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运兴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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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语境描写论纲试读：
前言
作为本书的前言，先阐述两个想法，再概述一下本书内容。0.1 关于翻译理论和实践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可分出三个范畴：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工作基础是双语和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和语际转换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诱发的译文写作，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目的是促成和实现语际交流。翻译教学的工作基础是翻译实践能力加上教学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讲解、示范和批改学生练习在内的教学活动，服务对象是委托人、学生或学员，目的是培养能独立完成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翻译人才。翻译研究的工作基础是有关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论知识以及对翻译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描写和阐释，服务对象是翻译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论爱好者和部分实践者，目的是加深人类对语际交流的认识，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规律和实质。
与这三个范畴相应的人员即译者、教师和研究者三种角色。这三类角色应当也必须相互沟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实践者的具体工作过程和成果，教师讲授的也同样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无从谈起，教学也会沦为空谈。就目前的情况看，许多理论研究人员也翻译过不少作品，许多翻译实践人员也不时写文章或著作探讨翻译问题。翻译教学人员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实践经验，或者一定程度的理论修养。从社会需求数量来看，实践人员居首位，教师和研究者依次次之。在双语和双文化方面有才能的人应该去从事各类翻译实践活动(不仅是文学翻译)，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当这些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可以从事译员培训或理论研究。教学和研究者绝不能脱离实践，口译尤其如此。至少就目前而言，很难想象一个从不或几乎不动笔、动口翻译的翻译教员或研究者能为翻译事业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理论研究者的角色，或者说翻译理论研究是重要的，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应太多；实践者、教师和研究者应该有一个恰当的比例。
Hatim (2001)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翻译研究力推这样的主张：研究不仅是针对或关于翻译实践者的，还是实践者可以做[1]的。”他呼吁打破实践与理论的绝对边界，提倡所谓自省考辩(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翻译研究的现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但也应该预见到，随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随着有关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现，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势必会出现越来越明确的分工。有专攻理论者，也有专事实践者。研究人员会无暇从事实践，实践人员也无意去读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实践和理论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王东风，2002)。理论研究人员不应将实践人员贬为“翻译匠”，工匠干活其实自有其原则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独具匠心的好译文，是很了不起的。实践人员也无须将理论斥为空谈，他们其实是以你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发现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也可以用自己丰富的实践为他们提供材料，对他们的看法进行批评。应该提倡理论研究者从事些翻译实践，也应提倡实践者拨冗读一点、写一点研究文章，在翻译研究发展的目前阶段尤其应这样做。但这两类人毕竟是在两个范畴内从事着不同性质的活动的。理论研究人员翻译点东西，可能是为亲自体验一下，验证理论问题，他们并不以卷帙浩繁的译著为己任；翻译实践者也会看点文章，写点文章，但由于他们无暇研读大量文献，他们的文章并不充分引证他人，无长长的参考书目，更像是个人经验的总结和体会。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文章或著作，大致就可分为这么两类：理论著述和经验著述，而这两类文章和著作都是有价值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是可以沟通的，但他们是两种角色，研究层面和实践层面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Toury(1995)在谈论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关系时这样说：“翻译实践当然是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目标层次，但却不是诸分支的‘实际应用’。这正如说话……并非语言学的实际应用一样；但语言教学或言语矫治倒是语言学的具体应用。”同样，本书建立翻译语境描写理论框架的直接目的，只是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性质和规律，从而深化对语篇生成和使用机制的认识。它和翻译实践和教学不是一回事，但会对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产生影响。“理论将不仅以抽象形式存在，它将是动态的，将涉及对翻译实践中[2]具体问题的探索。理论和实践将互相滋养”(Bassnett， 1998)。0.2 关于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论在翻译研究这个受体学科的新环境中能否存活并发展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被移植的理论至少要经历下述两种适应、演变和确立的过程。首先，要经受更多的翻译语料的验证，要经受不同翻译研究人员从各种不同视角的审视；其次，要经历与其他植入理论——尤其是从不同供体学科移植来的理论——的互动、合作和体系化的过程。翻译研究的发展表明，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价值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植入翻译研究领域后决不能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而必须经历一个相互影响、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供体理论的身份渐渐淡化，翻译学科的内在体系渐渐显露成型。
然而，翻译研究与供体学科的亲缘关系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如何处理好这种亲缘关系对翻译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供体学科的任何新发展动向都可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营养。而翻译学科选定某个理论进行移植，实际上也就是对供体学科的某一理论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实际应用和验证，也会对供体学科提出某些新问题，对其发展有所促进，并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翻译研究者移植了某个学科的理论，而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对翻译领域的某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想用自己的理论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学科移植行为，而后者则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应允许这两种研究模式同时存在，并鼓励和提倡它们相互交流、交锋。这将对供体学科和受体学科产生双赢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为描写和解释同一类翻译问题而引进来自不同供体理论体系的一个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叠现象。比如，语用学中的预设(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语法中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写特定源语文化成分的翻译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主导理论框架从两个方面加以整合：第一将植入的理论和概念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的适当层次；第二将植入的理论和概念系统化(必要时可加以变通)，使之形成一个子系统。比如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概念，文化语境和文化缺省是否可成为上下位术语，用以描写文化成分的处理；而预设概念则可用于探讨文化翻译的认知层面。
我们要问的是语言学理论或其他有关理论能为翻译领域提供或做些什么，而不是翻译领域能为某个理论做些什么。文化研究不是翻译研究，语言学不是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哲学研究也都不是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应该也必须有自己的疆界，这个疆界要通过它自身的发展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和互动逐步界定出来。
翻译研究应该发展成为一个自立的体系。翻译研究的文化学途径的研究原则，值得语言学途径借鉴。Lefevere (1978) 在界定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目标时提到一个至今仍需加以关注的观点，即：翻译研究学派要摆脱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纷争，就必须转变看问题的视角，不是将已有文学或语言学理论用于翻译，而是先观察翻译中的特定问题，而后用文学或语言学理论解决之(Gentzler，1993)。这也就是Bassnett (1998)所说“对将翻译研究严格纳入文学或语言学领域的拒绝”(...a refusal to locate translation studies either strictly within literary studies or in linguistics.)。翻译研究学派对现代译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关乎移植相关学科理论时的立足点问题。翻译学者应该力戒任何先决的、永恒不变的规范，而必须不断地自我评价和发展。“［翻译研究］所观察的对象，并不是真实世界中等待我们进行科学阐释的某个固定的东西，也不是更高一级的超验真理的揭示对象。相反，翻译研究的目的就是翻译本身，是受制于理论操作和主流艺术规[3]范的译介行为”(Gentzler，1993)。同理，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也必须牢牢地基于跨文化、语言交际的实际，不能将翻译实践硬性套入先验的理论框架，翻译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演变、自我完善、自成一统的过程。
翻译研究要成为一个自立的学科体系，要善于对翻译研究史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反思，适时总结经验，修订研究日程和发展目标。应该进一步确立像科学学那样的研究分支——翻译研究史或关于翻译研究的研究。翻译学是具体的研究工作，而翻译研究史则是对具体工作的反思、总结和规划，可以使研究者更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整个翻译研究中的位置、和其他研究分支的关系，以及今后可能的走向。0.3 本书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四章(即第一至第四章)，下编三章(即第五至第七章)。
第一章从“研究模式和途径”以及“语境张力”两个视角，对过去50年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图廓清语言学范式的发展轨迹和认清其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所谓“文化转向”不应被视为翻译研究的方向范式的历时更迭。文化范式是继语言学范式后确立的又一个工具范式，按Holmes(2000)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对翻译研究的整体设想，它们应分别属于以功能为导向的描写范畴(function-oriented description) 和以产品为导向的描写范畴(product-oriented description)。这两个范畴应该在互动互利中共同构建翻译学体系。现代翻译研究的发展史还告诉我们，50年来翻译研究发展的主动力是语境张力。它体现着翻译研究活动的内涵(在文本诸级层上的结构运作)和外延(诸语境制约因素)间一种永恒而又动态的关联，研究者们正是在这种张力的统一体中进行理论视角的抉择，并确立研究途径、提出理论构想的。
第二章对语言学途径进行深入的反思，认清其规律和局限，确立发展原则。本章重点是对语言学途径进行批判性重读，剖析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作为一种工具范式和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在理论基点、论证方法等方面的特点。语言学范式建立在语言普遍性的理论基础之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植入语篇分析模式，广泛借鉴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明确的学科体系意识；有的学者还借鉴文化学范式的研究方法，借以拓展语言学范式的视角，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语言学范式的发展历史一直存在着对结构和对功能的两种关注。对结构的关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以迅速发展，而对功能的关注在90年代后逐步发展，现在更体现出明显的认知和语用的倾向。“结构对比—语篇分析—翻译语境描写”，这是语言学范式发展所遵循的历史路径。本章还对语言学途径发展中可能提供理论来源的供体学科的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简略介绍。
第三章旨在建立翻译语境模式。本章从认知的角度出发，移植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的相关理论模式，以平行语篇语料为依据，确立以认知-功能为主线的翻译语境模式。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体现出建立翻译语境概念的明确的学科意识。翻译语境是以交际主体的心理世界为基础，由其语境视野所摄入的相关外部世界和语篇世界诸因素组成的认知框架。特别区分译者语境和研究者语境，并对后者进行探索和阐述，试图深化对翻译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第四章以跨学科理论移植的视角探讨语言学途径的研究方法问题。主要从移植的规律、描写和对比的方法以及研究者的立场等方面进行扼要的阐述。我们认为，对语篇的关注是翻译语境研究的核心。没有了翻译语境视阈下的语篇分析，我们的研究就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本章还提出了描写研究中跨学科理论移植的两个可行程序，并对语料库的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
下编的三个章节，即第五至第七章，旨在建立翻译语境的描写体系，是第三章翻译语境模式在交际功能层面上的描写纲要。我们认为，对翻译语境进行描写就是对语境中各种关系的有选择性的描写，而选择的原则取决于对语言交际功能的认识。第五至第七章分别针对外部世界和语篇世界间的关系、源语和译语语篇与其各自所在语篇世界间的关系，以及交际主体心理世界，亦即其语境视野间的关系，提出对语境诸因素进行描写的纲领。
第五章在对经验意义和译者的经验在翻译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之后，提出经验意义的诸描写项，包括视角、词语(包括及物过程)和名物化等。
第六章讨论人际意义，分为互动语旨和功能语旨两部分，列出并分析了作者的呈现度、译者的可见性、感染力(pathos appeals)、语言变体、交际意图和话语特征等诸多描写项。
第七章分为语义重复链、心理情景和语言框架、互文性及连贯等四个描写项对语篇意义进行了讨论。
语境描写纲要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旨在开思路、定走向、触发跟进思考和研究，而不是穷尽性的描写细目。在对每个描写项进行讨论后，都提出一个初步的描写性假设，意在以语篇特征作为根据和出发点，对相关的翻译语境因素间的关系的描写提出建议和设想，并期望借此能与文化学研究途径有所接合。
书中大部分引自英语著述中的文字都用脚注形式附在页下，以便读者查对，以防汉语译文有误，或有不同理解。【注释】[1]Translation studies is seeking to promote the stance that research is not only something done to or on practitioners, but is also something done by practitioners.[2]Theory was not to exist in the abstract, it was to be dynamic and involved a study of the specific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ory and practice were to supply mutual nourishment.[3]...the object being investigated is not something fixed in the real world to be scientifically investigated, nor is it the object of higher, transcendental truth to be revealed in a mystical way. Rather, the objects of study are the translations themselves, which are by definition mediations subject to theoretical manipulation and prevailing artistic norms...上编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第一章 语言学途径的反思1.1 概说
要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有一个全面、清醒的认识，就必须把它置于一个适当的关系框架中加以观察和思考。在这个框架中，它和其他途径既关联又相对，既有联系互动，更有分支别立。而只有在这种交错的关系分析中我们才能够更理智地追溯出它的发展脉络，并展望和规划其未来走向。
对语言现象的观察从来不是中立的，总是以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为视角的。而我们对这一个个理论框架或概念进行回顾性(retrospective)的观察和评论，当然也自有我们的不同立场和框架。不同的立场便导致不同的观察结果及对翻译研究史的不同理解和思辨。近年来坊间一些回顾翻译研究发展史的专著，有的按不同研究途径分门别类，基本按各个途径的发展、演变的时间顺序，阐述各学派的主张和观点。Munday(2001)和Gentzler(1993/2001)的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和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即属于这一类。这两本书所不同的是，前者对各种途径介绍较为客观、均衡，而后者则偏重文学翻译，带有浓重的文化、文学途径的色彩，对所谓“科学派”和德国功能派的评论难免有所偏颇。我们从这样的专著中看到的是一部部通过不同学术视野展现出来的现代翻译学的发展简史。还有一类翻译史著作，集中对某一学派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介绍，如Nord(1997)、 Hermans(1999) 和Fawcett(1997)。这些著作所阐述的翻译理论演变轨迹，包括语言学途径的发展(Fawcett 1997)，无不显示出摆脱结构语言学的桎梏向越来越宽泛的语境层次延伸的倾向。
本章将把对语言学途径的回顾放在两个不同的框架中思考。一个框架以研究模式-理论移植途径为思考主线；另一个框架把半个多世[1]纪以来翻译理论的发展和演化看作是由于文本和语境因素之间存在的一种张力而导致的由语篇的低级层向高级层再向语境诸层面的扩展过程。这两个框架并不构成翻译简史，只是各自按照一条思辨主线，将某些发展因素前景化，而将其他某些事实淡化或忽略，以得出笔者自以为贴近翻译研究发展基本规律的结论。1.2 “模式-途径”框架1.2.1 翻译研究模式和理论移植途径
按研究模式，现代翻译研究可分为对比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comparative model, process model, causal model)等三种(Chesterman， 2000)。对比模式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篇，这些语篇可以是不同语言中的，也可以是同一语言中的。过程模式着眼于翻译操作中的决策、选择等心理活动及翻译各阶段间的序列关系。因果[2]模式旨在建立翻译实践活动中情境、社会-文化等因素与其所导致的翻译决策、选择和译文功能间的因果关系。
按理论移植途径来看，翻译研究可大致分为以其主要理论供体学科(donor discipline)为准的语言学途径、文化学途径和文学途径等。在这方面，不同学者的分类有粗有细，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比如，Hermans(1998)列举出语言学(包括结构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符号学、社会-文化和文学等四大途径。谭载喜(2000)也提出过类似的文艺学途径、语言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和翻译学途径等；前面四种显然也是按主要供体学科分类的，但最后一[3]种的分类参照点似与前面有所不同。
研究模式和理论途径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对比模式主要移植语言学理论，过程模式移植认知理论、心理学理论，而因果模式则会倚重于文化学、文学和社会学理论。
按模式和途径两个角度观察当前的翻译研究，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启示性。模式是一种共时的横向的分类，针对着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途径则是历时的积累，可揭示出不同模式和流派的发展脉络。下面就以理论移植途径为主线，按语言学、文化学和文学等三大途径对翻译研究的历程进行一番回顾和反思，以期对今后的发展有所启迪。1.2.2 三大途径和两大流派
用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来自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
句法学和语义学有助于揭示“每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相比，总会存在许多差别和错位”(Fawcett， 1997)的事实。因此，源语和译语诸词项极少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同等意义，却可能在同样的情境中行使功能(Catford 1965)。 这种认识导致了许多基于实际语料的对翻译中句法结构和语义处理方法的总结和描述(国外如Malone， 1988; 国内如谭载喜，2000)。
语用学关注语言使用和语言使用者间的关系，即语篇的意图和功能的实现。语用研究中的语言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关联理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及预设(presupposition)等概念均已被植入翻译研究领域(如Hatim，Gutt等)。
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可植入翻译研究的概念和模式非常丰富：从语篇自身结构的衔接、连贯和主位推进模式到涉及语言与使用、使用者关系的语域和语境，以至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对语篇的制约和影响的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语篇语言学具有注重交际语境的宽泛理论框架，这使之最有可能成为语言学途径中的带头供体学科之一(李运兴，1999)。
Bassnett 和Lefevere (1990) 宣布了翻译研究中发生的文化转向，“研究的目的已被重新定义。研究的对象是嵌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符号网路中的语篇，这样，翻译研究学派既可以运用语言学方法，也[4]可以超越它的局限。”不过，尽管他们声称语言学方法和文化学方法是同等重要的，十几年来的实践表明，翻译研究学派所关注和作出贡献的领域是翻译活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层面。它摆脱了语言学方法对“对等”的关注，转而探讨影响译语语篇构建的相关因素，强调语篇构建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制约。总之，翻译研究学派从越来越关注多元性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文化研究中汲取了很多养分，而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在时时审视着翻译活动的作用。
以文学理论为供体的移植有两类：一是以Even-Zohar 和Toury为代表的对俄国形式主义中的“系统”概念的移植；二是对解构主义概[5]念的移植。他们借鉴的是文学理论，所针对的翻译研究领域也基本是文学翻译。“系统”概念的移植导致了多元系统理论的形成。它关注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作用，以及译语多元系统——包括文化、宗教、政治、文学系统等——对翻译作品的构建和存在的种种制约和影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则对作者与源文和译者与译文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理解：源文是靠译文才得以生存的，源文的意义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译文的不断阐释之中。而译者的任务则是凸显语言间的差异，译文不是源文的复制品，而是与其形成平等的互补关系。它打破了语篇具有一成不变的内在价值的迷信，强调语篇的价值是由一系列权势关系决定的。
上述理论途径呈现出两大跨学科移植趋势：一是以语言学为供体学科的移植；二是以文化学、文学理论为供体学科的移植。前者常被称为语言学派或科学派，后者即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以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为理论供体、并声称导致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6]文化学派。Tymoczko(2002)将20世纪语言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与17世纪由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应用而导致的知识危机进行类比，指出当前的语言和社会科学发展同样呈现出微观(显微镜)和宏观(望远镜)两个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创了两种新的无限序列：将语篇分割为越来越小的语言单位所带来的实际上无尽的可能性，和将语篇与语境(包括其他语篇的语境)的诸多层次联系起来所产生的同样是无尽无休[7]的可能性。”将这种类比用于当前的翻译研究，她很形象地分辨出翻译研究中微观(语言学途径)和宏观(文化学途径)两大流派(trend)，并颇有见地地论述了两者的关系。但Tymoczko说的并不完全对，虽然文化学派确实将语篇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层面联系了起来，如语篇与权势关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但语言学派并没有将语篇分为越来越小的单位。语言学派这个“显微镜”并没有向着语篇结构的精细度探索，而是将精度调得越来越低，并试图和“望远镜”进行某些力所能及的合作。1.2.3 对两大流派关系的认识
从两大流派目前的研究内容来看，概略地说，语言学派注重的是作为语际交际的信息载体的语篇——源语和译语语篇的对比及译语语篇构建规律；而文化学派关注的则是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既成事实的翻译事件。它们各自偏重于翻译活动的一个层面，移植不同的供体学科的相关理论。这两种移植趋势是并行的，而不是相悖的；应该相互补充，而不应相互排斥；应该在发展中相互借鉴、丰富，而不应各行其是，分道扬镳。因为语言和文化本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心脏，是语言和文化的互动才使生命得以延续。”(Bassnett， 2002)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关注语篇本身的翻译研究是不充分的，对语篇的研究必然要和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而对翻译现象的文化思考也必然会回映到语篇特征上来，没有对语篇的观察和描写，文化思考也会成为无皮之毛，无以附焉。
再从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来看。根据Holmes(1972)的设想，在[8]“纯”(pure)翻译研究的两个分支之一的描写研究中有三个范畴：针对产品(product oriented)的描写、针对过程(process oriented)的描写和针对功能(function oriented)的描写。语言学派针对的是作为语际交际活动产品的语篇，而文化学派针对的则是翻译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功能。这两个范畴所提供的描写均可被输入“纯”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分支——理论研究(theoretical)中，以产生整体(general)或局部(partial)的翻译理论。很明显，所谓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只不过是两个并列的范畴里的两个理论工具。它们的发展和深化都有助于丰富描写研究，进而也都有助于为翻译理论的确立提供充分的支撑。如果沿用Tymoczko微观和宏观的分类，我们看不出翻译研究为什么不能同时容纳这两个层面，也看不出这两个层面间有何水火不容的冲突。自然科学有宏观生态学、微观生态学(还有超微观的分子生态学)之分，社会科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分，同样，作为人文科学重要领域的翻译研究也会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范畴，忽略了哪一个都是不完整的。好的翻译研究应该是二者的结合：微观分析的成果要向宏观范畴寻求解释，宏观的发现也要在微观范畴中寻求支持。翻译研究应该是一个自省(self-reflective)体系，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清醒的、明确的认识，在微观层面进行探索的时候必须具有宏观的心境；反之，进行宏观思辨的时候也必须留有和接纳微观分析的空间。
一言以蔽之，翻译研究中对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文学理论的移植并无冲突，这两条途径应互有启迪，互为借鉴。有人认为语言学理论的移植在近十几年中已渐衰落，已经被文化学、文学，乃至人类学、阐释学的移植取而代之——这种认识将同一学科领域中不同研究范畴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研究的整体走向的根本更迭，未能从学科体系的角度理清不同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认清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以致将同一研究领域的不同研究方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对整个翻译研究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章(2.2节)从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进一步加以阐述。
所以，准确地说，翻译研究在整体方向范式(这一术语将在2.2节中讨论)上并未发生文化“转向”。确切地说，是文化学派开辟了一个与语言学派的针对产品的研究平行发展的新的描写范畴。它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明确的针对功能的研究倾向，属于Holmes(1988)所谓“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它丰富和充实了翻译描写的内容，但绝不是语言学派的后续或更高发展阶段。Bassnett (1998)在纵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关系时，引用了Richard (1986) 关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的论述，说“每种研究途径只能解释一个更大的过程的一个小侧面。每个研究途径在理论上都是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但在所[9]能达到的目标上也只是局部的。”Bassnett(1998)很赞同这个观点，并说“没有哪一个途径是优于其他途径的，不同途径间的相互支持的[10]合作性质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但文化学派所指的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似乎忽略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以外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语用学或心理学，而只是狭义地指翻译研究和文化、文学研究的密切相关性。没有对翻译的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关注，翻译研究仍然是不完整的。现代翻译研究伊始，各个不同的研究途径都是学科建设的忠实支持者(partisan)，而每一个途径都只有有限的目标和领域，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构建起翻译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
事实是，在“文化转向”发生后，语言学诸领域的最新发现继续被植入语言学派的研究中，语言学派仍在按自己的轨迹发展。如果说发生了什么转向的话，我们倒应该说：随着有关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翻译活动认识的深化，针对产品的描写范畴中的跨学科移植倒确实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我们看到，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对比语言学方法让位于体系明确、强调语篇与语境关系的动态的语用学、语篇语言学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对等、转换转向了语篇功能、语篇体裁、语域等更具系统性的特征。应该说，这种转向是理论移植途径上的重大进展，但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强调和重视。
语言学途径的语篇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严格地说，在90年代才有了明确的发展，其标志为Basil Hatim和 Ian [11]Mason 于 1990年发表的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这本著作突破机械的对比语言学方法，将语篇作为翻译的策略制定级层(decision-making rank)，放在现实交际环境中加以考察，将对翻译的观察扩展到语篇的语用学和符号学层面，应视为语言学途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Venuti(2004)认为，对语言使用的认识决定了翻译学者观察翻译活动的视角和他们所提出的翻译理论的走向。他根据Kelly于1979年出版的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第一章中的说法，把翻译研究分为两大类：工具型和解释型。前者着眼于语言的交际功能，理论切入点是语言和文本；后者则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的相互影响，其理论思辨主线是译[12]语文化对翻译活动以及源文的阐释性。这种分类和我们所说的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基本一致。它们都是观察翻译活动的有力视角，并无优劣之分，更非水火不容。从近年翻译研究发展的跨学科轨迹看，我们可以更务实地说，翻译研究的走向取决于与语言相关的学科的发展及其对翻译学者思维的影响，或者从翻译学者的角度讲，翻译研究取决于他们对相关学科发展的关注、认可、取舍和运用。翻译学者对相关学科的态度决定着翻译研究的总体走向。
随着Bassnett和Lefevere宣布翻译研究的“cultural turn”以来，“文化转向”开始在汉语论文中频频出现，继而出现了更多的诸如“女权主义转向”、“后殖民转向”的种种“转向”，一时间转来转去，让人觉得翻译研究的总体走向在经历着过分频繁的大调整，时而东时而西，无所适从，有些晕头转向。个中原因有二。其一是一些学者将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新的视野和思路激进地看作是翻译研究领域的整体方向的根本调整，以致以忽视甚至压制其他研究途径为代价过分张扬了新途径的带头作用，将一个时期的主导趋向误认为是研究领域方向范式的根本性变更。第二个原因是术语意义界定或翻译所造成的翻译研究问题，翻译研究因术语的翻译而复杂化和神秘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难题。“turn”在英语中有多个意义，其中包括 “change of direction”和“change of condition”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thDictionary, 4edition)或“a development in direction”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两个含义。前者相当于“转向”，后者相当于“变化、改变”等意，如“a new turn of affairs”， 恐应译为：事情的新发展。总之，将“turn”译为“转向”，是将其含义缩减(amputated)了，因为汉语中“转向”基本只有“方向变化”一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汉语读者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在翻译研究的整个领域中，文化学途径已经完全取代了语言学途径以及其他途径，而成为唯一的研究范式。而当读到“后殖民转向”或其他种种转向时，又会认为翻译研究朝三暮四，简直不知路在何方。那么，以英语写作的西方学者用“turn”一词，其含义如何呢？就Bassnett 和Lefevere宣布翻译研究的“cultural turn”时的用意，他们显然指的是翻译研究方向范式的总体走向的几乎革命性的大变革，是未来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当Chesterman将“cultural turn”和“historical curve”及“cognitive twist”(2002，转引自Snell-Hornby， 2006)一并使用的时候，他心目中的“turn”也许和 Bassnett 和Lefevere的用意是一样的。但当Snell-Hornby(2006)以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为题回顾简短的现代翻译研究史的时候，她用“turn”一词恐怕就有了更多的“a development in direction”的意思了。比如她谈到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研究的发展走向，就用了“empirical turn” 和“globalization turn”两个提法。这里显然指的是两种发展趋势或动向，不能汉译为“全球化转向”之类，因为正如Snell-Hornby(2006)所言，与全球化的趋势并存的还有一种所谓“语言重新部落化”[13](linguistic retribalization)的与 “麦当劳语言”(McLanguage)相对应的趋势。也许，在翻译研究文献的汉译中，将“turn”区别对待，根据具体语境译为“转向”、“转变”、“走向”等词语更为达意。或者，我们应该在汉语的“转向”一词上加一个新的释义：除了“方向的转变”外还有诸如“开辟新层面、新途径”的含义。1.3 “语境张力”框架1.3.1 “语境张力”概念
20世纪50年代现代翻译研究起步的时候，所接承的是以直译、意译为方法论和以忠实为尺度的翻译标准论的传统翻译思想。以Jacobson、Catford和 Nida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试图用语言学理论将传统翻译思想“科学化”。在当时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下，他们的研究聚焦于以“对等”和“转换”为关键词的对译文和源文词句层次上的形式对比研究上。
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书写(或语音)实体，是翻译活动的实际运作层次。对运作层次的对比语言学描写，可视为现代翻译研究的初始的和基本的关注点。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翻译研究的整体走向呈现出对这一基础关注点的离心扩展态势：从词句对比向语篇分析扩展；从语言关注向语用关注扩展；从文本层面向文化层面扩展。而这种扩展趋势的动力在于语言层面和语境层面间一直存在着的一种张力：文本和语境间无法扯断的关联。
张力这一概念来自物理学，指受到牵拉的物体中任一界面两侧存在的相互作用的拉力。张力不是单向的，是两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概念曾被引入文学研究中，如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在1937年的《论诗的张力》中就提出了这一概念。但他说，这不是一种比喻，“tension”(张力)是 “intension”(内涵)和 “extension”(外延)二词去掉前缀而来。
我们认为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其实也明显存在着这种张力，可称为语境张力。它体现着翻译研究活动的内涵——在文本诸级层上的结构运作和其外延——诸语境制约因素间一种永恒而又动态的关联，而关联的表现形式是某种二元对立冲突：翻译操作中形式对等和语境差异间的冲突；将翻译事件视为字符转换和视为文化情境中的语用顺应过程的认识论上的冲突；将翻译研究视为以语言为本的学科和以文化为本的学科间的冲突。而这种二元对立冲突却促生了语言结构表征和语境因素构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统一体。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正是在这种张力的统一体中进行理论视角的抉择，确立其研究途径，提出其理论构想的。[14]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几种主要研究派别在这种内在张力的拉伸下是如何发展的。1.3.2 各学派发展中的语境张力体现
1.3.2.1 语言学派
现代翻译研究语言学派发展的初期，虽然关注点集中在对译文和源文的对比语言学分析上，但也并非完全忽略了语境问题。实际上，在初期的语言学途径中就存在着两条脉络(strand)：一条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层面的对比；另一条是在情境层面对等效语篇交际的寻求。Nida(Nida and Taber, 1969)的“动态对等”和“语境连贯”(contextual consistency)概念，基于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的揭示，将译文放在译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评价，凸显了翻译信息接收者的反应在整个翻译决策过程中的权重。Catford (1965) 的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以系统语法为理论框架，尽管只局限于词、小句和句这些级层上的脱离语境的分析，但也提出了“语篇对等”(textual equivalence)这样的带有语境倾向的思考：当译语词项(target item)和源语词项(source item)在特定情境下可以互换(interchangeable in a given situation)时便出现语篇对等。但是，只有第一条脉络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翻译学者的积极关注和发展，而第二条脉络却未得到重视和发展。Nord (1997)在谈到这第一条脉络时说道：“这种以语言学为基础的途径……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15]欧洲翻译理论的发展，较之动态对等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觉得，以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翻译研究采用的微观(atomistic)分析方法，在开辟准科学性(quazi-scientific)学科体系上是有贡献的，是现代翻译研究的“先行者”(Snell-Hornby称之为“pioneer”或“immediate precursor”)；至于第二条脉络，由于当时的语言学理论中的语用倾向还不足以成为理论供体，或者说翻译学者对其还没有足够的关注，自然也就难以延续了。
沿着Catford提出的以译文相对于源文的结构变化为着眼点的“翻译转换”思路，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精密或更为宽泛的转换类型(如Vinay 和 Darbelnet、Van Leuven-Zwart等，参见Munday, 2001); 这是沿着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但也有学者 (Jiri Levy, 1967/2000；Anton Popovic， 1970)开始将纯结构层面上的转换与语篇和语境联系起来。Vinay 和 Darbelnet(2004)提出，转换类型的选择与语篇的类型和特征以及读者的接受有关。Levy(1967/2000)认为“实际的翻译工作是重语用的；译者总是选择能保证以最小的阅读努力获得最大交际[16]效果的解决方法”。Anton Popovic (1970)更是提出“表达方式转换”(shifts of expression)这一具有语境倾向的概念，对转换概念进行泛化和延伸，突出了语境制约对翻译决策和选择的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比语言学方法已受到明确的质疑，面对对等和转换等概念的纷繁分类，学者们指出(如Shveitser，1987； Delisle，1988； 参见Fawcett，1997)，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一大弱点就是未能充分地冲破词、句等较低语言层次分析的囹圄。90年代，随着语言学领域中语篇分析理论的发展，翻译学者开始将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植入翻译研究。Hatim 和Mason(1990)不但关注语篇的语篇功能，也关注人际功能和概念功能的实现。Baker (1992) 则运用语篇分析中的衔接、连贯和主位结构等概念在语篇级层审视译文和源文的对等。House (1997) 以Halliday的语域理论为蓝本建立译文评价体系，试图从语篇的高度观察翻译现象。但真正将语篇分析置于更宽泛的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中，还是20世纪90年代末Hatim和Mason所作的一些研究。在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一书中，他们“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将一个Halliday 式的文化和思想意识概念引进对翻译的分析中”(Munday， 2001)。他们所取的“思想意识”视角源于批评话语分析：意识铸就了话语，话语又维持、强化或挑战着思想意识。他们的“文化”关注的是有助于形成特定话语的文化编码(cultural code)，这标志着一个很明显的发展动态：语言学派的学者在以自己的视角观察文化学者们所讨论的翻译课题(Hatim and Mason， 1997)，在寻求语篇结构与文化和语用层面的接合点(Hatim and Mason， 1997)。
综上所述，在语言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语境张力有两种体现。一是理论发展初期就存在两条脉络，主导性的结构关注和朦胧的语境关
[17]注；二是在第一条脉络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结构运作和语境因素间的张力导致了语言学派的理论工具从结构语言学向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和语用学的转移。语言对比分析中引发的种种思索和难题，无不指向更宽泛的语境范畴，从语篇语境因素到情境语境因素再到文化语境因素，这层层的扩张和种种交际因素的介入，构成了语言学途径发展的主动力。
1.3.2.2 德国功能派
功能派是在对语言学派的结构主义倾向和对等至上观点的批判思辨中发展起来的。如Snell-Hornby(2006)所论，德国功能派是在反对以Wilss和莱比锡学派(Leipzig school)为代表的科学派的过程中产生的，她称德国功能派是德国的“文化转向”。功能派认为，语言学派对语篇转换的关注层次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从词到词组再到语篇的扩展过程，但基本的语言学取向并未打破(Nord，1997)。“翻译理论不能只借鉴一种语言学理论，不管这种语言学理论有多么复杂。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理论来解释各种交际情境，解释语言表达的[18]和非语言表达的情境因素之间的关系”(Nord， 1997)。功能理论将研究视野定位在翻译是发生在特定文化情境(situation-in-culture)中的交际活动这一理论命题上。
Reiss摆脱Nida早期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思路(Nida 基于Chomsky的转换生成概念提出的逆转换模式)，将研究视角从结构对比引向对译文的功能分析，提出语篇的交际功能类型和翻译决策间的关系。这一弃一扬便奠定了功能派的起始思路：交际功能和翻译策略的关系。她的学生Vermeer将这一关系进一步在语境的广度上扩展，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行为理论把人类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基于技能的行为(skill-based level)： 即近乎下意识的、自然而协调的行为(smooth, highly integrated actions)； 基于规则的行为(rule-based level)：即有意识的行为，行为者要经过培训，按一定程序执行所规定的行为；基于知识的行为 (knowledge-based level)： 即用智力解决问题的行为。行为者确定目的，制定达到目的的策略和方法，实施之，并根据进行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应属于第三个层次。翻译活动不仅是语码的变换(code-switching)，而更是一种交际行为——是人际的、意图的、文化的互动，交际目的是行为策略抉择的决定因素。Vermeer将翻译视为特定情境中发生的具有意图性和目的性的行为，翻译行为是情境的一部分，而同时又修改(modify)着情境。Holz-Manttari 则将Vermeer目的论中的情境概念进一步泛化，提出了“翻译行动”(translatorial action)这一类属(generic)概念。文本的转换只是翻译行动的一部分，在译语文化的大情境中，时间、地点、媒介、发起人、信息接受者等因素都是翻译行动的组成部分或参与者，翻译被视为译者在翻译目的的驱使下(purpose-driven)与有关语境成分谋议的结果。
至此，功能派似乎将其研究视野在语境张力的作用下从语言结构完全转移到了语境因素，但实际并非如此。功能理论中其实也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条是Vermeer 和Holz Mäntäri 引进的行为理论；另一条是Reiss的语篇类型和功能理论。前者趋强，后者较弱。前者将功能派拉近文化学派的研究范畴和兴趣，后者使功能派仍保留着关注语篇分析的余脉。功能学派强调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Nord,1997)，注重语篇的功能分类，注重语篇分析，从宏观到微观，从结构到语义，以至衔接、主位结构，相当全面，因为这是译者制定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前提。功能理论是当前所有翻译理论流派中最自成体系的，涵盖面(从理论阐述到语篇分析再到翻译教学)最广的理论体系。德国功能派学者们对语篇和语境的学术关注，达到了较好的平衡。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必须说明一点，有的学者(如Genztler,1993; Fawcett, 1997; Munday, 2001)将德国的功能学派(skopostheorie)归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但必须看到，功能派虽然始于对语篇类型的关注(Reiss, 1997;Chesterman, 1989)，但其后来的发展途径却十分倚重于行为理论和交际理论的观点。比如Justa Holz-M?ntt?ri便强调翻译的行为诸层面(actional aspects)，还植入了生物控制论(biocybernetics)的有关观点用以解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相互协调和合作的条件(Nord, 1997)。所以还是将功能派作为一个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对待较稳妥。这也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在讨论三大途径和两大流派的时候(本书第1.2节)我们有意忽略了德国功能派：因为很难将其纳入“模式—途径—流派”模式，它似乎介于两大流派之间。
1.3.2.3 描写翻译研究
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摆脱了对翻译文学作为孤立文本的译文、源文对照研究方法，将翻译文学纳入译语文学和文化多元系统中加以观察，分析其在译语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演变。可以说研究重心完全倾向于译语文化语境。只是多元系统论在随后主要和Toury的名字相联系的发展中，译文与源文的对照和分析被明确纳入了研究日程。比如，Toury (1995)、Lambert 和van Gorp(1985)都遵循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框架将译文置于译语系统之中考察其意义和接受等问题，并将译文和源文进行对比找出“成对”的译文和源文片断间的关系，力图从译文和源文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转换中，发现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译文的构建以及译文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规范(norm)和法则(law)。
对于描写翻译研究，Hermans(1999)作为一个文化学派学者(culturalist)说过一句十分清醒的话：由于描写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的产生、接受和历史影响等问题，“相对而言，便很少关注翻译的语言学或哲学层面，也很少关注翻译过程的心理和认知层面的问题。这[19]种包罗万象的描写方法的主要受益者是历史层面。”这句话中肯地指出了描写翻译研究的偏重点和关注领域。当然，不能说对语篇的描写，特别是对源文的分析，已被完全忽略，只是其关注的聚焦点在于影响翻译决策和操作的种种社会、文化和诗学的根源(Hatim，2001)。
对译文所处语境的关注催生了多元系统论，又给予了描写翻译研究丰富的思辨营养。在语境张力的作用下，描写翻译研究把对文学语篇的分析历史化、语境化，引发越来越宽泛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思考。但描写翻译研究实质上仍是一种实证性的(positivistic)研究，对语料描写的关注使其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后的语言学途径产生多界面的互动，甚至互融。
1.3.2.4 文化学派
20世纪90年代Susan Bassnett 和Andre Lefevere(1990) 所宣称的“文化转向”对语言学途径采取了明确的否定态度，认为“语言学的分析单位由词发展到语篇，便再无突破”，甚至把语言学派讥为对眼前的树木视而不见的“无畏探险者”(intrepid explorer)。文化学者把翻译活动和操作抽象为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一个模糊的客体，刻意关注和彰显权势(power)、意识形态和诗学(power, ideology, poetics)对翻译活动和操作的制约和影响。和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文化学者对语篇的关注是最不系统和最任意的。
同样沿着文化差异这一主线对文学翻译进行观察和反思的Venuti，提出了彰显源语文化、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翻译倾向的“阻抗式”(resistance)翻译策略。他对多元系统模式中对文化因素的关注仍嫌不足，认为“Toury的研究方法……必须进一步转向文化理论，以对语料进行评价和对规范进行分析。规范可能首先是语言学的或文学的，但也同时会包含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信念，以及社会表现，而这些都[20]是服务于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力量”(Venuti， 1998)。Lefeverer 则嫌多元理论有着“过分结构主义的根源”(Bassnett，1993)，所以便离开Toury的规范(norm)论向着更宽泛的文化语境开拓。作为多元系统理论创始人的Even-Zohar也刻意将其早期理论泛化为一种普通文化理论(张南峰，2006)。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文化学派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呼声，大有“扩大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描写翻译研究’”(Robinson，1997) 的势头。对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两个人文学科研究领域有关理论的移植导致了翻译研究语境化的进一步泛化。翻译活动和事件已不是语言系统间单纯的信息传译，而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权力工具和思想意识的较量。文化学派对翻译活动进行语境化的趋向得以进一步彰显，似乎任何文学的、社会学的和文化学的理念都可以在翻译研究中占得一席之地，大展其描写解释能力(Hermans，1999)。
可以说语境关注是文化学派的原动力和生命线，而语境张力也造成了其研究范式的严重失衡：翻译的内涵几被忽略，一股强大的离心力正将翻译研究拉向诸多与翻译有关联的人文学科的应用范畴，翻译研究可以是文化的，可以是文学的，但偏偏不是语言的。过大的离心力，加之缺少与之制衡的向心力，将模糊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边界，将这个学派推向泛化的文化研究，成为文化研究和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有些历史学家(如王宪明)已经运用对平行语篇的观察和分析，十分翔实有力地支持了他们的文化史、思想史研究。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比翻译研究者似乎做得更好些。1.3.3 语境张力下各学派的相对位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看到这几种研究派别所体现出的对语境的关注度是有明显差别的。文化学派理论中的语境张力最为强势和泛化，描写翻译研究的语境概念强调多元化和级层化(hierarchized)，而功能理论所涉及的语境因素聚焦在翻译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即译文对读者所产生的交际功能的语用层面上。语言学派从初期的结构主义的对比语言学分析到20世纪90年代的语篇转向，再到90年代末对更宽泛的语境因素的关注，对源文和译文的关注度基本持平，对语境参数的关注与时俱增。可以说，在对语境因素的探索上，文化学派和描写翻译研究比功能理论和语言学派(特别指其90年代后期的发展)涵盖面更宽泛些，挖掘也更深些。就文化学派和描写翻译研究而言，前者的语境关注更为宽泛。就功能理论和语言学派两者而言，前者基于翻译作为一种交际活动的目的性，聚焦译语语境，后者则是将语言学派所固有的语篇分析的理论平台向文化语境层面拉伸，以求探讨原本为文化学派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总之，就语境关注程度的强弱而言，我们可以这样排序：文化学派—描写翻译研究—功能理论—语言学派。而要说到对语篇分析的关注，这个次序正好要倒过来。下面这一图解(图1.1)可直观地显示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翻译学各流派在语境张力的作用下各自所处的相对位置。图1.1 不同学派在语境张力下的相对位置
图中，语言学派被标示为两个发展阶段——对比语言学阶段和语篇语言学阶段，以显示语言学途径发展过程中，从单纯的文本关注到交际中语篇的研究视角的语境化张力效应。这种我们在上一节曾称之为“语篇转向”的工具范式(这一术语将在2.2中讨论)调整，是在语境张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学术话语内力，即学术话语并未进行重新编码，而是在原发学术话语的基础上的扩展和累加。其他学派都在图中单个标注了相对位置，它们有一个区别于语言学派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语境张力使它们的研究话语产生了多声部对话的机制，即这几个研究途径都或多或少地从现代翻译学的原发话语——语言学话语——摆脱出来，植入其他学术话语以对语言学话语进行挤压和边缘化。这方面，文化学派尤为甚之，翻译运作的语言层面被抽象化，翻译事件被视为社会—文化或文学现象，成为除语言学外的某一个学术话语的论题。1.3.4 语境张力的启示
按Koster(2003)的观点，翻译研究方法就是由一些基本问题构成的体系：who translated what, when, where, how and why？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由对语境诸因素的观察(回答：what, when, where, why？)而得出的“外向”翻译史(“external” translation history)和由对诸语篇因素观察(回答：how， why？)而得出的“内向”翻译史 (“internal” translation history)。 这种分类虽然有过于机械之嫌，但它指明了对翻译现象进行回顾性研究(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的两个范畴。两种翻译史基于不同的问题，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序列：没有内向翻译史也可以写出言之有物的外向翻译史，而没有外向翻译史却无法写出言之有理的内向翻译史(Koster, 2003)。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展示出从内向翻译史向外向翻译史探求的路径，功能学派走的也大致是这样一条路；描写学派和文化学派理论(尤其是文化学派)中更为强烈的语境张力，则使更多的语境因素被纳入研究视野，从而使其成为更注重外向翻译史的研究范式。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翻译研究发展的动力是语境张力。没有这个动力，翻译研究将长期徘徊于对语言结构层面的论争，无法摆脱对“能指—所指”关系的笃信和愚忠。翻译研究中的语境因素与文本因素二元冲突和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文本和语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明确分界。一方面，文本在一定的语境中发挥交际功能，语境制约着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接受；另一方面，文本本身也生成语境，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存在于言语之中，而并非独立其外，流通在社区中的一个个文本作为语境的重要构成部分，生成和定义着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心态和氛围。语境张力正是在文本和语境既有分别又有联系的互生、互动中发挥对翻译研究的推动作用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语境张力并没有促生一个一统自足的翻译研究领域，相反，翻译研究如今已成“分治”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采用或移植了各自谙熟的供体理论，并将研究指向各自的关注和兴趣。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基本是各行其是，极少相互借鉴，更说不上交融共进。究其原因，或许林林总总，但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它们都忽略了或没有认识到，翻译学发展的动力，不管属于哪个学派，都是语境张力。既然这是各个学派发展的共同动力，我们也就应该在这个共享的张力中共谋翻译学的发展，探讨其发展规律，提出其发展范式。
在语言学途径的发展中，对语境因素的分析主要倚重于Halliday式的语境观，而这种语境观对跨文化、跨语言交际的研究而言，时常显出涵盖面不足和解释力不充分的弊端，致使语言学途径中的语境张力显然弱于其他几种途径或流派。所以，语言学派要发展，必须在语境化上做出更积极的探索，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方法有三：一是借鉴语言学最新发展中有关语境、语用研究方面的理念、思想；二是植入语言学外相关学科的有用理论概念，特别要将翻译研究提高到某种哲学思考层面；三是建立语言学途径的各个分支领域，如不同语域的翻译研究、教学研究等，以形成一个包括纯理论思考、语料分析描写和翻译教学在内的翻译研究体系。
功能派的发展，近年来似乎呈现出一种自我完善的态势。功能理论的基本理念被进一步应用于不同语篇类型的翻译研究，应用于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并开始探索翻译过程的研究、文化因素的影响等课题。功能派较为完善的研究范式使它成为一个自立性颇强的学派。在功能研究范式中，语境张力主要体现在对翻译目的和译语读者预期等翻译语境因素的关注上，已经出现的对文学翻译和文化层面的探讨将使功能途径保持适当的语境张力，从而促进整个学派的发展。
描写翻译研究发展成一种重翻译语料描写的经验性(empirical)研究范式，强调非规定性(non-prescriptive)、系统性以及规范(norm)的普遍性而非个体性的特点。这使描写翻译研究一直保持着对语篇分析的关注，而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和拓展的它与语言学派的潜在结合界面。另一方面，描写翻译研究寻求语际转换中体现在语篇层面的规律性(patterned regularity)并将其视为文化的和诗学的符号加以阐释，这已和文化学派的批判—解释性(critical-interpretive)研究模式有所交接(interface)。因此可以说，从语言学途径到描写翻译研究再到文化学派，并非是从泾渭分明的一个研究范畴跨越到另一个研究范畴，这其中自有其关联，完全可以形成一条方法论上的合作链条(methodological co-optation)。
文化学派则呈现出不断加强的多元化语境张力。解构主义及其视阈下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介入，使文化学派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宽泛，话语主题越来越多地和文化研究相重合。假如如Gentzler(2001) 所言，包括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在内的诸多研究领域都已具备了发生“翻译转向”的条件。那么，它们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什么新的启示，翻译研究又应如何去和这种种发展接合呢？文化学派必须认识到，在翻译研究中的语境张力不断加大的时候，它的反作用力也会/应同时增强。当语境化无限泛化的时候，对语篇分析的缺失也就会越来越明显地突现出来。翻译研究毕竟不是文化研究，也不是后殖民主义研究，解构的哲学观念也无法支撑一个自立的翻译研究体系。文化学派中强大的语境张力是近年来整个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力，但这个张力需要、实际也存在着一个与之平衡的力，那就是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途径，一个具有明显语篇分析取向的反作用力。在将来翻译研究的发展中，语言学途径将扮演制衡翻译研究这个新兴学科论题过于泛化的角色。
翻译研究中的语境张力，已经导致了以不同的视角对语境因素的关注，促生了几乎是泾渭分明的研究途径，形成了语域有别的学术话语。但这种种差异中也同时孕育着语境观视阈下作为一个统一学术领域的整体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为什么呢？在语境张力的作用下，一个研究途径之所以能被认可，是因为它和其他研究方法在对语境的关注上有区别。而这种区别也正表明它和其他研究方法在语境关注上的联系。语境张力导致了翻译研究的学派纷纭，同时也必将从宏观上将纷纭的学派凝聚在一起。Gentzler (2001)提到翻译研究的“内部障碍”(internal barriers)已出现消除的迹象。可以预言，目前存在于语言学派、功能派、描写翻译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的话语障碍将会弱化，但其间的差异仍会存在，语言学派不会把语境关注推演到文化学派那样的极致，文化学派也不会将语篇分析做得像语言学派那样系统。而从长远看来，要促成一个统一自立的翻译研究体系的最后确立，只提倡“运用不同学科和学术话语中的翻译理论来更好地分析各种意义和由[21]此产生的各种功能”(Gentzler 2001)是不够的。这只是短期目标。还必须及时将语境张力下的各研究途径的消除障碍、互动、互融提到研究日程(agenda)上来。
要实现这个长期目标，也就是建立一统化(unified)的翻译研究学科体系，应该有不同的探索、路径或方法。下面所说只是我们目前研究中萌生的一点设想。要实现各研究途径，或简略地说，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的融合，可以分三步走。第一，语言学途径要将语篇的观察和分析置于恰当的语境框架之中。这个框架基于语言学的理念，同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容有对翻译所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描写和理论化(theorization)的空间。第二，文化学派在开拓更多文化层面研究的同时，应致力于将对文本的关注系统化，即将文化描写和语篇描写间散在的接触面和接触点体系化，构建一个语篇描写体系。这两个步骤发生的顺序哪个在先都是可能的，也可以是同步的，我们无法预测。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语言学派构建的语境框架和文化学派构建的语篇描写体系，能够引起相互的兴趣和关注，并产生借鉴和融合的动机。至于功能派，其对语境的关注似介于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自身又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且已提出明确的开辟综合性研究途径(integrated approach)的主张(Snell-Hornby， 1995)，可以发展成为更具批评—解释性(critical-interpretive)的研究途径。而描写翻译研究，一方面和语言学派的语篇分析层面应有所合作；另一方面可以向着解释和历史层面(historicity)有所扩展，这样它将可以对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互动作出贡献并从中获得营养。于是，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领域就可以走出第三步，以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为主的各种途径发生越来越多的互动和融合，相互挑战对方、促进对方、改变对方，最终形成一个为大多数翻译学者认同的一统的翻译研究领域。但必须指出，这里的所谓“一统”不意味着各个流派将合为一派，而是指各个流派或途径间将建立起互通的界面，使对翻译现象的不同视角的思辨能互补互益，但同时又体现着语境张力的差异。而在每个研究途径内部，学者们应力求在文本与语境之间建立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可欲而不可求，不平衡是永恒的，平衡将意味着停滞。【注释】[1]英语中的“text”译为“文本”或“语篇”，但本书中这两个术语有不同的含义。“文本”指语言编码实体，偏重语言结构本身；而“语篇”一词用来指交际中的文本，强调文本的交际属性，强调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文本”看作交际单位和文化载体的时候，它就是“语篇”。而当我们把“语篇”和社会-文化背景剥离开来的时候，“语篇”就成了单纯语符意义上的“文本”。本书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前一种理解，故用“语篇”一词的时候占大多数。而当我们说“文本是语境的重要构成部分”时，这个“文本”实际就具有了“语篇”的属性。[2]本书中“情境”和“情景”两个术语分别对应于英语的“situation”和“scene”，“情境语境”相当于英语的“context of situation”。[3]谈到翻译研究所依循的理论途径，我们倾向按植入的主要供体学科来分类，强调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移植这一概念(李运兴，1999)。因此，我们认为不宜使用“翻译学途径”(谭载喜，2000)的提法，因为它是综合其他翻译途径的优点或特点的一个“综合性途径”；它的目的是建立“既具语言学模式特征，又有文艺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以及其他相关科学的特征”(谭载喜，2000)的理论体系。它本身并没有确立的理论模式，而只是跨学科移植过程中各植入理论模式或概念以带头供体学科(李运兴，1999)为基础相互融合和调整的翻译学确立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4]The object of study has been redefined; what is studied is the text embedded in its network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al signs and in this way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able to utilize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nd to move beyond it.[5]这只是一种舍源就近的说法，文学研究中的解构主义途径还应进一步追溯至Derrida的哲学思想；但因为是一批来自比较文学或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把这一思想引进了翻译研究领域，故现在说翻译研究中的解构主义思想来自文学研究。[6]Venuti (2001)对现代译学的发展作出过类似的分类：In the 1990s, as translation begins to emerge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two rather different paradigms appear to be driving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is an approach that can generally be called text linguistics, in which notions of equivalence are ground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ext types and fun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s an approach that can generally be called cultural studies,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how value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shape practice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他这里所说大致相当于本章所谓两大途径。但他所指的语篇语言学方法似乎仅仅包括德国的功能派所谓语篇类型和功能之说，而未重视Hatim等人的研究。[7]In a sense two new infinite orders have opened up： the virtually inexhaustible possibilities suggested by segmenting texts into smaller and smaller linguistic units, and the equally inexhaustible possibilities suggested by the relationship of texts to layer upon layer of context, including the context of the other texts.[8]Holmes(1972)用的是“foci”一词，而Toury(1995)用的是“approach”。[9]...each approach tells us about one small aspect of a larger process. Each approach is theoretically partisan, but also very partial in its objects.[10]No single approach would be prioritized, and the partisan nature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outset.[11]请注意，与此同时，Bassnett 和Lefevere声称翻译研究已经出现“文化转向”。另外，对早于他们25年前试图用阶与范畴语法构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Catford(1965)，他们有如下评价：“大部分的讨论针对的只是语言系统的结构对比，而不是跨越文化障碍的交际；只是脱离语境的句子，而不是实际的语篇”(Hatim and Mason， 1990)。的确，Catford(1965)的体系受理论供体的制约，语言级层到句子为止，更大的语言片段无法纳入。他的体系虽然触及语言形式和情境的联系，但仍然无法探讨语言形式系统之外的文化、社会、情境等因素与翻译的关系。[12]Venuti 的原话是： A translation theory always rests on particular assumptions about language use, even if they are no more than fragmentary hypotheses that remain implicit or unacknowledged. For centuries the assumption seem to have fallen into two large categories： instrumental and hermeneutic(cf. Kelly 1979： chapter 1). Some translation theories have assumed an instrumental concept of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expressive of thought and meaning, where meanings are either based on reference to an empirical reality or derived from a context that is primarily linguistic, but may also encompass a pragmatic situation. Other theories have assumed a hermeneutic concept of language as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ve of thought and meaning, where meanings shape reality and are inscribed according to changing cultural and social situations. An instrumental concept of language leads to translation theories that privilege the communication of objective information and formulate typologies of equivalence, minimizing and sometimes excluding altogether any question of function beyond communication. A hermeneutic concept of language leads to translation theories that privileg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eative values and therefore describe the target-language inscription in the foreign text, often explaining it on the basis of social functions and effects.[13]此词来自“McDonald's”，意指受商业化影响而形成的全球化词汇或表达方式。[14]对研究派别的划分，主要参照Munday (2001)中的分类：Even-Zohar 和Toury属于多元系统论，“文化转向”、女性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泛泛归入文化学派。不同的是本节把Venuti的理论也归入文化学派。另外，此处所谓“研究派别”以及下文所谓“学派”(school)即指一种研究途径所形成的学术研究范式和其学者群体。[15]This basically linguistic approach...had mor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than did the idea of dynamic equivalence.[16]...actual translation work... is pragmatic; the translator resolves for that one of the possible solutions which promises a maximum of effect with a minimum of effort.[17]Boase-Beier (2006)同样注意到，Catford (1965)和Nida(1964)“的确关注翻译的语言基础，但同时也同样强调了功能和语用”(...did focus on its linguistic basis， also placed at least as strong an emphasis on function and use as they did on form)。[18]...a translation theory cannot draw on a linguistic theory alone, however complex it may be. What is needed is a theory of culture to explain the specificity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alized and non-verbalized situational elements.[19]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uch aspects as the linguistics or 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or the mental and cognitive operations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self. The main beneficiary of this eclecticism has bee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20]Toury's method...must still turn to cultural theory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ata, to analyze the norms. Norms may be in the first instance linguistic or literary, but they will also include a diverse range of domestic values, beliefs,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which carry ideological force in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specific groups.[21]...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from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and discourses to better analyze the variety meanings and functions produced...第二章 语言学途径的发展2.1 引言
第一章对现代翻译学的发展按两个思辨框架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回顾和反思。这不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翻译是‘由许多房子构成的家园’，而这些不同的房间常常就是针对同一个研究兴趣——翻译[1]——的不同的话语和视角”(Neubert and Shreve， 1992)。而且更重要的，这两种框架为翻译研究，特别是为其中的语言学途径的历史和发展提供了进行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有益切入点。其一，“模式-途径”框架显示语言学途径与文化学途径是为同一个描写目的而并存不悖的不同研究方法，后者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翻译研究将从此只采取一种研究方法；其二，如“语境张力”框架所揭示，语境张力是整个翻译研究发展的主动力，也是语言学途径发展的主动力。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起始点出发，从研究范式(见2.2、2.3)和语境(见2.4.2)两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阐发。2.2 语言学途径作为一种工具范式
第一章已得出结论，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间不是相互取代、更迭的关系，而是互动、互促和互融的关系。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被植入翻译研究，势头颇盛，但这绝非文化翻译研究就发生了女权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转向，因为这不是文化翻译研究的全部；而文化研究途径也无法涵盖对语篇诸级层系统而具体的关注。翻译研究中的文本和语境是统一的整体，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个层面绝不可取代另一个；对一个层面的思考和研究也不是对另一个层面思考和研究的高级阶段。各研究途径不是针对翻译研究中同一范畴的不同研究方法，而是针对不同范畴而采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它们都是翻译研究话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功能理论和多元系统论、描写翻译研究中存在着对语篇分析的关注，也看到语言学途径中体现出的探索“思想意识”等语境因素的热望。在同一个总体研究目标下运作的各个研究途径，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相互触发新的思维，相互影响着各自的走向。既然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不断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中不断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探索力度的，那么，它内部的各研究途径之间为什么就不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和更明确地走向一体化呢？
Kuhn(1970)在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研究范式(paradigm)。Crane(1972)依Masterman(1970)的解释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Kuhn的定义较为模糊，因而引发了不少争论。按照Masterman的分析，Kuhn对范式的定义可分为三个范畴：一、形而上范式(metaphysical paradigm)或方向范式(orientation paradigm)，指针对某项科学研究的观察方法和研究领域的形而上的思辨；二、社会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指社会普遍认可的科学成就；三、工具范式(artifact paradigm 或 construct paradigm)，指具体的研究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据Masterman分析，第三个范畴是Kuhn在有关科学发展规律论述中一贯特别强调的“范式”这个概念的含义。而据Crane(1972)分析，其他学者对科学范式的界定更趋近于第一个范畴，即“用以界定一系列可期待的东西的思辨模式”(an intellectual pattern that defines the range of things that can be expected)。
就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而言，我们可以明确分辨出两个层次的研究范式，即方向范式和工具范式。在总结了不同学者对科学发展模式的观点后，Crane(1972)说：“上述讨论表明，促进知识增长的认知活动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观察方式、视角或模式的范式；另一个是[2]作为一种工具或问题解决手段的范式。”这也就是上文刚刚说的方向范式和工具范式。翻译研究的方向范式作为整个学科建设的蓝图和原则，在当今的翻译界已经有了大体上的共识。正如Gentzler(1993)所言，Holmes (1988/2000)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所阐明的翻译研究构架，已被翻译研究界广为接受。而就工具范式而言，翻译研究的理论工具主要移植于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翻译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几个明显的工具范式，包括语言学工具范式、文学工具范式、文化学工具范式、哲学工具范式等。方向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工具范式更具动态特征，它可以产生变体，可以和其他工具范式融合，当然如果失去了锐力也会被淘汰，代之以新的工具范式。
语言学途径作为一种工具范式，其发展经历了从植入对比语言学理论，到语篇语言学理论，再到语用学、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进程，现在达到了一定的稳定期。它需要开拓新鲜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模式，需[3]要向语言学各分支的最新发展中寻求营养，需要有新的研究技术(比如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向文化学途径有所借鉴。文化学途径通过植入某些文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和概念，特别是对比文学研究中的前沿理论，将其文化视野不断加以扩展，揭示了翻译作为一个交际事件和社会-文化诸层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越来越重要的关联。这种关联似乎是无穷尽的，但也会有新意渐衰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理论开拓和融合，也需要向语言学途径有所借鉴。
语言学途径作为一种工具范式，其发展一方面要归功于研究者们在语料积累和分析上的努力；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不断植入的语言学理论和概念丰富了研究者的“工具箱”(tool kit)。这些植入的理论很快即变成一些学者群体手中的观察和分析工具，新工具往往能够或更好地回答旧工具所不能或不能充分分析和回答的问题。因此探求和植入能够对翻译现象做出更合理、更深刻的分析的理论工具，就成了语言学途径的努力方向。语言学途径的智力源泉，在于发现现有翻译问题和语言学最新发展的关联，也在于运用语言学理论去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翻译问题和研究焦点。对现有工具的不满意，往往是研究者探索前进的最直接的推力。
语言学途径作为研究工具，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自然与引进和使用它的人密切相关。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要经历一个“感染”过程(“contagion” process)(Crane，1972)。就语言学途径发展史而言，先是有“敏感”学者将某个理论或模式引入翻译研究，其解释潜力吸引和“感染”了更多的人，于是该理论就成了一群学者的分析和观察工具，进而形成一个“无形的学院”(invisible college)，即一个学派。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应特别强调“无形学院”是一个工具范式共享体，是由学术兴趣联系起来的学术合作或交流的“所在”。在这个“无形学院”中，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应该在学术观点交流的过程中自然产生，而非产生于行政运作，他们的身份定位应该更趋近于学者，而不是官员。
我国语言学途径发展的“感染”过程呈现出“引进”和“跟进”两大特点。语言学途径的基本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70年代已有长足发展。而那时我国正处于学术思想极度封闭的时期。到80年代国门初启，Catford以及Nida等人的学术主张如开闸放水一般涌入国内，对处于学术饥渴中的中国学者无疑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随后中国学者主要以英汉语言对组为语料进行了跟进研究，对西方60年代的对比语言学和90年代的语篇语言学范式都进行了本土化，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跟进”意味着融入国际学术话语，并取得一定的学术话语权，标志着我国译界的学术自主和成长。而这个成长过程和整个国际趋势一样，也同时将语言学范式引向了枯竭期(exhaustion)——一段新意不多、论述平平的时期。这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术语使用意义重叠，定义不清或“创立”没有必要的空洞术语；二是夸大供体学科的某个理论概念的解释力，一厢情愿地让翻译现象去削足适履；三是喜欢建立繁杂而无实在意义的模式图解，无端地使学术话语过分繁杂艰涩；四是过分专一化(too much specialized)，这既体现在对翻译问题关注的过分狭窄，也体现在对分析工具选择的过分单一。凡此种种都昭示着获取新鲜工具已迫在眉睫。
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同作为翻译研究的工具范式，都为研究者提供了或者说是界定了观察和描写翻译现象的视角和视野。但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具“工具性”，意思是说从语言学诸领域植入的理论或概念往往更具有体系性和模式性，更容易产生系统的分析结果。因此，语言学途径不但要寻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要努力为其他工具范式提供可行的语篇分析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也是超语言学的(extralinguistic)，甚至可以是副语言学的(paralinguistic)。语言学途径尽管具有工具性，但其作用不应只是提供解决现成翻译问题方案，而更是深化对翻译问题系统认识的智力资源。2.3 语言学途径作为一种学术话语
上文所论各种翻译研究途径，其实就是研究人员对同一人类活动的不同范畴采用不同观察视角，借鉴不同理论和概念，确立不同的工具范式，继而又必然产生的不同的学术话语。将语言学话语放在整个翻译研究话语世界里加以重新阅读，我们便可更清楚地领悟到语言学途径自身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主要体现在理论基调、学科自立意识、表述程式和理论框架的包容度等几方面。
首先，语言学途径是建立在每个语篇中都至少有某些核心信息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得以传递这样一个信念之上的。“人类交际中，一部分人的言语行为原则上是能使另一部分人——即使是来自迥异的文[4]化背景中的人——产生移情的。”(Harvey， 1998)在谈到语篇的话后效果(perlocutionary force)时他又说“在一种语言/文化中显示出的话后功能是自立的文化/语言范畴(相对论)，但是可以被其他文化群体的成员所想象(有限的普遍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跨文化[5]传译，尽管并非没有翻译走失。”这就是说，当一个语篇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总是有些基本的东西会存活下来，源文具有的语篇功能，译文也大都是能再现的。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话语中“对等”(equivalence)这个术语总是频繁出现，尽管叫法有所不同。从Catford (1965)的“语境对等”(contextual equivalence)到 Nida和Taber(1982)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以及Koller(1979)的“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不同语言的语篇可在不同程度(全部或部分的)、不同表达层次(语境的、语义的、语法的、词汇的)和不同的语篇级层(词对词、词组对词组、句子对句子)上获得对等。”[6](Meetham 和Hudson, 转引自 Bell， 1991) 因为“语言是一个形式结构——一种编码——它包含的种种成分合起来表达某种‘语义’；与此同时语言也是一种交际系统，运用编码形式指称(感观世界和心理[7]世界)的种种存在，产生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Bell， 1991)。Gutt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类似的“解释性相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的概念。他说“译文和源文的核心关系就是‘解释性相似’，对此我们可进一步定义为译文和源文所共有的明显意[8]义和隐含意义”(Gutt，1991)。
其次，语言学途径较之其他途径显示出较明显的自立意识(awareness of autonomy)。比如，Baker(1992)一方面说“语言学是一门既针对语言本身又把它当做生成意义的工具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对新兴的翻译研究应有所贡献，肯定能在认识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方面为[9]翻译人员提供有价值的视角。”但另一方面她也不时地告诫要注意语言的特异性(specifics)，比如在讨论到主位结构用于翻译研究的时候，她说“……译入语的某些句法特点以及对行文自然的考虑经常意味着源语语篇的主位结构要被放弃。到头来，最重要的还是译文要具[10]有自己的主位结构”(Baker，1992)。Wills (1982)在论及语篇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时告诫说：“语篇语言学所有的研究，尽管它有诸多分支，或许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分支，绝不会与翻译科学都在同等程度上相关。”总的来看，语言学话语并不想把自己附庸于某个与翻译研究有关联的学术话语。当然这不是说，它目前已经独立于相关语言学学科之外而自成体系了。
再次，语言学话语常常具有三要素表述程式(3-element scheme)，体现出用某一语言学概念包揽某类翻译问题的强烈意向。第一要素是可行性论证：力主某一理论对某翻译问题的适用性；第二要素是变通：将移植的理论概念加以延伸或引申，因为翻译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没有哪一个语言学概念或模式可以原封不动地作为翻译分析框架；第三要素是例证：用真实的或自造的，有语料库或无语料库支持的译例说明理论观点。这三个要素不一定排序分明、比重均衡，但大多数语言学话语对此程式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为此，可以举一个简明的例子。House (1998)在一篇讨论礼貌原则与翻译的论文中开宗明义就说：为了探讨礼貌原则和翻译的关系，“第一，要以翻译研究为目的批判地回顾几个最新有关概念；第二，要讨论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中礼貌规范的差异；……第三，要提出一个语境翻译分析模式，从而使礼貌原则可用于翻译分析，展示翻译中[11]如何实现和评价礼貌对等。”可以看出，他的第一步体现了第一个要素，第二步集中体现了第三个要素，而第三步则是第二个要素的体现。
最后一点，语言学途径在经历了语篇转向之后，作为翻译研究中一种独特的话语，已经能够构建起相当宽泛的框架，这个框架远比所移植的概念的简单相加要大得多。比如，第一章提到的Hatim 和 Mason(1990) 的三维语境模式(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context)就是一个集功能语法、语用学和符号学有关概念为一体的理论框架，为语言的使用和使用者之间、语篇和外部世界之间提供了相互联系的界面。于是，语域分析便扩展到“可以解释交际过程的种种复杂情况的高度”(...to a point where it can account for the intricacies of the communicative process)(Hatim and Mason,1990)。
语言学途径对语言普遍性的笃信构成了其学术话语的基调。这不仅强调了人类语言的共通性，也强调了人类生理上的共性和不同群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共通之处，是不同文化间信息交流的基础。语言学途径的自立意识是其发展为一个自治、自省的理论体系的有利因素，今后的研究中必须进一步加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话语目前所体现的包容性和体系意识也为此研究范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语言学途径的发展要大力弘扬其学术话语的开放性和自省性。
一个有解释力和揭示力的研究范式，必须保持两个方面的开放性。一是对相关学科最新发展成果的关注和分析，及时、适时地对相关理论模式或概念植入翻译研究的可行性进行思考和尝试；二是对翻译研究领域中其他学术话语的包容和接纳，探索交流和接合的界面，全力寻求多声部学术话语的构建。
语言学途径的自省性首先应体现在确立统一、规范的学术术语体系上。从不同相关学科植入的理论本来自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自然带来了来源和含义各不相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学术话语。翻译研究必须花大力气理顺和统一自己所使用的术语，逐步建立广为接受的术语体系。不然的话，整个学术话语的对话功能(dialogic function)就会大大减弱，造成学术圈内的交际低效甚至失败(non-communication)。
自省性还要体现在话语的自我过滤和自我完善上。兼收并蓄并不意味着混杂无章，对于植入的相关理论模式和概念，必须使之融入翻译学术话语的整体规范，必须使其经历从供体学科的学术语域到受体学科(即翻译研究)语域的转变。
自省性还意味着学术话语要具有强有力的自生功能(self-generating)。它必须具有在植入相关理论或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话语内部创新思维机制，形成自身的思辨主线和话语规范的能力，在三要素表述程式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自我更新、自我生成的研究范式。
Lefevere(1993)早就希望有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翻译学术话语：“翻译研究将从一个更为一体化的话语中大大获益，要使所有研究人员都[12]认为，这个话语即使不是自己研究的中心，也是密切相关的。”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离这样一种话语还有很大距离，不但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两个学术话语间还很少共享，就是在各自的话语范围内，也还缺乏足够的一体性。要造就这样一种学术话语，首先要从各个研究途径内部做起，同时逐步增加各途径之间，特别是语言学和文化学两大流派之间的接合面，而这个接合面的大背景无疑就是一个以语境为基础的(context-based)的学术话语框架。2.4 语言学途径的发展
我们讨论了语言学途径和其他翻译研究途径的关系和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目的是要解答语言学途径自身将如何发展问题。下面就从发展的供体理论、发展的总体趋势两个方面分别探讨。2.4.1 语言学途径发展的供体理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语言学中结构主义、生成语法、语用学的相继出现和发展展示了语言学勃勃的发展动力和生机，也都对同样起步于上世纪中期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结构主义支持着平行语篇的对比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对等、转换等概念及其一系列的衍生范畴；转换生成语法的初期理论使Nida构想出翻译逆转换模式；而语用学的发展则将翻译学术话语引进了广阔的语境之中，为语篇分析诸范畴和语境诸范畴找到了有揭示力和解释力的结合点。语言学途径是在不断发展的，绝不能认为语言学途径无非就是结构语言学或对比语言[13]学的分析方法。自从John Austin1955年在哈佛大学著名的威廉·詹姆斯系列讲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上发表演讲以及根据讲演稿于1962年出版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以来，语言学家不仅关注说了什么，而且关注说话的用意和意图以及通过说话所完成的行为，语用学发展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强大分支，并对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相关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为翻译研究提供可移植或可借鉴的理论概念和模式。正如Schaffner(2002)所说，“语言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已经不再是语言系统本身，而是语言在各种交际情境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即语境、语类、认知、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诸因素与使用中的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各个范[14]畴。”下面就几个与本书的研究相关性较强的语言学理论模式和概念作一简要阐述。
2.4.1.1 功能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为语篇描写提供了一个很全面的框架，如图2.1所示。图2.1 功能语法中语境和语篇的级层关系
这个图示的简要语言表述可以是：交际事件发生在文化语境的特定交际情境中，情境决定着交际者对语篇体裁的选择；而各种不同的语篇体裁的语域特点体现在三个范畴上——语场、语旨和语式：语场范畴凸显语篇作为意义的载体的特性；语旨范畴凸显语篇作为交际工具的特性；而语式范畴则凸显出语篇作为一个有机的语言结构的特[15]性。这就是语篇的三大语言纯理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 “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各种经历(experiences)加以表达的功能；人际功能指的是讲话者运用语言参加社会活动的功能；而语篇功能指的则是语言使本身前后连贯并与语域发生联系的功能。”(朱永生等，2001)
Thompson将概念功能进一步分为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我们用语言来谈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包括我们头脑中的一个个世界，还用语言来描写事件、状态以及[16]其中的实体”(Thompson，1996)。这就是语言的经验意义，或称为经验功能。Thompson的逻辑功能指小句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在本书的体系中，逻辑功能被认为是语篇功能的一部分，并用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对语篇的交际功能进行分类，并依此范畴进行细化和描写。
经验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并非在一个层面上。经验功能和人际功能，或者说这两个功能所集中体现的信息性和意图性，是借助语篇功能才得以物质化的，是信息和载体的关系。这三个纯理功能分别可从语篇诸级层上的及物性、情态和主位模式、衔接和连贯等方面加以描述。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颇具体系性的语篇描写框架。
这样一个框架可以有三种具体的运用，一是对单语语篇进行分析；二是在翻译教学中用以对源文进行解析，深化对它的认识；三是用于翻译研究中的平行语篇对比分析。不管是哪种情况，应用者往往都会根据自己的特定目的进行某些调整。Trosborg (2002) 在翻译教学中吸收语用和语篇研究成果对上述模式进行充实，使三大功能描写涵盖了语篇形态的诸多方面和层面。 比如，对tenor或interpersonal function的描写就包括了互动语旨(interactional tenor) 和功能语旨(functional tenor)。前者与功能语法的原有概念相似，而后者则是借鉴了Searle(1967)的speech act理论。她引用的是Gregory 和 Carrol (1978)的定义：“功能体式是一个用以描写在一定情境中语言应用目的的范畴。说话人试图说服？还是力劝？抑或是申斥？”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Hatim和 Mason 把这一框架加以扩展，加上语用和符号系统两个层面，构成了一个全面的语境体系。但是，翻译研究总的来说还是在文化和情境两个语境上的探索和发掘较少，而主要集中在对语篇功能的探讨上。这和过分依赖而不能超脱功能语言学固有体系不无关系。功能语法学家心目中的语境往往只局限于语域诸因素，认为“在对语境因素的理论研究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语境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使人们更加认识到话语范围、话语方式和话语基调三种语境因素对语言交际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更加看清语境因素以何种方式支配语言的使用。”(朱永生、严世清，2001)语言学途径的进一步开拓，关键就是要探索语篇功能的规律以及其与文化和情境的关系。而为了这一目的，我们要继续在语篇语言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中探索有力的理论工具。
另外，功能语言学各个学派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分析方法也有区别，不少问题仍在探讨中。比如就主位这一概念而言，就有Halliday和布拉格学派两种不同的理论分析模式，Halliday模式较为直观，操作简便；而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法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则更为注重语境对意义的影响。作为翻译学者，我们可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
除了系统功能语法中以Halliday为主流的功能观外，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如Fawcett (朱永生等，2004 ), 也提出过不同的更为细化的语言功能分类。语言功能之说，将语言放在交际实际中加以考量，显然对翻译研究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后来，Newmark(1988) 曾列出五种功能，但只将和Reiss所论基本相同的三种——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祈使功能(vocative function)——与语篇类型明确联系起来。Hatim 和Mason(1990)以及李运兴(2001)也从语篇类型的角度探讨了翻译的方法问题，但他们将语篇进行分类所依据的却是另一类语言功能系列。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语篇作为语言的使用实例所体现出的整体修辞意图上，比如是叙述还是议论等。
某一特定语篇的构建是对外部世界，也是对其所在的语篇世界的顺应，是在译者的心理世界诸因素影响下，最终实质化为带有特定语域特点的语篇的。在这一点上，功能语言学语境观颇具借鉴意义。因为功能语法的语境观聚焦于语言为顺应语境的需要所产生的变体(variation)上，也就是要把各种语言外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制约和影响实质化(substantialize)到语篇层面，并使之抽象化为语言规律。但是，这一体系还不能满足对翻译活动诸层面的充分描写和阐释。功能语法体系运用于语篇描写还需要进行某些顺应性变通，并与具有强大描写潜力的语用学、文体学概念加以结合，以满足翻译描写研究在广度和精密度上的需要。
2.4.1.2 语篇语言学
语篇语言学不像它之前的语言学理论，“通常只是按照描写语言结构的纯粹语内考虑而建立起来”(Beaugrande， 1981)，它关注所建立的理论和模式是否对其他语言学科有用，是否对与整个社会和语言有关的教育方法的改善有用。语篇语言学将语篇看作在特定语境中完成交际任务的语义单位，运用于翻译研究颇具理论挖掘潜能。
Beaugrande 提出的语篇的七个必备特征，可以分为三个范畴。一是涉及信息传递的情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situationality, informativity, intextuality)；二是讲语篇与交际参与者的关系的意图性、可接受性(intentionality, acceptability)；三是语篇自身的衔接性和连贯性(cohesion, coherence)。它与功能语法对语言功能的认识模式既有所重合，又有所补充。语篇的经验功能与语篇的信息性和情境性相关，人际功能体现在语篇的意图性和可接受性上，而语篇功能就涵盖着语篇的衔接性、连贯性和互文性。但七大特征是作为语篇与非语篇的界限而提出的，它们与语篇语域分析诸范畴如何得以融合和系统化，仍是有待探索和解决的理论课题。
2.4.1.3 语用学
Verschueren(1999)的语境关系顺应论是与翻译语境研究相关性很强的一个理论供体。他确立了一个由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社交世界(social world)、心理世界(mental world)和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构成的语境顺应模式，具体如图2.2所示。图2.2 Verschueren的语境关联顺应模式
对这个语境模式可作如下解读：发话人(utterer)和解释者(interpreter)通过语言语境这个渠道(channel)进行交际，这两个交际角色是三个世界中语境关联因素(contextual correlates)的聚焦点，分别构成各自的语境视野；交际活动发生时，发话人头脑中有关三个世界的关联因素被激活，从而决定着他构建话语时的种种选择；解释者接收到话语时，他头脑中的关联因素也被激活，从而对话语的解释做出种种选择。物理世界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关系；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景或习俗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化因素；心理世界包括交际角色的个性、情感、信念、意图等心理因素。关联因素被激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关联因素并非事先给定。在语言语境方面，主要需关注三个要点，即衔接(cohesion)、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线性序列(sequencing)。
语境顺应模式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告诉我们语境顺应过程是以交际主体为焦点的动态的有选择性的认知过程。“一般来说，只有在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的诸语境因素被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过程激活时，这些语境因素才会在语言使用中开始发挥作[17]用”(Verschueren，1997)。这就意味着，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世界是交际中传达和接受信息的基础，心理世界的语境关联因素(contextual correlates)对信息的编码和解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语言使用者对语境关联因素，既包括心理世界也包括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语境关联因素，是有选择地加以调动和使用的。而这种选择又会因为交际的时空变化，以及交际角色的心理世界的变化，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无论是语篇生产者还是语篇解读者，都在不断地使语言的使用顺应语境关联因素。
2.4.1.4 Chesterman的对比功能描写框架
Chesterman (1998) 在他的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中先是建立了句子层次上的功能描写框架，然后又把它延伸到语篇层次，旨在像描写句子意义那样“描写出语言使用者可进行一系列选择的主要[18]语篇—语义/语用参数”(Chesterman，1998)。他的描写框架大致如下：
语篇被视为一个语义宏观结构(semantic macrostructure)，它可分为叙事、描写、说明、议论和指令(narrative, descriptive, expository, argumentative, instructive) 等语篇类型。
而每种语篇类型具有不同的片段(episodes)，比如叙事语篇的主要片段是起始、场景、复杂化、解决和结尾(beginning, setting, complication, resolution, ending)，而作为说明语篇的次类的试验报告(experimental papers)就会具有下列片段：引言、数据、方法论、结果、讨论和结论(introduction, data,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conclusion)。这里所论不同语篇类型由不同的语篇片段组成，在Hatim和Mason(1997)的理论体系中被称为语篇结构(text structure)。[19]
语篇片段中的句群(P-units)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语篇表征(text specifiers)包括主旨(point)、形态(profile)、视角(angle)和时序(chronology)。主旨指语篇、片段或段落的主要立意(macroproposition)，有时只有一个，有时有多个。形态指一个语篇的意义的整体结构形态(the general structural shape)，有从主旨引发或直奔主旨的直线形态(linear)，有以不同形式重复同一谓项的平行形态(parallel)，有语义线性顺序不强的散在式的螺旋形态(spiral)和离散形态(scatter)，有偏离主旨语句的偏离形态(digressive)，还有围绕主旨列出数个谓项的排列形态(listing)。 视角即作者叙述时所用的人称；而时序顾名思义当然是时间序列的线性排列了。
感染力(appeals) 包括调动情感的因素(pathos)和作者呈现度(ethos)，前者指调动读者情感和审美的语篇感染力(Pathos appeals are thus appeals to the addressee's emotions or aesthetic sense, over and above a purely rational appeal.)，后者指语篇中对作者观点的标示(...the signaling of a speaker's position)(Chesterman，1998)。
连贯(coherence)关注的是“不同语言中是如何通过各种衔接形式来达到语篇连贯的”(Chesterman， 1998)。连贯被分为7种，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后两种——信息连贯(informational coherence)和互文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因为它们将语篇和语篇外部的因素联系了起来。信息连贯指作者须顾及读者在接受信息时的心态，对读者的知[20]识结构有所预测，并使语篇推进与之相吻合(Chesterman, 1998)。[21]互文连贯指的是某一语篇须与业已存在的其他语篇相融合(Chesterman, 1998)。
Chesterman的功能描写框架见图2.3所示：图2.3 Chesterman的功能描写框架
这一功能描写框架，可为语篇描写提供描写范畴上的有益参照。本书的翻译语境描写体系中特别借重了“感染力”的概念，关注了作者的呈现度等问题。
2.4.1.5 叙事学
顾名思义，叙事学研究叙事语篇的叙事结构、语境、对话、视角等诸范畴。其中对视角的分析尤值得翻译研究借鉴。叙事学著述中对视角的研究很多，所用术语和分类也不尽一致，这里我们取Fowler(1990)的说法——point of view，并按其分类方法分为：时空视角(spatio-temporal point of view)、意识形态视角(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和感知视角(perceptual point of view)。时空视角指叙事者对动作、事件等的时间序列安排以及对物体的观察、描述角度；意识形态视角指语篇所反映出来的信念、价值观等；而感知视角则指事件的叙述角度，比如是从作者的角度还是从事件中的某一个人物的角度。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当然不仅仅是叙事语篇，但叙事语篇的使用相当普遍，说明、议论、描写类语篇中也常常出现叙事片段。语篇分析中采用视角这一概念，有助于揭示作者的心理情景和其语言表达框架间的关系。
2.4.1.6 理论移植要以建立翻译研究体系为目的
在确立语篇语言学在语言学途径中的带头供体学科地位的同时，对其他学科中与翻译研究相关性强的理论也应兼收并蓄。近年来语用学越来越重视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使用者的认知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如Verschueren,1999)，也越来越关注语言功能对比模式的建立(如Chesterman,1998)。翻译研究应该能从中获取相关性强的理论概念和模式。语言学途径从对比语言学方法发展到语篇语言学、话语分析以及语用学方法，是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取向。因为这不仅仅是研究手段的丰富，更是研究范式上的变革。
除了从语言学各个分支的最新发展中汲取营养，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还必须向文化、文学乃至哲学研究汲取相关性强的概念和理论模式，以期与固有理论碰撞、互动，引发更深、更广的思考。
以上简述了本书研究所移植或借鉴的相关语言学理论和概念。大家阅读以下章节时会发现，在本书的研究体系中几乎所有这些概念都将在与其他概念的融合、互动和合作中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变通，都为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描写模式而发生了一些顺应性变化。这种研究思路体现了笔者主张的翻译研究的理论移植三原则(李运兴，1999)。本书没有具体讲解这些概念的移植演变过程，因为那将花费很大的篇幅，很烦琐，也不是本书的要义所在。2.4.2 语言学途径的语境转向
语言学途径在经历了语篇转向之后，会如何发展呢？大约十年前Fawcett(1997)就对语言学途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主要隶属于对比语言学，这虽然还不是翻译语言学，但仍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系统的对比便没有讨论的基础。但这种对比需要打破——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区别语义学和语法的局限，从而扩展到一个更广泛的领域：研究语篇结构和功能、研究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时间、地点等情境因素[22]如何制约语篇的产生。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提出了“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和“翻译语言学”两个相对照的概念。要建立“翻译语言学”就需要更广泛地从语言学中植入相关的理论，并将其融合为对翻译现象具有强大而切实的描写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它不再是语言学的分支，而是独立的体系。其次，他正确地指出语言学途径应涵盖翻译的社会-文化和功能范畴。这种趋势在语言学途径近十几年来的发展中已渐渐凸显。
过去十几年中，Hatim和Mason(1997)已经将一种Halliday式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引入他们的研究。不过Munday(2001)对此似有微词：“他们的发现颇具启示性，但尽管分析了一系列的语篇类型(书面的和口头的)，他们的焦点却常常是以语言学为主导的，包括使用的术语和考察的现象(如‘词汇选择’、‘衔接’、‘及物性’、‘风格转换’[23]和‘译者介入’等。)”这种批评恐有失偏颇。语言学途径的聚焦点就是语篇对比，尽管它已表现出对功能和文化的关注，但永远不会成为文化学派或文学派，它应该而且必须继续保持以产品描写为主要导向的特点，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要促进语言学途径的深化和发展，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继续致力于语篇分析，分析的工具应不局限于语篇语言学，还应吸收语用学、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有益成分，使对语篇的观察和认识更系统化和更具揭示力。第二，更重要的是，必须将语篇分析置于更宽泛的语境之中，使历时和共时的社会-文化因素、语篇使用者和语篇的构建之间产生合理的、更具解释性的分析界面。这就是语言学途径今后的取向，我们简称之为语境转向。
语境转向不是向文化学途径的趋同，语言学途径将仍然是它自己，语境转向是语言学途径自身发展的必然。语篇分析归根到底离不开语境，语篇的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都运作于，同时又构建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整个篇章作为一个宏观的语义、功能结构，其意义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体现。语言学派对意识形态等文化学派的立论主题的关注自有其独特的角度与日程，它更注重语篇分析的体系性和语境化；它的分析往往比文化学派“更为细致、多样” (more detailed and more varied)；它强调语篇体系的自身运作规律，而不一定刻意凸显“译者有意而为的操控”(deliberate, conscious manipul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translator)(Baker，2001)，因为译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接力者，其认知过程的可见性程度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存在差别的。另外，如上文所言，语言学途径的语境转向应该为文化学派的发展提供可能的互动界面，以促成翻译研究整体方向范式的形成和确立。
语境转向将不再寻求一个翻译研究的综合模式，而是一个和文化学途径共存、互动的工具范式。因为以往建立的综合模式的尝试是不成功的。比如Snell-Hornby(1995)认为“不论是文学研究视角还是语言学方法，都未能提出有助于将翻译学作为一个整体向前推进的实质性观点”。因此，她为翻译研究的走向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强调不同语篇体裁翻译的共性；二是要建立浑然一体的翻译理论框架。她提出了一个综合模式(integrated model)，试图在以语篇体裁和功能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中引入社会-文化因素。综合模式中有六个层次(A—F)，从上至下，由宏观到微观。我们可按各层次所关注的研究内容将这六个层次分为四个范畴：A和B是这个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即翻译类型和相应的语篇原型，这是德国功能派的基本观点之一；C关注的是语言外部现象(extralinguistic)，包括社会-文化因素；D涉及交际的过程和标准；而最下面的两个层次E和F则是语言学方面的关注。总体来看，这个综合模式的主视角是语篇体裁，尽管它的理论同时也包含了社会、文化、交际和语言诸层面，但只能向各流派的学者指出他们各自研究间的联系，却很难使各个研究途径真的综合在一起。近年来将更多的文化因素纳入语言学途径的努力，也未能让人看到两个途径有任何融合的前景。实际上，即使语言学研究途径摆脱了词语层次的对等概念的羁绊，将词语的翻译放在具体的情境语境中，也还是远远不能建立起足够宽泛的语境界面，使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真的融为一体。当Riccardi(2003)说“翻译研究中[24]的语言学和文学的对分，还未被、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弥合”的时候，他是对的。但当他在后半句中接着说“……，但是过去几年中出现的多学科潮流也许能够在翻译学研究的大题目下把可能解释所有翻译现[25]象的次学科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语气并不坚定，他所谓的“整合”应该是分立互动而不是融为一体。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途径走过的是一个不断语境化的过程，这也是它今后发展的主动力。关键是要构建这样一个语篇分析框架，它既能对语篇进行有效的结构分析，又能在需要的时候系统和充分地反映出语篇特点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Hatim和Mason(1990)所建立的由三个范畴组成的语境框架就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范式，他们在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一书中所做的个案研究，证实了他们的语境框架对社会-文化语境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和衍射力。
而对于文化学途径的各种理论而言，由于他们的理论中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语境框架，语境在他们的论述中更多的是一个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笼而统之的概念。他们的理论发展进程中也没有经历像语言学途径那样的语境化的过程，而是一开始就从语境因素入手的，所以文化学途径要和语言学途径互容互动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研究明确纳入一个语境框架，明确认可语篇层次的存在，明确认识到语篇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翻译过程中与其他系统和子系统是互动的。这样他们就能对语言学途径所提供的语篇分析模式有所借鉴，进而乐于借鉴，直到系统互动，使他们研究范式中已有的某些对语篇分析的关注系统化、体系化。于是两大流派就找到了共同的领域。根据Genztler(2001)的观察，翻译研究领域内各学派间的对话已有所开展，“一个缩小内部差别、导致不同学派间更多对话[26]的令人鼓舞的过程已经开始。”最近发展表明，翻译研究描写分支下的诸范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它们都在为理论提炼和综合、[27]抽象做着中间层次上的准备。语言学途径的语境转向和文化学途经中对语篇分析的关注，体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研究领域中的语境张力。当然，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语境理论框架呢？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思考，而这正是未来一段时间翻译学者们应着力探讨的问题。
近来，国内外译界都出现了对所谓翻译研究向语言学途径“回归”问题所作的思考和评论。Snell-Hornby(2006)就发出了“U形大回[28]转——又回到起始点？”的质问。她举了几个例子，如Halverson(1997)、Sturge (1999，见Snell-Hornby， 2006)，并以批评的口吻尖锐地指出，有些学者无视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似乎主要是目的论)，抱住已被批判的老观念不放，重蹈旧辙。这样的回归显然是犯了Lefevere(1993)所谓翻译研究中的幼稚病(childhood diseases)——“不读他人的论著”和“无视自身历史”。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回归，那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里我们无意就此话题进行详细讨论，只想提出两点事实。
引起Snell-Hornby大呼小叫的所谓“U形大回转”，只不过是在世纪之交学术时空里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言学方法盛行时某些概念的重新审视而已。以她痛加贬斥的Halversion(1997)讨论“对等”(equivalence)的文章为例。那其实是一篇将“对等”概念放在历史和哲学的维度上重新考量，并着意探讨这种以实证论为基础的概念和翻译研究中“历史—描写”(historical-descriptive)范式间的联系的文章，绝无将历史车轮拉向倒转之意，且无疑对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是有益无害的。
另一个事实是，世纪末的语言学途径已经发生了语篇转向。读一读诸如 Hatim(1997)、Hatim 和Mason (1997)或者更晚一些的Hatim(1999)和Mason(2004)的论述，就会更全面地看到，以“对等”概念为起始点的语言学途径已经经历了如何的发展。比如，Hatim(1999)就运用批评语言学和对比修辞学观点对Venuti的异化翻译策略中的一些弱点进行弥补。这可视为语言学途径和文化学途径的一次有益的对话。
相比之下，我国学者王东风(2006)的提法更为妥当：“当主流翻译研究走向文本之外的时候，它迟早还要回归，但这种回归将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出去过，已经看到了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及其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我们仍然不认同“回归”的说法，因为“回归”会使人误认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途径会停止向前发展。事实上，两大学派会继续共同发展，“U形大回转”是不该发生的，我们期盼的是两大流派的螺旋式多点接触的共进。【注释】[1]It is our firm conviction that translation is “a home of many rooms”, and that these different rooms are often simply different discourses and perspectives on a common object of interest—translation.[2]This discussion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in fact two facets to the cognitive event that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the paradigm as a way of seeing, a perspective, a pattern, and the paradigm as a special kind of tool or problem-solving device.[3]比如即使是对比语言学也一直在继续发展，其领域也已有所开拓。Alcaraz (1996)说：“尽管目前结构主义范式处于低潮，但对对比分析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把研究范围扩展至语用学范式所开拓的诸多颇具新意的范畴。”(...although the structural paradigm may be at the moment on the wane, interest in contrastive analysis is not losing force or intensity at all; it is contrariwise increasing rather than decreasing because it has broadened its scope of inquisitiveness to the new meaningful parameters that are being opened in the paradigm of pragmatics.)[4]When human beings communicate, they perform acts that fall into the range of what other human beings, even those from vastl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re in principle capable of empathizing with.[5]...the illocutionary functions manifested in one language/culture are autonomous cultural/linguistic categories (relativism), but are imaginable by members of other cultures (qualified universalism) and, to some extent, are cross-culturally translatable, though not, of course, without translation loss.[6]Text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can be equivalent in different degrees (fully or partially equivalent), in respect of different levels of presentation (equivalent in respect of context, of semantics, of grammar, of lexis, etc.) and at different ranks (word-for-word, phrase-for-phrase, sentence-for-sentence.)[7]...language is a formal structure—a code—which consists of elements which can combine to signal semantic ‘sense’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ommunication system which uses the forms of the code to refer to entities (in the world of the senses and the world of the mind) and create signals which possess communicative ‘value’.[8]...the cor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is one of interpretive resemblance, which we further define as the sharing of explicatures and implicatures between the two texts.[9]Linguistics is a discipline which studies language both in its own right and as a tool for generating meanings. It should therefore have a great deal to offer to the budding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can certainly offer translato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10]...certain feature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the natural phraseology of the target language often mean that the thematic organiz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has to be abandoned. What matter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s that the target text has some thematic organization of its own...[11]I will first ...critically review a number of recent conceptualizations with a view to their applicability to translation studies. Second, I will address the issue of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politeness norms;...Third, I will bring together politeness and translation by presenting a particular model of contextual translation analysis with which to demonstrate how equivalence of politeness can be achieved and assessed.[12]Translation studies would greatly benefit from a more unified discourse, one which all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might view as relevant， if not immediately central, to their own endeavour.[13]Hatim (1999) 对文化学派对语言学的褊狭看法有中肯论述。[14]The main object of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is no longer the language system, but also aspects of how language is actually used in various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and how contextual, generic, cognitive, sociocultural, historical, ideological, etc. factors influenc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language in use, and vice versa.[15]“field”、 “tenor”、“mode”有不同汉译，本书取“语场”、“语旨”、“语式”，其他译法有：“话语范围”、“体式”、“方式”以及“话语范围”、“基调”、“方式”。[16]We use language to talk about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worlds in our own minds, to describe events and states and the entities involved in them.[17]...the contextual aspects of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mental worlds do not usually start to play a role in language use until they have somehow been activated by the language users' cognitive processes.[18]specify the main text-semantic/pragmatic parameters along which a speaker exercises a number of options[19]从Chesterman(1998)对P-units的解释来看，它大致相当于笔者(李运兴，2001)所谓句群，故在此套用此名。[20]This refers to the way in which a writer takes account of the state-of-mind of the reader in term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various kinds of given and new information, i.e., the text is manipulated or “unfolded” in such a way as to fit with what the writer assumes the reader knows or is conscious of at each point.[21]This refers to the way in which a text is made to fit into the space between other, already existing texts.[22]Earlier linguistic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fell mainly within the domain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a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but still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out systemic comparisons you have no basis for discussion. But the comparisons need to be, and have been, extended beyond the confines of differential semantics and grammar into the broader areas of text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into the sociocultural functioning of translation and how it is shap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place and time in which it takes place.[23]Their findings are illuminating, but, although they analyze a range of text types (written and spoken), their focus often remains linguistics-centred, both in its terminology and in the phenomena investigated (“lexical choice”,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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