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工作价值观的时代构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宁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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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作价值观的时代构建试读：

在职业劳动普遍化的当今时代，工作意味着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而人是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存在者，工作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必然受工作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所谓工作价值观，就是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于工作过程、工作效果和工作成就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工作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能量渗透在工作活动和工作过程的方方面面。工作总是一种社会行动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孤立行动，工作过程和工作后果总是会不可避免地牵连和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因此对工作价值观的考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美学等诸多领域。本书以马克思的劳动观为基础，批判地借鉴亚当·斯密揭示的经济人工作价值观和马克斯·韦伯揭示的基于“天职”的工作价值观，在比较研究视域下吸收中国儒家思想中优秀的价值元索，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结合起来，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统一起来，以期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工作价值观。作者简介

刘　宁　河南社旗人，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哲学和经济哲学，在《理论学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山西师大学报》《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导论

工作这个概念，与劳动有着天然的联系。

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形式。人类社会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就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二者都和劳动有关。

劳动是一个可以具体也可以抽象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现实生活中个人和群体的具体的劳作活动，也可以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和工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来说，劳动的概念更为宽泛和抽象。我们可以在中英文双重的语言背景中清晰地透视这一点。比如，earn one’s living by manual labour，意为“靠双手劳动来谋生”。这里的“one’s”，是指不确定的任何人；这里的“labour”，就是指抽象的人的劳动，不能换成work或者job。但有时候，labour也可以译为工作，比如，a labour that calls for exertion and precision，意为“一件既要(1)花力气又要精确的工作”。以上的分析既说明了劳动概念的抽象性和宽泛性，又揭示了劳动概念和工作概念的互通性和内在关联性。“Work”作为名词的时候，既可以译为工作、劳动（比如，be hard at work，“正在努力工作”），又可以译为职业、业务（比如，be in (2)regular work，“有固定工作”，look for work，“找工作，求职”）。(3)“Job”作为名词的时候，往往译为工作、职责、职业和职位。这说明，相对于劳动，工作是一个更为具体的概念，往往在较为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还说明，工作和职业有密切的联系。

今天，我们审视“职业”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会感觉到职业是如此多样。职业的多样化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简单的劳动分工决定了职业并没有明确的分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早期的分工“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4)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5)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造就了畜牧业从社会生产中的分离。

社会大分工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近乎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属性。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鲁滨逊漂流记》中讲道，流落荒岛的鲁滨逊自然而然地发现并采取了一个对他有极大利好的营生之道：把猎到的活山羊圈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于是，荒岛上的牧场被建立起来了。假如鲁滨逊不是一个人而是和若干同伴一起被困荒岛，就可能会有人来专门负责畜牧。笛福的作品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分工的秘密：只要条件具备，社会分工便会发生。这一点也印证了(6)恩格斯的判断：“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

分工引起职业劳动的分化，“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7)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造就的手工业的独立，对职业的分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手工业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在手工业内部，又可以分为很多行当，比如，制衣、制帽、器皿加工等，都属于手工业，但它们显然是不同的职业。分工的发展又引起新的分工，满足需要的手段又产生新的需要，分工一旦规模化，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把分工推向更细更深的领域。

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意味着更多的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产品越来越丰富，生产者越发不可能自我消费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就越发频繁地发生，于是，为交换而生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8)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当交换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了，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9)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商人阶层出现了。同手工业一样，商业内部也有非常细致的分化，人类社会的职业变得更加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职业的分化也逐渐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不同领域的劳动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以至于人们普遍地认同“隔行如隔山”这一判断。

程社明教授把职业定义为：“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满足物质生(10)活、精神生活的工作。”这个定义讲到了分工，讲到了工作，讲到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也讲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这个定义充分地阐明了职业的内涵。社会分工本来指的就是劳动分工，即各种社会劳动的分化和独立化。职业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讲，也通常被理解为人们从事的工作。而工作（work、job）和劳动（labour）是内在统一的，区别无非是前者较为具体，后者较为抽象。

因此任何职业都必然意味着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职业必然与劳动关联在一起。正因为职业和劳动的关联性，职业劳动才成为一个专门的概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工作，实质上就是职业化的劳动，是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工作”两个字拆开来看，“工”可以理解为分工，“作”可以理解为劳作。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职业越来越分化和独立，几乎所有的社会劳动都以职业劳动的方式进行，就连家务劳动也不例外。家政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职业、一种常见的工作类别，甚至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也有了“全职太太”的称谓。

如果说，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形式，那么，在职业劳动普遍化的当今时代，工作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行动类型，是人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形式和途径。

同时，人是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存在物，人有思想和情感、人的社会行动受价值观的支配。工作作为社会行动的一种基本类型，(11)也必然受工作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

价值是属于意义世界的一个概念，是人赋予的。

德国思想家李凯尔特指出：“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存(12)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李凯尔特所讲的事实上就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他强调说：“价(13)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意义性，而不在于它的实际事实性。”

李凯尔特把价值和意义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为深入理解价值的本质内涵提供了途径。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指出：“世界的意义必然位于世界之外。在世界之内，一切都是其事实上所是的那样，一切都如其所发生的那样发生着；在其内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存在着一种具有价(14)值的价值，那么它必然位于一切发生过程和如此-是之外。”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分为事实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在事实的世界里，“世界中的一切事实都排列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之中，在那里起作用的是铁一般严格的逻辑法则。事实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感情而存在、变化(15)的。”比如，这个世界遵循万有引力定律，一个人从高楼上掉下来，如果没有任何防护的话，结果一定是粉身碎骨；这个世界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一个正常人，三天不吃饭就要倒下了，十天不吃饭就要死掉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起作用的是严酷的冷冰冰的自然法则（即逻辑法则），而意义在哪里呢？意义确实是没有的。但是，“人的意(16)志和感情却能赋予事实世界以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是人赋予的，价值也是人赋予的。

既然价值是人赋予的，那么如何赋予价值、赋予什么样的价值，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观的问题。“价值即意义或作用，某事物对人有意义，有作用，就是有价值；意义、作用的大小也就是价值的大小。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某种事物对人的作用、(17)意义、价值的观点、看法和态度。”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就意味着，笼罩和包围着人的，不仅有头顶的天空和周遭的人群，还有无处不在的意义之网。意义之网构成人的意义世界，这是人的价值理性能力和价值赋予能力的重要体现。意义之网的形成，会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每个人的意义之网都由自己亲手造就。意义之网和意义世界，是人的价值观的底色，有什么样的意义之网和意义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相近的价值取向，会让人与人之间意气相投、志同道合；而相互抵触的价值取向，会让人与人之间势同水火、形同陌路。“价值观决定了‘好’与‘坏’的标准，因而与一定历史时期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关系密切。它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取向、导向问题。价值观不是和‘做什么’、‘怎么做’相并列，而是渗透于人的活动及其成果之中，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做什么’和‘怎么做’。人的活动及其成果，说到底，不过(18)是人的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至此，我们可以把工作和价值观结合起来考量。所谓工作价值观，就是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工作过程、工作效果和工作成就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工作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能量渗透在工作活动和工作过程的方方面面。由于对人类社会来说，工作总是一种社会行动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孤立行动，工作过程和工作后果总会不可避免地牵连和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因此对工作价值观的考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探究过程，其中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美学等诸多领域。

如上所述，价值观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的取向、导向问题，工作价值观也不例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在市场经济领域中，人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人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努力工作，为了自身利益的增进而努力向他人和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可以被看作经济人。斯密所揭示的是一种经济人工作价值观。斯密乐观地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斯密的这一假设被归结为“私心到达公益”的市场经济逻辑。

经济人工作价值观从利己心出发，以个人的财富增长和福利增加为唯一价值目标，他人和社会仅仅是工具和手段。即使追逐私利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利益得到增进，但这也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经济人工作价值观的缺陷是明显的。第一，经济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现实的人是复杂的，具有多种品格、多种追求的社会人。社会人有追求经济利益的需要，但同时也有情感需要和道义担当，纯粹经济人的价值取向是反人道的。第二，经济人工作价值观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成为纯粹的经济人，但是，仅仅是经济人的价值取向，也足以产生巨大的负效应。现实生活中，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及他人利益甚至肆意践踏他人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足以说明这一点。第三，法律约束仅仅构成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法律惩治不足以消除市场经济领域的损人利己现象。进一步说，仅仅依靠法律来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成本极高、事倍功半。从价值观领域消解经济人工作价值观的消极影响才是根本的举措。

事实上，斯密的学说中不仅有经济人，还有道德人。在《国富论》问世之前，亚当•斯密还出版了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在这本比《国富论》早得多的著作里，斯密用大量的篇幅揭示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关系以及美德、正义和责任的重要性，强调利己与利他的和谐统一。

马克斯•韦伯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层面上，阐释了把工作与信仰统一起来的必要与可能。韦伯从新教伦理入手，指出基于基督新教的“预定论”和“天职”观的宗教教义而引申出的社会行动类型，是勤勉踏实的入世工作。而这种基于宗教信仰的工作，是典型的“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工作成果可能是财富的增加和事业的成功，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证实自身的上帝“选民”资格，以自身的成功彰显上帝的荣耀。

韦伯所揭示的基于“天职”的工作价值观，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把价值和信仰因素纳入工作活动，无论是对工作者本人还是对社会，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价值观强调了理性化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乃至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这种工作价值观也存在重大的缺陷。在这种工作价值观支配下，人的工作是面向上帝的，缺乏世间关怀。工作成为敬奉上帝的手段，工作成果不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满足人的需要、增加人的福祉，而是为了颂扬上帝的恩德和荣耀。人是上帝卑微的奴仆，人的工作、人的终生辛劳，只不过是面向上帝的一种表演，人的地位和尊严被忽视和抹杀。

劳动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生命活动”。他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由于把劳动界定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此劳动就绝不仅仅是满足物质资料需求的手段，它还是人的精神需要，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依据这个标准对现实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学说，以及《资本论》中详细剖析的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主要是针对生产性劳动而言的，但马克思从人的类特性和类本质的层面上所讲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涵盖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各个领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19)如果说揭示异化劳动概念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那么《哥达纲领批判》则是马克思晚年时期的伟大著作。这是一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该书中，马克思不仅讲到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还讲到了劳动是文化的源泉。财富本身包含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共同创造的结果。比如故宫这样的伟大建筑，作为古代的物质财富存留下来，我们绝不能说故宫的建造仅仅是体力劳动的过程；再如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曹雪芹批阅十载，呕心沥血方有此书，谁又能说《红楼梦》的写作过程仅仅是脑力劳动的过程呢？而文化是一个比财富更为宽泛的概念，马克思指认劳动是一切文化的源泉，之后又提出“有益的劳动”这一概念，事实上是对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内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各个环节的人类劳动的价值认同。

工作和劳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工作是职业化、专业化和具体化的劳动形态，任何工作必然意味着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马克思讲到了工人劳动，也讲到了农民劳动，他的研究视野已经进入了职业劳动的领域。总体来说，马克思的研究兴趣不在于职业化的劳动本身，而在于剖析劳动的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结构，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观的研究也很少上升到工作价值观的层面上，但是，他在揭示自由劳动和异化劳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来思考问题。

比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20)的、活动的财产。”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体现着人的本质，确证着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主体地位。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却说：“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21)福’。”这里他强调的是，尽管劳动可以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但是不人道的劳动环境、不合理的压迫和剥削制度会使劳动者丧失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收获的不是自由和幸福，而是绝望和痛苦。

马克思高度向往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自由劳动，认为自由劳动的实现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最终实现。但是，即便是对自由劳动本身，马克思仍然强调劳动过程中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关怀。他说：“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里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22)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马克思强调劳动不应该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可以并且应该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可以娱乐化，可以等同于消遣，因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劳动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意义和尊严，劳动者对待劳动始终应该是严肃的。儒家所讲的“执事敬”（孔子语）在马克思自由劳动的语境中也并没有过时。

在现阶段，以马克思的劳动观为基础，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机统一起来，批判地借鉴亚当•斯密揭示的经济人工作价值观和马克斯•韦伯揭示的基于“天职”的工作价值观，汲取斯密和韦伯学说中优秀的价值元素，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下吸收中国儒家思想中优秀的价值元素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结合起来，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统一起来，从人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要的高度把工作的物质追求和价值诉求融合起来，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工作价值观，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1)　新英汉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706．(2)　新英汉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628．(3)　新英汉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68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0．(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9．(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6．(10)　程社明．你的船你的海：职业生涯规划［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9．(11)　本书所说的工作主要是指职业劳动。虽然任何工作或职业都意味着以分工的方式参与社会劳动，但是，工作价值观却不能被表述为劳动价值观。否则，就会和劳动价值论产生不必要的语义上的冲突。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包括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几个方面，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市场表现形式。劳动价值论不否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重要性，但相对来说，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还是强调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当然是指抽象劳动。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所说的价值，就是抽象劳动本身。而本书工作价值观语境中的价值，主要是指价值判断、价值赋予和价值取舍，这和劳动价值论语境中的价值有着根本的区别。(12)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1．李凯尔特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其代表性的哲学著作。(13)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8．(1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5．(15)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1．(16)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1．(17)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18)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2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2．(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5．(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5-616．第一章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对立统一一、从劳动分工到经济人假设

分工与交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基本环节之间是否有深层次的内在关联？通过解读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学说，我们试图透视斯密经济学中基于劳动的分工与交换的逻辑生成过程。（一）劳动：分工与交换的基点

人类生活离不开物质资料，而物质资料的来源无非是两种基本途径：一种是自然赐予，另一种是劳动所得。人类不像其他生物那样完全依靠自然资源获得生存，人类来自自然，又超越自然，以社会的方式存在着。正因如此，人类社会不能仅仅通过自然资源来维持，而需要主要以劳动的方式获取物质资料，劳动也因此成为彰显人类本质、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有形式。

劳动的最终成果，体现为社会财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就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斯密在该书的绪论中便开宗明义：“一个国家常年的劳动，是这样的一个基金，它原始地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总是由这个劳动的直接生产物，或是由这类(1)生产物从其他国家购得的物品构成。”斯密的这一论断，虽然没有提到分工，但是已经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分工和交换的必然性。因为他谈到了劳动是财富之源，谈到了作为财富的劳动产品的交换问题，而所谓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就是对贸易的最通俗的话语表述。

阐明了劳动是财富之源，接下来必须关注的，是增加财富的方式和途径。要想增加财富，必须实现劳动量的增长，或者劳动效率的提高。财富的增长方式，有外延式的，也有内涵式的。

外延式的财富增长方式，是指以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来增加劳动量，从而创造更多财富。这种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人是血肉之躯，必然需要休息，人的劳动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同时，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使人的生活更美好，而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肯定不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这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外延式的劳动增加和财富增长模式，对人类来说，是需要扬弃和超越的。

内涵式的财富增长方式，是指在维持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式来实现财富增长。而提高劳动效率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2)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在明确了劳动是财富之源后，详尽地论证了分工的重要性。（二）分工：劳动效率的基础和技术进步的真正源泉

首先，斯密认为，分工能够极大地增进劳动技巧、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而这一环节对整个生产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工人技巧的改良，必然会增加他所能成就的作业量，分工既然使各个人的业务，还原为某一种单纯的操作，既然会使这种操作成为他一生的专业，所以必然(3)会大大增进工人的技巧。”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胜任各个方面的工作，分工可以使人专心致志于一方面的工作，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

其次，斯密认为，如果没有分工，那么同一个人在完成一个环节的工作任务之后，必须转而去开始另一环节的工作，其间浪费的时间也意味着经济效益的巨大流失。“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会损失掉的时间的节约，是一种利益，那比之我们一下子可以想象得到的利益，是更大得多的。要敏捷地由一种工作转到地点不同，工器(4)亦不同的别种工作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斯密关注到了转换工作环节所浪费的时间效益，并且注意到了转换工作环节所必须面对的适应性问题。

最后，斯密天才地揭示了分工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如前所述，增加财富的方式，有外延式的，也有内涵式的。要实现劳动和财富的内涵式的增长，科学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前夕作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培根所说的知识，主要是指近代的经验自然科学知识。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对这种力量的扩张抱有乐观的期待。培根的论断是前瞻性的，在培根所处年代的两个世纪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5)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的经济现实，他们也没有忽略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伟大作用。但是，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现代突飞猛进呢？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式进步。我们并不否认这一判断，但想要说明的是，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有过于笼统的倾向，我们需要针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微妙关系作出具体而辩证的分析。恩格斯认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6)进。”过去我们理解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时，过多地侧重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这种理解并没有充分诠释恩格斯的本意。恩格斯在作出这一判断之前，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判断，而前一判断构成后一判断的文本语境。恩格斯说，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7)的状况和需要。”也就是说，恩格斯作出相关论断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说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是要揭示科学与技术之间在生成关系层面上的深刻关联性。恩格斯认为，技术是一个应用层面上的范畴，其特征是实用性，而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当人们对一种事物的理解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层面的时候，也完全可能已经在技术的层面上把握并利用了它。他曾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8)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恩格斯的论证说明，科学发现往往是以一定的技术积淀为基础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技术进步的最初的动力和源泉何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给出了独特且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斯密说：“适当机器的利用，可以大大地便利和节省劳动。这是大家一望而知，不待举例的。我在这里只要考察，一切这样便利着劳动、节省着劳动的机器(9)的发明，原来都是由于分工。”

斯密仍然是从分工的视角看待技术在生产中的突破和运用。斯密说：“人们把注意指向一个对象，比之把注意分散于多种事物，是更易于发现达到目的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的。”“只要工作的性质还有改良的余地，我们就可以希望，被使用在各个特殊劳动部门内的人，这个或者那个，很快就会发现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成就他们自己的特殊工作。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所使用的机器，大部分原来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被使用在最简单的一种作业上，自然会想到要发现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每一个经常考察制造厂的人都会看到，极像样的机械，原来是普通工人，为了要便利和加速他们担负的特殊(10)工作，而发明出来的。”我们认为，斯密的论证是深刻的，也是有现实根据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手摇纺纱机——“珍妮机”，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是技工出身，“铁路机车之父”史蒂芬孙也是一名矿工。哈格里夫斯和瓦特取得发明成就的时代，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书的年代大致相同，史蒂芬孙的发明则比《国富论》晚得多，他们的成果印证着斯密学说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在斯密看来，分工能够极大地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他说：“由于分工之故，各种不同技艺的发展，就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增加，在一个有适当统治的社会内，引起了一般的，(11)普及于最低阶级人民的富裕。”（三）贸易：作为分工的必然结果的商业社会的生成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有着非常明晰的逻辑性和层次性。他把社会财富的创造作为自己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探寻财富背后的秘密。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源。为了增加财富，必须有高效率的劳动；为了有高效率的劳动，必须有充分的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则意味着贸易作为普遍性经济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商业社会的生成。斯密说：“分工的局面，一经完全确立，一己劳动的生产物，这只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极小部分。他有大部分的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别人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相当限度内，一切人都成了商人，同时，社会本身亦就成了所谓商业社会。”(12)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经历过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从社会生产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原始农业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带来了商业和商人阶层的独立存在。社会大分工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近乎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属性。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著作《鲁滨逊漂流记》中讲道，流落荒岛的鲁滨逊，孤困潦倒，惨淡谋生，后来他自然而然地发现并采取了一个对他有极大利好的营生之道：把猎到的活山羊圈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于是，荒岛上的牧场自然而然地被建立起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鲁滨逊不是一个人而是和若干同伴一起被困荒岛，那么很可能会有人来专门负责畜牧。笛福的作品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分工的秘密：社会分工的目的是增加财富，提供稳定的财富来源。正因如此，社会分工的发生有一种自然而然和水到渠成的倾向，只要条件具备，那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社会分工便一定会发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过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人类的历史进程也真实地展现了这一逻辑必然性，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

斯密认为，分工引起交换的普遍化，这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倾向。斯密说：“我们需要的这各种相互的好东西，大部分，是由契约、由交换、由购买得到的，同样，原来把分工引起的，亦正(13)是这种互相交换的倾向。”“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身劳动，最大部分已须仰给于他人劳(14)动。”因为社会分工必然会发生，所以人们互相交换劳动成果也成为必然的社会现实。分工引起了交换，人类因为分工而进入贸易时代。（四）分工与贸易的强化和普遍化

我们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分工之所以发生，与人的天赋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所有的工作，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不同性质的工作无差异地擅长。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天赋能力去选择分工。而在斯密看来，人与人之间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异并不大。那么为什么社会现实中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斯密认为，这正是分工的结果。“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一个人到了壮年，所以有选定一种特殊职业的必要，有人说，这就因为各人的天资，极不相同。但在多数场合，人(15)们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天赋能力一般来说是比较均衡的，但是长期从事某种工作的人，他在所从事的工作方面表现出超出别人的技能水平，根本的原因在于分工和工作的锻炼，通俗的解释就是熟能生巧。

分工把工作中个人某一方面的技能特别地凸显出来，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它会使某个人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之外的劳作领域，至少在劳作技能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平庸。认真思考这一过程，会得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分工必然导致对贸易社会的强化，分工是商品社会得以产生的路径依赖，同时也决定了贸易普遍化这一必然结果。

为了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劳动效率，我们诉诸分工；因为分工，我们需要别人生产的物品；同时因为分工，我们在其他生产领域变得更加平庸或无能，也就必然总是需要交换。这似乎是一条不归之路，商品经济、贸易社会也必然变得根深蒂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他们彼此间，哪怕是极不相类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把各种才能生出的各种不同生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16)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这里斯密所说的“共同的资源”，通俗地讲就是“市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资本的扩张，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在交通和通信等现代科技的助推下，地球村的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分工从国内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普遍化。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普遍化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是贸易由国内型向国际型转变，而这一过程往往是在国内贸易并无减损的情况下完成的。（五）商业社会与经济人假设

劳动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获取方式，因此劳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活动。亚当•斯密在揭示财富的生成秘密时，把劳动定位为财富的真正基点。以劳动为基点，为了增加劳动，自然而然地引发分工。分工是提高劳动效率的基础，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真正源泉，而技术进步的终极结果仍然是劳动的增加和财富的增长。分工又必然导致交换，分工的普遍化导致贸易的普遍化和商业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基于劳动的分工与贸易的生成过程，既是人类社会经济现实中发生过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构成了斯密经济学独特的学术逻辑。斯密关于分工与贸易的经济学说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在分工与贸易的推动下，商业社会不可避免地生成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生产者劳作的目的，已经由直接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嬗变为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代表，成为衡量一个人所掌控的经济权力的基本尺度。

斯密认为，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领域，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利己的，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他说：“任何一个提议与旁人作任何买卖的人，都需要提议这样做。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就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是每一个这样的提议的意义，我们日常必要的那些好东西，几乎全是依照这个方法，从别人手里取得。我们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业者、酿酒业者、面包业者的恩惠，而仅仅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顾虑，我们不要求助于他们的爱他心，只要求助于他们的自爱心。我们不要向他们说我们必需，只(17)说他们有利。”知识界把斯密的上述论断归结为著名的经济人假设。

斯密认为，经济人现象的普遍化，反而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社会利益实现了最大化。他说：“各个人都不绝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里的，诚然不是社会的利益，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检考自身利益的结果，自然会或不如(18)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固然，他们通例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曾怎样促进社会利益，他们所以宁愿投资维持国内产业，而不愿投资维持国外产业，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所以会如此指导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一般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19)据我所知，并不曾成就多少善事。”也就是说，每个经济人都出于利己心而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其结果会是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经济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社会利益，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私心到达公益”的市场经济逻辑。

斯密所揭示的，是一种经济人工作价值观。

按照上述逻辑，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必然具有经济人的品格，他们的工作目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商品经济时代，在商言商，人们无须过多地背负道义准则，尽可以以利益为导向，名正言顺地追逐财富。而且按照经济人假设，逐利行为反而会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增进。解除自身的道义责任，反而会实现社会公益，甚至比那些基于道义而投身社会事业的人更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增进。有人甚至把这看作避免务虚清谈、勤勉务实的职业精神的体现。

应该说，斯密没有回避社会利益，但是，按照《国富论》中“私心到达公益”的逻辑，社会利益的实现需要充分张扬人的利己之心。问题是，利己是否等同于私心呢？社会利益能否基于利己之心而自然而然地实现呢？利己心的肆意张扬是否会造就一个互害的社会？利己和利他能否在工作主体的主观世界中实现圆融与和谐？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人的经济人属性，即使是在亚当•斯密的学说中，也并非是人的唯一属性。众所周知，斯密以两部经典著作著称于世，除了《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斯密并没有忽视道德问题，但是在《国富论》中，道德层面上的“人”隐身了，人的经济人属性充分凸显。我们宁愿把这看作斯密为了学术分析上的便利而不得不作出的取舍。二、物质需求与社会认同

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自然很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他提出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我们看到工资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舒适的住房，并且养活整个家庭。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他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他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生活便利品上，这些便利品可以看成是奢侈品；并且，在特殊的场合，他甚至会为了虚荣和荣誉捐赠一些东西。”(20)

在这里，斯密延续了《国富论》中对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的区分。斯密的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生存状态：自然生存状(21)态和社会性生存状态。斯密的回答触及了人类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一）物质需求的变迁：供给与需求的辩证互动

在自然经济形态下，没有交换或是很少交换，人的生活自给自足，不能否认，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基本来源是劳动。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状态下，人类社会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时代，进入交换经济时代。如果说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的劳动的目的是直接满足自身、家庭或家族的需要的话，那么，在交换经济时代，劳动的目的是自身财富的增长。

从经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在交换经济时代开始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是很难滋生大规模交换的。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人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甚至谈不上自给自足。而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封建自然经济时代，吃饱穿暖就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最重要的终身诉求。我们习惯于用“男耕女织”来形容自然经济的运作状态，而耕和织，正是衣食的基本来源。致力于衣食温饱的自然经济时代的劳动者，物质财富匮乏，也没有太多剩余的产品以供交换，在总体上自给自足的同时，只有极少数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盐和铁，需要以交换和市场的方式获取。

商品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并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支配地位，是在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萌芽到繁盛，进而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生成，生产财富的方式改变了、手段提升了，社会物质财富才真正丰富起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22)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大规模的商业交换提供可能，真正的普遍化的商品经济时代来临了，而市场经济不过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在从事生产，从事劳作，但劳作的目的已经不是直接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是明确地指向交换市场：为交换而生产，出售商品，赚取货币。

市场经济时代，商品交换早已超越物物交换的低级状态，货币就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代表。因此，货币拥有量也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掌控程度的重要指标。

可以这样说，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的生存超越了自然生存状态，进入真正的社会化生存模式之中。

在自然生存状态下，人要维持的是自然的生命，无论是原始自然经济时代的刀耕火种，还是封建自然经济时代的自给自足，都体现出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的努力。这是真正的自然需求。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持续，较多地体现着人的自然属性。因此，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所拥有的社会物质财富主要是生活必需品。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客观经济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选择的可能。

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财富从生产到消费都远远超越了维持生存的需要。或者说，发达市场经济时代的人的生存需要，早已不是生命延续层面上的生存，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存，而是社会环境，主要是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塑造出来的生存境遇。

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但除非别人掌握有购买这些价值的手段，便不会有人鉴赏，有人出价购买这些价值。上述手段由什么东西组成呢？由其他价值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果实的其他产品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23)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所谓“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事实上就是供给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定律的基本内涵。供给创造需求，是对人类经济生活过程的真理性揭示。供给由生产决定，人类社会历来就是生产什么，就供给什么，从而就需求什么。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会按照“社会需求什么就生产和供给什么”的逻辑来运行，另一方面仍然会按照“生产什么，就供给什么，社会就消费什么”的经济逻辑来运转。比如鸦片，假如人类社会始终就没有发明鸦片这一物品，那么鸦片就不会出现在一些人的消费清单中。鸦片，毒品，这是对人类社会有副作用的物品，因为有供给，所以就有了需求。对于人类社会有正面作用的物品，比如汽车，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汽车的发明创造，也就不会有对汽车的消费。汽车的出现，便利了人的出行，扩大了人的生活空间，也拉大了城市的框架。汽车制造需要钢铁，汽车出行需要公路，所以汽车的出现也带动了钢铁、水泥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汽车固然是方便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物品，它的出现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汽车不是人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活便利品。也就是说，没有汽车人类也可以生存。那么，汽车从什么时候起成了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了呢？那是在汽车时代已然生成以后。城市不断扩大，工作地和居住地逐渐遥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汽车，汽车时代的时间和空间逻辑对人的日常生产生活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导致一个人如果没有汽车就很难应对工作和生活需要。此时，汽车就成为一些人（在某些国家或某些地域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了。汽车如此，电脑、手机等物品更是如此。当只有个别人使用电脑和手机的时候，它们就是可有可无的物品，而当好多人都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生活必需品。比如，在大家都没有手机的年代，单位开会需要提前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所以往往会选择开例会，因为通知不便，时间地点不会随意变更，一般也不会召开临时会议。但是，手机的出现，特别是手机群发短信功能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成为被牵引的风筝，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用手机或手机短信，就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境遇，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客观经济环境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也会发生改变，会把曾经的生活便利品变成生活必需品。严格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是指维持人的自然生存和生命延续所必需的物品，如最基本的食物、衣服、房屋等物品。而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是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本身所预设出来的。（二）追求社会认同

以上分析主要是针对人的物质需求和物质生活变迁而言的。而物质生活的变化，也会影响并改变人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

如斯密所言，即使是最低级的劳动者，他的工资收入也可以满足食物、衣服、住房的需求，甚至可以养活整个家庭，但是，即使经济地位低下，他也不会把钱仅仅花在维持生存所需的真正的生活必需品上，他还是会把钱花在堪称奢侈品的生活便利品上，甚至会为了虚荣和荣誉而捐赠钱财或物品。这就是一个社会认同和价值选择的问题。

斯密追问：“为什么在上层生活中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会把被迫(24)跟他吃同样简单的伙食、住同样低矮的房屋、穿同样破旧的衣服——即使无需从事劳动——的生活，看得比死还坏呢？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胃更高级些，还是认为在一所华丽的大厦里比在一座茅舍里能睡得更安稳些呢？情况恰恰相反，而且实际上是显而易见，谁都知道的，尽管没有人说出来过。那么，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25)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常识告诉我们，高档昂贵的服装穿在身上，不见得比普通的衣服更舒适更实用；住在豪华气派的别墅里，睡眠质量不见得比住在普通民居里更高。但是为什么人们普遍向往华服豪宅，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其趋之若鹜呢？产生斯密所说的“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竞争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斯密认为：“引人瞩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感到，在所有这些由于他的有利地位而很容易产生的令人愉快的情绪之中，人们都倾向于赞美他。想到这里，他的内心仿佛充满了骄傲和自满情绪。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他更加喜爱自己的财富。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使得人们瞧不起他。……虽然被人忽视和不为人所赞同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正如微贱使我们得不到荣誉和赞许的阳光照耀一样，感到自己不被人所注意必然会抑制非常令人愉快的希(26)望，使得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愿望落空。”斯密的见解是深刻的，触及了人的价值诉求背后的社会性因素。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价值观的生成却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问题，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假如一个人知道，即使他拥有数不清的钱财，拥有至高的社会地位，住豪华的别墅，开名贵的豪车，即使所有这些都已成为现实，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仍注定了没有人欣赏他、认同他，那么，钱财、地位、名车、豪宅对他还会有吸引力吗？再假如一个人流落荒岛，孤独谋生，那么，他还会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吗？我们知道，《鲁滨逊漂流记》中流落荒岛艰难谋生的主人翁鲁滨逊，就长期过着不修边幅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所追求的所谓的成功，很多时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衍生出来的价值诉求。人们喜欢住豪宅、开豪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住给别人看的、开给别人看的。在这个过程中，豪宅豪车彰显的是主人作为成功人士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说，社会地位本身也不是目的，通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才是真正的目的。为社会认同而奋斗，这才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之源。正如斯密所说：“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27)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级的，由低到高分别(28)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属于生存需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属于归属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属于高层次的超越性需求。不同层次的需求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一般来说，当较低层次的需求没有获得满足的时候，人们不会有明确而迫切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一旦低层次需求获得满足，人一定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当温饱没有实现的时候，人会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努力，而温饱目标一旦实现，却似乎很少有人能止步于此。古代不少帝王醉心于长生不老之术。河北的秦皇岛，就是因秦始皇派人由此入海求仙而得名。秦始皇之所以有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虚无缥缈的追求，是因为他已经站在他的那个时代的金字塔的塔顶，现实中的一切似乎都不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于是便渴望长生。我们有理由认为，秦始皇觉得长生不死是可能实现的，如果他认定了这是真真切切的不可能，应该不会再有此举。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心理学层面佐证了斯密对人类社会动力之源的解释。

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人，虽然不会把华府豪宅和荣耀风光当作现实的目标去争取，但是他们会对富足而体面的上层生活充满羡慕和向往。斯密断定：“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人们同富者、强者的一切激情发生共鸣的这一倾向。我们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现的顺从和尊敬，常常是从对他们的优越境遇的羡慕中，而不是从对他们给予善意的恩赐的任何期待中产生的。他们的恩惠可能只给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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