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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0 0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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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郢娴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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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城论市——城市化背景下场所认同的危机与重建策略研究

观城论市——城市化背景下场所认同的危机与重建策略研究试读:

摘要

人是城市的主体,正是人的丰富多样化的生活使城市的实体建设和空间变得有意义,所有的建造都应该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生活,更好地服务大众。但如今在“大跃进”式的城市化推动下,城市呈现出的则是景观的均质化、空间的碎片化、形态格局的机械化以及空间意义的弱化……各种实体要素的堆砌使现代城市变为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空间,物质建设的繁荣和空间格局的趋同使人的方向感和归属感变得日益模糊,主体无法再依据个人的经验进行自身的定位,也无法对生存的空间产生情感依赖,于是一种新的场所认同危机伴随着现代性而显现出来。

认同问题产生于现代社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前不存在认同问题,只是大众并没有把“认同”和“承认”看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虽然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也存在身份认同以及依赖他人的情况,但是这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并不成问题。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主体自我的存在和生存的意义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认同问题在各个领域都逐渐显现出来。

那么面对此困境,该通过何种标准来营造场所才能让主体对其产生深刻的认同呢?本书通过作为主体的“人”将认同的议题与场所建立一种连接,旨在强调场所与主体双向认同的关系。场所认同的塑造过程亦是人对环境进行感知的过程,更是对人认知空间中历史、经验、情感、记忆、意义等的保护和回归。解决主体场所认同危机就是要恢复和重塑有意义的场所。因此,在重建场所认同的策略上,其营造的方向应以主体的行为属性、功能、情感的需求为导向,应满足主体在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体验的需求,注重主体精神空间的营造,努力建构可以使主体实现定向和认同的场所。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公共空间 场所认同危机 重建策略第一章绪论1.1 研究的背景与缘起1.1.1 研究的背景1.1.1.1 城市化背景下的都市转型

当代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有关城市空间的思考离不开这一大的宏观背景。城市环境在城市化的冲击下进行着剧烈、透支的都市转型,这导致城市空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49的10.64%升至2014年的54.77%。目前已有6.2亿~6.3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数字是美国总人口数的2倍多,是日本总人口数的近5倍,预计规划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人口将新增3亿多。这不仅意味着城市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更意味着未来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城市的发展建设出现冒进态势。其中既找不出进化演变的概念,也没有从规划到建筑的逻辑程序。纵向观察,城市在巨变:城市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地扩张、蔓延。横向审视,城市在趋同:高速路、立交桥、商业区、大广场、高层建筑、广告招牌、霓虹灯,等等,在每一个城市都能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不管是南方北方,还是穷城富城、大城小城,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都重复着同样的模式。单一雷同的空间格局脱离了原有场地的现状,地域特色和文脉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规模宏大的物理环境的激进建设,使原有的城市肌理以及承载着居民特殊情感、记忆与生活的街巷、院落和老房子随着城市的翻新而消失了,供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一度被压缩,虽然一直生活在城市中,居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却赶不上城市拆除与重建的速度。显然,城市这种连根拔起的巨变并不能等于城市空间质量的提高,更不等于人们认同和乐于接受这种超速变化的环境。1.1.1.2 现代社会认同问题的凸显

认同问题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受到关注,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认同问题的存在,而是因为“认同”在传统社会中根本不成问题,更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技术条件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有限的、彼此熟悉的网络关系中。在那里,土地赋予了村民同它之间不可割舍的情怀;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提供了神圣的生存目的和价值;宗族血亲关系为个体的繁衍和生命的延续做出了清晰的证明。在这样固定和熟悉的社会中,人被深刻地系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并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正是这种与地域牢不可破的关系与情感维系着人们对自身生存的价值观、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也成为人生存于世的重要心理根基。认同感对于这些具有固定和唯一身份的人们来说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种关系和价值观念却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彻底地崩溃了,工业革命的爆发致使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性通过强大的技术理性价值植入中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导致中国被迫开始现代化。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几千年来积累的对于生存意义和传统的价值观的确定性认识瞬间被抛入价值的虚空之中,他们处于茫然而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带来的文化断层和价值观迷乱,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角色认知。现代社会只追求效率和结果的工具理性逐渐开始控制人的思维和生活,它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人的异化:人变成平均的、同一化的人。于是“认同”在当代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1.1.2 研究的缘起1.1.2.1 新农村建设

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化被看作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被看作改变大众落后生活境况的唯一途径。对民族而言,城市化意味着摆脱质朴的农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而农业被看成是落后的、生计的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对个人而言,城市化意味着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被城市取代,从而实现所谓的“高雅、现代”的生活。在高度推行城市化的今天,乡村被定义为“传统”“落后”的,而

城市则成为“现代”“进步”的代名词。“城市化”被认为是脱离贫困、走向发达的必然渠道。

在“新农村建设”口号的响应下,农村以惊人的建造速度彻底地改头换面: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的农田被推平,建起了可与城市媲美的大型广场;不伦不类的欧式建筑遍地开花;庄稼地边缘种上了金叶女贞、小叶黄杨;果园路边种上了观赏性的碧桃……这些非生产性的、病态的、装饰性的景观取代了丰产的田园风光,乡村曾经淳朴自然的环境已然无迹可寻。

对于生长在农村的人们来说,城市承载着他们太多的梦想,营造城市般的环境、像城市人一样地生活也许是农民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面对整齐划一的新居,有的人露出了满足的微笑,也有的人满脸惆怅。值得思考的是:人们心目中对于乡村的美好景色何处寻觅?村口大树下聊天下棋的老人、小溪边嬉戏的孩童、街道胡同里丰富的生活、农作物形成的自然景观……伴随着农村建设的更新消失了。

新农村的建设不仅割断了这片土地上自发形成的村落格局和历史文脉,同时也抹去了农民心中对故乡原风景的痕迹和眷恋。空中楼阁式的改建方式使这些农民失去了见证自己存在感的历史环境,陌生的环境使人难以产生归属和认同感。1.1.2.2 失地农民被动城市化

由于快速城市化的推进,位于城市边缘的民宅和耕地被用于城市的扩张建设用地,作为边缘群体的农民被迫与原来世代依赖的土地分割开,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从相识的农村熟人社区中剥离出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身份和角色的转变。对农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了稳定的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割断了归属感,导致维系传统乡村社区稳定发展的制度和习俗作用的丧失,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

土地对于所有务农人员来说是一种独特的财产,它寄寓了农民一种特殊的情感和价值。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骤然转变、从从事农业活动到非农的转变,让这些失地的农民没有心理上的适应和过渡,再加上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排斥和歧视,更使农民陷入认同的焦虑和困惑之中,因此也衍生出许多问题,比如由于市民待遇缺乏、社会保障不力、就业困难以及由居住方式及生活空间的改变而带来的心理不适应,等等,于是其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过客心理、失衡心理。然而失地农民这些心理的障碍又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和信任危机,对城市居民、对社会产生敌视心理,等等,从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

在新农村建设的现象中我们都感觉到了场所对于人们归属感的价值和意义,其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属性与人们的行为、心理紧密相连;在失地农民被动城市化中体会到了场所对于塑造主体的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性。正是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促使我们意识到场所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区位,更承载了在这个空间里

的人的具体行为、相关的文化事件、记忆、情感、经验的积累,它对塑造主体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1.2.1 研究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中,主体自我的存在受到了有力的挑战,那些所谓真实的和虚假的、深刻的和表层的、相同的和差异的存在,反复地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空间场所还能证明真实的、唯一的自我存在感吗?在设计泛滥的今天,物质空间的堆砌消减了主体生存的意义,那么人们将如何奠基和回归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呢?在认同即将面临终结的当代社会,场所将如何继续塑造主体的认同?主体又将如何对场所产生认同呢?

本书致力于将场所认同问题纳入社会学范畴中加以探讨,研究城市场所在现代性的理论背景和城市化的现实语境下,在都市空间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物理空间的恶化、地方历史文脉及地方性知识的丧失,以此来进一步说明物理空间的变化,导致主体呈现出生存意义的错乱和心理、生活的隐忧,以及这些特性对场所的消极影响。本书侧重对主体的生存意义、个人情感、态度的关注,从其行为、感官、心理的取向方面着手,探索了重建场所认同的策略。1.2.2 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该课题反思了市民的公共空间在全球化、城市化、消费文化、极端现代主义操作模式的冲击下,呈现出意义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重新解释了人与生活场所间的固定性和统一性的关系丧失后,主体呈现出何种不定性的变化。通过对城市设计的激进物质设计的观察,以及对主体多角度的场所认同问题表现的解析,有助于避免城市空间设计的均质化,进而从实体环境的建设转向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关注。此外,深入地探究城市场所的意义,即如何重建能使主体产生归属和依赖感的生活空间,并使主体取得在社会、文化与精神等方面的价值塑造,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实际意义:一方面,该课题在人的生活与场所之间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认同关系,提出了重建场所认同的具体策略;另一方面,该课题旨在强调人与场所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突破了设计中工具理性和纯功利主义的桎梏,从而深化了本土特色设计的理念。通过本课题的深度剖析,能让相关设计人员和学者在未来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更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更多地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真正

做到服务大众的真实需求,给予主体更为深切的设计关怀。1.3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研究现状1.3.1 研究方法1.3.1.1 交叉研究法

场所是一类问题的表征,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形态,关于“场所”问题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限定在某单一学科专业下,对它全面深入的研究应是众多领域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说,研究方法必然是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本书的研究内容涉及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城市设计、设计心理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综合分析,并借鉴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这有助于将课题放到更为广阔全面的视野中进行深刻的诠释。1.3.1.2 文献研究法

本书收集和整理了与课题相关的理论文献,包括经典学术著作、专业期刊、学位论文、报告、新闻报刊等。通过对其系统的分析和概括,归纳整理出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议题。1.3.1.3 比较分析法

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场所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清弊端的同时发现优势,以供当代城市建构场所认同并借鉴。1.3.1.4 理论演绎法

本书通过对问题发生的背景、原因等系统全面的解析,推导出了适用于场所认同营造的理论雏形。本书以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理论为指导,在场所认同建构策略的演绎过程中遵循了界定的范围和逻辑的规则,将抽象、普遍的事理反映、具化到有针对性的问题上。1.3.1.5 问卷调查法

调查问卷的形式分为实地调查和电话调查。实地调查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即当场填写问卷和立即回收的方式,这种方法能够及时地与被调查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同时,还能对存疑的问题随时进行了解和询问。电话调查为随机选取号码,实地调查的方式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人群和地理位置,

虽然拥有多种类型的人群,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随机选取号码的电话调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丰富了被访者的身份和背景。1.3.2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书将“认同”的概念同“场所”通过作为主体的“人”而建立一种关系,力求在已有的关于场所营造方法基础之上,通过认同与场所的跨学科对接,使场所与人的关系问题更加明了和深入。

课题研究的开始不能不对“认同”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解。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现象,也是一个与自我、人格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学概念。认同问题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我是谁”的问题。它在现代性的语境影响和冲击下成为当代人无法回避或轻视的问题,是社会学科相关领域研究必然面临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认同危机”一词,他的“认同”是“自我认同”,表现为“人格上的同一性”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被称为20世纪系统描述人类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自此之后,认同便从心理学拓展到社会学等其他领域。伍庆的《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中对认同的概念有多重的辨析,对认同的哲学根源和社会基础进行解析,并提出认同建构的意义。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的自我与社会》从个人能动性的定义出发,对现代性进行论述,并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全球性的相关制度对自我认同的塑造和冲击。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的《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探讨了在后现代的信息媒体技术高发展的传播环境里,人们是怎样面对认同问题,并如何再次塑造集体文化认同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通过一些实例的比较论述了当地的人们如何重新塑造民族的认同或他们自己的认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从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多个领域进行分析和批判,意在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和控制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而使之成为扁平化、单向度的人,进而丧失了追求与现实世界相抵抗的生活的信心。这其中也呈现出了现代性认同的问题。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探讨了西方关于自我、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表达的作用等方面的观念史,并指出了在现代性的境遇中如何形成认同。此外,他在《现代性之隐忧》中从个人主义的泛滥、工具理性的猖獗、温和专制主义的兴起与政治自由的沦丧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现代性问题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关现代性影响认同的文献,还有齐格蒙特·鲍曼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现代性与矛盾性》等。

对于认同问题的研究大多是集中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相关领域的文献中,把场所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的认同结合在一起的相关

文献还是比较少见的。在诺伯舒兹《场所精神——关于建筑的现象学》中论述场所精神时提出了两种相关的精神:方向感、认同感。在对“认同感”的解释中他指出“我们的环境不只有能够造成方向的空间结构,更包含了认同感的明确客体”。他的另一著作《存在·空间·建筑》提出了人在世界上为自身定位所必需的基本空间、场所的相关概念。诺伯舒兹以建筑现象学为理论依据,系统地论述了场所的现象、结构、精神等理论,并通过城市实例来进行详细的解析,从而建立起了现代的建筑和环境营造中的场所理论。他强调物质空间背后的人文精神,对人的相关体验,如存在感、方向感、归属感的探讨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阿里·迈达尼普尔的《城市空间设计——社会空间过程的调查研究》中对各种空间和场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整体上阐述了建成环境的自然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指出城市发展过程与日常生活的交叉综合考虑的重要性。凯文·林奇则从环境意象、环境感知、城市形态等人文主义视角,注重人们在精神层面对物质环境的感知以及物质环境与使用者的互动关系的探索。林奇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提出了场所的本质特性。其著作《城市形态》分析了人的价值与实体城市之间的关系,并把城市设计的一般价值标准联系到具体的行动中。他的又一著作《城市意象》强调主体是通过在环境中直接的行为意识感受来建立城市的个性及可意象性,他从城市设计的具体操作层面指出了路径、节点、边界、标志、区域五要素的综合运用,能够加深城市的居民和外来的旅游者对城市的感知和认同,从而赋予城市空间以场所的意义。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城市设计教授乔治娅·布蒂娜·沃森和伊恩·本特利的《设计与场所认同》一书提出了场所制造与认同概念的想法,探讨了场所的形成与使用者的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认同的需求如何影响了规划和设计。该书以丰富的城市案例为线索,从物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建筑作品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和关照,以及作品同城市的物质形态、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提出了跨文化性和包容性的设计手法;从人的角度分析了一系列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对城市形态和建筑类型的认知,强调了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和存在价值,说明了当代人如何通过设计来建构有意义的空间。该书对于本书逻辑框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研究的框架与创新点1.4.1 研究的框架

第一章概述了本课题研究的缘起与背景、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框架与创新点以及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第二章从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场所缺失的理论根源和现实背景,指出在现代性和城市化大背景的影响下以及极端现代主义模式的具体操控下物理空间

的沦丧。

第三章的侧重点在于以“具体的人”在特定空间中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从环境与主体行为的互适与冲突、主体日常生活的祛魅与异化、社会语境下个人与社会认同的断裂、文化语境下主体记忆与感知的迷失四个角度总结了主体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以此来进一步说明空间的恶化带给主体多方面的认同困境以及这些特性对场所的消极影响。

第四章运用规划设计相关史论,考察和梳理了西方历史上有关场所缺失和营造的理论和实践,解读了他们在面临场所认同危机时如何提出人文精神的回归以及场所感知意义的构建,并从日常生活空间、公众参与、公共交通模式、人文精神四个层面归纳了其场所认同营造的成功转向,为我国当今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五章以上述章节中界定和提出的问题为研究范围,从主体的认知体验的补充与触媒、日常生活空间的再生与建构、本土要素的强化与重释三个微观的个人体验的视角,以及主体真实需求的满足与回归相对宏观的设计价值取向的视角提出了重建场所认同的策略。

本书的框架结构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的框架结构图1-1 本书的框架结构(续)图1-1 本书的框架结构(续)1.4.2 创新点(1)场所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领域,侧重于从技术实施、规划操作、中外历史比较等逻辑理性层面去探求操作模式的改观;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研究的范围大致是以全球化和消费社会中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阶级认同等问题的具体分析。虽然在建筑、景观等设计专业也广泛地使用该词汇,但是它仅作为评述设计作品体验时的一个形容词而被一语带过,通常被描述为认同感。很少有将场所中使用者的个人和社会认同与场所营造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保罗·吉尔罗伊提出:“全然不同的思想被压缩到特性的概念之中,它可以涉及宽泛的议题,在通常无关联的主题和观点之间制造出创造性的连接。”【注:[英]乔治娅·布蒂娜·沃森,伊恩·本特利. 设计与场所认同[M]. 魏羽力,杨志,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 10 】本书试图以一种宏观综合的视角,建立它们之间跨学科的连接,将认同的概念同场所通过作为主体的“人”来建立一种关系,使设计的议题能够在社会和政治的术语中进行讨论,同时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使对场所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解析更加明了和深入。(2)大多数人都知道物理空间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人的情感认知,但是具体是如何影响呢?表现在哪些方面?人呈现出何种状态?本书运用环境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方法,以场所中的人为主体展开研究,从人的行为感知层面重新解释了场所与人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反思和细致分析了与场所相关的多重要素是如何使主体的精神情感陷入认同困境,对主体造成哪些方面的消极影响。主体在场所中呈现出的多角度问题的剖析为以后的设计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为未来的设计取向转移了关注点。(3)本书将场所认同问题放在宏观的现代性的哲学理论根源与城市化的现实社会背景以及极端现代主义的具体操作模式下展开研究,正是在对这些相关原因交叉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以界定了场所认同重建策略范围。在策略重建上,从个人体验视角和宏观的设计操作和价值取向的视角,在理论指导和具体操作两个维度展开分析。1.5概念的界定1.5.1 场所与空间1.5.1.1 “场所”的不同理解

对于“场所”这个概念,整个学界对其展开了各种讨论,尽管不同的学者运用自己的学术视角和学科用语,对此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观点,并且一些观点和专业词汇有些拗口,但是这些对于我们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上,梳理这一思想的流变与争论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E·拉尔夫从现象地理学的角度阐述场所的观念,他认为场所是过去的经验、事件以及未来希望的呈现,人们在空间内发生的活动、事件或存在有意义的真实经验的积累,都使其对此空间产生认同感,那么该空间单元也就转化成了场所。他指出场所包含三重属性,即客观物质、功能活动以及场所意义。场所意义则又包含着象征意义、个人情感、态度与价值等。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认为场所是一种感觉价值的中心,一种主观的人类建构;是生活与发展的前提。人类的居住、日常活动、行为促使人们对场所产生强烈和持久的依赖。他着重强调人的主观经验和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追求表象背后的深层含义。经济地理学家玛塞认为场所是人类活动普遍脉络过程中特殊性的呈现。普瑞德指出场所是空间结构历程的一部分,是由空间社会实践构成的,同时场所也是这些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要素。“场所”进入建筑领域并成为建筑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范畴,归功于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舒兹。他在其著作《存在·空间·建筑》《西方建筑的意义》《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以现象学的方法把建筑空间同人的生活及其意义密切

联系起来。诺伯舒兹指出,场所是“具有清晰特性”和“生活发生”的空间。【注:[挪]诺伯舒兹.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7. 13 】 他受到德国哲学家M·海德格尔“定居”(dwelling)概念的启示,在其著作《存在、空间与建筑》中提出了“存在空间”的概念,他指出“存在空间”是包含“介于人与其环境间的基础关系”【注:[挪]诺伯舒兹.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7. 13 】 。诺伯舒兹认为定居不是简单的庇护所,人要定居就必须能在环境中辨认方向并对环境产生认同,也就是说能感受到此环境是充满意义的。在此意义下“定居”同“场所”的意思是相近的。而“存在空间”又总是体现为“场所”,所以说场所的本质在于人能在世界中定居,并能体验到来自自身和环境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场所中的定居并不仅意味着身体寄于场所之中,而且包含了人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尺度——心属于场所。图1-2 D·坎特的场所属性概念图 资料来源:程世丹. 当代城市场所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07.

英国理论家D·坎特受到拉尔夫的研究的启发,认为场所是由“活动”“物质属性”和“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建立了场所各要素之间的抽象关系的概念模型(见图1-2)。他进一步说明了成功的场所应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物质空间、感觉经验和活动。在坎特的研究基础上,J·彭特和J·蒙哥马利将场所的构成放到城市设计中进行更为具体的解析(见图1-3、图1-4),并且在每一特征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具体详细的元素,他们将物质形态理论、心理知觉以及相关的活动整合起来,这使模型在指导场所营造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效用。图1-3 J·彭特的场所营造的概念图资料来源:程世丹. 当代城市场所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07.图1-4 J·蒙哥马利的场所营造的概念图资料来源:程世丹. 当代城市场所营造理论与方法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07.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场所涵盖了实体区位、物质实体、空间组织等,但是它与地域、区位、场地并不能同日而语,地域、区位、场地这些词组的属性是可见的、自然的、物理的形态,它们的主体是“物”;而场所寓意的是可感的、人工的、精神的归属,它的主体是“心”;它包含人们对具体地方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信任感,以及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关系和形成过程的再现和记忆。总之,场所包含物质层面和人文层面双重意蕴,也就是说场所不仅由实体的物质以及它的形态、色彩、肌理等组成,而且场所自身都会具有一种特质。因此场所是一种定性的、整体的现象,不能够约简其任何的特质,诸如空间关系,而不丧失其具体的本性。【注:[挪]诺伯舒兹.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7. 13 】1.5.1.2 场所的界定

场所是一类问题的表征,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形态,它是针对空间而言的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场所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很难被界定,而只有在具体的情景中才能被框定。场所的营造也是一个融合多元、复杂、多变的过程,对其研究的范围锁定在人与场所互动关系上。本书中对场所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或城市群中存在于实体建筑之间的开放空间体,是

供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本书中的城市空间是指任何人都有权进入的、非私人领域的公共空间,包括住区户外场地、街道、广场、公园绿地、商业区外部空间、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的户外空间,总之包含了所有供公众使用的共享空间。它与专用空间、私人空间是相对的。1.5.1.3 场所与空间的区别“空间是指在日常生活三维场所的生活体验中,符合特定环境的一组元素或地点;两地点间的距离或特定边界间的虚体区域。”【注:[挪]诺伯舒兹.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3. 14 】可以说是天空和大地以及四周的边界共同界定、构成了空间。它是一个三维的物理尺度,是一个由长宽高三个维度组成的尺度概念。它不强调在其中活动的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意义。而场所不仅具有实体空间的形式,还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场所是空间这个形式背后的内容,包含了在这个空间里人的具体行为、相关的文化事件和记忆、经验的积累。当空间中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事件与人的活动以及所在地域特定的条件发生联系时,也就获得了某种意义。这样,三维物理尺度的空间就变成了场所。也就是说,场所是以具体的建筑形式为人们的生活和经历创造了一个具体的、独一无二的空间,进而通过人的活动赋予空间特殊的意义。1.5.2 场所与认同1.5.2.1 认同的概念

认同是一个与自我、人格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学概念。认同问题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我是谁”的问题。它在现代性的语境影响和冲击下成为当代人无法回避或轻视的问题,是社会学科相关领域研究必然面临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认同是由Identity转译来的词汇,正是由于它内涵的丰富性,因此出现了同一性、身份、认同等多种不同的译法。Identity最早是哲学和逻辑学的概念——哲学的“同一性”和逻辑学的“同一律”,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认同危机”一词,他的“认同”是“自我认同”,表现为“人格上的同一性”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被称为20世纪系统描述人类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自此之后,认同便从心理学拓展到社会学等其他领域。

认同包括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人认同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内在的深度感,追求自我的统一性及连续性。个人认同是自我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是指自我如

何在成长、变化、认识和实践活动过程中保持对自身的肯定。当然,即便是个人认同,也不是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真空状态下形成的,而是在与人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说,不存在没有社会内容的个人认同。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以及能够感受到群体内成员带给自身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具有共同社会认同的群体内拥有共同的价值、信仰和行动取向,群体身份的稳定能带来情感和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定感。1.5.2.2 认同的特征(1)主体性。认同的主体是人,它对于自身的认同并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而是能动地参与到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进而掌握建构的主动权。认同是在主体与环境、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主体自身的态度是决定性的。(2)能动性。认同并不是天生就被赋予和永恒不变的,更不是外部因素所能决定的,人自身对于认同的选择具有能动作用。主体可以主动地去选择某种认同,可以对社会所赋予的身份、环境表示不满和改善。认同作为主体的心理状态,可以能动地建构。当主体对目前的客观身份不满或同一性的感觉丧失时,可能导致认同危机。主体的主观认同和客观身份的冲突更凸显了认同的意义。(3)社会性。任何个体都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的环境背景下,所以也必然地同社会、其他人建立互动关系,我们不能把人从社会中分割出来,个体对自己的感知和状态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只有通过自身形成与他者同一的整体关系,才能获得真实的经验,并逐步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凸显自己的特质,认同正是在主体自身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并始终处于互动的过程中。认同揭示了外在社会因素对个人的作用,强调了社会同自我的互动作用。(4)历史性。人的认同并非持久不变的,它会因为人的经历、体验、思维、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认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个人的认同也会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正如认同问题是伴随着现代性而逐渐演变成被广泛关注的问题的。

认同是一种主观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包含了作为主体的人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以及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它是在自身同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注: 伍庆. 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1. 15 】认同强调的是生活在现代的人在认识、实践过程中,对其主体自身的地位、关系、意义、价值的找寻与承认。1.5.2.3 场所认同的界定

本书中的场所认同是指生活、活动于场所内的主体与场所之间的双向认同。

主体对场所的认同表现在身处该场所之中的人会本能地觉得亲切、舒适,主体的价值观念、文化、信仰、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与该场所产生互动与共鸣,主体会对其产生依赖和归属感。例如,北方人认同雪、风、冰,他们对踩在脚下沙沙作响的雪地感到快乐,享受雪中漫步的诗意;南方人因潮湿的天气和炙热的太阳而产生家乡感。生活在乡村的人,可能会对门前的一条小河、村口的一棵大树、一口枯井、一盘石碾留恋;作为都市的现代人,也会对生活的场所产生认同:或是街道拐弯处的一处空地,或是街心的一个公园,或是广场上的一尊雕塑。特拉克在《冬夜》这首诗中大体运用的具体意象都是我们熟知的日常世界的元素,如雪、窗户、门、房子、树、门槛、酒、面包以及灰暗和光亮等。在他的诠释中,这些存在的一般化的要素具体化为一个特殊的、地方性的情境,透露着存在于生活世界的意义。在《场所精神——关于建筑的现象学》中,诺伯舒兹正是用此来进一步证明了场所的基本特质,即具体的、地方性的强烈认同感。这里的认同强调的是主体对场所的归属感、识别感和情感依附的重要性,正是人置身于某空间中能清楚地辨别自己的环境和方向,在此环境中体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以及了解与场所的关系,所以才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情感和认同。正是人们认同该场所,所以它从没有意义的抽象空间变为充满意义、精神的和心理的具体的场所。

反之,场所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主体的认同。场所对主体的认同不仅包括对个人自身身份的构建,而且包含其他人对该场所中群体的构想和认同。影响人们身份建构的并不是有形的建筑、街道、景观等物理配置,而是它们对于生活在此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意义源于整个身体的所有感官都参与进来的人类使用模式,以及场所自身的感官联系。“场所认同就是一系列意义与任何特定的文化景观相联系,任何特定个人或群体用来建立其个人或者社会认同。”【注:[英]乔治娅·布蒂娜·沃森,伊恩·本特利. 设计与场所认同[M]. 魏羽力,杨志,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6. 16 】也就是说,场所的物质实体环境与主体在场所内发生的活动、记忆、事件等使用模式所呈现出的意义的集合,同时塑造了主体建构自身的方式(个人认同)以及其他人构想他们的方式(社会认同)。

主体认同是在主体与场所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主体长期的生活体验、经历、事件和记忆与场所形成了稳定的依附关系,主体保持着对自身的肯定并突现了个人的认同。例如,世代生活在北京四合院内的人们不管是对建筑形式布局、公共设施、生活、居住方式,还是街坊邻居,都形成了稳定的状态,而这些要素也同时塑造了该群体的认同。但是由于城市更新带来的拆迁导致维系这种认同的要素破裂,那么主体与原有场所之间的认同丧失,可能导致认同危机。正是因为人的行为活动、使用方式与物质环境发生关联才产生了有意义的

空间,即场所。正如“城市的表意不是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阅读一本书,听音乐会或看电视时的再现表意。城市只有当我们沿着小径达到和穿越它时才有意义,它不是一个再现,而是整体的环境。在城市以及空间场域中,我们比‘积极的观众’更加积极,比互联网和CD-ROM更加互动。超越互动性,比互动性更互动的是定居。我们定居或‘生活’在城市空间的场域之中”【注:[英]乔治娅·布蒂娜·沃森,伊恩·本特利. 设计与场所认同[M]. 魏羽力,杨志,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 17 】 。第二章场所缺失的哲学根源与现实语境2.1场所缺失的哲学理论根源2.1.1现代性的解读“现代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对它的研究不仅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正处于高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探讨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即“现代性”,对于寻求到场所缺失的哲学理论根源是极有意义的。

在哲学意义上对现代性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有哈贝马斯和福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读源自黑格尔对现代性概念的清晰表达,他把现代性问题发展为西方哲学上的一大基本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作为一个时代的现代性的特征与贡献,是个人的自我选择,实现主体价值的自由。其次是福柯,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他所说的这种态度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在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一种时代的意识与精神。它关涉的是某种社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或者说是某一社会主流性的哲学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与运作方式。

现代性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也正是启蒙思想导致了西方社会与传统的决裂,进而促成了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制。吉登斯指出,因现代性而产生的生活模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现在的普通大众脱离了以传统模式为主的正常运行轨道。一方面,它促进了全球化的社会联系方式

的建立;另一方面,它逐渐地改变着大众日常生活中某些最熟悉和最具特色的特征,这种变革比以往大多数变革要更为深刻。【注:[英]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4. 】2.1.2 现代性的危机2.1.2.1 个人主义的专注

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群体、行会等组织让位给了个人。个人主义以个人的需求和幸福为出发点,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重要性,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

个人主义只关注个人的生活,而对整个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失去了兴趣: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人的生命中不再有任何远大的抱负,只剩下可怜、卑微的舒适。亚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对此认为,“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注:[加]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杨文贵,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4. 19 】。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孤独的危险之中。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而且缺少了意义。我们缺少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更缺少了对社会应尽责任的承担。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表现为: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2.1.2.2 工具理性的崇拜

工具理性,也称技术理性,它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核心价值观,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从而服务人类的功利目的。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的本质就是工具理性。科技的初衷是改善物质条件、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为人类的生产生活适度服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创造出越来越高级的工具、方法和手段,与此同时,人类也越来越相信科技是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钥匙,于是科技越来越被人们推崇。当科技取得了自主性后,便将最初的目的、意识和价值抛诸脑后,而变成了控制人类思想行为的工具。于是起初运用于为人类谋福祉的科学技术将人类社会变成了牢笼,把人类变成了同一化的、没有思想的机器上的螺丝钉。马尔库塞在韦伯的基础上,指出数学和形式逻辑成为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借助于严谨的数学逻辑分析,自然世界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和格式化的世界,手段与目的被分割开来,在科技理性的极端形式里,所有的问题都被消解在数学逻辑中。在当代社会,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演变成组织化的统治原则,统一化、标准化、模式化的管理和操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系统中。工具理性的控制形态使人类对自然、社会失去了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认识。在技术的操控下,人类丧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在同一化的社会体系中过着温水煮青蛙似的舒适、温和的生活,从而成为技术统治的消极工具,人彻底地转变成单向度的人。2.1.2.3 人文精神的湮灭

以经济增长为终极目标、以科技为核心主导人类生活的发展模式,粗暴地作用于人类的社会文化环境,助长了技术理性的势头,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危机。德国社会学家狄尔泰曾在19世纪末对工业社会忽视人性的大生产评论说:“现在我们被科学的突飞猛进淹没,我们对于事物的本源,对于我们生存的价值,对于我们行为的终极茫然无知……”【注: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239. 】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之时,人们只顾得沉迷于它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却没有意识到不受约束和限制的现代技术可能从根本上诱导着人类发生认识上的偏差,使人类不再追求对终极幸福本身的追求这一更高的目的上。正如芒福德所说的:“接受这种现实生活的人们……一切都被精确地安排定当,他们选择的余地是很少的,他们被允许做出的反应也是有限的、不足的。说实在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孤独的人群’。”【注:③ 张京祥.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240. 20 】他还呼吁“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此外,托姆也指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应该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③我们必须意识到城市的发展不应被看成单纯的经济和技术要素驱动的行为,这些只是延续和丰富城市文明的一种手段。2.1.3现代性的反思

对于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受到崇拜的,人类看到的现代性以巨大的能量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对它的论述是发现式的。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一些思想家们开始关注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例如道德的困境、物化现象、人的异化、无根感、共同价值观的丧失等。这些困境的不可控引发了现代人文科学的反思和批判。

马克斯·韦伯是较早对现代性持有悲观态度的人,他认为现代性的进程中每取得一点进步,都是以牺牲个体的创造性以及专制体制的扩张为代价的,他剖析了现代性中的价值理性是如何转变成工具理性从而全面控制人类的;福柯、德里达等学者认为现代性扼杀了人的个性,抑制了多元性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对人

的统治和压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现代性的技术和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理性已然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单面的社会以及人类单面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对人类进行全面统治和控制的基础。哲学家、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1999年BBC的莱思讲座中说到,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历史变迁的时期,面对的似乎是我们越来越不能控制的世界,是一个极度风险的世界和社会。亨利·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以及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产生的背景原因的解析,实则同对现代性的反思有异曲同工之妙。亨利·列斐伏尔说:“在很长的时间里,‘现代’一直被视为与‘古代’相对。在几个世纪里,这个词是成功者自我评判的工具,用来将异己的所有东西(或者他们认为是异己的东西)放逐到过去。尽管它的意义有变化,但它神奇的力量似乎不可穷尽。”【注: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 】查尔斯·泰勒在解读现代性的三个隐忧时,也指出:“它们确实触及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感到困扰和迷惑的大部分问题。我将要谈论的忧虑是耳熟能详的,不必向任何人提醒这些忧虑;它们一直在各种媒体中被讨论、被惋惜、被挑战、被辩驳。这似乎是用不着进一步谈论它们的一个理由。但是,我相信熟悉掩盖了混乱,我相信我们并未真正理解使我们忧虑的那些变化,我相信通常对它们进行的争论事实上错误地表达了它们——因此使我们错误地相信我们能对它们做些什么。”【注:[加]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 21 】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列奥塔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外,诸如尼采、涂尔干、海德格尔等人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后果和现代性本身进行了批判和反思。2.1.4设计的现代性隐忧2.1.4.1 技术至上的设计取向

科技的进步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更进一步滋生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欲望。航天技术的探索突破了古人仰天长叹的束缚、通信设备的进步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基因技术的问世控制了物种的变化、计算机的普及更新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大规模的生产建造还是微观技术上的探索研究,科技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人类的无限推动器,瞬间改变了世界,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人类对这突如其来的发展在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时,便已开始陶醉于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进行各种式样的创造。科学技术的进步虽带给人类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使人们逐渐被包围在工具所创造出的世界中。它改造了人的内在结构,使人以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无限膨胀压抑了其

他方面的需要,从而使人的自我意识和存在萎缩了。

当代设计理性困境通过物的逻辑和设计理性逻辑取代人的主体逻辑而达到极致,设计沉迷于科技的无所不能和震撼的视觉效果,忽略了人生存的主体性。当国外在忏悔高层建筑给人的生活带来各种弊病时,我国的摩天大楼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它们的崛起和盛行表明了人的生存理性最终被导向完全的技术合理性控制中,而摩天大楼本身所体现出的象征性和炫耀性,将设计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理性形式。金茂大厦的设计师和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曾说过,今天建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大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大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只是个社会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设计现代性的文化价值问题。摩天大楼的盛行受技术迷恋、商品经济发展和现代理性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设计对结构和技术的崇拜,使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工具理性形式的附属形式,人的日常生活主体性被技术崇拜的极权形式所主导,技术理性的不断扩张,使其占据了统治力量,成为统治人、束缚人的异己力量。

人在高科技的光环下不能正确地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盲目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个人价值,逐渐从自然的主人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从而导致了技术理性异化的产生。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让设计共同体中的各个群体走上了极端,也走进了设计的误区。设计不再关注人的正常生活的居住和使用需求,设计师沉溺于高科技的享受,开始对设计中纯粹的理性形式的探索,这种向技术理性崇拜的设计理念,致使人作为一种生存主体和功效主体的价值和需要被忽视,导致了人类审美传统与伦理精神的失落。2.1.4.2 物凌驾于人之上

在当今的设计实践中,人与物的关系出现了颠倒,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无形中被“物”所取代。人们不是让“物”来适应人的使用需求,而是牢牢地被物品所控制。由于批判意识的缺失,主体还觉察不到这种来自产品的操纵,成为它的牺牲品和执行者,“物”进而成为统治主体的异己力量而存在。

在消费至上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设计精英步入奢侈品的设计行列,生产出脱离大众日常生活需求的高端产品。设计与商业的合作,导致设计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内心的关怀迅速让位于产品奢华的外在形式,“设计以人为本”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广告招牌。在当今日益物质化和肤浅的享乐主义之下,大多数人的内心充满了空虚和不安,而设计作为一种能控制大众日常生活的最直接、最具体的策略形式,引导并牵动着消费者的视听。操纵者们在精神上对主体的感官进行贬值,而主体却对那些轮番轰炸的、可有可无的物质迷恋甚至痴狂。正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无限追逐促进了产品的再设计,而产品的再设计又把人们导向对其更为狂热的追逐中。如此的恶性循环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这种表面虚假的、被设计的幸福形式让使用者难以分辨自己是真的需要还是出于自主的

欲望之外。表面上看,好似是主体的日常生活个性价值得到了张扬,在本质上却因产品所呈现出的意义的浅薄导致了人类精神和文化更为深刻的危机。作为产品使用者的“主体”像玩偶一样被物品以及物品背后的创造者们牵动、控制着,失去了自主的选择权。

在如今的社会中,人的多样化需求被忽视,人的概念被整齐划一,人所拥有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被设计师的主观意志剥夺。设计不再考虑人的宗教和民族差异,也不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功能,人人都有同样的需要。设计忽视了一些人作为有机体的必然的、不同的需求,并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对待,然而这个起跑线也是被幕后的操纵者调整了的、远离日常生活的起点。在这种对非日常生活过度重视的世界里,使用者逐渐失去了支配和影响客体的能力,从而被抛弃在一种被意识化或符号化了的抽象的生活世界里。2.1.4.3 受控的大众生活

物品生产只有极大地刺激消费,才有可能赢得高额利润回报,所以生产商在追求销售额的利益驱使下,要求设计师的产品推入市场后具有一定的流行期限,并把最新研发的产品作为保留产品,在旧产品推出一段时间后再上市,目的是让消费者觉得自己先前拥有的到今日已经陈旧,需要激起消费者再次购买的欲望。在这种消费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大批量生产、消费,并大批量废弃的模式中,产品的使用周期大大缩短,人们手中的产品不断更新,旧产品在3~5年时间内就被新产品取代。这种人为控制大众需求的方法可称为“有计划的废止”。它包括“功能型废止、样式型废止、质量型废止”,然而这些制度并不是设计师个人的创造,而是企业生产商、设计师、工程师、金融和市场专家等通力合作的结果。他们的合作使设计目的不再纯正。

这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有计划的废止”如出一辙。但那时此方法的实施对当时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目前的市场依然仿照那时的设计理念和销售理念,设定产品的使用期限,致使消费者手中拥有大量“用之不得,弃之可惜”的生活用品。设计源于因对商业利益的追逐而进行的外观样式的改变以及对流行趋势的控制,这让使用者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正是这些片面追求商业价值的设计导向,使人们陶醉于人为操纵下提供的丰富物质生活中,它催生了无限制的需求膨胀,从而更有效地刺激了商业设计的发展。

诚然,消费设计本身并不存在道德伦理问题,但当利润和消费成为设计唯一的追求,当设计师变成资本运作链条上的一个零件时,设计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商业营销技术。在这样一种利益至上的消费社会,设计师逐渐失去了对设计道德的思考,从而陷入一种系统的、体制性的盲目之中。基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和企

业生存、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消费主义设计,已然介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严重地腐蚀着每个人的价值观念甚至是整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然而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不但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设计伦理的重要性,还在无形中加剧了价值观念中的偏差,使设计丧失了对适应现代日常生活的新伦理观进行探索的意识,最终导致了当代设计伦理的缺失。【注: 董雅,张郢娴. 设计共同体能动性回归的本质探寻[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1,13(2):103108. 24 】2.1.5当代设计发展困境探究

古代中国的造物水平不论在材质、技术、工艺还是功能、形式上,都体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准,然而为何到了近现代以后,中国所谓的“设计”逐渐沦为抄袭、批量生产、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其实这种困境和尴尬并不单纯是技术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问题和道德伦理的问题。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造物设计是按照当地各异的生活方式以及自身的需求进行的器物生产,在这种造物形式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高超卓绝的技艺,而且深刻地表达了同传统的生活、社会、道德和礼仪等相一致的道德价值观念,它所基于的是久远的文化传统和品质,中国在“器进乎道”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造物背后塑造的是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品质。然而,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及现代技术的发展,致使中国不得不反思由于知识、技术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实施转向的现代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被动的、非自觉的矛盾与无奈之下模仿西方现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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