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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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历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回忆历史
血战后的松山：夜晚整个山上都是“鬼火”
1989年夏天，我到云南做少数民族手工佩饰的调查，在昆明遍访无着原始的出处，就往滇西找寻，最终去到瑞丽。印象中从大理坐长途汽车出发，好像两天之后从很高的山上缓慢地开下来，开到很低很低的地方过桥，然后又开始上山，沿着凶险的盘山路绕着绕着往上走，又一天才到芒市。那一次的印象就是吃足了在北京根本见不到的芒果，和尝到了柠檬有多酸。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悟到，那次滇西之旅是我的宿命，在惠通桥头，边防军从数十名乘客中挑出北京身份的我严加盘查，并拿着我的证件去请示上级，一车的百姓见怪不惊地等着我，一边看着事态的进展，是否抓着一个潜逃者。心中有底的我在河谷的燠热中眯起眼望向江对岸的高山，心中在想，要是在那山上设一火力点，多少人马都攻不过去。未及多想，士兵带着放行的指示回来了，我们走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江对岸的那座山，竟然就是被中日两军上万生命用血浸透的松山。不幸的是，作为军人的我预想的血肉攻防早已真的发生过，而更不幸的，凭险的是日本人，而冒死仰攻的是我们的军人。那山上不是一个火力点，而是日军构筑了整整两年的坚固的如蛛网般相通的永备工事。最终，我们打下来了。
又过了十四年之后，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再一次来到松山，是松山西面的那一侧，也就是我当年看到的松山的背面。到的时候太阳已在缓缓的下山，整个松山都在落日的映照中泛出淡淡的金黄色。山脚下的农舍已冒起星星点点的炊烟，很静，很美。戈叔亚用手指着远处的村落，看见村子下面那个洼地了吗？那就是松山最后一批日本守军的死地。叔亚已经来过不知多少次松山，在他心里一定有一幅整个松山的作战态势图，而且每天都在变幻。
我知道那个故事，那是松山之役的最后一天。因为接二连三的成功爆破，日军失去了所有的大型地堡与弹药储备，被一步一步攻上山的中国军队分割后逐次歼灭。奉命撤出战场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已经逃往芒市，向上级报告了松山将要失守，全体官兵决心战死以效忠天皇的口讯。此刻，连绵成一片互为支撑火力网的制高点全部被攻陷了，仅余的日本守军退向了松山西面的山坡。他们已经无路可走，除了松山已被中国军队密密匝匝地包围之外，松山西面的龙陵县城也在中国远征军囊中，那是他们有可能逃往生天的必经之路。
具体是多少名日本军人没人知晓，不注重细节的我们也不会认真追问。只知道他们蜷缩在一起，仍然虔诚地向东方磕了最后一次头。我永远不相信每一位绝死的日本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向天皇效忠告别，他们心里想的不外乎和我们陷入绝境时一样，父母、妻子、儿女，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心有肺的人。我同样不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过投降这件事，不过在那个节骨眼上，他们不知道杀红了眼的中国人是否接受他们投降，而且所有人互相较劲，没有谁敢在此刻提出这个可能不死的选择。
这个故事里最大气的是胜利的中国军人们，他们远远地包围住最后这一小批缺胳膊断腿的瓮中之鳖，却并没有把几个月来久攻不下而死伤无数的怨怒变成弹雨倾泄向他们。大中华的光复之师默默地注视着日本残兵做足程式的告别跪祭，然后围坐在一起，抱成一团，拉响手榴弹。那一刻，太阳落山了。中国军人没有侮辱战败者，而且给了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的尊严。
有许多种说法比喻松山战略地位的重要，其中最经典的说松山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以形容这片小山包如咽喉般重要。在我仅从书本上和别人口中知道松山故事的时候，一直以为松山是一座高耸于怒江西岸的万仞雄峰，有不少讲述松山之战的文学作品至今仍然这么说。但我真正行走其间才知道，这个六十年前的人命绞肉机，不过是一群在云南绝对称不上大的山包。但是这片山西面-—也就是不临怒江的那面虽然平缓，但对着怒江的那侧确是一面陡直的绝壁，所以，虽然相对高度只不过几百米，但是真要仰着打上去，确实难若登天。
山上曾经长满了松树，因而得名。也因为茂密的松树，既隐蔽了日军密如蛛网的连接各地堡的战壕与单兵掩体，又使得中国军队的炮火难以发挥应有的杀伤力。那山上的大多数松树都毁于那次长达三个月的争夺战，今天钢盔粗的树都是重生的了。在走进山群的入口处，还留有一棵磨盘粗的老树，上半段摧折于当年的战火，可居然余下的半条命仍然顽强地活到今天。那树身上密如鱼鳞的累累弹痕，让我们犹能感受到当年弹雨之猛烈，多少条死神之手在这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忙乱地摄魄勾魂。
因为本就是荒山，加上那场战争的惨烈让当地人无法忘怀，所以至今没有人在山上开荒与砍柴。也因为这样，山上的战时旧貌得以保存至今。在离村庄这么近的地方，居然保存着如此完整的旧战场，行走其间仍能感到阵阵冷意袭身。在很多地段，战壕仍有齐胸深，这可是经过了一个甲子后仍存的深度。
只要你具备军事知识，就可以看出防守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之严密。最下层是散兵坑，大多在林木葱茏之处，使藏匿于灌木中的单兵首先击杀来犯之敌，其后是稍大的双人掩体，显然是机枪阵地，而且几个山头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互为呼应。所有散兵坑与机枪掩体都有堑壕相通，在堑壕网的最后面，往往在山洼里，有一座座几平方米至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方型构筑，全部都是建在地平面以下，当年上面有顶蓬与坚固的覆盖物，可以供阵地上的作战人员躲避炮击与休息。
在连绵着的几座小山峰脚下，是炮阵地，这些阵地选点都很讲究，往往从山体缝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江对岸的公路，或者是中国军队抄后路来袭的方向，以便在远距离就对进攻者进行打击。每一个炮阵地不远处都有山间掩体，是存放炮弹与士兵休息处，所有炮阵地都有简易公路相连，利于随时移动火炮。
而整个松山阵地的日军指挥部反而不在山上，恰在几个山头间的一小片洼地上。那个位置完全无法被怒江方向的中国军队看见，又有一个土坡做掩护，从反方向包抄的进攻者也看不见。洼地指挥部据说当年建有自来水与淋浴设施，指挥人员在看似最无遮拦之处安全地纵览全局，又可以方便地登上每一座山头阵地督师。
保山的朋友告诉我，日军当年还曾在山中修筑要塞式堡垒，坦克可以直接开进去，对怒江东岸进行炮击。我反复在山中寻找，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的痕迹。那时滇西日军并没有装备大口径火炮的主战坦克，为这样笨重的小炮专门掏山洞不是好方法。而且松山守备战不是坦克用武之地，我在松山周围也没看到任何与坦克有关的遗物，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军事常识上也说不通，应该又是今天的历史爱好者们文学化的臆想。
看过松山，才能体会松山之战为什么是滇缅战场，甚或中日战场，更甚至是二战战场上的一个经典之役的发生地。因为这个鬼地方太重要，哪一方拿到它都是战略之必需；而它又太是难攻易守，可反攻的中国军队除了攻下它，偏就没有绕过去、躲开这场恶仗的丝毫可能性。只要日本军队还占着它，山脚下的滇缅公路就无法畅顺地通行，那山上时不时打一炮，扔个手榴弹，甚至推块大石头下来，都能让这条战略公路堵好几天。这座只有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才看得到的钉子大的松山，几乎在多少万年前形成的时候，就藏下了总有一天要出大名的伏笔。
松山、滇缅公路、怒江、惠通桥，这四个中日战场上的关键词，在1944年的5月中旬撞到了一起，恶战开始了。
日本人在松山上准备了二年，马不停蹄地建工事、挖掩体，中国人同样准备了二年，换美式枪械、重炮，并且训练了设地标，引导飞机轰炸的地空协同作战。二年之间的风云际会，当年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陆军从火力上已经无法与攻方抗衡了。他们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为陆军提供火力支援，他们的火炮口径与性能也已大大落后于他们对面曾经的败兵。客观地说，如果在恰当的时机发起攻击，打松山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难，那么苦。
一切都因为季节，这是多少中国军人没能躲过去的宿命。战后六十多年，云南成为富足的中国人在长假旅行中选择的第一好去处。那里有雄险奇绝的高山，有丰饶繁美的植被，有金子一样灿烂的阳光。可这三件宝贝中的前两件，在那个时候都是占踞松山的日本守军的法宝，高山绝壁，让中国军人难以攀爬仰攻，密不透风的植被正好让嗜血的猎杀者不露痕迹地设下陷阱。我们自己山上的松林在那一刻真是帮倒忙，脸盆粗的树干阻挡进攻的子弹和炮弹的威力，雨伞一样的树冠又给整个松山罩上了天然伪装网。哪怕地上打成一锅肉粥，天上的中美联军飞机啥也看不见。不仅战场情况看不见，飞机连战场在哪儿都看不见。那个进攻开始的季节，恰恰也是怒江河谷雨季的开始，那金子一样灿烂的阳光恰好那时不会出现在怒江坝。所有亲历者的回忆都在讲那个雨季，那个索命的雨季！
在怒江河谷，不似我们中国所有其他地方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那里只有两季，旱季与雨季。旱季大约是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5月至9月是雨季。一旦下雨，整个河谷和稍矮的群山，又全部笼罩在浓云之中，那浓云从半空直至江面，想象电影里那些飞行英雄一样顺着云层下的河谷进入战场，根本不可能。
就因为这个原因，中日两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进入尾声的1944年，在那个怒江河谷独特的雨季，在中国云南的松山，打了一场现代化装备下的原始战争。
已经有太多人写文章，写专门的书来介绍松山之战，我根本不打算笨拙地试图讲述那场绝死之战的过程。我不相信除却亲历，任何人能用文字描绘出那场战争，那是文字所能完成的任务吗？那种火海，那种拼杀，那种刀尖上挂着死神眼睛的成千上万刺刀组成的丛林，那种半步之差就会血肉飞溅的瞬间，那种能把人的胸膛里的五脏六腑震到碎裂而表面不流一滴血的永不休止的死亡。
今天仍有人在告诉你，中国军人是靠什么样的英勇最终打下了这个堪称固若金汤的要塞群，我却要告诉你，这些简单鼓吹英勇的所谓作家是多么的冷血而外行。战争从来就是一个技术活儿，而战争装备几乎是一切最先进的民用产品的血亲爷爷。“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前提是敌我双方拥有旗鼓相当的武器与训练，或者你算定了船坚炮利的对手会被你耍着两把菜刀的无畏震慑到魂飞魄散。若真如此，你就放胆一搏吧。中国军队恰好就这样搏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还没认识到战争中极高深的技术含量呢。
松山上的日本人不是你靠勇气可以唬得住、吓得跑的。因为季节、地形与植被的原因，中国远征军协同美式装备与空中支持的技术与火力优势损失殆尽，而日军本来不甚强大的小口径火炮反而因为移动迅速，并且可以抵近直瞄射击而成为最令人骇然的剥人皮利器。多部日军回忆录中都讲到，每当看到百米开外人影晃动，他们直接把炮管指向那片洼地或树丛开炮，对方连奔逃的时间都没有，每每可以射杀聚成一团的中国攻击者。那个距离，中国军人的手榴弹扔不到日本人阵地，而自己后方强大到115毫米口径的重榴弹炮又没法打，士兵们还不能站起身以机枪和步枪攻击，那样无疑是为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送到地狱门口的活靶子。
用手用力拍桌子，那啪地一声，就是TNT炸药爆炸的时间。那一刻，炸弹里的黄色魔鬼被释放了出来，它会在刹那间迸开钢铁的外衣，膨胀到几万倍。精钢的弹壳被撕裂成无数锐利的绿豆大小的钢钉，足以射穿任何血肉之躯，而那狰狞的裂炸，则会把任何的生命轰成齑粉。你能想象战死者们那不足千分之一秒的生命结局吗？炮弹炸裂在身边，数千弹片闪电一样洞穿你的躯体，狂风一样刮走你的灵魂。那一刻，已然没有生命的烂棉絮般的躯壳仍然能像活着一样靠惯性奔跑，而一眨眼，便又被爆炸的冲击波吹散成粉红色的粉沫，尸骨无存。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在几乎所有的战斗中，我们军队的成功，靠的大都是前仆后继。想一想，在自动火器的时代，这个词汇背后的血肉，真是让人心酸，这是诞生《孙子兵法》国家的军队吗？
人总用无数的词汇来形容战争，而任何词汇在形容松山之战的时候都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在二战史上的弹丸之地，三个月几乎一天都不停地打，仗打到那个份上，只要一个字就够了：“惨”！惨到再容不下第二个字。
在传统的概念里，肉搏战是最惨烈的，松山却几乎没有面对面的肉搏，那仗似乎纯粹就是拼消耗，消耗对峙的时间，消耗战斗意志，消耗弹药储备，消耗鲜活的生命。人像蝼蚁一样蠕动着爬上去，子弹如雨点一样打下来，如同草船借箭，弹如飞簧，只不过像刺猬般被一片片洞穿的不是捆扎起的草垛，而是成百上千血脉贲张的活人。
在惠通桥头，我们偶然与一位桥头兵营外卖杂货的大妈相识。她是当地人，战争那几年正是她从少女成人的年纪。她天天都站在怒江东岸的山上遥望对面松山的战事，她没有讲那么多的形容词，因为她的汉话我们要字斟句酌才听得懂。用她讲我们的话：你们是新品种人！她觉得自己是老品种，因为她不仅亲眼目睹了那场战争，还把一生和那段历史捆绑上了。她只讲了一句话来形容松山之役：打死的人排在河滩上，白花花的，席子一样。
她们家在怒江东岸的山高处，眺望江边的人小若蝼蚁，她看见像铺成席子码放的阵亡者，那要多少死人。那么多死去的军人编就的席子，一个生命就是席上的一根，甚至只是一截草。而这位老人看见的，其实只是从东面进攻的阵亡者，更多的她没看到的牺牲是在松山另外的一边呢。老妈妈嫁给了这场战役的生还者，一位来自贵州花溪的军人，他俩可能是在战争中相识。老妈妈说，她家老倌一直守在这个桥头，不回老家，也不住省城昆明，他离不开这里。他受苦了，他是国民党兵。老妈妈说自家老倌：从国民党退，如果是从共产党退，又有点历史了。我听明白她的意思，那位未能谋面的抗日军人打松山时已是连长，如果在八路军里，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了。她说：他讲松山讲的多了，我忘记多了。他死了十来年了，要是他在得呢，他讲给你们听，你们会想哭的。
另一个故事来自日本军人的回忆，我印象中是日本陆军战史中摘录的松山参战军人的日记，或者那本叫做《异国的鬼》中的叙述。书上讲到中国军人蜂拥着奋力冲向日军的阵地防线，在已经距离很近的时刻，沉着而经验丰富的日军突然密集开火，顷刻之间遏止了进攻者的脚步。那个亲历者说，当受到猛烈打击的中国军队退潮一样溃散奔逃或者隐蔽躲藏之后，本应空旷无人的阵地前沿居然还站着一个茫然四顾的中国兵，一个少年兵，他完全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因为可供退却的坡地太陡峭了，他下不去。而且，他连趴下装死都忘记了。
我们都应该记得中国抗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那张著名的封面照片，一位微笑着的中国少年士兵。他那么从容地面对战争，准备用自己尚不厚实的双肩来与大人们一起共担国难。千秋万代的中华儿女，都会为那位年少的前辈自豪。但是，我们真的到了举国抵抗，打死到不剩几个成年男人，而非要孩子们上阵的境地了吗？无论他们是否自愿，让那么稚幼的少年走上战场，是那个时代每一个自称男人的中国人的耻辱。更可悲的是，在松山，有这样一个少年竟然被排在了向顽敌发起绝死攻击的最前列，在日本军人的注视下，在那样的火线上，竟然也没有一个成年军人掩护他撤退或者奋身扑倒他，而让自己的身躯来遮挡当然根本挡不住的子弹。
那少年离日本人的战壕已经很近了，枪声平息之后，居然毫发无伤的这位小兵看见近在咫尺的日本军人在向他招手。他迟疑了一下，挪着步子走向了敌人。他也没有办法逃，在那种状况下，连鸟都没有展开翅膀的机会。他只走了几步就站到了日本人的身前，接着，对他招手的那个人枪上的刺刀洞穿了他单薄的胸膛。
这位仅见于敌人记录中的少年，在中国军队的阵亡簿里，成了与无数成年人并列的一员；在日本人的回忆里，他是一个被消灭的敌人；在我们的仇恨里，他是侵略者血腥而残忍的证据；而在他的双亲心里，他是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母亲堂前的亲生骨肉，一个永远未能成年的儿子。
戈叔亚从十多年前就采访当年参战的老兵，在几次滇西寻访的行程中，他给我们讲过太多的故事。由于多在路中和车上，这些故事大多未被自己悉心记下，但下面这个，像经典电影中无法忘却的镜头，只一次就刻在了心里。
松山久攻不下，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敢死队来冲锋。参加敢死队的中国士兵会在发起攻击前领到厚厚一沓钞票，那是长官用以激励士兵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任何战斗发动前，第一个命令都是“轻装”！因为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坠断游丝一样生机的可能就是重了一个铜板的份量，没能越过死亡之渊。可当年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用包袱皮把纸钞裹好，系在了身上。就这一包捆在腰间的钞票，就知道国家存亡之际，我们的武装力量离思想明确、管理严格、训练规范的国家级正规军还有多遥远的距离。一支为尊严而战的军队是不用金钱组织敢死队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可以把生命托付给战友的。松山战场的中国军队都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用金钱来唤起舍命一搏勇气士兵，还要把自己的命价拴在身上，寄望于侥幸不死后寄给故乡的妻儿父母。
一次次的冲锋被一次次顽强的抵抗击退。戈叔亚转述亲历者目睹的骇人场面：在炮火轰炸的旋流与烟雾中，满山坡上都飞动着断体残肢和雪片一样的纸钞。
我一想到那个场面，真是欲哭无泪。这几个血肉模糊而又无比清晰的画面就足够了，它教我们学会正视历史，永远不要掩盖自己天大的无能，让所有死国者的生命来孕沃我们民族的勇气、智慧与尊严的未来。我们几次亲历松山这片旧日战场，回想着六十多年前在这座山上长达三个月零五天的生命绞杀战。中日两军，上万军人，以平均每天一百人的速度被雨点一样的弹阵杀灭，被冰雹般炮火炸起的泥土又顷刻间掩埋无踪。
在本文将要完成时，我再一次细细翻读黄杰《滇西作战日记》，在1944年6月28日那天，他写道：“松山最高点已于二十七日为我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占领。新二十八师亦占领一山头，当我方山炮连向当面溃退之敌猛烈射击，因观测技术错误，至使我一一七团伤亡甚重。”7月4日还有一行：“本师一一七团现尚余三百余人，现驻马东街。”残酷吧，落后就要挨打，挨敌人的打，挨素质低下的自己人打，因为训练落后打自己人。
山坡上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残破的松山阵亡将士公墓志告诉我们，这一个师的参战者中即阵亡军官59人，士兵1450人。“但因当时战况紧迫未及妥埋，战后收集忠骸迁葬于此者，仅官佐46名，士兵626名。”是役，中国军队的阵亡总数为七千六百余人，我们在这座山上只找到这一个师的一座墓地。
那仗之后，松山几十年未被人力改变过。周围的乡亲们说，松山上的柴不能砍，因为一斧子下去，那树痕里会流出血来。年纪稍大的当地人还记得前些年的事，每次雨后，都有新的人骨被冲出来，以至于在山上放猪的人要吓死掉，因为每一头猪都叼着一个人脑壳跌跌撞撞地跑，眼睛都被人头骨遮住了。
别的地方孩子顶多在纸上、布上画骷髅来吓唬自己和别人，而松山的孩子根本就是双手举着两根大腿骨在山上追逐玩耍，他们见得太多了。老百姓说：只要有炮弹坑就有人脑壳，里面都滚着几个。下下雨，骨头绿荫绿荫的，到了晚上，整个山上一片一片的磷火（老百姓称之为“鬼火”）。
滇西高原碧空如洗，多少年也没有空气污染这种东西。本来当地汇集到溪流中的雨水捧到手里就可以喝，跟今天的蒸馏水一样。可松山不行，那雨天天下，天天下得很大，可无论连着下多少天，顺着树根，顺着草茎，顺着树叶流下来的雨水，仍然带着殷殷的暗红色，那血不是雨水能洗得净的。血已经与山合为一体了，血深浸在了土里、石头里，汲进草里，长到树木里，整座松山变成了一个人血馅的大馒头。
激战后的松山变成了一座宝库，一座教室。它留下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两代人。它留下的炮弹让山下本来只晓得种田的农民成了军火专家。我们在大哑口的村公所刚好看见了新出土的28发炮弹，这是一家盖房子挖出来的。那些口径不一的炮弹大多已经装好了引信，只是没来得及打出去。我们提醒村长，还是请公安局的专家来处理一下。他笑了笑，挥挥手，老乡把那几箱炮弹又搬回屋去了。他们一点都不怕，他们会弄，熟练得就像侍弄地里的烟叶。
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松山仍像一根钉子扎在所有和此战有关的中日两国人心里，拔不掉。
死在这座山上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人的骨骸回到故乡。对于日本人，这是比战死更悲惨的境遇。前几年，一位曾陪同松山日本战死者遗属踏访过旧战场的日语翻译告诉我们，那位奉命逃离战场报信的木下昌祀中尉愿意和他重访松山，亲自指点葬有三名日本军人遗体和埋藏他所在联队军旗饰尖的地点，协助挖掘。翻译朋友有点激动，他可以见证那被中国军队全歼的日本联队标志物的出土，犹如那面玉碎之师的军旗在六十年后被一介中国平民缴获，多令人心向往之。
在昆明翠湖边上的咖啡馆里，孙敏和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骨头怎么办？是呀，这事只要干，在老鬼子木下昌祀的亲往指点下，能挖出他当年亲手埋葬的三名阵亡日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可一旦枯骨重见天日，该怎么处理呢。那可比刚刚烤熟的山芋烫手多了！
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真得要把这件事假装忘掉了似的永远放在脑后吗？我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运用智慧和理性，妥善地在还有亲历者在世时处理好这件事，不要让那些本已不幸为日本侵略政策而死的日本军人遗骨再绊住两国走向和平明天的脚步。
就在松山脚下，在第八军一零三师破败的阵亡将士公墓前，五十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给素不相识的殉国前辈们磕了头。那天下着雨，风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带来的香点燃，一枝一枝地插在残存的墓石缝隙中。那一天，是2003年10月1日，我们的国庆节。在那片山上，除了杨延康、孙敏和我，再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这些为了国家独立而死去了一个甲子的卫国英魂。据说快有人群来了，因为大家终于发现这座山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准备建遗址公园了。
在残存的墓志上，我们知道在战后对忠烈遗骨有过一次迁葬，集中迁往了保山市南郊易罗池畔，那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好去处。看到此处，我们稍感安慰，虽然此地刊刻所有阵亡官兵姓名的石碑毁损无遗，但毕竟他们在更多同胞的注目下也是忠魂有寄了。
后来我们去了易罗池，它现在是这个边陲城市最热闹的郊野公园。柳绿桃红，人声鼎沸。新建的那座滇西抗战纪念碑被无数纸糊的灯会用的莲花、蛟龙和寿星包围着，有些地方的磁片已经脱落了。没有游客知道那座第八军阵亡将士墓本应在哪里。
其实，原装的纪念碑没走远，它被拆成很多块砌在了湖岸的石墙里，所有刻着字的都沉在水下。欢快的孩子们与年青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旁边，可没有谁注意到那些已经长满黄苔的有字的巨石。我们沿着湖岸，细心地一处一处地寻找，居然，“第”、“八”、“军”、“抗”、“日”、“阵”、“亡”、“碑”，全部都找到了。
没找到的，也许只剩“纪”、“念”两个字。
中国古代“明教”的失踪之谜
早在13世纪就已几近绝迹的神秘宗教，竟在中国东南沿海顽强生存。它是飘洋过海而来，还是横越大漠而来？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一切，仅剩几座荒寺残垣、几卷残破书页。直到残存的奇特风俗被世人关注，古代明教的千年兴衰才渐渐露出冰山一角。
苍南奇特风俗解密
在浙江温州苍南县沿海炎亭、括山一带，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些奇特风俗：穿一身素白衣服给死者做超度；一些老渔民每日早餐必先素食三口白饭，而后才用菜肴。还有一些老人至今坚持朝拜太阳，晚拜月亮。
当地人的祖上渊源，几乎都可追溯到闽南或闽东，普遍信奉妈祖。然而妈祖信仰中，并没有这种风俗。人们所熟知的其他宗教同样没有这样的习俗渊源。
当地是否曾流传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已湮灭宗教？
1982年，浙江省第一次文物普查时，人们发现民国《平阳县志》中邑人孔克表的《选真寺记》写道：“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地点在“平阳郭南行百十里，有山曰鹏山。”
苏邻国即古波斯，苏邻国教即摩尼教，宋代以后华化的摩尼教就是明教。“平阳郭南”当时已划入苍南，应在金乡、炎亭、括山一带，正是有着渊源不明的奇特风俗流传的地方。
穿素白衣服超度是明教徒白衣白冠的遗俗，而素食三口白饭，正是明教“长斋”习俗的变通：渔民长年在海上搏风斗浪，仅凭素食无法增强体质，不可能不喝酒吃肉，只好以三口白饭代替素食。
明教绝迹数百年，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湮没，惟有从尘土残卷中寻找它的踪迹。
古寺之谜：孤立稻田中的那一抹枯黄
1988年春节，平阳县志主编林顺道去苍南白沙的舅父张正光家拜年，谈及此事，张正光老人自告奋勇去寻找选真寺。
括山下汤村外一座形如大鸟的小山包在不经意间走进了张正光的视线。当地人告诉老张，山名“鹏山”！
似乎离找到选真寺不远了。
然而，当鹏山脚下众多寺庙被一一确认排除后，选真寺依然没有踪迹。选真寺早已荡然无存？抑或记载有误？
此时，一座孤立在稻田中的黄色外墙平房引动了张正光的脚步。沿着田间小路走近，房门上赫然大书“选真禅寺”。寺前废堂基和稻田交界处一块1米多高、长满苔藓的石碑，进一步确认了它的身份，碑上刻的正是“选真寺记”，碑文与县志记载契合。
选真寺大悖中土寺庙依山而建的特点。它早已成为佛寺，规模很小，仅三间平房，一名僧人。寺中摩尼教教风格建筑及古物均已荡然无存，仅剩九根柱子是旧物。
它是何人所建？建于何时？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沧桑？《选真寺记》落款时间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当时当地彭氏族人彭如山扩建选真寺一事。《选真寺记》反复提及了彭如山为实现先人遗愿的话语：“寺，吾祖创也”，“吾幸不堕先人遗绪”。
1997年1月，林顺道在距选真寺4公里外的彭家堡村发现了1919年重修的《彭氏宗谱》，该谱全文收录了《选真寺记》，还记载了彭如山的家世渊源。
彭氏先祖彭信，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从今福建霞浦迁到苍南金乡鹏山，彭氏八世祖彭仲刚（1143年-1194年）为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曾任国子监丞等职。彭氏家族由此兴盛，此后出仕为官者不乏其人。
选真寺初建时“故制朴陋”，这是彭如山要扩建的直接动因。选真寺是彭家未发达之前所建，而彭如山也不知道该寺是哪代先祖所建，可见建造者不是其熟知姓名的近祖。
家族未发迹之前、彭如山近祖生活年代之前、北宋宣和禁教之前，从这三个因素可以推断，选真寺的建造年代最晚也在北宋宣和之前。
渊源之谜：温州明教从何而来？
一个地方大规模的新宗教突然兴起，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有组织地传教，二是移民带入。
地方文献及相关史料均未有明教传教士在温州活动的记载，于是移民便成了温州明教兴起的唯一原因。
明教从波斯不远万里来到温州，只有两条路径：一是沿丝绸之路西来中土再向南传入温州，二是沿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上岸，经福建北上温州。
温州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潮有三次：唐末五代闽东移民潮，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洪水后官府动员大量闽人入浙，明末清初闽南移民入浙。
彭氏先祖是唐末五代的闽东移民，其祖居地福建霞浦一带，是当时摩尼教的流行地。与彭氏同时代迁来的苍南林、温、蔡、陈、徐等族，在其族谱中也都能找到先人信仰明教的记载。
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宗“会昌灭佛”中，连带禁了摩尼教，有一位明教僧侣呼禄法师避难来到了福建继续传教。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繁盛，有很多波斯人、阿拉伯人来到泉州，闽浙一带明教的持续兴盛，与这些人也有密切关系。
选真寺所在地彭家山，位于今天金乡镇的西侧，而古代金乡是闽浙交通要道横阳古道上的重镇，又近海，历来有“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之称。因此，不管明教从海路还是陆路过来，都有可能把这一带当作桥头堡，再向北发展。
鼎盛之谜：明教家族信仰透视
彭氏这样家族代代传承的明教信仰，正是当年温州明教信仰兴盛的缩影。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平阳、苍南等地还有少数农民信奉明教。
史料记载，温州明教鼎盛约在北宋时，有系统的教理和规范的崇拜仪式，当时温州12万户人家中，正规明教寺院以外的“斋堂”就达40余处。所谓“斋堂”，是设在居民家中的信徒聚会点。
而已确认的正规明教寺院，相去选真寺仅十里开外就有一处，至于湮没无从考证的那就更多了。
元人陈高的《竹西楼记》中载录：“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浮图之宇也。”而潜光院早在民国初年修《平阳县志》时就已经荡然无存。炎亭镇洪家村91岁老人洪文广称他也没看过这个寺，但省里县里都有人来找过。专家们已一致认定，洪家村岙底自然村大岗山麓一处竹林幽深的所在，就是潜光院故址，前为民房，后有清代古墓。《竹西楼记》详细记载了当时潜光院周边明教传播的情形。当年，院里住着一位明教上层僧侣石心上人，终日与当地士大夫“仰观天空之旷宇，俯瞰林壑之幽深”，很是风雅。而当地士大夫也对石心上人称赞有加，并对明教信仰表达了肯定和仰慕。当时对明教“瓯闽人多奉之”，并且明教徒持戒律非常严格：绝对严格的素食、每天吃一餐、白天拜太阳晚上拜月亮、每晚准时参拜摩尼光佛。
在选真寺和潜光院遗址被确认之前，被学界确认的摩尼教寺院遗址只有福建晋江华表山草庵。
葵花之谜：明教太阳崇拜图腾猜想
一座寺院改头换面，一座荡然无存，明教寺院的建造样式始终不得而知。
此时，第三所遗址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它位于平阳之北的瑞安曹村镇许岙村，寺名就叫“明教寺”，距瑞安市区24公里。
虽然仅凭“明教寺”三字，并不足以证明它就是明教寺院。但许岙明教寺的山门是没有斗拱的西式结构，门台上“明教寺”三字上方有太阳及其光线图案，正符合明教崇尚光明的含义，是浙南仅存的尚具明教特征的宗教建筑。
县志记载，明教寺建于904年，唐代末年“曹霭兄弟从福建长溪迁曹村定居，并在双龙溪畔筑明教寺以弘法扬教。”
该寺也是屡毁屡建，在32年前现任住持明女师太入寺时，仅存一座山门及茅屋一间，后来茅屋也在风雨中倒塌。
还有没有足以证明其明教寺院身份的实物？明女师太破例向记者出示了她的秘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两块向日葵碎片，都是从山门顶上掉下摔碎的。
葵花跟明教是否有直接关系？林顺道说，他也没有见过，但据常理推测，应与太阳崇拜有关，如能确认，或将成为该寺确系明教寺的实物证据。
衰败之谜：佛化道化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是选真寺、潜光院还是明教寺，都有一种湮没已久的衰败与荒凉气息。明教在温州如何走向鼎盛，又因何没落？
摩尼教本是吸收了佛教教义后创立的，在传播过程中，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译者又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
公元694年，波斯僧侣拂多诞携摩尼教经典《二宗经》来华，明教正式由官方传入。
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初就积极依附佛教和道教以求生存。敦煌文书《老子化胡经》，就有老子西去波斯化身摩尼的说法。同样的说法也记录在中国道教典籍中。
摩尼教主动依附道教，而道教也主动吸纳摩尼教企图使之成为道教的一个分支。当时朝廷还把明教经典编入了《道藏》。
从唐代“会昌灭佛”以后，摩尼教便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明教就是完全汉化了的民间摩尼教，教义也由二宗三际理论演化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
对佛道的依附及自身教义的浅显简明使明教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由宋至元，官府或禁或弛，但明教始终没有断绝。只是局限在了福建、浙江一带沿海传教。
元代明教有合法传教的权利，因此与其他民间宗教距离甚远。传统的秘密活动形式“结社”也转向了公开或半公开。
元代明教徒的另一种活动方式就是与世无争的寺院式修行。《竹西楼记》中的明教徒，内敛、虔诚而严谨，与长期以来明教徒形迹诡秘、易被煽动举事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他们是寺院式修行的明教徒。
历代参与农民起义、反抗官府的明教徒，主要是民间秘密结社者。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者往往同时还吸收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眼里，秘密结社的民间宗教信徒便等同于造反分子，全部被扣上了“吃菜事魔”的帽子。
近来有人提出，方腊起义与明教徒风马牛不相及，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明教徒尚白而方腊起义军以红巾为标志。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西沙、韩秉方两位教授在《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认为，方腊军裹红巾恰恰是因为其中还融合了弥勒教等其他民间宗教的结果，此后的元末的白莲教起义也是如此。
至明初，闽浙两地已成为中国仅存的明教流行区。此时温州明教依然活跃，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浙江按察司检事熊鼎借口明教上犯国号予以禁绝，明朝皇帝于是下旨“明教、白云宗会等，为首者绞”，明令禁止明教活动。
丧失了公开活动权利的明教，终于在明代中叶以后逐渐混同于佛道及其他宗教，很难再从外表上识别了。
明教因依附佛道而获得顽强的生命力，最终也因为依附佛道而走向不可逆转的没落衰败。
一个日本人笔下的“旅顺大屠杀”
10年前，一位名叫井上晴树的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极偶然地，他在大连街头的露天书摊见到一本小册子：《旅顺大屠杀》。书的封面上，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的文字及照片，令其惊异不已。因为在此之前，这位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又素来偏好历史的井上先生，一直自认为对于当初1894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并非缺乏了解，但是，尽管年近五旬，他却从来未曾在本土听说，甲午战争期间，在中国旅顺发生过一宗“足以使世人联想到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惨厉事件。而且据井上所知，关于“旅顺大屠杀”，“不唯今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记载，就连许多教历史的老师也根本不知道”。那么这100年前由日本军队一手制造的“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一幕”是怎样的呢？
1894年10月，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继黄海海战后，又从陆上向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其第二军由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指挥，于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渔港花园口（今大连市庄河县）偷偷登陆，随即兵锋南折，直扑金州、大连湾、旅顺口。11月21日，第二军第一师团挫败清军防守，陆续攻陷旅顺四周所有炮台，气势汹汹地闯入了城区。这帮公然践踏别国领土的“胜利者”，自闯进旅顺的最初一刻起，就兽性大发，恶魔般地在全城内外疯狂杀戮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包括若干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军士兵）。“他们对遇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追赶、开枪，用刺刀刺杀，一直追杀到大街上，荒野里”；“不论男妇老幼，狗，猫，还有迷路的骡马，统统用刀乱砍捅死。跪下磕头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迟早都要被杀掉”；“从市街的入口到码头的十余条街道之间，死尸累累堆积如山，房前屋内无处不横躺竖卧着尸体，腥风冲鼻，血流滑靴，许多地方只能踩着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居民，所乘船只可以说全部遭到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海岸的枪射，不是沉没便是触礁，海面上漂浮的尸山就像旅顺港里似乎有很多鱼群一样”……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竟然“通宵达旦”地持续了四五天！把中国辽东南端的“渤海门户”旅顺城，生生变做了一座空城、血城、死亡之城、恐怖之城！至少有1.8万多条炎黄性命，在日本军人的刀光枪响中化作了冤灵屈魂！据说到最后“全城只有36个中国人活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免，仅仅由于需要用他们来掩埋其死去的同胞。他们每个人的帽子上（衣服上）都粘着一张纸条（或布片）作为标记，上面用日文写着：‘此人不杀’”……
井上晴树极度惊愕。起先，他犹以为手中那本情节骇人的小册子，不过是一部道听途说的文学作品。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该书记述得如此翔实、具体，绝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何况书里明明白白地载列：当年，在旅顺事件终于被外国随军记者曝光后，世界为之震撼，美、英、法、德诸国舆论纷纷声讨，强烈谴责日本军队在远东的暴虐行径。井上觉得，自己此番访华的“大连遇书”，几乎可以看做是某种机缘。归国后，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日籍作家“就像受到刺激一样”，推掉其他一应事务，立刻投入了艰难而执著的搜访调查——他决心在国内上下求索，努力“拨开过去笼罩旅顺事件的云雾”，以发掘出能够揭证昔日“加害一方”的“军国主义真面目”的有关史实。
经过初步接触，井上获悉，即便是现代日本的整个历史学界，亦时至1980年前后，才刚刚开始探明“旅顺大屠杀”的存在。这让他这位非史学专业的“门外汉”，都不能不慨叹“委实是太迟了”。所幸日本一些权威机构，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等，近年来正在逐步“解冻”以往长期秘锁的部分文献档案。这给井上的深层调查，多少带来了有利条件。由之，井上愈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必须尽力采用在本土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史料，向国人、向世界进一步揭露“旅顺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日后撰著的最重要的研究特色和最具史鉴价值之所在。
随着调查的渐次拓深，井上发现，对于“旅顺大屠杀”，日本当局的掩盖、隐瞒，讳莫如深，事实上由来久远。当初，还在甲午硝烟星火乍燃之际，日本政府就已经在处心积虑地采取内、外两手，向世人百般遮掩自己的种种劣行。先观其对内的一手：1894年6月，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8月1日日中相互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到了9月中旬，为着更严格地“统一新闻口径”，又由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可见，日本政府对于国内媒体的钳控是何等严酷。再看其对外的一手：彼时二度出任伊藤内阁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素以绰号“剃刀匠”闻名，专擅玩弄诡计“解决国际麻烦”。此人早在多年前，就借政客身份，与人合伙经营过一张《寸铁报》，对于如何操纵媒体、淆惑视听，可谓轻车熟路，深谙三昧。甲午战端甫开，陆奥便疾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密切关注当地主流报刊及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选择猎物，重金收买，务必使其压制、篡改、隐匿来自远东的报道（按：由外报特派记者采写的），而只发表“会于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或者干脆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陆奥宗光甚至将这种“银弹策略”，一直扩大施用到在日本境内横滨、神户等外国人居住地区出版的由外国人担任社长的英文报纸，通过贿赂社长，买断电稿，使有关的“不利消息”不致“经由这条暗道在本土登陆”。
应该说，日本政府精心耍弄的这内、外两手，功夫没有全然白费。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使得备受蒙蔽的民众成天浸淫在一派军国主义的狂热煽诱之中，情绪嚣躁亢奋，心理痴迷变态。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跟着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踩着还在抽搐的尸体”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一时间，“战利品”这个名称居然在日本成为时髦，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冠以“战利品”的新货色，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它的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
而在日本域外，此时则有一批被东洋“银弹”喂倒的媒体，甘心泯灭良知，出卖声誉，恣肆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误导受众，替日军屠徒粉饰罪迹。譬如在伦敦，由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丰厚的报酬”收买，所以，“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在内部“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更不惜闭上眼睛鹦鹉学舌，完全按照内田康哉要求的口吻向外界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这样的撒谎者，还可以举出《华盛顿邮报》（美国）、《日本邮报》（横滨出版，下同）、《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几曾有过一帮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恶棍能够长时间掩人耳目、欺蒙天下的事情！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虽然仅是极简短的一行文字，它却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紧接着，11月29日，在纽约报坛发行量最大的美国《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如果说《世界报》的这一条非战地人员采发的短消息，还未能引起世人的足够注意，那么，该报旋即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的“战争特派员（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则犹如石破天惊，顷刻在欧美，在南亚，在澳洲，在整个文明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英国）的跟进报道，又推波助澜，令影响越发扩大。全球报刊竞相转载克列尔曼及其同行的系列文章，或配发本报社论，或刊出读者议评——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陆奥宗光频频接到四面八方的国外告急，不禁惊惶失措。他担忧事态的继续严重，将导致“欧美各国舆论与日本国舆论之间的冲突”，成为日后“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之，陆奥电催首相伊藤博文尽速考虑“善后措施”。在伊藤的授意下，日本当局于当年12月中下旬，两次（以外务省名义）对外界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一个所谓“书面声明（共七项）”，诡称“外国新闻特派员、特别是《世界报》通讯员的报告夸大其词，为引起轰动效应，进行了高度修饰”；而日军在旅顺“自始至终遵守军规，优待俘虏”，那些被杀人员，“大部分”不过是“脱去军装，换了平民服，装扮成当地居民的中国士兵”云云。可惜这个“声明”尽管发表之前做尽手脚，反复修改多次，却最终还是露出了大破绽。其不打自招地承认：“在旅顺流的血，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或许无条件流了许多不必要流的血，这一点勿庸置疑。”故而，《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份《日本自白》的时候，特意用大号字体加上了一个鲜醒的标注：“它）证实了克列尔曼关于旅顺屠杀的报道”。
可是，克列尔曼在日本的“随军记者”的境遇，则日益恶劣。甲午战争前夕，他受《世界报》委派，驻日进行战事跟踪采访。旅顺事件曝光后，他和几位发稿的同行明显地感觉到了周围日人的敌视目光。当地报纸公开吁请日本政府“严格管束外国随军记者”，扬言“对给我方带来麻烦的（外国记者），应断绝其关系，从吾军驱逐”。官方固然因为克列尔曼们的身份，“既不能逮捕也不能拘留”，但亦迅即作出决定，今后大本营“不再准许任何国内外记者随军”。克列尔曼在横滨被孤立了，再也无人约其采访而纷纷与之“划清界线”，他只能“经常独自一人在外国人居住地的一角徘徊”，“每日战战兢兢”。从1895年1月起，东京等地的数十家报刊在当局唆使下，对克氏发动了铺天盖地的点名谴责，诬指他妄言、伪报，谩骂他可恶、无礼，这种不断升级的围攻一直延续到3月上旬。克列尔曼的人身安全也渐渐受到威胁，他不得不赶紧设法搞到船票，避离了那个危险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当时那众报狺狺的一派詈骂声中，日本有一家《国民新闻》报，“其文章的写法仍与其他各报不同”。它的社长苏峰德富猪一郎多年以后在自传里回忆道，甲午战争时期，“随军记者的人数与其他各报社相比，任何报社都没有我报社派出的人多”。大概因为从本报战地记者那儿获知了确情，《国民新闻》在彼际采取的态度是，“旅顺发生的事件，其真相业已大白于世，现在不必要再对外国报刊的报道进行辩解和责难”。如此秉守事实的执业立场和敢于同谎言分道扬镳的勇气，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格外令人钦佩。
恐怕是伊藤、陆奥之流当年绝不曾想到的，他们那样心机费尽地捣鼓内、外两手，原本以为这样能够敛痕匿迹，对世人、对国民长久掩盖“旅顺大屠杀”的恶行，可偏偏那些个昔时被军国主义驱使的日军士兵，包括直接参与了旅顺事件的第二军第一师团人员，其“大多数”战后回国便“一阵风似的，都写下了中日甲午战争亲身体验的不平常的经历”。岁月流逝，这些由亲历者、目击人以“真情实感”写就的“手记”，并没有全化作飞土烟尘，内中颇多被保存了下来；尚有不少军营书信、日志等等，也幸得留世。这一切，无疑皆成了今天井上晴树先生在本土搜访、求索中最可珍视的史料之一。在那一册册作者不一、名目各异的《征清记》、《从军记》或《行军记》里，凡有叙及“旅顺大屠杀”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不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就如某个日本士兵自己坦白的：要把它们“再现到纸上，需要文才横溢之士，观察数日，执笔数周，每天写上几个篇幅，恐怕写上一个月，也写不完”！并且，从这些“手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端起枪支、举着砍刀参与屠杀中国人的，不光是日本军士，还有相当数量的日籍随军记者、随军国会议员，乃至担卒、车夫、喂马的！这班非“作战序列”的家伙得知第二军占领旅顺的消息后，立即赶赴市街，“手持火把、日本刀、手枪”，夹杂在士兵之中一起行动，“把市街上看到的任何中国人，都当作好猎物”——呜呼，这是一支何等凶残、狠毒的豺狼的队伍，鬼魅的队伍啊！难怪克列尔曼要在《世界报》上大声痛斥：“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得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井上晴树奔走于本土，艰韧调查。他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奋力拨“云”破“雾”，寻找线索，终于，在发掘了大量确凿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那部日文版的约20万字的“揭证之作”《旅顺虐杀事件》。此书乃“旅顺大屠杀”发生后100多年间，日本的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专著”。在该书的最末一章，井上还向世人详尽地揭露了这样一个史实：1895年年底，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日军退出辽东半岛。此前，侵略者将遍布旅顺内外的中国遇害者尸体火化后，骨灰埋葬于城郊西北之白玉山，坟前竖了一块木碑：“清国将士阵亡之墓”。是举，犹在刻意欺世，似乎那些被杀者真的不是“非战斗的旅顺和平居民”。不久，回防旅顺的中国清军宋庆部队，遵从国人悼念殉难同胞的愿望，在墓前改立起高大的石碑：万忠墓。每年清明时节，民众云聚于此，焚香洒泪，追祭那些惨遭日寇杀害的亡灵。1905年日俄战争落幕，旅顺不幸再度沦入日手。在侵略者眼里，那座成为（当初大屠杀）证据的万忠墓，是激发中国人爱国主义情感之场所，对于他们在旅顺的殖民统治，显然“具有危险性”，因之，必欲毁坏而后快。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时分，万忠墓的石碑被盗。到了1922年，经旅顺华商公议会发起，募捐修葺万忠墓，人们在墓前又重新高高地树立起了第二块石碑，每逢春秋隆重祭奠。“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当局借口“搬迁”，企图一举平毁万忠墓，只是慑于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阴谋才未能得逞。这一番围绕着万忠墓的曲曲折折，充分说明：为了掩抹“旅顺大屠杀”，日本政府从那时以来，一以贯之，处处用心，诚何其良苦也！现在，井上晴树先生的正义“揭证”问世。尽管这部“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的力作”（按：长期在法庭上与日本政府就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斗争的东京教育大学著名教授家永三郎的评语），1995年12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发行后，立刻在日本新闻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改编成剧本公演（按：此为旅顺事件首次表现于日本舞台），还荣获了第二届日本和平·协同新闻工作者基金奖（按：属日本民间团体所设立之奖项），但是，它在本土却仍然为官方所忌讳，所冷漠。据井上先生在该书2001年的《中文版序》里透露，由日本国会管辖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不顾《旅顺虐杀事件》（日文版）已于六年前在本土出版发行的事实，在编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1991-1995》时，依旧“将它很巧妙地删除，没有记载”。这，分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可敬的是，井上晴树坚执其志，毫不气馁。他把自己的专著邮到中国，热切地希望能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按：已由大连出版社出版）；而且，他一边为中文版增补了自己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一边还将这些年在本土调查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复印，赠送给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等单位，以使“要研究‘旅顺大屠杀’的中国人士不必特意到日本，也能够在殉难之地进行研究”。
第二章 风雨后的中国
蒋介石曾六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不愧一代伟人，在中国人的心中毛主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毛泽东的死对头蒋介石对他的才华能力也是敬佩有加，自愧不如。在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曾对前来谈判的毛泽东六次呼喊“毛主席万岁”，充分体现他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
据东森新闻网刊文，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张友骅说：“蒋介石不愧是一代人杰，他一见毛泽东进了官邸，站在台阶前迎接的蒋介石，就高喊‘毛主席万岁’，喊了三次。”蒋介石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很佩服毛泽东，就是说以毛泽东的烟瘾那么大，居然跟我对谈八个小时不抽一根烟，这个真让我吓了一大跳。”毛泽东对工作的严谨态度，让蒋介石肃然起敬，期间还专门派贴身卫队来保护毛泽东的个人安全。
1945年10月9日的《大公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
……昨晚张部长又一次大请客，地点在军委会大礼堂，被邀者推广到党政军文化新闻各界，约达四五百人之众。许多敏感的报人与各党派人到得特别早，候到预定的6时半，就纷纷拥入，忙着交谈，大家都意味着将有极重要的节目出现。
6时3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氏到了，立刻引起全体注意。他们三人也忙着同大家寒暄，会场的空气好像显得更温暖了……
张部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忠实的报告”，就请毛泽东先生发表演说。毛先生从容走近扩音机，首先感谢各方面。他感谢蒋主席的邀请，招待周到；他感谢张部长主持欢迎与欢送会，他感谢各界惠然光临，说是很不敢当。现在全国人民、各国友人都很关心我们所谈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谈两党的问题，而且是谈与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无论军事与政治问题，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毛先生讲到这里，特别提到张部长的报告，说是“讲得很对”。现在中国与全世界，都打倒法西斯，世界已经一片光明。两次世界大战，由上次大战开始，到这次战争结束，整整三十年，最后打倒法西斯，使世界推进到新阶段。张部长说我们要统一，统一是好的，不统一不好，我们一定要统一！（鼓掌）困难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不能考虑政治以外的方法。（大鼓掌）
毛先生说：“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难是有的，”毛先生说到这里兴奋极了，“我们不怕困难！各党派不怕困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我们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家一条心，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鼓掌）毛先生更郑重声明：“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合作。困难会打消的。”
最后毛先生大喊：“新中国万岁！”在高度的热情中，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申明了他的最后态度。
蒋委员长则以咆哮般的大喊“毛主席万岁！”，连喊三次，回赠毛泽东。
尽管这是蒋介石出于应对场面对毛泽东的一次友谊回应，可能并非出自内心，但是他那六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却成了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根深蒂固的词条。
揭密！彭德怀狠扇金日成两个大耳光内幕！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被美军所乘，致使不少志愿军陷入敌后。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据闻，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耳光。都打肿了，金一星期没法吃饭。——香港《明报》编者按。
4月22日晚间时。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打夜战的中国军队的每次大规模进攻都必挑选月圆之时。明月柔和的光线正好照亮中国士兵前进的道路。在宽度达2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作战的炮声骤然轰鸣起来。
空寺洞矿洞里，彭德怀坐在巨大的地图前，他习惯在战役的整个过程中都这样坐着，看参谋在地图上插着小旗帜，那表示着各军冲击所到达的位置。战役前的炮火准备，无论火炮数量还是炮击的时间，都是空前的。彭德怀在那一刻也许想象到了敌人的前沿在中国军队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土木横飞的景象。
冲击的时间到了。开始！突然参谋报告，有部队来电询问：“我们还在向冲击开始的位置运动中，怎么就命令冲击开始了？能不能推迟冲击时间？”一个晚上能有多少时间？炮兵的炮火准备后，步兵不立即冲击，那么炮火准备不就没有实际作用了？等他们到达冲击位置，下半夜了，天亮前完不成突破，大白天的还指望什么？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脸色铁青。冲！不顾一切，直接冲击！尽管出了一点问题，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官兵都对这次大规模的战役胸有成竹：看这阵势！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部队，打美国鬼子还能有什么问题？军号齐鸣！近20万中国官兵在整个战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冲击！
左翼第九兵团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前沿，主力向纵深发展，先后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23日已挺进敌纵深30公里。中央集团第三兵团尽管从国内到达攻击阵地才十天，但也突入了敌人纵深，分割了东西敌人的联系。右翼第十九兵团歼灭临津江西岸之敌后，于23日强渡临津江，向当面敌人发起了持续攻击。
在中国军队突然发起的反击面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组织部队撤退。但是例外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不放弃汉城，他认为汉城的丢失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丢失，而是要关系到整个战争态势的关键。谁说这个“旧式军人”不懂政治？范弗里特立即下令将空降一八七团紧急调往永登浦待命，将预备队骑兵第一师五团配给第九军，加强汉城正面的防御。同时命令全线向“堪萨斯线”撤退。美第二十四师立即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冲击。由于南朝鲜第六师迅速溃败，致使美第九军侧翼暴露，第九军各部队边打边撤，部队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美第二十五师受到的冲击更剧烈，中国军队的冲击部队不但炮火猛烈，而且还有坦克参加。午夜时分，二十七团顶不住了，开始向芝浦里一线撤退，二十四团也撤退到汉滩川南岸组织防御阵地。
中国军队利用二十四团撤退的间隙将土耳其旅包围，该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炮兵一夜之间打光了所有的炮弹，并以一个营为先头杀开血路，引导全旅向南逃跑，一夜之间便向南撤去15公里。掩护汉城方向联合国军撤退的部队，是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七旅再次充当为联合国军打前锋的角色。范弗里特的命令是：“坚守阵地。”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作战开始的时候，只有英军第二十九旅一开始没有受到冲击。他们看着映红半边天的炮火，以及从东西线两边阵地上传来的剧烈枪声，不明白自己这里为什么没有动静。
这个旅已经做好了祝祭的一切准备。因为第二天是英国人的一个重要日子：圣乔治目。这是个宗教纪念日，英国人一般称之为守护神日。但是，守护神日来临的时候，降临在英国人头上的不是守护，而是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等英军第二十九旅突然觉得自己的阵地周围开始有动静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把他们三面包围了。位于最前边的比利时营最先受到打击。这个营的位置在临津江北岸，当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冲击波开始时，这个营立即陷入了混乱。与旅的通讯联系中断，背后是黑暗中的大江，前面是中国士兵的一片杀声，于是全营在一片绝望中呼天喊地。第二十九旅派出一个营企图渡过江去解救，但是很快这个营就自顾不暇了。比利时营被洪水般冲过来的中国士兵吞没，惊慌四散的比利时人纷乱地跳入临津江逃命，其幸存者在坦克的掩护下上岸，一窝蜂地消失在向南奔逃的茫茫夜色之中。
最急的是第二十九旅的左翼格罗斯特营。午夜，渡过临津江的中国第六十三军的士兵在第一次冲击后就把这个营最前边的A连包围了，连部首先被袭击，连长安格少校被乱枪打死。天亮时分，在全连大部伤亡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个营两侧的高地，切断了英军的后路。第二十九旅投入一个营的炮兵支援，一个营的每门炮都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炮管打红了，但是依旧设有令格罗斯特营的情况好转。美军的飞机开始向阵地空投大量的补给，但是敌我混战中投下的物资基本上让中国士兵利用了。格罗斯特营弹尽粮绝，四面悲歌。他们接到旅指挥部的最新的命令仍是：就地坚守。格罗斯特营是英军中惟一缀有两颗帽徽的部队，这是这支部队在150年前远征埃及被包围时转败为胜所获得的殊荣。
黎明前，天下起蒙蒙小雨。中国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他的指挥部涉水渡过临津江。迎面走来的是中国士兵押着的俘虏。江岸上遍地是尸体和零乱的物资。一队英制坦克正往北开，是从英第二十九旅手中缴获来的，中国士兵不会开，就押着英军俘虏开。
太阳升起来了，第十九兵团的将领们手拿树枝举在头顶赶路，为的是防空。运送第十九兵团的火车刚一进入朝鲜，因为白天就不能行驶，火车就躲在山洞里。结果火车的制动闸失灵。在没有车头的情况下顺着陡坡自行滑动，越滑越快，10分钟后就风驰电掣般地冲入一个车站，眼看就要和停在车站里的车厢撞上，幸亏一个朝鲜小男孩机敏地板开道岔，令车厢滑到了安全的轨道上。车厢里包括杨得志在内的第十九兵团的全部高级指挥员，一想到一个跟枪差不多高的朝鲜男孩救了整整一个兵团，不免有些后怕。另外，在战役开始前，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带着几个参谋去找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谁知路遇一群敌人的坦克，一问，人民军第一军团已经撤退了，美军现在正在反击。傅崇碧军长只能隐蔽到山上，其结果是第六十三军没能到达预定的防御地点就开始阻击敌人了。
第六十三军的阻击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担负穿插议政府任务的第六十四军进展缓慢。议政府从正面威胁着汉城的攻守，彭德怀对此特别重视。第六十四军渡江之后，在美军坦克和飞机的阻击之下，始终无法向前推进。为此，杨得志接到彭德怀电报：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作战，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否则，正面之敌将节节抗击，退至汉江南岸，增加渡江开展战局的困难，望深体此意，坚决执行之。
于是，杨得志给第六十四军连发两次电报，催促其迅速突破敌人的阻击防线，电报的措辞十分严厉：（一）江南之敌为英二十九旅、伪一师全部仅两万余人，虽有工事，火力强，飞机疯狂轰炸，但散布于四五十里宽的正面。（二）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势必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会造成更多的困难。（三）各军师本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放。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由于第六十四军的受阻，第十九兵团被迫派出第二梯队的第六十五军增援第六十四军，杨得志直接与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通话，命令他迅速突破，穿插纵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但是，激战过后，第六十四军只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营得以突破，虽然后来的插进纵深达120公里，占领了通往汉城的交通要让道峰山，给美军造成极大的威胁，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无法有效地坚持。第六十四军主力在反复的攻击中依旧不能前进，奉命增援的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上来了，顶在前进不了的第六十四军的后面，结果，中国军队五个师的6万多人全部挤在了临津江南岸的狭窄的江边。前进冲不过去，撤退没有命令，正是白天，美军飞机对没有防空能力的中国士兵群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国士兵密集的尸体血肉模糊地倒在临津江南岸。
在中国军队冲击战线的左翼，是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以及第四十军。第九兵团在第二次战役时，在东线与美陆战一师的战斗中损失巨大，士兵中冻伤的人数比战斗伤亡还要大，他们在东线整整休整了五个月之久，在补充了新兵和装备之后，他们重新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的战斗。
在第九兵团的正面，最前面的是南朝鲜第六师。就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战役的前一天，南朝鲜第六师还在按照计划北进。黄昏17时左右，他们在北进的行进途中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的攻击。仅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之后，师长张都映便命令部队撤退到“A”线。所谓“A”线是向后几公里处的一条预定的防御线。但是，兵败如山倒，其二团的阵地被中国军队从两侧迂回，团指挥所遭到炮轰后，全团立即向后撤退。十九团看见二团的遭遇不敢再贸然前进，观望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的侧后也出现了中国部队，于是知道大事不好也开始撤退。在撤退的时候，十九团被中国军队的冲击打乱，团长林益淳无法组织部队进行阻击，于是形成全线溃败。作为预备队的七团本来在“A”线上做了阻击准备，任务是掩护主力撤退，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作为师预备队的自己顷刻间便会成为前沿，前沿的命运不堪面对，因此七团没有作战就开始狂逃。
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第四十军的任务是打穿插。一二零师向南朝鲜第六师发起全面攻击之后，师三个团并肩穿插，穷追猛打。三六零团在攻击中发现山下的公路上一条足有两里地长的敌人机械化的队伍正在向南撤退。团长徐锐看见了“肥肉”，不容考虑，立即命令部队攻击。原来这是南朝鲜第六师炮兵营在南撤的公路上与美第二十四师住北支援的自行火炮营迎面顶在了一起，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河，美军命令南朝鲜士兵回到前沿去战斗，而南朝鲜士兵让美军把路让开。吵成一团的时候，中国军队来了。中国士兵把公路的两端封死，然后手持轻武器向这支钢铁队伍冲上去。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夺路而逃，但中国士兵猛烈的迫击炮弹和枪弹把这一段公路打成了一片火海。中国士兵在火焰中追逐着四处奔逃的美国兵和南朝鲜兵，在汽车下、坦克里将他们杀死或者俘虏。天亮的时候，徐锐团长上了公路，他看见了一幕令他这个老兵都心惊的景象：无数坦克、汽车和自行火炮拥挤在一起燃烧，不少汽车已经被坦克撞得四轮朝天。一门自行火炮压在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的美军军官已被压扁。到处是南朝鲜士兵和美军士兵的尸体，尸体都已经被烧焦，在整条公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一二零师三五八团在穿插中和美军陆战一师的部队相遇了。先是一连七班的韩勤忠发现山坡下有一架直升机停着，几名美军军官正从机舱中出来。韩勤忠立即带七班士兵扑上去，直升机在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中坏了。美军往山上跑，七班就追，谁知道追到了美军陆战一师所属部队的一个阵地面前。韩勤忠和他的士兵管不了那么多了，坚决勇猛地往山上冲击。美军步兵被这么不怕死的冲击吓懵了，丢下阵地转身就跑。
一辆坦克向中国士兵开了炮，韩勤忠负伤了。愤怒的他爬起来向坦克冲去，把一个燃烧瓶扔在坦克上。中国士兵一直把美军追进一个山洞里，大约一个排的美军这才发现打他们的只不过是区区几个中国士兵，于是开始反击。韩勤忠再次负伤，这回是胸部，鲜血涌出。这时，他听见了军号的声音，回头看去，是主力部队到了，他因流血过多而一头栽在地上。韩勤忠作战勇敢，是志愿军中第一个步兵击毁美军直升机的士兵，因此他被记一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三五八团在三五九团二营的配合下，围住了被压缩在板尾洞的美军。天已经亮了，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美军开始突围。中国军队不顾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阻拦，坚决冲击，但是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没能封堵住美军的突围，眼看着美军跑了。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中国军队即使围住了美军，甚至是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围住，最终却不能将敌全部吃掉，这是朝鲜战争中前几次战役就已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次战役中还在重演。
一二军师三五九团的二营，在追击中包围了美军的一个炮兵营。这是美第九十二装甲野战炮兵营，装备的全是大口径火炮，有155毫米的装甲自行火炮两个连和200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一个连，野战炮营的任务是对其集团军各个方向进行火力支援。他们已经修筑好了环形工事，又配备有坦克群和高射机枪所织成的火力网，因此不把中国军队的攻击当回事，还在公路上拦截溃逃下来的南朝鲜士兵，骂他们统统是混蛋。中国三五九团二营为把这个给中国军队的攻击造成巨大伤害的炮兵阵地拿掉，两个连不顾一切地轮番攻击，整整打了三天三夜，两个连最后只剩下不足百人，但是仍没能把这个美军的炮兵阵地打下来。而美军的野战炮兵营一边阻击中国军队的攻击，一边完成集团军不断赋予他们向各个方向开炮的支援任务，他们坚持了三天三夜才撤退，全营仅伤亡15人。
一一八师迅速突破南朝鲜第六师没有力量的抵抗，迅猛向纵深发展。那个打响入朝参战第一枪的三五四团担任着师左翼的突击团。三五四团穿插之猛、动作之快连师指挥部都感到意外。其三营由于穿插得太猛，在打垮敌人的多次拦截之后，深入到了敌后120公里处。天亮时，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做沐洞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三营才发现，当面的南朝鲜军队早就没影了，与他们对峙的敌人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士兵，用是英制“百人队长”式坦克，冲锋枪也是英制的，抓来个俘虏一问，原来是加拿大人。与后续部队脱离过远的三营很快就被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包围了，兵力悬殊，粮弹已尽，带队的团参谋长刘玉珠和三营营长李德章紧张起来。刘玉珠认为，部队穿插的任务就是割断敌人的横向增援，既然打到这里，就要血战到底，在敌后搅他个天翻地覆，尽最大努力打乱敌人的预定部署。决心下定，所有的干部把身上的文件和笔记本烧毁，以决死的状态投入了战斗。
加拿大军队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向这支孤军深人的中国部队展开了疯狂的攻击。钢铁的坦克冲开中国士兵的阻击阵形，把分散抵抗的中国士兵围困在公路边的数个小山包上。一些中国士兵开始与加拿大士兵肉搏，机炮连的火箭筒在击毁敌人的几辆坦克之后没有弹药了，中国士兵们便朝敌人冲上去夺枪。卫生员郁长安手中拿着仅仅是准备给伤员固定断骨的木夹板，加拿大士兵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扔下抢就跑。文书姜臣与高大的加拿大兵扭在一起时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便伸手摸到加拿大兵的脸，一使劲，把他的眼球抠了出来。最后的时刻，营长李伦章和团参谋长刘玉珠商量，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围。李德章先突围，吸引敌人火力，这支队伍没有越过公路就全部伤亡，李德章也中弹倒下。刘玉珠在猛烈的机枪扫射中阵亡，他带的部队也被打散。
刘玉珠，1949年入伍，作战勇敢，爱护士兵，是一个受到全团官兵喜爱的指挥官。火朝作战以来历经数次残酷的战斗，他一直与士兵冲杀在最前沿。三营残存的士兵在突围中顽强抵抗，坚持到天黑加拿大军队撤走了。李德章苏醒之后，带领全部负了伤的士兵转战敌后，四天之后归队。三五四团三营的中国官兵在敌人纵深牵制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从而为正面部队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德章营长好人长命，1994年离世。他的老战友在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难得志宏胆大，身先士卒，万事汤火不避；向来心直口快，坚守信义，一生肝胆照人。
左翼兵团各军于23日已经挺进敌纵深15～20公里。第三十九军的任务特别。该军要用一部分兵力把美陆战一师牵制在华川，使其不得西援。跟随美国陆战一师一起作战的，还有一支南朝鲜的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当天，这支南朝鲜军陆战团还在北进，他们利用浮桥和水陆两用车渡过北汉江，并且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占领了华川地区的一个高地。南朝鲜军战史对此写道：“经过激烈战斗，中共军狼狈溃逃，并且与美陆战五团会合共享胜利喜悦。”为此，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给南朝鲜陆战团团长打来“贺电”：“贵官和贵官属下官兵们对敌军强大进攻，坚决抗击，固守阵地，对这种勇敢战斗的精神我深表谢意。我们为能够同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共同战斗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几个小时后，“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强大压力下闻风而退了。先是美陆战一师与南朝鲜第六师的接合部被中国第三十九军突破；南朝鲜海军陆战团立即后退，还没在新的防御阵地上站稳，其十连阵地就告危急：连长负重伤，士兵们抬着连长往后跑。紧接着就是十一连阵地的危急：十一连的连长也负伤被抬下了阵地。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与美陆战一师一起撤退里，天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飞机居然把炸弹投到了南朝鲜海军陆战团一营的指挥所头上，凝固汽油弹的大火烧着了自己人。
在中国军队左右两翼突击的同时，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也在华川方向突击而入。突破后在涟川以北受到美第三师、土耳其旅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快，23才回到达涟川地区，继续向水平、哨城里方向攻击前进。
在汉城方向，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管依旧孤立地坚持着。为了解救这个营，第二十九旅命令菲律宾营在一个坦克连的掩护下前去增援。在接近格罗斯特营的时候，菲律宾营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而不能前进，坦克这也遭到袭击，最前面的坦克被中国士兵击毁而堵塞了公路。增援失败后，第二十九旅把比利时营和六十五团的波多黎哥人的部队加入进增援的行列，结果在距离格罗斯特营仅仅两公里的地方还是打不动了。不久，第二十九旅被迫撤退，陷入重围的格罗斯特营终于接到了突围的命令，但是，已经没有突围出去的希望了。全营一半人阵亡，连伤员在内，活着的不足300人。营长卡恩中校请求炮兵支援然后突围，但由于第二十九旅已经跑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回答是“无法支援”。卡恩中校被迫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伤员集合在阵地上，和伤员在一起的是营长卡恩中校、军医希基上尉、卫生兵三名，还有随军牧师戴维斯。突围的英国士兵立即陷入中国军队的天罗地网之中。
刘光子，中国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一营二连的战士，内蒙古杭锦后旗尖子地乡六小村人，30岁。他出身于贫苦的逃荒农民家庭，为了还所欠的租粮，他入国民党军队当兵十年。1948年他被解放军“解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从入朝作战的时候起，他就有立战功的想法。随部队向北追击的时候，他发现了几个逃跑的英军士兵。他决心抓活的。在接近之后，他开枪站起来，呐喊一声，结果把他吓了一跳，石头后面一下子站起来一大群英军士兵！
几十张凶狠的面孔和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向他逼过来。他鼓励自己：沉住气！沉住气！英国人的枪口顶住了刘光子的胸膛。一个军官的手枪对准了他的额头。刘光子不动声色地拉开了手雷的保险。就在手雷即将炸响的一瞬间，刘光子往后一缩，把手雷一扔，然后滚下山坡。手雷爆炸的声音引来了部队，中国士兵开始对英军士兵进行围剿。苏醒过来的刘光子在黑暗的夜色中向四处逃跑的英军士兵开始狂追。他身上的棉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气喘得如同拉风箱一样，他一心要追上去，抓几个活的立大功！
刘光子再次截住了一大群英军士兵。他站在英国人面前大喊：“谁再跑就打死谁！”为首的一个个子很高手提机枪的英军士兵首先放下了枪，举起了手。其他的英军士兵也把枪扔在了地上。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群英军士兵在跑，刘光子端着机枪扫了一梭子，又喊，那群英军士兵也不再跑了。刘光子把四周一大群英军士兵集中在一起，掏出怀里的英文传单让他们看，俘虏们安静下来。连里长时间不见刘光子的影子有点紧张，以为他负伤了或者牺牲了。正焦急，突然看见远处来了一队某军士兵，刚要射击的时候，才见这些英国人是举着手的，浑身是血的刘光子端着一挺机枪跟在后面。中国士兵们立即为刘光子抓到的俘虏点数，点了两遍才点清楚：63个。这是朝鲜战争中一名中国士兵俘虏敌军士兵的最高纪录。刘光子被记一等功。刘光子抓获的英军士兵是格罗斯特营的，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缀有两颗帽徽。
英军第二十九旅除人员损失大部外，装备也大部分丢失。但是，从战场全局上看，也许正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营在前沿阵地坚持了三天，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当面中国军队的发展，才使汉城方向的联合国军能够较为完整地撤退了。
至25日，第五次战役发起的第四天，中国军队连续三昼夜作战，虽然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美军侧翼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基本呈平推态势，歼敌不多。联合国军逐步撤退至锦屏山、竹叶山、县里树平、春川的二线阵地继续阻击。范弗里特坚决执行了李奇微的战术思想，以每晚撤退30公里为最大限度，因为30公里也是中国军队一夜进攻的最大限度。撤退30公里之后停住，然后立即利用白天转入防御，发挥其强大的火力优势给中国军队尽可能多的杀伤。天黑下来的时候，再视情况而再一次后退。此时的范弗里特也知道了，中国军队攻击作战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
26日，彭德怀就第五次战役的发展和下一步的打算，向毛泽东报告如下；（一）此役，我为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提前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各项准备不充分。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紧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被美军所乘，致使不少志愿军陷入敌后。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据闻，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耳光。都打肿了，金一星期没法吃饭。——香港《明报》编者按。
4月22日晚间时。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打夜战的中国军队的每次大规模进攻都必挑选月圆之时。明月柔和的光线正好照亮中国士兵前进的道路。在宽度达2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作战的炮声骤然轰鸣起来。
空寺洞矿洞里，彭德怀坐在巨大的地图前，他习惯在战役的整个过程中都这样坐着，看参谋在地图上插着小旗帜，那表示着各军冲击所到达的位置。战役前的炮火准备，无论火炮数量还是炮击的时间，都是空前的。彭德怀在那一刻也许想象到了敌人的前沿在中国军队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土木横飞的景象。
冲击的时间到了。开始！突然参谋报告，有部队来电询问：“我们还在向冲击开始的位置运动中，怎么就命令冲击开始了？能不能推迟冲击时间？”一个晚上能有多少时间？炮兵的炮火准备后，步兵不立即冲击，那么炮火准备不就没有实际作用了？等他们到达冲击位置，下半夜了，天亮前完不成突破，大白天的还指望什么？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脸色铁青。冲！不顾一切，直接冲击！尽管出了一点问题，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官兵都对这次大规模的战役胸有成竹：看这阵势！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部队，打美国鬼子还能有什么问题？军号齐鸣！近20万中国官兵在整个战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冲击！
左翼第九兵团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前沿，主力向纵深发展，先后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23日已挺进敌纵深30公里。中央集团第三兵团尽管从国内到达攻击阵地才十天，但也突入了敌人纵深，分割了东西敌人的联系。右翼第十九兵团歼灭临津江西岸之敌后，于23日强渡临津江，向当面敌人发起了持续攻击。
在中国军队突然发起的反击面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组织部队撤退。但是例外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不放弃汉城，他认为汉城的丢失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丢失，而是要关系到整个战争态势的关键。谁说这个“旧式军人”不懂政治？范弗里特立即下令将空降一八七团紧急调往永登浦待命，将预备队骑兵第一师五团配给第九军，加强汉城正面的防御。同时命令全线向“堪萨斯线”撤退。美第二十四师立即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冲击。由于南朝鲜第六师迅速溃败，致使美第九军侧翼暴露，第九军各部队边打边撤，部队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美第二十五师受到的冲击更剧烈，中国军队的冲击部队不但炮火猛烈，而且还有坦克参加。午夜时分，二十七团顶不住了，开始向芝浦里一线撤退，二十四团也撤退到汉滩川南岸组织防御阵地。
中国军队利用二十四团撤退的间隙将土耳其旅包围，该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炮兵一夜之间打光了所有的炮弹，并以一个营为先头杀开血路，引导全旅向南逃跑，一夜之间便向南撤去15公里。掩护汉城方向联合国军撤退的部队，是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七旅再次充当为联合国军打前锋的角色。范弗里特的命令是：“坚守阵地。”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作战开始的时候，只有英军第二十九旅一开始没有受到冲击。他们看着映红半边天的炮火，以及从东西线两边阵地上传来的剧烈枪声，不明白自己这里为什么没有动静。
这个旅已经做好了祝祭的一切准备。因为第二天是英国人的一个重要日子：圣乔治目。这是个宗教纪念日，英国人一般称之为守护神日。但是，守护神日来临的时候，降临在英国人头上的不是守护，而是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等英军第二十九旅突然觉得自己的阵地周围开始有动静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把他们三面包围了。位于最前边的比利时营最先受到打击。这个营的位置在临津江北岸，当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冲击波开始时，这个营立即陷入了混乱。与旅的通讯联系中断，背后是黑暗中的大江，前面是中国士兵的一片杀声，于是全营在一片绝望中呼天喊地。第二十九旅派出一个营企图渡过江去解救，但是很快这个营就自顾不暇了。比利时营被洪水般冲过来的中国士兵吞没，惊慌四散的比利时人纷乱地跳入临津江逃命，其幸存者在坦克的掩护下上岸，一窝蜂地消失在向南奔逃的茫茫夜色之中。
最急的是第二十九旅的左翼格罗斯特营。午夜，渡过临津江的中国第六十三军的士兵在第一次冲击后就把这个营最前边的A连包围了，连部首先被袭击，连长安格少校被乱枪打死。天亮时分，在全连大部伤亡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个营两侧的高地，切断了英军的后路。第二十九旅投入一个营的炮兵支援，一个营的每门炮都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炮管打红了，但是依旧设有令格罗斯特营的情况好转。美军的飞机开始向阵地空投大量的补给，但是敌我混战中投下的物资基本上让中国士兵利用了。格罗斯特营弹尽粮绝，四面悲歌。他们接到旅指挥部的最新的命令仍是：就地坚守。格罗斯特营是英军中惟一缀有两颗帽徽的部队，这是这支部队在150年前远征埃及被包围时转败为胜所获得的殊荣。
黎明前，天下起蒙蒙小雨。中国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他的指挥部涉水渡过临津江。迎面走来的是中国士兵押着的俘虏。江岸上遍地是尸体和零乱的物资。一队英制坦克正往北开，是从英第二十九旅手中缴获来的，中国士兵不会开，就押着英军俘虏开。
太阳升起来了，第十九兵团的将领们手拿树枝举在头顶赶路，为的是防空。运送第十九兵团的火车刚一进入朝鲜，因为白天就不能行驶，火车就躲在山洞里。结果火车的制动闸失灵。在没有车头的情况下顺着陡坡自行滑动，越滑越快，10分钟后就风驰电掣般地冲入一个车站，眼看就要和停在车站里的车厢撞上，幸亏一个朝鲜小男孩机敏地板开道岔，令车厢滑到了安全的轨道上。车厢里包括杨得志在内的第十九兵团的全部高级指挥员，一想到一个跟枪差不多高的朝鲜男孩救了整整一个兵团，不免有些后怕。另外，在战役开始前，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带着几个参谋去找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谁知路遇一群敌人的坦克，一问，人民军第一军团已经撤退了，美军现在正在反击。傅崇碧军长只能隐蔽到山上，其结果是第六十三军没能到达预定的防御地点就开始阻击敌人了。
第六十三军的阻击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担负穿插议政府任务的第六十四军进展缓慢。议政府从正面威胁着汉城的攻守，彭德怀对此特别重视。第六十四军渡江之后，在美军坦克和飞机的阻击之下，始终无法向前推进。为此，杨得志接到彭德怀电报：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作战，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否则，正面之敌将节节抗击，退至汉江南岸，增加渡江开展战局的困难，望深体此意，坚决执行之。
于是，杨得志给第六十四军连发两次电报，催促其迅速突破敌人的阻击防线，电报的措辞十分严厉：（一）江南之敌为英二十九旅、伪一师全部仅两万余人，虽有工事，火力强，飞机疯狂轰炸，但散布于四五十里宽的正面。（二）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势必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会造成更多的困难。（三）各军师本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放。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由于第六十四军的受阻，第十九兵团被迫派出第二梯队的第六十五军增援第六十四军，杨得志直接与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通话，命令他迅速突破，穿插纵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但是，激战过后，第六十四军只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营得以突破，虽然后来的插进纵深达120公里，占领了通往汉城的交通要让道峰山，给美军造成极大的威胁，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无法有效地坚持。第六十四军主力在反复的攻击中依旧不能前进，奉命增援的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上来了，顶在前进不了的第六十四军的后面，结果，中国军队五个师的6万多人全部挤在了临津江南岸的狭窄的江边。前进冲不过去，撤退没有命令，正是白天，美军飞机对没有防空能力的中国士兵群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国士兵密集的尸体血肉模糊地倒在临津江南岸。
在中国军队冲击战线的左翼，是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以及第四十军。第九兵团在第二次战役时，在东线与美陆战一师的战斗中损失巨大，士兵中冻伤的人数比战斗伤亡还要大，他们在东线整整休整了五个月之久，在补充了新兵和装备之后，他们重新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的战斗。
在第九兵团的正面，最前面的是南朝鲜第六师。就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战役的前一天，南朝鲜第六师还在按照计划北进。黄昏17时左右，他们在北进的行进途中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的攻击。仅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之后，师长张都映便命令部队撤退到“A”线。所谓“A”线是向后几公里处的一条预定的防御线。但是，兵败如山倒，其二团的阵地被中国军队从两侧迂回，团指挥所遭到炮轰后，全团立即向后撤退。十九团看见二团的遭遇不敢再贸然前进，观望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的侧后也出现了中国部队，于是知道大事不好也开始撤退。在撤退的时候，十九团被中国军队的冲击打乱，团长林益淳无法组织部队进行阻击，于是形成全线溃败。作为预备队的七团本来在“A”线上做了阻击准备，任务是掩护主力撤退，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作为师预备队的自己顷刻间便会成为前沿，前沿的命运不堪面对，因此七团没有作战就开始狂逃。
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第四十军的任务是打穿插。一二零师向南朝鲜第六师发起全面攻击之后，师三个团并肩穿插，穷追猛打。三六零团在攻击中发现山下的公路上一条足有两里地长的敌人机械化的队伍正在向南撤退。团长徐锐看见了“肥肉”，不容考虑，立即命令部队攻击。原来这是南朝鲜第六师炮兵营在南撤的公路上与美第二十四师住北支援的自行火炮营迎面顶在了一起，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河，美军命令南朝鲜士兵回到前沿去战斗，而南朝鲜士兵让美军把路让开。吵成一团的时候，中国军队来了。中国士兵把公路的两端封死，然后手持轻武器向这支钢铁队伍冲上去。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夺路而逃，但中国士兵猛烈的迫击炮弹和枪弹把这一段公路打成了一片火海。中国士兵在火焰中追逐着四处奔逃的美国兵和南朝鲜兵，在汽车下、坦克里将他们杀死或者俘虏。天亮的时候，徐锐团长上了公路，他看见了一幕令他这个老兵都心惊的景象：无数坦克、汽车和自行火炮拥挤在一起燃烧，不少汽车已经被坦克撞得四轮朝天。一门自行火炮压在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的美军军官已被压扁。到处是南朝鲜士兵和美军士兵的尸体，尸体都已经被烧焦，在整条公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一二零师三五八团在穿插中和美军陆战一师的部队相遇了。先是一连七班的韩勤忠发现山坡下有一架直升机停着，几名美军军官正从机舱中出来。韩勤忠立即带七班士兵扑上去，直升机在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中坏了。美军往山上跑，七班就追，谁知道追到了美军陆战一师所属部队的一个阵地面前。韩勤忠和他的士兵管不了那么多了，坚决勇猛地往山上冲击。美军步兵被这么不怕死的冲击吓懵了，丢下阵地转身就跑。
一辆坦克向中国士兵开了炮，韩勤忠负伤了。愤怒的他爬起来向坦克冲去，把一个燃烧瓶扔在坦克上。中国士兵一直把美军追进一个山洞里，大约一个排的美军这才发现打他们的只不过是区区几个中国士兵，于是开始反击。韩勤忠再次负伤，这回是胸部，鲜血涌出。这时，他听见了军号的声音，回头看去，是主力部队到了，他因流血过多而一头栽在地上。韩勤忠作战勇敢，是志愿军中第一个步兵击毁美军直升机的士兵，因此他被记一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三五八团在三五九团二营的配合下，围住了被压缩在板尾洞的美军。天已经亮了，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美军开始突围。中国军队不顾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阻拦，坚决冲击，但是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没能封堵住美军的突围，眼看着美军跑了。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中国军队即使围住了美军，甚至是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围住，最终却不能将敌全部吃掉，这是朝鲜战争中前几次战役就已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次战役中还在重演。
一二军师三五九团的二营，在追击中包围了美军的一个炮兵营。这是美第九十二装甲野战炮兵营，装备的全是大口径火炮，有155毫米的装甲自行火炮两个连和200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一个连，野战炮营的任务是对其集团军各个方向进行火力支援。他们已经修筑好了环形工事，又配备有坦克群和高射机枪所织成的火力网，因此不把中国军队的攻击当回事，还在公路上拦截溃逃下来的南朝鲜士兵，骂他们统统是混蛋。中国三五九团二营为把这个给中国军队的攻击造成巨大伤害的炮兵阵地拿掉，两个连不顾一切地轮番攻击，整整打了三天三夜，两个连最后只剩下不足百人，但是仍没能把这个美军的炮兵阵地打下来。而美军的野战炮兵营一边阻击中国军队的攻击，一边完成集团军不断赋予他们向各个方向开炮的支援任务，他们坚持了三天三夜才撤退，全营仅伤亡15人。
一一八师迅速突破南朝鲜第六师没有力量的抵抗，迅猛向纵深发展。那个打响入朝参战第一枪的三五四团担任着师左翼的突击团。三五四团穿插之猛、动作之快连师指挥部都感到意外。其三营由于穿插得太猛，在打垮敌人的多次拦截之后，深入到了敌后120公里处。天亮时，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做沐洞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三营才发现，当面的南朝鲜军队早就没影了，与他们对峙的敌人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士兵，用是英制“百人队长”式坦克，冲锋枪也是英制的，抓来个俘虏一问，原来是加拿大人。与后续部队脱离过远的三营很快就被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包围了，兵力悬殊，粮弹已尽，带队的团参谋长刘玉珠和三营营长李德章紧张起来。刘玉珠认为，部队穿插的任务就是割断敌人的横向增援，既然打到这里，就要血战到底，在敌后搅他个天翻地覆，尽最大努力打乱敌人的预定部署。决心下定，所有的干部把身上的文件和笔记本烧毁，以决死的状态投入了战斗。
加拿大军队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向这支孤军深人的中国部队展开了疯狂的攻击。钢铁的坦克冲开中国士兵的阻击阵形，把分散抵抗的中国士兵围困在公路边的数个小山包上。一些中国士兵开始与加拿大士兵肉搏，机炮连的火箭筒在击毁敌人的几辆坦克之后没有弹药了，中国士兵们便朝敌人冲上去夺枪。卫生员郁长安手中拿着仅仅是准备给伤员固定断骨的木夹板，加拿大士兵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扔下抢就跑。文书姜臣与高大的加拿大兵扭在一起时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便伸手摸到加拿大兵的脸，一使劲，把他的眼球抠了出来。最后的时刻，营长李伦章和团参谋长刘玉珠商量，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围。李德章先突围，吸引敌人火力，这支队伍没有越过公路就全部伤亡，李德章也中弹倒下。刘玉珠在猛烈的机枪扫射中阵亡，他带的部队也被打散。
刘玉珠，1949年入伍，作战勇敢，爱护士兵，是一个受到全团官兵喜爱的指挥官。火朝作战以来历经数次残酷的战斗，他一直与士兵冲杀在最前沿。三营残存的士兵在突围中顽强抵抗，坚持到天黑加拿大军队撤走了。李德章苏醒之后，带领全部负了伤的士兵转战敌后，四天之后归队。三五四团三营的中国官兵在敌人纵深牵制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从而为正面部队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德章营长好人长命，1994年离世。他的老战友在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难得志宏胆大，身先士卒，万事汤火不避；向来心直口快，坚守信义，一生肝胆照人。
左翼兵团各军于23日已经挺进敌纵深15～20公里。第三十九军的任务特别。该军要用一部分兵力把美陆战一师牵制在华川，使其不得西援。跟随美国陆战一师一起作战的，还有一支南朝鲜的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当天，这支南朝鲜军陆战团还在北进，他们利用浮桥和水陆两用车渡过北汉江，并且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占领了华川地区的一个高地。南朝鲜军战史对此写道：“经过激烈战斗，中共军狼狈溃逃，并且与美陆战五团会合共享胜利喜悦。”为此，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给南朝鲜陆战团团长打来“贺电”：“贵官和贵官属下官兵们对敌军强大进攻，坚决抗击，固守阵地，对这种勇敢战斗的精神我深表谢意。我们为能够同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共同战斗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几个小时后，“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强大压力下闻风而退了。先是美陆战一师与南朝鲜第六师的接合部被中国第三十九军突破；南朝鲜海军陆战团立即后退，还没在新的防御阵地上站稳，其十连阵地就告危急：连长负重伤，士兵们抬着连长往后跑。紧接着就是十一连阵地的危急：十一连的连长也负伤被抬下了阵地。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与美陆战一师一起撤退里，天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飞机居然把炸弹投到了南朝鲜海军陆战团一营的指挥所头上，凝固汽油弹的大火烧着了自己人。
在中国军队左右两翼突击的同时，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也在华川方向突击而入。突破后在涟川以北受到美第三师、土耳其旅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快，23才回到达涟川地区，继续向水平、哨城里方向攻击前进。
在汉城方向，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管依旧孤立地坚持着。为了解救这个营，第二十九旅命令菲律宾营在一个坦克连的掩护下前去增援。在接近格罗斯特营的时候，菲律宾营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而不能前进，坦克这也遭到袭击，最前面的坦克被中国士兵击毁而堵塞了公路。增援失败后，第二十九旅把比利时营和六十五团的波多黎哥人的部队加入进增援的行列，结果在距离格罗斯特营仅仅两公里的地方还是打不动了。不久，第二十九旅被迫撤退，陷入重围的格罗斯特营终于接到了突围的命令，但是，已经没有突围出去的希望了。全营一半人阵亡，连伤员在内，活着的不足300人。营长卡恩中校请求炮兵支援然后突围，但由于第二十九旅已经跑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回答是“无法支援”。卡恩中校被迫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伤员集合在阵地上，和伤员在一起的是营长卡恩中校、军医希基上尉、卫生兵三名，还有随军牧师戴维斯。突围的英国士兵立即陷入中国军队的天罗地网之中。
刘光子，中国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一营二连的战士，内蒙古杭锦后旗尖子地乡六小村人，30岁。他出身于贫苦的逃荒农民家庭，为了还所欠的租粮，他入国民党军队当兵十年。1948年他被解放军“解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从入朝作战的时候起，他就有立战功的想法。随部队向北追击的时候，他发现了几个逃跑的英军士兵。他决心抓活的。在接近之后，他开枪站起来，呐喊一声，结果把他吓了一跳，石头后面一下子站起来一大群英军士兵！
几十张凶狠的面孔和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向他逼过来。他鼓励自己：沉住气！沉住气！英国人的枪口顶住了刘光子的胸膛。一个军官的手枪对准了他的额头。刘光子不动声色地拉开了手雷的保险。就在手雷即将炸响的一瞬间，刘光子往后一缩，把手雷一扔，然后滚下山坡。手雷爆炸的声音引来了部队，中国士兵开始对英军士兵进行围剿。苏醒过来的刘光子在黑暗的夜色中向四处逃跑的英军士兵开始狂追。他身上的棉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气喘得如同拉风箱一样，他一心要追上去，抓几个活的立大功！
刘光子再次截住了一大群英军士兵。他站在英国人面前大喊：“谁再跑就打死谁！”为首的一个个子很高手提机枪的英军士兵首先放下了枪，举起了手。其他的英军士兵也把枪扔在了地上。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群英军士兵在跑，刘光子端着机枪扫了一梭子，又喊，那群英军士兵也不再跑了。刘光子把四周一大群英军士兵集中在一起，掏出怀里的英文传单让他们看，俘虏们安静下来。连里长时间不见刘光子的影子有点紧张，以为他负伤了或者牺牲了。正焦急，突然看见远处来了一队某军士兵，刚要射击的时候，才见这些英国人是举着手的，浑身是血的刘光子端着一挺机枪跟在后面。中国士兵们立即为刘光子抓到的俘虏点数，点了两遍才点清楚：63个。这是朝鲜战争中一名中国士兵俘虏敌军士兵的最高纪录。刘光子被记一等功。刘光子抓获的英军士兵是格罗斯特营的，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缀有两颗帽徽。
英军第二十九旅除人员损失大部外，装备也大部分丢失。但是，从战场全局上看，也许正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营在前沿阵地坚持了三天，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当面中国军队的发展，才使汉城方向的联合国军能够较为完整地撤退了。
至25日，第五次战役发起的第四天，中国军队连续三昼夜作战，虽然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美军侧翼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基本呈平推态势，歼敌不多。联合国军逐步撤退至锦屏山、竹叶山、县里树平、春川的二线阵地继续阻击。范弗里特坚决执行了李奇微的战术思想，以每晚撤退30公里为最大限度，因为30公里也是中国军队一夜进攻的最大限度。撤退30公里之后停住，然后立即利用白天转入防御，发挥其强大的火力优势给中国军队尽可能多的杀伤。天黑下来的时候，再视情况而再一次后退。此时的范弗里特也知道了，中国军队攻击作战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
26日，彭德怀就第五次战役的发展和下一步的打算，向毛泽东报告如下；（一）此役，我为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提前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各项准备不充分。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紧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抵抗。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严重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三昼夜，没有达成迂回议政府、截断放入归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二）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放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将更加明显。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我军在朝作战，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其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同时，朝鲜地势狭窄，如敌不登陆，兵力集中，亦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有利于各个击破。（三）如敌很快登陆，我虽有准备，但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四）根据以上所述，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两个军团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
彭德怀非常确定地认为美军肯定要实施登陆作战。而从战后战争各方的大量资料上看，虽然麦克阿瑟和李奇微都始终存有在中国军队侧后登陆的念头，但是美军从未真正地为此准备过。原因很简单，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杜鲁门政府的角度上看，美国政府没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打算，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动用一切手段与中国军队较量，那么至少麦克阿瑟不会过早地被解职。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并再次强调“目前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做准备，免陷被动”。于是，中国军队26日继续向联合国军的纵深发展，并于当日占领了联合国军的二线阵地。
至28日，中国右翼第十九兵明占领了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中路的第三兵团进至自逸里、富坪里地区，左翼第九兵团进至榛伐里、祝灵山、清平里、加平、春川地区。是日，美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汉城城内再一次一片惊慌，无论李承晚甚至李奇微如何表示决不放弃汉城，汉城还是出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难民逃离潮。美骑兵第一师奉命周至汉城，在汉城周围组织起密集的火力网。火力网由大炮和飞机所组成，炮兵每个连平均发射炮弹3000多发，而美军空军仅28日一天就对汉城前沿进行了39次猛烈轰炸，美军认为，能够突破这个火力屏障，太平洋战史上没有先例。
而此时的中国军队没有占领汉城的打算。中国军队在前沿的所有部队此时已是粮弹已尽。29日，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攻击。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始，到4月29日止，历时整整七天。七天是一个星期，正是李奇微说的“礼拜攻势”。
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抵抗。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严重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三昼夜，没有达成迂回议政府、截断放入归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二）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放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将更加明显。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我军在朝作战，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其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同时，朝鲜地势狭窄，如敌不登陆，兵力集中，亦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有利于各个击破。（三）如敌很快登陆，我虽有准备，但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四）根据以上所述，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两个军团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
彭德怀非常确定地认为美军肯定要实施登陆作战。而从战后战争各方的大量资料上看，虽然麦克阿瑟和李奇微都始终存有在中国军队侧后登陆的念头，但是美军从未真正地为此准备过。原因很简单，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杜鲁门政府的角度上看，美国政府没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打算，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动用一切手段与中国军队较量，那么至少麦克阿瑟不会过早地被解职。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并再次强调“目前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做准备，免陷被动”。于是，中国军队26日继续向联合国军的纵深发展，并于当日占领了联合国军的二线阵地。
至28日，中国右翼第十九兵明占领了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中路的第三兵团进至自逸里、富坪里地区，左翼第九兵团进至榛伐里、祝灵山、清平里、加平、春川地区。是日，美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汉城城内再一次一片惊慌，无论李承晚甚至李奇微如何表示决不放弃汉城，汉城还是出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难民逃离潮。美骑兵第一师奉命周至汉城，在汉城周围组织起密集的火力网。火力网由大炮和飞机所组成，炮兵每个连平均发射炮弹3000多发，而美军空军仅28日一天就对汉城前沿进行了39次猛烈轰炸，美军认为，能够突破这个火力屏障，太平洋战史上没有先例。
而此时的中国军队没有占领汉城的打算。中国军队在前沿的所有部队此时已是粮弹已尽。29日，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攻击。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始，到4月29日止，历时整整七天。七天是一个星期，正是李奇微说的“礼拜攻势”。
珍贵罕见：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枪毙全过程！
1943年墨索里尼就曾被赶下台。当时盟军胜利的曙光显现，轴心国意大利经济已近绝境，人民食物匮乏、衣不蔽体，没有充足的兵员，军队也近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统治集团决定抛弃带领意大利走向战争的墨索里尼。7月24曰夜，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恢复君主立宪，把军队指挥权交还国王。25曰夜晚，国王埃曼努尔三世召见墨索里尼，令他辞职，同时任命巴多格里奥陆军元帅为总理，组成了一个无党派政府，墨索里尼被秘密关押到蓬察岛。
消息传到德国，希特勒震怒了，他明白，意大利新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投降盟国，所以他组织了“橡树行动”营救墨索里尼，执行者是奥地利人奥托·斯科尔兹内上尉。这个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土非常关心，一战后，原属奥地利的南蒂罗尔被划给了意大利，他一直感到耿耿于怀。此次行动救出墨索里尼后，他便借功向墨索里尼索要南蒂罗尔。
意大利新政府不断更换关押墨索里尼的地点，使得德国军队不得不曰以继夜地寻找他的踪迹。在9月12曰，德国军队展开突袭行动。这天下午2时，墨索里尼正郁闷地坐在一家旅馆的窗前，突然，他看到几架滑翔机从天而降，德国军人们迅速从从机舱里跳出，在距旅馆100米远的地方架起机枪。意方看守部队正要进入战斗状态，墨索里尼突然大叫：“别开火！别开火！你们没有看到吗？那是一位意大利将军！”原来，德国突袭队不知道从哪里把意大利的索雷将军抓来做人质，挡在前面。就这样，德国突袭人员进入旅馆，带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获救后，建立了短命的“萨洛共和国政府”——一个听命于希特勒的傀儡政府。
1945年，盟军的进攻一次次加强。4月25曰，大势已去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佩塔奇（生于1912年2月28日，出身于罗马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离开米兰逃往瑞士。次曰拂晓，他们在一家旅馆等待3000名黑衫军与自己会合，但却连个影子都没等到。几天后，他们就在东戈附近被意大利解放组织的游击队员捕获了。对于怎样处置墨索里尼，游击队员们发生了争执：一方主张立即把他处死，另一方主张把他交给盟军。最后，手提机枪解决了问题——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变成了尸体。
游击队员把他们的尸体运到了米兰的罗雷托广场示众。在这里，1944年曾有15名游击队员被暴尸。愤怒的人群不断往墨索里尼的尸体上吐唾沫，甚至有妇女在墨索里尼的身体上撒尿。人们给墨索里尼僵硬的手上插了一个类似国王节杖的法兰西三角旗，讽刺他死了也念念不忘早已没有的权力。后来，他们的尸体又被倒挂在广场上的加油站旁边。据说，墨索里尼的脑浆不断从头部右侧的伤口里流出。
后来尸体被运往米兰大学的医院，美国军方的医生从墨索里尼的头里取走了一些脑组织。美国人觉得墨索里尼简直是一个疯子，所以他的脑组织是被放在华盛顿的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研究保存的。尸体的其他部分被迅速埋葬在米兰城外的穆索科墓地，除了上面的编号384外，没有任何的标记。
1946年，莱西奇等3名法西斯分子半夜溜进墓地，偷走了墨索里尼的尸体。据莱西奇交代，当他撬开棺材的时候，他看见墨索里尼的脸是苦笑的。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裹在尸体上的被单撕开。不过，意大利政府很快找到了盗墓人，并把墨索里尼重新葬在普雷达皮奥的圣卡西亚诺墓地。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建国初女兵秘密西迁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50年阳春，在我国的古丝绸之道上，一支由200多辆军用卡车组成的秘密运输队从兰州由东向西艰难地行驶在冰坂、沙漠中。车上盖着严严实实的帆布篷，透出神秘的感觉。兵车翻山越岭驶出天下第一关——嘉峪关，一直向西。车上是清一色的纯洁女性，她们此次西出阳关，是有什么重大任务呢？此时可能连她们自己也不完全清楚。原来这就是共和国诞生不久秘密大西迁的第一代中国女兵。
那是1949年10月7日，我西路人民解放军二、六军指战员在王震将军率领下，沿甘肃酒泉的茫茫大漠向新疆进军，准备与深明大义刚刚宣布和平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部队一同剿匪反霸、平叛歼敌，粉碎以乌斯满、尧乐博斯为首的反动势力的分裂叛乱，争取解放新疆的彻底胜利。
我十万大军进疆后，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内有土匪外有敌人，社会秩序混乱，经济生活相当艰苦。更为突出的是，官兵普遍大龄化，团以下官兵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棍汉”，将士普遍想家，生活十分寂寞枯燥，这一切给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带来了严重影响。而国民党部队起义后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的10万官兵中，这一问题同样突出。
身经百战的王震将军面对这一严峻又无法回避的现实深知，要使这20万大军能安心戍边，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王震将军反复考虑后，将这一想法报告给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女兵西迁进疆行动就这样秘密实施了。
在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一位来自济南市的老妈妈，回忆起当兵的情景，两眼禁不住热泪盈盈——那时，正读初中的她有一天看到学校里来了一队身穿军装的人，举着“新疆军区女兵招聘团的牌子，动员女学生去当兵。一时间，”有志青年到新疆去，为祖国大西北贡献青春“成为最振奋人心的口号。学校大部分女生都积极报了名，经过考察、体检，很快被录取。之后便匆匆告别父母，带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和美好愿望踏上了漫漫西行路。然而到了部队才发现既不是扛枪站岗、执勤放哨，也不是头戴大白帽的卫生兵，而是当了一名”庄稼兵，在茫茫大漠里耕地种粮。当时，许多姑娘面对荒凉的生活和艰苦的条件后悔极了，当初想像的美好愿望一下全破灭了。不少人当时连生活关都过不了：吃的是干咸菜，喝的是盐碱水，一天两顿窝窝头，有时连牙膏、卫生纸都买不到。可是，随着军垦大军中天真活泼女兵的增多，单调的生活被欢声笑语所代替，呈现出的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垦荒景象。大家渐渐适应了，也安心了。
有资料记载：在共和国百废待兴的前4个年头，就有2万多名齐鲁大地的优秀女儿辞别家乡亲人，告别青山绿水，西出阳关，高歌进疆，加入了边疆建设的行列。同一时刻，杭州、合肥、重庆、长沙、武汉等13个大中城市的十几万女中学生和待业姑娘，响应祖国召唤，纷纷报名应征。
这批远征娘子军中，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尚不满14岁。她们西行的经历之艰苦，今天的人难以想像。行进路途上，开始时大家还有说笑，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腿一天天僵硬，脚也开始浮肿，等到了兰州后，50-60%人的脚连鞋也穿不进去了，然而当时火车只能开到兰州，以后的3000多公里路全靠汽车输送。随着海拔升高，大家头昏眼花，有的疼得在车里直打滚，有的把头使劲往车厢板上撞。长时间的颠簸和摇晃，使大家欲吃不能，不吃难耐。有的人一闻到饭菜就想吐，一个人吐，大家便跟着吐。更难以忍受的是变化无常的气候，许多人因水土不服加之气候变化无常而途中病倒。据有关数字记载，1950年至1954年进疆女青年中，不幸病亡于途中的就有40多人。
活泼可爱温柔的女兵们，在与军垦官兵的共同生产生活中，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使昔日寂寞单调的军营生活充满了欢乐和生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姑娘们纷纷与军垦官兵恋爱结婚，在天山南北扎下了根。
如今，在天山南北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她们中更多的人依然和她们的子孙奋战在田间地头，在为边疆的繁荣稳定默默地奉献着。许多人至今未曾回过一次老家，有的离开父母后再也未相见过；有的人至今还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不能和城里人相比的简朴生活；有的地方孩子上学困难，交通不便，文化生活贫乏。然而面对这一切，她们无怨无悔，矢志不移。50多年来，她们边开荒，边生产，边积累，边发展，进军塔里木，开发准噶尔，在浩瀚戈壁大兴水利，开渠引水，垦荒造田，植树造林，架桥修路，办厂经商，发展边贸，兴办实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一切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西阳关的女性！
第三章 茶话古今
雍正赐死年羹尧真相：鸟尽弓藏还是另有原因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
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千载一时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年羹尧也曾提出，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后，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在此情况下，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
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盛极而衰，身败名裂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失势后，估计到雍正不会放过自己，可能最终难逃一死，所以给其贴身家人巨额银票，让他带着两个怀孕的蒙古小妾远走高飞、隐藏民间，以延续年家的香火。这个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这时的年羹尧不仅不是没有子嗣，而且还不止一个儿子。《雍正王朝》还有一段剧情说，年羹尧是在雍正的另一宠臣李卫的监视之下于杭州的城门洞里自尽的，也不准确，实际上他是死于北京。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犯上谋反，难成定谳
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杀人灭口，事出有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作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揭密：解放前新疆惨绝人寰的“突厥革命”
40年代的新疆，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叛乱，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次叛乱没有得到准确的定性，延至今日，遂酿成东突之祸。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区革命”事件！
1944年，新疆的东突分子以盛世才的“献马运动”为借口，在伊犁巩哈挑动突厥暴民发起叛乱。与此同时，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里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下，大批在苏联学习了特种作战战术的突厥极端分子也纷纷越过国境进入暴动地区，直接参与了所谓的“三区革命”。
叛乱初期，突厥叛军利用国军在伊犁河谷兵力空虚的契机，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度占领尼勒克。蒋介石盛怒之下命朱绍良接替了盛世才的职位调遣内地的国军西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
苏联不甘心失败，继续向伊犁的突厥恐怖组织提供军火及人员的援助。于是在1944年11月7日这天的夜里，突厥暴徒在伊宁暴乱，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连5、6岁的幼女都不放过，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时，苏联间谍、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苏军特种部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伊公路；突厥极端组织头目阿巴索夫和苏联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另一支苏军从霍城越界潜入了伊犁市区，随后杀害了国民政府官员，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
国军守军一个排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突厥暴徒伏击。入夜，巩哈一带的恐怖分子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军守军。暴动很快成功。于是这些凶残的突厥狗再一次把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汉族平民。
幸存的国军守军掩护一部分伊宁居民撤退到了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杀红了眼的突厥暴徒在苏军的协助下穷追不舍。12月31日，在数十架轰炸机和十门火炮的支援下，苏军军官科兹洛夫指挥突厥暴徒攻下了惠远城，国军守将陈伯良、高炜用中正剑切腹自裁。突厥暴徒再屠惠远。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犁郊县的数十万汉族居民纷纷逃往焉耆，结果在至玉尔都斯山被苏军和突厥暴徒追及，随后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一地的国军还在坚守……
艾林巴克，在突厥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叛乱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突厥暴徒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军第45师和预备役第7师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突厥暴徒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突厥骑兵追击，预备第7师副师长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参谋长曹日灵战死，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生还，其余皆被屠杀。
伊宁沦陷后，大批东突分子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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