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盈之,张艺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服饰文学作品选试读：
总序
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在近30年的课程发展历程中，大学语文的道路虽然走得并不平坦，但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和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2006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会议，建议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程。2007年5月11日，在东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环境艺术设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郑时龄教授在与大学生对话时，严厉地批驳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不重视大学语文课的观点。200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我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时说，“您上次说的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我每到一个学校，都和老师、同学们讲，搞科学的要学点文学艺术，对启发思路有好处。学校和科研院所都很重视这个观点，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在这样一个大的教育选择、政策导向和文化认同背景之下，为了切实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尤其是高职院校的语文课程建设，我们计划陆续推出《大学语文》校本系列教材。
据了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馆藏大学语文教材已达1402种。可供选择的现成教材如此之多，我们推出自己的系列教材会不会有重复建设之嫌呢？这是我们在策划编写教材之初首先要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经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现有的大学语文教材虽然版本众多，并且其中也不乏一、二精品，但“千本一面”的现象比较严重。为此，在构筑《大学语文》系列教材体系的时候，我们努力在凸显自身特色上下功夫，将创新作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目标。本系列教材与其他《大学语文》教材相比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对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进行整合。必修教材突出科目的基础性，选修教材突出科目的选择性。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的整合，主要是基于把学生作为主体的课程价值取向与目标，强调的是学科教学与学生发展的有机统一。整合的内在依据是人的共同化与个性化协调发展的需要。(2)综合型教材与语言鉴赏型教材、专题学习型教材以及活动型教材互相配套。建立多种教材模型，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和构建多重对话的平台，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3)课程内容由板块割裂走向板块融合。就学习内容而言，力求语言与文学渗透、阅读与写作交叉；就学习主体而言，力求使学生对语文的积累与感悟、体验与探索、品味与思考、应用与拓展、发现与创新等活动因素有机地融合在教材的整体结构之中。课程内容板块融合的目的是实现“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三维课程教学目标的整合。(4)突出专业化文化品性，兼顾民族化、时代化、生命化、典范化等其他文化品性。适应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建设的需要，将专业化文化品性融入语文教材的编写之中，这既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上的一大创新，也是本系列教材区别于其他大学语文教材的最鲜明特色之所在。
本系列教材的编写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参加这套教材建设的同志普遍认为，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涉及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方方面面，如果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际编写上的创新，这套教材将很有可能成为“千本一面”的大学语文教材群体中的“一千零一本”。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大家本着积极创新的精神，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努力使本系列教材在其面世之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编写《大学语文》校本系列教材的初衷，是推进院级精品课程建设，满足我院大学语文教学的需要。由于我院是一所以纺织、服装两大专业为支柱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本系列教材主要是以纺织服装专业的学生为使用对象组织编写的。当然，从人文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讲，这套教材亦可供其他专业的学生选用。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对本系列教材的建设规划非常重视，各大出版社也给予我们鼎力的支持。在此，我们向学院领导和各大出版社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各位专家和同行的批评指正，以便今后做进一步的修订。
编者
2008年初冬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大学语文特色教材研究(代序言)
特色是什么？如果仅仅视之为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表层特征，那是很不够的；如果从深层次上探讨，特色，应该是某一事物本质特征的凸现，它意味着魅力、开拓力、创造力、生命力。在文化领域中尤其如此。
在学校教育与教学活动中，特色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与教学活动中，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缺乏乃至没有特色的现象，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这种抹杀个性、特色的现象，在教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按现当代教学理念，学生主要应是通过教材完成学业的。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在教学中，应该是学生先自学教材，教师只讲授学生学习中的疑点、难点，点击教材中的重点。这样，对教材的要求就不同于过去了。教材，必须从内容、版式、装帧等各个方面，从不同的教育对象出发，力求个性鲜明，富有特色。这不但关系到激活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意识，从而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的教育的人文精神问题。
且以大学语文教材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语文教材是不断改革的。徐中玉教授2001年9月1日在他主编的《大学语文》的《增订说明》中写道：“自1981年以来，我受邀为国家教委以及教育部有关司局，牵头组编各类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已有五种。”这段话使我们领悟到：大学语文教材正处于不断改革进程中。浙江省教育厅在《关于加强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指出：课程与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是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当前学校教学工作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大改革和建设的力度。在重组课程体系方面，《通知》提出了努力创建特色课程问题；在抓好教材建设方面，《通知》告诉我们：教育部准备在5年内编写、出版500种高职高专教材，浙江省计划在5年内编写、出版100种左右具有浙江特色的高职教材，各高职院校要积极争取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个《通知》使我们认识到，教材改革正在大力进行之中。我们正是沿着上述思路和方向，探讨大学语文教材的有关问题的。在探讨过程中，我们逐步认识到，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是远远不能适应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要求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现大众化教育的21世纪初，大多数高校依然是理、工、医、农、哲、史、法、政同用一本《大学语文》。本是各类高校中重要基础课之一，而且应该是最具魅力的基础课之一的大学语文课，往往变成许多大学生厌恶的一门课。为什么？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教师与教学方法、学生与学习目的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教材方面的问题显然是最主要最直接的。毋庸讳言，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不看对象”①，各类学校、专业一刀切，统得太死，略无特色，是症结所在。在高职院校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当今的教育，是以人的发展为本的，尊重学生的个性、爱好、特长，关注他们所学专业，尊重他们的志趣和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服装类院校和专业的学生，专业方向明确，大多长于形象思维、有一定艺术志趣，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有所追求、有所抱负，作为一门旨在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的基础课教材，应该尽最大可能满足他们不同于理、工、医、农、哲、史、法、政等类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为他们编纂特色鲜明的大学语文教材，使他们乐于上大学语文课。如果把他们混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让他们吃“大锅菜”，把大一统的大学语文教材硬塞给他们，使他们在学习中，既看不到这种大学语文教材与自己所学专业的联系，也看不到这种教材与自己以后所从事事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要使大学语文课成为一门受欢迎的必修课，是很困难的。至少，我们的教学实践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大学语文教材是否有可能有条件根据服装类院校和专业的特点来编纂呢？显然是有可能和有条件的。
其一，从先秦到当代，服饰类文学作品很多，从体裁看，可谓诸体皆备，名篇甚多。将这些脍炙人口的名作精选出一部分来，作为服装类院校和专业的大学语文课教材，不但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使用这种教材，也是可以达到大学语文课所要达到的“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②的目的的。
其二，从内容方面看，我国历代服饰类文学作品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国家、民族、人生、世态、道德、审美、爱情、婚恋、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方面应有尽有。选编这类作品作为大学语文教材，同样可以“取得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写作鉴赏等各方面的综合效应”，“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加强他们的综合素质”①。
①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页。文中说：“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对于自己宣传的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②国家教委高教司：《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出版前言”。
其三，使用这种特色教材，在完成大学语文课所应当完成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对这类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产生直接的多方面的作用。诸如，通过自古及今的各类文学作品，可以更具体更生动地了解、理解我国服装发展史、服装改革史、服饰审美的发展历程，服饰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服饰文化的国际交流史，甚至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启迪，获得服饰作品设计、制作、展示等方面的创作灵感，创造出既有优秀的服饰文化传统内涵，又富有时代精神、国际时尚的新服饰作品来。也就是说，这种特色教材，可以把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紧密地、自然地结合起来，把素质教育渗透、融合到专业教学中去，使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现象变为一张皮，以软的手段达到硬的目的，从而避免灌输、说教之嫌，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其四，目前，不但服装类院校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②，而且很多研究性高校也纷纷开设服装类专业，如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学院、苏州大学、宁波大学等，都已开设了服装类专业，这些院校和专业的学生和教师，都希望有大学语文的特色教材，我们应该积极设法满足这种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编写、使用《〈大学语文〉补充教材》之后，组织编写了这本《服饰文学作品选》，打算作为我院大学语文教材试用。
在体例上，我们也从“特色教材”的角度作了一些研究。
为了达到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我们依据“少而精”和“必需、够用”的原则，只选了103篇作品，约40万字，供高职类服装院校和其他高校服装专业大学语文课教学试用。以后，所选作品会随着课时的变化而调整。对所选作品，要求大部分具有典范性，体现服饰文化，但也有少部分作品未体现“服饰”内涵，属于“拓展阅读”的内容，是提供给学生进一步阅读、研讨的。编排时，以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不再按题材、内容或体裁分类，但教师在授课时，则可以根据学生和教学的特点，自行分类组合。所选作品，每篇均有“作者简介”、“注释”、“简析”和“练习与思考”。从目前高职类服装院校学生的实际出发，“注释”和“简析”较多、较详一些，以利于学生自学。少数古代作品比较艰深难懂，则附上译文，供学生参考。以后，随着生源状况的改变，再作适当修订。“练习与思考”侧重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强调独立思考，注意服装专业特点，一般不提供“标准答案”，只要求言之成理，言之有据。
①徐中玉：《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编写说明”。
②据2001年有关部门统计，这一年新批高职院校有235所，占高校总数的70%。
在版式上，本书也力求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留出足够的空白，以利于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随时可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疑难问题、对教材和教师讲授内容的质疑和建议，摘录一些重要的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献。有了这些内容，这本书不但会伴随他们的整个学习生活，而且可能伴随他们一生的学习和事业。
适量的有教学价值的插图，也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力求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使这本书更具形象性和直观性，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有意义的。
还有哪些方面可以使服装类专业大学语文教材更具特色？我们正在探索中。我们愿意听到来自学生、教师、专家、服装企业职工以及服饰爱好者多方面的批评、指教。第一篇 现当代部分
衣裳
梁实秋
梁实秋(1903—198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籍杭州，出生于北京。1915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后历任南北各大学教授。1949年移居台湾，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1987年病逝于台北。著有《雅舍小品》(1—4集)、《雅舍散文》(1—2集)、《秋室杂文》、《雅舍谈吃》、《槐园梦忆》等十数种，编有英文词典多种，并独力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注。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显示人品”；又有一句；“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可是我不记得是谁了，他曾说过更彻底的话：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其实，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固然是奕奕赫赫[1]，但如果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2]，确有至理。
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需具备四个条件：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裳。可见衣裳是要紧的。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是衣裳“普罗”[3]一些，曾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后来走出饭店，便再也不得进去，司阍[4]的巡捕不准他进去，理由是此处不施舍。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得要领，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到账房内去理论。这不能怪那巡捕，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5]的客人？
衣裳穿得合适，煞费周章[6]，所以内政部礼俗司[7]虽然绘定了各种服装的式样，也并不曾推行，幸而没有推行！自从我们剪了小辫儿以来，衣裳就没有了体制，绝对自由，中西合璧[8]的服装也不算违警，这时候若再推行“国装”，只是于错杂纷繁之中更加重些纷扰罢了。
李鸿章出使外国的时候，袍褂顶戴[9]，完全是“清大人”的服装。我虽无爱于清朝章制，但对于他的不穿西装，确实是很佩服的。可是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到如今理发匠都是穿西装的居多。我忆起了二十年前我穿西装的一幕。那时候西装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物，总觉得是有点“机械化”，其构成必相当复杂。一班几十人要出洋，于是西装逼人而来。试穿之日，适值严冬，或缺皮带，或无领结，或衬衣未备，或外套未成，但零件虽然不齐，吉期不可延误，所以一阵骚动，胡乱穿起，有的宽衣博带如稻草人，有的细腰窄袖如马戏丑，大体是赤着身体穿一层薄薄的西装裤，冻得涕泗交流，双膝打战，那时的情景足当得起“沐猴而冠”[10]四个字。当然后来技术渐渐精进，有的把裤脚管烫得笔直，视如第二生命；有的在衣袋里插一块和领结花色相同的手绢，俨然像是一个绅士，猛然一看，国籍都要发生问题。
西装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譬如，做裤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装裤，光线透穿，真是骇人！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颜色惊人的衬衣，如火如荼的领结，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美，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所谓洋场恶少[11]，其气味最下。
中国的四季衣裳，恐怕要比西装更麻烦些。固然西装讲究起来也是不得了的，历史上著名的一例，詹姆斯第一[12]的朋友白金翰爵士有衣服一千六百二十五套，普通人有十套八套的就算很好了。中装比较的花样要多些，虽然终年一两件长袍也能度日。中装有一件好处，舒适。中装像是变形虫[13]，没有一定的形式，随着穿的人身体变；不像西装，肩膊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宽肩膀，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裤子里面有的是“生存空间”；而且冷暖平匀，不像西装咽喉下面一块只是一层薄衬衣，容易着凉，裤子两边插手袋处却又厚至三层，特别郁热！中国长袍还有一点妙处，马彬和先生(英国人入我国籍)曾为文论之。他说这钟形长袍是没有差别地、平等地、一律地遮掩了贫富贤愚。马先生自己就是穿一件蓝布长袍，他简直崇拜长袍。据他看，长袍不势利，没有阶级性。可是在中国，长袍同志也自成阶级，虽然四川有些抬轿的也穿长袍。中装固然比较随便，但亦不可太随便，例如脖子底下的纽扣，在西装可以不扣，长袍便非扣不可，否则便不合于“新生活”[14]。再例如虽然在蚊虫甚多的地方，裤脚管亦不可放进袜筒里去，做绍兴师爷状。
男女服装之最大不同处，便是男装之遮盖身体无微不至，仅仅露出一张脸和两只手可以吸取日光紫外线，女装的趋势，则求遮盖愈少愈好。现在所谓旗袍，实际上只是大坎肩[15]，因为两臂已经齐根划出。两腿尽管细直如竹筷，扭曲如松根，也往往一双双地摆在外面。袖不蔽肘，赤足裸腿，从前在某处都曾悬为厉禁[16]，在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惋惜。还有一点可以指出，男子的衣服，经若干年的演化，已达到一个固定的阶段，式样色彩大概是千篇一律的了，某一种人一定穿某一种衣服；身体丑也好，美也好，总是要罩上那么一套。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既是创造，便有失败，也有成功。成功者便是把身体的优点表彰出来，把劣点遮盖起来；失败者便是把劣点显露出来，优点根本没有。我每次从街上走回来，就感觉得我们除了优生学[17]外，还缺乏妇女服装杂志。不要以为妇女服装是琐细小事，法朗士说得好：“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当中有所选择，你想我将选什么呢？……在这未来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选小说，亦不选历史，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我的朋友，我仅要选一本时装杂志，看我死后一世纪中妇女如何装束。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过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及学者。”
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所以裸体运动[18]除了在必要的时候之外(如洗澡等等)，我总不大赞成。
注释：
[1]奕奕赫赫：精神饱满，气势盛大。
[2]玩世不恭：用嘲弄的态度对待世事；不恭，不严肃。
[3]普罗：普罗列塔利亚(法文prol etari at)的简化，原意为无产阶级，此处指衣着不讲究，显得寒酸。
[4]司阍：看门(人)。巡捕，旧时称租界里的警察。
[5]楚楚：(衣着)鲜明整洁。
[6]周章：此处意为周折、苦心。
[7]内政部礼俗司：民国时行政院所隶内政部为管理全国内务行政事务的机关，下属六司，礼俗司为其一，曾制定“国装”。
[8]中西合璧：中国的与西洋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9]袍褂顶戴：袍褂，长袍马褂，为清朝礼服；顶戴，清朝制度官品以帽上顶珠颜色和质地区别，谓之顶戴。
[10]沐猴而冠：沐猴，猕猴；猕猴戴上帽子装作人样。
[11]洋场恶少：洋场，指旧时洋人较多的都市，多指上海；恶少，品行不端的青年。
[12]詹姆斯第一：詹姆斯一世(1566—162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创立者，宣扬王权神授说，以专制横暴著名。
[13]变形虫：音译“阿米巴”。该菌由于原生质的流动，身体能生出无定形的“伪足”，轮廓随“伪足”伸缩而移动和变化。
[14]新生活：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执政后，官方倡导的以“四维”、“八德”为核心，实行思想统治的生活方式。
[15]坎肩：无袖上衣。
[16]厉禁：严厉的禁令。
[17]优生学：研究如何改进人类遗传性的生物学分支。
[18]裸体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人盛赞裸体的好处，中国也有些文化人著文赞同。
[简析]
梁实秋是散文小品名家。本文虽未必是他最好的作品，却展现着他的散文小品的一个显著特色：涉笔成趣。“衣裳”这个话题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读者轻松地一路读下去，感到如同与这位学识丰富、视野开阔的智者闲时聊天，渐入佳境；听他信口说来，头头是道，又娓娓动听，既增长了见识，又常忍俊不禁，还不时有些东西让你深思——这种情趣与理趣的交融，就给人以审美愉悦。
粗看起来，《衣裳》里的聊天是够随意的。一开头说衣裳表现人，也装扮人，由此说到社会上“只见衣裳不见人”的陋习和礼俗司推行“国装”之不可行。接着，从李鸿章当年出使“西方”不穿西装，说到自己穿西装的经历，捎带着对西装穿得“过犹不及”和“不伦不类”的讥讽。再接着由西装及于中装(长袍)，比较两者优缺点，并针对女装发了一通议论。最后，引法朗士死后还想看妇女的时装杂志作收束，以结出“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随便聊聊要聊到耐人寻味的地步是很难的，但作者举重若轻，轻松地做到了。读这类文章不要总是试图去归纳主题，重要的是细细去感受他涉笔成趣的“趣”；也不要用“散文必须形散神不散”这类教条去硬套，一套就会扼杀感受到的“趣”。
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对梁实秋的散文评价极高：“在现在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两人的散文风格也近似。……梁、钱二人的散文则以遣趣为主，抒情和致知也自在其中。”(《中国新文学史》)我们未必同意他对梁实秋所作评价的高度，但应当说他是读懂了梁的散文小品的。幽默是一种智力的优胜。如果说讽刺大饭店司阍的巡捕，说“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显得太过尖刻，那么写自己和同学20年前初穿西装的一幕，种种西装穿得不得体的丑态的那个段落就幽默得穷形尽相了。难以企及的是本文往往从轻描淡写的议论中透露一种态度：如说穿长袍不扣脖子底下的纽扣不合于“新生活”，隐隐乎是对国民党当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揶揄；说对“裸体运动”“我总不大赞成”，显然又是对“幽默大师”林语堂幽了一默，因为林曾称赞“裸体”的好处。只是这种文意藏得很深，不很熟悉历史的读者不一定品得出此中三昧了。
梁实秋自言“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论散文》)，他还说过年少时老师教他文章作法重在“割爱”，使他一生受益。(《清华八年》)——他赞赏文章美在简洁。我们若能细读他的散文，并把他文中似乎与正题无关的文字加以咀嚼，那肯定会从他舍不得“割爱”处悟到更深的东西：幽默。
[思考与练习]
1.本文中写到华盛顿和拿破仑的地方，你是否觉得是多余的？为什么？
2.“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美，但若崭新而俗恶则不可当”，你是怎样理解这两句话的？梁实秋说得有没有道理？
3.文中引法朗士的话，认为“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胜过于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及学者”。作为服装从业者，你怎样看待这句话？为什么？
更衣记
张爱玲
张爱玲(1921—1995)，现代女作家，曾用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毕业于香港大学。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著有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十八春》、散文集《流言》等。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珊珊，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成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俐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门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 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二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只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1]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注释：
[1]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主张通过教育和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著有《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科幻小说、预言小说和历史著作《世界史纲》。
[简析]《更衣记》可能是现代散文中谈衣着谈得最丰富多彩，最灵动，也最有才情的一篇。各种读者可以各取所需：服饰史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到近现代中国服装(尤其是女装)变迁的沿革，社会学者可以从中探知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着装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审美情趣的演进，时装设计师如同翻阅了一套服装资料样本，可从中获取许多灵感，而文学爱好者则能从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随处看到极富想象力的描述，随时听到别出心裁的议论，从而得到赏心悦目的审美愉悦。与先定好一个中心思想，再逐段演绎发挥，逻辑严密的文章大异其趣，本文不但无法按段归纳段落大意，甚至很难概括全文的中心思想。整体地纵向看，文章似在论说；分段看局部，则描述又多于议论。文章题目是《更衣记》，揣摩作家用意，可能把它看作夹叙夹议的记叙文较为合适。
不说充满梦幻般的诗情的开端，正文是从迂缓停滞的清朝无时装谈起的。衣架子似的标准美人；旨在约束女人的规律化的裙装；随季节而不是随气候，等级分明的穿着；无意义的点缀和过分的装饰；对细节的过分注意和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精力；将女人看作可以尽情堆砌的大观园——一直到清末，服装的制作者和欣赏者，主流是维护等级制的最“有闲”的国家里最“有闲”的阶级。随后的政治动乱和社会不靖开启了服饰各趋极端的风气，新思想的输入和舶来品的接受，军阀混战，更使女装一过时就一文不值。接着是男女平权说影响下的旗袍的兴起，先是严冷方正，中西合璧的奇异搭配，直至废除点缀品，纠正公式化，勾出体态曲线。以上粗略的概括，极可能未能抓住作家的思想脉络，因为张爱玲写本文时思维极其活跃：如行云，随意卷舒，略无阻滞；如流水，行于所当行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章最后数段从女装旗袍重见袖子，采取围裙式大襟，猛然跳到论男装的单调与中西合璧式之不可取，结尾竟然突然写电车上所见打扮得不伦不类的男青年的自我炫耀与小孩子骑自行车卖弄车技招摇过市，大概想说明只有怪异才能引人注意吧。
张爱玲写《更衣记》时才22岁，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的影响，耳闻亲见，谈近现代服装史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她“不把散文的主旨提炼得干干净净，不用对照集中的写法，而用‘参差’的写法，错落有致的写法……让‘散’成为一种美，一种兼有情理和文字两方面疏离的美”(吴福辉《张爱玲散文全编·序》)。这段评论道出了《更衣记》给人的总体印象，但我们不妨补充一句：她信手拈来随口说出的议论似乎更见才情。熟悉服装史的专家今后肯定会不断涌现，但能作这样议论的作家恐难得见了。
[思考与练习]
1.《更衣记》一类的散文，有人称之为“清议型散文”。《中国现代散文120家札记》称：“这类散文在她笔下，无疑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在她之前，朱湘曾写过这种样式的散文……但抒情淹没了说理，缺少尖锐博大气；在她之后，这类样式的散文又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但梁文失之空泛，有些委婉过度；钱文失之‘文中无我’，枯燥有余而情感不足；王文失之古雅，力度不够……张爱玲的清议散文要高出这几家之上。她的谈锋极健，语言简明灵透，既有恢弘豁达的男子气，又有柔细婉转的女性美。明透与含蓄合一，冷静与热情相谐，指顾成文，笔力从心。”不妨课外找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的散文和张爱玲的散文对照着读，并判断这段评论是否得当。
2.夹叙夹议是不太容易掌握的文章技巧。试挑一个小题目，有意用夹叙夹议的技巧写一篇短文。
3.《更衣记》中写到的近现代女装的变迁，你觉得哪些方面对你的服装理念有启发？你认为这种启发有什么样的实用价值？
童言无忌·穿
张爱玲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 Gogh[1]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么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原载于1944年5月上海《天地》第七、八合刊)
注释：
[1]Van Gogh，通译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一。
[简析]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和文化品位的现代女作家。她的散文不追求“高雅的脱俗”而偏向世俗，同时又与一般写世俗的作家相区别，以至于一些读者喜欢她的散文胜于小说。张爱玲的散文大多观照世俗生活，谈论吃穿，谈论逛街，谈论女性，谈论音乐、舞蹈、绘画，品评艺术；但在这“俗”的背后，却焕发着作家的才气和她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张爱玲散文抓住读者的，不是她的叙事姿态，“而是她特异的女性心理以及敏锐得近乎神经质的艺术家的禀赋和气质”(余凌：《张爱玲的感性世界——析〈流言〉》)。因此，阅读张爱玲的散文，对理解张爱玲的人生观、艺术观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张爱玲对服饰有着独特的感情与见解。张爱玲的服饰情结有着丰富的内涵，她用服饰表现自我，穿出的是情绪，是对生活的认知态度。她在服饰上的变化，就是她不同时期的心理语言，展示了她不俗的审美特质和品味。张爱玲早年奇装炫世，去印刷厂看校样，工人都会停下工作；难得去会朋友，会引得满弄堂的小孩跟在她身后。在香港读书时，连得几个奖学金，省下点钱，便自选衣料，自己设计服装。在上海，她又自己设计了多种服装款式。时至暮年，张爱玲虽早已失去在服装上惊世骇俗的兴趣，但在一些场合下，她仍注意自己的服装。
张爱玲对服装与她对人一样，看得透辟，懂得彻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却包含了她对色彩与服装的种种看法，其中有今人与古人的色彩观，搭配颜色的要点与方法，各种衣料中包含的美，最后还谈到了服装与人的关系。
[思考与练习]
1.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傅雷赞叹张爱玲的散文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张爱玲汲取了英国小品文轻松随便、诙谐风趣的特点，又大胆创新，自成一家，形成了以议论为主，为议论而叙，轻松灵活、无拘无“忌”的私语化叙述姿态，将散文的“散”这一灵活自由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请细细品味此文从容不迫、挥洒自如、起落无迹的特点。
2.如何理解“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句话的含义。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曹靖华(1897—1987)，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原名曹联亚，河南卢氏人。1921年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曾任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大革命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先后任教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193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努力译介俄苏文学，有译品数十种，著名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费定的《城与年》、《契诃夫戏剧集》等。散文集有《飞花集》等。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1]，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丘“微服而过宋”[2]，曾想：像所谓“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道貌岸然，连走路都“行不由径”[3]，吃饭也“割不正不食”[4]，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一百里远的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5]一样，这么铳了一句：“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6]，书本于我何有哉！“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有八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7]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8]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9]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这不仅使他雪人似地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侧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虽然这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而已。
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呀，洋马褂[10]！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实在说，我向来是不喜欢“洋马褂”，钟爱蓝大褂的。不过这以前，此一地，彼一地也。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其引人注目，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恰是“适怀我心”了。
不久，我就穿着这“适怀我心”、而且又能“鱼目混珠”的蓝大褂，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
不知怎的，也许因为久别重逢，分外兴奋了吧，我这如此“土气”的蓝大褂，昨天整整半日，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觉。第二天用过早饭，一同登楼。坐定之后，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窗明几净，鸦雀无声，旭日朗照，满室生辉。我们恬淡闲适，万虑俱无。如此良辰，正大好倾谈境界也。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好象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把我这“是非之衣”一打量，惊异地说：“蓝大褂！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感慨地说：“北方之不行也，洋马褂……”
他没待我说完，就接着说：“南方之不行也，蓝大褂呀！洋马褂倒满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一面答有，一面把那顿成“不祥之衣”的蓝大褂下襟，往起一撩，露出了皮袍面：这是深蓝色的，本色提花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堪称大方、素雅，而且柔和、舒适。
鲁迅先生一见，好象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喜不自胜地说：“好，好！满及格！”
他放心了。面露微笑地喷了—口烟说：“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
当时的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
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皮鞋擦光等等。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外表古怪，都足引起注意，闹大乱子。连举止也都要留神……“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
他结论似地这么来了一句，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在上海过生活，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也处处引起麻烦，我就遇到过。”
他又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用说故事的口气，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有一次，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访一个外国朋友，饭店的门丁，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直截了当地说：‘走后门去！’”“这样饭店的‘后门’，通常只运东西或给‘下等人’走的。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进去，到了电梯跟前，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连手都懒得抬，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走楼梯上去！’”“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会见了朋友，聊过一阵天，告辞了。”“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有一种惯例：从来送客，只到自己房门为止，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饭店的门丁、开电梯的，以及勤杂人员等等，都司空见惯了。不料这次可破例了。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送上电梯，陪我下了电梯，一直送到正门口，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而且望着我的背影，目送着我远去之后，才转身回去。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人，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
他喷了一口烟，最后结束说：“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1961年9月3日追忆
(原载1961年9月9日《人民日报》)
注释：
[1]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此处“衷”，音zhòng，适当，恰当的意思。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微服而过宋：微服，为隐藏真实身份，避人注目而改换常服。《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宋，春秋时国名。
[3]行不由径：径，小路。此处指走路不抄小道(近路)，比喻行为端正，办事遵循正道，语出《论语·雍也》。另外，古人也有作行为悖谬讲的，比喻办事不遵循正当途径，如“出不由门，行不从径”，语见《列子·说符》。应注意该成语两种相反的解释与用法。
[4]割不正不食：(肉)切得不方正的，不吃。语出《论语·乡党》。
[5]土铳：一种旧式火器，用来打鸟兽。
[6]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古诗源》首二篇古逸诗《唐衢歌》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句，《击壤歌》有“帝力于我何有哉”句；本文作者拈来更改二字，连缀成文，隐含少年时读书已不少，经验还欠缺之意，有自我调侃意味。
[7]车掌：司机。
[8]阴丹士林：民国时期流行的廉价蓝布。
[9]溽暑：夏天潮湿闷热。
[10]洋马褂：西装。
[简析]
本文是追忆鲁迅先生的名篇，选材行文都别具匠心。文章先以“穿着细事”串联起自己半生经历，不着痕迹地将读者的视线引向生活中的鲁迅；进而通过鲁迅关于“穿着细事”的聊天，以独特的视角写出这位一代伟人音容笑貌背后的精神风貌，既亲切感人，又意味深长。
前两大段是全文的铺垫；这长长的铺垫可谓别出心裁。作者从容不迫地从远处说起：年少时气盛，不理解“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这句古训，带着满身土气上县城，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终于在屡屡碰壁中尝到旧社会“只见衣衫不见人”的苦涩味。随后引鲁迅《上海的少女》一文中对“穿着细事”所作的淋漓尽致的述评，却欲擒故纵，提到一笔就“放下不表”，极尽“纡馀为妍”之能事。接着一笔宕开，比较起上海与北平的穿着，特别说到北平“永恒的”蓝大褂，尤其妙趣横生——就这样，由蓝大褂引出“洋马褂”、由北平谈到上海，水到渠成地引出到上海后与鲁迅聊衣着的往事。
本文的核心是后一段。这是师生与战友间充满情谊的聊天，但聊而不“闲”。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处处充满杀机，曹靖华译介苏联文学，是被戴上了“红帽子”的。鲁迅要作者“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了可不得了！”语重心长的话道出了“用牺牲换来的教训”，鲁迅这种对战友的关切，30年后都令作者感念不已，而我们正是从他轻松的描述中，看到了鲁迅极端鲜明的爱憎。最后追忆鲁迅讲述自己华懋饭店访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故事，与作者十多年前初次到上海因一身土气处处碰壁的旧事相映衬，风趣中寄寓社会批判，发人深省。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在北平穿“洋马褂”(西装)危险，穿蓝大褂“吉祥”；在上海则打扮时髦安全，衣着破旧麻烦。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衣着细事”竟可以同人的政治色彩相联系，虽匪夷所思，却是实曾有过的。作者说细事而让人想见社会大背景，这功力就不是一般作者能达到的了。
文章夹叙夹议，放纵自如，说古道今，笔墨潇洒，尤为难得的是文章字里行间时时现出作者的真我；闲笔铺垫处，我们看到一个耿直无伪的读书人；讲述故事时，我们看到一个与鲁迅同一战壕的革命者。同时期许多散文作者藏匿个性，文中只见阶级的“大我”，与之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思考与练习]
1.你有没有体验过“只见衣衫不见人”的陋习？作为服装从业人员，你如何看这句俗话？
2.评论散文往往讲究“形散而神不散”。本文的“形”是什么？“神”是什么？它们究竟“散”还是“不散”？
穿衣问题
罗米
罗米，当代作家，生平不详。
衣服与政治
我有一好友，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文革”中因为海外关系，没少吃苦头。改革开放后，她们家终于与失去联系多年的台湾亲戚联系上了。骨肉情深，一别数十载，两岸都互相以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探虚实，台湾亲戚来信叮嘱，切切把最近的全家人照片寄来。那时正值隆冬，同学一家为照出北国特色，就来到冰封雪飘的松花江畔，在防洪纪念塔下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寄到台湾后，台湾亲属热泪滚滚，一边传看，一边感叹唏嘘，说大陆是不是已经实行军管了？否则怎么会全家五口人四个穿着军大衣，肯定是配给制了。于是来信写得曲折隐喻，满纸辛酸。意思是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十指连心，我们是亲人，需要什么帮助，就说吧。同学一家开始是莫名其妙，终于知道原委后，大笑一场。一家读书人，平时穿衣都不甚讲究，只觉得江边冷，该多穿些，居然穿出了如此后果。没想到衣服竟关联着民生问题，可谓意义重大。全家人再看这张照片，也觉得好笑，两岸隔绝这么多年，望照片思境遇，怎能不生出误会。于是，又举家出动，重新在松花江边照了一张相。还是冬天的背景，照片里的人却分别是羊绒大衣、羽绒服、貂皮领的皮夹克了。
衣服不会说话，却能于无声处透露出一种政治气息。我们每家都有“文革”期间留下的照片，只要一看当年的装束，就能回想起那个时代的特征。想当初，其实也没下过关于统一着装的文件，可人们却对时代精神心领神会。全国老百姓，都自觉地遵循着一种穿衣原则——颜色要么草绿，要么灰，要么蓝，样式要么中山装，要么军装，其他颜色和款式都知趣地消失了。革命既然不是请客吃饭，也肯定不是穿衣戴帽。人们都怕在自己的衣着上流露出资产阶级情调，与那种革命的战斗的气氛不相符。灰黄蓝的革命洪流，在中华大地上汹涌着。“文革”初期，我身材高挑的姑妈，尚不知道革命已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有一天，她穿着那件合体又素雅的旗袍，走在北京西城区的某一条马路上。忽然站出一彪人马，拦住了她的去路。一看，都是些佩戴着红卫兵袖标、稚气未退的孩子。他们鄙夷地望着姑妈的旗袍说：你怎么还穿这玩意儿呢？姑妈还没反应过来，其中一位年轻人就恶狠狠地警告：再看你穿这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就给你剪了。姑妈一看，他们一伙中果然有人手里拿着把大剪刀。一向清高自尊的姑妈，深感受辱。她惊魂未定地回家，进门就脱掉了那件旗袍，从此，她再也没穿过它。
衣服与印象
一位作家，平时颇为时尚，穿衣戴帽，一路休闲，给人以闲云野鹤之飘逸洒脱之感。后来，他与妻子感情不和。闹来闹去，终于闹到要离婚。去法院那天，作家忽然一改平日之风格，不知从哪翻出一旧中山装，并且将衣扣严严实实地扣到颈部。相熟同事问他，为什么要穿成这样？他坦言相告：今天开庭，我要是还穿平时那身衣服，法院的人可能想，这小子，穿得这么随便，生活作风没准儿也挺随便的。这中山装一穿，人家一看，嗨！正经人！大家哄地一笑，说，亏你能想得出来！
穿什么样的衣服，确实对人能有一种心理作用。衣服能给人留下最初的肖像。白领阶层的小姐们穿上简洁精致的套裙后，优雅干练的职业女性的味道出来了。这套衣服对她的举止言谈都有一种约束和暗示作用。许多行业制服也是如此，它们提醒你的身份、角色、职责。记得我去香港，下飞机后首先吸引我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匀称的警察，那笔挺的制服穿在他身上，衬托出一种英气，衣服的样式和颜色与他十分和谐。后来我又着意看了另外的警员，觉得他们看上去都很舒服。我觉得香港的警服很好看，再加上我所看见的警察都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严肃中不失教养，让人对那身制服产生一种信赖感。
行业制服是国家统一生产并下发的，自然有专家对其行业特点的研究心得在其中。而有些职业，虽无统一的制服，却可能因其特点，仍能形成一种着装风格。如演艺界人士穿衣多随便而讲究品位，而机关干部则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严谨规矩的衣着特点。
有意思的是，那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女子，仅从穿着上，也能让许多人一眼辨认出身份。对于普通女人来说，那些缺乏安全感、唯恐招致“性骚扰”的衣服，恰恰是她们的选择。阅历教会了她们怎样在衣着上吸引男人的目光，让所有的异性心猿意马。暴露、性感、挑逗、大胆，“姐妹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这一行的穿衣要点。就是在哈尔滨凛冽的冬天，她们也是在大衣里面仅穿一件低胸的春光乍泻的内衣和薄薄的、让人想入非非的丝袜。离我家不远有一条街，因遍布歌厅、发廊、茶艺和松骨中心之类而远近闻名。这条街上，到处能看到这样装束的年轻女子。一次，我和我的同事坐车从这里经过，看到大雪中，那些浓妆艳抹的小姐衣衫单薄，正在各自工作岗位的门前迎风接客。一个同事不禁自言自语：嗨！这些小姐，不易啊！将来还不都得风湿啊！大家哄然一笑，笑后也觉得有某种酸楚涌上心来。
对于这些“小姐”，我也和众人一样，避而远之。同为女性，看到她们为男人穿成那样，我觉得难过，可一件小事，让我知道哪怕就是对真正的三陪小姐，也不能以衣帽取人。那天我在这条容易“得风湿”的街上等车，看到一个人因为卖香瓜的农民不肯让价骂了起来。这时，一个正在歌屋门前穿亮片小背心梳头的小姐挺身而出。她指着那个中年人说，你凭什么骂人，买不起你别吃！欺负农民算你能耐啊？中年人自知理亏，一看是这般小女子，就来劲了：你他妈吃哪碗饭的当我不知道啊？看热闹的人此时都看着女孩儿，没想到女孩儿粉脸一扬，理直气壮地说：我挣着吃不是骗着吃！我比你仗义！谁知道你是干啥的，装人吧你！这女孩手臂挥舞，浑身亮片抖动，像一条愤怒的鱼。中年人还想继续羞辱女孩子，却及时看见歌厅门前两个虎背熊腰的男人正慢慢站起来，就装成不屑的样子匆匆而去了。我听到那女孩子响亮的一声：呸！还听到她对卖瓜老汉说，大爷，不用在乎这号人，农村人挣点钱容易么？农村人不比他们城里人差啥！
这个女孩子毫无疑问地是个小姐，她衣着暴露，可泼辣仗义，言谈举止间依旧流露着率真干脆的天性。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这条街上的小姐，多数非哈尔滨户籍(哈尔滨的队伍往往南下了)。她们许多都是来自黑龙江的乡下，都是家境穷苦的孩子。这个看上去还像高中生的小姑娘可能刚离开乡土不久，裸露的肩膊健康黑红。那个卖瓜的人可能让她想起了自己的乡土和父亲。一个农家女孩儿脱下朴素的花衣衫，换上这身卖笑的“职业女装”，中间多少心酸苦涩，恐怕只有那女孩子自己最清楚了。
衣服与广告
好像是从中央电视台的某一场晚会开始，无论搞个什么活动，有关单位都愿意发一件T恤衫，印上什么“风雨同舟”、“心连心”、“共同的家园”之类。活动的主题明明白白写在胸前，可谓一目了然。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这类T恤绵绵不绝。许多人以拥有为荣。那些惯于扮靓装酷服装出位的大小明星们，此刻也绝不会计较穿同样的衣服淹没个性了。他们心里明白，不是谁都能穿上这大背心的。这是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一般人你想穿还不发给你呢。明星们胸前闪着赫然大字，兴高采烈地或手挽着手，或唱啊跳啊，非常兴奋的样子。人们渐渐就接受并认同了这印在衣服上的宣传和广告，觉得它简洁直接，还有一种自然亲切的家常感。一看衣服上的字，主题一目了然，是谁第一个想起了这主意呢？真聪明。须知这确实是一种高明的策划。传媒的力量借助身上衣衫，柔软而普及，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舞台或者屏幕，招摇在千万人的视线中，给人以独特、清晰而深刻的印象。
如今，衣衫上的广告早已从此及彼，星火燎原。尤其是夏天，许多迎面而来或擦肩而过的T恤，让人眼花缭乱。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随时可以看到写着“纯中纯”、“禹纯”等纯净水、各种药、各种商品的前胸或后背。无论是商场还是大街上，无论你是步行还是坐车，总能看到这些人体广告，看你能不能记住。这招果真有用，我就是从一个背影中记住了一家矿泉水的名字，从而成为这家公司的用户。
如果说以前那种“别理我，烦着呢”那样的文化衫尚有艺术元素，如今这种开门见山的广告衫干脆直接，是写在明处的商业意识和让你知道的销售策略。
我是惯于胡思乱想的人。我曾想，如果按印广告衫这种方式，印制一批“我是贪官”、“势利小人”、“腐败分子”之类的T恤衫，肯定有些人不敢穿。至少，他们不敢像穿着“心连心”、“风雨同舟”那般坦然走过，因为，那T恤上的字，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实就是准确的鉴定啊。
衣服与时代
有时看古装戏，我就想，我是幸亏生在了今天。否则，单凭穿衣这点，会抹去多少人生的快乐、占去多少宝贵的时光。想那古代女子，一早醒来，里里外外，裙钗袄褂，何其麻烦。封建社会，女子不能随意抛头露面，一天足不出户，却偏不衣着从简。仅从这点上，就能看出那个社会的落后。穿着那种服装的女人，不能游山玩水，不能打球游泳，不能翻山越岭，不能……想那古代的女人，我们遥远的女性祖先，每日里裙裾曳地，拖泥带水，左一层右一层，不厌其烦地穿了脱脱了穿，真是不易。
人类成长的道路，也是衣服从繁琐变得简单、日益完善的道路。越来越实用，同时又不失美感，从服装的改革，的确能看出时代的变迁。如果真有小燕子那样的清宫格格，以她的性情生活在今天，她首先要做的就是脱掉那身沉重的宫中礼服，换上短裤和露脐装。因为那身衣服对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束缚真是太大了。看今天世界各地的女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戴，将她们的窈窕和美丽尽情展现。在夏天的海滨，女孩子一身三点式泳装，或趴在海滩上晒太阳，或出没在波浪之中。青春的胴体展露在海天之间，自己心旷神怡，观者也赏心悦目，多好。
尽管内容永远重于形式，但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如果在穿衣问题上让多数人感到不舒服，让女人们感到压抑和无可奈何，那一定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关于这点，每一个经过“文革”岁月的中国人，想来都会深有体会。所以，当你看到满大街各种各样的服装，先别说看不惯。这至少说明，时代的风，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刮将起来了。
衣服与年龄
没人规定过要按年龄穿衣服，但有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衣服对年龄是有选择的。今年夏天，看到许多少男少女穿着越来越随意舒适的服装——各种各样漂亮的吊带背心，或宽松肥大或紧身收腿的裤装裙装。面料上更是出奇，除去传统的我认识的衣料外，我还看到了许多新奇的面料——有的好像是塑料薄膜，有的像起皱的牛皮纸，有的竟好像是铁皮，反正让人眼花缭乱。当这些新人类穿着这些衣服，将头发染成各种颜色，成群结队从马路上走过时，真让人有瞠目结舌之感。“我让青春撞了一下腰”，撞得还真不轻呢。
我的小外甥到我家来。上身一件红色T恤，下身穿一条有大小不一各种口袋的肥裤子，一双足有45码的运动式大凉鞋。如此打扮再配上一张毛茸茸的青春面庞，永远嚼着口香糖的嘴巴，让我觉得我是真老了。年轻人穿着与青春和活力相配的衣服，轻松快活地踏进他们自己的世界。
同样的装束，如果配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和已经不再挺拔的躯体，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你硬要那么穿没人管，但那又是何必呢。
今年夏天，我陪一位外地客人到松花江边，走到防洪纪念塔下，看见一群游客正在留影。其中一位半老徐娘，头发染成黄色，穿一件泡泡袖的白底粉点的衬衫，一条带荷叶边的短裙。她斜扛阳伞，正扭捏作态，真让人不忍卒看。我真想上前告诉她，这么穿不好看，同伴却说别多事，坏了人家兴致。这其实本是她女儿该穿的衣服，就算是她不服老，也不该如此和自己叫劲。她那么一群同伴里，就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这样不好。真是人心不古。
一个女人三十岁之后，穿衣服不该那么随心所欲了。逐渐松弛的腰腹，脸上的倦容，不再光洁、有皱纹潜伏的肌肤，像一个叛徒那样，会因为衣着的不合适，随时出卖你。你不年轻了，却依旧可以动人。如果你会选择，自有和你年纪相当的衣服，而这种服装流露出的魅力，又是年轻人所无法具备的。
在我所居住的小区，每天早晨，都能看见一位老太太在小区公园里舞剑。老太太有七十岁了，可她神清气爽，面目清朗。一身中式的丝绸白衣黑裤，随着脚步轻移，迎风飘动。很多早起锻炼的人都忍不住看这老人练功，而老人家则如若无人，气定神闲。我曾在小区的商店、医院等公共场合，多次见过这位老人。她永远是那么衣着得体。记得冬天她穿一件小碎花的棉袄，满头白发上是一顶驼色的毛线帽子，领着小孙子走在雪地上，就像是一个童话奶奶，那么恬静慈祥。一个女人到了这年纪，仍有一种能让人心动的魅力，真让我心生赞叹。我没和她说过话，但我知道，她是一个对衣着有独到体会、审美水准很高的女人。这样的人，即使走到生命的暮年，依旧是这般精致优雅，真是人间一道美好的风景。
穿衣的话题，似乎常说常新。只要静心一想，这话题趣味无穷。衣服与人，与生活中诸多方面有种种牵连，只要我们活在人间，穿衣戴帽，就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原载于2004年11月27日《宁波晚报》副刊综合版)
[简析]
这是一组以衣服为“楔子”，描绘社会百态，评述人生诸相的随笔。文章笔调轻松，涉及面广，理趣思致，俱堪寻味。《衣服与政治》一节所讲的故事，今天的青年可能已觉不易理解，但确确实实在我们身边多次发生过。海峡两岸同胞亲属数十年音讯不通，“两岸都互相以为对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误解产生了这含着眼泪的笑话。想当年，无所不在的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有“海外关系”，是入了“另册”的，视同异类，这是政治；穿着跟别人不同些，就属“资产阶级情调”，也是政治。“其实也没有下过关于统一着装的文件”，但人们从政治氛围中悟到一种生存智慧，一体遵行：穿着从众，才是最安全的。于是衣服“灰黄蓝的革命洪流，在中华大地上汹涌着”，众人的选择代替自己的选择，摒弃爱美之心，压抑个性爱好，这就是以“革命化”名义进行过的“移风易俗”。那位不识时务的姑妈穿旗袍上街，碰到红卫兵“破四旧”遭遇尴尬的故事，就由于她不懂政治。如今回过头去，发现我们都曾在这种政治氛围中生活，还都服从过突出过这种政治，真让人哭笑不得。文章没有直接指斥“左”倾政治，而让人自己思而得之，这是一种高明的写法。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那就是“政治”——这种用一个概念(主题)串联似不相关的不同材料(题材)的构思技巧，值得细加体会。《衣服与印象》则换了一种写法。一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往往起到在别人心目中定位作用：不会说话的衣服都会透露人的社会地位和品位作风。上法院离婚的作家知道穿旧中山装，并把衣扣严严实实直扣到颈部，希望给法官以“正经人”的印象；香港警察笔挺的式样和颜色都与人和谐的制服，能给人以信任感；白领小姐简洁精致的套裙，则透出一派优雅和干练——服装对自己与旁人的约束和暗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节的重点却在写人，一个以“三陪”为职业，穿着暴露、挑逗，进城不久的农村女孩。文中这场口角写得相当精彩：女孩泼辣仗义，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相形之下，那个买瓜的城里人显得多么猥琐卑下。这中间蕴藏着的就更发人深省了：穿一身卖笑的“职业女装”的三陪女，社会地位自然低下，人也难免粗俗，但言谈率真干脆，品位作风，却比衣冠楚楚的城里男人要高出许多。如此说来，以衣帽取人的看法，其实又不足取了。文章寥寥数笔就白描出一个个性鲜明的三陪女，进而通过她，能引人思考色情职业与社会道德、职业状况与人的精神境界，城乡差别与中国的城市化乃至经济发展与人性畸变等等很深的问题。文章对提出与引发的问题虽然不能一一给出答案，却多少使人关注社会，深思现实。作家不站在全知全能的地位进行说教，指明主题，这一尊重读者的做法，值得重视。
第三节《衣服与广告》，如果不读末段，肯定会认为文章写得不咸不淡，捎带着的对大小明星们的揶揄，也并不深刻。但文章末段，陡然振起，作者的“胡思乱想”充满黑色幽默，把全文引入新的境界。作为销售策略，广告的真实意义不在虚张声势，而在使人闻其名而知其实；广告的受众只要不是糊涂虫，也必然会循其名而责其实。因此，广告的成败好坏，其实最终取决于所推销的商品是否名实相符，否则便是缺德的虚假广告，或违法的诈骗行为。当今之世，贪官、势利小人、腐败分子实在不少，可谁曾见过他们在广告衫上印过名实相符的“贪官”、“势利小人”、“腐败份子”字样呢？虽然他们的广告衫上也不见得会去印“清官”、“正人君子”、“廉政表率”之类字，可是在另一些场合(诸如做报告的大会堂里，向群众的述职报告上，向领导的思想汇报中)，他会巧妙地换上影响更大的无形的“广告衫”，印上种种美妙言辞去欺骗各种各样的糊涂虫。有形的广告衫是商业策划的结果，虽然费些成本，无非旨在谋利；无形的“广告衫”作为牟利手段，却比有形的广告衫高明得多——成本低，效益好，至于名实是否相符，那是不需计及的。一段调侃文章，却是诛心之论，放在文章末尾，是为卒章显志。借“胡思乱想”讲正经道理，所谈不离衣服(广告衫)，却大大超越衣服，堪称意味深长。《衣服与时代》在比较了古今女装之后，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判断：“一个时代，如果在穿衣问题上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让女人们感到压抑和无可奈何，那一定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判断武断草率，但细想下去，又会觉得确有道理。“出了问题”的时代，我们是经历过的，最近的就是“文革”岁月。一切都那样革命化，革命还时时在继续着，我们三番五次地被告知：不继续革命，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要“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回到旧社会”。中国人一年到头忙碌得像蚂蚁，却被西方世界称作一窝“蓝蚂蚁”。穿衣问题上的“不舒服”、“压抑和无可奈何”，除经济原因外，主要在是否有选择自由。客观上长期的无可选择，也选择不起，必然造成主观上的不懂选择也不想选择；何况主客观之外，更有笼罩一切的不许选择。鉴往才可以知今，面对如今满大街各种各样的服装，我们确实不必说看不惯，因为时代之风刮起的时尚，内中确包含着无数的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却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衣服与年龄》可称道的是笔致潇洒。穿衣服要与年龄相称，如果忘了年龄，一心求俏，极易弄巧成拙。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却并非人人懂得又能付诸实践。文章写到的穿着本是她女儿该穿的衣服的半老徐娘，与穿着得体、精致优雅的老太太成了鲜明的对照。人，尤其是女人，都希望自己显得年轻，但上年纪的穿上年轻人的衣服，并不一定显得年轻，扮靓装酷，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服饰既是一种文化，只有穿戴出文化味来，才能得体。从文章看，作者是很有审美眼光、很有文化的女人。正是以女人的细心与经验，才能在这个题目下写出令人信服又予人以启示的文章，纵无独到的深刻处，却把常识提高到审美高度了。
[思考与练习]
1.本文涉及衣服与政治、与印象、与广告、与时代、与年龄的关系，但限于篇幅，文章并未做足。试选择其中一项进行发挥，写一篇同题随笔，内容必须是自己观察所得。
2.本文五节，写法各不相同。或叙述、或描写、或议论、或夹叙夹议、或在描写中画龙点睛、或用材料作铺垫后提出一种判断。试以服饰为题材范围，任选后三种中的一种写法，写一篇具有服装专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眼光的文章，评论当前的一种时装。
木屐
陈平原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古代散文，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漫卷诗书——陈平原书话集》等文集。
小时候不喜欢木屐，主要是嫌重，穿上无法快跑或者蹦跳，玩游戏时总吃亏。
上学了，按规定不能打赤脚，可抄近路需要跳水沟踩田埂，穿鞋实在不方便。把鞋带一结，挂在书包上，光着脚丫子在泥地上跑，挺舒服的。偶尔也把鞋挂在脖子上，但那必须是新鞋才好看。到了学校门口，擦擦脚，穿上鞋，一下子“文明”起来。
十五岁那年当了“知青”，来到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山村，终于体会到木屐的好处。村里的水沟不大通畅，加上母猪率领小猪东游西荡(肉猪可圈而母猪必须放养)，一到雨天街上猪屎和着稀泥，只有穿着木屐才能安然无恙。村民一般早睡早起，夜里十点以后，周围静悄悄的。巷口传来木屐声，大半是朋友找我聊天来了。石板路上深夜走木屐，清脆又悠扬。失眠时，数着远处夜行人的木屐声，也能渐渐沉入梦乡。
久居城市，重做“文明人”，只好告别木屐。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木屐实在不方便；住楼房深夜踱步，楼下肯定抗议。当然也有“从众”的压力，不敢过于“招摇”。已经隐去了的记忆，读黄遵宪和周作人关于日本“下驮”的描述，才重新恢复过来。此次东渡，很想听听东京街头的木屐声。顺便理解黄、周二人之争议。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述及“声声响画廊边，罗袜凌波望欲仙”的木屐：
屐有如兀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
据黄氏考证，此乃中国古制，与其时尚流行于南方的木屐样式不同。周作人赞赏黄氏的观察，不过认定日本木屐的“梁作人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吾乡与黄氏家乡相邻，风俗相通，自是不能同意周氏的意见。穿木屐到底是夹着还是套着方便，很大程度是习惯使然。周作人将其归结为中国女子裹脚故脚趾互叠不能衔梁，未免牵强。不同于黄遵宪的风俗介绍，周作人之《日本的衣食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体现其个人趣味：
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本乡东大附近旧书店仍在，可难得见到穿和服着木屐的读书人，更不要说“曳杖”了。
偶然在校园里见到一位着木屐的学生，看他上身西装，下身牛仔裤，肩上的书包前后晃荡，再配以踉跄的脚步，实在有点滑稽。那学生大概自觉很好玩，一路左右顾盼；我则从这颇具反讽意味的模仿中，意识到木屐的“死亡”。
那天雪后初晴，我从东大回家，忽闻前方有念佛声。转过街角，见三位僧人各持一面小鼓，匆匆赶路。伴随着鼓声和念佛声的，便是那清脆的木屐声。大概出于苦行的考虑，天寒地冻仍不着袜。平日走路已属“匆匆”的我，赶上着木屐的僧人也都不易。踩着鼓点，跟在僧人后面念佛，直到实在跟不上才想起应该回家了。
于是，站在路边，目送渐渐远去的僧人，还有那木屐声……
(本文选自陈平原：《阅读日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简析]
木屐，是古人穿用的一种木底鞋的通称，为我国古代人所钟爱。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重耳流亡国外19年，即君位后封赏随从。其中有一个名叫介子推的臣子，他不愿接受晋文公的封赏，于是隐居深山，敦请不仕。晋文公一怒之下，以焚山相胁，而介子推抱树焚死。事后，晋文公甚为哀惜，便以此树制成木屐，每天穿着并不时叹曰：“悲夫，足下。”后被市井人所模仿，并相沿成习。《后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东汉时期，女子出嫁要穿着油漆彩画的木屐，用五彩丝带作系绊；南朝则有谢灵运喜好登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岩障千重之峰，莫不毕至，故而李白有诗云“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晋书·谢安传》记载了淝水之战，谢玄等打败前秦，消息传来，时谢安正与客人下棋。棋罢，谢安回屋，过门槛时，将屐齿折断，由于高兴，竟丝毫不觉。宋诗“应怜屐齿印苍苔”是少儿都能背诵的了。显然，中国人穿木屐的历史至少也有两千七百多年了。然而，在今天的世界里，穿木屐最多的当属日本人。在日本传统的节日里，在婚庆、祭典等仪式中，日本人穿着传统的和服，而木屐在整套的和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女人“吱呀吱呀”的木屐声从唐朝算起已然响了千年，木屐也被公认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木屐跟南方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本文作者陈平原当属南方人士，文章以回忆开篇，推开人生的镜头，回忆从小到大生活跟木屐的点点滴滴。小的时候因为嫌重不喜此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变更，或许是一种木屐情结，虽有亲近之时，亦有疏远时候，木屐始终环绕在作者的记忆中，直至褪色。但黄遵宪和周作人关于“下驮”的描述，再次使得作者的木屐记忆复苏。然而，如今，即使身在日本作者也只能目送“吱呀吱呀”的木屐声逐渐远去……
[思考与练习]
第六自然段中，作者讲到周作人对木屐的观点与黄遵宪不同，请问双方的观点分别是怎样的？
蜕衣小史
[1]韩石山
韩石山(1947—)，山西临猗人。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著有《徐志摩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韩先生言行录》等。
我是一只蝉，我像蝉蜕壳样，一层一层地脱下了我的皮——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
这个联想，是看见妻子晾晒衣服时产生的。农历六月初六，在我的家乡，是晾晒冬衣的日子。如今住在城市里，妻子还保持着这个传统。早饭后，见天气好，她将压在箱底的冬衣取出，一件一件全搭在院子里的铁丝绳上。其中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件棉衣，面子是青咔叽布，里子则是家织布的。红蓝白黑四线经纬交织成小方格，厚厚实实，远看很像一种绒布。袖口已磨破，露出白色的棉絮。
这是我穿过的一件棉衣。
15年前，大学毕业后，要去山区工作，母亲特意为我缝制了这件棉衣。在我的穿衣史上，它可说是个分水岭。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穿过这种家织布的衣服。
想起以往的穿衣史，便产生了那个奇特的联想。蝉，从幼虫演变为成虫，要蜕下一层层皮来。而我，从小长到大，又蜕下了多少层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啊。
我的家乡在晋南平原的一个小镇上。这里盛产棉花，女人大都会织布。我家人口多，收入少，我和哥哥小时候穿的衣服鞋袜，全是母亲织下布做成的。几乎可以说，自呱呱坠地，剪断脐带后，母亲又用家织布这一新的脐带，将我们的身体和她连在一起了。
家织布，我们那儿俗话叫“棉子”。母亲是织棉子的好手，她织的布，名堂可真多，什么格格布，道道布，还有麻麻布。那麻麻布，很像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雪花呢。我穿着母亲做的衣服，常被不相识的妇女拦住，一面赞叹，一面研究是怎么“缕线”的。
记得50年代初，我们那个小镇上，忽然兴起穿大氅的风气。大概是见别的孩子有，怕自己的孩子心里委屈吧，母亲彻明彻夜地织布，总算为我兄弟俩缝制了两件大氅。至今还能回想起，自己穿着长及脚面的大氅(为了多穿两年，故而很长)，冒着风雪上学时的快乐样子。
穿家织布的袜子可就不好受了。布袜子，怕现在的年轻人连见也没见过吧？那样子就跟古装戏中武生穿的软底短靴差不了多少，当然没有那么花哨，是全白的。布袜子有夹的，有棉的，却绝没有单的。乡下人讲究实用，觉得与其穿单袜子，还不如光脚板好了。我长这么大，夏天很少穿袜子，或许就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但是，这根连系着我和我母亲的脐带，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了。
记得上初中时，夏天，还穿过母亲为我缝制的蓝道道家织布衫子，麻麻布裤子。冬天则是一身黑棉袄棉裤。同学中也有穿洋布的，不多。
高中是在运城上的。在晋南，运城要算大地方了。可能是考虑到儿子要去大地方念书，母亲为我做了一件白洋布衫子。第二年春节，又请人为我做了一身蓝咔叽布的制服，可以套在黑棉袄棉裤的外头，显得体面点。
第一次穿上制服，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母亲也乐呵呵的。可是，她哪里知道，这也便是我最终远离她的开始！
外面是学生制服，里面仍是中式棉袄棉裤，这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装束，一直持续到我考上大学以后。其程序是：春节前做一身新制服，过年时套在棉衣上，夏天当单衣穿；冬天再套上。一年一换，周而复始。
制服上衣里面套件中式棉袄还没有什么，制服裤子里面套件中式棉裤，可就不妙了。明明直溜溜的双腿，总像罗圈腿似的。最难看的，还要数小腹和两腿之间那个地方。中式棉裤的腰是打褶的，一打褶，那个地方便鼓起来。外面穿的是制服裤子，里面却一天到晚鼓得高高的，叫人多难为情哟。
唯独家织布做的内衣内裤，穿起来最为舒服。刚上身有点硬，洗过几水后，柔软如丝绸，又没有丝绸那种凉凉的感觉，可谓内衣中的上品。母亲知道我喜欢穿，总是旧的还未破便又做下新的，有时干脆同时做两件，让我替换着穿。
由外而里，可说是我的蜕衣史的又一个新时代。在我是一种进步，在母亲呢，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退步了。她是高兴还是忧愁，直到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过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吕梁山的一个村子里教书。正值“文革”中期，家境十分艰难。当时社会上忽又时兴穿中式上衣，以咖啡色的绸子面最为贵相，连农村小伙子也争相仿效。我虽有工资收入，却做不起那样的衣服。母亲猜出我的心思，便为我做了一件黑咔叽布面，家织布里子的棉衣，即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件棉衣。这倒也符合我当时的身份。
两年后，我找下对象，是个农村姑娘。母亲欣喜之余，曾叹息地说：“往后有人给你做衣服了，你也不用再穿我做的衣服啦。”
这话叫人心碎。她老人家知道，她的儿子从此之后，再也不仅仅是她的儿子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母亲为我做的最后一件棉衣，这多少年来，一直舍不得丢弃，虽然我早已不穿它了。
粉碎“四人帮”后，妻子和儿女都转为城镇户口，妻子还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全家迁到省城。母亲年事已高，又离我千里之遥，连见一面都不容易。我这一辈子，怕再也穿不上她老人家用家织布为我做的衣服了。每念及此，总叫人心里不是滋味。
夜不能寐，遂披衣而起，记下这一切，姑名之曰《蜕衣小史》。
1985年7月
(原载于1985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注释：
[1]蜕：某些节肢动物和爬行动物生长期间表皮脱落，每蜕皮一次就长大一些。
[简析]
在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为孩子缝制衣服鞋袜曾是中国母亲的主要职责。普通母亲一生中有多少时光在抽针引线，孩子身上一衣一鞋又寄托着母亲多少拳拳深情。孩子懵懂，总是衣来伸手，不满意时，还有怨言，往往要等自己也为人父母后，才能回过头来体察母亲当年的辛劳，由此留下深深的内疚。《蜕衣小史》这篇散文表现的就是这种人们“意中所有，笔下所无”的普遍的人生经验。
读开篇处作者以蝉自喻，不无伤感地说自己的成长过程是“一层一层地脱下我的皮——母亲为我缝制的衣服”时，我们的心灵已被触动；当进一步知道用来缝制衣服的是母亲自己纺纱、自己“缕线”的家织布时，我们心灵难免震撼——这要费多少劳动！作者所说“自呱呱坠地，剪断脐带后，母亲又用家织布这一新的脐带，将我们的身体和她连在一起了”，实非过甚之词；当读到“这根连系着我和我母亲的脐带，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儿子由外而里，不再穿用母亲的家织布时，我们不由得感慨系之。长大成人，求学就业，踏进社会，结婚成家，“我的蜕衣史的又一个新时代，在我是一种进步，在母亲呢，那就只能说是一种退步了。她是高兴还是忧愁，直到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过来”——读到此处，我们在荡气回肠之余，不能不陷入沉思。
用家织布自做的衣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的遗存，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它终将被用机织布机制的衣服所取代。然而，这种进步确实是会割断母子间的感情脐带的。这是社会经济转型期人们面临的无奈。我们当然不会希望物质生活再回到家织布时代，但又会深深眷恋着承载亲情的旧物。我们完全能理解本文作者保存着早已不穿却又舍不得丢弃的棉衣，因为棉衣里子是母亲亲手织成的家织布，这里既留着母亲的爱心，又见证着过去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从一件旧棉衣引出半生的蜕衣史，似不经意，却含深情。一次次的蜕衣，确实离家织布和母亲越来越远，但似断而续的“脐带”又总维系着今天和过去。本文的高明处还在于怀旧、思亲这一情感线索中隐藏着一条思想线索：自然经济中主导生产方式(以家织布为代表)终将退出生活，这是不以意志、情感为转移的。
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只有“主题明确”才是好文章，其实这个观念并不准确。散文可以有显在主题和隐在主题，这样意蕴才更丰厚，更耐品味。
[思考与练习]
1.本文最后作者“夜不能寐，遂披衣而起，记下这一切”。你认为作者“夜不能寐”的原因是什么？试分析之。
2.你是否同意本文有显在主题和隐在主题？谈谈你的看法。
3.家织布是作者怀念的，而它从生活中退出似已是不可逆转的。你如何评价作者对家织布的态度？作为服装专业从业人员，你怎样看待家织布？
从前的布拉吉
李琦
李琦，当代作家，生平不详。
我的衣柜里，常年挂着一条月白色的裙子。柔软的质地，洁净的颜色，静静地悬垂在那里，人的目光一望到它，心就有一种宁静。
哈尔滨是座受俄罗斯影响很深的城市，老哈尔滨人都习惯地把那种无袖连衣裙叫做布拉吉(俄文的音译)。这条裙子的前身，就是一条布拉吉，是五十年代妈妈按当时苏联妇女画报上的样子，自己剪裁做成的。月白色的丝绸，像一束摇曳的月光；裙的下摆处，妈妈又用墨绿的丝线，绣出一圈菱形图案。雅致、漂亮、飘逸。妈妈当年穿着它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博得一片喝彩。我看过妈妈当年的照片，光洁的颈项，光洁的手臂，美丽的面庞。略显纤弱的妈妈站在五十年代的松花江畔，江风吹起她的头发，她不像我的妈妈，像一株亭亭玉立的水仙。
一个女人的青春短暂得就像是一个夏天。妈妈几乎没穿过几次那条布拉吉，就把它挂起来了。到了“文革”，这些与革命无关的衣服就老老实实地蹲在箱底了，只是每年的夏天拿出来晾晒一次，见见久违的天日。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箱子里这么多好看的衣服，妈妈却穿着那毫无样式可言的灰衣服或蓝衣服呢？为什么革命非要包括不许穿戴漂亮这样的内容，尽管我还是个小孩子，却仅仅从穿衣服这点上，隐隐反感这种生硬的“革命”了。我很担心，长大后要成为那种穿着发傻的女人。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读大学的我去北京度暑假，住在姑妈家里。当时的北京已呈现出一片舒展，但朴素惯了的北京人穿着上依旧有些拘谨。年轻快乐的我本来就无所顾忌，又身在异乡，身心轻松。有一天，我就穿着这条轻柔美丽的布拉吉，和我的小表兄招摇过市。我的男孩子似的短发，飘逸的布拉吉，使人们投来了许多目光。我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你看见了吧！”我浅薄地对表哥说。
两天后我再次同他出去，这次我只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和一条普通裙子，再没人注意我了。表哥挖苦我说：“这回我看见了。其实是你的连衣裙漂亮，不是你！”
这种冷嘲热讽我根本不在乎，裙子漂亮，那就足够了。
后来，结婚、生孩子，腰身逐渐变粗，人也变得实际些了。夏天来了，我套进那布拉吉已很勉强了。于是，我索性拿起剪子，果断地当腰一剪，然后略微一缝，穿进一根松紧带，布拉吉从此变成了裙子。上面配上一件淡蓝色的亚麻衬衫，穿出去，果然一片夸奖。
有一天，妈妈到我家来了。恰巧她看到了那条刚洗完正晾着的裙子，她有些紧张地问，怎么，它怎么了？那一半呢？我本没把它当回事，就轻松地告诉她原委，妈妈抚着裙子连连叹息，你呀，你真是，怎么一剪子就给……我原来还想传给淘淘(我女儿)做个纪念呢……
妈妈那种由衷的心疼一下触动了我。我在那一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妈妈是这么看重这条裙子！那被剪断的已不是一条普通的布拉吉，是她已逝去的青春岁月。这布拉吉曾招展在她的夏天，带着她的气息，走过她的那个年代。那是她一针一线缝就的美丽，望着它，能让她回想起许多年前的月光。她就坐在那月光下，静静地缝、静静地想心事。她的旁边，尚是婴儿的我，一阵咿咿呀呀后，香甜地睡着了。年轻的妈妈于是就把许多美好的期待，把她的希望，绣进了那菱形图案里……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愧疚和后悔。从小到大，我习惯了妈妈为我着想——她曾把我出生那天的日历、从幼儿园起的操行评语、体检表都保存了下来。她想让我知道自己的从前。而我，根本没想到，妈妈也有过从前。我甚至不知道稍微细想一下这条布拉吉的意味。在母亲面前，我吃惊地看到了自己的自私。
从此后我再没穿过那条裙子。它像一段伤残的往事，静静地挂在衣柜里面。那上面有母亲短暂的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有我的歉疚，有再不能弥补的遗憾。它成了我衣柜里的文物。
等我的女儿“长成”大姑娘时，我会把这裙子郑重地送给她，她如果是有悟性的孩子，她会从这条伴随了两代人青春的裙子上，闻到妈妈和外婆的气息，她会在她的夏天里，感悟人生的丰富和深邃。她会望着那墨绿丝线的菱形图案，遥想那许多年前如水的月光……
(本文选自李琦：《从前的布拉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
[简析]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在旗袍被认为带有浓重的旧社会气息而弃置不穿的年代里，要说中国女装也曾有过短暂的“闪亮”，那无疑要数布拉吉了。布拉吉好处在上身能勾勒出女性的曲线，下身又有裙装的飘逸——在一切都政治化的年代，这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引进的服式(其实这是沙俄时代已有的)兼得政治与审美两大优势，难怪其能风行一时。但五六十年代从总体上说是以“革命”的名义弃绝服饰美的时代。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和国内“兴无灭资”的深化，布拉吉也只好垫进箱底，成为遥远的记忆了。
本文虽从这条50年代妈妈自己缝制的布拉吉说起，但主旨并不在讨论衣着服饰。全文最动人处是作者所抒发的愧疚与悔恨之情：她轻率地剪掉妈妈的布拉吉改成自己的裙子，根本没想到这条布拉吉里寄存着妈妈的一段失去的青春。在物质匮乏年代，妈妈照苏联妇女画报上的式样精心剪裁了这条布拉吉，在月光下又缝又绣，曾怀有多少美好的希望呵！可以想象，在尔后生硬的“革命化”岁月里，妈妈是把她箱底里的布拉吉作为青春梦的载体收藏着的；当年华老去，再没有机会穿上这条布拉吉时，她想把它留给后人作纪念，希望她们知道上代人也曾有过的青春梦。这份感情是多么富有诗意，但这美好的心愿却被也已经做了妈妈的女儿想都不想就剪断了。
文章的精彩还在于作者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往深里走，作者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妈妈保存了女儿的“从前”：出生那天的日历，从幼儿园起的操行评语、体检表，而女儿却“根本没想到妈妈也有过从前”，也有值得珍贵的记忆。这是令人心颤的自省，它唤起作者的良知：与妈妈为女儿想的这么多相比，女儿为妈妈想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这段伤残的往事成了女儿“再不能弥补的遗憾”，这条布拉吉改剪成的裙子终于成了“我衣柜里的文物”。作者准备以后把它作为礼物郑重地送给自己的女儿，让她“从这条伴随了两代人青春的裙子上，闻到妈妈和外婆的气息”，从而“感悟人生的丰富和深邃”。
文章的人情美是从后半流溢着的浓重的母女亲情中表现出来的，其间还交织着作者对人生的深思。和当前报刊上常见的无病呻吟的滥情之作不同，本文抒发的是作者自己深深感受过的真情，因而绝无为文造情之弊。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悟到一个并不深奥却往往不甚重视的道理：只有真正感动过自己的，才有可能感动读者。
[思考与练习]
1.文章题材不怕小，只怕不能深入地开掘。本文的开掘方式对你有什么启示？
2.我们写文章抒情时往往容易空泛，而本文的抒情却能动人心弦，这是为什么？
3.本文前一半的叙述是否必要？为什么？
名士与时装
谈瀛洲
谈瀛洲(1966—)，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诗意的微醺》，译著有《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等。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一译者。
也许从人类有服装起，就开始有时装了。它反映了一种基本的人性，即对新奇的美的不断追求。《后汉书》[1]里就记载有这样的一首童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可见那时就有时装和时尚了。可是在中国的正史中，记录当时的时尚的还是比较少的。即便是记录了，也往往称之为“服妖”[2]，认为它预示着某种巨大的灾变或不幸。如《后汉书·五行志》：“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3]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4]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后还，遂大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是对时装持否定态度的。
例外的是《南史》[5]。在《南史》里南朝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是时尚的倡导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装设计师，而《南史》是对他们持赞赏态度的。如写谢灵运：“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又如写范晔：“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
有意思的是“增损制度”这四个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四个字理解为“改变衣服的式样”，因为当时服装的式样所包含的意义比现在要重大得多。现代人容易忘记的是，在古代，官方的服装式样很少变更。宫廷、官吏的服装式样、质地、图案、颜色，都与品级、地位相联系，有严格的规定。这只要看看各本史书里的《舆服志》就可以知道了。
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的区别，其实主要靠服装和其他外在的东西来表现。剥光了衣服的国王和平民，是看不出什么差别的。在这意义上，可以说服装即身份。小时候读过一则关于阿凡提的笑话，说他在澡堂子里碰上了国王。国王问像自己这样的在奴隶市场上能卖几个钱，阿凡提说四个金币。国王说，单我肩上搭的这条浴巾就值四个金币，阿凡提说我已经把它的价值算在里面了。——是的，被剥去了王冠和王袍的国王，是一钱不值的。
即使在今天，服装的式样仍载有各种各样的意义，只不过其意义已不像古代那样有明文规定，而要靠人们去揣摩了。但这种不成文的规定确实存在。一个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如果穿着牛仔裤、跑鞋去上班，肯定会被老板侧目而视[6]；刚到大城市的民工，也常因穿着破旧脏污的西装而受人嗤笑，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社会上关于服装的不成文的规定的缘故。
因此，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很少变化的“制服”，实际上象征着社会稳定的等级制度，而时装则以其多变性，打乱了被成文或不成文地规定了的这些制服之间的有序结构，因而对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来说是颠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中国古代的历史要将时装视为“服妖”了。
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地位已主要不由世袭，而由个人的财产来决定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较大。在这种情形下，时装反而为上层阶级所吸收，成为另一种地位的象征。这同样也是因为时装的多变，要跟上它的步伐就必须有充足的财力，因此，拥有消费时装的能力，也就象征着拥有财富与地位。
在南朝，虽然士族、庶族[7]之间有难以逾越的界限，可是朝代更替频繁，有时贫民也可突然做到皇帝，如宋代的开国皇帝刘裕；出身庶族的人，也可因为皇帝的赏识，而获得很高的权位，如梁武帝的宠臣朱异。因此，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相对较大，时装也就有了抛头露面，并受到赞赏的机会。
谢灵运和范晔，既是贵族官僚，又是文人名士。对时尚的提倡，既显示了他们对美与个性的追求，也显示了他们的“不安分”与对更高权力阶层的轻蔑。最后谢灵运和范晔皆因谋反被杀，岂是偶然的？！
注释：
[1]《后汉书》：南朝宋范晔(398—445)撰。范晔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自定体例，删繁补略，撷取众家之长，写成《后汉书》。《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正史中的“四史”。
[2]服妖：服饰奇异。古人以为奇装异服会预示天下之变。
[3]长躬：躬，衣服的中间部分。
[4]从事：官名。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
[5]《南史》：唐李延寿撰，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
[6]侧目而视：不从正面看而斜着眼睛看，形容畏惧或愤恨、不满的情态。
[7]士族、庶族：东汉以后，大官僚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大姓豪族，称为士族或世族，又称高门。不属于士族的，则称庶族，又称寒门。士、庶之间，等级森严，不通婚姻，甚至不得平起平坐。
[简析]
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总体上说是保守的。建安时代“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就曾被指斥为“服妖”。名士如谢灵运、范晔，对衣物或“改旧形制”，或“增损制度”，就被认为不得了了——因为他们触动甚至碰撞了以衣饰为载体的等级制度。这种保守风气从古代到改革开放前都或显或隐地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古代有明文规定，不准僭越，而当代是虽无成文，却存于人们心中罢了。
本文很有见地地指出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和多变性为时装的出现开了路这一人们未必意识到的道理。一般地说，服装确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象征的是财富而不是封建等级归属。封建时代也有特例，那就是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开始有了松动，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增大时，时装就在人们对美与个性的追求的表层理由下兴盛起来。
作为一篇短小的随笔，本文当然不可能周到地论述时装出现的契机，服饰发展的过程。但它引领读者进一步思索时装与社会状况、意识形态乃至典章制度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作者行文或纵或收，挥洒自如。插述阿凡提与国王的对话，看似枝蔓，实则愈显灵动。结尾点出谢灵运和范晔这两位名士因“不安分”而遭忌被杀，更是余味悠长，耐人寻味。
[思考与练习]
1.“时装则以其多变性，打乱了被成文或不成文地规定了的这些制服之间的有序结构”，这个观点你是否赞同？为什么？
2.本文末节说到谢灵运、范晔最后皆因谋反被杀。你认为这与他们提倡时装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旗袍里的思想史
王宇清
王宇清(1967—)。现在北京《团结报》供职。曾发表各类各体文学作品3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旗袍里的思想史》。
最能体现女性曲线的旗袍，是直到20世纪的二十年代，才在全国真正流行开来的。那时候，由满洲旗人统治的大清朝，覆灭已约摸有十来年了。
旗袍的流行，很叫人不可思议。奇就奇在，它是在满洲人(旗人)建立的王朝清朝灭亡后，才出人意料地迅速兴起来的。满洲人当年灭了明朝，汉人们没过多久便都当了大清的顺民。只是通常有个说法，叫做“男降女不降”。男人都顺应朝代的更替变故，留了辫且易了服。女子呢，却叫人觉得像是跟没降似的——仍旧保留着汉装。许是满人认为，女子者，乃一些弱不禁风的娘们儿也，并不是真正完整的社会意义上的人，不会构成对大清的威胁吧？既然根本就算不得完整的人，也就没必要在服装上去跟她们较真了。据史料，倒是当时有一些满族妇女觉着自己穿的旗装难看，一心想改穿汉服。这着实叫皇帝老儿头疼了一把，索性便传下旨去，禁止了事。
清朝完了。改民国了。新文化运动了。五四也爆发了。西风东渐越刮越劲了。西洋思想越来越香了。但毕竟，与西方的接触，那时候还太少，认识也还太肤浅。你比方说那时一些知识女性，看了几本外国书，于是便纷纷地向往人格上的独立。但说句略显不恭的话，那时的那些个所谓“新潮”妇女们，其实还大多远没有能力去真正地体认人本主义、女权主义等等这些巨大而深邃的体系。或者毋宁说，在她们思想深处，压根儿就并不是真的太在乎什么“主义”的。她们所真正看重的，往往只不过是很具体的“现实处境”。在她们看来，所谓妇女解放呀，男女平等呀，不过是时时事事都要和男子相同相等罢了。如此而已。
在中国的古时候，妇女们全都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而男子呢，穿衣则是“一截”的。这男女岂不是有了差别了吗？这还得了！这对当时非常注重男女间在形式上的“平等”的“新潮”女性来说，可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呢！于是，便有那“要求解放”的“女同志”们，开始大胆而叛逆地穿起了“一截”的长袍。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只是那时既是为了向男子看齐，初兴时旗袍的样子，便都是男性化的，严冷而方正，又缺个腰身。这简直，就好比是一个专门谋害“女性美”的冷面“杀手”！
毕竟违背妇女爱美天性的服装是难以长久的，这就如同任何过激的思想终难以长久存在一样。旗袍，它必须，也只能顺应人性，慢慢实现其女性化，这样它才能够生存，才可能发展。果然，过了没多久，旗袍便进行了改良，裁出了腰身。既而，又迅速地增加装饰。领子、袖口等等地方，修饰得越来越妩媚而多姿起来。
如今我们看到的旗袍，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勾勒与烘托出了女性的曲线美。这，在中国妇女服装的历史上，可谓是一次重大的革命性转折。这之前，中国的女装，是很少考虑去突出女子的线条美的。传统上，中国服装那繁琐到极点的装饰和点缀品，总是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衣服而不是人，这一点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重物轻人”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旗袍开始兴盛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级的商品经济活动，正逐步地改变着人们。尊重人，表现人，作为一种新兴的观念，在当时的国内迅速传播着，“自我”的意识日益高扬。这一切，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女性的审美观。以往那忽视“人本身”的传统款式的服装，在人们主体意识一天天增强的时代，自然就越来越不被世人所看好与青睐了。于是，旗袍，这种更加体贴“人”，突出与凸显“人体美”的新服装，便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女装的统治地位。
斗转星移，服装随着社会一天天地变化着。眼下的社会，商品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思想与文化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现在已经有条件进行更多样化的选择，也更加的愿意去进行不同的选择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世纪之交的年轻人，思想开放的程度与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她们，主张穿衣要舒适随意，而且作为衣服，也已不再是仅仅追求它线条与款式的美观了，有人要求它表现独特的个性，甚至要求它要夸张……
在这个一天天向多元演变的世界中，曾经是妇女们当家服装的旗袍，重新又回归为女性众多的着装选择之一种。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将这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旗袍来当作某种见证。确实，由它，我们好像已经多多少少地窥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思想和观念上，耐人寻味的变迁……
(本文选自王宇清：《旗袍里的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简析]
思想观念无声无形，但当它发生出现质的变迁时，总会找到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载体来展示自己；反过来说，社会生活中一件件具体的新事物的出现，多半又可以从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中追溯到原因。《旗袍里的思想史》这篇随笔从旗袍的改良、流行、演变过程中，以小见大，挖掘出了隐藏在旗袍里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变迁的脉络，颇能发人深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意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此前浑浑噩噩的中国人开始了“发现自我”的曲折的历史进程；而对于长期被封建礼教压迫、束缚着的妇女，则开始了“男女平权”意识的觉醒(当然，这是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历史才作出的概括，当时人未必都明确地意识到)。于是，先于争取受教育、就业、经济独立等社会性权益，在争取婚恋自由的同时，有了朦胧的叛逆意识的妇女“男女平权”的要求就从最形式化的衣着上着手了——把传统妇女的“两截穿衣”改成男人一样的“一截穿衣”，以为这样一改，男女就有了平等。“一截穿衣”最容易得到的范本自然当属前清的长袍；然而方正严冷的男性化的长袍，其缺点显而易见：它抹杀了女性的曲线美这一体态特征。于是，顺应着天性爱美又少了顾忌的妇女的内心要求，她们身上男性化的长袍很快改良成裁出腰身的女性化的旗袍，穿上它，女性就显得婀娜多姿了——应该说这是旗袍要待清王朝的黄龙旗被砍倒十来年后才兴盛的根本原因；而且，随着舆论约束的放松，旗袍的袖子也逐渐缩短，直到终止于无。
这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中国古代女性服装审美的着眼点多在衣服本身，甚至还总是试图尽力掩盖、抹杀女性身体的自然曲线，而改良后的旗袍的裁剪和款式则以突出女性的身段美为旨归，把审美的着眼点落到人身上了。这一突破应该说与国门大开后形形色色的外来新思想中所蕴含着的“人本主义”因素直接相关。女性开始重视“自我”与男性对女性审美眼光的改变形成空前的互动关系——即使退回去说“女为悦己者容”吧，“容”字的意义也决不再停留在容颜的修饰上面了。
旗袍的改良、流行、演变乃至取得女装的统治地位，确实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特别是审美观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这个时段前后不过30年。20世纪50年代起，一统天下的是色调单一的列宁装(不分四季)、中式棉袄(冬季)、两用衫(春秋季)，特定阶段还有男女不分的军装，旗袍曾被挤得无影无踪，甚至成了“破四旧”的对象。这个时段至少也长达30年。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直到80年代甚至还稍后，旗袍才在街上羞羞答答地重新露面。我以为，只有补上了这一段，“旗袍里的思想史”才是完整的，只是这要求可能太求全责备了。
本文这样的随笔，信笔所至皆富意趣，并不时有思想的闪光予人以启迪，在当今的报刊中已属上乘之作，我们不必以服装专家严谨的科学论文去要求它。张爱玲的《更衣记》也涉及本文所谈的问题，而且显然对本文的写作有过启发，不妨对照参阅。
本文讲理论而避开了理论文章的行文方式，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正是随笔作法。与这种行文方式相得益彰的是，文章用的是雅正的当代北京口语，更增添了与读者娓娓而谈的情趣。
[思考与练习]
1.服饰反映时代社会的思想风貌。试举一种流行服饰说明这一问题。
2.研读文章的最后二节，想一想当今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对今后服装设计创新的意义。
塔户剪纸花样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湘西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历史文物研究专家。代表作有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是几种湘西农村绣花的样子，在刊物上介绍时，我们只把它当做一种美术图案看待，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许多年以来，是用作绣花底稿，配上颜色美丽的丝线，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法，反映在百十万农村青年妇女身上，装点着她们青春的生命，因之丰富了当地广大人民生活情感的！
这种花样向例是人民自己的创作。应用范围广，要求多，而且要求好，才从手巧心灵的群众中，产生专业性的技术。并且在某些区域，还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小规模的特种手工业生产。以湘西地区而言，由浦市赴凤凰的老驿路上，就有这么一个小村子，住上约三十户人家，数十年如一日，把生产品分散到各县大乡小镇上去，丰富了周围百余里苗汉两族年轻妇女的生活。它的全盛时期，一部分生产品还由飘乡货郎转贩行销到川黔邻近几县乡村里去，得到普遍的欢迎。这里选印的几幅，是中央美术学院黄永厚同学，四年前去调查时，从一位老艺人的家底本中得到的。地方属沅水中流泸溪县管辖，名叫“塔户”，距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吉首不多远。
这种花样北方人通名“剪纸”或“窗花”，湘西人照习惯只叫它作“扎花”或“锉纸”，制作方法有的用小剪子铰成，有的先把纸张钉固在一片木板上，再用小锉刀仔细戳镂而成。
两种作法都得经过另外一道加工手续，用细针在纸面上刻扎许多针孔线路，提示绣法和重点，才算完功。应用既和人民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因此多是民间熟习的传统图案。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有“鸳鸯戏荷”、“丹凤朝阳”、“鱼水相怜”。反映家庭幸福愿望和生产发展的，有“喜鹊噪梅”、“宜男多子”、“五谷丰登”、“瓜瓞绵绵”[1]。反映故事传说的，有“和合二仙”、“刘海戏蟾”。植物中常用的是荷花、牡丹、梅、兰、竹、菊、萱草、百合，以及象征多子的石榴，象征长寿的桃子。动物除常见的喜鹊、凤凰、蝴蝶、蜜蜂、猫儿、兔子，还有宋朝和明朝一直流传下来的狮子滚球和麒麟送子。主题虽常有雷同，内容变化可极多。花式多健康而活泼，大部分具有人民艺术特征。在华北，一般剪纸窗花都近于年画，还保留古代“人日华胜”的本来用意。如用小说故事人物作主题，又和灯影子戏发生联系。湘西花纸以四十年前而言，从“华胜”发展而成的，名叫“神福喜钱”，每到年下，一般人家的门楣灶头，猪圈毛房，无处不贴到。此外船上、货担、犁锄上也贴到。普通用红纸，讲究的用洒金红或明金纸，有丧事人家用粉蓝纸。这种“喜钱”和“历书”从木板彩印的“门神”，西游三国章回小说上的故事画，早已共同形成一种有季节性的商品，每到十一月前后，就由宝庆纸客从常德沅陵大生产单位贩运而来。至于纸花，它的作用和古壁画的粉本，印花布用的皮板片，反而有些相通，都只是完成某种艺术设计的稿子。这种花样的需要量虽然相当大，一年到头经常有主顾，不过由于单价低，分散面又广，始终不能形成城市商品的条件，因此生产也始终在乡村里，情形还恰好和其他小手工业商品相反。当塔户花样流行时，三厅城中的针线铺为便利主顾，争做生意，还得从飘乡货郎手中批买塔户“花样”，连同发售。这种花纸既然吸收了乡村妇女大部分的剩余劳动力，也就增进了她们的爱美情感，并且还和当地人民实际生活发生联系，论作用，自然远比“年画”“窗花”意义重要得多，也复杂得多。
塔户“花样”有代表性的，是妇女围裙上角当胸部分，衣袖和裤脚，鞋帮和枕头，男子装钱钞用的抱肚和小褡裢，小孩的口水搭和兜兜帽。它能够成为一件艺术品，不仅必须和妇女的剩余劳动力相结合，还必须和她们的青春情感愿望相结合。围裙、衣袖和裤脚，是每个乡村女子不可少的，有了它，生产劳作，逢年过节，送亲吃喜酒，到处都显得花花朵朵，光景热闹了许多。青年情感活泼起来，于是随同这种热闹欢乐情景，当地很多好听的山歌，都从年青男子口中唱出来了。因此作它时，就必然怀着种种快乐的愿望。抱肚褡裢却是在另外一种情形下，绣来赠给丈夫或情人的。一针一缕的彩线，绣到材料上面时，必然同时也交织了她们的爱情。等到小孩子出世，满了周岁，快要独立走路了，正需要一顶小小花帽和一个口水搭，于是作母亲的，又用人间共有的伟大母性的慈爱，连同各种彩色的丝线，对于孩子将来的幸福希望，一同织到花朵中去。这样来认识理会这些刺绣品的产生过程和意义，我们才会明白，西南各地的刺绣蜡染，能够如此精美，原来是由那些具有高度艺术创造热情的劳动人民培育起来的。解放以前，在地主官僚重重压迫榨取情形下，人民求生存都不容易时，挑花刺绣还能够继续保存这种艺术上的创造水平，原因也在这里。
花样最有性格的是围裙当胸部分。照本地风俗习惯，不论生产劳作，或是出门做客，都常在衣上罩一条围裙。用意本来是便于洗濯，不至于把衣服弄脏。但是一个年青人，对于美观色彩有天然爱好，过于素朴总不合式。求两全其美，于是一般围裙都加上一点花。技术上处理可以分作两大类：凡使用挑花法的，多在料子一定部位间，作几何纹放射式图案，通常都不需要底稿，作法图样不是从亲戚邻里妇女中相互传习，就是趁乡村市集，到场头上去请卖花样子人帮忙，临时在布料上用粉线弹出个大样，拿回家中创作。既不必受底稿严格拘束，可在一定部位上发挥，年青人想象力旺盛，又手巧心细，大胆好强，自然容易出奇制胜，花样翻新，产生种种健康美丽的作品。特别是配合色彩，或大红大绿，或单纯素朴，各随性情爱好，各见长处。挑花法更宜于表现放射式的方圆图案，和带子式连续图案，作时可简可繁，又不必限定时间，工余饭后，随时随处，一面谈天一面都可以拈上手来戳它几针。一个好事同伴，也可抢过手来在空处加点小花。因此留下的作品，不是别有风趣，就是格外精美。单色挑绣又不怕洗濯。即或用的是单色挑绣，图案也十分好看。这种完全出自人民手中创造的美术品，遗留在西南各省乡村中，比任何其他一种民间艺术，还更有丰富内容，值得艺术工作者和文物工作者注意留心。
挑绣法也有用到比较大件布料上的，如像裙子、帐檐、床围和被面，如采用的底样是大折枝花，改用挑绣法来作时，有的就把整部分花朵，用径寸大的连续方胜格子锦纹拼合完成。在处理技术上，显得格外巧妙，它的本来，还是从宋式“纳锦绣”发展而成。(这种作法，也流行于四川，有作得极精美的。现代生产外销大型挑花床单桌单，还值得参考取法。)
塔户“花样”主要是供给乡村绣花使用。绣花和挑花比，形式上似乎简单，其实技术复杂。写生、折枝，配色有一定规矩，擘线[2]有种种手续，针分大小，绣法更是多种多样。有了好底稿还不济事，必需通过好针脚。但是照乡村爱美习惯，生色折枝花鸟，实在比挑花图案更符合多数人对于美术的要求。同时潜伏在农村青年妇女情感中的艺术表现欲望和克服困难的毅力，都十分强烈旺盛。因此总是不怕麻烦，一代又一代继续有所创造。塔户“花样”能够流行数十年，原因就是底样格外精美，能满足农村需要。此外在各地乡村中，也有非职业性的巧手打样的人，平时得到尊重，逐渐转成职业，长年背了个竹篾箱笼，四乡走动，靠此为生的。(这种人如会作种种大样，每到逢场日期，场头市尾小摊子边，必围绕着好一片人群。)我们试从这几幅围裙部分花式注意，假定原来的布料用的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土染月蓝布，线料用的是三红、二蓝和豆绿，栀子[3]黄丝线，采用分段铺绒法处理枝叶，结子琐丝法处理花朵，完成后再在领扣间安上一个径寸大小白亮亮的捶银蝴蝶，系腰部分用的不是手指粗麻花镀银丝链，也是一条油绿色斑花鸡肠带，两角间缀上一双银鱼铃，这么一件好看的围裙，围在一个二十上下年纪的健康快乐年轻女子的胸前，全部的艺术效果，应当是不用说也容易明白。这种民间艺术的成就，是剪花样子的人、飘乡银匠和绣花的妇女共同的劳动成就。健康美观的形象，华丽调合的色彩，一定会使善于学习的设计民族歌舞服装的朋友得到很多启发。
(本文选自《沈从文散文(第四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瓜瓞绵绵：比喻子孙昌盛。瓞，dié，小瓜。
[2]擘线：分离绣线。擘，bāi，分开。
[3]栀子：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果实可作黄色颜料。栀，音zhī。
[简析]
沈从文是以写湘西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而著名的，风格清新秀丽，富有浓郁的乡土风情。本文尽管介绍的是湘西民间服饰工艺品——塔户剪纸，而且也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创作的，但读后仍令人感受到作者对家乡、家乡的人民和家乡民间艺术的热爱之情。
本文脉络清晰，第一部分写湘西塔户剪纸的流传情况和写作缘由；第二部分介绍剪纸的工艺特点、主题内容和民俗意义；第三部分具体介绍了塔户剪纸花样中最有代表性、最有特色的部分；最后介绍了塔户剪纸的功用和艺术特点，述说从容，笔法质朴。
有人评价沈从文的散文：行文似乎漫不经心，随意散漫。其实，他对艺术的要求十分严格，主张作家要“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从本文来看，他的散文叙述亲切平和，如话家常。语言清新干净，富有表现力。崇尚自然拙朴，毫不雕饰做作，表现出独特的风格。
[思考与练习]
1.请介绍一种传统手工艺品，要求讲出其历史发展、工艺特点和文化价值。
2.根据本文前后一段的描写，用效果图方式再现“好看的围裙”。
3.以塔户剪纸为例，谈一谈民间的服饰工艺品鉴赏对你的专业设计和工艺制作有何启发？
成功之路
顾天云
顾天云：生卒年不详。浙江鄞县下应人，红帮裁缝，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西服裁剪指南》(1933年印行)作者。他总结了历代红帮裁缝技术的精华，吸收了西服制作的长处，把实践知识上升到理论高度，并培养出了一批红帮裁缝高手，对推动我国西服制作技术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世界，一经济战争之世界也。国家之兴亡，全视夫国民经济能力之厚薄，初非全赖于兵力。其国之经济能力甚充裕，国民生产率甚富足，其国未有不强，反之则弱。英日法美之能为世界强国，岂徒藉兵力也，国民经济力充裕而已。盖今之战争，非仅斗力，而且斗富。以窳陋[1]之枪炮，御精美之军械，能取胜乎？矧[2]夫一国之经济，犹各人之血液，未有血液枯竭，而能力大体壮者。我国以生产落后之国家，国民又不知发展其经济之能力，外货充斥，利权外溢，欲国家之不受人侵凌，有是理乎？乃者国势阽危[3]，外患日亟，亡国之祸，迫于眉睫。顾炎武[4]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国民报国有心，御侮无力，惟当各展其生产能力，从事于农工实业，兢兢焉与外人相抗衡。民富便是国富，民强便是国强，幸勿谓吾辈工业，无关于国家之强弱兴亡也。
予工也，在工言工，姑不谈牧畜、树艺、稼穑诸实业。工之范围甚广大，周代考工一记[5]，已详言之，予今所言者，缝工耳。衣服为人生必需之品，故缝工所负之责任，实至伟大；昔人不明此理，往往视是末技，以为卑卑不足道，陋见谬说，深镌脑中。故缝业不能进步，缝工不能有成，职是故耳！夫一事之进步，必由于努力改良，自觉落伍淘汰之危险，战战兢兢，虚心探求。今之青年，往往始而自满，继而自画，终至老大无成。自满则其进步也难，自画则其退步也速，总之皆为自暴自弃之人，一生必不能克底于成，欲望一家之温饱，已非易事。肆中多此辈人，营业自难发达；国家多此辈人，经济力奚能充乎？
古人云：“富贵在天，生死由命”，此命运论之人生观也。信命运论者，必非勇敢有为奋斗向上之人。譬如嗜好甚多，荒淫无度，其寿安能长久；清心寡欲，温和霭如，必少夭折，此岂生死由命乎？是故人生富贵，纵非尽得，而贫贱庶几可免。欧阳公所谓“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之理也。予以经验所得，请述“成功之路”，幸读者垂察焉。
(一)尊重本业。西哲有言：“职业无贵贱。”旨哉言乎！须知吾人自食其力，最为尊贵。农也、工也、商也，苟有一技之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格完全，志趣高洁，皆可贵也。世人徒知穷奢极欲之人，颐指气使之徒[6]，以为此乃尊贵之职业，遂生羡慕之心，而馁进取之志，轻视本业，何能成功？出品日趋寡陋，营业自然衰退。必须人具向上之志，前途始有光明之望；成功之道，必自尊重本业始。
(二)勤诚俭朴。成功之第二路，曰勤俭诚朴。勤以开源，俭以节流，诚以见朴以祛奢，自古成功之人，未有不备此美德也。韩昌黎[7]曰：“业精于勤，荒于嬉。”怠惰之辈，惮于进取。机会为有翅之物，最易飞去，吾人当青年有为之时，不知机会稍纵即逝，欲望本业之发达，勤字实为唯一妙诀。诚为服务必需之元素，欺诈只利于一时，不知商业道德之重要，以诚信为迂腐，为国人之大病。吾业多与外人相交易，外人素重信实，故不知诚信之道，即为失败之主因。它若俭朴二事，皆为立身处世之要道，万不可轻视，讥为老生常谈也。昔叶澄衷[8]，舟子也；杨斯盛[9]，木工也，皆能践行以上之美德，而成闻人。美国某总统之幼时，尝为缝工；林肯也由蔀屋茆檐之人[10]，而高居白宫。孟子曰：“舜人也，禹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吾辈青年其勉诸。
(本文节选自《西服裁剪指南》，1933年印行。标点为编者所加)
注释：
[1]窳陋：粗劣，简陋。窳，yǔ，恶劣，坏。
[2]矧：shěn，况且。
[3]阽危：临近危险。阽，diàn，临近。
[4]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为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史学家、思想家，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治学范围广阔，著作甚多，其代表作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后人编有《顾亭林诗文集》。
[5]考工记：《考工记》，古代科技专著，原未注明作者及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代齐人完成的。该书是我国古代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手工业技术的唯一专著。
[6]颐指气使：形容傲慢地指挥别人。颐，yí，腮帮子。
[7]韩昌黎：韩愈，字退之，南阳邓州人。因河北昌黎系韩氏郡望，世称“韩昌黎”。唐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他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之后形式主义的骈偶文，主张写作内容充实的散体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有《韩昌黎先生集》。
[8]叶澄衷：中国近代实业家、慈善事业家。名成忠，字澄衷。浙江镇海人。出身寒微，成功之后，热心地方公益及慈善事业，是中国独资创办私人学校的先行者。
[9]杨斯盛：上海浦东人，以建筑起家，1907年毅然毁家兴学，为浦东中学的创办人。
[10]蔀屋茆檐：指非常简陋的住所。蔀，bù，遮蔽；茆，máo，白茅。
[简析]
19世纪末，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大批西方人、西方货涌入，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为数甚众的买办、洋行职员、富豪子弟纷纷争先效尤洋人以着西装为时尚，于是，一股空前未有的西装热因此兴起。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中以蓝眼睛、红头发的欧美人居多，所以人们戏谑他们为“红毛人”，而那些专为红毛人做时装的裁缝就称作“红帮裁缝”。宁波人历来心灵手巧，到外地谋生者曾以剪刀、厨刀、刨刀名闻沪上。当时上海为外国人制作西装的以奉化人、鄞县人为多，而且做工精到，名声颇大，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一支影响远近的红帮裁缝群体。他们是中国服装业的优秀代表。他们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与发展创立了永垂史册的“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本西服理论著作和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
本文节选自我国第一部服装理论专著《西服裁剪指南》的前言，先言现代世界要争胜于“经济战争”，必先富国强民；次从反面谈缝工被视为末技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再提出“成功之路”的两项具体要求：一为尊重本业，即当代提倡的爱岗敬业；二为勤诚俭朴，推崇勤勉、诚信、简朴的美德。对如今部分人只讲个人功名，不重国家民族的兴衰；只讲专业技术学习，不重职业道德修炼的可忧情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忠告。作为一个裁缝工匠，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能从国际竞争的高度，提出这样高尚的见解，拳拳赤心，谆谆教诲，令我们读来为之叹服。
为了说清道理，全文既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和名言，又采用正反对比的方法，论述十分透彻。遣字造句文雅大方，情真意切。
[思考与练习]
1.细读全文，你认为“成功”的含义是什么？
2.你热爱本专业吗？你打算如何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3.从本文看，“红帮”前辈体现了哪些可贵的精神？
衣文化浅探
牧惠
牧惠(1928—2004)，广东新会人。著名杂文家，编审，著有《湖滨拾翠》等。
近年来流行文化热，吃有食文化，喝有酒文化、茶文化，抽有烟文化……数来数去，似乎还缺一门衣文化。为了拾遗补缺[1]，于是勉为其难地“文化”一番。
据我看来，衣文化大致应有三大部类。
头一部类当然是量体裁衣和衣着款式之类，众所周知，从略。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三国志》[2]说倭人根本不懂得做衣服。他们的衣服是“取布一幅，中穿一洞，贯头其中”。他们学会做衣服，是咱们中国派人到日本传授的，日本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汉衣缝部的衙门。这是咱们衣文化的一段光荣史。
再一部类则是量体裁衣之外的量人做衣。
沈德符[3]《敝竹斋丛谈》说，明朝嘉靖年间，某官员命仆人去叫裁缝来做衣服，裁缝问来人：“你主人是新进衙门的，还是当过年把官的，或是做得更长的？”来人说：“你去量体裁衣便是了。问这干啥？”“不过，如果是刚当官的，趾高气扬，陵轹[4]前辈，其胸必然挺高，袍须前长后短。当稳了官后，世故多了，骄气平了，我做的衣服得前后一般长才妥。官当久了，老害怕别人揭发他，妨碍提拔，于是见人就俯首鞠躬，衣服得前短后长才得体。”《清稗类钞》[5]记下清朝道光年间的另一个故事：有仆人拿料子到裁缝铺做衣服，这位宁波裁缝只询问主人的性情年号科第状况，不问尺寸。来人奇怪。师傅说：“少年科第者，胸心挺直，宜前长后短；老年科第者，背必伛，宜前短后长；性急者当短，性缓者当长。至于尺寸，成法耳，又何必问？”
这两位裁缝量人做衣的理论无疑是对衣文化的重大贡献。他们凭多年的实践经验精确地概括了各种典型人物的典型细节，具有创新的学术价值。当然，都按照他们的标准来为某人做衣服是否合适，却又难说。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不同对象面前，不会都趾高气扬或总是俯首鞠躬。在皇上或大官面前，任何趾高气扬者，也得俯首鞠躬；在得势时同失势时，在台上和下台后，不能总穿那前长后短或前短后长一种款式的衣服。有如专车，据说某些县太爷拥有三辆车：豪华车用于交际，夏利或更次一点的车用于见上级或迎接检查组，吉普用于下乡深入基层。依此类推，衣服也得有三种以上的规格才对。戏剧界有一句行话是：“宁穿破，不穿错。”官场亦然。前些时候某市领导挨报纸批评，原因就是穿错了：他们个个身穿质地极好的崭新皮大衣去慰问困难职工，并在电视节目中播出。报纸批评说，当领导的穿一身高档服装也没有什么不该，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这种场合穿上这种同困难职工强烈反差的衣服？这样做，其后果不是增添而是有损于领导干部的“公众形象”。这一批评就涉及衣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可见，除了高档服装之外，那些的确良中山装之类也应保存，以便在适当的场合(如慰问困难职工、下乡救灾)穿出来然后上镜头。从这个角度看，那两位裁缝的理论虽然很有参考价值，却又有一定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性。
另外一则记不住出处的故事是与医生有关的。一位医生故意刁难裁缝，不准裁缝量尺寸，要他掂量着做，并要求三天后取货。裁缝给他做了一件新潮的奇装异服：没有右袖，左袖非常长，后幅扫地，前衿只有马褂那样长。医生很生气，说他毁了料子。裁缝说他这样做完全符合“估量着做”的要求：没有右袖便于你把脉，左袖长便于你冬天托水烟袋。前衿短，遇着治死人命你要逃走就不会缠腿绊脚。后幅长的作用更大，它可以帮你扫掉脚印，死者家属找不着你的脚迹，你不是可以逃之夭夭[6]了吗？
这位宁波师傅的故事显然纯属虚构，目的是挖苦讽刺那种该割扁桃腺却给病人剖开胸口摆弄心脏直责怪病人不该生错病的“蒙古大夫”；但是，宁波师傅的理论也未必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不同职业有必要穿上方便工作、易于识别的服装。赵武灵王深感当时中国人的宽袍大袖不仅行动不便，更特别不利于打仗，因此甘冒被贵族们扣他“崇洋媚外”大帽子的危险，带头穿短衣短袖的胡服上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今天，医生穿白大褂、戴白帽，军人穿迷彩服，好几种公务员戴“大盖帽”……同样证明宁波师傅的理论原则无可挑剔。在各种新奇服装日新月异的潮流中，宁波师傅的设计会不会有一天作为行业服装在时装表演中亮相，难以预料；但是，大盖帽的广为流行，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衣文化的第三大部类则是衣的礼制和法制了。不曾拜读过沈从文先生的大作，估计他这本著作对这些方面必然论述周详。咱们这个文化古国，在穿衣问题上的礼和法是相当严格的。同是死人，不同的死者享受的待遇不同，死者的亲友该穿的丧服也不一样，穿错了轻则争吵，重则斗殴乃至再死一两个人。同是良民，该穿麻棉的不得穿锦缎；同是官员，绣蛇的不得绣龙。光绪一次去向慈禧太后请安被冻病，原因是太后还没有降旨穿裘。可见即使皇上也不例外。总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乱套的后果是礼崩乐坏[7，天下大乱，改朝换代。清朝末年时兴乞丐装，被认为是清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官员们由穿方靴改为尖头靴，被判定是兵象，结果就有了甲午之战。因此，朝廷对于衣服的穿着，往往当成重要的大事来抓。道光年间，一些八旗秀女时兴向汉人学习，舍旗袍而穿上衣袖宽大的衣服，皇上降谕不许，违者家长治罪，都统严惩。民国期间，四川某军阀提倡“短衣运动”，营山县长积极响应，发出布告说：“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并命公安局派队剪掉别人长衣的下截。我们除了有大陆的“破四旧”盛举外，王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台湾也曾有裙子不超过一定程度者不准进政府的规定。可见不管大陆还是台湾，海内还是海外，炎黄子孙血管里流的都是“龙”的血。鲁迅就四川营山剪掉行人长衣一事撰文说，“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可惜他只活了56岁，来不及知道，太短了、太窄了，虽或于“时艰”有补，却又有伤风化，危及革命，属于并不特别的政治学。
(本文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拾遗补缺：补充别人所遗漏的事物或尚未涉猎的缺憾。
[2]《三国志》：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
[3]沈德符：(1578—1642)明代文学家。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万历举人。精音律，熟谙掌故。所撰《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朝章国故，并保存有关戏曲小说资料。著有《清权堂集》。
[4]陵轹：“陵”通凌。欺压，排挤。轹，lì。
[5]《清稗类钞》：徐珂所编辑的清代杂史。
[6]逃之夭夭：指逃走。
[7]礼崩乐坏：指维系社会的规范都崩溃了。
[简析]
文化的概念确实十分宽泛，凡是人类行为和精神所及，无不可视为文化的范畴。本文遍数流行之“文化热”，“拾遗补缺”，提出“衣文化”概念，十分郑重地提出了衣文化的三大部类，列举种种史实，认真考证，从题目到正文，中规中矩，确是一篇简明精悍的学术短文。
可是，作者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向我们介绍他的文化研究成果，细读全文，主旨其实隐藏在那些作为论据的史料故事中。如提到“量人做衣”时，列举了两则明清轶事推衍及今，其实是在于讥讽古今官场人物的种种行径嘴脸。事实上，作品的讽刺力量远不止于此，借古讽今是本文的主要特点。讲完“宁波裁缝”的故事后，突然回头狠狠地刺了当代“广为流传”的“大盖帽”一枪，纯然杂文笔法。
作者的笔法冷峻而不动声色，在故作正经的文化研究的“幌子”下，对中国社会中种种弊端陋习进行了有力的讥讽。我们可以称之为“冷讽”。
[思考与练习]
1.文中哪些用语用词透露了讥讽的意味？
2.对于“可见不管大陆还是台湾，海内还是海外，炎黄子孙血管里流的都是‘龙’的血”一句，你有何感想？
3.对于“宁穿破，不穿错”的行话，你有什么体会？
忽如一夜春风来——五十年服饰演化有感
华梅
华梅(1951—)，天津人，著名服饰文化研究及教育者，专著有《中国服装史》、《中外服饰演化》、《华夏五千年艺术——工巧》、《人类服饰文化学》、《新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和《服饰与中国文化》等。
1979年早春，风很轻很暖，柳梢刚刚泛绿，路边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去讲课，骑着单车沿海河东岸北行。蓦然间，发现路人驻足观望，嘴张得好大，似乎发现了什么。我顺着路人视线的集中点看去，只见一个小伙子身穿一条膝上紧裹膝下肥阔的裤子，得意而又有些拘谨地走在街道上。这种怪怪的裤形，加上短短的上衣，使人们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非好人，阿飞[1]？资产阶级？毕竟离开那个噩梦般的岁月已有三年多了，人们表现出冷静。
时隔不久，报纸载文：这叫喇叭裤，西方正流行。
柳枝上嫩叶已经舒展开，春天真的到了。
过去在电影中只有特务才戴的墨镜，一下子架在许多年轻人的鼻梁上，镜片颜色淡了，镜面却越来越大，蛤蟆镜、熊猫镜，挺形象的，它们共有一个现代名字叫太阳镜。香港传来的全塑太阳镜，一个镜片的面积竟像一个烧饼。
报刊文章的题目如同走马灯：《街上流行红裙子》、《街上流行黄裙子》、“……黑裙子……白裙子”。摆脱了蓝、绿、灰的人们在追时装上掩饰不住一种亢奋的情绪，即使千军万马都挤在一条路上也毫不在乎。
当喇叭裤收紧为筒裤、牛筋裤甚或萝卜裤后，上身的衣服已逐渐宽大，袖与身几乎为一体的蝙蝠衫充斥了街市。宽松式衣服的流行使得毛坎肩像短袖衫，夹克更宽得像一个方形。那些以悬垂性面料做成的宽肩直线条前襟无扣女装，使人们逐渐领略到什么是新潮。待到老年人也在公园跳“迪斯科”时，人们已对少女的超短裙司空见惯，“迷你裙”不再让人侧目而视。
大约是肥大的毛衣或衬衫外一时难找到合适的外衣吧，青年们就将原有的短夹克直接穿在外面，任凭里面的衣服露出一大截。有一次，我正给学生们讲中国唐代的“半臂”(半袖衫)穿在长袖衫外时，忽然窗外闪过一个男生的身影，他分明将短袖圆领“老头衫”套在长袖衫外，我不禁语塞；将原本该讲的如今人们已不这样穿的一段话省略了。“里长外短一大怪，短裤穿在长裤外”，服装商推波助澜，一套套长衣短坎肩的“反常规”服装在市场上亮相。人们的着装习惯改变了，一切传统的束缚消失了！浓浓的春，带来无限的生机，服饰世界有绿牡丹、红梅、翠竹，也有黄玫瑰、黑郁金香……
牛仔装这一时装界的神话，涌进古老的中国。那些异域的风采随着进口影片进入大众的视野，中国人也正传说着西部牛仔淘金热、帐篷布以及美国的巴伐利亚移民李·斯特劳斯[2]。
扮靓不被指责，注重形象是文明的表现。电视、因特网将信息通道缩短，中国人的着装潮流可以不必再走港澳—穗沪—内地的流程，与国际悄悄地、自然而然地接上了轨。太阳裙、吊带裙、露脐装、缩手装、乞丐服、ponk服、无后帮凉鞋、大背包，直至90年代末的鱼网装。以往遮住的，现在要露出来；以往露着的，如今要遮起来；长裙长至脚面，短裙仅过臀部……没有受过思想禁锢的青年人尽情地追逐着时装潮流，新时期给了他们新的观念，服饰以及穿着服饰的人的改观，标志着一代新人出现了。
这时，服饰上出现形式与以往相似但本质却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现象，有趣可又内涵苦涩，不禁令人深思：50年代时，因无钱购置新衣，所以不得已用做衣服剩下的布头来修补破烂不堪的衣服，那时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60年代和70年代时，衣服要破还没破，赶紧缀上几块规规矩矩的补丁，以示朴素，一副老农、童工的形象(仿佛工农就应如斯)，那时着装形象就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八九十年代，新衣服穿不完，光亮亮不刺激，于是烧个洞，撕破边，帽檐、裤腿部飞着破碴儿，再在没撕破的地方补上几块补丁，酷！前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号像流星一样，在空中划了一个弧，消失了；如今的商家服装货牌上堂堂正正写着：“水洗，真正石磨。”新布未成衣先折腾旧，泛白成了时髦，未泛白反倒成了“老土”。
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丧失了尊严的人才被革命群众剪去一半头发，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阴阳头”，而如今的姑娘们特意修剪成新潮发型，左边看是男，右边看是女，美其名曰：阴阳头；小伙子们索性将两侧头发都剃去，只留中间一溜儿，名为“鸡冠头”。当年有因裤形瘦点而被当街豁开的污辱性事件发生，而今的年轻人自己撕开裤外侧缝线，忽闪忽闪地走起来，以显示与众不同。
我的意识并非保守，但我也曾担忧：中国人服饰与国际接轨，是否会丢掉我们的传统？衣冠大国就是这个样儿？好在历史是公正的，90年代后期的“中国风”旋转在国际时装舞台上，立领、对襟、疙瘩襻儿被服装设计大师们作为中国文化元素，大加引用……
有意思的是，外国人并不像我们对自己了解得这么清楚，我们能够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式服装，“伊凡诺夫式”鸭舌帽、“娜塔莎式”大花“布拉吉”(连衣裙)、“哥萨克式”小偏襟衬衫，更有那灰卡其布的列宁服，这些服饰上映现出苏维埃模式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文革”期间又是全民着军便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整体的，1999年时装演示会上，欧洲女模特儿头戴缀着金属五角星的解放帽，上身穿草绿大襟疙瘩襻儿紧身袄，下穿深绿色肥裤，裤外侧还镶着一条红布。这或许就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概括，虽说有些怪诞，但是也说明了世界时装界正劲吹“中国风”。
有过“汉唐气魄”的中国人非常清醒：生活需要多彩，多彩点缀生活。服饰西化并不能也不应该湮没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的老老少少，不管穿上什么衣服，胸腔里跳动的都是一颗中国心。
(选自《华梅谈服饰文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阿飞：指身着奇装异服，举止轻狂的青少年流氓。
[2]李·斯特劳斯是一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年轻移民，他于1850年迁居美国旧金山，首创牛仔装。
[简析]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部微缩的新中国服饰演化史。作者以轻松的笔触，生动的语言，形象地展示了5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服装演化的过程，读来令我们对这一文化的变迁脉络豁然开朗。文章对服饰演化的描述很具体，作者通过对每个时期有代表性服饰的生动描写，使读者能够在纷繁芜杂的服饰变迁的潮流中，准确、清晰地把握内在的脉络。
文章也不仅就服饰写服饰，而是把服饰的种种变化放到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来考察，既把握了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又体现了这些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因此全文显得有理有据，视野开阔；另一方面，作者也通过服饰的演化过程，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审美心理的变化和发展，正所谓以服饰写文化，借文化谈服饰。
通篇文章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之情和对服饰时尚的宽容之心，在阅读时值得好好体味。
[思考与练习]
1.文章以《忽如一夜春风来》为题写50年服饰演化，作者有什么用意？你觉得是否合适？
2.作者写服饰的演化，为什么不按时间顺序写，却从1979年早春写起呢？
3.可否结合社会文化、审美心理的变革，谈一谈某一种服饰的历史演化；或者，谈一谈某一历史时期的服饰现象及其内在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国现代文人的穿着
张放
张放：生平不详，当代作家、学者，四川大学教授。
前些天我从川大外文系楼前过路，蓦见一学生着青灰旧长衫“招摇过市”，另外一些学生都望着他嘻嘻地笑。打听后才知道是演戏，长衫是从老教授谢文炳家中借来的“道具”。
谢老是当年朱湘[1]在安徽大学的同事，与我国现代文人交往广，有文名。几十年前的普通着物，主人还在，物却已古，一旦从箱底拿出来面世，就成了年轻人的笑柄。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历史的沧桑。
沈从文到美国访问，讲到中国古时的服装，一朝有一朝之服，上朝的尊贵式样，到这朝往往成了马夫走卒等所谓最贱等人的着物，统治者以此来发泄对前朝的轻蔑、戏弄和报复。这是个很好笑而有意义的话题。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大致上失去了王朝易服这种情形，因为“王朝”形式上已经毁弃。当然这其中也出现如张勋、袁世凯复辟那样重整古装的丑剧，但大抵为时都不长。本世纪初期的穿着，真是形形色色，杂乱无章，正同当时的思想，“兼容并包”，古今中外，无奇不有。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的文人情形，由当时人川岛[2]写来，就是一出好戏——
有穿着宽袍大袖拖了辫子的辜鸿铭——号Thom Son(汤生)，有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有孔教会会长陈汉章，有梁漱溟，去聘请马一浮，因为“礼无往教”不来；但也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以及穿鱼皮鞋子的刘半农，手提着大皮夹的钱玄同(当时黄侃是挟着绛色布书包来上课的)。先生和学生当中留着长髯的也不少。学生中有腋下夹着一本线装书的，也有穿着实地纱马褂来上课的，穿西装的人几乎没有。自来水钢笔那时还不通行，上课记笔记都用铅笔，却也有用毛笔墨盒带着水盂在课堂上写笔记的。学生的年龄，从十八九岁起到四五十岁的都齐全；学生的人数，当时
据说有三千。
川岛所叙“穿西装的人几乎没有”，那是“五四”前期，学生“大都穿着一件褪色或未褪色的蓝布大褂”，稍过一阵，西装即随留学生人数的增多逐渐流行开来，特别是像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那样洋场隆盛的地方。但不少文人归国来，仍喜中装而不穿或少穿西装。原因有二：一，中装一般自家制作，经济适用，那时文人负担都较重，西装是需拿较多的钱去买的；二，中装款式较为方便舒适，不像西装过于讲究。前种情况可以鲁迅为例，鲁迅回国尽管提倡读西洋书却从不着西服，服装均是由其母和朱夫人以及后来的许广平自制或订做。到北京大学上课，学生见他穿的是“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代的时兴小袖长衫”。1924年到西安：“总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褂，上街的时候，再穿件白小纺大褂。”这也就是居北京时间鲁迅的穿着了。鲁迅穿着不仅普通而且单薄。其实不穿棉裤，鲁迅自有解释，他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住八道湾时的鲁迅，经济负担重，不时贷款“以血饲人”，也是穿着尽量简单的一个因素。鲁迅不穿棉裤，俞芳说“大师母是很难过的”。尽量简单化，围巾、手套从不用，同对旧婚姻的不满也有关系。到厦门、广州、上海后，鲁迅尽管仍不注重穿着，“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身上仍以灰白长衫同黑石蓝布袍为主，但从照片上见到不时着毛线外衫同西裤，算是一大“进步”同“时髦”了。不用说这都是“密斯许”的功劳。胡适[3]可以代表第二种情况，即有条件讲究但喜欢方便不大愿讲究。“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适用，也是习惯吧。”当时文人大凡穿着尚方便适用，有的人同想象中相去甚远，例如许杰叙见郁达夫的情景，就十分有趣——
我当时心中在想：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又是—个浪漫主义甚至颓废派的小说家，他那外表的形象，一定是西装革履，衣服的口袋上露出半朵折花的手巾，裤缝烫得笔直；至于他的下巴下面，一定是红领带或是大把的黑绸蝴蝶结……谁知及到见面，经过别人介绍以后，立在我面前的郁达夫，竟然和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同。记得当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中装打扮的中国绅士。他穿着米灰色的哔叽长袍，白地黑帮直贡呢便鞋；他那一表人才的风度，虽然有点倜傥，也显得有点腼腆，一点也不像我心目中所想象、所预期的那样。
郁达夫的穿着有时十分平民化，以至他同王映霞出街，被别人误会为太太的跟班厨子。不过，郁穿着也较杂，同那时上海滩上的大多数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林语堂等一样，时中时西，不拘一格。还有“穿着白色制服戴铜盆帽”的时候。郭沫若、田汉等人，还曾戎装在身呢！
中服穿戴虽然方便，但也有讲究的“大国风度的礼服”。这礼服说来好笑，不是别的，即是前清遗留下来的长袍马褂，不仅新文化运动前后文人不时穿着，到三十年代了，隆重场面还有将它穿出来“礼仪”的呢！郁达夫在杭州出席官贵宴会及到福建谒见陈仪，都是这样“长袍重马褂”一身。也许郁达夫有点儿自嘲的幽默味儿，但那时的长袍马褂还不失一种隆重气象，例如婚礼上新郎官即多穿此服。辫子可以一刀铰去，衣服却不能即废。这可见一时代美学观总是有个演进过程的了。
再讲究的服式，无论中西，到了落拓或潦倒文人身上时，都讲究不了那么多了。许钦文[4]一时的“西服”被学生如此写来：“身上的洋装好像做了多年了，显得似乎太小一点，裤子脚离开高帮皮鞋尚有一二寸，露出袜子的一段。”刘大白[5]参加学校庆典，脱下旧大褂，把留学时代廉价买的洋古装“燕尾礼服穿上身，大摇大摆的走向人面前”，引起一片哗笑。最有名的例子莫如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穿的一件奇怪的大衣，如李广田述：“那是赶马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无衣时，朱自清就只好与赶马人同袍了。
思想也在服装上反映，钱玄同[6]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复古，做了一篇《深衣冠服说》，考究深衣制度，自己率先试做了一套穿在身上，出入教育司，欲为“天下先”。周作人说：“实在不好看，因为它完全是一件斜领孝袍，便是乡下叫做‘大篷’，是穿重丧的人所着，不过它是缝边而不是所谓‘斩衰’就是了。”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思想异变，全盘否定古文化，走到另一个极端，穿着自然也就西装革履起来。曹聚仁[7]的蓝布长衫在当时传为笑谈，他在“五卅”运动后“决意抵制英国货”，“不穿英国呢绒”，而择阴丹士林同白夏布为衫，这下出了麻烦，他去讲演和访人，均被当作“下人”冷待，他去参加宴会，一个“贵宾”竟误会他是侍者命他盛饭。三十年代到延安的文人，又是另一番情景，去时或长衫或西装、制服，到了目的地换上一身纺织布灰军装，束上一根皮带，焕然一新，过去的长衫西装等直可弃之了。
那个时代的女文人又是如何一番装束呢？萧红[8]《回忆鲁迅先生》详述鲁迅对她穿着的批评，可见出三十年代在上海女作家的风度。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咖啡色格呢裙，短筒线织拉手皮靴，有色布条或绸条束头发。不过萧红较“时髦”的装束不是一般国内女学生的装束。一般的女知识分子，大致旗袍加毛线罩衫，风度典雅。冰心、陈衡哲、庐隐、凌叔华、苏雪林等大不逾此。最普通的女学生装如梁实秋写他二十年代初见他女友程季淑那样：“穿的是一件灰蓝色的棉袄，一条黑裙子，长抵膝头。我偷眼往桌下一看，发现她穿着一双黑绒面的棉毛窝，上面凿了许多孔，系着黑带子，又暖和又舒适的样子。衣服、裙子、毛窝，显然全是自己缝制的。她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朴素的女学生。”恋爱中程季淑的穿着有所变化：“她喜欢穿的是上衣之外加一件紧身的黑缎背心，还有藏青色的百褶裙。薄薄的丝袜子，尖尖的高跟鞋。那高跟足有三寸半，后跟中细如蜂腰，黑绒鞋面，鞋口还锁着一圈绿丝线……”这是很典型化了。
中国现代文人的穿着趋势是中西兼并并越来越西化，但到了四十年代末以后，又渐至“中化”，当然不是“长袍马褂”，而是另一种清一色的解放服了。到七十年代末以后，恢复中西兼并越来越西化的趋势，当然中装仍有很稳固的市场，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讲，不过纯粹着中装的人大约是微乎其微了。
(本文选自《风，径自吹去》(《散文》1996—2001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朱湘(1904—1933)，字子沅，原籍安徽，生于湖南沅陵。现代著名诗人，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
[2]川岛(1901—1981)，原名章廷谦，字矛尘。生于浙江上虞。现代散文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曾与孙伏园、鲁迅等共同创办《语丝》周刊。
[3]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安徽绩溪人。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科学，对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是最早尝试白话新诗的作者之一，1920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在《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研究中自成一说。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著有《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论学近著》、《白话文学史》(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等。
[4]许钦文(1897—1984)，原名许绳尧，生于浙江绍兴。现代作家。以“乡土文学”作家著称，有《许钦文小说集》等。
[5]刘大白(1880—1932)，原姓金，浙江绍兴人，1914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7至1931年，先后出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教育部常务次长及代部长等职。著有新诗集《旧梦》、《邮吻》、《叮咛》、《再造》、《秋之泪》，诗论集《白屋诗话》等多种。
[6]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五四”时期曾署名疑古玄同，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日，入早稻田大学读文学，又从章太炎习文字学，并加入同盟会。长于音韵、训诂。1913年赴北京，任教北大中文系，在《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骨干之一。著有《音韵学》、《国音沿革讲义》等。
[7]曹聚仁(1900—1973)，浙江兰溪人。文史学者，新闻记者。一生著述甚丰，有《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我与我的世界》等70余种。
[8]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1930年离家。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蜚声文坛。著有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
[简析]
文人轶事常常引起我们的兴趣，尽管钱钟书有“吃蛋不必认识鸡”的妙论，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读其文进而希望了解作者日常生活的心理，始终是有的。中国现代文人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变革频繁的时代，而他们又是思想最自由、情感最丰富、个性最鲜明的；因此，他们个人的生活状态，也表现出独特的情致。本文以穿着写文人，确实抓住了一个有历史感的“很好笑而有意义的话题”。
正如文中所说，“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大致上失去了王朝易服这种情形……本世纪的穿着真是形形色色，杂乱无章，正同当时的思想，‘兼容并包’，古今中外，无奇不有。”因此，当时文人们的衣着，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如正式非正式的思想、独特的生活趣味、个性化的行为、个人的生活境遇，等等。本文列举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十几位著名作家的衣着轶事，或滑稽可笑，或引人深思，让我们通过衣着这个独特的角度，领略了当时文人的独特风采，了解了他们在作品以外的另一面，使我们对这些活在书上的作家，一下子感到亲近了许多。
作者从当前(“前些天”)落笔写起，以衣服带出众多人事，结尾又回归当代，纵横历史，毫无牵强之感。表面看，众多文人的衣着轶事似乎都是作者一一信手牵来，并无内在联系。实际上，本文有叙有论，以论带叙，笔调迂徐有致，从容不迫，纵笔写去，事事相连，并无雕琢痕迹。惜乎最后写至女文人的衣着时，举梁实秋女友为例，“典型化”也许不错，却似离了本题，与全文不够熨帖，供读时一思。
[思考与练习]
1.请选取文中你感兴趣的文人衣着3～5款，画成时装画，在班级里和其他同学交流评论。
2.请根据自己查到的资料，写一篇关于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衣着的短文。或者根据观察，写一篇关于最近一个季节大学生衣着特点的文章。希望能够有事实，有评述。
说“衣”——古典文学札记二则
胡晓明
胡晓明(1955—)，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饶宗颐学记》、《文化江南札记》等。
一
在中国文学的男女之词中，“衣”是出现的频率最高的一个意象，其含义远远超出字典上的意义，成为传达情感的重要符号。我们先看《诗经》中的男女之辞。《诗经·郑风·子衿》云：“青青子衿[1]，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2]？”女子不说她慕悦那读书的才子，只说那“青青子衿”。《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3]。缟巾綦巾[4]，聊乐我员[5]！”男子不说他渴想那娟洁的女子，只说那“缟衣綦巾”。“衣”，都不仅仅是衣裳，且渗入了思恋对象特有的精神气质。恋情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少男少女的打情骂俏。《郑风·褰裳》云：“子惠思我[6]，褰裳涉溱[7]。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女子说：你要想我，你就不要怕打湿你的衣裳。这是又大胆又含蓄的邀请的戏谑。《卫风·有狐》云：“有狐绥绥(朱熹：“绥绥，独行求匹之貌”)[8]，在彼淇梁[9]，心之忧矣，之子无裳[10]！”女子的谑词中，把她想亲近的那男子比作小狐狸。她说：小狐狸儿，你在淇水岸上徘徊什么呢？我心里正为你发愁，没有人给你缝衣裳呢！言外之意，我能给你缝衣裳！打情骂俏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男子大胆的动手动脚。《召南·野有死麇[11]》云：“野有死麇，白茅包之[12]。有女怀春，吉士诱之[13]。”接下来那怀春的女子说：“舒而脱脱兮[14]，无感(撼)我帨(佩巾)兮[15]！无使也吠[16]！”依俞平伯先生解释，卒章三句乃含三层意思：“舒而脱脱兮”是若迎若拒；“无撼我帨兮”是“拒”；“无使也吠”是“迎。”既不是如胡适说的一见吉士便全身入抱，亦不是如朱子说的见了强暴“凛然不可犯”，可见“衣”之涵义妙哉！
接下来便是结婚，成家。于是男子总是要出外打仗，或者打工，而女子总是在家里思亲、怀远。于是“衣”更是传达情感的重要方式。《豳风·东山》，写一个打完仗回家的征人在途中唱道：“我徂东山[17]，慆慆不归[18]。我自来东，零雨其蒙[19]”。唱着唱着，想象在家的妻子正在缝制衣裳：“制彼裳衣，无事行枚。”[20]想象妻与他共同的心愿：穿上平民的衣裳，重返田园的生活。一旦家庭生活有什么变故，“衣”亦表达着变故中的感情。《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之，曷维其已。”这一件绿色的夹衣，一针一线织进了亡妻的情意，衣犹在，人已逝。衣表达睹物怀人的哀情。由此可见，从初恋到悼亡，“衣”与男女之词确有着不解之缘。
后世诗歌中的男女之词，不断重复着，也不断丰富着“衣”的上述涵义，形成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要民族特色。如晏小山[21]的名篇《临江仙》下阕：“记得小频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心字罗衣”有两层意蕴：一是表明这是一个有着幽香气息的女子(心字香乃是一种薰衣的香料)；再是表明诗人与这女子深情蜜意灵心相通(“两重”)。“衣”在这里是一个优美的隐语。牛希济[22]名篇《生查子》下阕：“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有她的“绿罗裙”，处处的芳草都惹人爱怜了，这不仅写出了女子的神韵，而且写出了最魂牵梦萦的痴情。情到痴处，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宁愿化身为女性身上的衣。陶渊明[23]《闲情赋》便是典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正如钱钟书分析的：“实事不遂，发无聊之极思，而虚想生焉，然即虚想果遂，仍难长好常圆，世界终归阙陷；十愿适成十悲，更透一层，禅家所谓‘下转语’也。”小小的衣裳，竟传达如许缠绵深至而又复杂的感情！陶潜的摹仿者，如刘希夷的《公子行》：“愿作轻罗着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曹尔松《南溪词·风入松》：“恨杀轻罗胜我，时时贴细腰边”；朱彝尊《临江仙》：“爱他金小小，曾近玉纤纤”等，则仅仅发为无聊之极思，传达香艳的滥情事。
中国的男女之词，写到结婚以后的怀人、寄内之类情感，就真挚深淳得多了，这是中国情诗的特色。我们来看看寄内、怀人之作中，“衣”怎样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感符号。《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一篇，写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其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一句，真是千古名句，千古绝唱。沈约说的“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李商隐的“衣带无情有宽窄”，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史达祖的“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三株媚》)，都不如这一句来得真淳、自然。前人总评十九首“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千古之气，钟孕一时”，正在这种地方了。汉乐府中有一首《艳歌行》，写两个流浪汉漂泊异乡：“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接下来发生了一个迫切的生活困难：衣服破了，谁来为他们缝补？“故衣当谁补，新衣当谁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幸亏有好心的女主人，不仅一针一钱缝合了衣衫，而且给了流浪汉最珍惜的女性的温情。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斜柯”，即斜视的样子。丈夫一回家，看见妻子为外乡人补衣，一下子吃醋了。我们了解了“衣”与男女之辞的关系，读过了《诗经·卫风·狐绥》等诗，我们也就能理解丈夫的吃醋和妻子的辩白了。因为“衣”是家庭生活的符号，是男女亲情的媒介，于是，流浪汉听了女主人的辩白，也勾起了回家的心事：“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一首小诗，推人心之至情，写人性之微意，平平道出，如说家常，构想之妙，端在一个“衣”字上。“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在怀乡、怀人诗中，“衣”可以充当书信的作用，是无字的家书。所以，唐代边塞诗中，如“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之类事情，非常普遍，成为特有的边塞民俗。而工诗的思妇会绣字传情，让“家书”长久贴着征人的身体。如《诗话总龟》上卷二十三载：“唐会昌中，张睽防戎有功，勒留蕃徼十年。妻侯氏绣锦回文诗作龟形献进，曰：‘……闻雁灯前修尺素，见霜心痛裂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文献天子，愿教夫婿早还乡。’”“天子”能否感动于这旧衣裳上绣出的诗歌呢？后来有宫女在制冬衣时绣进一首情诗，唐太宗知道后，恩准她与得到那件冬衣的战士成为夫妇。这或许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唐人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乃是以温馨的家来反衬出凄凉的情怀。而宋人罗与之《寄衣曲》三首之二：“愁肠结欲断，边衣犹未成。寒窗剪刀落，疑是剑环声。”则是以残酷的战场来刺激思妇的心境。“衣”俨然穿针引线于心与物、情与景之间，尽管风格一清婉、一尖新。“衣”表达女性的内心世界，丰富得不得了。如“罗衣不肯著，羞见绣鸳鸯”的伤心感触，“回针刺到双飞处，忆着征人泪数行”的飞魂雨泪，“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的入痴意态，“金针入处俱心痛，素线穿时恨共长”的蚀骨心境，以及“留得当时临别泪，经年不肯浣衣裳”的一往情深，颇能表现中国女性特有的一份温婉、细腻，特有的一种心地、灵性。“衣”也包括襟、带等饰物，含有夫妇间一种极缠绵的欢爱之意。如繁钦《定情诗》：“日暮兮不来，凄风吹我襟。”李端《拜新月》：“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古人迷信，以为裙带动，预兆着男人的归来，如吴歌：“罗裳易飘飏，小开骂春风。”这是一层意思。又古人往往于襟带上饰有“同心结”，如《古诗·盘中诗》：“结巾带，长相思。”敦煌词中的《奖美人》一问一答：“罗带同心谁绾？”“罗带同心自绾。”这又是一层意思。至于捣衣的声音，那更是一种深淳的人伦音乐。在南朝肖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就提到这种使“秋士”们“内外相感”难以为怀的诗化音响。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杜甫的“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都写出了深至的人性，一如陆游《感秋》所叹：“西风繁杵捣征衣，客子关情正此时。”由此看来，“衣”非衣，“衣”在传统诗学中应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情感暗语，它贮存着思念、关切、盼望、依恋、欢爱、伤逝等丰富的、词典所不具有的人文涵义。从语言角度看，“衣”又与“依”、“忆”、“倚”(古诗中“倚门”表家人盼归)音近，在这一组声音里便可以读出一种温情。如葛鸦儿的《怀良人》：“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第二句，简直可以读出里面“妾心犹是嫁时依”那一层意思来。“衣”在诗韵中又跟“苦心”、“悲音”、“所钦”、“泪流衿”等词同属一个韵部，唯其如此，这些词常常在一起使用，发生“意味互渗”作用，“衣”更成为一个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的人伦情味符号。
二
下面再说说小说中的“衣”。
明末名士陈子龙描写柳如是的《蝶恋花》词，有句云：“枝上流莺啼不绝，故脱馀绵，忍耐寒时节。”陈寅恪解释说：“‘馀绵’谓当日女性卧时所着之绵紧身也。可参《红楼梦》第一百零九回‘侯芳魂五儿承错爱’节。”(《柳如是别传》上册，第269页)。其实，《红楼梦》中用“衣”来做男女之词，全书随处可见。下面试以宝玉与众姐妹的关系为中心来叙述。
宝玉与宝钗。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一天中午，宝玉在睡午觉，袭人在床边做针线。宝钗进屋来，接过袭人手中的针线活儿来看，原来是件上面扎着五色鸳鸯戏莲花样的红兜肚。“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那个所在，因又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就替他作。”这一段有两层意蕴，一是宝钗取代了袭人，另构成了一幅《夏日侍睡女红图》，接下来写黛玉窗外窥见，“早已呆了”，正是说这幅图的美处。再就是古人将贴身的衣服，看得很神圣的。宝玉的兜肚，必然地具有宝玉最隐秘的生命气息，接触这个兜肚的人，一定能感应这种气息并传递某种信息，这就是宝钗“不由的拿起针来，就替他作”的潜意识的心理原因。
宝玉与黛玉。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宝玉在贾政面前做诗，得了表扬，一出门，就被几个小厮围住，要他赏钱，一个要解荷包，一个来解扇囊，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黛玉听说，将正绣着的一个荷包，一赌气几剪刀铰破。因为，她以为自己送宝玉的那个荷包，当然也在臭小厮们抢去之列了。荷包也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情感的符号，荷包还薰着女儿喜欢的香料，更是私己情意的符号，黛玉如何不生气？于是，当宝玉连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襟贴身的地方将荷包解下，递与黛玉时，黛玉又如何不感动呢！小小的荷包，竟负荷着又悲又喜，又嗔又爱的情感。再看第三十四回。宝玉叫晴雯送两条手帕给黛玉，为什么这样做，曹雪芹却没有写。黛玉说：“这帕子肯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用吧，我这会用不着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是家常旧的。”黛玉听了，想了想，一下子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书中写道：“林黛玉已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
宝玉与晴雯。可以说，宝玉与晴雯的感情发展，始终有“衣”在其中穿针引线。第五十一回，袭人不在家，晴雯与麝月服侍宝玉，夜间麝月出去，晴雯要唬她，没有披衣服着了凉，宝玉叫她“快进被来渥渥”，这是二人因缘之始，是小儿女毫无心机纯洁动人的情缘。接下来晴雯果然病倒，恰巧宝玉将贾母所赐一件俄罗斯来的孔雀金裘烧了一个洞，明早见不得老祖母。于是正发高烧的晴雯只得奋勇拼命，以至补完之后昏倒在地。后来晴雯死后，宝玉睹物伤心，关起门焚香祭亡魂，词云：“想象更无怀梦草，添衣还见翠云裘。”“翠”字，即暗用《诗经·绿衣》典。尤其是第七十七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写晴雯临死前拼尽残存的一点力气，在被窝里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要宝玉穿上，说：“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一样了……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这真是中国文学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晴雯姑娘生命之倔强刚烈、用情之炽热深至，可以使千古而下的至情儿女，皆于此低徊流连，临风三嗅馨香泣。
最后，再说说宝玉与袭人、平儿、香菱之间的几件事情。第四十四回，平儿无端受了凤姐的气，宝玉便让平儿到怡红院来，又让袭人拿出两件不大穿的衣服，让平儿换上。平儿换了下来的衣服，宝玉亲自熨了叠好；平儿忘了带上犹有泪渍的手帕，宝玉又亲自洗了晾上，做完这些事，“又喜又悲，闷了一回。”悲的是平儿这样“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子”，竟命该忍受贾琏之俗与风姐之威；喜的是“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再看第六十二回，香菱的半扇裙子被积雨污湿了，宝玉说袭人取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让香菱换了脏的，香菱笑着摇头说：“不好。倘或他们听见了倒不好。”宝玉执意要她换，香菱拗不过，同意了。“宝玉听了，喜欢非常，答应了忙忙的回家来。……又想起上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之事了。”后来分手时，香菱又特意转身回来叫住宝玉，嘱咐他“裙子的事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这两段关于衣裙的事，之所以宝玉有一种“今生意中不想之乐”，缘由不是别的，正可以由中国文学中“衣”与男女之词的传统意蕴来解答。我猜在宝玉看来，袭人是他屋里的人，袭人的衣服自然是他“屋里人”的衣服；那么，平儿与香菱穿上袭人的衣服，在某种微妙的感觉上也就成为宝玉屋里的人了。于是“在姊妹上情重”得多愁多病的公子，可以在他自己的意淫天地中一倾怜香惜玉之情。聪明的香菱，自然懂得，所以先是推辞说“不好”，后是笑着说：“可别向你哥哥(薛蟠)说。”个中滋味，令人如食青果，味长而美。
中国文学不长于西方式的心理剖析，但中国文学有自家独特的抒情写人方式，“衣”与男女之词，即为典型。
(本文选自《散文》精品丛书(1996－2001)，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略有修改)
注释：
[1]衿：jīn，衣襟，衣领。
[2]嗣音：传音讯。
[3]思：语助词。存：一说在；一说念；一说慰藉。
[4]缟：gǎo，白色；素白绢。綦：qí，暗绿色。
[5]员：语助词。
[6]惠：爱。
[7]褰：qiān，揭起，撩起。溱：zhēn，古水名，在今河南。
[8]狐：一说狐喻男性。绥绥：独行的样子。一说行迟貌，一说多貌。
[9]淇：水名，在河南。梁：河梁。河中垒石而成，可以过人，可用于拦鱼。
[10]裳：上曰衣，下曰裳。
[11]麇：jūn，獐子。比鹿小，无角。
[12]白茅：草名。
[13]吉士：男猎人。
[14]舒：一说语气词，一说徐徐。脱脱：缓慢。
[15]感：通撼，动摇。帨：shuì，佩巾，围腰。
[16]尨：máng，多毛或长毛的狗。
[17]徂：cú，往，到。
[18]慆慆：长久。
[19]蒙：微雨貌。
[20]行枚：裹腿。一说士兵行军口中衔枚(似筷)，以防喧哗。
[21]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宋代著名词人。有《小山词》250多首。参见本书《临江仙》作者简介。
[22]牛希济，公元930年左右在世，生卒年月不详，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人。牛希济词风接近“花间派”韦庄。
[23]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文学家，是我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开创者。
[简析]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借助服饰表达爱情，通过服饰描写爱情，透过服饰欣赏爱情，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文章通过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涉及服装描写的重要诗文的分析，从诗学、语言学等角度，批文入理，揭示出蕴含在服饰中丰富的爱情含义和文化意味：“‘衣’在传统诗学中应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情感暗语，它储存着思念、关切、盼望、依恋、欢爱、伤逝及苦闷等丰富的、辞典所不具有的人文涵义。”也“成为一个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的人伦情味符号”。最终，也揭示了“以衣示爱”实际上还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写人方式的某种特征。
本文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文，信手拈来，皆为名篇，使全文的内容十分充实；由古及今、娓娓道来，行文自如，文采闪烁，文章显得证、论谐和，相映成趣；更有意义的是，本文以服饰中所包含的情感内容揭示有关诗文的内在意蕴，视角独特，新意迭出，给读者以极大的启示。本文名为“札记”，实乃一篇内容丰富、论据充分、自成一说的学术性散文。
[思考与练习]
1.两则札记，在论述上各有什么侧重点？
2.“服饰”与“衣”，在指称上大概是同一的，但在情感的内涵和表达上，有何差异？
3.服饰不仅仅是御寒遮羞、装饰外观的实用物，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抒情载体，读了本文，对你学习服装专业有何启示？
红尘的饰物
红尘
红尘：重庆女作家，有散文集《红油纸伞》等。
红尘至今为止没有一件金的、银的首饰，酷爱宝石的天然色，但又买不起，索性作罢。
红尘的另一类饰物却还有点，自认为比任何金银都值钱，这里有因路途遥远来得珍贵，也有因当时的情景难得，一件饰物常蕴涵着一个故事，或者一种心情。
芬兰的七彩鹿铃、西双版纳的狮面项饰、红木宽边的雕花手镯，心有千千结的台湾木耳环已在红尘的文章里出现过，此次不谈。她要说的是娅送她的红珊瑚石项饰和自己的四副怪异耳环。
娅跑去青海的塔尔寺和青海湖，在氤氲[1]的香烟和缤纷的奇花异草中呼吸够了，带来一串小石粒穿成的项饰给红尘，红红的有五六股拧在一起，下面吊着一个梨形的小壶，小壶上镌刻着一簇簇的孔雀尾巴，煞是好看。娅本来就是个疯女子，与红尘惺惺惜惺惺[2]，美得个红尘有半年不论到哪都挂着那串鬼东西。在延安的窑洞东窜西窜，老乡们都喜欢她，热腾腾的小米粥也没少喝。这种饰物凝聚着两个女人间的相知、几个熟识或陌生朋友间的情谊，当为风情万千里，又为珍贵异常了。
四副耳环来得很合时宜。心情不好就有购买欲，平衡、解脱片刻，红尘是在上班的途中，在上清寺一家小店突然看见的。好像有百来种样式，而红尘是不穿耳朵的，因此剩下的夹式的耳环就很少了。小姐很热情，中午也没顾客，红尘一个人把二十几副耳环在玻璃柜上摆了一顺溜，看着每一副的色泽和形状都不一样，红尘越挑越高兴，忍不住大叫“全买回去才好”。掂着四副莫名其妙得来的耳环，心情竟变得蓝天般的开朗。回赠一副深红色雨滴状的给娅，她竟在几千里外的电话里笑“知我者红尘也”。其余的三副一是倒锥形的宝蓝色、一是菱形的沙漠色、一是莲藕状的橄榄色，配着衣衫轮番换戴，嫉妒得先生也说“人妖精”。夹式的耳环易掉，红尘又属没心没肝那类人，几折腾，耳环都变成了“单帮”。红尘吊一个独角耳环已成了她的特色，她不是标榜单身，而实在是“单吊”、“双吊”都是一种热爱生活的好心情、好景致。
(本文选自散文集《红绢灯笼》，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注释：
[1]氤氲(yīn yūn)：形容烟或云气浓郁。
[2]惺惺惜惺惺：泛指性格、才能或境遇等相同的人，互相爱重和同情。
[简析]
这是一篇很浅白的散文，没有很高深的主题，也没有很曲折的情感抒发，但通篇读来，一个热爱生活、天真率直的当代女性形象——红尘，跃然纸上。
流行潮流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很难置身于外，许多人只有在流行中随波逐流，才能感觉到一种虚无的安全感。在信息社会中，流行的变幻是如此迅速，从“各领风骚三五年”到“各领风骚三五天”，人们很容易在眼花缭乱的流行潮中失去自我，这时，个性和自信就显得尤为可贵。在红尘的生活中，首饰成为一种展示自我、率性而为的艺术行为。这背后，透析出来的是红尘对生活的天真体察、自信的心态、浪漫的情怀。有人说：“像这种幽香四溢的文字，只有一个内心充满了孩子气，满怀着对生命之美的感恩之情的女子才写得出来。”
在这篇短文中，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作者的率真个性和浪漫情调，而通篇用自己的名字作为人称指代，也展示了一种天真、自信、专注的写作态度。当然，本文在遣字造句时，也有滞涩之处，阅读时，可作推敲。
[思考与练习]
1.请用自己的名字代人称，写一篇五百字的短文，仔细体会一下，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2.红尘对佩饰的态度和做法对你有什么启发？说一说你的“穿衣之道”。
风雨丽人：从头到脚的变化
张念
张念，媒体记者、编辑，现寓居广州。
比起经济改革，政府裁员，银行减息来说，女人的穿衣打扮是一个不足以相提并论的私人话题。然而女人生性敏感、细腻、好奇，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由此社会的变化和女人的变化就成了某种天然而微妙的联系。想想这20年来，女人如何从头到脚经营她们自己，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变……
发型：披肩发、月亮头、碎发
所有的变化还得从“头”说起。最早风靡全国的一定是披肩长发。走在80年代中期的城市街头，你会发现从前绑成辫子的秀发松开了，自由自在地垂在脑后，飘飘洒洒，无拘无束，俨然一面无言的青春旗帜。从大劫难中苏醒过来的人们，热烈地呼吸着纷飞长发拂来的清新空气。当然长发故事里一定有纯情，有缠绵，还有些许伤感，这是琼瑶[1]小说告诉我们的。她书里的玉女成了一代青年的梦中情人：长发垂肩，目若星辰，多愁善感，冰清玉洁。一点点任性，一点点执迷，遇到矛盾甚至有点六神无主，全然没有林道静[2]的沉着，李铁梅[3]的刚强。而梦与现实竟也如此纠缠不清。女作家张洁终于承认：寻找男子汉成了女人永远的困惑。困扰女人的长发梦才慢慢飘散，而梦的“始作俑者”[4]琼瑶女士并没有披肩发，自称永远浪漫的她很现实地嫁了个年长她很多的出版商。
当我们对纯情故事开始厌倦的时候，已经是八九十年代交接之际，女人们剪掉了庸人自扰[5]的长头发，三节式、月亮式短发成了新的时尚。所谓三节式是在鬓角、耳畔和脖项三处剪出三个梯度，层次分明，干练爽利。月亮头就是在两颊剪出一个弯弯的弧度，形若新月，脑后再精心吹出饱满的蘑菇状，妩媚而规矩，含蓄而节制。这个时候也是社会由改革之初的兴奋躁动走向沉着，有序的过渡期，应该抛掉一切幻想轻装前行了。长发和心思再也不会无端滋长，女人们把梦折叠起来藏在心底，和这个世界一起脚踏实地。期待是无用，梦只能寄托在自己身上。后来“巩俐式”遮住额头的清爽短发，成为年轻成功女性的形象代表。走进发廊，善解人意的发型师看着女人自信亮丽的表情，一定会建议：剪个“巩俐头”吧。时至今日，短发还在流行，只听见理发师闪亮的剪子咔嚓，咔嚓，雷厉风行，层次和弧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零碎和参差，自然而富有朝气。脑后的几缕青丝别有用心地翘起来，显得桀骜不驯。一撮棕头发不经意地搭在额前，三分落寞，七分诡秘。
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当前卫女性的头发在和男人比谁更短的时候，男人们还在感叹：怎么找不到长发飘飘的女孩啦？他们心态的落伍简直让女人们瞠目结舌。女人们真正要在头发上大动干戈了，注意，新世纪新女性正昂扬向我们走来。
着装：喇叭裤，健美裤，吊带裙
喇叭裤应该是“开放”一词最好的形象注解。但新事物往往拂逆[6]着人们的习惯，于是就有人抵制。刚开始只是一些不良少年才穿这样的裤子，老一辈人会说，流里流气。等到某一天，他们在自己女儿的衣柜里发现了这种流里流气的裤子时，他们已无力回天，只好摇摇头说：哎，时代不同了。从纯审美的角度看，喇叭裤是最讨巧的。从伏贴的平腰开始，两侧的裤线笔直而下，略微放大的裤脚遮住脚面，鞋跟藏在了裤管里，两条腿走动起来，修长优美而又充满活力。不拖沓，也不拘束，它没有外显的张扬，也没有退让的平庸。它不挑剔腿型和年纪，对所有的人都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新生活开始了，女人们渴望新鲜而美丽的东西，没有人再对你的着装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爱美的本性曾被长久地窒息，像刚出笼的鸟儿，迎向炫目的阳光。要展示美，创造美，一切都在目不暇接，又有点迫不及待。这样的心情下，健美裤又开始风靡一时，不分年龄和身份，成为最最普及的时尚，这种芭蕾舞里的男演员和西方戏剧里的王子骑士才穿的裤子，是力与美的象征，什么时候移植到女人腿上已无从考证。和三寸金莲只能在裙裾下若隐若现的古代妇女相比，现代女性仿佛在清算历史老账。遮掩隐蔽是男人对女人又一次预谋的压制。露出纤纤玉脚还不足以泄恨，除了伊甸园里用树叶遮起来的禁忌，女人们的叛逆正由下而上地开展起来。在健美裤的逼视下，腿部线条纤毫毕现，老老实实，真心真意，来不得半点的弄虚作假。女人们再也不会隐忍和期待了。她们开始向世界出击，搅动男人想入非非的目光，让他们的心扑扑直跳，“性感”成了一个褒义词。
当退休的老太太也穿上一条稍微宽松的踩脚健美裤时，已经证明这种时尚完成了它的革命任务，吊带裙在夏季应运而生。和西方女人的低胸晚装不同，吊带裙界露出东方佳丽的纤巧香肩和秀美脖项，恰到好处。肩头的吊带或由同质布料，或由纱丽花边，或由水晶珠子做成，带子设计的精巧程度决定了裙子的价格。老派的会告诉你，穿吊带裙上班，会影响男同事的工作效率，于是在外面罩一件薄小短衫，朦朦胧胧，欲说还休的婉转，比直接显露的“杀伤力”还大。有人把办公室里的性骚扰怪罪到吊带裙身上，就像世纪之初，法官在审强奸案时质问受害者，谁叫你当时穿着牛仔裤，这完全是男权社会的强盗逻辑。以此类推，抢劫犯可以说谁叫他那么有钱。到底谁骚扰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人们已向自由、健全的生活迈出了第一步，她们的行动就是义无反顾的。如果说我们的文化对女人束缚比男人更多的话，那么穿什么衣服，如何穿就是属于女人的微小的、真正的自由。也许只有女人才明白，穿露脐衫的女孩并没有什么淫荡的动机，她只想鲜明地表达自己，和这个世界建立起心照不宣的密切联系。
鞋子：上海鞋，高跟鞋，方头鞋
比起发型和服装，鞋子的变化有点默默无闻。拥有一双上海制造的皮鞋，是八十年代初的一种时尚。在商品流通不太顺畅的过去，上海的南京路上挤满了因公出差的外地人，他们带着朋友的嘱托来这里挑选上海皮鞋。这种鞋子样式古板，质地结实，风里来，雨里去不用担心它会张口漏水，是忠实本分的朋友。不会渲染你的心情，也没有什么新意，但安全可靠，像保守的旧时女人。实际上，女人们热衷于上海皮鞋，是经济匮乏年代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它的好处没有对比，也没有竞争。渐渐地，市场上的皮鞋款式丰富起来，当然这是经济活跃的表现。那种尖头细高跟的鞋子成了女人们的新宠。纤巧的形状毫不留情地挑剔着女士们肥瘦不等的脚。当你走在街上看到某个步伐怪异的女人，一定得见怪不怪，那是穿得走了样的高跟鞋在作祟。当然更普遍的效果还是因鞋跟高度的衬垫，女人们的步态更加婀娜生动了。
当社会在为各种学说思潮争得焦头烂额之际，女人鞋子上面的花饰也繁复起来。记得曾一度流行的漆皮皮鞋，用金属片、珠子作成的花饰遍布鞋的全身，包括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鞋跟。过分的俗艳的脂粉气，是对以前单调贫乏的反弹，像钟摆从一极到另一极，徘徊着，神情犹豫而张皇。
当然现在的高跟鞋除了美观，还兼顾了力学原理，鞋跟加粗减轻了脚板的压力。尤其厚底方头鞋流行后，很多男人抱怨没有女人味儿了，可是只有女人心里最清楚，如果迁就男人们调制出来的女人味儿，那会以自己脚部的疼痛为代价，现在已经不是谁去迁就谁的年代啦。厚底鞋源自戏剧舞台，它和面具一样，是为了强调戏剧效果，显示戏剧和生活的疏离。女人们硬是要把两者糅合在一起，她们说戏如人生嘛。于是厚底鞋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如今是厚底更厚，方头更方，有的简直像鳄鱼的血盆大口。厚底代表坚定，方头代表开阔，反正女人们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有性格，她们开始在自己定义自己的美丽了。
就感应新生活的细节而言，男人们的反应被动而迟钝，他们的西服领带沿袭一个多世纪了，还没有洗心革面[7]的趋势。而女人们永远是新生活的实践者，在时尚潮流的风起云涌中，她们敏锐的心永远充满活力。
(本文选自散文集《不咬人的女权主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个别字有修订)
注释：
[1]琼瑶：台湾小说作家。著有小说40多部，在港台、内地广泛流行，并被拍成电影、电视剧。
[2]林道静：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是20世纪30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3]李铁梅：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人物，是经受了严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形象。
[4]始作俑者：第一个做某项坏事或开恶劣风气的人。
[5]庸人自扰：指本来无事而去自寻麻烦。
[6]拂逆：违背，不顺从。
[7]洗心革面：清洗内心的污浊，改变旧的面目，比喻彻底悔改。
[简析]
本文实在可以说是一篇女权主义的当代时装史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以反对男权压迫，颠覆男性霸权、寻求女性的平等和解放、独立和自主为它的终极目标。在我国，一直推崇的是男女平等，很少直接在现实生活中宣扬女权主义。本文通篇把男人和男权当作女子叛逆的对映体，以为20年来女子从头到脚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女子不断挣脱男权社会的束缚，走向自信自强自主自立之路的文化符号。
服装文化流行分析的文章是不好写的，要么罗列现象，泛泛而谈而失之肤浅；要么引经据典、高深莫测而失于空洞。本文不仅仅勾勒了20年来妇女服饰的变化轨迹，更重要的是通过服饰的变化，全面回顾和展示了妇女突破社会的、自我的各种束缚，不断走向解放的历程，表达了当代女性爱美天性背后所涌现出来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本文的语言是优美而时尚的，尽管充满了针对男权社会的叛逆情绪，依然充分表现了女性作家特有的优雅、细腻和自然，表现了媒体职业女性良好的知识修养和对社会生活的敏感。
[思考与练习]
1.请勾勒最近几年服饰时尚变化的线索，并给这种变化找出一些理由。
2.文中说：“就感应新生活的细节而言，男人们的反映被动而迟钝，他们的西服领带沿袭一个多世纪了，还没有洗心革面的趋势。”你怎么看？
3.在你的眼里，新世纪新女性的外表形象应该是怎样的？
穿着细事等闲看
黄河
黄河(1954—)，1979年入北京大学第一分校中文系学习；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习。现任《法制日报》主任编辑。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而且不过是实用和装饰双重作用，按说穿在自己身上，别人是管不着的。然而问题从来不这么简单，穿着总是受时代、民族、地域、性别、职业等一系列的制约。
小的时候，听亲戚中的长辈笑话过某—位女红[1]欠佳的长辈，说她做的衣服是“左大襟”。我记事时还有人穿中式一边系扣的衣服，但我根本不懂什么左大襟右大襟，听这话还不明白，左边系扣，右边系扣有什么要紧，而且按一般人的习惯，总是右手更灵活，系左边的扣子一定更方便。干吗非做成右大襟呢？后来读了《论语》，孔老夫子夸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时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好像是说，要是没管仲，咱们都得受异族统治，披着头发，穿左大襟的衣服了。读这话时，“文革”已经结束，风气渐开，觉得孔老夫子唯恐用夷变夏，成了异族装束，被异族统治的恐惧非常可笑。
其实也不可笑，虽然服装从古以来就有拿来之先例，究竟以被迫改制为多。如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似乎是自愿。实际却是为了方便，大概骑射非胡服不可，汉族的衣服宽袍大袖，车战都未必方便，一骑马，先就自己撕掳不开，所以首先是为了实用才改制。但是如果异族统治的话，总是要强制服饰改制。满清一入关，除了和尚道士，俗人都得跟着旗人的习俗走，光是剃发留辫子，就不知闹了多久。待到辛亥革命以后闹剪辫子，多少汉人忘记了他们的辫子是杀了多少头，才强令留起来了，又闹个不亦乐乎。而且不止头发，长袍马褂也同是遗老遗少们的象征，民国初期，辜鸿铭[2]要是留着小辫子穿西装、中山装，那一定又成一景。
衣着的变化的确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人类本来就有求新求美求异的本性。“文革”中，真是一色蓝和草绿，烫头发、长辫子当然更不许。但是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下，仍然有人能够显示出不同。而这种细微的差别非有当时的生活体验，根本觉察不出来。有一些女孩，说得最好听是被视为“不良青少年”，不过当时没这样斯文的词汇。她们的头发梳成所谓“蓬松包耳式”，蓝色或草绿色的制服翻出里面的雪白衬衣领子，脚下穿“白边懒汉鞋”。曾有人跟我说过保养这懒汉鞋白边的方法，真是够费事。新鞋就要先涂大白粉，穿时不用说得精心，刷洗时也要精心，洗后涂白粉，而且一定要阴干。这样的保养，直到白边穿破，仍然还是白色。如此懒汉鞋，真不是懒汉能穿的。不过不久，大家都穿起懒汉鞋时，她们就改别的新潮了。记得还曾流行过大拉毛围巾，连披的方法都可以看出是否入某一流。所以看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其中米兰、吕北蓓穿的花连衣裙，当时该叫布拉吉，就不免觉得好笑。“布拉吉”这个名称都是50年代受苏联影响的余波，“文革”中就是藐视一切社会习俗，最敢领异标新的人也不敢在马路上公开穿。当然那是电影，不可太过认真。“文革”后，风气渐开，但真也是渐开而已。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一次跟我的父亲抱怨，他的儿子穿喇叭裤，留长发，他不堪忍受。没想到我的父亲说，你当年穿西装时，你的父亲是不是也不堪忍受？这位老朋友大人不以为然，那西装能跟喇叭裤、长头发比吗？父亲觉得没什么差别，不过时代不同而已。这位老朋友不服气，还说儿子怎么骂也不听，就像成心跟他较劲一样。其实我疑心，如果不是社会侧目，长辈那么不能忍受，一些年青人未必会对喇叭裤、长头发那么一往情深。穿长辈不能接受的服饰，本身可能就是潜意识中对长辈所代表的社会观念的反抗。
看过《欲望号街车》的观众一定会记得电影中马龙·白兰度所饰演的角色，穿着T恤和牛仔裤，不了解社会背景，根本不会想到今天我们习见的T恤和牛仔裤在戏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这正表现的是社会叛逆“问题青年”由服装而体现的反抗情绪。
有幸读过一本书，是旅美台湾作家张北海先生所著的《美国六个故事》，其中介绍了牛仔裤是1850年作为矿工的工作服而诞生了第一条，后成为牛仔们的服装，再后成为社会叛逆“问题青年”的服装，再后成为大众服装，成为时装，并且风行世界。他说在50年代的台湾，最开始穿牛仔裤的是台北最早的不属于黑社会的少年帮会。他们26个给自己起的外号使中国一个古老的名词不但有了新的意义，而且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以至于后来，不属于任何帮会的青少年，因穿牛仔裤而被视为“太保”“太妹”。在当时封建保守的台湾，牛仔裤不仅比帮会更可怕，甚至比不穿裤子更可怕。
青少年热情冲动，最易产生对环境的反抗情绪，而情绪总得通过什么外化出来。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3]回忆他的童年时代，在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社会里，一个“稳重”的男子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年纪轻轻就留起了灰白的胡子，步履缓慢。而茨威格的青年时代，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达到狂热的程度，特别是对现代派的艺术的追求，使他们同好者能把在法国都无名的诗人的诗集都搜罗来读。而他们一群青年人最崇拜的青年诗人霍夫曼斯塔尔[4]，初见之时，让他们惊异之处居然是他穿的竟是普通的童装裤。如果个性和叛逆的表达有别的宣泄的途径，并不是每个人都选择以服饰来表示与众不同。记得“文革”中第一次读到一本毕加索[5]传记，颇以为惊奇。因为他头发短短，只穿一件海魂衫，实在缺乏所谓艺术家的怪样子。不过这也许是他在艺术家普遍的奇装异服中，另一种标新立异的方式。但是法国女作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