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永春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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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试读：
前言
全称为阿非利加洲（“阳光灼热”之意）的非洲位于东半球的西2南部，赤道横穿中部，总面积约为3 029万km，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2%，孕育着约9.24亿人，海岸线长约为26 000 km，但较为平直，目前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地理上习惯分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非五大区域，或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部黑非洲）和北部非洲（穆斯林北非）。非洲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对复杂，既有“高原大陆”和许多盆地，也有面积不大的平原以及撒哈拉大沙漠。事实上，非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都很不平衡。非洲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历程可分为古代时期、近代时期（殖民地时期）和现代时期（独立后时期）。
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非洲国家的城市发展和空间结构具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和路径依赖特征。古代时期，非洲文明发展历程整体呈现出“先兴后衰”和“区域碎化”的特征，其城市及空间结构的演化大致可分为原生土著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殖民地时期，非洲各国经历了政治殖民化进程（包括制度和文化的“西式”同化），而经济殖民化进程导致非洲各国形成了依附性、边缘化和碎片化经济结构，城市空间分布也经历了从沿海到内陆逐步兴起的轨迹，基本格局在1950—1960年代形成，主要位于沿海、交通枢纽和工矿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了殖民者与本地人、新城与旧城二元化组织的空间结构，甚至种族隔离的社会空间模式。现代时期，政治经济、人口增长、矿产资源开发、现代产业、行政力量等五大因素推动了非洲各国城市的发展，城市布局向内陆延伸，城市规模扩张迅速，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区域城市化和城市走廊，但也同时面临住房、环境、就业等诸多挑战。城市空间出现了圈层、扇形、组团、放射状和连片带状等结构模式，欧洲古典、现代新城、伊斯兰、传统城市等形态结构模式，以及社会阶层、种族隔离等分化过程。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明显，空间功能结构失调，人居环境恶化，需要系列化的政策措施才能加以解决。放眼未来，非洲城市发展距离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廉·米切尔所认为的“通过网络连接的数码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电子乌托邦”的21世纪的城市模式还相距甚远。
笔者非常感谢南京大学甄峰教授等相关人士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也十分感谢在海外学习的笔者的学生豆晓、郭杰、黄幸等所提供的外文资料。在编写过程中，笔者的研究生史坤博、宋美娜、王舒馨翻译了大量资料，史坤博、宋美娜参与编写了所有章节，绘制了部分插图，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最后，对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徐步政、孙惠玉同志在本书出版期间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
本书力图清晰地阐述非洲城市的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杨永春2015年5月于兰州大学盘旋路校区1古代时期古代时期，农业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和商业线路及其网点区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洲各国的城市发展。非洲大陆为人类发源地，城市文明源远流长，创造了灿烂的非洲古代文明。北部非洲于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城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也有1 500多年的历史。非洲古代时期的城市主要分布于西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沿海地带、北部非洲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及地中海沿岸，内陆城镇较少。在撒哈拉沙漠商道和非洲通往阿拉伯地区的商道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繁荣的小城镇。非洲曾是世界上最为古老和最为辉煌的河流文明代表地，非洲城市已达到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技术成就（Samuel et al,1997）。1.1“本土城镇”的兴起和空间分布
河流文明是人类较为低级的发展阶段，世界早期文明几乎都分布在世界上不同的河谷平原地带（杨永春，2012）。最初，世界各地的重要河谷、盆地、冲积平原上所分布的大量人类遗址（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2010）充分证明了人类当时主要居住在条件适宜的河谷、低地和盆地中，后来才逐步走向大平原的滨河地带和冲积、洪积平原繁衍生息。1.1.1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地理位置包括海陆位置、地理区位等。这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可能性和先后次序，也直接影响了非洲国家乃至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自然条件直接影响了一个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潜力、人口分布、产业分布等。气候条件和水资源条件决定了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当然也就影响了人口分布和城市发展潜力，这对于农业经济时代乃至当代人口迅速增长的非洲来说尤其重要。农业生产能力和非洲人口的分布密切相关，而这也成为非洲城市扩张的基础，因为城市扩张的最大动力就是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进程。
非洲3/4的面积都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年平均气温在20℃以上的地方约占全洲面积的95%，一半以上的地区终年炎热，将近一半的地区有炎热的暖季和温暖的凉季。非洲的气候带分布呈南北对称状，因受南北副热带高压带的控制，非洲有1/3的地区处于高温、少雨、干燥的气候，且降水量从赤道向南北两侧减少，降水分布极不平衡，赤道附近的几内亚湾沿岸是世界上年降水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即非洲仅东南部、几内亚湾沿岸及山地的向风坡降水较多，但有的地区几乎终年无雨，如南北回归线两侧的热带沙漠气候区的降水很少，从而使非洲成为地球上沙漠面积最大的一个洲，沙漠面积约占全洲面积的1/3。乞力马扎罗山位于赤道附近，但因海拔高，山顶终年积雪。非洲北部拥有丰富可观的自然景观，赤道附近广大的热带雨林，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长约6 852.06 km），但同时也是世界上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洲。
非洲气候主要分为五个区：①沙漠气候区：包括北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面积比澳大利亚还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西南非的纳米比亚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②半沙漠气候区：位于沙漠气候区外侧。③地中海型气候区：包括北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沿海和南非的角省一带。④热带雨林气候区：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⑤热带莽原气候区：位于雨林气候区的边缘。非洲气候带的特征已从某种意义上规定了农业生产的基本类型，也限定了各地的生态系统容量。从农业文明兴起和发展的角度来讲，地中海型气候区和半沙漠气候区都比较容易适合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以埃及为代表的非洲早期文明产生的地理基础（Helen,2009）。
地理环境的地表结构特征影响了非洲农业文明的发育。非洲尽管在地理上优于美洲、大洋洲，隔地中海与欧洲相连，但也只有北部非洲地域受惠于此。撒哈拉沙漠、苏德沼泽、平直及少湾的海岸线，都成为进入非洲大陆内部的天然阻隔。这在提供了某种抵御外来侵略能力的同时，也妨碍了非洲对外的联络，制约其发展（崔荻，2009）。从内部来讲，无垠的沙漠、绵延的草原、湍急的河流、稠密的雨林虽可能在阻隔中同时孕育多层次、多类别的农业经济形式和组织，但也同样因阻隔而在大陆内部缺乏文化、技术的交流，这很可能导致地方文明的过早衰落或难以持久，如北部非洲地区，或者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如南部非洲地区。
非洲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及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相望。东北与亚洲之间隔着狭窄的红海，并以苏伊士运河为陆上分界，这使得非洲各国在更古老的时期相对独立。但在后来，尤其是在近现代的全球化时期，非洲因成为外来先进文明体，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征服”的对象，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对非洲的侵入时期、北部非洲的伊斯兰化时期以及近代的殖民地时期，这就深刻扭转了非洲的历史进程，改变了非洲的城市面貌和演化轨迹。例如，非洲的东北端有苏伊士运河，使之与亚洲相隔（在地缘政治学上，有时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西奈半岛也会被视为非洲的一部分），北面则是地中海和与其隔海相望的欧洲。这导致了北部非洲等地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热点地区之一，当然也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命运和城市发展（崔荻，2009）。1.1.2 非洲文明的特点：“先兴后衰”和“区域碎化”
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具有一段漫长而丰富的历史（Diop,1989）。在非洲发现的大约200万年以前的人类化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人类化石。康纳克（Connah,1985）、哈尔（Hull,1976）、科克里-维德罗维什（Coquery-Vidrovitch, 1991）等学者主要通过民俗、诗歌、遗址考古、碳测年技术等科学手段重建了非洲前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得以复原了非洲的语言文化、艺术品和建筑物，并且证据清晰地表明非洲在古代时期很早就已存在明确的社会行为准则、法律准绳和有组织的经济，并认为仅撒哈拉以南地区（Sub-Saharan）的技术创新扩散就非常普遍，包括炼铁技术、砌石工艺和其他的技能都已在库什和阿克苏姆等地出现和扩散。如果再考虑到古埃及时期非洲所达到的非凡的文化成就和技术水平，非洲的原生文明肯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不过，非洲的古代原生文明因其内部缺乏真正的交流等原因而在一定时期停滞不前，这导致其被外来文明侵入或影响将不可避免。因此，非洲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先兴后衰”和“区域碎化”的特征。
从文明发育的类型分析，非洲古代文明的兴起和发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原生土著文化时期（古希腊文化侵入之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影响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期（4—15世纪）。不过，这些外来文明的入侵在当时的非洲属于“局域性”入侵——大致限于北部非洲地区，因大沙漠的隔离而没有大范围地扩散到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并不具有非洲全境的文化同化特征。因此，当时非洲的很多地区依然保留了原始的部落制度特色。这样，非洲的原生文明发生了“第一次断裂”：先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文明的侵入，后又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导致了伊斯兰文明在非洲的扩张。这使得非洲大陆最为先进的北部非洲古老文明在古代时期两次遭到外来文化的根本性“改造”甚至“替代”，非洲原生本土文明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两次质的“转向”，即形成了带有非洲和“欧亚血统”的非洲“新本土文明”。
伊斯兰城市的产生往往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有着显著的关系。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后开始向西亚、北非、中亚和南欧扩张并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建立的诸多军事营地在7—12世纪发展成为重要的伊斯兰城市（何美兰，2011）。埃及的首府城市开罗就是在该时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城市（何美兰，2011）。642年，阿拉伯将军阿姆率远征军进入埃及，在尼罗河东岸扎营，该营地被称为福斯塔特（Misr al Fustat），此即开罗城的起源。阿姆在营地以西修建的阿姆清真寺成为福斯塔特城的标志。埃及总督阿赫迈德·伊本·图伦于868年在福斯塔特东北部修建新城嘎塔伊阿，于876—879年建造图伦清真寺。据记载，图伦清真寺耗费12万第纳尔（Raymond,2000）。905年，图伦王朝被推翻，大部分宫殿被拆毁，但这座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清真寺却保留至今，成为伊斯兰教在埃及发展的历史见证之一。969年，北部非洲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军队进入埃及，他们扩建开罗城并继续使用图伦清真寺，但增添了什叶派宗教礼仪的内容。970年，法蒂玛王朝开始在开罗城中心按照什叶派习俗营建阿勒—阿泽清真寺，它大致呈长方形，祈祷厅约占整个清真寺的1/3，没有宣礼塔，代之以巨大的入门厅。
虽然非洲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但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在7世纪末才形成，第二个帝国出现在13世纪，而此时欧亚大陆的许多封建制国家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乃至有些已开始衰落，这说明非洲仅靠自身力量只能达到过迟、过短的封建社会状态，跟不上世界文明进步的步伐。而且，非洲大陆内部社会演进的不同步，造成了非洲国家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因为地理分割和非洲各地文明的发展缓慢，非洲大陆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能统治非洲，或在文化领域对非洲全境具有“同化作用”或“示范效应”的大国或帝国。非洲很多地方，尤其是非洲南部地区的文明长期处于独立但非常落后的状态。
这种没有经过大范围文化交流或整合（类似亚洲的中华文化和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整合过程）的处于“区域碎化”状态的非洲本土文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其发展具有下列特点：首先，地方文明可能在初期发展较快，但因缺乏内部交流而“先兴后衰”，如古埃及文明。其次，大陆内部因为没有内部的文化交流，导致其大陆文明内部存在很大的区域性差异和强烈分化，这很可能导致大陆文明无法形成发展的合力。例如，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非洲民族以高加索人种中的闪族、含族，以及黑色人种的黑族、苏丹黑人、班图黑人为主，黑色人种为最多。非洲语言主要包括四种语系：闪含语系（包含240种语言，2.85亿人使用）、尼罗—撒哈拉语系（包含100多种语言，3 000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乍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坦桑尼亚北部等地区）、尼日尔—刚果语系（世界最大的语系之一，包含数百语种，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括班图诸语言）、科依桑语系（包含50种语言，12万人使用，集中在非洲南部）。而且，非洲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形成了各国甚至各部落之间的文化隔阂，无相互认同感，导致部落、国家之间的对立，如种族问题，国家内部的民族仇视和种族歧视等现象或问题。最后，一旦遭到外来先进文明的入侵，非洲原生文明的衰落将无法避免。非洲与欧洲仅保持着微弱的联络，而且战争还多于文化交流，既不同于亚欧大陆间长期充分的文化交流和互通，也不同于美洲与大洋洲的与世隔绝，这奠定了非洲在古代时期不可能如美洲、大洋洲两大陆地般被外来势力彻底统治、同化之可能（崔荻，2009）。1.1.3 本土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与非洲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相对应，非洲古代城市的兴起和发育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原生土著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时期（4—15世纪）。非洲城镇及其多样化的社会政治组织已存在了几千年，包括在非洲发展相对滞后的撒哈拉以南地区（Connah,1987; Hull,1976）。
目前，普遍的共识是非洲最早的著名城市出现在尼罗河的核心区域——中下游的河谷地带（Connah,1987）。这个地区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也是古代河流文明灿烂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历史上，关于古老的埃及帝国的研究有许多众所周知的记录，比如他们的技术、历史和政治体制（Connah,1987）。这些流域拥有不断变得温暖干燥的气候、相对干燥的土壤、季节性的河流泛滥以及因之而进行的灌溉等共同的特征（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2010）。作为“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人的生死存亡都与这东北部非洲一角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在相对隔绝的空间内，古埃及人享受着尼罗河带给他们的稳定而又丰富的生命营养，用最独特的奴隶制度维护着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李敏，2012）。因为河流文明发育的地理特性，非洲早在5 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城市文明，而且城市大都分布在河谷两岸、山麓、河流与海洋交汇处等地区，并且主要分布在有利于农业灌溉和便于向四周征集农产品的地带，尤其是各个王国的首都或者政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中心。这些城市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在非洲大地上（李晶等，2012）。
公元前4000—前3000年，非洲诞生了第一批城市，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早期阶级社会技术和经济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沈玉麟，1989）。统治者、商人、手工业者在政治、军事中心以及加工、交易的交通便利之地的集聚导致了固定的管理中心和交换商品中心——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随后，设防城市随着部落之间的连年战争应运而生。古埃及大致分为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晚期四个时期，公元前3000年更换了30个王朝。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进入到金石并用时期，出现了铜器。埃及的原始社会解体，从氏族贵族社会向奴隶制过渡，而且所形成的国家机器特别横暴，并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
因此，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早在16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基于非洲古老而闻名的河流文明基础，在北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东部非洲沿海地区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城镇（图1-1），西方学者称之为当地的“本土城镇”（Indigenous City）。此时是非洲最为纯正和古老的原生土著文明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本土文化时期。当时的城市如孟斐斯、纳帕塔（Napata）、麦罗埃（Meroe）、阿克苏姆（Axum）、詹内（Jenne）、廷巴克图（Timbuktu）、加奥（Gao）、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是非洲主要的文化、商业贸易、宗教和学习中心（Connah, 1987; CoqueryVidrovitch,1991）。4—15世纪，非洲，特别是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阿拉伯人对外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在北部非洲至热带非洲出现了不少伊斯兰文化风格的城市。在西部非洲有许多非洲城市，包括在当地非洲文化和伊斯兰贸易影响混合作用下成长起来的古老内地城市，以及与欧洲商人3个世纪的交往影响下先是在沿海，尔后又越来越多地在内地发展起来的城市（艾丹·索撒尔，1990）。图1-1 非洲前殖民地时期的城市分布1）北部非洲地区及地中海沿岸
非洲最早的城市可上溯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远在埃及法老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余年—前2000年）成立了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并在公元前3200年出现了统一的美尼斯王朝，首都是位于今开罗西南、尼罗河下游的孟斐斯（沈玉麟，1989）。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修建金字塔、尼罗河的农业开发、商业贸易都为城市居民点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如底比斯、迦太基、西拉尼加、亚历山大等著名的城市（张忠祥，2011）。其中，底比斯在公元前136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随着古埃及文明的传播，东部非洲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其他文明古国，出现了一些古老的行政、手工业、文化中心。同时，各族人民于中世纪建立了象征自己文化传统和冶金等手工业技术水平的城镇。而且，随着腓尼基人殖民贸易活动的开展，公元前10—前9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兴起了一系列殖民城邦，以迦太基城（今突尼斯城）最负盛名。迦太基城曾经与古罗马长期争霸，是奴隶制时代的著名城邦，距今有2 000多年的历史。
公元前14世纪—前4世纪的麦罗埃（Meroe）（现苏丹）是都库什山脉黑色王国的首都，在这一时期，其城市发展非常繁荣。麦罗埃等城市有先进的存储和铁技术以及建筑施工和灌溉农业的技术。考古证据揭示了一个由炼铁和石器造就的文明繁荣的时代。精心制作的石墙、宫殿建筑、游泳池、寺庙和神社表明它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秩序有组织的社会。它同样拥有一个基于畜牧业和辅以先进灌溉技术种植业的有组织社会。公元前3—公元1世纪，苏丹境内的麦罗埃留下了类似于埃及神庙和金字塔的古迹。麦罗埃和库施特（Kushite）等城市在前殖民非洲所达到的技术水平被赞誉为是后期所无法比拟的。楼宇及建造技术、精心制作的雕塑、铁加工产业、陶艺作品、纺织、皮革制作工业、木材加工、篮子编织工艺和灌溉技术等所表征的复杂的技术特点有目共睹（Connah,1987）。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北部非洲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希腊人于公元前8世纪在利比里亚的西拉尼加建立了移民城邦，并征服了埃及。公元前332年，希腊人在尼罗河西部入海口建立了港城亚历山大，使之成为公元前4—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而且，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公元1—5世纪），埃及成为“罗马粮仓”。北部非洲地区东起埃及，西至摩洛哥，耕作业兴盛，园艺发达，兴起城镇为数不下数百个。其中，利比里亚的阿波罗尼亚、大雷普提斯和塞卜拉泰，突尼斯的杜加，阿尔及利亚的提姆加德、特贝萨和基尔，摩洛哥的丁吉斯等，都以街道布局井然有序、建筑精美而著称（艾丹·索撒尔，1990）。
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的政治统一，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横跨欧亚非三洲。10世纪初，伊斯兰教国家已分裂成由诸侯国或君主统治的若干独立的伊斯兰教国。伊斯兰世界的手工业和商业很兴盛，科学文化发达，为古代、中古东西方文化的中介和交流地。由此，4—15世纪，北部非洲出现了不少典型的伊斯兰城市。其中，北部非洲各族人民所建的著名城市有埃及的开罗、突尼斯的凯鲁万、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和摩洛哥的菲斯、马卡拉什等。开罗是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菲斯为当时摩洛哥的手工业、商业中心，人口达25万人以上。各个城市都遗留有象征伊斯兰教文化的巨大清真寺、城堡、宫室等精美建筑，以开罗最负盛名。2）东部非洲地区
在东部非洲内陆和沿海，古代时期也曾出现过许多古老的国家和城镇。随着古埃及文明的传播，东部非洲如埃塞俄比亚相继建立了文明古国，出现了一些古老的行政、手工业、文化中心。埃塞俄比亚首都阿克苏姆王国的繁荣从1世纪持续到10世纪，拥有石头艺术品、采石、石雕、梯田、建筑施工和灌溉等文化遗迹，还有一个广泛的贸易网络，从罗马地中海到南阿拉伯和印度进行象牙、贵金属、服装和香料交易。阿克苏姆首都阿克苏姆城（今属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省）在3—4世纪达鼎盛期。由于埃及与东部非洲沿海地带频繁的商业、文化往来，在东部非洲沿海也兴起了如拉普塔（今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等商业、文化中心。非洲东部的著名城市是阿克苏姆，是埃塞俄比亚古王国的大都市，阿杜利斯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古典学派的作家和古代的阿克苏姆钱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强大的阿克苏姆王国存在于1世纪到约10世纪，其影响力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地区的阿拉伯半岛南部（Connah,1987）。这个王国拥有辉煌的采石工程技术、石雕、梯田、建筑施工技术、水利工程和建筑技能。从文物遗址的恢复也可以表明当时冶金技术和制造业所达到的高水平（Connah,1987）。
在非洲东部沿海，一些著名的历史中心有索马里（Somalia）的摩加迪沙（Mogadishu）、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格迪（Gedi）和蒙巴萨（Mombasa），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和基尔瓦（Kilwa）（Samuel et al,1997）。同时，内陆城镇也发展至相当水平，如贡德尔为17—19世纪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封建王朝的都城，曾繁荣一时。中世纪时，东部非洲有斯瓦希里文明的城邦，如摩加迪沙、蒙巴萨和马林迪等。7世纪后，阿拉伯、波斯商人纷至沓来，一些沿海的小型商业贸易城镇随之兴起。摩加迪沙、马林迪、基尔瓦、吉布提、索法拉等都是阿拉伯人的海上贸易据点、亚非之间的海运商业中心（Samuel et al,1997）。格迪（Gedi）是在肯尼亚被发掘的第一个地点，并有证据表明它始建于13世纪。斯瓦希里语（Swahili）中文化（Culture）的意思是城市、商业、艺术和伊斯兰宗教出现在这一地区。科技的发展包括铸币、铜工程、建筑工艺、造船、纺丝棉织造等。此时期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在波斯湾主要从事以象牙、黄金、铜、乳香、乌木、铁和中国的瓷器、玻璃制品之间的货物交易（Samuel et al,1997）。3）西部非洲地区
西部非洲诸古国迭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如克姆比塞勒姆、伊费、奥约、伊巴丹、奥绍博格以及豪萨文明的城邦，如卡诺、卡齐纳等。西部非洲各族人民早在公元1000年前已开始使用铁器，3世纪后已在塞内加尔与尼日尔河上游建立西部非洲最古老的国家——加纳。加纳于10—11世纪达鼎盛时期。其后，马里（13—15世纪）、桑海（15—16世纪）、加涅姆、博尔努等许多王国相继兴起，疆域由尼日尔河上游向东延伸至中下游的乍得湖地带。在西部非洲沿海地区，出现了伊费、贝宁、奥约、达荷美、阿萨蒂等古国，“本土城镇”不断涌现。其中，加纳古都昆比萨利赫（今毛里塔尼亚境内）城的规模较大，居民超过3万人，不下于欧洲当时的名都大邑。桑海王国的都城加奥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扎利亚、卡齐纳和西南部的伊费、奥约、伊洛林、伊巴丹、奥格博莫朔等约鲁巴族城镇也发展至一定的规模。
700—1600年，在西部非洲热带草原上蓬勃发展的城市中，较为突出的“稀树草原城市”有昆比萨利赫（Kumbi Saleh）、萨利赫（Saleh）、廷巴克图（Timbuktu）、詹内（Jenne）和加奥（Gao）等，都是跨撒哈拉地区贸易的主要中心。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阿拉伯学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发展历史就来源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期，这些城市的黄金发掘、炼铁技术、陶器制作和纺织品的生产均显示出该地区高水平的技术发展。在加纳的商业和资本中心昆比萨利赫有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在西部非洲的森林地区，约鲁巴、豪萨语以及阿善堤和贝宁王国的城市都很发达，它们是当时的商业和政治中心。
昆比萨利赫是该地区最古老、最强大国家的首府城市。加纳（Ghana）（700—1200年）也是一个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以黄金、石器、铜制品和铁制品而文明。一个缜密的经济制度伴生了一个完备的税收制度。廷巴克图、詹内和加奥成为在马里学习和贸易的重要中心，后来演变为桑海帝国。它们作为森林地带、北部非洲埃及之间的中间贸易中心蓬勃发展（Samuel et al,1997）。在非洲西部森林地带的“城市群”，从塞拉利昂东部延伸到喀麦隆西部，文明已相当发达，正如马卜贡杰（Mabogunje,1962、巴斯科姆（Bascom,1955）和劳埃德（Lloyd,1973）所描述的约鲁巴地区（Yorubaland）和豪萨兰（Hausaland）的状况。在阿散蒂和贝宁等王国也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网络、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制度（Samuel et al,1997）。
12世纪，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贸易兴盛后，促进了商路沿线上述一些城镇和伊斯兰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如今在马里共和国境内兴起了廷巴克图、詹内等城市。其中，通布图（廷巴克图）在15—16世纪成为西部非洲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极盛时人口达4.5万人；加奥人口达7.5万人。截至19世纪末，仅尼日利亚5万人的城市就已有10个以上。4）中部、南部非洲地区“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谷、津巴布韦的丘陵高地、林波波河附近的马蓬古布韦等地也都出现了城市定居点”（Anderson et al,1984）。热带非洲的萨瓦纳、萨赫勒带和森林带等地区出现了城市定居点。一些非洲王国的首都，如津巴布韦境内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原是绍纳人建立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首都（张忠祥，2011）。在非洲南部，对于大津巴布韦石头建造的遗迹已成为众多作者笔下的宠儿，它表明城市起源于可视的精神集聚物，如石柱、祭坛和石塔。已被发掘出来的32 ft（1 ft=0.304 8 m）的椭圆形围墙可追溯到至少14世纪。与它一3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盒”，里面有约182 000 ft的石雕，被认为是非洲最大单一结构的石刻品（Hull,1976）。这样，热带非洲传统式“本土城镇”逐步兴起了。中部、南部各族人民在中世纪时期建立了象征自己文化传统和冶金等手工业技术水平的城镇，如在莫诺莫塔帕（津巴布韦）、刚果、卢安果、恩戈东、卢巴、隆达诸古国城镇中，津巴布韦、马蓬古布韦等是当时文化传统和冶金技术水平的代表。其中，大津巴布韦的古城遗址，气势雄伟磅礴，至今驰名世界，其技术成果除超越了建筑和石头建筑，还体现在采矿和冶金、制造陶器、木雕和棉纺方面。在中部非洲，一些比较著名的城市确实发展了，如隆达帝国的首都穆萨巴（Musumba）、刚果族帝国的首都姆班扎刚果、卢旺达王国的旧都莱厄尔密（Ryaniurari）和甘达王国的首都吉比加（Kibuga）。其他著名的国家是在西部布干达和安卡拉（Ankole），在西部位于维多利亚湖的东部和艾伯特湖，爱德华和坦噶尼喀湖之间。考古证据表明，中部非洲在铁、铜、象牙、陶器、金属制品、矿业等方面已拥有较高的工艺和水平（Samuel et al,1997）。
可见，非洲在16世纪殖民主义入侵以前，随着非洲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批城市（图1-2）。这些城市是非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充满了非洲本土的特色，不少城镇的发展已相当繁荣。据历史记载，16世纪非洲2万人以上的城镇达40余个，城镇人口达150万—200万人。其中，开罗的总人口达45万人，孟斐斯和突尼斯城也分别达到了12.5万人和7.5万人。前二者还进入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图1-2 非洲古代城市的兴起与机制1.2空间结构
古代时期，非洲城市空间是在不断适应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历史基础和某些特定功能的要求中逐步形成和演化的。其空间组织对劳动力、阶级结构、通信网络和势力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分（Connah,1987; Hull,1976; Coquery-Vidrovitch,1991）。1.2.1 功能要素及其布局：圈层空间结构
非洲城市空间的组成要素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和城市基础设施等要素。这些要素各自在城市空间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城市功能区。
政治、军事要素包括政府办公场所、兵营、官仓、监狱、城墙及护城河等。各级政权机关所形成的政治中心建筑群体等一般占据了城市中心位置，即一般处于城市中心或其附近，或处于城墙内部制高点等有利于防御和统治的枢纽位置。其他建筑则根据级别和重要性分散在城市其他部位。兵营、校场、监狱、官仓等一般分布在城市周边地段，有利于安全和城市防御，如一般布局在城墙附近，或者分布在有利于防御的制高点或临近城墙。城墙往往是石墙，也是非洲城市的最基本要素，它可起到军事防御屏障和统治城内外人民的双重作用。城墙周围的面积往往是衡量城市用地规模大小的主要标准。城墙外围有农地、牧地、林地及荒地，甚至在城墙内部也有农用地，这在战时有利于城市生存。
社会经济要素包括官员贵族府邸、私邸园林、平民居屋、手工业作坊、商业场所、农地及空地等。城市内的官员贵族府邸往往与平民住宅明显分开，呈现出明显的居住用地分化。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有的相互分开，有的相互混杂而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官员贵族府邸往往与其驻地一起分布在环境优美、环境质量好以及容易受保护的地段。平民居屋、手工业作坊与城市商业场所往往布局在一起，形成城内、城外密集的平房建筑群。商业店铺是最为活跃和空间分化最为明显的社会经济因素，常常分布在一般街巷，集中分布在城市的商业区。商务管理和公共活动机构及场所也多分布在中心区或富商集居区的邻近地段。
文化要素包括寺庙、神社等。这些文化建筑在非洲城市中占有显著地位。以推行宗教文化为中心的庙宇、清真寺等往往处于城市核心地段，并与官署为邻。神庙或清真寺等散布在城内各地或在近郊制高之地、周边环境优美的山地上。例如，公元前14世纪—前4世纪苏丹境内都库什山脉黑色王国的首都麦罗埃（Meroe），考古证据揭示了这个城市处于一个由炼铁和石器造就的文明繁荣时代，也拥有一个基于畜牧业和辅以先进灌溉技术的种植业的有组织社会，精心制作的石墙、宫殿建筑、游泳池、寺庙和神社表明它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秩序有组织的社会，留下了类似于埃及神庙和金字塔的古迹（Connah,1987）。
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城市道路、给排水设施甚至水运码头等。城市道路起到了将城市各项要素在空间上相互联结为一个整体，划分各类城市用地，组织有序空间秩序，体现社会交往功能的作用。城市河道是天然的运输通道。城市水运码头主要分布在城市的沿河地带，它最初只是作为城市附属的货物进出的集散地，随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逐步发展，在码头周围聚居了大量商贩、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用地也逐渐向外扩展，可能形成商业贸易区。
一般来说，非洲城市空间结构体现出较为严谨和有序的城市整体布局特征，呈现出从中心到外围的圈层组织特点（图1-3）:①城市中心布局于城市的枢纽地段或者高台之上，主要的政治文化建筑，如宫城或官署、大型神庙建筑等都建于城市几何中心（多为十字街口）的高台之上，其余的重要建筑、大型广场多沿中轴线或城市的核心干道有序地进行整体配置。②在城市中心区到城墙之间，主要分区布置了商肆店铺、庙宇、贵族或富人府邸、集中的商业市场、一些手工作坊，而平民住宅多位于环境较差的地区以及街道背面的委闾小巷之中，或者临近城墙的内侧地区，甚至城墙外侧。城隅僻地多为农地、池塘和校场等。③在城垣以外，一些城市可能在主要的城门口和临城水运码头（具有水运条件的城市）地段，形成以商肆、码头、手工作坊为主体的手工、商业服务地区以及平民居住区，空间布局显得较为杂乱。一部分大城市也可能在城外的其他交通方便地区布局平民居住区，甚至在城外的山上和高地上还建有神庙。④相对规整和发育良好的城市外部形态。非洲城垣的形状不定，如矩形或圆形等。城市基础布局框架呈现格网形棋盘状街道网或圈层放射状的街道网。⑤城市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并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地区，从城市内外农民那里获得食品和燃料等必需品。图1-3 非洲古代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尼日利亚西南部存在于12—13世纪的大约鲁巴城（Yomba）、伊巴丹和阿贝奥库塔和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等城镇被有门的高墙包围，这些高墙连接了通向中央街市的主要道路，在中心是一座宫殿被一个长方形的高大院落包围（Mabogunje,1968; Bascom,1962; Pankhurst,1961; Mehretu,1993）。1.2.2 典型案例
古代时期（如公元前4000年），埃及文化中有许多十分突出的特点，如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拼命地崇奉宗教迷信，把与神灵共享永生不死的法老奉为神明、权力及代理人的聚合和集中等（刘易斯·芒福德，1989）。在埃及，文化表象中呈现出很多动乱和变迁，有许多大小神灵，有各氏族的图腾。因此，一旦法老们建立起统一的控制和普遍的秩序之后，不但依靠城墙和军事机器，而且主要依靠宗教信仰和自愿的支持来维持其统治。法老时代政教合一制度的成功，也部分地消除了以包围作为强制和全面控制手段的必要性，而且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在埃及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私人之城”（刘易斯·芒福德，1989）。图1-4 非洲港口城市的空间结构模式图1-5 古埃及阿玛纳城的总平面和中心区平面图
无论在北部非洲还是热带非洲，非洲城市大都呈现出一种单中心的圈层空间结构模式（图1-4）。其中，城市中心有政府、商业、庙宇、高级住宅等管理、文化、经济、居住功能，外围是大部分社会人群的居住区，也包括一些手工作坊、市场交易场所、庙宇等，外围是城墙，城墙外有农田、墓葬区、庙宇等，如古埃及阿玛纳城就是如此（图1-5）。古墓中出土的木制城市模型证实了埃及城市已经存在肉店、驳船、给尸体涂香料防腐的设施、烘面包作坊、规模宏大的庙宇和宫殿、（首相和军事首领等的）官邸和行政场所等（刘易斯·芒福德，1989）。现在有许多独立存在的建筑物都能证实文明启蒙时期社会权力普遍扩大的情况，如方尖碑、宽阔的仪仗道路、柱廊、规模宏大的花岗岩和闪绿石雕像（刘易斯·芒福德，1989）。
古埃及的城市空间明显出现了设防城市的特征，如筑有城墙的市镇以及筑有堡垒防卫很坚固的永久性城市。在前王朝时代晚期和王朝时代早期的石头彩绘板上，城镇被标明为圆圈或椭圆形，周围是坚固的城墙，而且常常设有拱壁（刘易斯·芒福德，1989）。古代位于上埃及拉托城和希拉克诺城之间的厄尔卡勃城有城墙圈围，约1 600 ft，兴盛于公元前1788—前1580年。该城的城墙与另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更古老的城镇城墙相互交叉，这个古城有两层城墙保护。中王国农业与工商业均有发展，城市较繁荣，其首都伊套伊城的四周布满堑壕，城防坚固（图1-6）；卡洪城的平面为长方形，周围也有城墙保护。在佐默（Sommer,1976）的非洲港口城市发展模型中，管理功能就位于城市中心，其外围是居住区和市场区，再外围是坚固的城墙（前图1-4）。古埃及城市的用地选择均实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如建筑于高地或人工砌筑的高台上，以防御洪水。同时，也最早运用了功能分区的理念，以及运用了棋盘式路网（沈玉麟，1989）。而且，早期规划的“死者之城”以及新王国时期规划的阿玛纳城均进行了出色的建筑群与城市景观设计。图1-6 古埃及的伊套伊城
古埃及文化属于有神论，对“生者与死者”在城市空间上予以了鲜明的表达（图1-7）。在基泽中心地区的金字塔附近，“私人之城”里的坟墓排列得井井有条，纵横交错的街道，以及贵族的墓室甚至还筑成房屋的形式，目的是建成永久性的居所（刘易斯·芒福德，1989）。十一王朝首都底比斯古城出现了“死者之城”和“生者之城”。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成的卡洪城也用“死墙”将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古代埃及的城市大多神秘，给人一种巫术、昏暗、阴沉的感觉。直至中王国时期，底比斯城的城市与“死者之城”的界限才逐渐不太明显。底比斯城甚至在特定时期，其“发展增长也是一种松散的郊区式的增长”（刘易斯·芒福德，1989）。阿玛纳城因为皇帝实行新政，主张创新的生活方式，提倡现实性艺术、妇女享受同等权利、较为开明的社交礼节，整个城市已大致没有了神秘、巫术、昏暗、阴沉的感觉（沈玉麟，1989）。图1-7 古埃及十一王朝首都底比斯城古城
古埃及城市多采用棋盘式的道路设计思想，如卡洪城的道路系统非常规整。不过，后建的阿玛纳城采用了灵活的道路系统，突破了基本棋盘式的道路设计思想（沈玉麟，1989）。
古埃及城市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及其社会空间结构特征。例如，卡洪城可分为三个居住区域，具有明显的阶级差别（图1-8）：厚墙以西的城市西部为奴隶居住区、厚墙以东的北部为贵族阶级居住区，厚墙以东的南部为商业、手工业者、小官吏等社会阶层的居住区。阿玛纳城的空间也有明确分工，北部为劳动人民居住区、中部为皇帝统治中心、南部为高级官吏的住所，特别是有明显的市中心区（沈玉麟，1989）。图1-8 古埃及的卡洪城
古埃及城市居住区的用地划分十分规整，棋盘式理念十分明显，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规划或组织（图1-9）。图1-9 古埃及阿玛纳城的劳动人民居住区
西部非洲城市不仅起到了政治和商业中心的作用，也起到了精神中心的作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约鲁巴帝国的精神首都——伊费城是约鲁巴文明的摇篮（其他的精神中心城市还有索科托的豪萨兰和库马西的阿散蒂）。约鲁巴帝国的城市建筑设计，如伊费，为威慑潜在的入侵者而设计了一系列的同心圆的城墙以及精心制作的王宫墙壁。内壁保护统治者的隐私，外墙为群众提供庇护。城市有通道和小巷交叉的市场广场，并尽量创造亲密的城市空间，鼓励社会互动和增加其凝聚力，还有石头建筑、粗泥结构房舍以及铁器冶炼、黄铜加工、黄金开采和玻璃制品的手工业场所（Samuel et al,1997）。1.2.3 外来文化模式的侵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伊斯兰文化
在北部非洲，随着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侵入，欧洲文明随之进入了非洲地区，其城市文化也随之来到非洲。最初，古罗马建立了一些营寨城，并逐步演化为城市（图1-10）。图1-10 罗马营寨城
城市规划之父——希波丹姆采用了一种几何的、以棋盘式路网为城市骨架的规划结构形式，并最早在理论上予以阐述。他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和数的和谐，以取得秩序和美。其典型平面是两条垂直大街从城市中心通过。中心大街的一侧布置中心广场，中心广场占有一个或以上的街坊，街坊面积一般较小。城市分圣地、公共建筑区、私宅地段。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典型的按照这个理念进行建设的城市案例之一。亚历山大城于公元前332年创建，是当时地中海的经济贸易文化艺术中心，也是地中海与东方各国进行交流的中心，路网较为完整，庙宇和王宫非常壮丽，有世界上最早的灯塔。虽有地形限制，但是城市建设依然遵循了希波丹姆的城市规划原则（图1-11）。图1-11 亚历山大城
当伊斯兰文化进入北部非洲地区以后，这里的城市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城市常被划分为若干地区，整体性弱，真正的社会生活单元是以某一清真寺为中心的邻里，即穆斯林区。受教义、宇宙观和气候的影响，在干热地带多建封闭式的城镇、穆斯林区和住宅，城市道路主要为弯曲的盘街和死胡同（图1-12）。早期的伊斯兰城市是由驻军营地发展起来的，没有设计，无共同特征（沈玉麟，1989）。图1-12 伊斯兰城市模型
在非洲东部沿海，一些著名的历史中心有索马里的摩加迪沙，肯尼亚的马林迪、格迪和蒙巴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和基尔瓦。格迪是在肯尼亚被发掘的第一个地点，并有证据表明它始建于13世纪，已拥有雕饰的墙、宫殿、清真寺以及精心设计的家园。基卢瓦也是一个结构良好的城市，它拥有宫殿和商业中心、圆顶结构以及开放式的双面凉亭和拱形屋顶（Samuel et al,1997）。2殖民地时期非洲大陆几乎是近代最早被殖民化却又是最晚得到解放的地区。鉴于非洲大陆过迟、过短的封建社会和非洲内部文明演进的不平衡，非洲大陆缺乏一个曾长期统一非洲的强大帝国，非洲的“新本土文明”又发生了“第二次断裂”：欧洲工业文明大规模、较彻底的侵入和统治。不幸的是，殖民主义的出现给前殖民地时期非洲丰富的历史造成了严重破坏，即非洲大部分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和文物宝藏在殖民地时期被破坏和被断裂，并让世界对非洲的文化和制度所产生的误解根深蒂固，这是因为西方殖民者总是习惯于否定非洲发展的历史成就。一些学者甚至怀疑前殖民地时期非洲是否产生了辉煌的科学技术，并尽其所能地否定非洲早期城市的文化地位（Samuel et al,1997）。对非洲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的非自然因素可分为三种：殖民主义的入侵、采矿产业和地方资源的掠夺、种族隔离制度的出现。非洲的城市发展，大都深受这些殖民国家社会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影响，形成了多种建筑风格。然而在非洲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少量凸显本土文化的文化形态。2.1殖民化进程
从中世纪末期的1415年到1960年代，非洲处于殖民化时代。殖民地时期，非洲城市的发展与布局不但与其宗主国的政策有关，还与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可开采的资源条件密切相关。宗主国对于非洲国家展开了政治殖民化、社会经济殖民化、制度与文化殖民化三种进程，左右了非洲城市发展及其空间演化进程。实际上，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进程为“表”，制度文化殖民为“里”，两者相互促进。经济、制度、文化的殖民化影响更加久远。2.1.1 政治殖民化：制度和文化的同化
殖民者的主要殖民行为发生在20世纪初。殖民主义的入侵直接导致了非洲各国政治制度的迅速变化。非洲社会制度的自然演进被殖民主义强行打断，其政治制度也停止了内生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植入，即殖民地时代各宗主国有意识地移植本国的制度安排以实现对殖民地的更好控制。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使非洲各国在独立后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分化（崔荻，2009）。这种政治制度及其体制的被迫“植入”和多元化局面直接导致了非洲的经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资本主义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上迫切需要进行扩张，即通过建立和强化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的政治经济体制，以获取巨大的政治、文化利益，并优先配合其经济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扩张进程，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殖民化进程的核心在于建立附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属国，通过制度、文化、经济的殖民化，不但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能通过迫使该地区的制度、文化的趋同化，使殖民地国家在制度、文化的演化通道上走向宗主国限定的路径。这种路径的依赖过程导致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建立了长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优势。例如，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强迫大多数非洲国家皆采用非洲以外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在非洲被广泛使用的非本地语言有阿拉伯语、法语、英语、葡萄牙语、南非语、马达加斯加语等，分别属于闪含语系、印欧语系和南岛语系。再从贯穿南非殖民地历史发展的脉络可清楚地看到南非城市与建筑发展的历史踪迹，其实是一条典型的西方文化渗透路线，深含西方文化的影子，即西方文化不仅影响着南非城市与建筑的风貌，还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特征，冲淡或改变了当地民众原有的生活习性及生活空间（李哲，2004）。
在商业诱导性接触时期，葡、西、荷、英、法等国于1870年代末在非洲已霸占了1/10的领土，建立了它们在非洲的第一批殖民地。1415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休达开，欧洲殖民者入侵了非洲西端，西、荷、英、法紧随其后。不过，一直到1598年，葡萄牙还是唯一在西部非洲有立足之地的欧洲国家。到了18世纪末，葡属非洲殖民地趋于稳定，主要包括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其中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葡萄牙殖民地的中心所在。这批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廉价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在当地销售廉价的工业制成品。不少殖民地也成为西方国家进行奴隶贸易的据点，并随后持续了大约400年的时间。
在15世纪初至1870年代的400多年中，西方殖民列强除了占据非洲沿岸据点和个别地区（南非）之外，并没有在广袤的非洲大陆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殖民者主要从事的是商品交易和奴隶贸易，形成了经济上、人口上的殖民主义。而且，西方殖民者尽最大努力，通过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达到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早在1815年，英国殖民者派遣了亚历山大·格兰特上尉率一支非洲军团分遣队前往塞内冈比亚沿海地区视察情况。格兰特于1816年4月23日与当地酋长签约，以每年偿付103根铁条（约值25英镑）的代价取得了班珠尔岛（圣玛丽岛），麦卡锡随之在岛上建镇，并以巴瑟斯特勋爵的名字命名。随后，为保护英商，英国在冈比亚河上游建立了军事据点。1823年4月14日，英国以每年110枚西班牙银元的代价从累迈恩岛（麦卡锡岛）酋长手中得到对该岛的统治权和征收关税权。1826年6月，塞拉利昂代理总督肯尼思·麦考利与冈比亚地区的巴拉王（布龙）签订了协定。巴拉王决定“将自古以来对冈比亚河及其全部支流、小河、小湾及河水所享有的绝对权、无限的权利、主权、称号和所有权”全部让与英国。不过，由于这些协定涉及的领土有些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这导致了英法签订了《1857年争夺河流使用权的协定》。
政治、军事占领时期，殖民者几乎完全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1880年代中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召开了柏林会议，揭开了疯狂瓜分非洲的序幕，非洲大陆像蛋糕一样被欧洲势力所瓜分。19世纪初，随着英、法等国工业革命的相继进行，一系列非洲国家在炮舰政策的威胁下，逐渐变成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1876—19122年，西方列强完全瓜分了这块“最后大陆”2 500多km的土地，并建22立了从200万km至1 000万km面积不等的七个大殖民帝国（英属、法属、德属、意属、比属、葡属和西属殖民帝国）。例如，埃及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又成为英印帝国“生命线”的战略通道，但它却被法国利益集团所拥有（奥斯曼总督及其政府对其拥有绝对的支配权）。1898年9月后长达半年的“法索达危机”后，因为英国坚持任何对尼罗河流域的侵犯都是对英国的不友好举动，法国无奈做出了让步，于1899年3月签订了协议，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分水岭作为英法在苏丹和乍得湖地区的殖民边界。之后，意大利则趁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时，发动了入侵的黎波里的战争。1912年，土耳其和意大利签订《洛桑和约》，土耳其政府承认意大利对的黎波里的所有权。同年，法国为确保其北部非洲殖民地的安全，吞并了今天的毛里塔尼亚。至此，整个北部非洲被瓜分完毕。1885—1912年，英、法、德、意、比、葡、西等国已占领了非洲96%的领土（图2-1）。整个非洲大陆只有埃塞俄比亚区域维持表面的独立，其他地区多被殖民者占领。到1914年，仅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是独立的，剩下的非洲大陆部分被英国、法国、葡萄牙、德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西班牙所控制。殖民国家的治理边界就是权力利益的象征。被殖民的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城市人口，殖民统治者并没有在自己殖民的国家进行过多对城市管理的投入。例如，在1900年的北尼日利亚的财政预算为100 000英镑，以及2 000名豪萨士兵和120名英国官员，凭借这些财力和军力治理了拥有1 000万人的庞大区域。图2-1 1914年非洲大陆被瓜分后的所属国示意图
南非的殖民化进程非常典型。南非地处非洲大陆的最南端，总面2积为122.21万km。其西北与纳米比亚为邻，北以林波波河为界与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交界，东北与莫桑比克、斯威士兰接壤。它三面临海，东临印度洋，西临大西洋，两种洋流在南非的南边汇合。南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黄金、钻石等矿产的储量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出口国之一。1652年，荷兰殖民者从开普敦登陆开启了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之后，英国占领了开普敦，开始了英国将近300年的殖民主义统治。1836年，布尔人大迁移开始，并在1852年建立了德兰士瓦的南非共和国（李哲，2004）。1869年和1886年分别在西格里夸兰地区和约翰内斯堡地区发现了钻石矿和黄金矿，这不但导致了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也是1899—1902年两次英法、英布战争的原因之一。2.1.2 经济的殖民化进程及其依附性经济结构：边缘化和碎片化
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不仅导致非洲各国发展的严重不均衡，而且使其经济结构第一次在全球层面处于全方位的边缘化和附属化的地位（崔荻，2009）。
罗莎·卢森堡（1959）在《资本积累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上迫切需要廉价的原料地、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如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的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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