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徐家树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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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朝圣：跨越八年寻找经幡的灵魂试读：
自序
天还只是微亮，依稀可见深及脚踝的牧草地，裤腿很快被露水打湿了，冷冰冰地贴在小腿上。查郎寺高大的庙宇、错落的山峰被高原的寒风凿刻成灰和黑的剪影，衬着微白的天空。山坡背着光，只见隐隐约约有黑影晃动，如影如魂。风从山口吹来，太阳从山后升起，第一束阳光照亮了山岭，照亮了满山的经幡，红幡飞扬起来，如火焰的山、如灵魂的舞。仿佛听到了经幡的召唤，一朵白云从天边飘来，瞬息之间，天地呼应，神与人相接，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西藏高原随处可见经幡：藏教寺庙、牧民帐篷、高山垭口都挂着五色的经幡，甚至整座山坡都插满经幡的情况也很常见。常因此，高原的山，不再显高；高原的云，不再显远。因为，在每个高山垭口，那飘动的经幡把天地连在了一起。
经幡五色代表的含义，有很多种说法，最常见的是代表五佛及五大元素：黄色代表宝生佛及地大，绿色代表不空成就佛及水大，红色代表阿弥陀佛及火大，蓝色代表不动佛及风大，白色代表毗卢遮那佛及空大。经幡是僧俗信众的精神世界与神灵交通的媒介，挂置印有敬畏神灵和祈求护佑愿望的经幡随风吹送，信众的愿望得以向上苍神灵传达与实现。更进一步，祈求护佑的愿望，并不只为祈祷者个人，而是祈福于天下，凡有生命的众生灵。
传说当年，佛祖坐在菩提树下，手持经卷闭目思索，一阵大风刮来，吹走了佛祖手中的经书。经书被风力撕成了千万片，又被风带到世界各地，带到正在遭受苦难的芸芸众生的手中，凡是得到佛祖经书碎片的人，都得到了幸福。为了感谢佛祖的恩赐，信徒就用彩布制成小旗，印上经文和佛祖的画像，把它挂在风吹得着的地方，以求消灾祈福，祈求平安。
我在三十多年前去藏地时，曾遇到过非常意外的场面，内心曾有过同样强烈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去藏地，在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后，想去看一下天葬台，我们乘着省旅游局派给我们的老式北京吉普，从寺庙开出，沿着寺庙和白塔之间的小路，向后山坡方向开去。那只是半山坡上开出的一小块平地，大约有三米宽十来米长，几只秃鹫在高空盘旋。天色越发暗了，虽是夏季，站在此处却感到阵阵寒气逼人。我们开着吉普车，又从山坡上的小路开下来，绕过白塔，开上县城唯一的主街，石子路面的街道中央，只有我们的一辆车子缓缓开过。
这时令我意想不到又非常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正在街道两旁行走或在店铺中的藏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纷纷跪倒在街道上，朝着我们这辆缓缓而行的北京吉普车双手合十，扑倒在地。一路上，我们的汽车所到之处，人们不断地跪倒和祈祷，有的甚至全身都伏倒在粗糙的碎石地上。周围突然变得异样宁静，静到只有我们的车的车轮与碎石地面滚压的咔咔声、人群伏地时的摩擦声。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惊得目瞪口呆，只是本能地双手合十，默默地祈求神保佑眼前尘土中的芸芸众生。
多年来我时常回想，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奇遇也许正是神和佛的意志，是要让我在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藏地的时候，给我一次终生难忘的震动，以至于直到今天，仍有一种力量推动着我义无反顾地一次次去藏地。几十年来，我一直以敬畏的心情，像去圣地朝圣一样，用《虔诚》为题目，以拍人为对象，记录在朝圣途中的每日观感，观察藏地人们的虔诚信仰，拍摄他们内心情感的瞬间外露。同时，在充实《虔诚》系列作品的过程中，对照和反思自己，寻找和充实自己的精神寄托。“2013藏地经幡”上下图册的两个浮雕图案内封
以西藏人物为主题的《虔诚》和以高原景色为主题的《水云木石》已经拍摄了很多年，直到2006年的藏地摄影旅行，我才确立了《经幡》这个以物为主体的摄影专题。之后，我用长达8年的跨度拍摄完成了这个系列。有时我又不免奇怪，在冥冥之中，似乎又因为一个意外事件，使我产生了对藏地经幡的共鸣，令我再一次以敬畏之心，像朝圣一样，用10年的时间去完成《经幡》系列的拍摄和书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6年的藏地旅行原本是安排在三年前的。2003年初，我计划来年再去西藏旅行，办妥了一切手续、预订了机票，自我感觉身体和精神良好。在出发去高原前一个月，我做了一个常规的血液检查，报告出来，意外地发现了可疑的指标，立即约了相关的专科医生，进一步地诊查，医生通过活体切片化验证实为恶性肿瘤，于是即刻安排手术切除肿瘤。在吃惊、恐惧、失望和无奈之中，我取消了已定的西藏旅行计划。“2006藏地经幡”图册中的手绘地图
手术正好安排在我59岁生日那一天，从上午被推进手术室，直到傍晚手术才完成，时间比预计的长，手术前从我体内抽出的1200毫升备用血液不够用，又从血库输了2000毫升。当晚在特护病房里，我从麻醉中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医生特地来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切除的肿瘤经显微镜检查十分完整，没有扩散。手术后的最初两天，我是在极度的疼痛和昏睡中度过的，昏睡是因为不时注入了用于止痛的药物造成的。
危险期过后，我从特护病房转入单人病房，经历了长达8天的卧床生活。我无奈、悲凉地望向窗外，看着蓝天白云、日起日落。在单调的时光里，我也常常回观自己的一生，检讨自己的行为，以往看重的虚名实利，在有了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历后，都变得多么微不足道，当体验了生命的无常之后，才知道身外之物是多么无足轻重。“2006藏地经幡”图册
大手术后的几个月里，我的身心虚弱，情绪悲观，即使缓慢地行走几分钟，也已力不从心，到了体力的极限。手术的后遗症又给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无疑加重了我内心的无奈与失望。经过一年多的恢复和锻炼，我的身体和精神才渐渐好起来，而再一次去藏地旅行的念头，又自然而然地萌生了。终于到了2006年夏，在手术后两年，我又踏上了去藏地的朝圣之路。
2006年的藏地旅行，与前一次旅行相隔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里，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地也不例外，大小寺庙扩建和新建了起来，喇嘛拿着手提喇叭收门票当导游，引着成群的游客在寺庙的经堂里走动。小县城也繁华起来，饭店、宾馆、酒吧、网吧一家接着一家，从草原来的牧民骑着摩托车，扬起尘土，在街上飞快地驶过。在为藏地繁华高兴的同时，我也感到以前的虔诚气氛淡薄了，即使是那些一年一度的大型宗教活动，也更像是老老小小穿了新衣的节假日。“2006藏地经幡”手工图册封套及内封
在旅途中除了拍摄以往的两个主题外，我被藏地的经幡深深地触动了。其实，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藏地旅行时，已拍摄过几张经幡的照片，只是当时被藏民信徒们的虔诚信仰所震慑，全神贯注于人物的观察，把经幡看成是一种没见过的藏传佛教的物件而已，并没有对经幡有更多的关注。
但是在2006年的藏地旅行中，无论是对孤单的还是满山的经幡，我一下子产生了相当强烈的感受。尤其是某天的傍晚，在达日县城的后山，天色已渐渐昏暗，我吃力地爬上山坡，山风把坡顶的一道道经幡吹得哗哗地响。历经岁月沧桑，原本五彩鲜艳的经幡都褪了色，其边缘也已破损，如一个个岁月老人，白发苍苍，迎着狂风悲壮地昂首挺立，这样的气氛也许与我大病后的身心状态、与我反复思考着的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意识到，经幡似乎有更深层的含义，不只是藏传佛教信徒们的祈祷物品，它们本身包含着宗教含义之外的深层哲理，有待我去寻找和发现。“2013藏地经幡”上下图册的内页
2006年结束藏地旅行后回家，我只选出三四十幅比较满意的经幡作品。在电脑大屏幕上选编每一幅作品的过程中，我仿佛又一次次回到了拍摄经幡的现场，又感受到了当时的气氛和心情。我先用软件调整，再打印出33张照片，用它们制作了一册手工图书。书中除了这组作品，我还手绘了经幡摄影的行程和线路地图，手绘了藏传佛教的吉祥物图案，手工书写了文字，以记述拍摄时的环境、气氛和构思。
虽然选出的经幡作品不多，但是，在达日县城的后山上，被强烈山风吹得哗哗响的经幡群，却像30年前刻印在我内心的纷纷跪倒在街道上，朝着我们这辆缓缓而行的北京吉普车，双手合十祈拜着的信徒们一样，无法忘怀。又像30年前一样，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在暗暗地推动着、呼唤着我再一次去藏地，去寻找经幡的深意，去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2011经幡系列”限量签名版作品
在往后的多年里，我又去了几次藏地，每次回来都分别选出当年的“藏地经幡”系列作品，用不同的形式制作出来。比如，选出55幅2006年和2009年的藏地经幡作品，制成大尺寸限量签名版；从2011年和2013年拍的藏地经幡共选出180幅作品，制作成三册手工图集，设计并手绘了封面、文字和插图。
虽然在2014年夏季，我又去了藏地，但主要目的是带着在澳大利亚出生的11岁孙女海霖，让她了解一点中国藏民族的宗教和风俗，体验一下其他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状态。我们在藏区只停留了很短的几天，虽然有机会拜见了阿木去乎寺五世赛拉活佛，去了草原牧民的帐篷，参观了寺庙，却没有太多的时间拍摄经幡了。所以本书中选入的经幡作品，都是在前4次藏地旅行时拍摄的。
在整理选编两百多幅“藏地经幡”作品的过程中，我想到应该把跨度8年的拍摄经历用文字记述出来，内容将包含作品拍摄的环境、当时的感受和构思、影响创作的身心状态、8年来对经幡的理解过程，当然，还应有在长达8年的朝圣过程中自我省察的思想历程。于是，从2015年初开始，我着手编写此书文字稿、选配适当的插图，直到2016年初，初稿文字和图片才基本完成。
我想把书稿先放一放，出去转一转，回来再修改定稿，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2016年3月，我到新西兰南岛旅行，行程达两万五千多公里。每天都在清晨四五点钟起床出发，与南岛众多的美丽湖泊、雪山、草原和海湾为伴，等待日出时的辉煌，然后在日落之后、大地又被黑暗笼罩时返回住处，下载当天拍摄的图片文件，补充记录每天拍摄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待关灯上床睡觉时，大多已到午夜。虽然每天的睡眠时间都很少，白天我的精神却很好。
新西兰南岛面积不大，却有大片的牧场。绿色的草场、成群的牛羊，衬着远处的雪山，常使我有一种在藏地旅行的幻觉，甚至内心还会莫名地期盼着，在某个山岭峡谷间再一次与飘扬的五色经幡相遇。有一天下午，我背着沉重的器材，步行四五个小时穿越峡谷地带，去探索一个冰川湖。峡谷小路沿一条河流弯曲而行，途中暴雨倾盆，雨水夹着冷风劈头盖脸地打来，头顶是灰黑的天，身旁是灰黑的河，在布满黑色岩石的河床上，河水翻着白浪，轰轰隆隆，咆哮着滚动。
在倾盆暴雨中，在荒凉的山谷里，我似乎又走在朝圣的路上。虽然肉身的我感到器材越发沉重，肢体渐渐乏力，但精神的我却意气风发，通体亮爽。此时此刻，我似乎悟出了藏教信徒们的体验：那些在朝圣路上磕着等身头的男女老少，风餐露宿、饿体肤、空乏身，但唯如此，肉身才能脱胎换骨，灵魂才能得以重生。我也忽然明白，无论是几十年前在藏地受信徒祈拜，或是十多年前遭遇刀血之灾，其实，在上天赋予我摄影的灵感之后，又给我这个凡夫俗子以提示，激励我用摄影的方式去寻找藏教信徒的虔诚、藏地经幡的深意，同时，在摄影的朝圣路上，苦我心志，劳我筋骨，以悟出个体生命的意义。
从南岛返回澳大利亚后，我顺利补充和修改了全部书稿的文字和插图，也吃惊地发现，自从2006年第一次拍摄经幡至今，居然整整10年过去了。在我已过70岁的人生中，我有很多个10年只是在懵懂中度过。因此，8年藏地经幡的拍摄，以及这册书稿的完成，是我人生第七个十年间对生命意义的一点认识吧。徐家树2016年4月10日 于阿德雷德CHAPTER 1见山是山小城的众生
2006年夏，在藏地旅行已有半个多月，8月15日，我与朋友兆民和特兴，开了一天车，翻过海拔4300米的阿尼玛卿山后不久，傍晚到达了久治县城，县城位于青海省，离甘肃和四川两省的边界只有几十公里，就在进县城公路左侧的山坡上，我看到了落日余晖中的经幡群，远远望去，高高低低的经幡条在晚风中飘荡。因为担心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我们决定明早日出前再上山拍经幡，眼下还是先安顿下来。
久治县城很小，却意外地很热闹，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突然有这么一个热热闹闹的小县城，着实令人吃惊。一进县城唯一的主街道，就闻到浓烈的柴油烟气的味道，到处是柴油小发电机轰隆隆的声音，原来县城没有统一的供电系统，小饭铺、杂货铺、旅店等都用各自的柴油小发电机自己供电。我试着拨打手机，也没有信号。只见昏暗杂乱的街道上，来往的卡车、摩托车扬起尘土，在暮色的烟气尘土中，人影匆匆晃动。
我们找到一家叫“年宝湖宾馆”的旅店，在接待处登记了住宿，三人间每人收费25元。兆民把车开进旅店后面的空地，那是一大片泥面的庭院，一头黑色的小猪在一辆满身铁锈的重型卡车旁寻食，一旁堆着杂乱的木料砖石、一张洗衣洗菜用的石板桌、一辆拉水的三轮车，在一张没有油漆的旧木板桌上杂乱地摆着洗了一半的蔬菜和一个塑料盆。我们踩过一摊摊泥和水，走到长长的一排平房前，找到了登记的房间，里面除了三张木板单人床，什么桌椅也没有。上厕所得穿过这个泥土庭院，走约五十多米远，那里有烧水房和公共厕所。
宾馆不供应饭，也没有洗澡间，房间里三张单人床一字排开，进门的砖地上有两只空暖瓶，要客人自己去烧水房灌热水。我们放下摄影包和简单的行李，走出旅店不远有一家叫“香满店饭店”的小饭铺，看看店堂还干净，我们就进去吃饭。也许是因为已过了晚饭时间，店铺里的两张方桌和一张圆桌都空着，四川口音的老板娘看起来三四十岁，很麻利地一边给我们摆上碗筷，一边报出现有的菜名来。我们要了炒藕片、炒菠菜、莴笋炒肉片、麻辣豆腐、粉丝汤，还有米饭。厨房传出一阵叮当的响声后，很快菜都上了桌，肉片大多是些肥肉片，豆腐也粗黑，而且碱味很大，炒菜中的油耗气很严重，但蔬菜都还新鲜，而且供三人饱餐一顿的饭菜总共64元。久治县城外的经幡群，远处的县城在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的环抱之中年宝湖宾馆的泥面庭园，远处那排平房才是客房
出来十多天了，一路上都没有洗澡的地方，刚才吃饭时我们顺便问过老板娘，知道不远就有一家公共澡堂。吃饭后，我和新加坡的特兴回房间取了毛巾、肥皂，就直奔澡堂。澡堂店门口，就着昏暗的天光，有4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正在专心地打麻将。我向澡堂里望了一眼，里面黑黝黝、冷清清的，一个客人也没有。我正担心澡堂是否已关门，想问问打麻将的人，其中一个中年妇人，也许看到了我和特兴都拿着毛巾、肥皂，已站起来招呼我们，同时熟练地把店门口的小柴油发电机奋力发动起来。随着一阵刺鼻的柴油废气喷发出来，澡堂里的几个灯泡居然发出了暗红的亮光。水意外的热，我和特兴各自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淋浴位，痛痛快快地洗了澡，浑身舒畅。
从澡堂出来，已是八点多钟，沿着昏暗的县城街道，我和特兴回到旅店的房间，却没有电，房间里黑黑的。兆民开了一天的车很累了，已躺在床上休息。黑暗中，特兴也摸摸索索地准备睡觉。我打着手电，准备把白天拍的片子下载到手提电脑里。漆黑的房间里，只有手提电脑的屏幕发出幽幽的冷光，指示文件下载进度的窗口上，一条小小的绿色光标缓慢而平稳地延伸着。但我的思绪却有点杂乱和迷茫，我十分疑惑，在这样偏僻的藏地小县城里，芸芸众生，成年累月，忙忙碌碌，我猜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生都可能会待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生死经历
2004年初，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我全年的摄影计划。那年春节过后，我已与兰州的朋友们做好了详细的藏地旅行计划，到3月初，已订购了7月10日去中国的机票，办好了签证，还订购了当年刚出的Canon 10D数码相机和Sony 10英寸VAIO手提电脑。出发前两个月，当医生的儿子让我提前做了年度常规血液检查，发现某一个指标微微高出我这个年龄段应保持的数值，因此马上约了专科医生，进一步做超声波及活体切片检查。两天后，显微报告出来了，6个切片取样中，有3个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细胞！
我立即着手办了以下几件事：电话告知远在中国的朋友这个意外的消息、取消已订购的机票、预约了手术的日子（很巧合，那天正是我59岁的生日）。手术用了好几个小时，输了三千多毫升的血。手术后我被推进特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整整两天，我是在反复注射止痛药造成的昏迷中度过的。脱离了生命危险的48小时后，我被转入单人病房。10天里，因为肉体的剧痛和虚弱，我也变得非常悲观，望着窗外充满生命力的蓝天、浮云，听着鸟鸣声，我的内心却充满悲哀，它们让我想起远在地球另一头的西藏高原，那里的蓝天更蓝、浮云更白、鸟鸣更悦耳，但是，我还能再亲眼见到、亲身去体验吗？我待在特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在反复注射止痛药造成的昏迷中过了两天
10天后从医院出来，我缓慢走过医院长长的过道，穿过绿树成荫的庭院，踏上城市的街道，重新呼吸到户外带着树叶和花草清香的空气，听到人声、车声、鸟叫声，感觉又回到人世间，这是一次生命的重生！
肉体和精神的健康都恢复得很缓慢，最初慢走十几步，我就虚弱得站不住，渐渐地，可以延长到走5分钟、20分钟。手术后半年多，我在南半球的夏季中开始游泳，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冬季，从每天只能游10米，渐渐达到每天1000米。两年后，在原计划推迟了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又登上了向藏地进发的飞机！
2006年7月22日，我乘坐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阿德雷德市起飞，向西北方向飞行了四个多小时，下午4点15分，飞机越过大洋洲陆地最西端的Hedland（黑德兰）港，巨大的客机在深蓝色的印度洋上空继续向西飞行。
天气好极了，从小小的机窗望出去，1.9万米高空下面的印度洋，天海一色，一片无边无际的深蓝。机舱内舒适而平稳，只因轻微又单调的发动机的嗡嗡声，才感觉得到这个巨大的钢铁飞鸟正在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着。
然而，我的内心却并不平静：一种绝路逢生后的喜悦、一种对前景不明的担忧、一种迎接困难的亢奋，它们此起彼伏，使我分不清此时此刻是喜还是忧。
虽然出发前曾咨询过医生，但我还是有点担心：腹部有20厘米长的刀口，我能经受海拔几千米高度的低气压吗？手术后遗症造成的不便，我能适应高原的长途跋涉吗？背着十几斤重的摄影包，我还能像以前无数次在藏地摄影那样反应敏捷吗？表面上充满自信和乐观，内心却时常会闪现出种种挥之不去的担忧和无奈，而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知道，无疑会影响对摄影的观察、理解，以及对作品的构思和表达。晨曦中的经幡
在黑暗的旅店房间里，兆民和特兴的鼾声已此起彼伏，把我从飘远了的思绪里拉回到现实。我轻轻地合上手提电脑，收拾好相机，一边担心着旅店没有电源，两台相机的电池无法充电，一边轻手轻脚脱衣上床。第二天天微亮时，我们三人都起来了，麻利地把行李装上了车，因为昨天晚上已计划好，今天一早，赶在日出之前，先去县城外的山坡上拍摄经幡，然后再出发，要在当天傍晚赶到班玛县城住宿。
早上的云层很厚，灰白的天空下，县城一片寂静，街道上空无一人，昨天傍晚见到的芸芸众生都还在睡梦之中。离开久治县城不远，是一片不高的起伏山丘，我们爬上西边的山坡，那里有很多座几米高的经幡伞。它们由单一的白色经幡组成，中心是一个粗木杆，尖顶有金属片做成的太阳和月亮图案。从木杆顶部拉出的6根粗铁丝上，密密地挂着白色经幡，形成一个个巨大的经幡伞。从山坡向东望去，远处，在深灰色的天空下，是深灰色的群山剪影，低沉的黑云压在山尖上，缓慢地移动着。似乎每一束阳光，都在无声地诵读着那细细密密的黑色经文
海拔4000米的山坡上，长满了没过脚踝的牧草，一丛丛的黄花紫花，沾着清凉的晨露。我在经幡伞群中走动，裤腿很快被牧草上的露水打湿，贴在腿肚子上，晨风吹过，凉入肌肤。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透出弱弱的银白光芒，苍白无力的阳光，照在了经幡伞尖顶上金属的“太阳”和“月亮”上，阳光从背面照亮了白色经幡，刚才还是昏暗的灰白色经幡伞群，一下子变得透亮起来，似乎每一束阳光，都在无声地诵读着那细细密密的黑色经文。那一片片原本无力地悬挂着的经幡，在光照下显出了神韵，仿佛有了生命，经幡上信徒们写下的虔诚的企盼，好似已被上苍接受了。
这次在藏地旅行，虽然已走了好几天，却还是第一次有机会拍摄经幡、第一次全神贯注地观察经幡与环境——太阳、天空、群山、云和风的关系，想象和体会着信徒们倾注在每幅经幡中的祈求，由此激发出经幡与自己的共鸣和互动。因为精神高度专注，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也完全忘记了时间，直到听到兆民在山脚下呼叫，才发现已经九点多了。隆格古寺
驱车回到县城，街道两侧的店铺已开始忙碌起来。我们回到昨天吃晚饭的小店，店里冷冷清清的，一个客人也没有。角落里的一张小方桌旁，一个中年男子与昨天见过的胖胖的四川老板娘，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正在吃早饭——泡饭和泡菜。看我们三人又来了，老板娘一脸抱歉地迎过来说，不巧早上店里没有电也没有水，所以什么早点也做不成。我们失望地转身准备离开，老板娘又大声叫住我们说：给你们做个蛋炒饭行吗？我们高高兴兴地在靠窗口的小方桌旁坐下，不一会儿，三盘香喷喷的葱花蛋炒饭上桌了。虽然炒饭有点油腻，炒蛋也很少，但三人的早餐，一共才收了18元，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呢？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盘旋的山路上驾车，翻过一个又一个4000米以上的垭口
从久治去班玛县约两百公里，整个上午，我们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路上驾车，翻过隆格山垭口之后，眼前一片开阔，年保玉则三十二峰一字排开。峰顶冰川终年不化，峰前云雾飘荡。年保玉则群峰的形态，与舒滑平缓的隆格山明显不同，年保玉则有尖利的诸峰，灰黑色的岩峰交错重叠。年保玉则是巴颜喀拉山脉的最高峰，海拔5369米，有几个峰尖已隐没在白云中。每当我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看天看云，都会惊奇地感到，朵朵白云居然会离我那么近。长长的塔群，高低错落，恢宏地坐落在半山上，俯视可以看到两条河流在山脚下交汇
青海省的省级公路养护得非常好，平整的路面上，用油漆画出清晰的白色和黄色行车线，在这样好的公路上驾车，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可一跨入四川省界，路况就不是那么好了。
我们下午一点到达隆格寺。隆格寺位于白玉乡，格鲁派的隆格寺大殿庄严，僧房众多，在寺前还有雄伟的白塔群，四排长长的塔群，高低错落，恢宏地坐落在半山上，俯视可以看到两条河流在山脚下交汇，是风水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没有进寺，只是爬上寺对面的山坡拍经幡。那里的经幡伞群与久治城外的十分相似，一位年轻喇嘛站在幡塔下，静静地看我拍摄。层层叠叠的经幡，密不透光，久经高原的日晒雨淋，早已不见了它们原本鲜艳的五色，只是一座座巨大的灰白布幢，耸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破损的幡条上，条条红色细密的经文，如在苍白的老人的皮肤上显现生命的血脉。从幢里向上观望，一圈圈、一层层，又像百年老树的年轮，历尽沧海桑田。
下午两点多，我们到达班玛县城，兆民以前曾在县招待所住过。车子穿过一片家属院，我们就看到挂着“莲花宾馆”牌子的县招待所，是幢三层的水泥建筑，白瓷砖外墙、铝合金窗框，这是藏区新房子最时髦的风格了。很幸运还有一间空房，而且是三人间，只是紧靠一间没有门的公共厕所和水房。招待所没热水，我只能在水房的水泥池子旁，用冷水洗了洗，精神爽快了不少。从早上天没亮就起床，赶到山坡上拍了两个多小时的经幡，又在海拔四千多米的盘山公路上开车、在好几个垭口停车拍经幡，这时放松下来，才感到很疲劳了，我和衣躺在床上，闭目休息。层层叠叠的经幡，久经日晒雨淋，早已不见了它们原本鲜艳的五色江日堂寺以大塔为中心，近百年里已建起一圈高高的玛尼石墙、一百三十多座石塔寺中央的“闪光铁山”，山顶上建有高层的大塔班玛县江日堂寺的经轮很少有停止转动的时候
五点多，太阳西斜，我们决定去江日堂寺。出班玛县城，过马可河上的水泥桥，就可以看到江日堂寺中央圆形小山头上的古塔了。江日堂寺也称追公寺、下莫巴白札多卡寺，位于距县东南4公里的江日堂乡。1937年，由四川省噶陀寺堪布阿端和白札喇嘛共同创建，归属宁玛派噶陀寺系统。寺中央有一圆形小山，被称为“闪光铁山”，山顶上建有占地112平方米、高4层的大塔。以大塔为中心，近百年里已建起一圈高高的玛尼石墙，四周被一百三十多座石塔围绕。
我在玛尼石墙和石塔群之间漫步，细细观看刻在玛尼石上的佛像和经文，夕阳照着石塔之间的五色经幡，在石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感觉渐渐融入这宁静肃穆的环境里，心灵变得超脱，思想更加活跃，很快进入了我的摄影心态。我在石塔附近走动，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一群光脚的孩子，为首的男孩拖着一个残破的塑料桶往前跑，几个孩子在后面大呼小叫地追，突然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停了下来，个个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着我。
在孩子们附近，我看到一间土房，土墙上画着白色的六字真言。土房顶上斜斜地挂着一串白色的经幡，衬着天空发出的淡淡的青光，与小店里淡淡的红光相呼应，有如天堂与人间的桥梁。从开着的小窗看进去，是个卖杂货的小店，一个女子正在店里忙碌，我在窗口拍了几张照片。也许是听到了相机的快门声，从里间走出来一个藏族男子，他直接从窗户爬出来，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邀请我进去喝茶。我担心朋友们找不到我，就站在窗外与他聊天。他祖上几代都是班玛县人，如今他已三十多岁了，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但至今还没有机会去过县城以外的地方。一串白色的经幡，衬着天空发出淡淡的青光，与小店里淡淡的红光，十分和谐卖杂货的小店里一个女子在店里忙碌着
我们在寺庙里拍摄到天快黑了才回到旅店，我感到非常疲劳，加上高海拔的原因，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倒在床上连晚饭也懒得出去吃。
朋友出去吃饭了，我从旁边的水房打了一脸盆水，回到房里打算好好擦擦出了汗的身子，却吃惊地发现水是灰黄色的，想必所谓的自来水，是从县城外的河水不经过处理直接送过来的。我用浑浊的河水洗了洗，窗外的天色已全黑了，似乎还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房间中央那只裸露的灯泡，无力地发出暗黄的光。
我斜靠在最靠近灯泡的床上，开始写日记。在这简陋的小旅馆里，在昏暗中，孤独一人，以风声雨声为伴，心底泛起微微的悲凉。虽然手术后已有两年了，但在这次高原旅行中可以看出，我的精力和体力仍没能恢复到手术以前的状态。
在十年后的今天，当我整理四次的经幡系列作品，比较它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回想并分析摄影创作时身心状态与作品的关系。我发现，2006年的经幡系列，从总体上看，都有一种压抑低沉的气氛，这与我在拍摄现场对眼前的经幡所感受到的气氛是一致的，无疑也与我当时内心潜在的悲凉情绪有关。
朋友吃了晚饭回到旅店，给我带了一些县城生产的饼干，我就着七十多度就沸腾的河水，吃了几片饼干睡了，并暗暗希望睡一个晚上，体力可以恢复过来。没想到半夜两点多钟，红肿疼痛的咽喉，使我再也无法入睡，我起来服用了药，又迷迷糊糊睡到天亮。看来为了保证顺利地完成还有很多天的高原旅行，我只能先在小小的班玛县安心养病了。灵魂的皮囊
我们原计划第二天早上，去江日堂寺旁的山坡上拍经幡，然后离开班玛县去达日县，但早上六点多醒来，就听到窗外的风声雨声，一阵紧过一阵。想想达日县离班玛县并不是很远，那里也许同样是大风大雨的天气，还不如在班玛县多停留一天。整个上午一直下着小雨，朋友们在房里待不住，决定开车出去转转，我一个人和衣躺在床上，看书养神。中午时朋友们回来，三人一起冒着雨，步行去县城一家小饭店吃了中饭，我们叫了西红柿炒鸡蛋、红烧土豆牛肉、炒油菜，兆民要了啤酒。菜上得很快，每盘菜的量都很足，虽然仍有严重的蚝油味，三个人吃一顿午饭，居然只要24元。
下午，雨渐渐小了，看着云层在一点点薄起来，估计天很快会晴，大家穿了防雨的风衣，又开车回到江日堂寺。古寺占地面积并不大，但寺庙旁不太远的山坡上，有巨大的经幡阵，从阵外面望去，只见经幡群如古代的士兵方阵，而且方阵连着方阵、方阵套着方阵，如迷宫般，层层叠叠。我试着找出走进经幡阵的入口，却无法找到，只能看到那一支支高耸的幡杆，刺向远处青山山头上的乌云。
我流连在那些经幡方阵的外围。被雨淋湿的经幡，失去了平时飘荡的风姿，相互贴得很紧，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在无情的大风雨中得以生存。有些地方，各色经幡因风雨吹拂，已相互绕成一体，难分难解，却自然天成，显现线条和色彩的韵味。更因为厚厚的云层，虽是中午时分却无强烈的日光。柔和的光线，使那些久经风吹日晒，已变得粗糙褪色，失去了生命力的经幡，在柔柔的阳光下、湿湿的空气中，质地和色彩反倒显得细腻饱和，似乎因为有了上天恩惠的阳光、雨水，个个又恢复了生命和活力。
我背着十多斤的摄影包，沿着经幡阵的外围，向山坡上吃力地爬去。从山脚的杂草坡开始，沿着时隐时现弯曲的泥道两边，杂草之中，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旧衣破被、挑杠和藤篮，一直散布到坡顶的白塔和玛尼堆。
佛教经典上说：佛祖释迦牟尼的前世，曾舍身喂鹰，以救度为欲望所苦、彼此循环吞噬的众生，唯有善行的光芒，才能照耀摆脱痛苦的途径。我想，也许正是对这种布施行善的道德追求，成为西藏的人们普遍采取死后天葬的精神基础。高耸的幡杆刺向山头的乌云
藏传佛教还认为，人的躯体，只是承载灵魂的皮囊，躯体是生命的附属物，当灵魂走向新生，所剩下的被切割、被分解的粗陋枯萎的皮囊，已不再是肉眼所见的恐怖尸体，它已演化为神圣洁净的礼品，布施给别的生命，成就了慈悲的精神。天葬，是人在这一世结束时，欣然愿意的最后一次布施。
面对如此景象，印度著名的史诗《薄伽梵歌》中的诗句，自然浮现：
穿破了的衣服，
身体就把它丢了；
用坏了的身体，
被寓居者抛弃。
我默默地站在杂草坡前，山风挟着细雨，拂面吹来，带来阵阵寒气，我浑身发冷。短短几天，我仿佛一下子看到了人一生的缩影：那些睁着天真大眼睛还很少见过生人的孩子们、那位还没走出过班玛县城的小店青年、那些在久治县城黄昏烟尘中的匆匆人影……一直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又出现了，难道这就是人生的缩影？而这里，这片杂草丛生的山坡，就是经历了生老病死之后，脱离了灵魂的肉体的最终归宿之处？我没再久留，快步往山下走去。四十年前的自己
晚上八点多钟，我们从江日堂寺回到县城，在一家叫莲花饭店的小饭店吃晚饭，我和兆民让老板娘为我们各下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面，特兴要了蛋炒饭，三人的晚饭一共花了18元。老板娘端来炒饭和汤面，就坐在一边与我们聊家常，她父亲是1950年解放川宁时，随大部队一路打过来的，后来就留在了县城，还找了个藏族女子结了婚。老板娘就在县城出生，又在县城结婚生子。但是几年前下了岗，夫妻二人才开了这家饭店，幸亏生意还算不错。这时又进来一帮喧闹的客人，为首的一个中年人，抬着一大纸箱当地出产的白酒。老板娘马上笑容满面地去招呼客人，很麻利地把客人安顿在两张大圆桌边就座，一桌是中年男女，另一桌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一会儿，冷菜热菜就摆上了桌。
我们三人很快吃完了面和炒饭，正准备离开，外面突然刮起大风来，大雨也随着倾盆而下，我们都没带雨具，只好又坐下来等雨停。我看那两桌客人，正兴高采烈地大杯喝酒、大口吃菜，饭局已到了高潮状态。中年男女桌旁的两个女子，正在较着劲对饮，一个看上去像干部模样的女子，手拿一个小小的木制托盘，盘上排列着八九个粗瓷小酒盅；另一个女子从托盘上拿起小酒盅，熟练地把盅里的酒，一个接一个地都倒进另一只手里的大玻璃杯中，然后仰起脖子，很豪爽地一口干了。之后，又如法炮制，倒满一大杯，微红着脸、醉醺醺地大呼小叫着来到年轻人的桌旁。我看到两张桌子之间的地上，有一堆空酒瓶。他们进来时抬着的一箱酒，里面还有六七瓶白酒没开封，看样子今晚不灌翻几个人，饭局是不能尽兴的了。
坐在小小的店堂里等着雨停，耳朵就不自觉地听起邻桌客人的对话来。不一会儿，我就猜出那些已喝得微醉的中年男女，是中石油公司和当地县城的干部，那桌仍十分拘谨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明显还带着学生气，是从各地刚毕业来这里工作的学生。我忽然有了时光倒流的感觉，40年前的我，也像这些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带着彷徨，怀着希望，从北京的大学分配到了大西北，一个位于黄河边的偏僻小县城，在那里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复一日，度过了人生岁月中最青壮的22年。
记得一位智者，用一首小诗描述芸芸众生相，都是“日出东海落西山，喜也一天，忧也一天；茫茫四海人无数，早也忙碌，晚也忙碌”地过日子。不知不觉中，一生中的22年，光阴倏忽而过，生命流逝，青春不在。我感叹人生的不可测，二十多年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在这个藏地小饭铺里，一幕幕地被回忆起来。那时，怎能预知，我的后半生会在地球另一端的大洋洲生活呢？而如今，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好似40年前的我，他们会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生活和工作多久呢？他们各自又将会有怎样的后半生呢？多贡麻寺的变化
在班玛县城住了三个晚上，第四天一早，我们决定去达日。蒙蒙细雨中，我们将车从一片寂静的县城开出，一个多小时后，就看到公路边的多贡麻寺。该寺由措拉创建于1840年，是原尼达部落的宁玛派寺院。大经堂和僧舍紧靠着公路，但眼前的寺庙建筑物都十分新，无疑已是近几年重建的了。所以我们的北京吉普刚停下来，寺内就拥出一大群年轻喇嘛，好奇地围住我们的车，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停了下来。从他们的服饰——瓦片状的帽子和带穗头的披巾式样，可以看出宁玛派的特点。
我看到与新建的寺庙、与公路相间隔着的山坡上，有几座非常古老的白塔，虽然已十分裂缺破旧，但与那些新建的经堂僧舍相比，多了历史的沉积。古塔如一群经历世事沧桑的老者，它们的片片断墙裂壁，如老者身上的皱纹和伤疤，纷纷述说着过往的辉煌，感叹着经历的艰辛。古塔顶上巨大的佛眼，上百年间，无论白天黑夜，从来没有合上过，默默地目睹着人世间的春夏秋冬。寺内的僧侣们都围在我们的车周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停下来从他们的瓦片状的帽子和带穗头的披巾式样，可以看出宁玛派与格鲁派的不同
当然，更吸引我注目的，是在古塔群之间挂着的条条经幡。久经日晒雨淋的经幡，已破损褪色，早已无法看出上面的经文，也完全没有了原本的五色，它们就如那群老者的衣裙，只是一条条灰白色的纤维，无助地挂在斜斜的绳索上，任凭高原的寒风冷雨，无情地淋湿吹打。
这一带的海拔在4000米以上，我慢慢地在古塔和经幡之间，在虚无缥缈的云雾中走动，很快全身心就融入了古塔经幡和云雾中，似乎一下子进入到另一个空间，那是只有古塔、经幡、云雾和青山的世界，只有风声细雨、鸟鸣草香的地方。在这个被想象转变了的现实空间里，连我自己也不再存在，只有视觉、触觉、嗅觉，如看不见的精灵，自由飞翔。
这是我拍摄时的最佳状态：周围物体的世俗实用因素，渐渐消失远去，显现的则是物体本身的形体或色彩，这些形体与它周围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多变的复合体，分分秒秒激起我的拍摄构思，使我忘却自身的存在，甚至周围那些我的同伴也似乎都已消失不见。拍摄者与关注的拍摄物之间已融为一体，形成它中有我、我中有它的关系。此时，观察变得细致、单纯和专注，内心的感觉变得敏锐强烈，使得我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由此，各种构思和拍摄方法不断涌现出来，随着拍摄工作的进行，这样的拍摄思维过程，周而复始，又一步步深化，更新的想法又产生了。离县城31公里的多贡麻寺紧靠公路，经堂和僧舍都是近年来重建的它们的每片残墙断壁都在述说着往日的辉煌，双眼目睹了上百年间的世事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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