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论丛(2015年第1辑/总第7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付景川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珠江论丛(2015年第1辑/总第7辑)试读：

理论前沿

>

中国道家思想的当代解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汉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当中，虽然不是最古老的，但她是迄今为止流传、延续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的经典数不胜数。如果我们从中选出一部“经典中的经典”，能够涵盖整个人生的大智慧，大概非《老子》莫属。一 老子及其著作——基于《史记》的记载与评价

关于老子，由于年代久远，他的生卒年、姓氏和事迹已经无法很细致地考证。《老子》这部书被人历代传诵。有人做过统计，它用的单字大概有800字，总字数大概是5000多。《老子》这部书的内容博大精深，语言也极为精妙。这部书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分成两部分，共有81章，也就是81段。前31章被称为《道经》，主要论述《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后面的部分被称为《德经》，主要论述“道”和“德”之间的关系。老子的著作由这两部分构成，所以，又被人们称为《道德经》。《老子》把人的思想修养的内容分成几个层次，最高的层次就是道，道下面就是德，德下面就是仁，仁下面就是义，义下面就是礼。[1]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老子》的思想进行阐发的是战国末期的著名法家人物——韩非。韩非有一部著作叫作《韩非子》，其中有三篇很长的文章来讨论《老子》的思想，分别是《主道》、《解老》和《喻老》。在《喻老》中，韩非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道，是万物呈现自身状态的依据，或者说根据、最根本的东西，是各种理汇集的地方。理，是各种事物的纹路和脉理。理，本来的意思就是事物的纹理。比如说，树木有纹理，后来引申出道理——抽象的理论、观点。而道，是万物所以成为万物的依据，或者说根据，所以，道是用来治理万物的。这是最早对《老子》思想进行阐发的韩非的话。

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有一篇关于老子的传记，司马迁把韩非和老子的事迹写在同一篇传记里，即《老子韩非列传》。这是一篇合传，不仅记述了老子和韩非的事迹，还记载了庄子、申子的事迹。其中，还记载了孔子的一些事迹，比如，孔子去拜见老子，老子对孔子进行教导，孔子对老子非常敬重。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后面说道：“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卑卑指很勤勉、勤奋），施之于名实。”下面说到韩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这段话首先是说《老子》尊崇的“道”就是“虚无”，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虚无”，并不同于佛家的“空”。佛家讲究“色空”观念，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空的。老子的“虚无”并不是“空”，而是指事物的原始状态是一种混沌，是模糊一团、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说，老子的“虚无”与佛家的“空”并不是一回事，老子用来因应万物变化的方式是“无为”。可见，他的著作是比较难读的。司马迁也说，微妙，深奥，不宜读懂。庄子阐述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德”思想，所以说“放论”“散道德”，把它发散开来，进行阐发，所谓的“散”和“放论”就是指庄子对《老子》的阐发很充分，并且文风很潇洒、随意、不受拘束；后人称庄子的文章是“汪洋恣肆”。在中国哲学与文学中，“老庄”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司马迁又谈到了申子（申不害），说他很勤勉，致力于名实关系的研究，说韩非子重视规范和法律，说他明辨是非，主张穷尽事物的真相，不讲情面，少恩惠。关键是后面的话，司马迁说，以上这些人物的思想，全都起源于老子“道”与“德”的学说，《老子》的思想影响实在是深远。《老子》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是全面的。我们说，儒、道、法、兵等各家，实际上都是源于《老子》关于“道”和“德”的论说。太史公“深、远、矣”这三个字的评价是很准确的。中国哲学历来是关注人生和政治问题的，它不是空谈一些思维方面的概念，而往往向上追寻到伦理道德的层面，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儒家学说。老子哲学的特点不同于上述框架，他的思维比儒家要开阔得多，扩展了思考的范围，由人生、政治和伦理、道德延伸到宇宙、自然，呈现一种终极追寻的特点，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终极追寻。二 “道法自然”——人之道与天之道（一）道——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所谓的“道”，就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所谓一般规律，也就是普遍规律。“一般规律”这个概念，老子用“常道”“天道”这样的概念来表达。《老子》开篇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徼：端绪，事物发展的线索和脉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有和无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来源是一个），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段话的意思是，“道”这个概念，如果可以用言语表述清楚、表述穷尽的话，那么，它就不是那个普遍的“道”了。也就是说，普遍的“道”是无法用言语来说清楚或者完全表述清楚的。“名”这个概念，如果可以用言语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是普世的“名”了。我们给一个事物命名，总是抓住某一个特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它就有不同的特点，可以说，其特点是说不完的，但是命名的时候只取了一点，所以，老子说，“名”，如果可以表述出来，根据一点来定名，就不能说是一种普世的“名”。“无”这个概念，是用来称说天地万物初始的状态，就是混沌；“有”这个概念，用来称说万物的母体和根本。所以，人们常从“无”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的玄妙、初始；也常常从“有”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发展演变的线索。“无”和“有”两者同出一源，只是名称不同，它们都可以被称为“玄”。所谓“玄”，就是幽深、微妙。幽深而又幽深，这就是洞悉万物变化奥妙的总门户。

2500多年来，从古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对这段话的解释、对它的标点和断句，都是有争议的。分歧点主要在于“道可道，非常道”。有一种流行的解读认为：“道”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清楚、表述完全的。这种解读并不符合老子的原意，也不符合人们的哲学常识。真理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是我们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我们只能去无限地接近它，而不会穷尽真理的探索。

对“道”，《老子》还有一段比较玄妙的描写：“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甫：开端、原始状态）。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此，指的就是[2]‘道’，是根据‘道’来考察事物的原始状态）。”中国哲学里面有所谓的“混沌”，在古代和现代都有“混沌”和“浑沌”两种写法，意思是一样的。混沌这个概念，就是指事物浑然一体、模糊一团、不可分割的状态。混沌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老子》关于“道”的论说。《老子》的“道”是博大精深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深化对道的认识，不断地用言语去表述它。包括哲学、历史在内的所有的学科，总是没有尽头的，人们的认识总是要与时俱进的。我们也是不断地用言语去表述、补充自己对道的认识，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老子所说的“道”，如果“可道”，就不是普遍的“道”。

老子对“道”也有不那么玄妙、抽象的解释，比如，他提出的“道法自然”。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域，指天地之间），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3]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说得很清楚，“道”是根据自然运行规律所总结出来的东西。对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人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但又是不可能穷尽的。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经过战国时代的庄子和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阐发，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二）天人合一——道家哲学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最显著的特点，它的意义深远。季羡林教授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话》一书中，对“天人合一”有过这样的论述：“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有些人总是企图用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的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这个世界天地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个整体。”季羡林先生还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天人合一”的思想核心就是“合”。东方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综合；西方思维方式的特点，有人概括为分析。“合”，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强调事物之间的多方联系性，因而，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合作，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和睦，追求世界的和谐。这种东方的哲学思想，与以分析和竞争为特征的思维方式，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一个思想基础，作为中国人处理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原则的思想基础，它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已经超出中国的国界，它的正能量正在不断得到发挥。这一点大概是2500多年前的老子始料未及的。老子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是非常珍贵的。（三）“人之道”与“天之道”的关系

老子还形象地论述了“道”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这种论述使“道”变得更加具体。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4]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天道，意思是：天道就好比给一张弓安装弓弦，高的一端要压下来，低的一端要抬上去。弓弦总是比弓背要短的，太紧了要放松一些，太松了要收紧一些。然后，老子做出总结：天道就是要消减有余的一方，去补偿不足的一方。而人类社会所奉行的道，却与天道正相反，是剥夺不足的一方，奉献给有余的一方。谁能把有余的东西奉献给天下不足的人们呢，只有遵循天道的人能够做到。因此，圣人做了好事而不要求回报，成功了而不居功自傲，不愿意表现或夸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此段论述的核心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追求的“道”是一种均衡之道、和谐之道。从自然界来讲，昼夜有交替往复，月有阴晴圆缺，四季有变换流转，都表现为矛盾的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都在演绎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界从而呈现一种均衡性、和谐美。谈到“人之道”的时候，老子对其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说：“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个批判是很尖锐的，正中要害。人世间的剥削、压迫、不平等、不公正，都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具体表现。《老子》用“则不然”三个字，给予了严正的判决：这样的“道”是不符合天道的，早晚是要改变的，正道的光芒终将照亮人类社会。

继《老子》之后，孔子的《论语》里面提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正面批判剥削和压迫。可见，孔子的理想社会也是体现均衡之道、和谐之道的。在中国历史上，“均贫富”的思想一直延绵不绝，历代农民起义都是打着这个旗号，都有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中共十八大会议上把“共同富裕”作为共产党的追求目标，再一次庄严地写进自己纲领性的文件，可见，《老子》思想影响之广大和深远。

这一段论述还特别提到了天道的实践者和执行者，天道是要通过人来践行的，什么人可以来践行天道呢？《老子》说，只有有“道”的人，也就是圣人，能够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做到“有余以奉天下”。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对老子提出的“有道者”最准确、最好的诠释。老子对圣人的解说和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很吻合的。《老子》第四十九章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有“道”的人通常是没有私心的，以百姓的心为己心。《老子》中有一个词汇要特别注意，就是对“圣”的解释。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陈鼓应教授说，“圣”字在老子的书里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指圣人的“圣”，乃是指最高的修养境界；另一个是指自作聪明。所以，对《老子》中的“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联系上下文搞清楚。比如，《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圣”就是断绝“圣”、消灭“圣”，“弃智”的“智”也有两个意思，有的地方指人生的智慧，有的地方指自作聪明，这个地方的“圣”和“智”用的都是贬义。三 “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辩证”在古代有两种不同的写法：“辩证”和“辨证”。它的本意就是辨析和考证，后来“辩证”的意思发展成为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用静止的、片面的、孤立的眼光去看问题；“辩证”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的。所谓“辩证法”，就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一种哲学学说。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相互的联系和作用之中，互相之间都会有影响。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5]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意思是：道作为万事万物的一般规律，是包含阴阳对立与转化的。阴阳二气，互相冲突又互相交和，从而“冲气以为和”，促成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断趋向和谐。这句话前面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虽然明确了“道”是宇宙的本原，具有创造多样性世界的功能，但其中蕴含了辩证的运动，既包括了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也包括了对立统一、互相转换。道，作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既包含了世界本原的本体论意义，也包含了辩证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老子的思想，处处显现了辩证的色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一）关于“对立面相辅相成，相互转化”思想的论说《老子》有这样一段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6]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恒也’就是说这是普遍规律）。”一般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这样的：天下之人都懂得了美的东西是美的，那么，也就懂得了什么是丑的；都懂得了善的行为是善的，那么，也就懂得了什么是恶的。有和无相互生成，难和易互相形成，长和短互相映衬，高和低互相包含，乐器的声音和人的声音相互调和，前和后这两个概念互相顺随，这是永恒的。这段论述强调了事物的整体性，强调了对立面之间的联系、统一、矛盾，特别是对立面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更倾向于这后一种解释）：天下都知道某种东西是美的（并且都去追求它），那么，它就变丑了，就不美了；天下人都知道某种行为是善的（有益的，并且都去这样做），那么，这种行为就成了恶的（无益的）。这种解读更加强调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并且论述了转化必须要具备的某种条件。

比较不好理解的是，“皆知美之为美”怎么就丑了？“皆知善之为善”怎么就不善了？这个道理可以用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博弈论里面的“囚徒困境”来说明。博弈论就是研究在激烈的竞争中怎么样能够胜出的理论，“博”和“弈”是中国古代的两种棋，像我们下的围棋、象棋，博弈论是一种关于下棋的理论。对博弈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大家耳熟能详的“孙膑赛马”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在研究博弈。“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面一个著名的案例：两个同案犯分别被单独囚禁和审问，两个囚徒同时被告知，谁要是先揭发了对方，可能获得释放，结果两个人都供出了对方，但是由于分不出时间的先后，所以，两个人都被判刑和关押。站在囚徒的立场上来看，他不想被关监狱，揭发对方对自己是有利的。但是，最后两个人都被关进去了，原因恰好是那个获得释放的条件——先供出对方。“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结果是两个人都被关进去。

囚徒困境，以及整个博弈论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主流经济学观点的一种颠覆。主流经济学认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把这个最大化的利益叠加起来，就是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就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美已；皆知善之为善，斯善已”——每个人都去追求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利益就最大化了。但是，老子的说法跟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正好相反的、对立的；而与“囚徒困境”的说法有些相似，大家都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就不可能避免恶性竞争。像三鹿奶粉等事情就出现了，就不可能避免形成垄断，不可能避免形成贫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就会导致社会的动乱，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最小化了。这一点恐怕正是老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所在。

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不少。比如汽车，人们都知道它风驰电掣、平稳运行，好不好？真是好。天下皆知汽车之方便，结果大家都去买车了，但情况发生了变化——“斯不善已”。堵车了，开不动了，北京是首都，现在被人称为“首堵”——堵车最严重的地方，接下来是限号、限购。随着汽车尾气排放的不断加强，空气、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不仅是汽车尾气污染环境，对人类而言，今天已经是一个汽车泛滥的时代了。有人统计，每年汽车的产量大概是5000万辆，全球汽车的总量大概在20亿辆，这就意味着，要消耗多少铁矿石、铝合金、铜、橡胶和能源，要制造多少污染。汽车的泛滥，造成高速公路不断被修建，农田不断被侵占，矿山不断被开采，然后还天天堵车，所以，汽车这个东西很可能已经成了当今工业社会的一个负担。

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人们都知道专业化好，能够提高效率、促使技术进步。但是，按照老子的说法，“斯不善已”。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细化到了一个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只知道在某一个部位去拧上一个螺丝。技术进步了，效率提高了，但是，人被毁掉了。因为专业分工，人们变得简单了，或者说变傻了，这就是皆知专业化之好，不知专业化之弊。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希望，他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人道的。但是，我们今天专业化的分工，人都变成螺丝钉了，人作为万物之精华、天地之灵长的那种潜在的能力被毁掉了。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导致人的头脑越来越简单，工作的意义只剩下挣一点钱来养家糊口，这样，人就越来越往动物的方向滑落了，这正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大缺陷。深圳富士康的“连连跳”，很可能就是同这种情况相关联的。效率的提高、技术的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的尊严、个性，服务于生活的丰富化，这样的变化才是进步的。如果分工细化导致人变得越来越局限和简单，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枯燥、无味，这究竟是好还是坏？恐怕是坏。我们再向深层去观察，如果专业化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所谓技术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只是给资本的扩张造成了更大的空间，导致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资本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运行，那就更坏了。对上述种种社会现象，学者历来有不同的见解，争论不休。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老子，用很简洁的哲学语言道出了其中的真谛，那就是“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在第五十八章上同样有一个很精彩的论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这段话的意思是：灾祸紧靠着幸福，幸福隐藏着灾祸。我们的成语里面有所谓的“乐极生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正常可以转换为异常，善良也可以转变为妖孽，人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由来已久了。（二）关于“柔弱胜刚强”思想的解读“柔弱胜刚强”，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同样表现了老子思想的辩证色彩。《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7]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意思是：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能胜过它，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真正替换得了它。柔能胜过刚，弱能胜过强，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又都不能按照这样的道理行事。

水是天下最柔软的东西，同时又是天下最能够攻坚克强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滴水不断，它就能够凿穿金石；即使是最锋利的宝剑，也不可能伤害到它，所谓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原因在于水的坚持和汇集，坚持就能不断锈蚀钢铁，不断汇集就能够汇聚极大的能量，例如，海啸和巨浪。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面，这个道理处处都有表现。比如，一个企业包括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硬件是资金、厂房、设备，软件是制度、管理。企业界不乏大企业倒闭的现象，这些企业的硬实力不能说不硬，但软实力比较薄弱，所以，企业倒闭大多坏在软实力的薄弱上。相反的例子也很多，一个弱小的硬实力不强的企业，初期的发展可能很缓慢，但是它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和积累，当积累了市场经验、技术、人脉和领导经验以后，就可能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甚至在竞争中胜过品牌大企业，这就是所谓的“柔弱胜刚强”。企业发展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的创业比较成功，就是它有技术积累、经验和人脉，只是缺少钱，即它的软实力比较强，就是缺少硬件，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成功。初次创业成功以后，有钱了，在二次创业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企业的软实力是弱的，只剩下钱，就往往会出问题。经验、技术、人脉，这些比较柔软的东西，不是具体有形的东西，在激烈的竞争中，软实力比硬实力更为重要，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柔弱胜刚强”。

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柔弱的一方都会胜过刚强的一方呢，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8]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意思是：人活着时身体是柔软的，而死亡后身体反而是坚硬的。草木生长的时候是柔脆的，而死亡后却是干枯的。所以，坚强属于死亡一类，柔弱属于生存一类，因此，用兵逞强就会遭受失败，树木粗壮就会遭到砍伐，凡是强大的都处在下面，凡是柔弱的都处在上面。意思就是软实力的作用超过硬实力。《老子》这句话要说明的就是：柔弱要胜过刚强，条件就是柔弱必须是有生命力的。这里的“弱”，不是软弱，不是虚弱，不是懦弱，而是柔软弱小。可以想象一下，什么事物柔软弱小，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婴儿刚生下来就是柔软弱小的，但他绝对不是虚弱，所以，他能不停地成长。柔软弱小是新生事物的初期状态、起步状态，象征着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而不是衰弱。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柔弱才能胜过刚强。所以，老子还曾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9][10]《老子》中说：“物壮则老，是为不道，不道早已。”就是说万物过于或过早地强壮了，就会走向衰老，这就不符合“道”，不符合“道”就早早地结束、走向灭亡了。《孟子》当中有一个寓言《拔苗助长》，与老子说的“物壮则老”相吻合，是同一个道理。现实生活中类似拔苗助长的事例并不罕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具有原生性，是无形的，是国力和生命力的体现。现在要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文化里面会生发出各种制度，制度是有形的。现在的企业管理有一种倾向，就是追求尽可能地把管理细化，细化为刚性的制度。但是，用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完全制度化的管理，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完全僵化，它的活力和生命就会丧失掉，特别是那些缺乏文化底蕴的刚性制度，将会使企业丧失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逐渐走向衰败。一个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一定是柔软的、富有弹性的，如果是坚强或者僵硬到一点都不能变通的地步，那就意味着它已经死亡了。因此，有学者提出，文化管理要重于制度管理。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就是缺少制度的企业会更有活力？显然不是，缺少制度只能导致企业的混乱而不是企业的发展。《论语》中说的“过犹不及”“中庸之道”，都是古人的思想精华，就是主张要把握好事物的“度”和“分寸”，这与老子所说的“物壮则老”是一个道理。关键是，什么是“壮”、什么是“过于”、什么是“老”，这个度在哪里。“过犹不及”“中庸之道”“物壮则老”，这些思想都体现了辩证思维所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

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很清楚地表明，老子的思想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思想境地，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老子辩证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过去了2500多年，我们今天重读《老子》，仍然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Chinese Taoists-On Lao Tzu’s TaoSong Shaonian

Abstract：In the precious liter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LAO TZU（The Book of Tao and Teh） can be regarded as “classic of classics” with its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 and Confucianists，Taoists，Legalists and military strategists in ancient China. Tao refers to the general rule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ings. With the explication of Lao Tzu’s thought of “The law of the Tao is its being of what it is”，the though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s evolved and today it is also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World” in China’s diplomacy. Lao Tzu’s “Tao” contains rich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still has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Lao Tzu；the Law of the Tao；Unity of Man and Nature；Dialectics；Modern Enlightenment[1] 《老子》第三十八章。[2] 《老子》第二十一章。[3] 《老子》第二十五章。[4] 《老子》第七十七章。[5] 《老子》第四十二章。[6] 《老子》第二章。[7] 《老子》第七十八章。[8] 《老子》第七十六章。[9] 《老子》第十章。[10] 《老子》第五十五章。

政治心理学的源流与发展动向

何谓政治心理？有人认为，“政治心理也叫社会心理，是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对社会政治关系或政治生活的一种不系统、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是一种不够深刻的、尚未上升到‘自觉’程度的政治意识。表现为情感、情绪、兴趣、态度、愿望、习惯和信念等[2]等”。这种说法颇具代表性。如又有人认为，政治心理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的“不够深刻的混沌状态的较直观的、经验的、感性的、低层[3]次的反映形式”。我们认为，把理性的、系统的认识层次或意识层次排除在政治心理结构之外，是十分片面的，也会把政治心理研究引向避重就轻的歧路——自发而非理性的心理活动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只能是贫弱的，它终归要被自觉的政治意识所支配或利用。政治心理进入高级思维层次的发展过程本身也是政治心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何况，上述说法中提到的“信念”，以及这种说法的持有者在提到政治心理结构时列举的认知、动机等，也都不可能仅仅是浅层次、非自觉心理活动的产物。同时，仅仅着眼于群体的、集团的共性心理，也是片面的。这不仅由于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辩证的，人们的心理活动是以个体心理为起点和归宿的，而且，政治心理研究不能忽视政治学所揭示的政治主体的多样性，以及整体政治学和个体政治学之间不可偏废的联系与结合。

既注意到感性，又注意到理性；既注意群体，又注意个体；既看到内在结构，又看到外化表现；既承认其相对独立性，又关注其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互赖性、互动性；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理解政治心理内涵与外延时应把握的思维方位。

当然，也要把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加以区别。第一，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长期历史传统的沉淀和延伸。而对政治心理来说，其形成更倚重于直接和现实的综合因素，因而更具有阶段性。第二，政治文化是已经形成的文化的外在的、整体的社会意识，而政治心理则不能排除个体的、内在的心理结构与变化。第三，两者的区别还在于分别构成不同角度的研究对象，政治文化研究借助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方法与成果，对政治心理研究则更多借助于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的方法来揭示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规律。正如许多学术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样，尽管抽象的划分与界定是必要的，但两者作为客观社会现象有着大量的交叉与渗透，比如，研究人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文化。

政治心理是人们心理活动中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层面的，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心理状态。既是政治主体本身政治行为的心理过程机制，也是社会心理中影响政治系统的部分。

政治心理学以政治心理的结构、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政治心理与政治系统的作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治主体心理状态的分析指导政治行为，把握政治发展的程度与方向，通过对社会政治心理的分析为政治体制建设和政治决策提供参照系。就方法而言，政治心理分析广泛移植了心理学观察法、问卷法、模拟法、试验法等，从而形成了四种理论：侧重于考察心理特征与心理过程的“描述性理论”；侧重于探索政治心理形成原因的“解释性理论”；侧重于揭示心理倾向的“预测性理论”；侧重于指导政治心理修养的“诊疗性理论”等。但这些具体、实用层面上的政治心理分析，仅仅是政治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侧面。而从更宏观的、系统的、动态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要求来看，从政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来看，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论再次找到了发挥自己威力的舞台。二 政治心理学说的历史考察

一般认为，心理学诞生的标志是，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作为体系化、学科化的政治心理学的诞生，更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但是，在源远流长的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中，对心理的关注、从心理角度出发阐述政治问题的学说，却是博大丰富的，为现代政治心理学，提供着厚重的思想资源。

中国历史上孔、孟等学家在构筑“礼”的外在制度和“仁”的内在规范时，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关注与把握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认识前提之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4]人之所忍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在论述仁德的时候，充分关注到人们趋向富裕和显贵、厌弃贫穷与低贱的心理机制，从而推出其颇有心理学色彩的理欲观。孔子十分注意观察民心的变化，《礼记》载，孔子曰：“夫礼，天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5]焉。”可见，“礼崩乐坏”的局面与人们心里欲望的膨胀密切相关，而“克己复礼”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人的七情六欲的。制约人们欲望发挥作用的“礼”，才能成为有效的规范体系。于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勇恭廉耻……从食色声味之欲，到喜怒哀乐之情，再到人的亲情关系，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全面地直接植根于人的心理需求与心理情感之中。而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纲常礼教与观念意识层次的心理机制完全浑然一体了。

现代心理学将人格塑造纳入视野，而主张“心之官则思”的孟子，已经充分意识到心理修炼对人格修养的重要作用。公都子问他：“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的回答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6]不思则不得也。”可以说，孔孟之道当中大量关于理想人格尤其是理想的政治人格的论述，都是从关注心理修炼出发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包含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心理观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显然不仅仅是在讲道德理念，也在讲心理的意志品质。《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在讲心理动力；孔子《论语》中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在讲心理态度；《荀子·劝学》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孟子·告子下》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在讲心理成长和锻炼、培养。至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着眼于打开眼界、扩展心胸，从总体上提升心理追求的价值取向与境界。

对治国安邦之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十分注重强调心理统治，寻求政治方策与民心之间的一致性，使百姓心服，“天下归心”，既包括政治认同，也包括情感所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7][8]在逆民心。”“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基于此，统治者应当将体察民心作为其政治修养的要则。而对民心的关注、掌握程度，对民心驾驭、整合的能力则是衡量政治统治者是否英明的重要标尺。当然，政权稳定的程度，也依民心的生象变化而变化。

从政治心理文化的视角来看，道家思想有着比儒家更高层次的哲学思辨和价值追求。老子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9]皆孩之”。其中既包括了时刻关注百姓心理意愿和需求、全心全意为天下苍生服务的思想（为天下浑其心）；也包括了以心换心、以诚信而赢得百姓信任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老子的思想主张是建立在其独特的“道法自然”哲学本体论基点上的，也是其“无为而治”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有机构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10]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样的“圣人”，这样的人格品行和思想境界，已经是心道、人道与天道之间的统一和谐，充分体现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等天道的内在本质特性。于是，“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11]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如此的理想人格，已经不是儒家仁义伦理的境界，而是天道的价值昭示。由于老子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所以，短短的5000言《道德经》，多处体现出将天性之道向人性之道的直接贯穿与渗透，也一再地针对人的心理人格谆谆而告。比如“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12]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飉兮若无止”。意思是：谨慎如临冬天江河；如惧防四邻窥伺；庄重恭敬、彬彬有礼；如同春雪溶化一样去除私欲；如未经雕琢的玉材一样朴素敦厚；虚怀若谷般胸怀大度；如浑浊的水一样大智若愚、具有包容性；如大海一样波澜壮阔、胸襟坦荡；如松涛一样追求不息。顺便提一句：如果从心理文化角度解读老子道家思想，我们将会受到丰富的、现代性的启迪。

在西方，古代早期政治思想关于政治心理的主张表现有两个分支：一是古希腊思想中强调公民对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追求，如伯里克利认为家庭、财产无足轻重，而城邦公民的最高幸福在于参与城邦本身的生活和活动；家庭、朋友、财产只有作为这种最高幸福的组成部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使人享有乐趣。二是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代表，阐述了在“三种灵魂”划分基础上对公民普遍参与民主的否定。三种灵魂是：大脑灵魂——哲学家式的国王及统治者的心理优势；心脏灵魂——士兵及保卫者表现出的勇气和意志优势；躯体灵魂——手工艺者、农夫等劳动者的贪欲优势。上帝给统治者以金，给保卫者以银，给劳动者以铜铁。这种把心理需求层次按照社会分工和阶层机械划分、固化的心理主张，显然为公民服从优秀人物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这两个分支在以后思想史中各有发展。马基雅维利认为，邪恶与怯懦、自私的动机是人的驱动力，统治者应用残忍的威胁与狡诈的骗术实行统治和外交。他提出了双重道德标准，一个适用于民众，一个适用于统治者，统治者可凌驾于社会集团必须遵循的道德标准之上。这与柏拉图学说确有缘分。霍布斯将对权力的追求作为人的私欲的合理延伸，而国家统治权力是制止私欲泛滥、维持社会秩序的保障。在另一个分支上，洛克表现出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普遍性的信任，卢梭则承认人的善良天性。这就使我们看到，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是建立在对所有的人基本心理需求、心理结构及先天等级差异的认可的基础上的。国家和秩序，来自心理需求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

有意思的是，自从心理分析实现了对心理学的变革性发展，并对后世政治心理学产生重大影响以来，古老的两个分支并未被截然斩断。弗洛伊德从达尔文主义出发，强调人的动物本能，而人的“本我”的无意识的动物本能是强有力的、反社会的、非理性的。“这些本能使它（本我）充满能量，但它没有组织、没有统一意志，只有一种力[13]图满足本能需要的冲动。它遵循唯乐原则。”他在《关于精神分析的新的通俗演讲》中认为：文明动用各种手段设置障碍来对抗人的本性，但人们的道德训诫与人的天性背道而驰。直接从事政治心理研究的美国学者拉斯维尔认为，政治人对权力的追求是被剥夺感的一种补偿，是用权力来克服自卑感。而与之相左，马斯洛确信人类有共同的、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观。他直接抨击亚里士多德“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14]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他又针对弗洛伊德批评道：“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15]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马斯洛得出具有政治心理学意义的结论：“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出具有天壤之别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观念，在一种情况中，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16]到满足和实现。”马斯洛在关于“自我实现”的研究中，所考察的对象当中有相当比重的是优秀的政治家。三 东西方历史上政治心理思想的比较

对东西方历史上有关政治心理的学说进行比较，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一，中国自古就有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哲学争论，在西方也有同样的分野。

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对人的心理需求的基本评价一直影响着历代政治统治、政治伦理道德意志与政治体制的确立或选择。总体上，中国思想史中“人性善”是主流，在其影响下，仁政、德治的主张不绝如缕。而西方思想史中“人性恶”的主张更强势，因而与中国“耻文化”大相迥异的是一种“罪文化”，法治主张论述较多，出现较早。

第二，尽管现代心理学的“心”与中外历史上思想家所思考的“心”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可以将思想史上关于人心的学说与现代心理学看作统一的思想源流。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绝对优势，宽泛地说，心理文化的比重和分量都很强大。而在人格培养上始终倾向于内向化，这也是儒、道、释容易相融合流的原因之一。比如，孟子说“修身莫若修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尽管“朱陆之争”旷日持久，但朱熹的“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与陆象山的“道未有外乎其心者”“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则并无根本分歧。而王阳明的心学更是将此推向极端：“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又云：“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在西方，如果说神本论、理本论、人本论、心本论、物本论是哲学本体论中几大“方阵”的话，以人心为本原的研究只是其主要脉络之一。贝克莱就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认为，所有的认知都不过是人的主观观念。观念来自哪里？来自人的感觉或经验，此外不可能有什么客观世界或“纯客观存在”。尽管物体会运动、事物会变化，但这些都是相对人的感觉、视角、感知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知识或真理，只是人心当中的存在，而不是人心以外任何地方的存在。这里，我们看到与“心外无物”的遥相呼应。但是，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一道景观，毕竟依托着抽象分析、理性分析的思维惯性而走得很远，其后出现的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在场”的存在之外是绝对的“虚无”；尼采的“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等等。这些已经与中国思想传统中“心性之学”等学说，尤其是佛家的“自觉”“解脱”“四谛”等思想主张大异其趣，甚至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早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推崇并宣扬著名的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将理性审视的目光瞄向人的自身。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更是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虽然期间有过怀疑论对理性认知包括人类对自身理性认知的彻底否定，但从人的角度出发、种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出。比如，斯多葛主义，普罗提诺，先验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费希特的自我，包括卢梭等的浪漫主义，文艺复兴之后具有重要启迪价值的人本主义……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的理念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道家哲学最深刻的哲理与西方哲学中某种最精彩的精髓形成实质区别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坚持自然本体论，认为世界本原和人类的依据，只能归结于、统一于“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中。人不是居于中心地位，世界最核心、最根本的本原，不可能只在于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17]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心理层面，中华民族关于守雌、尚柔、谦恭、孝悌、中庸、和为贵等的训诫与要则，始终作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而传承。

第四，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固结民心者”靠什么呢？“不过安之、养之而已。”而精神需求层次，则强调的是用纲常礼教去进行精神统治，也就是“攻心为上”。因此，一方面压抑其提高理性层次，“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18]也”；一方面使其精神寄托于圣君明主，“爱戴其君，比之如父，[19]拟之如天”。而在西方，自古希腊始所强调的公民自由和民主参与等价值取向是源远流长的一条线索。

第五，虽然远古时期，中国也一样存在各种神灵崇拜、图腾崇拜、天地崇拜、部落神崇拜，但中国古代思想史自始就没有“唯一神”崇拜，古代先贤在自己的思想主张中，着眼于血缘崇拜或祖先崇拜，并且着眼于亲情、衣食住行的需求等内在的心理结构，从而将血缘关系-心理需求-情感指向-道德规范-统治方略等完全一致起来，构成完整系统的链条。因而，古代中国精神体系、信仰体系中占据实际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皇权崇拜。民本思想、无为而治思想等对皇权的制约捉襟见肘，而祖先崇拜、儒家思想不仅难以分庭抗礼，而且还被利用，成为精神统治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一方面从古埃及诞生一神教雏形，从古希伯来文化发展出犹太教，即人格神所代表的最高信仰偶像；另一方面从古希腊产生发展出理性思辨精神。两者虽有互动，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导致精神统驭和政治统治之间的分化。四 从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看其发展动向

20世纪初，作为相对独立学科的政治心理学开始形成。它经历了由政治学研究心理学、由心理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与心理学互相结合这样三个阶段。而第三阶段标志着政治心理学的成熟，政治心理学成为当代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为研究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重要的侧面。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执政行为、政治决策以至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下面仅就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做一探讨。1.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治心理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渠道是广泛的。其一，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不可能排除价值观、政治道德规范。其二，人们的情感指向、认同程度等是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其三，政治心理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规范的遵守与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总之，政治心理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变化的心理折射，是政治发展的土壤和条件。马克思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20]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当马克思谈到生产方式决定人的生活方式时，其中一项重要含义就是指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决定人从自然、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时，实际上提高了人的需求层次。社会变革包括了人的心理结构、心理素质的变化和人的精神解放。历史表明，政治心理是政治系统中敏感的、动态的、能动的部位，并且是作为环境的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中介。2.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美国学者克努森主编的《政治心理学手册》认为：政治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成分”。政治心理应当是人的心理结构中与政治有较直接关系的层面，其要素可分为内在结构和外化结构两个部分。内在结构主要是政治价值观、政治情感、政治认知、政治信仰；外化结构主要是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人格。前者是内在的、深层的、决定的；后者是外化的、显露的、被决定的。人的心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动态地体现在人的实践中。但问题并不简单。心理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环境作用于心理不同层面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连锁反应、心理要素某一单项的变化对其他要素的影响等，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形成心理变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规律的特殊性。也正是如此，对政治主体变革行为方式来说，政治心理修养不可或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政治宣传、政治传播在政治系统中的特殊功能。而就宏观而言，重视教育、提高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工程。3.影响、决定、制约政治心理的因素

正像不能忽略心理结构本身及其内在规律一样，对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因素的考察同样是重要的。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命题在心理学界有广泛影响。华生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就曾经几次强调环境对心理的作用。政治心理又有敏感的部位，尤其是政治情感，与基本心理需求和利益需求的关联表现出即时性和直接性的特点。雅斯贝尔斯在其重要著作《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认为，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统治、群众统治、家庭瓦解、教育衰落等严重影响了人的精神。在他看来，人的意识是开放的，人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步的。基于此，雅斯贝尔斯深刻批判了时代的精神危机，包括批判“社会机器的统治”。4.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及心理因素的影响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政治决策的过程，都是一种理性行为，因此，也是认知心理学发挥作用的舞台。决策理论本身不可避免地渗透认知心理学，所谓“多元启发理论”将决策过程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决策者确定一个决策的关键维度，将所有不符合关键维度的（不可接受的）方案选项或想法予以排除，这里遵循的是“不可弥补和替换原则”；第二阶段将决策原则从“基于维度”转向“基于方案”，也可以说是从“预期效用原则”转向“词典编纂原则”，即在第一阶段排除的基础上直接选择最佳方案。多元启发理论中既包含了心理预期与决策目标的结合，也体现了思维心理学中“发散思维”的指导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兰德公司等世界顶级决策咨询机构（智囊团）的研究模式的影子。

注重影响决策的心理因素的分析，是“认知相符理论”的重要视角。该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定式等，构成了个人处理、分辨和理解复杂和不确定环境的最基本工具，通常都会直接地或潜移默化地指导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构成解释、预测人们行为的心理基础。决策者在信息处理和方案选择等过程中，会趋向这样的心理基础与新的认知的一致性，而排除非一致性。具体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