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作家”遮蔽的人生密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勇,张弛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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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家”遮蔽的人生密码试读：

人的成长轨迹分为球型和直线型，郭沫若称颂歌德是“球形天才”，是向四面八方、立体发展的，但球形天才毕竟很少，大部分人的道路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奋斗和努力，只能在一两个领域实现自我的最大价值。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把人生比喻成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在这之前，大家都是在平坦开阔的平原上纵横驰骋，饱览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景，人是具有多面潜质和可能的，可随着人生道路的深入，终归要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和方向，要选择在一个地方发出自己最大的光和热。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最辉煌的时刻、最高峰的那一点、最闪耀的一面时，常常忽略了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天赋和潜能，而这些天赋和潜能往往是他们走向成功的人生密码。

作家也是如此，对于那些最后取得成功的作家，人们普遍看到他们凝聚在笔尖所释放出的思想光茫，注意到他们驰骋在纸上所挥洒出的文字才情。但就像被森林遮蔽的平原一样，作家在其他领域曾经蕴含的天赋和潜能、表现出来的情怀和才智，往往被他们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所遮蔽了，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激扬文字的作家文豪，曾经是雕塑、建筑、服饰领域的能工巧手，曾经在音乐、绘画、书法方面的别具匠心，抑或是电影、收藏、民间艺术的狂热发烧友。如果他们在被命运雕琢的时候选择了另一面发光的棱角，或者在森林崎岖的山阴道走向了另一条通幽的曲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将不是我们在文学史上熟知的作家，而是又一位出色的雕塑家、建筑家、作曲家、画家、电影人，亦未可知。

即使这样，这些被自身文学创作所遮蔽的艺术才能，依然在作家的人生乃至写作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家出于写作的需要，要体验多面的人生，一个整日枯坐于书斋、埋首纸堆的人，很难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灵感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也常常来自对于不同艺术的鉴赏和顿悟。作家有意识地体验生活，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人生深邃、丰富、多彩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些人生、艺术的体验倾注于自己的创作，显露自己的才华，往往会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人闻一多，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诗歌三美说”：诗歌应该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从诗歌的音节、韵律，到诗歌辞藻、意象，再到诗歌字句的匀称整齐，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借鉴了音乐、绘画、建筑等其他艺术的形式和特点，并且对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说明，在进入自己的人生道路之前，在宽阔平原上的视野和累积是多么重要，其他艺术的人生体验，与作家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割裂的，而且是相通的，这种艺术陶冶、人文积淀的生命广度，或许也决定了作家文学创作的高度。

如果把作家的创作与人生比作一座冰山的话，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浮在表面上的一角，而忽视支撑这冰山一角的山体。同样，读者平常接触到的往往也只是作家和作品的一面，对于作家人生的其他方面不甚了解，这会影响我们阅读的眼界，对于作家的认知，以及对于作品的欣赏和把握。中国古代的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古人论诗，不止于诗，往往讲求知人论世的解读方式。现代社会讲求专业分工，所谓隔行如隔山，但是我们深入了解作家的人生会发现，无论中外，诸多现代作家的人生和创作，都与这些艺术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中所录，多是作家本人对于某种艺术的情结，与某种艺术发生的小故事，但回过头来，我们再阅读这些作家笔下的世界，会发现这些艺术对作家的成功起的或多或少的作用，也正是这些小的情愫和细节，组成了一个个更加完整的作家形象。阅读是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就像解开人生的密码一样，用更全面的思维、更丰富的眼光去感受作家的世界，或许我们的收获将会更多。

由于书中涉及的作家范围较广，对他们成功人生的探索未能一一道尽，更多精彩的内容将在以后的著作中陆续呈现给大家，敬请期待！刘勇　张弛2013年9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上篇中国作家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

林徽因（1904-1955），文学家，建筑学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20世纪30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建筑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

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

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有个小院落，与周遭鳞次栉比的建筑、车水马龙的都市相比，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里却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它是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的举办地，多少名流云集于此谈文论道。这个沙龙的主人就是林徽因。但若你认为林徽因只能在“太太的客厅”里交际应酬，那可就错了。1930年到1945年，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二人共同游历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几乎走遍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在兵荒马乱、黄沙滚滚的时代中，他们并非为了旅行散心，而是为了考察测绘遍布中国的2000多处古建筑物。林徽因与梁思成

林徽因不仅优雅而时髦，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还能和梁思成一起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正如人们所言：“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这恰恰说明，林徽因的身上既有诗人感性的一面，更有建筑学家理性的一面。感性使她拥有柔媚的女性气质和杰出的文学才华，成为“太太的客厅”里永远的女主角，吸引着诗人徐志摩和哲学家金岳霖；而理性使她最终选择与梁思成永结同好，冷静、细腻地从事建筑学研究。

1924年，林徽因随丈夫梁思成赴美，开始攻读建筑学。由于当时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主要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受宾州大学几年西方建筑学知识的系统熏陶，林徽因拥有了较为深厚的建筑学功底，她开始不自觉地用建筑家的眼睛关注周围的世界。留学归国后，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投身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研究活动中，她陪同丈夫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古代建筑。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的重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也正是由于长达十几年的古建筑考察，使他们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这些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体现了林徽因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她还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徵》、《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多篇，后来这些报告全部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显示了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的造诣。林徽因故乡：西湖风光

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找到梁思成夫妇，要求他们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里重要的古建筑，并且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他们是考虑到万一与傅作义谈判失败，被迫攻城时，要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思成夫妇为此十分激动和兴奋，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当中。无独有偶，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接到国民政府急电，让他们立即去重庆完成一项特别任务，划出需要保护的古建筑群落。当时他们的任务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不包括日本。但尽管如此，梁思成他们还是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两位建筑学家的胸襟之广大，不囿于一国一地，真是让后人钦佩。

1949年后，林徽因又参与了国徽图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她在国徽图案里尽量采用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将我国古代用以号召人民、象征国家团结统一的最隆重的礼器——玉璧作为国徽的基本图案，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体现了她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同时，她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政权的新主题相融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加入国徽图案；为体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徽图案底部设计有金色齿轮，旁饰金色嘉禾。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参与的又一项重要工作，是她建筑人生的又一座丰碑。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林徽因最初选用木棉花，但在咨询花卉专家后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便放弃这一构想，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作为高贵、纯洁和坚韧的象征。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做出最完美的图案，林徽因画了数百张不同风格的草图，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建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小须弥碑座采用了林徽因的设计意见，小须弥碑座四周刻有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图案组成的8个大花环浮雕，同大须弥碑座的8幅近代历史浮雕相互照应，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林徽因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建筑学上的造诣使林徽因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审美视角，得以从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中感受到诗歌和绘画的艺术效果，这为她身体力行建筑艺术与诗歌创作间的交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正如她在考察报告《平郊建筑杂录》中所说的：“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凭吊与兴衰的感慨。”由此可以看出，建筑艺术在林徽因心中激发的，除了历史的回声外，还有诗情和画意。

而林徽因与徐志摩密切的关系，又促成了她对文学的热忱。从新月派诞生伊始，林徽因就积极投身于这一团体的各种活动。之后，她的诗作常常发表于新月派的刊物《新月》杂志上。新月派的理论主将闻一多提出了诗歌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其中所谓“建筑美”，就是要求诗歌的节与句要匀称均齐，使诗歌的外部形态在读者的视觉上，引发像漂亮的建筑物那样的艺术美感。新月社的这一主张无疑契合了在建筑艺术的审美中，林徽因所悟得的建筑与诗歌两种艺术有相通互借之处的深刻感受。于是，在诗歌创作中自觉追求建筑美的艺术效果，就成了林徽因的一大用力处。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自由体新诗不同，林徽因的诗作都有一定的格式，无论是诗节还是句子，都十分整饬，充分体现出了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人们从她的诗歌的外在形体中感受到的，往往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建筑美的效果。不可否认，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可估量的，也深深地影响和帮助了她的文学创作。林徽因肖像

在八宝山公墓，林徽因的墓碑下方至今仍摆放着一块刻着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们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碑，奉献给它的设计者林徽因。汉白玉也象征了林徽因一生对建筑事业单纯而执著的信仰。延伸阅读《营造法式》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由宋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营造法式》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从文”到“从服饰”

沈从文（1902-1988），作家，史学家。一生创作短篇小说集30多部，中长篇小说6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他熟悉和挚爱的湘西世界，他一生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精心营造充盈着古朴、原始、秀丽、纯净之美的湘西世界。从湘西到整个民族，以至于人类和世界的命运，沈从文均在作品中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代表作：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沈从文曾在1987年和1988年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莫言获奖之前，沈从文被认为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人。但沈从文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凤凰城那蔚蓝的天空，茶峒边那流淌的小溪，长河岸那葱郁的树木，早已成为人们心中湘西应有的样子。天真活泼的翠翠，善良热情的夭夭，美丽淳朴的三三，也早已成为了一种美好人性的象征。这些美的事物，统统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可见他对“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沉浸在自己的湘西世界中，书写着自己眼中的“美”。但是命运既公平又险峻，它让沈从文发现了这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却剥夺了他讲述的权利，让他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古代服饰。任谁也想不到一个具有细腻思维，多愁善感的作家，最后会在历史中，在文物研究中走完自己的一生，再也未踏足文学创作领域。从“从文”到“从文物”的路，因为南辕北辙，所以沈从文走得异常艰辛，但因为对“美”的一贯的欣赏，沈从文步入了那美丽的古代服饰世界里，竟让他走出了“史学家”的头衔。

1981年，历时17年的八开本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这一年，沈从文已是79岁高龄。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其中彩图100幅。这部书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的空白。我国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先生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当代散文家黄裳评价说：“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时会感受一种‘左右逢源’之乐，它会诱使你翻出另外许多本书，对读、思索，并享受‘左图右史’的愉快。”

作家是极为个性的职业，他们大多感性、敏感，因此“跳槽”对于他们来说难上加难，尤其是转向理性的研究。沈从文放弃文学转而研究古代服饰的路程就是极为曲折艰辛的。当他走下北大国文系的讲台，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人们怎能想到如此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接下来的工作居然如此清闲！只是为博物馆的展品贴贴标签，摆摆陈列品，买买文物，稍微需要繁忙一些的，恐怕就是“在陈列室中，不折不扣做了10年说明员。”这10年虽然平淡，甚至索然无味，但是也为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开始着手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前后不到8个月的时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主图200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20余万的样稿就已基本完成。但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该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不但所有图书资料被当作废纸处理，连沈从文自己也不得不接受延长10年的特殊“教育”。

又一个10年，沈从文已是年近70的老人，心脏病严重到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地步。人们又怎能想到一位弱不禁风，体弱多病的作家，工作竟然是看菜园和驱赶偷菜的猪！寒冬腊月，沈从文经常手脚冻得发木，只能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儿，活活血脉，避避风寒。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止沈从文的思考，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服饰研究工作。在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仅仅凭借记忆，沈从文把服饰图稿中疏忽或多余的内容，一一用签条记了下来。这一张张签条成为他日后修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为重要的依据。当他回到北京故居，来不及休整，来不及与家人嘘寒问暖，就立刻投入书稿的修改之中，全然不顾生活条件的艰苦，身体状况的虚弱。他将自己之前记录的草稿加以核对，重新排列顺序，想办法让人帮忙赶画出来。为了工作方便，沈从文拆散了许多图录，尽可能把它们分门别类的钉在墙的四壁上。在另外的一个小卧房中，牵了5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挂在上面。不出两个月，沈从文的房中、墙上就全被奇奇怪怪的图像占满了。

沈从文对古代服饰也是热爱的，所以他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知疲倦。正如他的弟子汪曾祺所描述的“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而这份热爱也是早已有之。早在1932年《从文自传》中，他记述自己的童年，就已在追问：“为什么雕佛像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如此看来，沈从文对于文物的兴趣甚至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的还要早了。

沈从文的一生，从“从文学”到“从服饰”，世人众口一词的认为他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殊不知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是沈从文唯一的退路，是他不得已的选择。他陷入了空前的孤独之中，有时候一边工作一边流下泪来，“我应当休息了，我不毁也会疯去。”特别是在“文革”时期，造反派竟然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但沈从文却承担了下来，甚至在当时他还幽默地说道：“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1985年，有数人曾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此事，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所有人都惊呆了。已经将自己藏于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在精神上还是受到了如此之大的创伤，更何况他坚持写作呢？在他心里，他放不下那令人神往的故乡湘西，放不下自己曾经流着鼻血还进行的文学创作。20世纪60年代末期，沈从文被迫离开了文坛。但是，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正是因为沈从文压抑了自己的委屈，忍辱负重，他才写出了一部填补空白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而达到了人生的又一高峰。

沈从文跨越了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从一而终的是，沈从文对美的追求。他将“美”绣进了服饰之中，世代“穿”承。沈从文自己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解释是：“总的看来像一篇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由此可见，沈从文在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一个作家的事业和梦想。如此的沈从文，是一个完整的、一以贯之的、懂得欣赏美的沈从文。延伸阅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发展的基本概况。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丰富的实物及图像、壁画、墓俑等形象资料，为3000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绘出了清晰的轨迹，反映了各民族文化演绎的经络和互相的影响，以及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全书文字清丽流畅，插图丰富而精致，是一部深受专家赞誉和读者欢迎的专著。张爱玲的旗袍人生

张爱玲（1920-1995），作家。1942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20世纪40年代以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蜚声上海文坛。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她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她最熟悉的战争期间“上海人”的生活。即便是写香港，主要也是写在香港的上海人，她认为只有上海人才懂她“文不达意的地方”。

代表作：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半生缘》、《小团圆》等。

1995年秋天，75岁的张爱玲孤独地逝世于洛杉矶的公寓，几天后才被发现。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没有人知道张爱玲一生究竟穿过多少件旗袍，但许多人对张爱玲的第一印象都来自于那张她身着旗袍、傲视一切的相片。因为相比于摩登的服饰，最能体现张爱玲个性的还是旗袍。读着张爱玲的文字，看着她那张穿着旗袍的照片，你便可以闻到一股岁月的味道，和着流年的暗香，淡淡飘来。

张爱玲爱穿旗袍，也有各式各样的旗袍。织锦缎丝旗袍，传统且略显华贵；稀纺旗袍，轻盈而妩媚；镂金碎花旗袍，华丽而高雅；黑平缎高领无袖旗袍，凄美哀愁而不失神秘。她穿旗袍的形象已深深地烙印在倾慕者的记忆里。1943年，张爱玲走上文坛，就是穿着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见了当时《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1945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张爱玲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她穿了“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同样是1945年，在华懋饭店，《新中国报社》主办女作家聚谈的活动，到场的张爱玲身穿“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镜里的眸子，一如她的人一般沉静”。

张爱玲不仅爱穿旗袍，还亲自动手设计旗袍。她的每件旗袍都是“按图施工”的。她冬天穿的旗袍，要求有绒夹里、领头不能太高太硬，因为她说“旗袍领头高而硬，把头颈撑得笔直，坐着写作很不舒服。”紧身、窄长袖、两侧开衩至膝部，外加一袭“海虎绒”大衣，就是冬天里的精致打扮。春秋季，张爱玲则喜欢穿低领、束腰带的“旗袍裙”。而她画的夏季穿旗袍样式，如“无领、短袖、衣长至膝盖”称为“风凉旗袍”的款式，应该称之为“连衣裙”了，一直流行到现在。

那时，巴黎的时装、伦敦的礼服与长袍马褂在上海滩混杂相陈，而她却经常穿着自己设计的旗袍款款过市。为出版《传奇》，她到印刷所去校对稿样，整个印刷所工人都停下工作，惊奇地看她的服装——粉红花朵，嫩绿叶子，明明是乡下婴儿的襁褓，她却做成了衣服。参加朋友的婚礼，她穿了件自己设计的前清样式的旗袍去道喜，整个婚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张爱玲身上。她还曾用祖母留下的一床被面，照好友炎樱的设计做了一件连衣裙，紫凤凰图案集中在裙的下摆和两只宽大衣袖上，极为别致。她穿了这条裙子参加1943年的游园会，绚烂的衣服使她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当然的主角。在她当年的照片中，你还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姿态。她标新立异的着装风格，从那时起就为人所熟知。与她并称为上海“四大女作家”之一的潘柳黛（四大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在《记张爱玲》中写道：“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从头到脚，张爱玲都在领导着40年代上海的新潮流，她独特的审美意识至今都令人惊奇。然而对于追求时髦新潮的张爱玲来说，她最钟爱的服装类型是旗袍。旗袍的变迁

旗袍最适宜东方女性。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行走在路上，一定是徐徐款款的，脸上写着风韵，舒服、安逸。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不过旗袍并不是只有一种韵味：密密的盘扣，像一把把锁，把美丽藏起，却又明明白白地显示着它的独特韵致，充满了无限的典雅的灵性；小巧的立领让女人白皙的脖颈更为纤细，而无可比拟的文静贤淑和从容不惊，更是西方女性打造不出的韵味。就是再古板平庸的女人，穿着它，也会平添一份动人的魅惑，更不用说那些天生就风情万种的女人。

旗袍穿在张爱玲的身上，也化在她的作品中，更成为她人生的底色。这些张爱玲笔下典型的上海女人，那织金点缀的旗袍，凝固成永恒的风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优雅和温柔的气质。对于旗袍煞费心思的语言描述也频频见于她的作品之中，笔墨华丽出彩，令人眩目惊艳。她在《相见欢》里写的伍太太：“……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张爱玲为《茉莉香片》手绘插图

她在《金锁记》里写的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 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

她在《十八春》里还写了一个曼桢：“比较娇艳的颜色她从前是决不会穿的，因为家里有她姊姊许多朋友进进出出；她永远穿着一件蓝布衫，除了为省俭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卫的作用……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有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她今天也仍旧穿了件深蓝布旗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绿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绿珠纽子。”

后来，张爱玲笔下的曼桢，也许是年龄的变化，也许是世道的缘故，也渐渐地变得时髦了，蓝布衫不再永远了，可就是这么的一变，将曼桢后来的人生，也变得跌宕起伏了：张爱玲住过的（上海）长江公寓“……新做的一件短袖夹绸旗袍，粉红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她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

张爱玲笔下，从字里行间跳将出来的，是旗袍唐装，是色色服饰细节，圆角领、元宝领，窄管袖、喇叭袖，辫子花边、荷叶花边……甚至连衫袄上的中式纽袢，也不曾忽略，她借着赛姆生太太的摆设，在《连环套》一文里，似乎是不太经意地这么落笔写道：“……四下里放着半新旧的乌漆木几、五斗橱、碗橱。碗橱上，玻璃罩子里，有泥金的小弥陀佛。正中的圆桌上铺着白蕾丝桌布，搁着蚌壳式的橙红镂花大碗，碗里放了一撮子揿纽与拆下的软缎纽袢。”

即便是看着闲挂着的旗袍，都引得张爱玲在《怨女》里会这么遐想一番：“……躺在烟炕上，正看见窗口挂着的一件玫瑰红绸夹袍紧挨着一件孔雀蓝袍子，挂在衣架上的肩膀特别瘦削，喇叭管袖子优雅地下垂，风吹着胯骨，微微向前摆荡着，背后衬着蓝天，成为两个漂亮的剪影。红袖子时而暗暗打蓝袖子一下，仿佛怕人看见似的。过了一会，蓝袖子也打还它一下，又该红袖子装不知道，不理它。有时候又仿佛手牵手。”

洞察细腻的旗袍描述之下，张爱玲的文字里，着眼的是民国女子的风情，铺陈的是民国女子的旧事。直至今天读来，旧时岁月仍然斑斓不褪，秀色可餐。因为她说：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延伸阅读旗袍旗袍源于古代蒙古系游牧民族女子的袍服，清满族承袭了此服装，因而有了旗袍或旗装之说。清代旗装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致社会名流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在人们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郭沫若书法“勾魂”

郭沫若（1892-1978），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等。郭沫若在文学方面堪称“多面手”。他是中国新诗奠基人之一，1921年8月，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开“五四”一代诗风。他创作的历史剧更是常演不衰。兼具剧作家与诗人两种气质的郭沫若，在他的历史剧创作中，十分注意在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中，激化人物的内心情感，逐渐将戏剧推向高潮。将诗、剧融合的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代表作：诗集《女神》、《星空》，历史剧《屈原》，《蔡文姬》等。

2012年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在郭沫若的故乡沙湾，随处可见一个标语：“沙湾的郭沫若，世界的影响力。”这影响力来自于他的诗集《女神》，《女神》一出，中国沉闷的文坛为之一变。这影响力也来自于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他是甲骨学“四堂”之一，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中无人不晓。而为这世界的影响力添上亮丽一笔的，是郭沫若那遒劲畅达的书风——被人们誉为独树一帜的“郭体”。“勾魂”的郭体，牢牢地勾住了世人的眼睛，也勾住了人们对郭沫若无比的崇敬与无限的想念。

郭沫若本无意将书法当作事业，但“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为了书法界中的大家。郭沫若的墨宝可谓是珍贵之极，直至今日依旧被众人所看重。为纪念建国15周年，郭沫若在一幅1.42米×3.57米的宣纸上，用苍劲有力的行书，书写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市场拍卖时底价为100万元人民币，最终竟以319万元的价格成交，不但改写了郭沫若书法作品成交的纪录，同时也刷新了近现代书法单件作品的成交记录。

郭沫若的题字更是备受瞩目。人们常说，“到北京不去故宫就是白走一趟”。每年，故宫要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多达700万人，有时甚至一天就能接纳13万人。未进故宫大门，抬头即可望见“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选择在这匾额下照相留念。这五个“勾魂”的大字，正是出于郭沫若的笔下。也只有郭沫若书写的这五个字，才能凸显故宫的气势，才能让这座入驻过24位中国帝王的宫殿骄傲地面对世人。郭沫若的字端庄不失大气，前门大街上的“都一处”烧卖店，至今依旧门庭若市。郭沫若所题的“都一处”三个字，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任谁看到如此大气的字，都会想到那烧卖一定会是薄皮大馅，有汤有水。当然要咽着口水，进去品尝一番。这样的字难道不“勾魂”吗？郭沫若书法

郭沫若那“勾魂”的字，也是被迫练出来的。当年，四岁半的郭沫若被送进私塾，开始接触毛笔、书法。当时他以科举考试为目标，不得不接受严酷的训练。白天读经练字，晚上练字诵诗，这可把少年的郭沫若折腾得头昏脑涨。如果不好好学，那就开打，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是极其正常的。那时，如果没有一手过硬的小楷，就不会有“金榜题名”的机会。所以在先生的严厉督导下，郭沫若“被迫”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本功。幸运的是，从此以后，一笔浑厚的书法成为郭沫若的“尚方宝剑”。据最早发表郭沫若新诗的《学灯》主编宗白华回忆，他接手杂志编辑一职后，从积压一年的稿件中无意看到了郭沫若从日本福冈寄来的新诗。第一眼吸引他的是那劲秀的字迹，那明洁的稿纸。细读之下，宗白华惊讶地发现那些诗句如火山爆发一般激情奔放！他深深被吸引了。被那字迹“勾魂”，被那诗句感动。从此，他“每天晚饭后到报馆去看稿子，首先是寻找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信，这就是郭沫若从日本不断惠寄的诗篇，来不及看稿就当晚排印，破例让它在《学灯》上大放光芒。”可见，郭沫若这颗新星的诞生，正是得益于他的书法。郭沫若题写的“都一处”牌匾

当然，郭沫若虽“无意作书家”，但却对书法艺术有着澎湃热情。因为热爱，少年的他每天清晨要写三道字：第一道用墨，写核桃大的字，第二道用土红，写大碗大字，第三道也是用土红，但写斗方字。如此练习，数年如一日，始终未间断。为了节约，他用的都是土制纸，但是叠起来竟有书桌那么高。四川郭沫若故居

一个人的气质体现在他的方方面面，郭沫若的书法与文学就拥有相同的气质。他的书法，是诗人的灵性，是由纵横点线构筑的，依托于笔墨幻象的诗行。他的诗与书法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的书法，粗犷豪放，笔力遒劲，恰似他的诗，有着极大的爆发力，如同那《女神》的熊熊烈焰，《凤凰涅槃》的灼灼狱火，而从未改变过的是他的浪漫与激情，这正是郭沫若的书法得以“勾魂”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世人对书法的追求逐渐在削减。尤其是中小学生甚至连毛笔都不再会握，郭沫若对此深表遗憾。在1962年9月的《人民教育》上，郭沫若写了一篇仅131字的文章。期望“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要人人都成书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但要成为书家，那是另有一套专门的练习步骤的，不必作为对于中小学生的普遍要求。”这语重心长的131个字，是郭沫若自己对于书法的态度，亦是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上海文化名人街多伦路上的郭沫若像延伸阅读“郭体”郭沫若的书法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本人常被人们看作“文化人”类型的书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露着一种“文”的气息。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的八字要诀。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他的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更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多年，但其书法早在辛亥年间就已得到社会承认。徐志摩：戏里戏外都是情

徐志摩（1897-1931），诗人，作家。新月派代表作家之一，曾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后赴英国剑桥留学，其间受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影响。其诗作字句清新，韵律和谐，比喻新奇，想象丰富，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和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代表作包括《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等。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成就不亚于诗歌，《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名篇。

徐志摩的浪漫与闻名皆因其诗歌而起，当人们为这位青年才俊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的时候，殊不知，其实戏剧也是徐志摩一生在诗歌之外，一个心中未竟的梦想。徐志摩一生中，不仅看戏、评戏，更是演戏、写戏，虽然他说自己对戏剧“始终只是一介摇旗呐喊的小兵”，然而他摇起的是一面中国戏剧理想主义的大旗，喊出的更是渴望中国戏剧发展的浑厚之音。浙江海宁徐志摩故居

1923年的一天，徐志摩兴奋地找到林徽因，想请她和自己一起排演一出戏。因为此时著名诗人泰戈尔即将访华，这也是徐志摩最崇拜的偶像之一，所以想要排演泰戈尔的名剧《齐特拉》（当时译作《契腊》），作为庆祝泰戈尔64岁寿辰的礼物。林徽因对泰戈尔也是充满敬意，欣然答应，徐志摩当即便分派好了角色，由林徽因饰演公主齐特拉，张歆海饰演阿俊那，徐志摩饰演爱神，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饰演春神。1924年5月8日演出当天，协和礼堂盛况空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诸多文化名人齐聚一堂观看演出。林徽因亲自为演出绘制了布景，舞台上呈现出浓郁的印度丛林风景，上空悬挂一弯新月，开幕时，月下的齐特拉公主楚楚动人，美不胜收。5月10日北平的《晨报副刊》上便有报道：“林宗孟（即林长民）君头发半白还有登台演剧的兴趣和勇气，真算难得。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第五幕爱神与春神谐谈，林长民与徐志摩的滑稽神态，有独到之处。林女士徽音，态度音吐，并极佳妙。”这次弥漫着浪漫气息的演出成为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段佳话。这次演出之后，徐志摩领导的新月社正式登上了文坛，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后来以诗歌理论与实践闻名的团体在登台亮相之初，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实现戏剧的理想，徐志摩曾直言自己创办新月社的初衷正是“想做戏”，想要改变中国戏剧的状况，实现自己心中浪漫的戏剧理想。《齐特拉》的演出，是徐志摩人生中排演戏剧的第一次实践，然而徐志摩对于戏剧的迷恋早已植根于心中。早在1923年末，徐志摩就曾与林徽因等人计划着要排演丁西林的几个独幕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排成。直到泰戈尔来华，徐志摩排戏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不仅如此，徐志摩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戏剧的发展动态。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徐志摩就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剧评，语言真诚而犀利，尖锐地指出当时中国新剧发展“浅薄无聊”，创作“幼稚”，舞台“寂寞”等问题，为此他还得罪了不少当时的戏剧界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围绕1923年5月5日北京女高师演出的《娜拉》一剧，徐志摩和好友陈西滢陷入了一场与中国新剧界的论战之中，论战虽然言辞激烈，但涉及的都是中国新剧发展的关键问题。徐志摩留学过的英国剑桥大学

对戏剧抱有一腔热血的徐志摩一直苦于找不到知音，直到1925年1月，徐志摩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邀请函，事情才发生了转变。发函者是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等人，他们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得知国内的徐志摩痴情于戏剧，便邀请他参加，并提出了许多发展戏剧的建议，包括鼓励徐志摩在北大开办“戏剧传习所”，等到发展成熟之后，再成立“北京艺术剧院”等计划。这个消息正如一剂强心剂，让徐志摩兴奋不已，立刻行动起来。余上沅等人回国后，徐志摩将几人介绍到国立艺专任教，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余上沅任戏剧系教授，闻一多做教务长。而徐志摩想到了自己正在担任主编的《晨报副刊·诗刊》，他筹划着也要为戏剧活动开辟出一个专栏阵地。

1926年，徐志摩以“诗刊放假”为题，以“为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急于借本刊的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努力，给社会上一个新剧的正确解释，希望引起他们对于新剧的真纯兴趣”为理由，将《诗刊》停刊，改设《剧刊》，正式为“国剧运动”的发展理想腾出了一片园地。虽然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剧刊》只存活了3个月就夭折了，在短暂的15期中间，《剧刊》共发表了40篇有关新剧的文章，对戏剧艺术展开了许多讨论，对于中国新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徐志摩自己就写了其中的10篇，态度之积极，实现理想之热情溢于言表。徐志摩虽然一直热情地为中国新剧的发展摇旗呐喊，但这并不是说他对于传统的京剧戏曲艺术就是个“门外汉”。恰恰相反，我们不仅可以在徐志摩的日记和书信中，找到许多他看京剧的记录。而且，徐志摩还曾客串过角色，为陆小曼配戏，共同出演《女起解》和《三堂会审》，尤其是《三堂会审》里，徐志摩扮演蓝袍，给陆小曼扮演的苏三陪审，博得了满堂喝彩。

徐志摩在自己的剧评《看了<黑将军>以后》一文中，曾经表达过自己对于京剧艺术的立场：“中国的戏剧，不论昆曲皮黄，犹之中国的音乐与画，是艺术。而且又是很精的艺术。”他对当时几位著名京剧演员的评价极高，赞扬他们在舞台上塑造了生活真实的人物形象，是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家。徐志摩这位诗坛主将还与梨园大师梅兰芳铸造了一段难忘的文坛交往佳话。徐志摩在北平的时候，经常与梅先生会面，一起讨论艺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徐志摩在话剧创作上唯一的尝试，是与陆小曼一起合写的五幕话剧《卞昆冈》，这也是徐志摩的“处女作”。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徐志摩其实还曾许诺要为梅先生专门编写一出新戏。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梅先生曾送挽联，表示哀悼，文曰“神归于九霄之间，直看噫籁成诗，更忆拈花微笑貌；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忱失声时。”语词间不难感到梅兰芳视徐志摩为艺术知己的感情。徐志摩笔下的康桥

余上沅在评价徐志摩的《卞昆冈》一剧时，曾说过：“志摩根本上是一个诗人，字句的工整，音节的自然、想象的丰富，人物的选择，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里，将自己诗歌般的多情和热情同时注入自己对戏剧理想的追求之中。虽然在《卞昆冈》之后，徐志摩并没有新作出现，但是在1927年1月6日的日记里，我们看到徐志摩曾写过“今年我要出一本诗集二篇戏剧”，1928年6月17日，徐志摩在赴日海轮上写给陆小曼的信中更是说过“我对于话剧是有无穷的愿望的，你非得大大的帮我忙。”35岁便匆匆离去的徐志摩留下了许多遗憾，然而他紧凑而又多情的一生也正如一首浪漫唯美的诗歌，又如一出让人回味无穷的戏剧。延伸阅读《玉堂春》传统剧目《玉堂春》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也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故事讲述官家子弟王金龙与名妓苏三誓偕白首，因金尽被逐，潦倒关王庙。苏三得悉后，赴庙赠金，使王得回南京。后鸨儿将苏三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为妾。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反诬告苏三。县官受贿，将苏三问成死罪，解至太原三堂会审，主审官恰为巡按王金龙，遂使冤案平反，王、苏团 圆。《玉堂春》全剧包括《嫖院》、《庙会》、《起解》、《会审》、《探监》、《团圆》等折，几乎囊括了京剧旦角西皮唱腔的全部板式，尤以《女起解》、《三堂会审》二折精彩备至，声腔艺术成就极高。尤其在王瑶卿的指导下，梅、程、荀、尚四大流派依不同禀赋所创之新腔，各具特色。徐志摩故乡——今日浙江海宁街景书随人安，文随书乐

孙犁（1913-2002），作家。其独特的写作风格是寓风云变幻于诗情画意，将小说与散文融会贯通。在他的战争小说里，炮火硝烟、刀光剑影的战争往往只是背景，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情感变化，才是主要表达的内容。孙犁一生坚持以诗意的方式进行书写，表达对纯美的乡土风物、淳朴的人际关系、淳厚的人伦情感、纯真的童年生活的深切眷恋和向往。

代表作：小说《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铁木前传》，散文集《晚华集》等。

白洋淀的闻名，功在抗战，名传孙犁。人们不会忘记，把白洋淀人抗战的机智勇敢和卓著功勋，连同那水乡的秀丽风光和民俗画卷，第一次用文学形式展现给世人的，是孙犁！把白洋淀的名字叫响，而且名扬世界的，也是孙犁！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白洋淀的功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白洋淀的水土也养育了孙犁，成就了孙犁“布衣布褛的散淡为人”和“其文采的荷莲幽香”。但是，你们可曾知道，滋养孙犁的不光是白洋淀，还有书。孙犁爱书如命，更懂得惜书。也正因此，孙犁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书衣文”。

1973年，孙犁由于在白洋淀写剧本，委托《天津日报》文艺组同仁帮忙把自己的藏书运回旧居。于是就有了一句新“谚语”：文艺组的编采人员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会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孙犁爱买书，但是那是出于爱看书而买书。据说他是按鲁迅书账上的书目买书的，那可是鲁迅24年的书账啊！可想而知，孙犁有多少的书。作家老舍之子舒乙曾说道：“孙犁爱书如命。他爱书，爱寻书，爱买书，爱藏书，爱念书，爱谈书。”说起自己的藏书，孙犁说：“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给一个地方，别糟蹋了。”可见，孙犁藏书真的是出于对书的热爱，也因为爱而格外珍惜。

我们不得不说那些遇到孙犁的书，都是格外幸运的。孙犁不是藏书家，因为藏书家都讲究版本，有所取舍，而孙犁无论是多么普通的书籍，都可能郑重收藏，而且他对书爱惜备至的程度，甚至超过有名的藏书家。要知道，书是有灵性、有生命、有定数的。书像人一样，很容易坠落风尘，遭受厄运。孙犁救助过无数“落难”的书，无论是从书摊购取的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的书，还是自己在“文革”时期，先被“查抄”，后被发还的面目全非的书。孙犁看着它们被颠三倒四地推来搡去，多受皮肉之苦，非常心疼，便将它们一一包装。这时候，他会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用一张牛皮纸细心地剪裁，折印，压紧。当每一本书都有了自己最为合身的“衣服”时，他感到无比愉悦。但牛皮纸并不是时时都有，于是，孙犁“狡猾”地将办公室所得信件的封皮，先剪裁后粘连，根据纸张大小，找书装裹。孙犁自称装书成癖，几乎魔怔。有一次，领导慰问病号，拎有一纸袋水果，孙犁对那袋水果倒是不记得味道如何，却对那个纸袋格外钟情。那时他刚好用完牛皮纸，得此纸袋，真是如获至宝，赶紧将它裁开，为自己的《小说枝谈》做了一件衣服。

孙犁柔情地修补这些书，包装这些书，此所谓“书随人安”。而孙犁在“书衣”上记下购书的经过，记下包书的心得，记下包书时的天气及心情，记下那些如惊鸿掠天，如闪电裂天般的思绪，虽仅三言两语，但个性独异，意味隽永，竟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书衣文”。此所谓“文随书乐”。孙犁有多少本藏书，就该有多少篇“书衣文”。1998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选了部分“书衣文”，出版了《书衣文录》一书，书中收录了孙犁1956年到1990年所写的书衣文270则。其中，在他的藏书《西游记》上做了以下的书箴：“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缺，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孙犁纪念馆前孙犁的塑像

正是因为这些书上有孙犁的手艺，有孙犁的笔迹，有孙犁的思想，有孙犁的感情，所以这些藏书是孙犁为文与为人的重要载体。而孙犁同书一样，默默无闻，从不张扬。孙犁的藏书没有宋元版之类的珍本秘籍，他也无意去追求那些廖如星辰的版本。对于藏书，他不贪多贪全，而是从有用，从自己的学识和读书兴趣来选择书籍，如喜购丛书的零种。他也会去注意版本的优劣，喜欢那些字大悦目，印刷清朗的书籍。但绝少去谈版本源流、墨色刀法、白口黑口那类东西。而是强调人与书的思想交流，有所感悟。孙犁如书一般沉默少语，却亦如书一般厚重。他于1938年参加革命，在当代文坛上，可谓资历老矣。与他一同从延安走过来的那些同辈作家，人数不少，大都“高官厚禄”，唯独孙犁“裙钗布衣”，以津报副刊科副科长的职务，终老此生。孙犁一生，远离官场，无意政治，热爱读书，志在文学。早在中学时代，就为自己确立了职业梦想和人生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像鲁迅那样的作家，以文学为毕生之志业。乃至晚年，更是淡泊名利，无竞无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惟对于书，不能忘情”。舒乙说：“他很像一座浮出海面的冰山，不显山，不显水，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可哪知道，海面之下竟是那么庞大，那么威严，那么厚重，也那么厉害。这种厉害，是一种痛快，一种淋漓尽致，一种不隐讳，一种一针见血。”而这，恰恰来自书的滋养。孙犁手迹

孙犁的藏书是珍贵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多次派人去拜访孙犁，去看他这些可爱的书，后来又去和孙家子女谈这些书的归宿和“孙犁文库”的建设。舒乙曾在孙犁纪念馆还未建成时，就说到孙犁纪念馆将会是“最有中国文人味道的博物馆”。如今，孙犁的作品和他的藏书在馆内专室存列。这些书被安放于此，将不再会被“污之”或者“折之”。但是，孙犁和他的藏书真的在这里得到永生了吗？孙犁和这些藏书真的能够永生吗？有学者曾说：孙犁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消失。我们不得不承认，闪耀着灵魂光芒的孙犁离我们越来越远，不知道这是作家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抑或是时代的悲哀。延伸阅读白洋淀中国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位于河北省中部。旧称白羊淀、西淀。现有大小淀泊143个，其中以白洋淀较大，因而总称为白洋淀，面积共达366平方千米。白洋淀由堤防围护，淀内壕沟纵横，河淀相通，田园交错，水村掩映。素有华北明珠之称，亦有“北国江南、北地西湖”之誉。它虽没有西子湖的妩媚，也没有昆明湖的精致，但它的美是一种原生态的美，一种自然的美，四季竞秀，妙趣天成。春光降临，芦芽竞出；每至盛夏，岸柳如烟；时逢金秋，芦荡飞雪；隆冬时节，坚冰似玉，坦荡无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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