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巨山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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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实践试读：
编纂委员会
从书顾问：陈德喜 蒋国俊 楼世洲 杨 玲 李伟健
从书主编：刘鸿武
从书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秀兰 王 珩 王 锟 田中初
许慧霞 李圣华 李贵苍 邱兴雄
张生祥 张振新 陈玉兰 陈明昆
林一钢 周志山 周跃良 郑祥福
洪 明 徐今雅 徐丽华 郭光初
郭克俭 鄂世举 薛 岚
总序
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间所逐渐呈现出的中国经验、知识、思想和智慧，正日益引起外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如何从全球视野将中国不同领域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发展实践加以认真梳理和总结，如何将中国的本土经验与实践话语转换成可以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国际知识与话语形态，从而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成为今日之学术界需要面对的时代责任。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的学术机构和思想智库。建院以来，秉持“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治学理念，以“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合作关系”为主攻方向，富有学术担当精神，专注非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外交部曾致函称：“非洲研究院有效带动了国内对非研究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我驻非洲使馆的反映和国内学者调研的情况，近年来非洲各国非常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成就，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具有“鲜活”的价值意义，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目前针对非洲读者需要的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情读物，却十分缺乏。国内许多机构在接待非洲友人、举办各种交流和人员培训时，也没有类似的读物和教材。国家相关部委如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文化部的涉外部门等也均有同感。《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丛书正是适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响应“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而创作的一套针对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读者的中国国情文丛。
丛书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社科处等协同组织校内外各学科领域专家编写，由辽宁教育出版社负责中文版的出版。丛书第一辑共有十本，涵盖文化产业、教育、反贫困、交通和基础设施、旅游经济、民企改革等领域。丛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努力遵循务实、朴实、实用的原则，突出以下特点和要求：一是系统性与客观性。丛书内容取舍应紧扣中国发展成就与特色，努力做到系统、全面、客观，层次清楚，逻辑严谨，表述准确；二是针对性与实用性。丛书主要针对非洲等国家的现实需要与国情民状，力求文风朴实，平等亲切，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图文并茂；三是新颖性与生动性。要求能将同行、同领域的最新成果吸收进来，用生动的事例、数字、图表、图像呈现给读者。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十分丰富，任何一方面都很难言尽，加之受篇幅的限制，难免“有失偏颇”，只能“择其要者而为之”。加之水平有限，定有诸多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对本丛书出版给予了经费支持，辽宁教育出版社在出版过程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版社的编辑王宾老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丛书可以供国内各部委、高校和培训机构用于对非人力资源培训的教材和参考读物，也可供我驻外使馆和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推广使用，还可作为非洲来华留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改革政策与发展经验的通识读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 刘鸿武2016年11月
序言
FOREWORD历史如同流淌的河流，文化遗产是这河流中孕育的珍宝，晶莹璀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对文化遗产保护在资金、人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迅速发展，文化遗产类型逐渐丰富起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在接受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新类型、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同时，各类文化遗产的存续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对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刻不容缓。同样，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特征与价值，了解各类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保护现状，了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趋势，也是当下文化遗产保护亟须开展的工作。
本书是《中国三十年》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丛书的定位和读者对象已经明确。本书主要向国内外读者展示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基于丛书的定位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从大遗产角度出发，本书从考古工作、博物馆工作、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文化遗产立法工作等维度，从历史发展与现实情况中勾勒了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面貌，在具体内容的写作中，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类型、新理念介绍出来，力求内容完整。限于丛书的定位和篇幅，本书内容难免有些简陋，对重大事件梳理也有挂一漏万之嫌。国家文物局曾组织编写《中国文物事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同时亦有《新中国考古五十年》以及《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年度报告》等书目，这些是了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的经典书目。
本书从立项到完成，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感谢非洲研究院刘鸿武院长对本书提出的修订意见，感谢山东大学于海广教授对具体内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非洲研究院陈明昆教授的统筹和协调，也要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王宾女士对本书的付出。
我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文化遗产保护是一条单行路。一项文化遗产保护一旦失去，便不可逆。而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中来，成为保护的参与者、宣传者、监督者和实践者。这一天已不久远。
是为序。王巨山2016年10月25日第一章绪论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和扩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和各国积极参与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逐渐深入，如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遗产、文化景观等先后出现。对这些代表特定遗产内容的保护，不仅将遗产的内涵从“私有”财产范畴提升到人类共同财富范畴，也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反思现代化、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行动。一、中国文化遗产的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繁杂形势下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确立的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各项原则，被看作是国际社会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开端。二战结束后，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此后几十年，在其推动下，通过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宣言或建议案，世界遗产保护体系逐步建立，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全球的共同行动。
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有关公约、建议和宣言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世界遗产的框架体系最迟在1954年就已经基本搭建起来，即文化遗产由可移动的文化财产和不可移动的文化财产组成。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将这一框架体系进一步完善，将文化遗产改为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包含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三方面内容。20世纪80年代，世界遗产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人们认识到有些遗产不仅符合《世界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的入选标准，也符合自然遗产的入选标准。例如中国的泰山（见图1-1），不仅文化遗存极其丰富，古代帝王的封禅与文人辞赋增加了泰山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自然遗存更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符合上述双重标准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体系中，称之为“双遗产”。1992年，在美国圣塔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上，将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体系。
进入21世纪，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又有了新发展，从原来物质领域扩大到精神领域，从有形世界延伸到无形世界，从原来单一的客观物质层面发展到繁杂的主观精神层面。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法国巴黎宣布了第二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在人们视野中逐渐清晰。图1-1 世界遗产泰山（瞻鲁台）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体系是在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受世界遗产体系发展的影响，不断吸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后形成的。1985年，中国政府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由此，该公约在中国具有与法律等同的地位，其所确定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中国也得到了认可，这一框架体系也随着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申报等活动不断丰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于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决定不仅是对国际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支持，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起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
根据国务院2005年12月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加入的有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国的遗产保护体系框架如下（见图1-2）。图1-2 中国遗产框架体系
根据《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国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1]关的文化空间。
从文件表述看，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而在范畴上与《世界遗产[2]公约》所表述的文化遗产是不同的，这点不同使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体系在内容上和保护体制上更为完善，更符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需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实践中，考古工作和博物馆工作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体系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2005年。[2]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中第一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纪念物（monument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sites）：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嬗变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既受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影响，同时也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密切相关。它的形成过程反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多元取向，这种改变和多元化趋势一直贯穿过去、现在和将来。
观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改变。（一）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继续巩固原有遗产保护成就的同时，其文化遗产保护范围逐渐从陆地扩大到水下，从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物质世界上升到精神世界，具体表现为\：图1-3 “南海1号”打捞上岸
一是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从陆地发展到水下。中国水下考古早在20世纪末就已产生。1987年年底，中国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考古的探索和研究领域从陆地拓展到海洋。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个水下考古工作站在浙江宁波挂牌，与之同时开展的还有水下考古人员的培训和培养以及水下考古技术的训练。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中国水下考古队伍不断壮大，考古的足迹涉及渤海、东海、黄海和南海，开展的工作既有基本的水下文物普查，也有水下文物考古。如，2007年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将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列入普查范围。同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再次合作，启动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2008年，浙江继续实施沿海文物普查工作，共发现水下文物遗存疑似点24处，其中象山9处，台州15处。而水下考古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辽宁绥中的水下考古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海1号”沉船的考古与打捞工作（见图1-3）以及“南海2号”沉船的发现，都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代表性成果。
二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物质领域拓展到精神领域。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4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文化遗产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得到确认，而过去不受关注的优秀民俗民间文化也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来。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得到了法律保障。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已经完成，围绕国、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经建立并不断充实，传承人保护机制也得到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从多个维度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二）文化遗产保护类型不断丰富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文化遗产判别价值的不断变化，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物质文化遗产类型逐渐多样化。2006年开始，中国国家文物局每年都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每次主题都不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每年的主题被业界称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风向标”，从这些不断变换的主题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类型的不断丰富，工业遗产、20世纪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见图1-4）、乡土建筑、线性文化遗产等新兴文化遗产走进人类的视野，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热点（见表1-1）。图1-4 文化景观——庐山一景表1-1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主题及通过的文件（三）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体保护发展到整体保护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古迹遗址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2005年，在中国西安召开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将环境对于遗产和古迹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该《宣言》指出：有必要承认、保护和延续遗产建筑物或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有意义的存在，以减少上述进程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意义、价值、整体性和多样性所构成的威胁。这里的周边环境既包括实体和视觉方面的环境，也包括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虽然起步较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政府也经历了从项目保护到整体保护的转变。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初，文化主管部门和地方保护工作者比较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随着保护实践的开展和保护理念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受到普遍关注。因此，在后来的保护政策中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将单一项目、[1]单一形态的保护模式转变为多种文化表现形式的综合性保护。（四）文化遗产保护更关注区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关系的协调。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建设中，没有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现代化发展相割裂，而是积极协调文化的“新”与“旧”的关系，诸多形态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社区文化活动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成为文化创新与文化内容创造的智慧来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从多个层次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区域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二是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调。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日益旺盛，中国对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积极发挥文化遗产在传播文化和休闲娱乐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坚持“合理、适度”的原则，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文化遗产保护放在开发利用之前，以保护为主，以开发促进保护。通过合理规划和有序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亮点，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如阜新、沈阳等很多城市，一些古迹遗址和工业遗产通过合理、有序的规划，转变为博物馆、创意园和城市新景观。
三是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关系的协调。21世纪以来，中国已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民生发展关联起来，从民生发展与社会进步角度去衡量文化遗产保护，如在大遗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都在努力做到合理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关系，做到与民同利，推动民生的发展，让民众享受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这种民生既有体现在具体生活上的物质民生，也有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文化民生。如浙江省良渚遗址管委会2009年全年接收农户建房报告300余份，通过调查摸底、上报审批，解决了180户危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房屋改造问题。[1] 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2010．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20世纪到21世纪的百年间，中国社会发展从农业社会快速向工[1]业社会转变，又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发展也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增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
中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遗产保护类型从物质文化遗产延伸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从传统的文物、古迹、遗址，扩大到新兴的20世纪遗产、工业遗产、线性遗产，保护地域从陆地延伸到海洋，保护范畴从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到对文化遗产周边环境及文化生态的保护。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见证，也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资源基础。同时，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也大大增加了多类型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和保护工作的复杂程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全国普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资源线索达87万条，进入国、省、市、县四级名录的项目有7万多项，而进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超过40项，居世界前列。然而，传承人老化严重，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迅速改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种种挑战。（二）社会快速转型加大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难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加快，向现代信息社会转型以来，文化遗产存在的客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在中国农村地区，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农村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主流文化价值丧失传统地位，各种亚文化不断影响农村和农民，传统乡土观念被逐渐消解，农村和农民的角色悄然改变。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重点的传统古村落也是如此，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农村走向城镇，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得社会迅速变迁，传统文化与乡土观念都在逐渐发生改变，这都使古村落存续和发展的软环境急剧变化。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适应性，脱农入工、经济化蔓延等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现代文化意识形态对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都非常严重。（三）文化遗产保护新问题和新课题不断出现
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过程，受社会发展环境的局限，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相比，在方法和观念上还有些滞后。但当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条件成熟时，文化遗产保护新理念和文化遗产保护新课题便会出现。
一是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繁荣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艺术品投资市场逐渐升温，并带动了中国艺术品投资与古玩书画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对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渐增加，文化艺术领域的投资逐渐成为居民投资的热点，“盛世藏古”成为人们的投资兴趣点。目前，在中国各地都有或大或小的古玩与艺术品市场，尤其以北京、广州、香港等地的交易为盛。由于文物收藏与艺术品投资的巨大利润空间，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古代墓葬和博物馆被盗事件频发。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文物流通，促进文物收藏与艺术品投资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的精神创造和智力资源，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日益兴起，在加强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日益增多。同时，受商业化浪潮的侵袭，“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地出现了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旗号，对遗产项目肆意开发滥用，也严重侵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引进和完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平衡问题。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政府对发展文化产业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属于传统的文化事业范畴，而文化遗产又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垄断性资源，对发展地方旅游业，提升地方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如大遗址、著名遗迹和各种古代文化遗存是地方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休闲产业、旅游产业和演艺业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可否认，各地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破坏和滥用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维护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如何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平衡，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课题。[1]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2] 中国共有非遗资源近87万项，34项列入世界名录．新华网，2010．第二章中国考古工作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及地质调查所的成员在河南仰韶村调查时，在不招寨、杨河村和西庄村相继发现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不招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试掘。其后派助手在今荥阳市调查时，在黄河南岸又发现了秦王寨、牛口峪和池沟寨三处遗址，安特生将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1]虽然此前也有一些国外探险家在大陆进行类似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但大多以考察为主，发掘较少，且没有命名过考古学文化。安特生此次发掘并命名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924年，安特生又在甘肃发现了马厂文化，并在沙井村做过大规模发掘，发掘墓葬40多座。b除此之外，美国、瑞典、日本等国的传教士和学者都曾在中华大地上展开过考古活动。
中国人第一次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是在1926年秋。1923年，从美国学成的李济回到国内，供职于南开大学，1925年进入清华国学院任教，并开设人类学和考古学等课程。1926年秋，受美国佛利尔艺术馆资助，李济同袁复礼一道挖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李济也因其对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此后，中、日联合对旅大地区单砣子遗址的发掘，中、瑞联合对内蒙古和新疆的田野调查和发掘，中、美联合对周口店的发掘等都是中国早期考古活动的重要内容。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考古，大大不同于旧日金石学的“考订[2]古代文献、遗物、遗迹”，它以“古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研究古[3]代历史”为主要职能，而1928年史语所成立后派董作宾对河南安阳[4]殷墟遗址的发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 b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 辞源（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6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66．[4] 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中国文物报，2007-02-09．二、中国考古工作发展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加大对考古活动和考古研究的支持力度，在文化部内设文物局，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规范和促进考古活动的开展。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又重新焕发生机。为解决考古人才短缺问题，通过举办佛教考古、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石窟寺考古等培训班，加强考古专门人才的培养。全国高校也加强了考古学专业的建设。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学专业，此后，全国包括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10余所高校设立考古学专业，为中国考古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文革”时期，中国考古工作虽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仍取得了丰硕成绩，如马王堆汉墓、姜寨遗址、河姆渡遗址、叶茂台辽墓等都是此时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文革”结束后，田野考古及考古学研究又一次迎来了春天。
改革开放为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中国考古也再次焕发生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省、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文物局，加强对文物和考古工作的领导和规范。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此后，各省、市相继成立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为中国考古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学术力量，中国考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考古学理论、田野考古方法和研究方法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汲取世界考古学的理念和技术，进入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时代。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
以改革开放前的考古探索为基础，改革开放后，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多处古人类活动地点或遗迹，包括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南京人等10余处，分布于全国各地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地点。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重庆巫山龙古坡、云南元谋上那蚌等地的发现，不仅[1]对中国也对世界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200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或多或少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2]地点的发现，粗略统计有1000多处。距今100多万年的以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和河南原阳泥河湾遗址为代表，距今70多万年的遗址更达150多处，而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桐梓人、许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见图2-1）等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则“编织成了一条大[3]致完整的人类进化的链条”，对研究人类起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外，在一些以前未见旧石器人类活动的地方也有新发现。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合作，联合在安吉县和长兴县开展“中国晚更新世现代人起源与环境因素研究专项——浙江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在西苕溪流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地点31处，其中安吉13处，长兴18处。发现333件石器，其中发现于自然层的有48件，脱层器物285件，所得石器大多属于砾石器文化，与周边省份连[4]成一片，扩大了南方旧石器工业的分布范围。基于大量考古调查和发现基础上，加之新的石器研究方法的运用，如实验考古、微痕分析等，中国旧石器文化考古研究不断发展，一些旧有看法得到修正，新[5]的石器分布理论、石器类型、石器制造技术研究也获得长足进步。图2-1 金牛山人头骨化石（复制品）（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在改革开放前工作基础上，这一时期既有延续以前的考古发掘，如良渚遗址、裴李岗遗址、屈家岭遗址、陕县庙底沟遗址、河姆渡遗址（见图2-2）、新乐遗址、大地湾遗址、马家窑遗址等；也有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兴隆洼遗址、澧县彭头山遗址、牛河梁遗址、石家河遗址群、陶寺遗址、东湾仔北遗址、新砦遗址等，这些遗址分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同时新命名了诸多考古学文化，并[6]在宏观上提出了史前文化的六大区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逐步确立，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和内涵逐渐被揭示，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复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图2-2 河姆渡遗址发掘图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农业起源是较为重要的一个课题。三十多年来，考古发现为研究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最为典型的遗址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和上山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首次发现于1980年，1993年和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4粒水稻谷，它被认为是世界上较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见图2-3）。同样出土稻粒的还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该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0.9万—2万年，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两次发掘，出土大量石器、陶片和动物骨骼，在新石器早期遗存中发现水稻遗存。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浦阳江流域调查时，在浦阳江上游河谷地带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址。经过2001年、2004年、2005年至2006年的三次发掘，探明的遗址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发现灰坑和房址等遗迹，出土包括石器、陶器和少量骨器。其中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少量为磨制石器，陶器有夹砂陶和夹碳陶两类工艺，分泥条拼接和泥片贴筑两种工艺。经过对上山遗址出土器物的年代学测定并修正，确定其距今约8500—10000年。上山遗址的石球、廉形刀和石磨盘等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及以敞口盆为代表的陶器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内涵，因此，2006年“上山文化”正式命名。该文化的发现对丰富浙江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内涵，研究浙江新石器文化序列，拓展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时间和空间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是遗址中发现的一粒稻粒，将我国水稻栽培史提前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为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三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新石器遗址发掘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果。如1959年命名的良渚文化，三十多年来，陆续发掘了荀山遗址（1986年）、反山墓地（1986年）、瑶山祭坛与贵族墓地（1987年）、莫角山遗址（1987年、1992年、1993年、2007年）、海宁荷叶地遗址（1988年）、海宁大坟墩遗址（1993年）、庙前遗址（1988年、1990年、1999年、2000年）、钵衣山遗址（1989年）、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1991年）、桐乡市普安桥遗址（1995年）、海宁佘墩庙遗址（1995年）、桐乡喇叭浜遗址（1996年）、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1997年）、遂昌好川良渚墓地（1997年）、海盐县周家浜遗址（1999年）、余杭文家山遗址（2000年）、塘山遗址（2002年）、姚家墩遗址（2002年）、余杭市卞家山遗址（2003年、2004年）、桐乡市董家桥遗址（2003年）、桐乡姚家山遗址（2004年）、余杭星桥三亩里遗址（2004年）、余杭星桥后头山墓地（2004年）、平湖市庄桥坟遗址（2004年）等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在1990年的发掘中，首次发现制作考究的木构古井或窖穴。在2004年的发掘[7]中，余杭卞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木构码头。在2007年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中，良渚古城浮出水面，这是莫角山遗址20多年来发掘的重要收获，是良渚文化考古继瑶山祭坛及墓地、反山墓地、汇观山祭坛及墓地之后的又一里程碑，它是“长江下游第一次发现这一时期的城[8]址，是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良渚文化遗址的广泛发现和多次发掘及其重要收获，进一步奠定了良渚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领域的地位，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聚落形态、社会发展和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丰富资料。图2-3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米
著名的贾湖遗址发现于1963年，1983年首次试发掘，此后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该遗址中出土了石器、陶制品、骨角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骸，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贾湖契刻共发现17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这为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资料。另外，贾湖遗址还出土了25支骨笛（见图2-4），有5孔、[9]6孔、7孔、8孔之分，这大大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图2-4 贾湖骨笛
跨湖桥遗址位于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砖瓦厂取土时曾出土很多遗物。1990年9月至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跨湖桥遗址进行首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359平方米，遗址向下依次叠压8个文化层，共发现建筑遗迹7处，灰坑25个，多数为带有木构坑口窖穴，出土一批精致的木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陶器。2001年5月至7月进行第二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出土大批石器、木器、骨器和陶器，其中复原陶器150余件，器型以圜底和圈足底为主，纹饰有彩印、镂孔、戳印、拍印、刻画等，器壁较薄，造型规整，做工精良。鉴于器物特点和遗址文化内涵的独特性，发掘者提出“应将其作为一直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进行认知”。[10]2002年9月至12月，进行了第三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出土各类器物300余件。通过浮选法获得一定数量的栽培稻标本，尤其是在9C层发现了一条残长5.6米的独木舟，从周围遗迹看，还发现了木桩、船桨等器物，说明该舟并非废弃物于此（见图2-5）。经过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测定并校正，跨湖桥遗址年代距今7500年至8000年。2004年，“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图2-5 跨湖桥独木舟
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推进，这一时期考古研究者将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同时，新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区系文化发展序列的空白。随着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时间序列的确认，中国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逐步确立，通过系统梳理，各地文化面貌不断清晰，特征认识不断明确。苏秉琦先生将中国划分为六大区系，并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程从“满天[11]星斗说”到“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三）“三代”考古“三代”是对中国历史上夏代、商代、周代的统称。在“三代”考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都城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在夏代都城遗址发现上，2002至2003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发现了修建于夏代初年前后、面积在3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城址。该城址的规模、年代和地理位置被认为与“禹都阳城”的记载较为吻合。而从1959年开始发掘，至今仍是工作重点的二里头遗址逐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而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成为探索夏早期都城与文化的突破口。在商代考古遗址发掘中，1928年至今都在开展考古活动的安阳殷墟遗址、1950年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见图2-6）考古成果丰硕，确定了商代三个不同时期的都城，加之洹北商城的发现，这些商代城址揭示了商代不同社会的社会生活、组织形态和文化演进。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考古成果也较为丰硕，晋国故城遗址、郑韩故城等多个都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也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历史与社会提供了材料支撑。图2-6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图
二是重要墓葬考古。三十多年来，中国各地发现并发掘了多个商周时期的大型遗址和墓地，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发掘了周人的族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等数十处商周时期墓地， 为研究商周历史和相关社会经济、文化、礼仪制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如晋侯墓地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始封地和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江西新干大墓揭示了商代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面貌及贵族墓葬的形态，三门峡虢国墓地和尚阳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则印证了文献的记载，纪南城周围的墓葬群则为研究东周时期楚文化和楚国埋藏制度提供了支撑。
三是其他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了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陕西扶风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等大批冶铁、炼铜、制陶手工作坊遗址和相关遗存，使学界对“三代”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四川广汉三星堆（见图2-7）、江[12]西新干、金沙遗址等地发现的颇具特色的商时期文化遗存，揭示了在商王朝的王畿地区之外，还存在着具有自身特点的高度发达的地区性青铜文明。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发现，如“东胡、秽貊、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百越、淮夷、东夷等部族的文化遗存被相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先秦时期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13]料”。图2-7 三星堆青铜器铜纵目面具（四）秦汉以来历史时期考古
改革开放后，秦汉以来的考古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都城（市）考古。都城考古既有对改革开放前遗址的继续发掘，也有新发现的都城遗址。改革开放前，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汉魏洛阳城、唐宋扬州城、元大都遗址、汉长安城遗址（见图2-8）、尼雅遗址、邺城遗址等都已经进行了发掘，这一时期继续对这些城址进行勘探和发掘，通过发掘和整理，全面了解了这些故城的布局、建设特点。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者又大规模发掘了北宋开封城、南宋临安城、古格故城遗址等。尤其是1985年开始发掘的古格故城，为研究中原与西域关系以及中原与边疆间的文化交流，当时城市经济、文化、军事、技术以及其他内容提供了资料。图2-8 西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代道路”和“官署遗址”
二是墓葬考古。三十多年来，考古发现的重要墓葬既有帝陵，也有贵族墓葬。帝陵主要有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至今仍在发掘。汉宣帝杜陵陵园和汉景帝阳陵陵园及陪葬坑的发掘，为研究汉代陵寝制度提供了资料，也将对汉代帝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推向高潮。1981年开始发掘的汉代楚王陵对研究汉代楚国历史和汉代帝王陵寝制度具有意义。另外，唐代帝陵陪葬墓和夏王陵也是这一时期帝陵考古工作的代表。2009年12月，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市及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村南的一座东汉大墓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这为中国帝陵考古增加了浓墨的一笔。
除了帝陵之外，三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平民墓葬数量更是繁多。对于贵族墓葬的调查与发掘，代表性墓葬有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墓葬主要为战国到东汉）、安徽六安双墩墓地、山东长清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河南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汉梁孝王王后墓、湖南长沙国王后“渔阳”墓、湖南虎溪一号汉墓、山东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河北磁县东魏元祜墓与河南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北齐徐显秀墓、隋代虞弘墓、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内蒙古辽代耶律羽之墓、辽陈国公主墓、内蒙古古宝山辽代壁画贵族墓、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见图2-9）、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共846座，分为滇文化墓葬、汉式墓葬和明清墓葬三大类）等，这些墓葬年代涵盖从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些墓葬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学者对中国历史、社会风俗和墓葬制度的认识。图2-9 宣化下八里辽代墓葬壁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以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南越王墓、阿斯塔纳墓地、集安高句丽及墓群、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国墓群遗址、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地以及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为代表的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为研究边疆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中原与边疆的关系提供了材料。
三是其他重要遗址考古发现。在对该历史时期的考古活动中，发现和发掘了多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机制的遗址或窖藏。如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法门寺塔基和地宫的发现与发掘、走马楼孙吴简牍的出土、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水下考古调查、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发掘、广东汕头“南澳1号”明代沉船遗址等为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政治经济制度提供了文献材料。图2-10 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一景
一批重要的手工作坊遗址、窑址的发掘，如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见图2-10）、江西丰城洪州窑窑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寺龙口越窑窑址、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河南禹州钧窑遗址、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等对研究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长城考古、敦煌考古和大运河的调查与考古等考古工作得到加强，一些专题考古活动也取得跨越性突破，如宗教考古、石窟寺考古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中国历史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 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 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03）．[3] 白云翔．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8．[4]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 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03）．[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 余杭卞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木构码头等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09-17．[8] 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04-11．[9] 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3．[10] 蒋乐平．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4．[1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 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300余件、象牙骨器40余件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13] 王巍．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硕果累累．光明网，2009-02-03．三、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成就（一）考古发现举世震惊
三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用双手一次次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一些重大考古发现相继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文化与城址、“三代”城址与墓地、历史时期重要的都城遗址和大型墓葬等，都为认识和解读中国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尤其是新石器时期诸多的考古发现，支撑了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的建立，不同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得到系统的梳理，对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和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积极的帮助作用。自1990年起，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开展“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由于活动组织严密，评选严格，意义重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已经成为中国考古领域的“知名品牌”，到2012年，在23年的时间里，有230项考古新发现入选，这既见证了中国田野考古发展的历程，又展示了中国考古取得的成果（见附录1 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览表）。（二）考古方法与技术不断创新，推动了中国考古领域的不断拓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在技术与方法上不断创新，新技术与新方法大大促进了中国考古的发展。三十多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渗透与融合，新兴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考古活动中来，而现代考古活动的开展也需要新兴技术作为支撑。由此，一些新兴的考古领域产生，并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分支。科技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遥感考古（见图2-11）、航空摄影考古、水文考古、地质考古等都是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例如GPS定位和遥感技术在中国考古工作中的应用，2001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成立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2005年，浙江省首次对宋六陵启动了遥感考古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通过采用卫星、雷达等遥感技术，基本确定了包括高宗陵、孝宗陵、宁宗陵等帝后陵的位置，在此次遥感项目研究中，在秦始皇陵探测中运[1]用未成功的地震法也得到了成功使用。目前，中国科技大学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北京大学设有C14实验室，山东大学设有环境考古实验室和植物考古实验室，吉林大学建有考古DNA实验室等多个考古实验室。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工作的常规手段，这些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不仅拓展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畴，也丰富了中国考古工作者获取材料的手段，使得考古资料的采集方法较以前大大丰富。图2-11 遥感考古成像图（内蒙古居延遗址群航空遥感调查）（三）运用多学科合作开展考古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考古的发展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一些重大考古课题研究在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人类起源问题研究、中国农业起源问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重大都城的考古与研究等重大问题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如1996年5月，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2000年，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出版，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虽然还有诸多问题在此次研究中未得到解决，但对开拓“三代”考古研究视野、推进中国考古学向更宽广领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此外，围绕重大考古研究问题的研讨会逐渐增多，促进了国内、国际同行的交流，考古研究专著和考古论文不断问世，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水平的提高。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方式等，在促进考古学发展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四）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考古与世界考古学界的接触、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1984年，张光直先生先后两次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讲授考古学理论专题，后结集出版《考古学专题六讲》。随着中外联合考古活动的日益频繁，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颁布，对中外合作的考古活动开展程序、内容和合作细节进行规范，“1991年至今，经国家批准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近60项，合作机构来自美、加、法、英、德、日、澳等多个国家，研究领域涉及农业起源、文明探源、聚落考古、城址考古、环境考古、盐业考古[2]等众多学术热点问题”。（五）考古工作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
三十多年来，伴随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为加强考古工作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国务院和文化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和办法。1982年11月，经过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2002年、2007年和2015年又先后进行了三次修订，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领域的根本大法。1984年5月，文化部为加强田野考古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制定出台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进一步规范田野考古工作。鉴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又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订；作为中国文博事业的主管单位，国家文物局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的通知》（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1991年）、《田野考古奖励办法》（1993年）、《考古发掘管理办法》（1998年）、《考古发掘品移交管理办法（试行）》（1998年）、《考古发掘资格审定办法》（2004年）、《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7年）等规章和制度，各省市陆续颁布的考古工作办法和条例，也进一步加强了文物考古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六）考古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形成
中国考古的发展需要考古人才的支撑。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主管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和培训各类考古专业人才，先后举办了多个类型的研修班、培训班，如田野领队培训班、 田野考古培训班、美术考古研修班、科技考古研修班等。以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建立了考古学专业，培养人才涉及学术型和专业型，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全国已有58家单位获得考古发掘资质，900余人获得考古发掘领队资格。30余所高等院校设立了考古专业或考古系，形成了本、专科、硕士、博士以[3]及博士后的梯队人才培养层次结构，每年培养专业人才千余人。”这为中国考古工作输送了大量人才，为中国考古研究提供了智力支持。（七）考古工作发展促进了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
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重大工程的开展使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这种挑战下挺身而出，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为文化遗产的保护贡献了积极力量。如三峡工程建设中，“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近百支考古队伍，正在纵深660多公里的长江三峡库区的120多个考古工地，夜以继日地展开发掘，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已完成按常规需要4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4]（见图2-12）。截至2002年，“三峡库区考古、文物抢救决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累计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发掘任务，勘探总面积达500多万平方米，完成规划发掘任务的文物点50余个，出土珍贵文物6000多件、一般文物5万多件、各类标本数万件，开展了100多处文物点的资料留取，40多处文物点的原地保护设计和80多处文物点的搬迁保护设计。还组织白鹤梁、张飞庙、石宝寨三大项目的专家论证[5]会，分别确定搬迁、保护方案”。同样，南水北调工程也是如此，“2005年，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正式启动，涉及项目[6]710项，其中地下文物663项，考古发掘面积169万平方米”。西气东输、高速公路建设、高铁建设、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以及一些房地产建设工程的工地上，经常可以见到考古工作者忙碌的身影，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为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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