉得，我这个孩子真太坏了。
我坐在那儿，听了老半天，但是却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从地上爬起来，蹭到镜子前面。只见我的脸肿得那样，红得那样，丑得那样，连我自己看着都几乎怕起来。那时候，我身上的鞭伤，仍旧一动就疼，一碰就疼；所以我往镜子前面去这一下，身上又疼起来，一疼我就又哭起来。但是鞭伤之疼和我的罪恶之感一比，就算不了什么了。我敢说，我这种罪恶之感，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即便我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感觉都不会有那样强烈。
这时候天慢慢地黑了，我把窗关上了（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头枕着窗台躺着的，哭一会儿，迷瞪一会儿，再无精打采地往外瞧一会儿），于是门开开了，枚得孙小姐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些面包、肉和牛奶。她一言未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同时带着堪称模范的坚定态度，恶狠狠地瞅了我一眼，跟着回身走出去，随手又把门锁上了。
天黑了好久，我还是坐在那儿，心里纳闷儿，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别人来。我一想，那天晚上，大概不会再有别人来了，我就把衣服脱了，上床躺下了；我在床上直纳闷儿，直害怕，不知道他们要怎样处治我。我这是不是构成了刑事的罪名呢？我这是不是得交给警察看管起来，得送到狱里监禁起来呢？我这是不是有受绞刑的危险呢？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情况，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刚一醒来那一刹那，还觉得有一股清新劲儿，叫人高兴；跟着想起昨天来，就又旧事陈迹，阴郁凄怆，重重地压在心头，使人意气一下消沉。我还没下床，枚得孙小姐就又露面了。她告诉我，说我可以有半小时的工夫，在园庭里散步，不许超过半小时。她就说了这几个字，说完了就走了；走的时候把门敞着，以便我可以享受那种恩典。
我到园庭里溜达了半小时。在我监禁的时期里，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一共监禁了我五天。如果我能单独见到我母亲，我一定要双膝跪下，求她饶恕我。但是在所有那个时间里，除了枚得孙小姐，我就看不见任何别的人。只有在作晚祷的时候，枚得孙小姐，在别人都各就其位以后，把我解递到起坐间里，和一个小小的法外之人一样，把我单独安插在靠门的地方，还没等到任何别人从那种虔敬的姿势里站起来，我那个解子，就又庄严地把我解回了寝室。我只看到，我母亲跪在离我要多远就多远的地方，老把脸背着我，因此我老没瞧见她的脸。我又看到，枚得孙先生的手，用一大块纱布裹着。
这五天，迟迟的长日，漫漫的长夜，我没有法子使任何人了解。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所占据的时间，不只是几天，而是好几年。我怎样细听家里一切能听得见的琐细动作，像铃儿响，门开了又关上了，人喃喃地说话，人上楼；细听外面的人又笑，又吹口哨儿，又唱歌儿，在我那样的寂静和耻辱中，只显得比任何事物都更惨淡——时光怎样过得毫无定准，特别是夜里我醒来的时候，本来以为是早晨，不料实在却是晚上，家里的人还没就寝，长夜还没熬过——我怎样夜里做噩梦，受魇魔，弄得心意沮丧——清晨、午间、下午和黄昏怎样来临，别的孩子怎样都在教堂墓地里玩儿，而我却只能在屋子里老远地瞧着，满心惭愧，不敢在窗户那儿露面儿，唯恐他们知道我是个囚犯——我怎样老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觉得有奇异之感——我怎样有时见了有吃的、喝的，一瞬之间仿佛觉得高兴起来，而吃完了、喝完了，却又懊丧起来——有一天晚上，怎样下起雨来，带来了清爽的气息，怎样雨越下越急，把我和教堂隔断，又怎样到后来，雨和越来越昏暗的夜色，好像把我淹没在阴惨、恐惧和悔恨之中——所有这种种情况，都好像不是一天一天地来而复去；而是一年一年地来而复去，因为它们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那样强烈、那样鲜明的印象。
在我被监禁的最后那天夜里，我听到有人打着喳喳儿叫我的名字，把我叫醒了。我从床上一下跳了起来，在暗中把两只胳膊伸出去说：“是你吗，坡勾提？”
没人马上回答，但是跟着我就又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叫的声音，非常神秘，非常吓人，如果不是我当时想到，那一定是从钥匙孔儿那儿来的，那我认为，我非吓晕了不可。
我摸索到门那儿，把嘴放到钥匙孔儿上，打着喳喳儿说：“是你吗，亲爱的坡勾提？”“是我，我的宝贝儿，我的卫，”她回答说。“你要轻轻儿的，像耗子那样才好——要不，猫就要听见咱们了。”
我明白，她这指的是枚得孙小姐，我也很了解情势的严重，因为枚得孙小姐的屋子就紧挨着我的屋子。“我妈现在什么样儿，亲爱的坡勾提？她是不是很生我的气？”
我能听到，坡勾提回答我的话以前，在钥匙孔儿那一面不敢出声地哭泣，也和我在钥匙孔儿这一面不敢出声地哭泣一样。“她没生气，没怎么生气。”“他们要把我怎么办哪，亲爱的坡勾提？你知道不知道？”“送你到学校，离伦敦不远，”坡勾提回答说。她头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我忘了把嘴从钥匙孔儿那儿挪开，而把耳朵贴到那儿，所以她那几个字都钻到我的嗓子眼儿里去了；因此她的话虽然叫我大大地刺痒难熬，却并没能送到我的耳朵里。我只得请她又说了一遍。“多会儿，坡勾提？”“明儿。”“枚得孙小姐把我的衣服从我的五斗柜里拿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了？”她曾把我的衣服拿出来了，不过我却忘了说。“不错，”坡勾提说，“还有箱子。”“我能不能见我妈一面哪？”“能，”坡勾提说。“明儿早晨。”
跟着坡勾提就把她的嘴紧贴在钥匙孔儿上，从那儿把后面的话，那样热烈、那样诚恳地说了出来。我可以冒昧地说，自从钥匙孔儿充作传话的媒介以来，从来没传过那样热烈、那样诚恳的词句。每一句短短的话，都是以它那种独有的呜咽颤抖、从那个钥匙孔儿那儿断断续续地迸进来的。“卫，乖乖——前几天，我跟你不能像从前那样亲热——那可不是因为我不疼你——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疼你——比从前还更疼你——我的宝宝。我不和你亲近——是因为我觉得——不亲近对于你比较好。对于另一个人也比较好。卫，我的乖乖，你听着吗？你听得见吗？”“听—听—听得见，坡勾提！”我呜咽着说。“我的心肝！”坡勾提说，说的时候，带出无限的痛惜来。“我要说的话，就是——你要永远想着我——因为我也要永远想着你。我看护你妈，卫——也要和我从前看护你一样——我决不能把她撂了。以后准有一天，她会觉得高兴——能把她那可怜的头枕在她这个心眼又笨、性子又不好的老坡勾提的胳膊上。我一定写信给你，我的亲爱的。尽管我不是什么文墨人儿，我要——我要——”说到这儿，坡勾提因为亲不着我，就开始亲起钥匙孔来。“我谢谢你，坡勾提！”我说。“哦，我谢谢你，谢谢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样事，坡勾提？你能不能写信告诉坡勾提先生和小爱弥丽，还有格米治太太和汉，告诉他们，说我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说我问候他们——特别问候小爱弥丽，我求你替我办这件事，成不成，坡勾提？”
这位仁厚的人答应了我，说一定成；跟着我们两个都最疼爱地亲那个钥匙孔儿——我记得，我还用手拍那个钥匙孔儿，好像那就是忠诚的坡勾提的脸一样——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从那天夜里起，我心里对坡勾提，就生出了一种我不大能说得清楚到底是什么的感情。她当然没有把我母亲的地位挤掉了，没有人能那样，但是，我当时却好像，心头挖掉了一块肉，她就补在那块地方，我的心又长好了，把她包在里面；我就这样对于她有了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的感情。同时，这种感情，又是掺杂着一种使人可笑的成分在内的疼爱。然而，如果她当时死了，我现在却想不出来，我没有她，要怎么办；也想不出来，她那一死给我必然造成的悲剧，我都要怎样表演。
早晨的时候，枚得孙小姐又像前几天那样露面了。她告诉我，说要把我送到学校里去。她本来想，我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觉得很突然，谁知并不然。她还告诉我，叫我穿好了衣服以后，到楼下的起坐间里去吃早饭。我到了起坐间的时候，只见我母亲面色苍白，两眼发红，我一下就扑到她怀里，满怀悔恨之情，请求她宽恕。“哦，卫！”她说，“没想到你会把我爱的人都咬伤了！你要往好里学，你要祷告上帝往好里学。我宽恕了你了；不过我可真难过，没想到你的心肠会那样坏。”
这是他们把她说服了，叫她相信我是一个坏孩子了；她因为这个而难过，比因为我要离开家而难过还要厉害。我却因为要离开家，难过到极点。我尽力想吃下我那一顿临别的早饭，但是我的泪却滴到我的黄油面包上，流到我的茶杯里。我看到我母亲有的时候也往我这儿瞧，但是，瞧了一眼，跟着就又往严密注视着的枚得孙小姐那儿瞧，于是又把眼光垂下，或者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考坡菲少爷的箱子在这儿哪！”栅栏门外传来车声的时候，枚得孙小姐说。
我起先还找坡勾提呢，但是却没看见她。她和枚得孙先生都没露面儿。在门口儿的是我那个老朋友，上一次那个赶车的；他把箱子搬出去，放在车上。“珂莱萝！”枚得孙小姐用她那种警告的口气说。“我知道，亲爱的捷恩，”我母亲回答说，“再见吧，卫。你这一去，是为了你自己好。再见吧，我的孩子。放假的时候再回来，我希望那时候你就是个好孩子了。”“珂莱萝！”枚得孙小姐又叫了一声。“没有错儿，亲爱的捷恩，”我母亲一面抱着我，一面回答说。“我宽恕了你了，我的亲爱的孩子，上帝加福给你。”“珂莱萝！”枚得孙小姐又叫了一声。
枚得孙小姐心肠很好，把我送到车上，还一边劝告我说：她希望，我不要走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就改好了才好。跟着我就上了车，那匹懒惰的马也拉着车走起来了。
第五章 被遣离家
我们走了大概有半英里地，我的小手绢儿完全湿透了。那时候，车夫突然把车停住了。
我往外看车为什么停住了的时候，真没想到，坡勾提从一个树篱那儿突然冲了出来，爬上了车。她用双手搂住了我，把我使劲往她的紧身衣上一挤，挤得我的鼻子都非常地疼起来；不过我当时并没顾到这一点，事后发现，鼻子都有点蔫糊儿了，才想起来的。坡勾提一句话都没说。她只撒开一只手，把它伸到她自己的口袋儿里，一直伸到胳膊肘那儿，掏出几包点心来，塞在我的口袋里；又掏出一个钱包儿来，放在我的手里。但是她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只用两只胳膊，把我使劲又挤了一下，也就是最后挤了一下，才下了车，跑着去了。我现在相信，也永远相信，她那时袍子上的纽子，连半个都没剩下。有好几个纽子四处乱滚，我捡起一个来，珍重地保藏了好久，作为纪念。
车夫直瞧我，神气好像是问我，坡勾提还回来不回来。我摇了摇头，说，我想不会回来了。“那么，哦呵，走哇，”车夫对懒洋洋的马说。马跟着就走起来。
顶到那时候，我已经哭得很够劲儿了，就开始想，再哭也没用处，特别是，不论拉得立克·蓝登还是不列颠皇家海军里的舰长，遇到急难的时候，从来没有哭过，这是我记得的。车夫看出来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以后，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我顶好把手绢儿放在马背上晾一晾。我对他道了谢，照着他的话办了。只见手绢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显得特别地渺小。
我现在有闲工夫看一看那个钱包儿了。只见它是硬皮子做的，带有暗扣儿，里面装着三枚发亮的先令；那显然是坡勾提用白粉子擦亮了，为的好叫我看着更喜欢的了。但是那里面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一块纸包着的两枚半克朗，纸上是我母亲亲笔写的几个字：“吾爱与此，同付卫。”我一见这个，又悲从中来，哭了起来。我对车夫说，劳他的驾，把手绢儿递给我。不过他说，他认为顶好不必用手绢儿。我一想也不错，因此就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不再哭了。
并且还是永远不再哭了。不过，我先前既然那样激动过，悲痛的余势，仍旧有时使我剧烈地抽搭一阵。我们这样颠簸着前进了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我问车夫，他是不是要送我一路。“一路到哪儿？”车夫问。“那儿呀，”我说。“那儿到底是哪儿哪？”车夫问。“离伦敦不远的地方，”我说。“哟，那么远！那这匹马，”他把缰绳一抖，指示那匹马，“不用走到一半，就该成了死肉了。”“那么你只到亚摩斯就不走了，是不是？”我问。“那还差不多，”车夫说。“到了亚摩斯，我把你送到驿车那儿，驿车再把你送到——不管什么地方。”
这几句话，在车夫方面，就算是说得最多的了（他的名字叫巴奇斯），因为他这个人，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脾气很冷静，一点也不爱多说话。我因为他说了那么些话，要对他表示表示客气，就给了他一块点心。他接了点心，一口就把它咽下去了，和大象吃东西完全一样；吃的时候，他那个大脸，又没露出一丁点吃东西的样子来，也完全和大象一样。“这个点心是她做的吗？”巴奇斯先生说，他老是把两只脚蹬在车的踏板上，把两只胳膊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往前趴着。“你说的是坡勾提吗，先生？”“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是她做的。我们的点心，都是她做的；我们的饭，也都是她做的。”“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他却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直看马的耳朵，好像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似的；他这样在那儿坐了好久，后来才说：“她没有甜蜜的情人儿吧，我想？”“甜蜜饯杏仁儿？你刚才说甜蜜饯杏仁儿来着吗，巴奇斯先生？”因为我只当他又想吃点儿糖果、点心什么的，指着名儿叫出来啦。“情人儿，”巴奇斯先生说。“甜蜜的情人儿。没有人和她相好吧？”“和坡勾提相好？”“啊！”巴奇斯先生说，“是啊。”“哦，没有。她从来没有过情人儿。”“是吗？”巴奇斯先生说。
他又把嘴闭拢，做出要吹口哨儿的样子来，但是却又并没吹口哨儿，只坐在那儿，看着马的耳朵。“你才说，你们的苹果点心，”巴奇斯先生琢磨了很大的一会儿才说，“都是她做的，饭也都是她做的。是不是？”
我回答说不错，是。“呃，我这阵儿有一句话告诉你，”巴奇斯先生说。“你是不是要写信给她？”“要写信给她，”我回答说。“啊！”他说，一面慢慢地把眼光转到我身上。“呃！你要是写信给她，那你想着点儿，写上这么一句，就说，巴奇斯愿意，行不行哪？”“巴奇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了一遍。“你的话就是这个吗？”“不—不错，”他一面琢磨，一面说。“不—不错。就是：巴奇斯愿意。”“不过，巴奇斯先生，你明天就又回了布伦得屯了，”我说，说的时候，因为想到我自己那时候要离那儿很远了，所以声音有些颤抖。“那你自己亲自对她说，不更好吗？”
但是他把头一甩，表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同时带出非常庄严的态度来说，“巴奇斯愿意”，要传的就是这句话。他这样把前面的要求又肯定了一遍之后，我马上就答应了替他传。就是那天下午，我在亚摩斯的旅馆里等驿车的时候，我弄到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坡勾提写了一封短信，信上是这样写的：“我的亲爱的坡勾提。我平安到了这儿。巴奇斯愿意。问我妈好。你的亲爱的。巴奇斯先生说，他特别要我告诉你，说，巴奇斯愿意。又及。”
我当时答应了巴奇斯先生，在我就要写的信里，给他传这句话，跟着巴奇斯先生就又静默起来。我呢，经过近来发生过的情况，觉得非常疲乏，就在车里一个口袋上躺下，一会儿睡着了。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我们到了亚摩斯的时候。到了那儿，他们把车赶到客店的院子里；那儿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完全是生疏的，新奇的；我原先本来还暗中希望在那儿会看见坡勾提先生家里的人，甚至于还会看到小爱弥丽，但是这地方这样生疏、新奇，把我那种想法完全打消了。
驿车已经放在院子里了，车的全身都非常地亮，但是马却还没套上。以它当时的情况而论，没有比它更不像是要往伦敦去的了。我就一面琢磨这种情况，一面纳闷儿，不知道我的箱子，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巴奇斯先生因为磨车，把车赶到院子里，所以把我的箱子放在客店院子里有砖石铺着的地方，靠驿车车辕旁边），也不知道，我自己闹到究竟，会弄到哪儿去；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只见一个妇人，从一个凸形窗户里面（窗户上面挂着好些只鸡鸭和好几片猪肉）探出头来，问道：“那位少爷就是从布伦得屯来的吗？”“不错，太太，”我说。“你姓什么？”那个妇人问。“我姓考坡菲，太太，”我说。“那可不成。”那个妇人说。“这儿可没有人给姓考坡菲的开付饭钱的。”“那么，有人给姓枚得孙的开付的吗，太太？”我说。“你就是枚得孙少爷吗？”那个妇人说。“那你为什么刚才可说你姓考坡菲哪？”
我把缘故对这个妇人说明白了以后，她跟着就拉铃儿，同时喊道，“维廉，把这位少爷带到咖啡室里去。”她这一喊，就从院子那面的厨房里，跑出一个堂倌儿来，带我到咖啡室里去。他一见我，好像很诧异，因为让他往咖啡室里带的，原来只是我。
咖啡室是一个很长的大屋子，里面挂着几张大地图。假使这些地图是真正的外国地方，而我一个人流落到它们中间，我不知道，我那种人地两生的感觉是不是还会更厉害。我手里拿着帽子，在靠门最近的一把椅子的边儿上落了座，那时候，我觉得我简直地是大胆莽撞。堂倌儿特意为我铺了桌布，铺好了桌布，又在那上面放了盐醋瓶子，我现在想，我当时看到那样，一定因为害羞，全身都红了。
他给我端了些排骨和蔬菜来。他揭盘子盖儿的时候，那样冒冒失失地，当时我直害怕，只当我不知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不过他在桌子前面给我放了一把椅子，很和气地跟我说，“喂，六英尺高的大个儿，来吧！”那时候，我才把一颗心放下了。
我谢了谢他，在桌前坐下；但是因为他正站在我的对面，死气白赖地盯着我，同时，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要脸上大红一阵：所以刀和叉子，在我手里，想要用得灵活一点儿，实在很难；汤想要不洒出来，也不容易。他看着我吃第二块排骨的时候，说：“还给你定了半品脱麦酒哪。你是不是就要喝？”
我谢了谢他，说“就要喝”。跟着他就把麦酒从一个罂子里倒在一个大玻璃杯里，把杯迎着亮儿端起来，叫酒显得很好看的。“哎呀，”他说。“酒看来还真多，是不是？”“不错，看来确实很多，”我微笑着说。因为我看到他那样好玩儿，很喜欢他。他这个人，两只眼直眨巴，满脸都是粉刺儿，满头的头发都直挺挺地扎撒着；他站在那儿，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把玻璃杯迎着亮儿端着，看着再没有那么和气的了。“昨儿我们这儿来了一位绅士，”他说——“一位又壮又胖的绅士，他姓塔浦扫——你也许认识他吧？”“不认识，”我说，“我想我没——”“他穿着短裤子，扎着腿套儿，戴着宽边帽子，穿着灰褂子，系着花点子高领巾，”堂倌说。“不认识，”我羞涩地说，“我没有那种荣幸——”“他上我们这儿来，”堂倌儿迎着亮儿看着玻璃杯说，“要了一杯跟这个一样的麦酒——我劝他别要，他可非要不可——要来了就喝了，喝了可就倒在地上死了。那个酒他喝起来太陈了，本来就不该要来着。那是一点不错的。”特别殷勤的侍者
我听到这段悲惨的故事，吓了一大跳，跟着说，那我想，我还是喝点水吧。“哟，你不知道，”堂倌说，一面仍旧迎着亮儿，看着玻璃杯，一面把一只眼睛闭着，“我们这儿可不许有人要了东西又都给剩下了。这样我们可就要生气了。要是你不敢喝，我替你喝了吧。我是喝惯了的，决没有碍处。什么事儿，一做惯了，就一点碍处都没有了。我要是一仰脖儿，一口就喝下去，那我想决不会出毛病的。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喝哪？”
我说，他要是认为他喝了不会出毛病，那他替我喝了，我只有感激的；不过，如果有妨碍的话，那他千万可不要喝。他把脖子一仰，一口把酒喝下去了以后，我得承认，我吓得什么似的，唯恐他和那位可怜的塔浦扫先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下倒在地毯上玩儿完了。但是他却什么事儿都没有，不但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还觉得，他喝了酒以后，反倒好像更有精神了。“你这儿是什么东西？”他把叉子放到我那盘排骨里，问道。“不是排骨吧？”“是排骨，”我说。“哎呀，太好啦！”他喊道，“我还只当那不是排骨哪。你不知道，喝了麦酒，想要不出毛病，最好是吃点排骨！你说运气有多好！”
他用一只手揪着排骨有骨头的那一块儿，用另一只手拿着土豆儿，大嚼起来，吃得香极了，我看着觉得非常地好玩儿。他吃完了那一块排骨和土豆儿，又拿起一块排骨和土豆儿来。他把排骨和土豆儿都吃完了，给我端了一个布丁来。他把布丁放在我面前，跟着好像琢磨起来，有一会儿的工夫直出神儿。“这个饼怎么样？”他如梦初醒的样子说。“这不是饼，这是布丁啊，”我回答说。“布丁！”他喊道。“哟，我的妈，还真是布丁，啊！”他又往前凑了凑，看着布丁说，“你说，这不是奶蛋布丁吧？”“是，是奶蛋布丁。”“哟，还真是奶蛋布丁，”他说，一面拿起一把汤匙来。“我就是爱吃奶蛋布丁！你说运气有多好！来，小家伙，咱们俩赛一赛，看谁吃得多。”
堂倌当然吃得多。他有好几次，叫我加劲儿比赛，好取得胜利。但是他用的是汤匙，我用的是茶匙，他吃的是大口，我吃的是小口，他的胃口那样大，我的胃口那样小：所以，我们吃头一口的时候，我就远远地叫他拉到后面去了，根本就没法儿跟他赛。我想，我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吃布丁吃得像他那样香甜的。他把布丁都吃完了，还大笑起来，好像布丁虽然完了，布丁的滋味，在他嘴里却还没完似的。
我看到他那样和气，那样友好，就趁着机会，跟他要纸、笔和墨水，写信给坡勾提。他不但马上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来了，还在我写的时候，不怕腻烦，站在我后面，看着我写。我写完了，他问我，到哪儿上学。
我说“到伦敦附近”，因为我说得上来的，只有那句话。“哦！哟！”他显出沮丧的样子来说，“我听你这一说，我很难过。”“为什么？”我问他。“哦，哎呀！”他说，一面摇头。“就在那个学校里，他们把一个小学生的肋骨给弄折了，折了两根。一个小学生，我得说一个——我想想看——你多大啦？——你大约几岁啦？”
我告诉他，说我八岁多点，九岁不到。“那个小学生正和你一样大，”他说。“他们把他的头一根肋骨给弄折了的时候，他八岁零六个月。他们把他的第二根肋骨给弄折了的时候，他八岁零八个月：这样一来，那孩子可就玩儿完了。”
这件事这样巧，使我觉得很不安。这是我没法儿对我自己或者对那个堂倌儿掩饰的。我问他怎么弄折了的。他的答复，更叫我没法儿能振作起精神来，因为他的答复是两个阴森可怕的字：“揍的。”
驿车的号角在院子里响起来了，恰当其时把我的话岔开了，我跟着就站起身来，因为有个钱包儿，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怪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问（我从口袋儿里把钱包掏了出来），“有没有什么得给钱的。”“有，你用了一张信纸，”他说。“你从前买过信纸没有？”
我不记得我买过。“信纸很贵，”他说，“因为要纳税。三便士。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就是这样捐税重重。再没有别的了，就剩了堂倌儿了。墨水你就不用管啦。我给贴上好啦。”“请问你，你要——我得——我应该——我必须——给堂倌儿多少钱？”我脸上一红，结结巴巴地说。“要不是因为我有一大家孩子，而那些孩子又生牛痘，那我连六便士都不要。要不是因为我得养活一个老娘，和一个招人疼的妹妹”——堂倌说到这儿，非常地激动——“那我连一个法丁都不要。要是我有个好地方，要是我在这儿待遇好，那我不但不要别人给我钱，我还要对别人表示点小意思哪。但是我吃的可是剩饭，睡的可是煤堆”——堂倌说到这儿，一下哭了起来。
我听他说得这样可怜，极为感动，觉得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就是残忍、心狠了。因此我就把我那三个亮晶晶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接这个先令的时候，非常地谦卑恭敬。他把钱接到手，跟着就用大拇指把钱捻得一转，试钱的真假。
他们帮着我，把我弄上驿车的后部以后，我就发现，他们都认为，那些东西，并没有人帮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吃了的；这种发现，叫我心里有些慌乱起来。我所以发现这一点，因为我听见凸形窗户里那个妇人对车上的守卫说，“乔治，这个孩子你可要好好地看着点儿，要不，他的肚子恐怕要爆，”同时又看到客店里里外外的女仆，都跑过来，一面看我，一面龇着牙笑，说我是个小怪物儿。我那位身世不幸的朋友——堂倌，现在精神饱满，一点也没有原先那种伤心的样子了，好像对于这种情况，不但不觉得难为情，反倒一点都不在乎地和别人一块儿说我、笑我。我当时如果对他生出疑心的话，那我这种疑心，就有一半是他这种情况引起来的。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些相信，尽管那个堂倌，有些引起了我的疑心，而我对于他，总的说来，还是没有什么不太信任的地方；因为一个小孩，总是心地单纯地轻信别人，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比他年长的人可靠（我看到小孩过早地就把这些品质消失了，而学会了一套世故人情，老觉得难过）。
车夫和车上的守卫，也把我当作笑谈，说这辆车，因为我坐在后面，后重前轻；又说，我要是坐篷车，倒是更好的办法。我得承认，这种情况，未免叫我觉得不受用，因为他们这样拿我当笑谈，在我实在是无妄之灾。我的饭量大这个笑话，在驿车外面的客人中间，也风声传扬，他们也同样都拿我开心；他们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一个人顶哥儿俩或者哥儿仨交饭费；是不是要特别订合同，还是只按照常规办理；还问了我一些同样好笑的话。但是还有更坏的呢：原来我先就想到了，再吃饭的时候，我决不好意思吃什么东西的，而吃正餐的时候，我吃的并不多，我的点心又因为匆忙，撂在旅馆里了，这样，我就非饿一整夜不可。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出现了。我们的车站住了，大家吃起晚饭来，那时候，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吃任何东西，虽然我很想吃；我只坐在炉旁，说我什么都不要吃。但是我虽然这样忍饥挨饿，却仍旧并没能免于受人讥笑。因为有一位哑嗓子的绅士，脸上皮糙肉厚，虽然自己一路之上，除了拿瓶子就嘴儿喝酒而外，再就几乎不断地从饭盒里拿三明治吃；但是他却偏拿我开玩笑，说我和蟒蛇一样，吃一顿，饱半年；他说完了，跟着就又吃了好些煮牛肉，弄得打嘴现世，起了一身鬼风疙瘩。
我们是下午三点钟从亚摩斯开的车，要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左右到伦敦。那时正是仲夏，晚上非常凉爽。我们从一个村庄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象村庄的人家里都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那儿做什么；有时有的小孩子跟着车跑，攀到车后面，在车上打一会儿秋千；那时候我就纳闷儿，不知道他们的父亲还是死了，还是活着，他们在家里，还是快乐，还是苦恼。这样，我的脑子里，老有的是事儿琢磨。除此而外，我还时时琢磨我就要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人想起来，当然是悚然可怕的了。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不想别的，一个劲地琢磨家里和坡勾提；再不就茫无头绪、胡思乱想，琢磨我咬枚得孙先生以前是怎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孩子，但是老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咬他那一口好像是远古前代的事儿了。
到了深夜，不像刚黑的时候那样可心了，因为冷起来了；他们怕我从车上栽下去，就把我夹在两个绅士中间（夹在那个脸上皮糙肉厚的绅士和另一个绅士中间）。现在这两个绅士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了，挤得我简直都喘不上气儿来。有时他们挤得太厉害了，我就不由得要喊，“哦，劳驾，别挤啦！”那时候，他们就非常地讨厌我，因为我一喊就把他们喊醒了。跟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快要上了年纪的妇人，披着件皮斗篷，在暗中看来，不像一个女人，却像一个草垛，因为她蒙头盖脑地身上围了那么些衣服。这个妇人，带了一个篮子，有好久的工夫，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后来她看到我的腿短，就把篮子塞到我的腿底下了。这样一来，篮子把我的腿又挤得伸不开，又硌得非常地疼，把我弄得苦极了。但是只要我稍微一动，把她那个篮子里盛的一个玻璃杯往别的东西上碰得嘎啦一响（杯碰到别的东西上，当然非响不可），她就用她的脚往死里踹我，同时嘴里还说，“你这个小东西子，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待着好多着哪。你这把子骨头还嫩着哪。不怕疼你就动！”
后来太阳到底出来了，同车的客人也都睡得不像先前那样糊里糊涂地了。他们夜里，都几乎是活不下去的样子，又捯气，又打呼噜，那样可怕，真叫人难以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的觉也睡得越比较安稳：这样他们就慢慢地一个一个醒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人人都推托说，他们根本就没睡，有人说他们睡了，他们就非常地愤怒，说是诬赖他们，死不承认。这种情况，我当时听了，觉得十分诧异。我一直到现在，对于这种情况，还是惶惑不解，因为我曾一贯地注意到，在人类所有的弱点里，人们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在车里睡着了这件事（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从远处望着伦敦，觉得它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方；我相信，我喜欢的那些主角，全都一遍又一遍在那儿表演他们的奇遇；我模模糊糊，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奇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坏事：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必在这儿费工夫一一叙说。我们慢慢地走近了这个城市，在相当的时间内，到了白圣堂区的客店，我们原先就是朝着那儿奔的。我不记得这个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不过我却记得叫蓝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图样，还画在车的后背上。
车上的守卫，在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站在账房的门口喊道：“这儿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来的，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
没人回答。“你再用考坡菲的名字问一问看，”我从车上不知所措地往下看着说。“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来的；他也叫考坡菲，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守卫说。“我说，到底有人来领没有？”
没有。没有人来领。我很焦灼地往四外看去；只见守卫问的这句话，没引起任何人丝毫的注意；只有一个扎着套腿、还瞎了一只眼的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他们顶好给我在脖子上套上一个铜脖圈儿，把我拴在马棚里。
他们把梯子放在车门那儿，我跟在那个妇人后面，就是那个像草垛的妇人后面，下了车；我是一直等到她把篮子拿开了的时候，才敢动弹的。这时候，车上的客人都下来了，车上的行李也很快地都搬下来了；拉车的马，在搬行李以前，早就卸下来，拉走了；现在有几个马夫，把那辆空车，横拖竖拉，前推后拽，弄到不碍事的地方去了。但是即便那时候，这个满身尘土、从色弗克的布伦得屯来的小家伙，也仍旧没有人来认领。
我当时在比鲁滨孙·克鲁叟还要孤单（因为他虽然也孤单，却没有人看着他，没有人看到他的孤单）的情况下，进了账房，值班的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转到柜台里面，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坐下，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和一本一本的账簿，闻着马棚的气味（从那时以后，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仿佛又闻到马棚的气味），于是焦灼忧虑蜂拥而至：假设始终没有人来领我，那店里的人可以让我在那儿待多久呢？他们是不是肯叫我一直待到我把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呢？还是我可以晚上躺在那些木头槽子的一个里面，杂在行李中间睡觉，早晨在院子里的水龙头那儿洗脸呢？还是他们夜里得把我赶出去，第二天账房开开门，再叫我回来，等人来认领呢？假设现在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人弄错了，而是枚得孙先生存心想出来的坏招儿，好把我出脱了，那我怎么办呢？他们即便让我待在他们那儿，等到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但是一旦我挨起饿来，那我就不能再希望他们还收容我啦吧？因为那对于他们的顾客，一定是很不方便，很不愉快的。这还不算：如果我饿死了，那个蓝什么的店家还得受我的连累，负担丧葬费呢。如果我马上就起身往家里走，那我怎么能找到路，怎么能走那么远呢？即便我到得了家，那除了坡勾提，我怎么敢保别人一定能收容我呢？如果我能找到离那儿最近的监管当局，投军去当大兵或者水兵，那我那样小，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要我的。这种种想法，还有无数其他一类的想法，使我又担心，又惊恐，弄得我火烧火燎、头晕眼花。我正在这样发着高烧的时候，只见一个人走了进来，在账房先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跟着账房先生就把磅秤一掀，把我从那上面掀下来，推到那个人前面，好像我是一件货，已经买妥了，称完了，付过钱，交出去了一样。
那个人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账房的时候，我偷偷地瞧了他一眼。只见他是一个面黄肌瘦的高个儿青年，两颊下陷，下颏上的胡子碴儿几乎和枚得孙先生的一样地黑乎乎的，不过他们相似的地方，就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留连鬓胡子，他的头发也不是光滑润泽的，而是锈卜几、干巴查的。他穿着一套黑衣服，看着也有些锈卜几、干巴查的；袖子和裤腿，还都未免不够长的。他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没有（现在也没有）认为这条领巾，是他的服装中惟一的麻制品；但是他露在外面的麻制品，或者说，让人能想得到的麻制品，却就是那一条领巾。“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是，先生，”我说。
我当时只是想当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我是撒伦学舍的教师，”他说。
我听了这个话，不禁肃然起敬，对他鞠了一躬。我觉得，像我的箱子那样平常的东西，不能在撒伦学舍的学者和教师面前提起，因此我们出了客店的院子，走了一会儿，我才敢斗胆说我还有个箱子。我并没敢照直地说我这个箱子怎么样，只带着很谦虚的样子，拐弯抹角地透露了一点，说那个箱子，以后对我，也许有用处；因此我们就又回到了账房。到了那儿的时候，撒伦学舍的教师对账房先生说，那个箱子，先撂在那儿，他告诉脚行午间来取。“请问老师，”我说，这时我们又走到原先走到了的那个地方了，“学校远不远？”“在布莱克奚斯那儿，”他说。“到那儿远吗？”我低声下气地问。“不近，”他说，“有六英里哪。咱们得坐驿车去。”
我那时候累极了，心里直发慌，所以一想到还得咬着牙再钉六英里地的路，实在觉得受不了。我斗着胆子告诉他说，我一整夜连一口东西都没沾牙，他要是能允许我买点什么吃，那我可就太感激他了。他一听我这个话，好像吃了一惊——我现在还好像看见他站住了来瞧我的样子——跟着想了一想，对我说，他要去看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住得离我们现在到的那个地方不远。我顶好买一块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有益健康而我又顶喜欢吃的东西，拿到那个老太太家里，在她家里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
因此我们就往面包房的窗户里瞧。我先说要买这个，买那个，但是因为那都是叫人吃了害肝病的东西，他一样一样地都说不好；最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挺不错的黑面包，只花了三便士。跟着又在一个食品杂货店里，买了一个鸡子儿和一片五花儿咸肉。买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还是认为，我那第二个发亮的先令剩了好多，因此我觉得伦敦这个地方，东西很便宜。我们把这几样吃的东西都带好了以后，就往前走去。只听得车马喧阗，声音嘈杂；我本来就身困神疲，现在更闹得头昏脑涨，不可言喻了。我们往前，过了一座桥，那毫无疑问是伦敦桥（一点不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说那是伦敦桥，不过我当时半睡半醒，并没很注意），最后我们到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房前。那是一所布施庵堂的一部分；因为看房子的样式和栅栏门上面一块方石上刻的字（说这个庵堂是为收容二十五个贫苦妇女而修盖的），我知道那是一个布施庵堂。
只见这所房子，有一溜一模一样的小黑门，门的一边有一个菱形方块玻璃格子窗户，门上面，也有一个菱形方块玻璃格子窗户。撒伦学舍的教师，把这样一个门的门栓儿拉开了以后，我们就进了这几个贫苦的老妇人之中的一个住的小屋子。只见这个老妇人，正在那儿吹火，要把一口小小的深锅烧开。她本来拿着吹火管跪在那儿吹，看见了教师，就不吹了，嘴里叫了一声，我听起来好像是“我的查理”似的。但是她看见我也进来了，就站了起来，搓着手，略带举止错乱的样子，行了个半屈膝礼。“请你给这位少爷热一热早饭，成不成？”撒伦学舍的教师说。“成不成？”那个老太婆说。“当然成，那有什么不成的？”“夫毕孙太太今儿怎么样？”教师问，一面往坐在壁炉前面一把大椅子上另一个老太婆那儿看去。只见那个老太婆身上一层一层地摞了那么些衣服，我当时没把她错当作一捆东西而坐在她身上，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要谢天谢地。“啊，不好哪，”头一个老太婆说。“今儿她的病又重了。壁炉里的火，要是玩儿完了，不管是怎么玩儿完的，反正只要玩儿完了，那她也非跟着一块儿玩儿完了不可，决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这是我毫不含糊的看法。”
因为他们两个都往那个老太婆那儿瞧，我也就跟着往她那儿瞧。只见那天虽然很暖和，她却也好像一心不想别的，只想烤火。我当时有一种想法，觉得她连对于火上的深锅，都有些嫉妒。我现在想来，深信不疑：她看到我硬逼着炉火为我服务，叫它给我煮鸡子、烤咸肉，都觉得怒不可遏。因为，在这种烹饪正在进行而没有别人看着的时候，我那双勉强睁着的眼睛确实看见，她有一次，用拳头对着我比划来着。阳光从小窗户那儿透到屋子里；她把她的背脊和大椅子背儿冲着阳光坐在那儿，把火挡得风也不透，好像她死气白赖地要使炉火发暖，而不是炉火使她发暖似的，并且以极端不信赖的态度看着炉火。我的早饭做完了以后，她看见火空出来了，大为高兴，因而大笑了一声——我得说，她那一声笑，非常地难听。
我坐下吃起那块黑面包、那个鸡子和那片咸肉来，外带着一大碗牛奶，吃得非常地津津有味。我正大嚼而特嚼的时候，这一家那个老太婆对那个教师说：“你的笛子带来了没有？”“带来啦，”他说。“你吹一吹我听听吧，”那个老太婆哄着说。“吹一吹吧！”
教师听了这话，把褂子襟儿撩起来，从褂子里面把笛子掏了出来。笛子一共三截儿；他把这三截儿拧到一块儿，跟着就吹起来。经过了多年的考虑，我的印象仍旧是：世界之上，决不能有人比他吹得再坏的了。他吹的声音，凄惨极了，我向来听见过的声音里，不论是天籁，也不论是人籁，都没有它那样凄惨。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谱子——其实他吹的是不是有谱子，我很怀疑——但是他吹的声音，却那样凄婉，我听来的时候，起初是想到我所有的悲愁，忍不住掉下泪来；跟着是胃口全倒了；一点也不想再吃东西了，最后是困得要命，眼睛都睁不开了。我现在回忆起那种光景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又闭上了，我的脑袋就又乱晃起来了。现在，那个小屋子和屋里那个敞着的小三角柜，那一把方背的椅子，那一个通到楼上的小小方形楼梯，和那三支摆在壁炉搁板上的孔雀翎儿（我现在记得，我刚一进屋子的时候，就心里纳闷儿，不知道孔雀要有什么感想，如果它知道它那华丽的羽毛，会命中注定，要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又在我面前消失了，我的脑袋又乱晃起来了，我又睡着了。笛子的声音听不见了，我耳边却听见了车轮子的声音，我又上了路了。车一颠，把我从睡梦中一下颠醒了，笛子的声音又送到我的耳朵里了。撒伦学舍的教师搭着腿坐在那儿，吹的笛声呜咽凄凉，那个老太婆就脸上带着笑容，在一旁听着。跟着这个老太婆也消失了，教师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听不见笛子的声音了，看不见教师的样子了，撒伦学舍也没有了，连大卫·考坡菲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沉沉的酣睡。
我当时觉得，他凄凉地吹着笛子的时候，我好像梦见那个老太婆有一次越听越乐，越乐越往他身边凑，后来靠在他坐的椅子背儿上，抱着他的脖子，使劲亲热地搂了他一下，使他的笛声也停了一下。我在那时候，或者那时候以后，正处在似睡非睡的状态；因为，他又吹起来的时候——他这回停了一下，确是事实——我看见并且听见那个老太婆，问夫毕孙太太，妙不妙（她说的是笛子）；夫毕孙太太就说，“唉，唉，妙！”同时朝着火直点头；我现在还以为，她是把演奏的妙处，完全归功于炉火的。睡思朦胧闻笛声
我好像打盹儿打了很长的时间，撒伦学舍的教师才把笛子拆成三截儿，又和先前一样收好，带着我走了。我们一看，驿车停的地方，原来离我们很近。我们上了车顶。因为我困极了，所以车在路上停住、又上客人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弄到车里面；那儿没有别的客人，所以我就在那儿大睡而特睡起来。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只见驿车已经慢下来，正用步行的快慢，在绿树扶疏中上一个很陡的山坡。一会儿车停住了，原来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我们——我这是说，我和教师——走了几步，就到了撒伦学舍了。只见校舍四面有高高的砖墙围着，样子极为沉闷。墙上开了一个门，门上有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撒伦学舍的字样。门上还有一个带栅栏的小窗户；我们一拉门铃儿，就从那个小窗户里露出一个脸来，粗暴凶狠的样子，打量我们。门开开了以后，只见露出脸来的那个人，身子粗而壮，脖子粗而短，脑门子横突而旁出，留着一个光头，安着一只木头假腿。“这就是那个新生，”教师说。
那个安木头假腿的人，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那并没费多大的工夫，因为我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么——在我们进了门以后，把门又锁上了，把钥匙收了起来。我们正往屋子里去的时候（屋子外面都是枝叶浓密、郁郁苍苍的树），他对带我来的那个教师喊：“喂！”
我们回头看去。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双靴子，站在门房的门外面（他就住在那个门房里）。“呃，”他说，“麦尔先生，你出去了的时候，修理鞋的来过。他说，这双靴子，没法再修理啦。他说，这双靴子上原来的皮子连一丁点都没有了。他还说，他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还有？”
他说完了，把靴子老远扔给了麦尔先生，麦尔先生往回走了几步，把靴子捡起来，一面和我往前走，一面看靴子（我当时觉得，看的时候，神气怪可怜的）。我那时候，才头一次注意到：他脚上那双靴子，也穿得太破了；他的袜子，也有一个地方绽了，像要开的花咕朵一样。
撒伦学舍是一座用砖盖的方形房子，两边有厢房，看样子好像空洞洞的，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到处都是静悄悄的，所以我就问麦尔先生，怎么看不见学生？他们都出去了吧？麦尔先生听我这一问，觉得很诧异。因为那时候本来正是假期，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先生和他的太太、小姐也到海滨休养去了。他们在假期里就把我送到学校里来，因为我做了坏事，用这种办法来罚我。这种种情况，我都不了解，所以我们一面走着，教师就一面都告诉了我。
他把我领到教室里。我到那儿抬头一瞧，只见那儿那样空落落、那样冷清清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个地方，现在又在我面前出现了。只见一个长条的屋子，安着三长溜书桌，六长溜凳子，墙上到处都是挂帽子和挂石板的钉子，像兽毛扎撒着似的。撕碎了的笔记本和练习本，散布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有几个养蚕的小盒子，也是用笔记本、练习本做的，都乱放在桌子上。两个可怜的小白耗子，因为养耗子的人走了，没人管，正在一个用纸壳（纸壳都发出霉味来了）和铁丝做的笼子里来回地跑，用它们那红眼睛往每一个角落里瞧，想找点吃的东西。一只鸟儿，在一个比它自己大不多的笼子里，往二英寸高的架儿上跳，站不住又跳下来，时时发出凄凉的哗啦声；但是它不用说不会清晰嘹亮地哨，就连唧唧啾啾地叫都不会。屋子里有一种有碍卫生的怪味儿，像长了毛的灯芯呢、放在不透空气的地方上的甜苹果、发了霉的书一样。屋里到处都是墨水的污痕。如果这所房子，从盖起来那一天起，压根儿就没盖房顶，而在一年四季里，下雨也是下墨水，下雪也是下墨水，下雹子也是下墨水，刮风也是刮墨水，即便那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墨水洒得到处都是。
麦尔先生把他那双没法修理的靴子拿到楼上去的时候，把我一个人撂在屋子里，我就轻轻悄悄往屋子远处那一头慢慢走去，一面瞧着这种种光景。我忽然一下看到一个厚纸做的广告牌，正放在桌子上，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几个字，写的是：“留神。他咬人。”
我马上爬到桌子上面，一心只怕桌子底下至少会有一条大狗趴在那儿。但是我虽然焦灼地到处都瞧遍了，却哪儿也瞧不见有狗。我仍旧还在那儿用眼到处寻觅的时候，麦尔先生进来了，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对不起，老师，”我说，“对不起，我正找狗哪。”“狗？”他说，“什么狗？”“难道不是狗吗，老师？”“难道什么不是狗？”“要留神的、咬人的，难道不是狗吗，老师？”“不是，考坡菲，”他严肃地说。“不是狗。是一个学生。我得把这个牌子挂在你的背脊上，考坡菲；这是他们给我的指示。我很难过，和你刚一见面儿就跟你来这一手儿，可是我没有法子，不能不照着办。”
他这样说了，就把我从桌子上抱下来，把牌子像一个背包那样，绑在我的两个肩膀上（那个牌子是特意为我做的，做得还真方整平贴）。从那时候以后，我无论走到哪儿，我的背上都背着这个牌子，就别提够多么称心惬意了。
我因为这个牌子，都受了些什么样的罪，没有人能想象出来。不管有人瞧见我，也不管没有人瞧见我，反正我心里老嘀咕，老觉得有人在那儿瞧那个牌子上面的字。即便我转过身去，瞧不见身后面有人，也都不能叫我把心放下，因为，不管我的背脊朝着哪儿，我老认为那儿有人。那个安假腿的狠家伙，更增加了我的苦恼。因为他是大权在握的。他只要一瞧见我把背脊靠在树上，或者靠在墙上，或者靠在房上，他就从他那个门房的门口那儿，用洪亮的嗓门大声吆喝着说：“喂，你这个小家伙儿！你这个考坡菲！把你的牌子露在明面上，要不，我可要给你报告去啦！”游戏场是一个石头子儿铺的光院子，房子的背后和厨房、伙房什么的，都冲着这个院子。我每天早晨，都得按照吩咐，到那儿散步。那时候我知道，工友看见我这个牌子，送肉的看见我这个牌子，送面包的看见我这个牌子：总而言之，所有在这个学校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见我这个牌子，都知道得留我的神，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确乎自己都怕起自己来，认为我是一个真会咬人的野孩子。
这个游戏场，有一个旧门通着。原来学生中间，有一种风气：他们老把他们的名字划在这个门上面，所以这个门上划满了学生的名字。我心里老害怕，惟恐假期完了，学生都回来了，他们瞧见了我这个牌子。我看到每一个名字，我都不由得要问，这个学生念到我背的牌子上“留神。他咬人。”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会是什么口气？有一个学生，叫什么捷·史朵夫，他的名字划得很深，划得很多。我当时想，他看到我的牌子，一定要用沉重的声音念它上面的字，念完了，还要用手薅我的头发。另一个学生，叫托米·特莱得。我看到了他的名字，我就害怕他会用那个牌子跟我开玩笑，假装作非常地怕我。第三个叫乔治·顿浦尔。我看到这个名字就想，他要拿我的牌子唱着玩儿。我这个畏畏缩缩的小家伙，老琢磨这个门上的名字，到后来，我只觉得，所有那些名字的本人——麦尔先生说，那时学校里有四十五个学生——都异口同声一齐叫，不要理我，每个人都用他自己特有的说法一齐喊：“留他的神，他可咬人！”
我在书桌和凳子中间，心里想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上床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眼里窥着那些林立成行的空床，心里想的也都是同样的情况。我记得，我天天晚上做梦：梦见我母亲，还是和往常一样，和我在一块儿；梦见我往坡勾提先生家里去赴会；梦见我坐在驿车顶上旅行；梦见我跟我那个身世不幸的朋友，那个堂倌儿，一块儿吃饭；在所有这些梦里，别人都又直眉瞪眼地瞧我，又鸡猫子喊叫地哄我，因为我不幸被人发现，身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我的小睡衫和那个大牌子。
我一方面觉得生活非常单调，另一方面却又老害怕学校开学：在这两种苦恼的夹攻之下，我那份苦恼，可就真叫人没法受了。我每天跟着麦尔先生做很多的功课，不过我却都做了，而且做得还不至于丢脸，因为没有枚得孙先生和枚得孙小姐在跟前看着。没做功课以前，和做完了功课以后，我就散步——散步的时候，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有那个安木头假腿的家伙监视。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能想起来，当时那所房子怎样潮湿，铺院子的石板怎样裂了缝儿，长着青苔，一只旧水桶怎样漏水，几棵阴惨惨的老树怎样树干都失去了本色，好像在下雨的时候，滴水比别的树更多，而在艳阳的天气里，开花却比别的树更少。我和麦尔先生，一点钟的时候，在一个空落落的长饭厅尽里面那一头上吃正餐；那儿满屋子安的都是松木桌子，满屋里闻着都是油膻气味。吃完了正餐，接着做功课，一直做到吃茶点的时候；吃茶点，麦尔先生用的是一个蓝茶杯，我用的是一个锡盂子。整天价，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麦尔先生都坐在教室里他自己的桌子那儿，一刻不停地和笔、墨、尺、簿子、纸打交道，把上半年的账目一项一项地结算出来（这是我当时看出来的）。他晚上工作都做完了，东西都归置好了，就把笛子拿出来呜呜地吹；吹到后来，我只觉得，他简直地把他整个的人，都慢慢地从笛子上手的大孔那儿吹了进去，然后又从笛子的几个小孔那儿冒了出来。
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是那样一个不大点的小家伙，用手扶着脑袋，坐在灯光暗淡的屋子里，一面听麦尔先生凄凉的笛声，一面啃第二天的功课。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啃完了功课，把书合上以后，听了麦尔先生凄凉的笛声，就想到家里过去的情况，想到亚摩斯海滩上刮的海风，感到非常凄凉，非常孤寂。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到楼上冷清清的屋子里去睡觉，我坐在床沿儿上，一边哭着一边想象坡勾提来安慰我。我现在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我早晨下楼的时候，一面由楼梯的窗户上一个使人悚然的大豁子那儿，看着那口校钟，上面带着信风旗，悬在一个外屋的顶上，一面心里嘀咕，害怕钟声一响，把史朵夫和别的学生都叫到教室里来。我心里最怕的，是那个安假腿的人把长了锈的栅栏门上的锁开开，把可怕的克里克先生放进来。其次就是怕那些学生都回来。在这种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里，我都不能想象我这个人有任何危险的地方，但是在所有这种种情况里，我却都老得在背上背着那个警告人的牌子。
麦尔先生一直地没跟我说过很多的话，但是也一直地没对我露过严厉的声色。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对无言的伴侣。有一件事，我忘了说：那就是，他有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囔，一个人咧着嘴笑，还又攥拳头，又咬牙，又自己薅自己的头发，叫人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的确有时候做出这种种怪样子来。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不过过了不久，也就看惯了。
第六章 识人更多
我这样过了大概有一个月，跟着看见那个安假腿的家伙，开始拿着一个拖把，提着一桶水，拖着那条木腿到处咯噔，因此我就知道，克里克先生和那些学生，都快回来了，这是迎接他们的准备。我这种想法还真对了，因为拖把不久就光顾到教室来了，把我和麦尔先生都赶到外面，有好几天的工夫，我们两个都是碰到哪儿就在那儿存身，都是能怎么凑合着过就怎么凑合着过。在这个时期里，有两三个年轻的女人，从前很少露面儿的时候，现在却和我们老碰到一块儿，老嫌我们碍手碍脚的。同时，我们经常在尘土飞扬中讨生活，把我弄得老打喷嚏，好像撒伦学舍是一个大鼻烟壶一样。
有一天麦尔先生告诉我，说晚上克里克先生就要回来了。晚上，吃过茶点以后，我又听说，他已经回来了。在睡觉以前，那个安假腿的人，来领我去见他。
克里克先生住的那一部分房子，比我们住的那一部分舒适得多。他房外还有一个幽静的小花园儿。看惯了那个尘土飞扬的游戏场以后，再看到这个花园儿，真令人心旷神怡。那个游戏场，可以说是一片具体而微的沙漠，它老使我觉得，除了双峰骆驼或者单峰骆驼而外，其他一切，到了那儿，都没有能觉得安适自在的。我一路哆嗦着去见克里克先生，但是却还注意到，过道那儿都叫人看着舒适，这在我都得说是够大胆的了；等到我来到了克里克先生面前的时候，我又羞又怕，手足无措，连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分明都在起坐间里），我都几乎没看见，更不说别的了。我只看到了克里克先生本人。只见他身躯粗壮，身上戴着一大串表链子和链子坠儿，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身旁放着一个酒瓶和一个玻璃杯。“啊！”克里克先生说，“这就是应该把牙锉掉了的那个小家伙啊！叫他把背脊转过来。”
安假腿的那个人把我转了一个过儿，把牌子转到克里克先生面前，让克里克先生仔细看了半天以后，又把我转回来，叫我面对着克里克先生，他自己就站在克里克先生身边。克里克先生赤红脸膛，两只小眼睛深深地眍着，脑门子上青筋很粗，鼻子很小，下巴可又很大。他的脑袋瓜子都谢了顶了，只剩了几根稀疏疏、潮糊糊的头发，刚刚苍白，从两鬓往前拢着，在脑门子那儿抿在一块儿。但是他身上的情况，使我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这个人原来是个哑嗓子，说起话来，只听见他打喳喳儿。这样，他一说话，就得费劲：就是因为他说话很费劲，再不就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他说话没有劲，所以他只要一说话，他那副本来就凶的脸膛显得更凶，他那几条本来就粗的青筋显得更粗；既然他的脸膛那样凶法，青筋那样粗法，那就无怪我回想起来，认为那就是他最突出的奇特之点了。“我说，”克里克先生说，“这个小家伙，有什么可以报告的情况没有？”“顶到这阵儿，他还没犯什么错儿，”安假腿的那个人回答说。“因为他还没得到机会哪。”
我觉得，克里克先生听了这个话，露出失望的样子来。我觉得，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我这会儿刚刚瞥见了她们两个，只见她们都又细瘦，又安静）听了这个话，露出高兴的样子来。“往前站！老先生！”克里克先生一面说，一面打手势。“往前站！”安假腿的那个人说，同时把手势重复了一遍。“我很有幸，和你继父认识，”克里克先生用手揪着我的耳朵，用打喳喳儿的嗓子说，“他是个好样儿的，意志很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不了解？嘿？”克里克先生一面说，一面带着穷凶极恶、拿别人开玩笑的样子，使劲掐我的耳朵。“还不了解，校长，”我说，一面疼得把身子往后直拽。“还不了解？嘿？”克里克先生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不过不用多久就了解了。嘿？”“不用多久就了解了。嘿？”安假腿的人重复说。我后来才明白，因为安假腿的人嗓门儿很大，所以克里克先生对学生讲话的时候，老是他当通事。
我当时吓坏了，只说，我希望，校长，我不用过多久就了解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耳朵一直地像火烧的一样，因为他老那样使劲掐它。“我跟你说一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啦，”克里克先生用打喳喳儿的嗓子说。他这阵儿好容易才算饶了我的耳朵，把手撒开了，但是在撒开以前，却揪着它使劲拧了一下，拧得我满眼是泪。“我就是一个鞑靼。”“鞑靼，”安假腿的人说。“一件事，我说要做，我就非做不可，”克里克先生说，“我说怎么做，就得给我怎么做——”“——我说怎么做，就得给我怎么做，”安假腿的人重复说。“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克里克先生说。“不错，我就是铁石心肠。我就知道做我分内应做的事。不错，我也就做我分内应做的事。即便我自己的亲骨肉——”他说到这儿，往克里克太太那儿看去，“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他就不是我的亲骨肉。那我就把他赶出去。那个浑蛋，”他说到这儿，问那个安假腿的人，“又来啦没有？”“没有，”安假腿的人回答说。“没有？好，”克里克先生说。“那他还得说不糊涂。那他还得说了解我。叫他别再撞到我手里。我说，叫他别再撞到我手里，”他说，说的时候，把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拍，一面看着克里克太太。“他还得算了解我。你这阵儿大概也有点了解我啦吧，你这个年轻的朋友？好啦，你可以走啦。把他带出去。”
他吩咐把我带出去，我真如释重负。因为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都在那儿擦眼泪；我为自己，固然觉得难过，我为她们，也同样觉得难过。不过我心上压着一件事，因为对于我的关系太大了，所以我忍不住不向他开口，虽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校长，我求你——”
克里克先生用打喳喳的嗓子说，“啊！要干什么？”说完了，把眼一直瞅着我，眼里冒出火来，好像要把我烧化了似的。“校长，我求你，”我结结巴巴地说，“是不是可以把我这个牌子（我做了那件事，我真后悔，校长），我求你，在同学还没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牌子给我摘了——”
克里克先生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至于他还是只想吓唬我一下就完了呢，还是真要把我怎么样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一见他那样，吓得撒腿就跑，也顾不得等那个安假腿的人带我了。我一点都没敢停，一直跑到了寝室；回头一看，幸喜没人追我，我才上了床；因为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我在床上还一直哆嗦了两个多钟头。
第二天早晨，夏浦先生回来了。他是一等助理教师，比麦尔先生高一级。麦尔先生和学生一块儿吃饭，夏浦先生却和克里克先生一块儿吃正餐和晚饭。我觉得，他这个人，软里古几，挺娇气的；鼻子特别大；脑袋老有些往一边儿歪着的样子，好像脑袋太重了，挺不起来似的。他的头发却光滑鬈曲；不过，头一个回来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的头发是假的，他那是戴的假发（他说，他的假发，还是转手货呢）。夏浦先生每礼拜六下午出去，把假发烫一次，把它烫鬈了。
告诉我这段新闻的，不是别人，正是托米·特莱得。学生里，他是头一个回来的。他对我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我可以在栅栏门的右角顶上面那一道门栓那儿，找到他的名字；我听他这样一说，就问他是不是“特莱得？”他说“不错，正是”，跟着就详尽地问起我自己和我家里的情况来。
特莱得是头一个回来的这件事，对我说来，真得算是幸事。他看到我那个牌子，喜欢极了，每一个学生，不论大小，刚一回来，他就马上用下面的方式把我介绍给他：“你瞧！这儿有个玩意儿，好玩儿极啦！”本来，这个牌子，我露出来也得受窘，我掩藏着也得受窘，他这样一来，我这两方面的窘，就都无形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我的幸事：原来那些学生回来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垂头丧气的，对于开我的玩笑，并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厉害。其中固然有几个，看见我的时候，乐得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一样，在我身旁，又蹦又跳；其中的大多数，还都忍不住要假装着认为我是一条狗，轻轻地拍我，慢慢地摩弄我，叫我不要咬人，还说，“老兄，躺下吧！”又管我叫“大虎子”。在那么些生人中间，这种情况，当然要使我觉得手足无措，惹得我哭了几场。不过总的说来，比我原先想的却好得多了。
但是史朵夫还没回来的时候；我还不能算是正式进了这个学校。同学中间，都说他有学问，他生得很秀美，比我至少大六岁。他们带我去见他的时候，好像去见治安法官一样。他站在游戏场上一个棚子底下，盘问我受罚的详细情况；我都对他说了以后，蒙他表示意见说，“这样罚法真丢脸，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从那时候以后，就永远把他看作是我的恩人。“你带了多少钱来，考坡菲？”他对我的情况下了这样的考语以后，带着我到一边，问我。
我告诉他，说我带了七个先令来。“你顶好把钱交给我，我替你收着，”他说。“至少是，你愿意的话，你就交给我。你要是不愿意，就不必。”
他这番好心，我岂有辜负的道理，所以我当时就急忙把坡勾提给我的那个钱包打开了，把里面的钱，揪着钱包底儿，都抖搂在他手里。“你这阵儿想不想买什么东西？”他问我。“谢谢你，这阵儿不想买，”我回答他说。“你要是想买什么，你就买好啦，”史朵夫说。“你想买，尽管说。”“谢谢你，不想买，学长哥，”我把前面的话重复了一遍。“也许你一会儿就愿意花一两个先令，买一瓶红醋栗酒，放在宿舍里？”史朵夫说。“你和我住在一个屋子里，你知道吧？”
我以前毫无疑问，并没想到买酒，不过我却说，“不错，我愿意买。”“很好，”史朵夫说。“我想，你也许愿意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杏仁糕吧？”
我说：“不错，那我也愿意买。”“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饼干，再花一个先令什么的买水果，好不好？”史朵夫说。“我说，我的小朋友，要真这样，可得说是不会过日子了！”
我看见他笑，也跟着一笑，其实我心里头却正有点七上八下的呢。“好吧！”史朵夫说，“咱们得尽力地叫这个钱多买点东西；要紧的就是这个。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照顾你。我能随便到学校外面去。我可以把啃的东西偷偷地运进来。”他说完了，就把钱放在他的口袋里，同时好心好意地告诉我，叫我放心，说他要小心在意，使我的钱在他手里不出错儿。
如果那样就算得是“不出错儿”，那就得说他说到做到，但是我心里却正嘀咕，惟恐他那种做法差不多是大错而特错呢。因为我害怕他把我母亲给的那两枚半个克朗统统都给糟蹋了——虽然我保留了包钱的那张纸，那是我保存下来的无价之宝。
我们上楼睡觉的时候，他把那七先令买的东西，全拿出来了，摆在我那个有月亮照着的床上，嘴里说：“你来瞧，小考坡菲，都买来了，简直地赛过了皇家的筵席！”
像我那样年纪，又有他在旁边，让我亲自作主人张罗客人，那在我简直地是不可思议的。我一想到这种情况，我的手就都哆嗦起来。我请他帮我的忙，替我作主人：我这种请求，经过在那个寝室里的人一致地附议之后，他接受了，跟着就坐在我的枕头上，把啃的东西分给大家吃——我得说，分得非常公平——又用一个不带腿儿的杯子（那是他自己的东西），把红醋栗酒分给大家喝。我呢，就坐在他左边，其余的人就围着我们，有的坐在最近的床上，有的坐在最近的地上。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坐在那儿，嘁嘁喳喳地说话：我应该说，他们嘁嘁喳喳地说，我恭恭敬敬地听。月光从窗户那儿射到屋子靠边儿的地方，在地上映出另一个朦胧幽淡的窗户来。我们大家绝大部分都隐在暗处，只有史朵夫要在桌子上找东西、把火柴蘸到磷匣里的时候，才有一道青光，忽然一亮，但是一亮之后，马上就又灭了。我们既然都在暗中，宴会又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不论说什么又都老是嘁嘁喳喳的，所以我现在想来，当时那种神秘的感觉，又不知不觉地向我袭来，因此，我又带着庄严、敬畏的心情，听他们告诉我这个那个：这种种情况，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目前，使我很高兴；特莱得假装着说，在旮旯那儿看见有鬼，又使我害起怕来（虽然我假装着笑）。
我听到关于学校本身和学校各方面的种种情况。我听他们说，克里克先生并不是无缘无故就自命为鞑靼的；做教师的没有比他再严厉、再苛刻的了；他活了这么大，天天就会横三竖四、乱抽乱打，在学生中间，和一个骑兵一样，横冲竖撞，毫无顾惜地挥鞭舞杖；他除了打人，别的一概不懂，连学校里成绩最坏的学生都比他的知识多一些（这是史朵夫说的）。多年以前，他本来是在南镇上贩卖啤酒花的小买卖人，后来大赔特赔，把他太太的钱也都折腾光了，才干起教书这一行来。他们告诉了我这些话，还告诉了我许多别的话。我真纳闷儿，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知道的。
我又听他们说，那个安假腿的人叫屯盖。他是一个脾气倔强的蛮家伙，从前帮着克里克先生做啤酒花生意；据学生们揣测，因为他是给克里克先生做事把腿弄断了的，他又替克里克先生干了不少肮脏事儿，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克里克先生才把他带到学校里来。我又听他们说，全校除了克里克先生以外，连教师带学生，他都认为是生来就和他作对的仇人。他整天价不会别的，就是爱尖酸刻薄、使坏害人。我又听他们说，克里克先生有一个儿子，和屯盖不投缘。他本来在学校里帮着教学。有一次，因为克里克先生责罚学生，太残酷了，他曾劝过他父亲；大家还揣测，他父亲待他母亲不好，他也反对过。由于这种种原因，克里克先生就把他赶出家门去了。从那时候以后，克里克太太和克里克小姐，就老郁郁不乐。
但是克里克先生的故事，我听到了觉得顶惊奇的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他从来不敢碰一碰，而那个学生就是史朵夫。别人这样说的时候，史朵夫自己也承认了；他还说，他倒是想看一看克里克先生到底敢不敢碰他。一个脾气柔顺的学生（不是我）问他，要是克里克先生真敢的话，他怎么办？他听了这个话，先特意把火柴在磷匣里蘸了一支照着，然后才回答。他说，壁炉搁板上老放着一个七先令六便士买的墨水瓶，克里克先生要是敢碰他一碰，那他就用那个墨水瓶，朝着他的脑袋砍；先把他一下打趴下，再说别的。我们听了这话，都摸着黑儿坐在那儿，有很大一会的工夫，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又听说，夏浦先生和麦尔先生的薪水都少得可怜。吃正餐的时候，克里克先生的饭桌上如果又有热菜，又有冷菜，夏浦先生老得自己识相，说他喜欢吃冷菜。这个话，史朵夫也说不假，因为学生里，只有他一个人是起坐间寄宿生。我又听他们说，夏浦先生的假发，戴起来并不合适；他对于假发，很可以不必那样“臭美”，另有人就说，很不必那样“觉得怪不错的”——因为他自己的红头发，清清楚楚地在脑袋后面露着。
我又听说，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开煤铺的。他上学就为的是折煤账；因此同学都管他叫“货物交易”或者“实物交易”；这是从算术书里挑出来的字眼儿，用来说明这种安排。我又听说，克里克先生喝的啤酒，是从学生的家长那儿硬抢来的，吃的布丁，也是向家长强摊派的。我又听说，全校的学生，都认为克里克小姐爱上了史朵夫了。我现在觉得，我当时坐在暗中，想到史朵夫的声音那样好听，面孔那样好看，态度那样大方，头发那样鬈曲，那我当然认为，克里克小姐爱上了他是很在情理之中的。我又听说，麦尔先生这个人并不坏，只是名下连六个便士都不剩；他母亲，老麦尔太太，毫无疑问，穷得和约伯一样。我当时曾想到我那一次在那个老太太家里吃早饭的情况，听见她好像说“我的查理”的情况，不过我对于那种情况，却一个字没提，这是我现在想起来引以为慰的。
他们说了这些故事，还说了许多别的故事，因此故事还没说完，东西却早已经吃完了。客人中的大多数都在吃喝完了以后就上床睡去了；只有我们这几个，已经脱去一半衣服，还坐在那儿，有的人说，有的人听，不过到后来也上床睡觉去了。“夜安，小考坡菲，”史朵夫说。“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你太好了，”我很感激地回答说。“我先谢谢你啦。”“你没有姐姐妹妹什么的吧？”史朵夫打着呵欠说。“没有，”我回答说。“那真可惜了儿的了，”史朵夫说。“你要是有个姐姐妹妹什么的，那我想，那她一定是个又漂亮、又羞怯怯、眼睛像两湾子水儿似的小姑娘。我一定非跟她认识认识不可。夜安吧，小考坡菲。”“夜安，学长哥，”我回答说。
我上了床以后，还老琢磨他；我记得，我还支起身子来，看他躺在月光映射着的床上，把清秀的脸儿仰着，把头从容舒适地枕在胳膊上。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大人物，我心里所以老想着他，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在月光下，尚未揭露的未来，还没在他身上模模糊糊地透露；在我那天夜里梦中游逛的花园里，他前进的脚踪，也还没影影绰绰地出现。
第七章 在校的第一学期
第二天，学校才正式开学。教室里，本来又喊又叫，又吵又嚷，但是克里克先生，吃过了早饭却进了教室，站在门口那儿，像故事书里的巨人端量他们抓到的倒霉鬼那样，往我们大家身上看，那时候，屋里就一下和死了的一样沉静起来。我记得，这种情况，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屯盖紧紧跟随着克里克先生，不离左右。他凶猛地高喊了一声，“不要嚷嚷！”其实我觉得，那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那些孩子，看见他们进来了，就一下哑然无声，木然不动了。
看见的是克里克先生的嘴唇儿动弹，听见的却是屯盖的声音在说话，说的是：“现在，孩子们，新学期又开头儿啦。在这个新学期里，你们可都要给我小心，给我仔细。我得告诉你们，你们顶好趁着这股新鲜劲头好好地念书，因为要是你们不好好地，我也要趁着这股新鲜劲头好好地揍你们。我决不会含糊。你们摩拳擦掌，没有用处，我揍你们留下的疤痕，你们擦也好，磨也好，都是去不掉的。现在，你们个个都好好地做功课去！”
这一篇可怕的开幕词说完了，屯盖也咯噔咯噔地拐出教室去了，克里克先生就来到我坐的那儿，对我说，我不是出名地会咬人吗？他也是出名地会咬人。跟着他把手杖一亮，问我，手杖比起牙来怎么样？手杖比起牙来，是不是也挺尖的？嘿？它顶得上顶不上双层的牙？嘿？它有没有尖儿？嘿？它会咬人不会咬人？嘿？它会咬人不会咬人？他每逢问一句，都用手杖往我身上的肉里抽一下，抽得我直打拘挛，因此我一下就享受了撒伦学舍的全部“公民权”了（像史朵夫说的那样），并且还一下就泪痕满面。
我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与众不同，受到特殊的恩典。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克里克先生在学生中间巡逻了一遍以后，绝大多数的学生（特别是年纪小的学生）就都受到同样的照顾了。一天的功课还没开始，全校的学生里，就有一半在那儿打拘挛，抹眼泪了。至于那天的功课完了的时候，有多少人打过拘挛，抹过眼泪呢？那我实在连回想都不敢回想，因为恐怕说出来，有人会怀疑我过甚其词。
我得说，从来没有人像克里克先生那样对于本行乐而不倦的。他抽打起孩子们来那股子得意劲儿，就像老饕酒醉饭饱的样子。我绝对地相信，他看到胖乎乎的孩子，他的手就要发痒。这样的孩子，对于他有一种魔力，他要是一天里不给这样的孩子几下子，那他就老坐又不安，立又不稳。我自己就是一个胖乎乎的孩子，对于这一点自然深有体会了。我敢说，我现在想起这个家伙来，还不禁怒火上升，愤不可遏；即使我个人并没受到他的摧残，我知道了他这一切所作所为，我也要这样的；但是我现在的怒火和义愤却要有万丈之高，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家伙，除了会动蛮行凶而外，其他一无所能；他不配为人师表，也就像他不配当海军提督或者陆军司令一样——其实，他在那两方面，如果真掌握了大权，那他给人的害处，也许还远远地不及他作校长的害处大呢。
他就是一个全无心肝的煞神，我们就是一些小小的可怜虫，尽力想法子讨他的好，叫他别作威作福。我们在他面前，连头都不敢抬！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真想不到，我刚踏上了人生的道路，竟会是那种光景，对于那样一个毫无才能、完全骗人的家伙，那样低声下气，卑躬屈节！
我现在好像又坐在书桌后面，偷偷地拿眼盯着他，看他的眼色，战战兢兢地盯着他，看他在那儿给一个学生用英尺在演算本上打格儿；那个学生刚刚挨过那个英尺的打，两手打得和针扎的那样疼，正在那儿用手绢儿擦，想把疼劲擦掉。我本来有许多功课要做；我拿眼盯着他，并非由于闲得没事做，而是由于他对我，有一种病态的吸引力，使我心里扑腾扑腾地想要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么，下一个遭殃的还是轮到我自己，还是轮到别人？在我那一面儿，有两溜小学生，也和我一样，心里扑腾扑腾地在那儿瞅着他，看他的眼色。我想这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不过他却假装作不知道。他在演算本上打着格儿的时候，又歪嘴，又挤眼，狰狞可畏；他现在斜着眼往我们这两溜学生这儿看来了，我们一见，都急忙把眼光垂下，打起哆嗦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偷偷地抬起头来瞧他。一个倒霉的学生，习题做得不完善，叫他查出来了，他就把那个学生叫了上去。这个小罪犯结结巴巴地求情告饶，并且说，明天一定做好。克里克先生动手打他以前，先说了一句笑话，我们大家只得勉强发笑，其实——我们这群可怜的小狗儿，脸上虽然作出笑容，面色却像死灰一样的惨淡，心却都提溜到嗓子眼儿那儿去了。
我现在好像又回到夏天一个使人昏昏欲睡的午后，坐在书桌那儿。我四周是一片嗡嗡、营营的声音，好像那些孩子都是绿豆蝇似的。我们刚吃过饭一两个钟头，让半温不热的肥肉弄得心里仍旧油腻腻的；我的脑袋就好像跟它一样大的一块铅那么重。那时候，只要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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