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峰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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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做人为官处世的大智慧试读：
前言
曾国藩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他影响了几代人，人们至今仍然对其顶礼膜拜。很多名人都对他推崇备至。梁启超说：“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年轻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使是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做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
的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异数，尤其是他独到的思想见解，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五千年智慧的独到感悟，而且这些见解是他历经官场、战场磨难之后提炼出来的，不空洞、不浮夸，有积极的实用价值。
曾国藩一生官至总督，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曾国藩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实际是慈禧太后)三代君王，历时34年。
曾国藩与三代君王打交道颇费心机，有时奴颜媚骨，有时抗旨犯上；有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对方是一言九鼎的皇上。封建社会，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落入昏君或无能之帝的手中，很多人就要遭殃。曾国藩所侍奉的三代君王虽不是昏君，却是无能之帝，事实上皇上可以无能，但是他却不愿意别人说自己无能。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三代君王打交道的！
曾国藩为官始终铭记“忠”字，尤其是他同太平天国的斗争。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出身、学历一样，都是秀才，同属清朝道光年间。但二人的结局不同，一个得第进京；另一个不得志，扯旗造反，结果一呼百应，一路东进北上，势如破竹。为满清打江山的八旗兵已不堪一击，满朝文武大臣束手无策，于是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同太平天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历经十多年的腥风血雨，曾国藩终于成功了，内圣外王，名满天下；洪秀全失败了，兵败、身亡、国灭。
曾国藩在晚清政治舞台活动三十年，结交了一大批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朋友贤否，关乎一生之成败”。在这些朋友当中，有的是和他并肩作战的同僚幕友，有的是他诗词答和的文友，尤其是他积极提携的后辈，更是他事业上的左膀右臂，以至于这些人在后来的满清官场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曾国藩一生三变，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之气质，本是天生，很难改变，唯有读书可以改变！”曾国藩的这种变，都是围绕着自己官场、人生的感悟和心得进行的，是他洞悉官场后的大彻大悟。曾国藩由最初入仕时的张扬变得谨慎，以至于到了如履薄冰的地步；由最初的百炼钢变成了绕指柔，这种变是他性格上的彻底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晚清王朝对他消除戒心。
平心而论，曾国藩没有辜负晚清王朝给他的高官厚禄，每每在关键时刻，他都能挺身而出，对自己负责，对满清皇室负责，对全天下负责。不管是与太平天国作战，还是与捻军对阵，乃至于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都义无反顾，这也是他赢得满清统治者信赖的首要条件。
曾国藩是学者型封建官僚，为官同时不忘著述，他的家书、日记、信札时至今日还广泛流传。百年以后，细细品读曾国藩的作品，还能体会到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的精华，这足以说明他的思想意义具有积极进步、科学实用的价值。
总之，曾国藩的思想谋略精华远不止这些，他的一生是一部全方位、多视角的成功学全书，值得后人品味。第一篇做一等忠臣，成一番大事
在封建社会，如果希望做一名臣，或成就一番大业，除了必须具备过人的学识、能力外，对君主的忠诚也是至关重要的。为官者不仅要有广济天下的志向，更要有良好的修养和恰当的处世态度，这些都是做忠臣、成大事的根本。1.少年立志，澄清天下
有这样一句名言叫“有志者，事竟成”。可见志向在一个人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在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远大的志向，并一如既往地奋斗终生。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朝野瞩目的重臣，也得益于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有着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然而，不幸的是，曾国藩出生在封建末世。
19世纪的清王朝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早已盛极而衰、危机四伏了。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没落衰败的景象。更令人担心的是，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对所处的困境毫不关心。即使少数有识之士发出了呐喊，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士绅、百姓也麻木不仁。在学术界，熟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制着读书人，文字狱依然让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求在四书五经八股诗赋的“故纸堆”里做学问、求功名，对时事不敢过问。道光年间，由于各种危机不断加剧，清政府才逐渐打开言路，学术界的风气逐渐改变，出现了部分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读书人。
嘉庆十六年，曾国藩生于湖南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此时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的顶峰走向衰败的时期。此时的大清国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危及着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的政治风气也越来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国才能的人寥寥无几。这与嘉庆皇帝的好恶和各级官员的逢迎谄谀是分不开的。《瞑庵杂识》有这样一则记载：当朝的重臣曹振镛晚年权倾朝野，为官之道更是令人“惊叹”。一门生请教做官的秘诀，曹振镛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的确，道光即位以来，官场的风气日见败坏，各级官员以阿谀奉承为能事，正直的人士不为官场所容。有无名氏赋《一剪梅》予以讽刺：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事实也就是如此，曹振镛是道光皇帝最信任倚重的宰相。他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只知顺应皇上的意思办事，造成了道光一朝多数官员不思进取、敷衍度日。官吏以不负责任、圆滑应付尸位素餐者居多，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挤和打击，国事日见衰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和横征暴敛。再加上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黄河决口，淮水泛滥，百姓的生活日见贫困，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清帝国的外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对华侵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使清王朝大量的白银外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而且愈演愈烈。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处于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曾国藩所处就是一个“乱世”，一个政治腐败黑暗、经济贫困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西方列强加深侵略的“乱世”。
曾国藩对自己所处的时世有清醒的认识。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有强烈的功名心。他的一位同乡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1838年，曾国藩殿试中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考试的规定，三甲进士不能充当翰林，曾国藩曾经深深为此感到耻辱。但曾国藩并没有气馁，反而加倍努力苦读，终于跻身于翰林的行列，登上了科举仕途的顶峰。在翰林院居官的十多年间，曾国藩除广泛交结朋友外，仍然勤奋读书，确立了“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志向。为此，曾国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为国藩篱”的含义。曾国藩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认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意即有为百姓谋求幸福的愿望，有振兴国家、开创事业的壮志。他对自己信心十足，“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的儒家治国安邦的理想成为了曾国藩的人生理想，他时时刻刻提醒磨练自己，时刻准备着为挽救大清王朝的统治挺身而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同时，曾国藩也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理想一定要有不懈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曾国藩熟知历史，认识到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为了建功立业都有力排万难的气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显然，成为一代圣贤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为了实现“匡时救世”的目的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没有甘愿奋斗牺牲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曾国藩有奋发进取的精神，并全身心投入到为实现抱负的奋斗之中，他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有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充分表达了他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2.目击时弊，直言进谏
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历史上既有邹忌讽齐王纳谏使齐国强盛的美谈，也有比干被剖心处死的悲剧。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四书五经的攻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
1842年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坚定他的政治抱负，决心担当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贪污和残暴。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度紊乱
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世道人心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以上所说的情形绝不是偶然的，在官僚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严重。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甚至推过揽功。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问题的严重性。
曾国藩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希望咸丰皇帝采取果断及时的措施，革除弊政，在政治上进行大的变革。然而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他递上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清朝的政局仍然在风雨飘摇之中。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清政府派遣军队镇压，结果连连遭到失败。
曾国藩对时局十分关注，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内度身世，即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入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他这样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低下，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不断从广西前线传来。曾国藩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可谓“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然而，“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批判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
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自食其言、饰非拒谏、刚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坚持“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昔尧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曰觉其可憎，佞谀曰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皇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惹得咸丰皇帝大怒，但终归是有惊无险，而且这使他声名鹊起，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为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并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在致弟弟的信中说：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政治家的抱负和远见在这些话中已经非常清楚明白。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及此事说：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篙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可见，在此次上疏中，曾国藩不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解。
这次上疏对曾国藩个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乱，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3.公忠体国，勤俭爱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无论一家一国，克勤克俭都会兴旺富裕起来，而懒惰和追求享乐只会日见衰亡。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清王朝和封建君主忠心一片，生活上克勤克俭，为官清廉，勤于政务，堪称为政者的楷模。
曾国藩有这样一种观点：天子处理政务不一定要亲力亲为，但大臣一定要勤勉清廉，“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生勤廉，可谓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清、慎、勤”三个字自古被视为做官的准则。曾国藩也曾作了三字箴言以自勉。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详细规定自己每天应该处理的事件，并常常在日记中反省督促自己。其中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每日应办之事，积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曾国藩在身强力壮之时，对幕僚几乎没有什么依赖，“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革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尽管他“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仍然“沿此旧习”。在晚年之后，尤其是由直隶总督改任两江总督后，眼睛的视力大大减弱，“看文写字深以为苦”，“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仍然坚持亲自处理重要的政务。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总结了一套处理政事的方法，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所谓经分就是条分缕析。一般的从政人员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的时候无事可做，忙的时候焦头烂额。当需要同时面对许多事情时，要做到有条不紊，分清主次轻重，分清难易缓急。即使处理一件事情，只要抓住主要的、紧急的一个方面，其他的方面就会迎刃而解。运用条分缕析的办事方法，可以使人从容不迫且高效率地处理事情。
所谓纶合就是相互关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许多人却看不到或不知道在实践中的运用，办起事来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导致许多事情处理不当，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在处理一件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根据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相互影响做好计划再行动。正如曾国藩所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所谓详思就是详细思考。曾国藩办事非常谨慎，通常是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认为如果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周详的思虑，事情很难办好，甚至出现功亏一篑或满盘皆输的结局。对文官的贪生怕死和武官的鲁莽，曾国藩总是分别反复叮嘱告诫。他还针对不同的情况思考问题。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情况都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具体详细。
所谓约守就是遵守已经确立的传统和原则。办事要讲原则，如果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同时也失去了检验的标准。在官场上采取和稀泥和踩西瓜皮的办事方式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办得一团糟。例如曾国藩定下早起与幕僚一起吃饭的章程就是一个原则，不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而网开一面。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使内外亲疏有别。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勤于政事，对部属也要求严格，勉励属下的将领一定要“口勤”、“心勤”、“身勤”、“手勤”。
曾国藩不仅勤于政事，而且为官廉洁。对于钱财二字并不很看重，一生崇尚节俭。曾国藩从30岁起，就立誓不依靠做官发财。1849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说到做到。在为官期间，他尽量避免官场上无谓的应酬，同时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财物。
清朝官员薪金有限，接受别人的馈赠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据说纪晓岚在担任侍郎的时候挥霍无度，依靠他人的馈赠才能过年，一次，过年时有人忘记去纪晓岚处馈赠物品，纪晓岚就登门强索，一时在京师朝野被传为笑谈。馈赠的对象在京内为户部尚书及肥缺部门的首长，在京外的对象是督抚和盐使关税首长等。曾国藩将这种馈赠称之为“钓饵”，将来升官了必须要加倍“奉还”，不贪污受贿是还不起的。
由于上述的原因，曾国藩断不接受馈赠。所以他在担任侍郎的时候，仅靠一年四百两白银的俸禄勉强维持生活，节俭度日。后来曾国藩虽然做了总督巡抚，仍然不改初衷，所穿的衣服比在京城时还要俭朴。他说：“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官场的风险是很大的，要想游刃有余并保官升官，自然需要机变和谋略，也即所谓的“官场术”，几千年来，人们总结了一套套的“官场术”，虽然这些“官场术”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运用这些“官场术”需要与之相应的机会和场景，惟有“勤廉”二字是一般的准则，正如赵鼎所说“凡在仕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惟廉勤二字人人可至。廉勤，祈以处己；和顺，所以接物。与人和则可以安身，可以远害矣。”
曾国藩自己生活节俭，而且严格要求家人，要求家人戒除贪婪和奢欲。曾国藩极其看重俭朴的家风，他认为“家败离不得一个‘奢’字。”“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磾、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霍光是西汉的大将军，总揽朝政达二十多年，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享受高官厚禄，享乐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皇上以谋反罪灭族，遭牵连被诛杀者有数千家。当初霍家生活极度奢侈的时候，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曾经说：“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徐生的话果然不久就应验了。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磾则十分注重自律和节俭，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就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杀死。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不敢近”，非常谨慎。班固赞曰：金日磾“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曾国藩要求弟弟以霍光、金日磾等人的事例告诫后辈一定要戒奢戒骄，“庶几长保盛美”。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衮，过于绚烂。”他自己所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儿媳妇亲手制作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早起晚睡，穿布衣吃粗食，每餐仅有一道荤菜，只有当客人来的时候，才增加荤菜。
曾国藩担任大学士后仍然生活简朴，故时人略带诙谐地称曾国藩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在曾国藩30岁那年，他添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时不舍得穿，只是在庆贺及新年的时候才穿，这件衣服藏了三十年之后如同新衣一样。曾国藩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的小女儿崇德回忆说：曾国藩在江南总督署任职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两个小女儿吃饭，两个女儿仅有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立即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当时崇德年幼，听到曾国藩这样说，竟然一下子破涕为笑。
此外，在操办儿女婚嫁上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节俭，例如曾国藩在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200两白银。以后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的陪嫁费用。
崇德回忆说：“文正公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遵遗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儿这样节俭，娶儿媳妇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已经功成名就位极人臣，而且年近七旬，依然节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账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翻修过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时，花园的工程正在赶办之中。游观后，他感慨颇多，认为享用太过。如此克勤克俭的封疆大吏真是世所罕见。
同治六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很多，曾国藩十分反感。他在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而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做法便与他有很大的不同，自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后，曾国荃每到一处便大肆搜刮民财，三次回家置田买屋。曾国荃在家乡湖南兴建的“大夫第”，长达一里，房屋数百间，储备了大量的金银财物、名贵家具，在近世的官僚府第中是很少见的。因而曾国荃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为此致信曾国荃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功夫也。”曾国藩还规劝九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共勉之。”
曾国藩一生反对贪婪和奢侈。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他还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一生坚信的为官原则，“勤于政事，清廉自守”是曾国藩一生的生动写照。4.公而忘私，有国无家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满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满清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惟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贻笑大方，立即给曾国藩写信一封，谆谆嘱咐：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已外陕西巡抚，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
此嘱
其实，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满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
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于曾国华、李续宾的战死疆场感到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不仅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有人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曾国藩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和忠。在曾国葆病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致信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5.息事宁人，苦撑大局
在某些情况下，当大局面临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撑大局可以采取忍让的态度，以息事宁人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使事情逐渐改观。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深刻感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太平军，恰恰是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和弱点，阻碍了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缺少战斗经验。因此，在湘军组建最初的六七年中曾国藩仅仅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但遭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在这种境遇下，曾国藩能够立足并逐渐壮大，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858年6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然作战勇敢，然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时逢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来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9月间，安徽的败讯传来，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六千余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时过不久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达开率太平军由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可谓朝令夕改，这使得曾国藩感到无所适从。但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只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虽有其益处，但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率兵攻下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千里长江一带已完全在湘军的掌握之中。曾国藩准备分兵三路，占领江浙地区，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致命一击。
然而，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同样很多。和他亲密合作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因积劳成疾病死，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合作伙伴。曾国藩异常悲痛，为之彻夜不眠。
在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有时不听调遣，使曾国藩大伤脑筋。曾国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没有激化矛盾。
前线的战况也不利，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开始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再加上军饷时有拖欠，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在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由于缺乏军饷，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饭度日的程度。几个月不发饷更使士兵怨声载道，曾国荃也感到那些家乡子弟兵难以约束。个别的士兵把营官捆绑起来索要军饷，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件不断出现。由于拿不出粮饷来满足士兵的要求，曾国荃也感到十分为难，对上述情况只好听之任之。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情加重，无法约束随时都有叛变可能的湘军；一方面面临着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谤劾纷至沓来。
当时湘军缺饷的情况在各大部队中都十分严重。曾国藩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面对这样的混乱情况，病情更加严重，不时出现呕吐、牙痛和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的症状，只好奏请回家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好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切实体现了曾国藩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的处世观，为了苦撑大局，曾国藩只得如此了。6.为官四忌：昏庸、傲慢、贪鄙、狡诈
中国古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是下属和百姓学习效仿的楷模，官员的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昏庸使官员决断错误，傲慢会丧失人心，贪鄙使官员目光短浅，狡诈使人对官员心生厌恶。因此，为官者对官场的忌讳一定要坚决杜绝。
不少居官为宦的人不得善终，有的是犯了罪，违了法，也有的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究其原因，是犯了官场的大忌讳。
居官而败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或是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不当，或与时代不合拍。但曾国藩总结的高官失位四点原因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昏庸、傲慢、贪鄙、狡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以前把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写在自己的日记中用来自警。现在怕时间长久遗忘，所以再次写出。
居官四败是昏庸、傲慢、贪鄙、狡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则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曾国藩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如果不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必须力戒四败，其中以戒昏惰任下为最紧要。欲不昏惰任下，必须要有知人之明。曾国藩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我过去阅历很浅，实行起来时不免把握不准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发现了塔齐布这个人才。当时，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训练漫不经心，整日无所作为，纪律涣散，发现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十分器重他。
除他之外，我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将不同的人混为一谈，依着我的胸怀对此实在难以容忍。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志士贤人心灰意冷，偷奸耍滑的人却得意洋洋。
所谓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使事业兴旺。曾国藩确实有知人之明，曾说某人可以为营官；某人可以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劳善终。后来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功勋卓著，最终战死沙场。曾国藩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后来都有所应验。
有知人之明，部下就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的时候，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薄弱，为了增加力量，曾国藩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为人暴虐，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对刘铭传军配备着的先进的枪械羡慕不已，竟然产生了抢夺枪械的念头。
于是，陈国瑞率兵越过长沟杀人抢枪，竟连杀数十名士兵。刘铭传闻讯后恼怒不已，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并将陈国瑞的亲兵打死多名，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了三天，直到陈国瑞求饶为止。
事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图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
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已不满，对此次发生的火并事件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召见陈国瑞，历数其半生的功过是非，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
第一条，湘勇必须大为裁减，不许超过三千人，免致游勇生变；
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
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另立门户，独树一帜。
但陈国瑞借故并不执行。曾国藩丝毫不讲情面，连续三次弹劾陈国瑞，终使陈国瑞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这样，陈国瑞才不得不向曾国藩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7.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公生明，廉生威”，官员在处理政事时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秉公执法。如果仅凭个人好恶来处理政事，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会事与愿违。因此必须查清实际情形，做出公正决断，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懈可击。
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一定要根据情理处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他是遵循这一原则的。
金陵，又称江宁、石头城，乃六朝金粉之都。自魏晋隋唐之后，不仅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几经兴衰后只剩下秦淮河一带的繁华了。明朝末年，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俱绝的名妓为秦淮河增色不少。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情景。
然而，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变得异常的萧条凄凉。直至1864年，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才又重新出现了。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比较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询问他的意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后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不急不慢地对涂廉访说：“听说秦淮河灯船刚刚出现，数量并不如以前。我多年前经过此处时，只见千万只画舫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啊，也是太平年代的一大盛事啊！”涂廉访听后大失所望，只得怏怏而回。
几天后，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僚属乘船共同游览了“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
片刻，曾国藩又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绝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待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对涂廉访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后来，涂廉访不仅撤除了禁令，还积极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名胜古迹，使六朝古都名副其实，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一时间，商贾云集，战乱破坏严重的地区又出现了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外地的富有人家闻讯，不少人家也都渐渐聚居于此，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虽是一封建官吏，但是有着较先进的思想，能够从大局看问题，这是较难得的。在晚清官场日益颓败的情况下，还是涌现出了很多思想较为先进、开明的封建官吏，如曾国藩能够把积极乐观的心态注入日渐腐败的晚清官场，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真正强调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8.居官不败的三大铁律
封建官场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屡见不鲜，身败名裂的也大有人在。曾国藩是满清政府的汉官，在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晚清官场上步步高升，他居官的秘诀的确值得后人研究。
凡是做官的人，尤其身居高位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结局。但不少时候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自己居官几十年的体验，认为主要在于领会居官之道。他有三大铁律用以防止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有三大铁律，一是不参与，就是自己置身事外；二是谨慎，身居高位能够始终保持独善其身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认为不胜任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烈马，万分危险，随时都会坠落到深渊里。《周易·鼎》上说：“如果鼎足折断，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比喻的就是不胜其任，这种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曾国藩说：官位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确实是高处不胜寒！所以，居官每高升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小心来处理各种事务。如果借用劣马驾车，并且绳索已经腐朽，那么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做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曾国藩联系实际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的权力授给督抚将帅，就如同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作为督抚总督，如果保举太滥，那是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如同伙计低价出售货物，是不爱惜东家的货财。曾国藩说：“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如果一时一事想贪，那么时时事事都可能想到贪。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为了得善终，依然小心谨慎，时时不敢忘却为官不败的三大铁律，这也许就是曾国藩成为内圣外王的原因吧。9.戒除官场的三种恶习
恶习，顾名思义就是坏习惯。一旦沾染恶习，身受其害且难以悔改。官场的恶习害人不浅，有所好必有所投，一旦有人投其所好，恶习就会极度膨胀，妨害仕途的发展。
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难免世俗的习气。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对此认识深刻，对乾隆时的大臣孙嘉淦尤其钦服，对孙的《三习一弊疏》十分推崇，经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国荃以此为戒。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但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皇帝“亲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胆量。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当时只要朝廷出台一项好的主张或政策，朝野就有人会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巨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自幼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1736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这堪称是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疏中，孙嘉淦说：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服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这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显得愈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歌功颂德，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自以为是，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凡事都认为不难区处，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喜小人而恶君子。
早在曾国藩在京师学习时，常常临摹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曾国藩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也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的习气。他专门为在前线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抄录这一谏言，并说：官员实属不易，一方面，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但人臣一至中位，就开始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第二篇广交英才，提携后辈“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善于依靠众人的智慧完成事业，要善于交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在自己未发迹时结交朋友，还必须善于发现人才，尤其是尚未飞黄腾达的潜在的人才。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能一呼百应、力挽狂澜，与他广交英才、提携人才有直接的关系。1.交结贵人，择人而从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结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在一定程度上说，选择什么样的贵人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鹤舫，满洲镶兰旗人。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
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由此不难看出，穆彰阿的升迁之路较为通达，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居高位二十余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一评价还是比较贴切的。
平心而论，道光皇帝是一位想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怎奈此时的清王朝已逐渐走向没落。
鸦片战争前，英国的鸦片大肆横行于中国的沿海内地，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道光皇帝决心禁查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亲赴广东禁烟。
实际上，穆彰阿并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举动。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惧怕战争的心理，于是积极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议和，并力劝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以减少议和的阻力。道光皇帝的好恶，穆彰阿都十分熟悉，并竭力顺承皇帝的想法来讨取皇帝的欢心。
所以终道光一朝，穆彰阿一直受到皇帝的倚重和宠信。自嘉庆朝到道光朝，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次缺少穆彰阿的参与。
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一时形成很大的声势。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担任总考官。考试完毕后，穆彰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立即回住处将自己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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