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5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惟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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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惟诚文集(第5卷)试读：

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作品的文集。

帮助我编辑的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按照文章的内容、体裁、对象做了分类。这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对于读者检索某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好处。但是在作者自己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杂文。内容是庞杂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大多数文章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字既来不及雕琢，论述也未能深入堂奥。有的文章写得长一点儿，涉及一些基本理论，但明眼人也可看出实际上功底是不够的，论述也往往离不开杂文的风格。究其原因，既有我对杂文的偏好，更和我的工作经历以及学识不足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曾三次考入高等学校，但都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没能认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连年打报告要求回学校读书，都未获批准。到1956年以后才死了这条心，下决心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时间。这一条好办，主要是同自己做斗争。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快一点儿，把休息和娱乐减少一点儿，一分一秒不放过，时间就挤出来了。另外一条是客观的需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处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又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于是对许多问题的学习、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最后成了对多门学科都略知皮毛的“万金油”。

我写作的时间多半在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行笔匆匆，又由于客观需要急于发表，来不及从容地谋篇布局，更顾不上精雕细刻。我也知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只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和盘托出、粗头淡服、素面朝天，也就谈不上什么文采了。

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同青少年思想修养有关。这是因为我早年曾经长期做共青团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从事少先队的工作。所以写了一大批面向少年的作品，除了因为在认识上我感到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不能不努力去培育，还有一点儿偶然的因素。1959年我的朋友林剑修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们曾在一起交换对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的看法。我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宜说教，但是不是不能说理。可是后面这一类书太少。他说组稿有困难。还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给小红的信》就是被他“将军”将出来的。《给小红的信》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多次重印，印了几十万册。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一条大罪状——“用黑修养毒害少年”。我反正已被打倒，罪状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可是还成立了一个批判此书的全国联络站，许多小学教员因向学生推荐此书也挨批。株连了这么多人，我这个“罪魁祸首”却束手无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听说，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书中的内容油印发给学生；有的教师把图书馆查封的书偷偷拿出来给孩子看。这些事使我很感动，总觉得欠孩子们一些什么，得为他们再做点儿事。1979年写了《祝你学习好》，以后又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信箱陆续答复了一批孩子的来信。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要每年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实际上虽然写了一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是挤不出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少儿读物出版的形势越来越好，新书越来越多，我自己写书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1996年以后我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下决心要为中国儿童编一套最好的、能启发孩子求知欲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这套书后来发展为面向少年儿童的系列百科全书，花的精力远胜于自己写若干本书。但这些都是集体的成果，与此文集无关。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转移，我写的东西涉及的内容也陆续有些变化。涉及比较多的，大体上有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家庭教育、文化扶贫、学校品德教育、党员修养、青少年修养这样一些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都和伦理道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就自然地参加了中国伦理学会的一些活动。上海的周原冰同志、北京的罗国杰同志，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曾经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我自己偶有所得，也大胆地提出来向学界的同仁请教。这就是文集中一部分涉及伦理学的文章的来历。

收入本文集的作品，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

历史在发展，探索更须继续，这些记录当然不免有许多局限。但是作为认识的一种过程，这次收入文集时，除了个别文字，都一仍其旧。这样做，可能比较有利于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遇到的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认识。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写的东西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与思想、观念以及在各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有关。但这不能说明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别人的都不对。事实上，无论是我所论及的话题、评点的观念是非、探讨的思想工作规律，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一叶一花，都取自五彩的世界。撷取的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我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学习，能比过去再有一点儿新的进步。

感谢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把我几十年中拉拉杂杂的作品的主要部分收集整理出来。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是为序。徐惟诚 2014年6月3日内容简介

本卷收入作者长期以来围绕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党员修养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主要联系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进行论述，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包括党员的理想信念、党性、宗旨、纪律，党内的团结，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员的学习，党员的法治观念，以及党员在日常生活中的修养，等等。其中《怎样对待错误》曾于1960年出版，并被选入《思想修养丛书》。怎样对待错误一、孰能无过？——错误不能完全避免

我们常常要和“错误”这两个字打交道。我们常常说，这件事做得很好，做对了；那件事做得不好，做错了。究竟什么是错误呢？简单地说：凡是一种思想、一个行为，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符合社会主义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就说这种思想、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有的错误是政治性的。譬如：在敌我问题上丧失立场、界限不清，在革命和建设的路线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等等。有的错误属于违反纪律的性质。有的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上的错误。有的是思想意识上的错误。有的则是技术、业务性的错误。政治性的错误一般是比较严重的。但其他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也可能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一个建设水库的技术人员把水流量多算一个“0”，有时就可能造成人力的巨大浪费，少算一个“0”，又可能造成水库被洪水冲毁的危险。丢掉一把钥匙，有时就会泄密，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损失。有些错误，影响虽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严重，但既然是错误，总会或多或少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即使是粗心大意做坏了一个小零件，也至少是对人力物力的一种浪费。所以，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人们总是想竭力避免并且及时地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

那么，我们能不能做到完全不犯错误呢？

尽管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犯错误，许多青年人更是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一生能为伟大而壮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而永远不要犯错误。但是，事实上，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我国的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完全“无过”的“圣贤”也是找不到的。人们的认识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由于客观实际的复杂性，由于它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由于人们思想方法的不对头，对许多人来说，还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的影响，人们认识客观实际往往难免会发生偏差，发生错误。当人们从事一件新的事业的时候，由于没有现成的规矩可以遵循，更不免有时要在摸索中走一些弯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然而，通过这些错误，人们也就学到了经验，正好像人们通过跌跤学会了走路一样。

错误难以完全避免，决不能成为听任错误产生和发展的借口。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上的错误都会对整体发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对任何错误都要尽力防止和严肃对待，而不能放任自流。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很难完全不犯错误，这却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具体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我们如果对自己所犯的各个具体错误，逐个地进行认真而严肃的分析，往往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有可能避免或者至少有可能减轻。应该认识，正因为错误难以完全避免，就更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在工作中更加注意科学分析，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时时警惕自己，力求少犯错误和不犯重大的错误，并且从自己和别人所犯的错误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应该认识，任何人虽然都不能完全避免犯错误，但错误的大小、多少、严重程度、改正的快慢却是各人不同的。列宁曾经说：“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聪明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但错误不很重大，同时又能迅速而容易地纠正错误的人才是聪明人。”

我们知道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就不会因为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而大惊小怪，惊慌失措，甚至对整个工作都怀疑动摇起来。有些青年常常用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来看待革命事业和革命同志。以为既然是革命事业，就应该是十全十美的；既然是革命者，身上就不能有一点缺点。一旦发现了一点错误、缺点，往往不去分辨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大泄其气，丧失了对同志和对事业的信心。有些人为了怕犯错误，谨小慎微，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试验，什么事都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创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是墨守成规地工作和生活。这种回避错误的方法，并不能够避免错误。

我们从事的是在一个6.5亿人口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无古人的事业。对于这样的事业，我们许多同志的确是缺乏经验。在我们的工作中的确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然而，这却不是说，只有等到有朝一日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全部摸透，可以保证不犯一点错误的时候，才能动手工作。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去干那件事情，就永远不能获得那件事情的知识，即使知道一点，也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当然谈不上透彻地懂得那件事情的规律。在干当中，一定会遇到挫折、失败，一定会发生某些缺点、错误。应该指出：所有在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都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而任何事物的发展，只有到它死亡的时候，才停止，才被另一事物的发展所代替。如果谁要是限定，只有没有缺点、错误的事物才能产生，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新事物，不会有革命，不会有人类的历史了。世界上有哪一种新的创造、新的发明、新的事业，不是在试验中经历多次错误才得到正确结论的？不是经过多次的失败才得到最后成功的？错误、缺点并不可怕，怕也没有用，问题是要善于吸取教训，利用它来作为我们增长才干的教材。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是已经从大量的成就和一些错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教训吗？我们没有理由被错误吓倒。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求得真理。

我们还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既然人都难免要犯错误，而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是与非的矛盾，又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至于敌人，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我们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也是错误的，但已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正确与错误的范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我们就应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耐心地帮助他们。既不能听任他们的错误发展，又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为着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如果对有缺点错误的人，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一脚踢开，就只会削弱革命的力量，损害革命的事业。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能采取姑息的态度，如果对错误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或者是必要的斗争，同样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我们要努力做到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既不犯重大的错误，又能迅速改正错误。为此，就需要分析和研究产生错误的原因，如何对待各种不同的错误，如何改正和防止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二、主观和客观——错误的认识根源

错误的产生，原因很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根源：一个是社会根源，一个是认识根源。所谓社会根源，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根源，指的是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影响。认识根源主要是指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两个根源不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的，恰恰相反，它们往往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只是为了便于叙述，现在把它们分开来谈。在这一章里，先谈认识根源。

所有的错误，在认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观和客观不一致，或者叫作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所谓客观实际，就是指存在于人的意识以外的事物；人的认识就是这些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反映得真实，人的认识就是正确的；反映得不真实，人的认识就是错误的。一张红纸把红色的光线反射到人的眼睛中，我们说“这张纸是红色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戴上有色眼镜，把红的看成紫的，那么这种认识就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我们常常说：“帝国主义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好战、称霸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些认识是正确的，因为它们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情况。

一切事物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们永远不停顿地按照它们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变化着。人们的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去做，就做得对，就可能成功；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失败。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体会到的。天冷了要添衣服，肚子饿了要吃饭，这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如果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天冷了脱衣服，等天热了再穿上去；饱的时候拼命塞，饿了偏偏不吃，那就非生病不可。

人类社会也是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的，离开了这些规律，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会发生错误。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生产关系一定要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就应该怎样，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当人们的认识违反了这个客观规律，在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新的高度时，不去及时调整生产关系，甚至要去维持旧的生产关系；或者企图超越生产力的现有水平，企图过早地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会造成不适应。过急和过慢，都会发生错误。

人们的认识为什么会和客观实际不一致呢？

原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感觉的阶段，人们依靠眼睛的视觉、耳朵的听觉、鼻子的嗅觉、皮肤的触觉、舌尖的味觉来感知周围的事物。由于感觉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感知，除了在个别情况下会发生错觉外，一般是不大容易对客观事物做重大歪曲的。但是，感性认识，一方面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又是比较表面、零碎、不成系统的。要使我们的认识更进一步接近客观实际的本质，更深刻地了解它的全体和内部联系，还必须上升到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概念、判断、推理的阶段。

在认识的第二个阶段，人们把感觉得来的材料，加以综合和分析，于是接触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形成概念。运用概念，经过我们的思维，即判断和推理，就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经过概念、判断、推理的阶段，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才能比较深刻、正确、完全。

人们在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时候，虽然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但是毕竟已经在头脑里转了几个弯，认识的这个阶段，比之于感性认识阶段，需要更多地依靠人的思维能力。这时，人们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思想僵化等主观主义的毛病，就往往会给人以影响，使人得到错误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在认识过程中，有这样几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也就是说，必须对事物做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不要片面地看待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作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例如：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只要多快，不要好省；只讲冲天干劲，不讲科学分析；只考虑局部的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等等；或者完全反过来。这样，当然不可能做到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

所谓全面地认识事物，也不是把事物的各个方面不分主次地罗列起来，等量齐观。估价一件工作，不但要同时看到成绩和缺点，还要进一步去分析，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如果成绩是七分，缺点是三分，那么把缺点夸大成七分固然不对，把缺点和成绩“半斤八两”地并列，看上去似乎全面，实际上仍旧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错误的。

其次，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都是从事物的表面现象开始的。而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地球本来是绕着太阳转的，表面看起来却好像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月亮看上去是个发光体，其实如果离开了阳光的照射，它只不过是漆黑一团。在旧社会里，明明是工人、农民养活资本家、地主，但是很长一个时期，不少人由于受剥削阶级的欺骗，总认为是资本家、地主养活工人、农民，或者至少是“公平交易”。而且我们还要看到，有时现象相似的事情，本质却迥然不同；本质相同的事，现象却又不一定相同。《三打白骨精》里的白骨精不是一次次幻化为小姑娘、老太太、老公公，骗得了唐僧和猪八戒的轻易信任吗？这虽然是神话，但却可以启发我们学会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观察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识破他们的假象，透过现象看穿他们的本质，就要上当。要从对事物表面的认识，深入到认识其本质，我们需要花一番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功夫。如果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认识上，以此为满足，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外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就叫作思想方法上犯了只看表面的错误。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第三，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往往有这样的事：尽管我们事前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制订了比较正确的方针、步骤和做法，而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又发现事情有了变化、发展，因而就必须修正原来的打算。而如果我们的思想僵化起来，不能去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认为既然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一定还是这样，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永不停顿的。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原来的任务完成了，又要去完成新的任务。人们的思想要符合这个事物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要随着变化了的情况不断前进。把客观世界看成凝固不变的东西，满足于现状，停顿不前，就会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而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过与不及，都和客观事物发展的情况不相符合，都是不正确的。

总之，客观事物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断在发展变化着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从不知到知，从片面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从错误到正确，但又往往不免落后于客观实际。如果我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上停顿下来，就会陷入主观主义。这就是人所以会犯错误的认识上的根源。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自己不愿从事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的人，不承认别人的实践的结果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主观主义的表现之一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只知道书本上现成的结论，看不见实际生活。他们读了几本书，便把他们背熟的几句话到处去乱套。他们看到一件书本上没有讲过的新事物就手足无措。旧社会里的书呆子，这种教条主义的习气是很浓厚的。他们“言必称孔孟”，否则便叫作“离经叛道”。这样，不但束缚了别人，也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在我们革命者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实际问题，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人民群众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原则到原则。他们学习的是辩证法，他们的头脑却是僵化的，因而常常直接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应该看到，光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具体问题。譬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经济规律。不懂得这个规律，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推动社会前进。但是光知道这一个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到底怎样，生产关系又是处于怎样的状况，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是适应的，哪些地方是不适应的，应该怎样去调整生产关系中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等等。离开了对这些实际问题的研究，再好的理论也只能是空洞的理论。所以，我们既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就应该注意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马克思、列宁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准备好一切现成的答案，让我们像查字典一样一索即得。总之，我们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更符合客观实际，而不是要把客观实际硬套到书本上现成结论的框子里去，以求客观实际符合我们的主观思想。

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经验主义。人们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人们是很有用处的。但是经验主义者不能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来认识，而是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把自己或别人一时一地的经验奉为至宝，到处生硬地搬用。他们常常以为过去既然可以用某种方法得到成功，现在虽然做的工作不同，仍旧可以照样地如法炮制，获得成功。这就正像是在一个寓言里所说的：有一个人偶然在大树下捉到一只兔子，就以为兔子每天都会跑到这棵树下来，送给自己捉住。于是，他每天去“守株待兔”，结果当然是再也捉不到第二只。经验主义者又往往缺乏远大的目光，比较习惯于用老眼光、老经验来看待新事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不能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对于自己没有见过的事情，就不愿意承认，或者不容易承认。这样，他们的认识也就不容易符合客观实际，不免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应该承认，主观主义者的动机并不一定不好，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么，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告诫：“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我们也不能说所有认识上的错误都是由主观主义而来的。因为，人的认识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首先是：人们的经验和知识水平总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则是无限复杂的。人类永远也不能穷尽客观世界的一切知识。由于对于这一事物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人们对它的认识就难免会有错误。古代的人们，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不可能认识到地球是圆的这一个真理，而只能做出“天圆地方”的错误判断。以个人来说，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更不可能全部占有无穷的知识。即使是当前工作所必需的知识，也只有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步获得。我们决不能把人们因为缺乏经验和无知而做出来的错事，都当作是主观主义的结果。

另外，事物的全部特点并不是都显露在外面的，有一些特点，是随着事物的发展，慢慢显露出来的。许多事情，不做到那一步，就无法预测它的全部细节。新发明、新产品的试制，往往要用各种方法去试验几十次、几百次，失败几十次、几百次，然后才能完全掌握它的特点，获得最后成功。许多在试验过程中失败了的做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不能说全是主观主义造成的。做一件新的工作，往往也要经过一个试验、摸索的阶段，在试验、摸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做法。不但不能说这些错误都是主观主义造成的，而且还应该看到正是由于不断总结了试验、摸索中得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工作的规律，找到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避免了主观主义。

从人的认识过程的总体来说，犯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必须对每一个错误做具体的分析。既不应该把客观条件的限制说成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更不应该把思想方法上的毛病推之于客观。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应当逐步学会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力求避免片面地、表面地、静止地看问题，尽可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三、阶级的烙印——错误的社会根源

错误并不单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产生的。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社会根源，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根源。

人在社会中生活，他的社会地位，他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系，都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出身、阶级立场，给人们的影响是有决定意义的。

上海纺织工人有一首歌谣：“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确，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说话做事，对每一个问题的态度，都是不会一样的。土地改革，农民拍手称好，欢欣鼓舞，而地主愤愤不平，反抗破坏。对于领导人民革命的共产党，广大劳动人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救星、带路人，决心跟着它走；反动派则把它视作眼中钉，说它是“犯上作乱”的“匪”，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它、消灭它。

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为什么反应截然不同，甚至持针锋相对的看法和态度呢？说起来，毫不足怪，这是阶级社会里的必然现象。人处在不同的阶级地位，就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他们对客观事物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态度也就不可能相同。如果人们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是对立的，他们对社会现象的看法也必然是对立的。革命阶级认为是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在反动阶级眼里就会是假的、恶的、丑的。立场不同，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有时用的虽然是同一个名词，其实际内容也是根本不同的。农民为什么欢迎土改？因为土改打碎了套在他们身上的封建枷锁；地主为什么反对土改？是因为土改的实现就是地主阶级末日的来临。劳动人民拥护共产党，是因为他们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知道，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他们才能获得解放。一切反动派所以恨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他们的死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愈发展，反动派就愈接近于死亡。这种由于阶级地位、立场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对事物的鲜明的不同态度，是随处可见的。

资产阶级的立场产生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观点。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许多思想意识上的错误，挖起根来，都往往和个人主义分不开。所以，人们把个人主义叫作万恶之源。

个人主义就是一切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个人利益第一。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常会被个人利益蒙蔽住自己的眼睛，分不清是非。明明是正确的东西，但由于和个人利益有矛盾，就会不容易接受；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因为符合自己的个人利益，就往往不容易察觉。在抗美援朝斗争开始的时候，虽然当时美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只有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有少数人却害怕会惹火烧身，怕破坏了自己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对这个正确的方针一时就接受不了。

从个人主义出发，就难以坚持真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坚持真理，就不能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放在第一位。哥白尼发现了地球绕太阳旋转的真理，被当时的教会捉去以活活烧死来威胁他放弃自己的理论，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到临死时还用脚拍拍地面说：“现在，它还在转呢！”在革命斗争中，更需要有这种为坚持真理而无所畏惧的精神。夏明翰烈士在遗诗中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而个人主义者，既以个人利害得失放在第一位，就不可能处处坚持真理。

个人主义者往往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利。他们或者对地位、级别、待遇不满，或者不安心工作。因此他们或者是消极疲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不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心上；或者散布不满言论，与组织对抗；或者开小差私自离职；或者是弄虚作假，骗取名誉和奖金；或者是不择手段，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骄傲自满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独断独行，不相信群众。处处要个人突出，把个人置于群众和组织之上。听不得批评，也经不起表扬。结果必然弄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离开党的路线，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犯下严重的错误。

一切为了集体，还是一切为了个人，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分界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6.5亿人共同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一切为了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才能和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起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作用。个人主义的思想，则经常要损害集体的利益，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头脑里挂了帅，各种各样的错误就会接踵而来。

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成员，甚至共产党员，仍旧可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犯这种或那种错误。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而是生活于这个阶级还存在的社会之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现实不能不反映到我们队伍中来。

首先，工人阶级的队伍，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扩大。许多新工人昨天还是农民、学生、小手工业者和家庭妇女。他们缺乏大工业的集体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当中，也有不少人过去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许多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不足。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党的教育，许多人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但是，也有一些人个人主义的思想没有去掉，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立场就站不稳。

其次，革命的阶级和政党的成员既然和剥削阶级杂处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就不可能不受到它们的一些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前，剥削阶级掌握了统治社会的权力，使剥削阶级的意识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它运用学校、文学、艺术、宗教、报纸、电台等等全套武器，向劳动人民灌输反动思想的毒素。我们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身上往往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仍旧人数众多，他们仍然在散布他们的思想影响，如果放松了警惕，就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险。

我们说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影响是犯错误的社会根源，那么，到了阶级消灭以后，犯错误的社会根源是不是就不再存在了呢？不是的。由于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存在，在阶级消灭以后，旧的阶级的思想影响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使到了最后，经过人们多年的努力，把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也最后消灭了，那时，大多数人已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但仍旧会有错误，会有毒草。毒草是客观存在的，1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犯错误的社会根源也仍旧不会消灭。因为在那时的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仍然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有先进的新生的事物和落后的保守的力量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这就是那时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只是，这种社会根源，具有与今天的阶级根源不同的性质。

犯错误的社会根源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对每一个人的作用却不完全相同。在同样的客观影响下，有的能够抵制坏的影响，吸收有益的经验教训；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则沉醉于坏的影响之中，对于正确的教育反而充耳不闻。因此，各人所得的结果也就不同：有的人很少犯错误，另外一些人则常常犯严重的错误。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兄弟，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里毕业的同学，他们的表现、他们进步的程度是多么不同。因此，犯错误的人，追溯错误的社会根源时，决不能简单地埋怨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所处的环境。最主要的是下定决心锻炼和彻底改造自己的阶级立场，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并坚决抵制社会上的各种坏影响。

正因为客观上存在着犯错误的社会根源，我们就更应该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并且为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而努力。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不但存在着犯错误的社会根源，更存在着帮助我们防止和克服错误的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我们有党的领导和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大大发扬起来了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把立场问题和思想方法的问题分开来谈，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事实上，错误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往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说凡是思想方法上有错误的人，立场也一定站错了，但是，通常的情况是：立场决定方法。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他们的思想方法就不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没落阶级的思想方法都必然地倾向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的认识也就必然不可能和客观实际、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这是因为阶级私利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资产阶级不敢也不可能承认现实。他们为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麻痹和欺骗劳动人民，就决不可能把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目的，老老实实地和盘端出，而一定要掩盖事物的真相，把抽掉阶级内容的所谓“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说成是永恒不变的普遍原则、绝对真理，用来麻痹和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在他们的眼睛里，世界是被歪曲和颠倒了的。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当然就只能抓住对他们有利的个别现象来加以歪曲，而丢掉事物的全体、事物的联系、事物的本质。当然就决不能承认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决不能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如果他们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必将走向死亡的真理，于是他们就只能用唯心主义的思想来安慰自己，欺骗群众。虽然立场决定方法，但方法反过来也会影响立场。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会使那些立场不坚定的人更加容易接受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

在结束这一节的时候，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犯错误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往往交错在一起。只有对具体的错误做具体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找到错误产生的原因。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对于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党的方针一向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同志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既然是革命队伍内部、人民内部的同志，既然是自己人，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为着共同的目标去奋斗。然而，正确和错误，又是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不是站在正确立场的同志放弃原则，去迁就犯错误的同志；就是犯错误者改正错误，转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二者必居其一，否则讲团结就没有基础。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为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自我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重新转到党的正确的立场上来，以便在新的基础上，更好地团结一致去奋斗。

我们发现了错误就一定要把它揭发出来，不能讲情面，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要对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负责，对同志负责。错误有一点像人身上生的病，病不论轻重，都会对人体的健康带来损害；错误不论大小，都会对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有病必须早治，否则就会养痈遗患，蔓延开去，越拖越重。错误也必须及时揭发，否则也会发展起来，甚至影响别人。例如：有个学生，测验时一道题做不出，去问旁边的同学，那同学虽然不告诉他，但也没有批评他的错误，以后他胆子大些了，在考试时就带小抄。他的错误发展得严重起来，当然要他自己负责。但是，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揭发错误，不是有可能早一点帮助同志纠正错误吗？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如果不揭发，就会给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害。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可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如上面所举的那样的“小错误”，如果不揭发，也会影响了国家培养人才的质量。这不单是一个学生作弊，取得虚假的学习成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了错误不揭发，就会在这个学校、这个工厂、这个单位里，形成一种是非不分、纪律松弛的无原则的空气。这种空气是瓦解我们队伍的腐蚀剂。哪个单位里有了这种空气，哪里的错误就会像阴暗潮湿角落里的霉菌一样，愈来愈多地产生。而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错误就揭发，就可以造成一种抵制错误产生的氛围，我们单位里的工作、学习，就可能健康地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

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是及时揭发错误的障碍。

一种人是“少管闲事”，“别人错了，和我有什么相干？”因此，他们对同志的错误就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大家知道，我们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是党的事业，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事业，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事业。每一个同志的成功与失败，正确和错误，都是这个共同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都是革命大军的一员，都是我们的宝贵财产，帮助同志纠正错误，就是直接为我们的队伍增强了战斗力。哪里是什么和我们不相干的“闲事”？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就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看到任何有损于革命事业利益的错误言行，都要直率地起来揭发，没有任何保留。

还有一种人是“讲情面”。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做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看来，这些同志是把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把个人情面，放在革命利益之上了。我们要问他们：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你们的所谓关系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情面的标准又是什么？难道符合革命利益的关系不是最好的关系吗？难道讲革命利益的情面不是最光彩的情面吗？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处理任何问题的标准，也是处理同志关系的标准。我们同志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应当建筑在共同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筑在政治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同时，眼看同志犯错误，让他愈发展愈严重，而不帮助他纠正，这也不是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而正是害了同志。“君子爱人以德”，只有用共产主义的原则精神来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处理得好，才能真正达到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第三种人是患得患失。对于“权威”、领导的缺点、错误不敢提意见。“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对于下级的错误也不敢指出，怕被人说是“泼冷水”“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其实，只要我们胸怀坦白，是为了革命利益，从善意的改进工作的愿望出发，任何顾虑都是不必要的。何况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有修养的，欢迎批评的，党也是支持一切正确的意见的。至于对下面的同志，指出他们的错误，只能使他们的立场站得更坚定，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有效的发挥。即使我们的意见有不正确的地方，经过大家讨论，就可以达到一致的正确认识，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还要进一步问：究竟是别人对你的看法重要呢？还是革命的利益不遭受损害，同志能得到进步重要？你究竟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总之，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只要我们以革命的利益为重，我们就能够破除自由主义的思想，及时地揭发一切错误。

把错误揭发出来，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帮助同志，团结同志，纠正错误，接受教训，使后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就要求我们对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只有经过分析批判，才能使人们对于错误的性质、危害和产生的根源有所认识，找到纠正错误的方向和道路，真正接受经验教训。好比治病，不但要把病情揭露出来，而且要分析生的是什么病，病的程度，致病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才能“霍然病愈”，并且研究出预防的方法。我们不但要使犯错误的人知道“错了”，而且要使他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怎么改。

有的同志觉得对错误进行分析批判很麻烦，只要指出错误，犯错误者也承认了错误就够了。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一下，并不去挖错误的根源。这样的做法，不可能真正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吸取经验教训，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因为这样，他也许会承认自己是错了，却不一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也可能只是从自己讲错了话，以后讲话要小心这一点上错误地接受经验教训，结果不但不能消除错误，还会使错误埋藏在思想深处，并且在那里发展。只有用事实和道理，深入地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批判错误的观点，他的思想才可能前进一步，真正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如果我们能从思想方法或者社会根源方面帮助他挖出犯错误的原因，那就可能促使他下决心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真正彻底地从错误中转变过来。

治病是为了救人。对错误的批判是为了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庸医，自称善医驼背。一天，一个驼背登门求医。庸医拿两块木板，把他用力一夹，驼背直了，人也死了。驼背的家属来打官司，庸医却说我医的是病，不是人。我们反对这种庸医的态度。治病是为了把人治活，而不是治死。一个人生了阑尾炎，医生给他开刀，割去阑尾，人也救过来了。这就是治活。毛泽东同志说：“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和犯错误的同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正确和错误的矛盾、是和非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为什么要批评？因为客观上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一致，也就是不团结或者不够团结。我要往东，你要往西，在这一点上两个人就团结不起来。种种矛盾、种种不团结，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妨碍我们意志一致、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地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批评，就是为了克服矛盾，取得统一的认识，于是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又可以团结一致，共同前进了。一句话：我们批评的目的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我们就应该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批”一通，强制他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因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只有思想通了，思想一致了，才会有真正的行动一致，真正的团结。强制的办法只能达到表面的一致，形式上的团结，口服心不服，实际上是把矛盾掩盖起来，而不是真正的纠正错误。思想在人的头脑里，不可能强制他只许这样想，不许那样想。不讲清道理，不使人懂得为什么他的想法是错的，愈是强制，他愈会不服气，即使暂时取得了表面上的一致，将来问题仍会更严重更尖锐地暴露出来。

为了说服，就应该发扬民主，允许被批评的同志申辩。只许被批评的同志听意见，不许他申辩，否则就认为他“不虚心”，这种办法，不是民主的办法，也不是说服同志的有效的办法。首先，你认为他错了并不等于他就一定是真正错了，有时真理可能在他一边，不经过民主讨论，就弄不清是非。即使他真正错了，他所提出的申辩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也只有通过民主的讨论，才能帮助他心悦诚服地认识错误，更加心情舒畅地接受意见，改正错误。而且，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犯错误的同志的思想，找出错误的根源，更有利于帮助他改正。

说服，需要有耐心。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过程。从错误的立场、观点转变过来，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对同志的帮助，也不能指望一次谈话，几次会议，就一定能“克奏全功”。更不能轻率地以为我提了意见，你没有听，没有改，或者改了又重犯，就一定是“不可救药”。而要耐心地等待和启发对方的觉悟，细致地分析他所以不容易接受的原因，改进教育和批评的方法，只要不是真正坚持错误、拒不改正的人，经过我们细致的工作，耐心的说服，总是可以逐步走上正确道路的。

为了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必须对犯错误的各种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根据错误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分别对待。人们犯错误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有的是思想作风问题，有的是认识水平问题；有的是明知故犯，有的是出于不自觉；有的是偶犯，有的是一贯地犯，屡教不改。在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上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原则性的错误，有的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有的是违反了组织纪律，有的是违反了国家政策法令；有的是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毛病。有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另一些错误的危害就比较小一些。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有的是自觉地承认错误，虚心检讨，决心改正；有的却隐瞒和坚持自己的错误。只有分析清楚这些不同的情况，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帮助，我们的批评和帮助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就好像医生治病必须把病情和病的程度弄清楚一样，才能对症下药，把病医好。把任何细小的具体工作中的错误都随意提到“原则高度”，乱戴“帽子”，以为“帽子”愈大，“原则”愈高，批评愈凶就愈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不是我们对待同志的态度。

在分析犯错误的同志的情况时，对他的正确的地方，对他的成绩和优点也应做适当的估计。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犯了错误，便把他看得一无是处，认为他什么都错了，连他正确的部分也一起否定掉。这是为了使我们对他的批评和帮助更加实事求是；是为了帮助他发扬正确的积极的因素，来克服错误的消极的因素；而不是说对错误可以放松一点。即使错误所占的只是一个指头或者不到一个指头的地位，也会对革命事业带来损害，也必须坚决纠正，就好像人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一样。

在弄清了是非，分析了错误的性质、程度等不同情况以后，还要对犯错误的同志做正确的处理。有些一般性的错误，只要经过批评、教育，使犯错误者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决心改正，就可以了，不必进行处分。但是对有些政治上丧失立场，严重地违背了组织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严重地违背了共产主义道德，或者由于他们的错误严重地损害了集体利益的人，在各个组织中给以适当的处分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会是非不分，既损害了组织纪律的严肃性，犯错误者也不容易充分地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程度。同时，我们应该认识，纪律处分也是教育的一种手段，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或者因为怕犯“惩办主义”的错误，就放松了执行纪律。

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进行了处理，事情是不是就完了呢？不，还没有完，还要热情地帮助他改正错误。要热情地关怀他，而不是丢开不管。犯了错误的人，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怀和帮助，怕被别人瞧不起、不信任。我们应该热情关怀和帮助他们，对他们的进步加以鼓励，而不应该冷淡对待他们，更不应该讽刺和嘲笑他们。可能有些同志在受了处分之后，思想还没有真正提高，对处分不满，或者仍旧不能改正错误，这就更需要继续不断地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有些同志可能在经过批评以后，旧的错误的思想破除了，新的正确的思想还没有树立起来，不知道怎样做才对。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学习、提高，树立正确的思想。有些同志怕和犯过错误的同志接近，怕被人当作落后分子。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首先，他虽然犯了错误，却并不等于一切都错了；其次，对于他的错误，只要我们有了认识，就可以不受他的影响，反过来，去影响他，帮助他改正错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有责任帮助落后的人赶上来。从我们的最高理想来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之一就是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极大提高。当然是要把一切不合乎共产主义的旧思想都摧毁掉。从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我们有什么理由把犯过错误的同志丢在一边不管呢？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顺利的发展。而在我们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点错误都不犯。如果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概采取排挤、打击、无情斗争的态度，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刘少奇同志曾经说：“如果说，所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同志，所有犯了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都一律不要，都一概不能容纳，都绝对地拒绝他们，或者把他们都要从党内驱逐出去，那么，我们党内也就没有什么教育同志和巩固组织的任务了。如果我们党采取了这样极端的政策，那么，这种抱绝对态度的同志自己，最后也就不能不从党内被驱逐出去。抱这种绝对态度的同志，特别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把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民，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把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懂得，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这里虽然说的是党内斗争，但对于如何正确地对待一般犯错误的同志，同样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吧！五、变坏事为好事——怎样改正错误

犯错误是件坏事，但又不能完全避免。我们除了经常注意尽量防止错误的产生以外，在错误已经发生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迅速及时地改正错误，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

坏事为什么可以变成好事呢？原来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不包含着矛盾的两面。好和坏，先进和落后，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犯错误这件坏事转变为好事的条件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公开揭露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努力改正错误，并且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我们党在自己的幼年时期也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当时的革命遭受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错误，又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但是，正由于党揭露了“左”右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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