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雯,付宁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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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试读：
前言
、后记、文内注释、附录等，发现了葛浩文对书名、前言后记、注释等的运用也别具匠心。当然，单纯的量化统计并不足以说明翻译风格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翻译是一门艺术，尤其是文学翻译。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考察离不开审美的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此也绝非干巴巴的实验数据所能反映的。将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结合起来，如果发现两种研究结果互为印证，才能提供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在如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下，对海外译者的研究非常重要。本书的出版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个人独到的见解，对后续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冯庆华序2
张雯老师是我所尊敬的冯庆华教授的高足，2015年获得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当时有幸参加过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印象非常深刻。从那之后，因为时常在教学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语料库方面的问题向张老师请教，而她总是热心给予帮助和指点，因此有幸跟她成为朋友，对她的研究也一直非常关注。年前张老师发微信过来，说是她的博士论文经过几年来的修订和完善，即将入选由查明建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系列丛书”，并嘱我为她的著作写个序。作为这个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看到有这么有分量的作品加盟，我自然感到非常高兴，虽然自己水平能力有限，但仍愿意不揣浅昧写上几笔，毕竟张雯老师和我一样都对葛浩文的翻译感兴趣，因此可以算是“同道中人”，我就趁这个机会讲讲我粗浅的阅读体会。
对于译者风格的研究在翻译研究界较早可以追溯到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和莫娜·贝克（Mona Baker）两位英国学者。赫曼斯曾经于1996年在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Target上发表文章《翻译叙事中译者的声音》，首先提出“译者声音”（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的说法：“翻译的叙事语篇中总是暗含着不止一种声音，有不止一种话语在场。”他把译者的声音称为“另外那一种声音”。在他看来，“译者的声音有时候可能完全躲藏在叙述者的背后，让译文读者无法察觉”，“但是，有时候译者也会冒出头来，自己发声，以译者自己的名义露面。译者会在副文本中出现，比如在译者序言中用第一人称自我指称，这是译者最直接也是最具有在场性的发声。”除了译者序，人们还可以在旁注、脚注、译者前言或是译文中译者在括号里添加的描述等地方听到译者的声音。赫曼斯还提到，译者的声音几乎在翻译文本中的所有地方都会留下痕迹，译文并非是对原文的透明展示，而是一种具有混杂、多元、分散的多声部特点的双话语文本。
贝克也敏锐地感受到躲在叙述者背后的似乎让人难以察觉的“另外那一种声音”的重要性。赫曼斯主要关注的是译者非语言层面的特点，也就是译者的公开干预，与赫曼斯有所不同的是，除此之外，贝克对译者所表现出来的语言使用特征也非常关注，甚至可以说是更加关注。她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研究译者风格的方法论问题。她在那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中首先明确提出了译者风格的概念。她所说的译者风格是译者在译文中留下的“指纹”，其中既包括非语言层面的特点，即译者的公开干预，也包括语言层面的特点。在她看来，译者风格所涵盖的内容包括赫曼斯所说的“译者声音”，但是还应该更多。译者的风格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译者对翻译材料的选择、译者持续使用的翻译策略、译者在前言、后序、脚注以及文中解释时的发声，以及译者的语言表达方式。她同时指出，对于译者风格的研究必须要关注译者典型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不只是捕捉译者在译文中的公开干预。用她的话讲，“必须要捕捉译者语言使用方面的典型特点和译者在语言习惯方面的个体特点，尤其是其不同于其他译者的特点。”
在我看来，张雯老师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贝克影响之下完成的一项研究，书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葛浩文语言风格的研究。葛浩文翻译过大约七十部现当代中国小说，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他几乎都涉猎过。不同作家的风格往往非常不同，所以要研究译者的风格，必须要想办法把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从原作者的风格中剥离出来。为了将葛浩文的语言风格与原作者的语言风格剥离出来，张雯老师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基础之上，首先创建了“葛浩文十部译作语料库”，对葛浩文翻译的十部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然后，她又在她所创建的“《骆驼祥子》三译本语料库”的基础上，考察对于同样一部小说《骆驼祥子》，葛浩文的译本和另外两位译者的译本相比所反映出的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她借助语料库手段进行研究，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面考察分析上述语料库，得出了关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的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以后，无论学者们是同意她的结论，还是不同意她的结论，都无法绕开她的研究发现和研究结论，毕竟她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手段、研究深度，还是在语料库的规模上，就我所了解的资料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她在本书中详细介绍了用于翻译研究的语料库的创建步骤和方法，并介绍了用于对比研究的英语译文语料库和英语原创语料库，以及其他多个在当前语料库研究领域通用的语料库，对于有兴趣学习和掌握语料库研究方法的读者非常具有指导作用。我想她对语料库研究方法的熟稔，以及她对当前语料库研究领域各个重要语料库的了解，都跟她当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学有关，毕竟她在那里得到过贝克教授和另外一位语料库翻译学界的国际知名学者梅芙·奥洛汉（Maeve Olohan）教授的真传。
除了利用语料库研究方法进行定量研究之外，张雯老师还没有忽略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毕竟她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另外，她在描写研究的基础上，还尝试对研究发现进行分析，从社会、文化、历史等角度出发，对葛浩文翻译风格形成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
总的来说，关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张雯博士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一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我国学者对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的领先水平。2019年2月，葛浩文刚刚过完他的八十周岁生日，张雯博士的这部《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现在出版恰逢其时，同时我相信在中国文学译介研究领域也将被证明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孙会军前言
葛浩文是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翻译家，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舒晋瑜，2005），到2018年12月止已翻译中国作家作品七十余部，对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传播功不可没。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研究，不仅对考察研究译者翻译风格有参考作用，同时也可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提供借鉴。
目前国内外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研究多集中在单本译作的赏析、与其他译本比较、翻译观点的梳理、翻译策略的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其译作宏观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个译者多部译作的整体翻译风格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仅就一两部作品讨论。这是因为，一个译者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会形成相对稳定、鲜明的个人翻译风格，而这些风格是具有辨识性的。
要把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从原作者风格中剥离出来，从语言普遍特征中识别出来，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比较同一译者对不同作者的作品的译本比较，由于原作作者不同，拥有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原作风格的处理，更可以观察、总结出译者的风格；第二，借助科学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工具，尽量避免研究者凭借个人的语言直觉自说自话；第三，与同一部作品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从而比较出该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第四，将该译者作品中的数据与同时期相同类型的语料库数据进行对比，因为进行对比的语料库与该译者同属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受到同样的社会语言规范或诗学的影响，因此这种比对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该译者鲜明的翻译风格特征。
因此，笔者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基础之上，创建了“葛浩文十部译作语料库”和“《骆驼祥子》三译本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技术，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面考察分析上述语料库，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梳理，并得出关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结论。
笔者认为，单纯的量化统计并不足以说明翻译风格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翻译尤其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考察离不开审美的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此也绝非干巴巴的实验数据所能反映的。只有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才能对翻译风格给出较合理、科学的结论。因此，本书还借助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内省式、例证式分析，从而得出定性角度的结论。定量和定性的结果可以互为印证，提供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本书共分七章，第4章、第5章及第6章为核心部分。
第1章绪论部分，讨论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研究现状及选题目的，研究方法及理据，最后论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2章将葛浩文的翻译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就三个阶段梳理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情况。
第3章介绍本书的理论基础——语料库翻译学。作为一种可信度较高的翻译数据研究手段和方法，语料库使得研究者对翻译风格的考察摆脱了以往仅凭个人体验和印象为主要依据的局面，让翻译风格研究走向了更为科学客观全面的阶段。
第4章是本书的重点，运用语料库统计分析软件（WordSmith、AntConc等）对葛浩文的十部译作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适时将语料库数据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Brown、Frown等大型单语语料库，以及翻译英语语料库（TEC）等大型翻译语料库进行比较、观察并分析，得出葛浩文十部译作中反映出来的翻译风格。此外，为了深入揭示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本书还选取了译自同一原著《骆驼祥子》的三个译本（包括葛浩文译本）进行语料库角度的横向比较、分析，进一步发掘当原本相同时葛浩文译本反映出来的与其他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
定量分析发现，词汇层面上，葛浩文的译作中名词化倾向较弱，平均词长低于原创语料库，平均词汇密度低于英语译语文本，更低于英语源语文本。这些统计结果都说明，葛浩文的译作正式程度较低，译文可读性强。这不仅体现了葛浩文为适应更多的译语读者而采取了简化的翻译策略，也体现了他“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目的。同时，葛浩文译作中的动词使用频率略高于两大参考语料库，更多地使用了动作性更强的词汇，说明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受到了以动词为中心的汉语的影响。此外，葛浩文十部译作的标准类符形符比（44.99）不仅高于翻译英语语料库，更远远高于英语国家语料库（BNC）。这说明葛浩文译作中的词汇丰富度不仅略高于翻译英语语料库，甚至高于英语原创作品。
句子层面的定量分析发现，葛浩文的句子翻译特点为：平均句长低于原创语料库，短句、超短句出现频繁，翻译简化特征明显。短句的使用和短单词的使用一样，都反映了翻译文本的简化特征。同时，葛浩文常利用存现句组织信息和语篇。从感叹句的角度来看，葛浩文对原文的感叹句进行的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对原作风格的传达并不到位。
在篇章层面上，葛浩文的译作表现出来的特点为：①可读性强，阅读难度较低，相当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②在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进行流畅的切换。结合例证分析发现，葛浩文善于将过去时和现在时交错使用，使得叙事时间和空间呈现丰富的层次感，给读者以更加多样的阅读体验。
第5章是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定性分析。
词汇层面的定性分析结果显示，葛浩文译文选取的词汇虽不复杂但绝不单调，词汇丰富多变；同时他对译文词汇的处理非常审慎认真，展现了一个译者的优秀素养。
在句子层面上，葛浩文将原作中很多简短、间离的句子整合之后，加快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节奏。在保持原文特点的基础上，葛浩文对原文上下文句子结构和句式内部结构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动，使得译作的句子结构更为变化多样。
在篇章的处理上，定性的研究发现，葛浩文在段落融合上颇有特点。他常常依据段落意思重新组织表达内容，对某些比较长的章节进行重新划分，甚至对原作的章节进行调整，从而使译文更为紧凑，符合英文的行文习惯。此外，葛浩文还运用了叙事者或叙事视角的转换，使译作在语篇上衔接得更为紧密流畅，或在叙事上取得更为精彩的效果。
定性分析还从副文本角度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了剖析。他在翻译中充分利用了副文本元素，如书名、前言、后记、文内注释、附录等，拓展了读者的阅读空间，提高了读者阅读体验的流畅性。
第6章运用操纵派理论分析发现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形成原因。葛浩文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原作者和合作译者等不同因素的制约。同时，他的作为学者、译者、中国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的多重身份，也促成了葛浩文翻译风格的最终形成。
第7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本书的结论希望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本书建立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论文盲审和答辩后对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改，但受学力、精力和时间所限，仍存在相当多的局限性，未来希望能进一步拓宽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取得更为全面深入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成果。第1章 绪论
五四运动以降，域外各种思想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和介绍风起云涌，持续不断，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无一不受到国外文化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从陈独秀到李大钊，从鲁迅到胡适……现当代文学的弄潮儿们也从不缺乏国外文学的滋养：从巴金到卞之琳，从韩少功到莫言……在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历了剧痛和嬗变。当然，这种文化的交流并非是单向的，中国文学也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西方国家，虽然，这种交流从来都不是对等的。
如今，中国文学正谋求如何走出去。走出去，早已经不是一部分中国文化人的梦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府的重要文化政策。走出去，必然需要翻译家从中搭桥牵线。当我们将视线转向当代译介汉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时，葛浩文的名字闪闪发光。1.1 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选择葛浩文作为笔者的研究对象，源于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莫言在提到他的作品《生死疲劳》时，说道：“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这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众所周知，而莫言的作品又富含“中国味”，译者们如何把这些“中国味”转变到外国读者们能够理解、接受的程度？《生死疲劳》的英语译者葛浩文，又是如何应对翻译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译作等身的葛浩文，又有怎么样的翻译风格呢？他的翻译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本书想探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葛浩文，美国人，汉学家，翻译家，英文名Howard Goldblatt。自1970年进入（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以来，葛浩文便开始了他的中国文化之旅。1974年，36岁时，他的博士论文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萧红评传》）获得通过，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东亚语言）。
作为莫言作品的“专用翻译家”，葛浩文曾经翻译过莫言的十余部作品：《丰乳肥臀》《变》《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红高粱》《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莫言小说选集》《檀香刑》《四十一炮》等。最后一部莫言小说译作《蛙》于2015年1月在美国出版上市。
当然，葛浩文翻译的远远不止莫言一人的作品。他翻译的中国作品，既有大陆作家的，也有港台作家的；既有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如《骆驼祥子》），也有新潮作家如春树、娃娃、韩寒等的作品。根据笔者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其翻译出版的大陆和台湾的文学作品（不包括其他著作中收入的篇章和节选），共计71部（包括短篇小说集），已提交出版社或已签合同、正在进行中的尚有若干。这些书中，有中国大陆及港台四十几位知名作家的五十余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萧红的《萧红小说选》《商市街》《呼兰河传》《生死场》、李锐的《旧址》、贾平凹的《浮躁》、刘恒的《黑的雪》、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陈若曦的《尹县长》、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阿来的《尘埃落定》、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玉米》《青衣》、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及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雪漠的《大漠祭》《猎原》等。而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更是不计其数（见本书“附录一 葛浩文译作年表”）。
葛浩文是翻译现当代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翻译家。夏志清（2001）称他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美国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却好像只是葛浩文教授一人的孤独的事业。”（约翰·厄普代克，2005：37）在他四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葛浩文翻译了五十余部中国现当代小说。他的翻译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1988年，贾平凹的《浮躁》荣膺美孚公司设立的“飞马文学奖”，其中葛浩文优秀的翻译功不可没。葛[1]浩文本人也三次赢得了仅颁六届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这无疑是对其翻译的肯定。获奖的三部译作分别为姜戎的《狼图腾》、苏童的《河岸》以及毕飞宇的《玉米》。他与夫人林丽君合译的《荒人手记》于1999年获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至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当然也功不可没。
除了多部译著，葛浩文还有《萧红评传》《弄斧集》《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等多本专著，创办了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英文名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4—1998），后更名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1999—2015），并在多种著名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文学评论、翻译见解的文章。（见本书“附录二 葛浩文发表论文及演讲年表”、“附录三 葛浩文著作年表”）
葛浩文，一位对中国文学如此热爱，并对译介中国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做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深谙文学之美并毕生从事文学翻译的重要译家。这样一位丰产的翻译家，他的翻译风格到底是怎样的，其翻译风格的形成又是基于何种原因？对此进行一番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1]该奖是香港国际文学节及英国投资公司“英仕曼集团”在2007年联合创办的，用以奖励“未经出版的英语亚洲小说”。从2010年开始，只有已经翻译成英文，且已经出版了的作品才能申请入选。2011年起，获奖者的奖金也从1万美元增加至3万美元。1.2 研究方法及理论依据
本书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语料库实证研究与定性考察的结合。实证研究在这里指的是通过语料库翻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实现对文本的描写和对译者风格的阐释。而定性研究则指传统的内省式、例证式研究方法。
语料库翻译学是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它建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并以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作为手段，以电子文本作为基础，以真实语料为对象，同时将描写性翻译研究与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进而对翻译进行历时或共时研究。它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反映出依据语料库大量真实的语料而作的关于翻译的理论思考。“语料库的发展……使描写性翻译研究得以充分展开，语料库翻译学基本上就是语料库语言学加描写性翻译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王克非，2006：9）
但是，众所周知，翻译是一门艺术，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考察离不开审美的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此也绝非干巴巴的实验数据所能反映的。正如黄立波所说，“目前借助语料库统计数据仅从形式上考察译者风格的方法还不很完善”。（黄立波等，2012：71）“观察和内省是我们获取数据的两种方法，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许余龙，2000：5）仅仅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有时会失之偏颇。莫娜·贝克（Baker，2000）也建议，根据语料库统计数据所得出的语言使用模式应当再与源文本直接比较来解决源语或者作者风格（对译文）的潜在影响问题。邦奇（Bunge，1995）也曾这样总结：“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量所统计的是具有同一质的样本的量，或质的强度。”可见，将经验主义的定量分析与理性主义的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才是更为科学、更为可行的研究方法。
因此，本书将在运用语料库对译者风格进行考察之外，还将采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分析和考察，从而得出更可靠、更全面的结论。具体实现方式为：收集葛浩文翻译文本，通过降噪处理成为清洁文本，进行赋码标注，搭建葛浩文翻译作品（共十部）语料库，随后借助语言统计和分析工具“WordSmith”、“AntConc”和“Concordance”等进行统计分析，结合译本描写、个案研究、例证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并适时通过与相关大型开放语料库数据进行比较，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研究。在语料库翻译学的框架和指导下对产生出的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同时结合具体例证进行译者风格考察和阐释。此外，还将适时采用历时分析方法，结合译者和译本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及文化背景，较全面地分析译者的翻译风格及其形成原因。1.3 创新之处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外学术界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研究几乎为零，而中国学术界对葛浩文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翻译思想、翻译观的探讨或是对某个具体译作的讨论上。笔者曾对自2005年至2018年发表的关于葛浩文及其翻译研究的论文关键词进行统计，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下列词语：“葛浩文”（616次）、“翻译”（200次）、“英译本”（170次）、“莫言”（129次）等。其中“翻译策略”出现117次，“翻译思想”出现15次，“文化身份”出现6次，“翻译观”出现16次，“翻译风格”出现10次，“译者风格”出现9次。对葛浩文及其翻译作品的讨论大多停留在文本分析和翻译策略研究上，缺乏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研究，尤其是缺乏从文体风格角度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量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紧跟西方翻译研究的步伐，往往偏重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而对翻译的实证性研究则显得不够重视。因此，本书旨在对葛浩文的翻译作品进行统计整理，并自建一个葛浩文十部译作译文语料库，采用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方法，从译文句子、词汇和篇章层面，对建立的语料库进行检索分析，并适时将建立[1]的单语语料库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大型语料库的相关部分、布朗语料库（Brown）、弗莱堡-布朗语料库（Frown）等大型[2]单语语料库，以及翻译英语语料库（TEC）等大型翻译语料库进行比较、观察并分析，从而得出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当然，考察译者风格的最佳途径，是将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从而排除原作的影响，更清晰地呈现译者的翻译风格。因此，本书还选取葛浩文翻译的《骆驼祥子》译本，与另两个译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型翻译语料库，将三个译本在词汇、句子、篇章层面进行比较，从而深入考察在原作相同时，不同译本，尤其是葛浩文译本所反映出的翻译风格。
除了上述量化的方法之外，本书还将采用定性的方法对葛浩文翻译风格进行研究分析。此外，笔者还将探究译者风格的形成原因和形成机制。对译者的翻译风格产生影响的，不仅有译者主观的选择，例如，对译本的选择，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否以读者为导向等等，更有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的操控。同时，译者的赞助人、译者自身的复杂身份对译者的翻译风格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笔者认为，单纯的量化统计，并不足以说明翻译风格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才能对翻译风格给出合理的科学的结论。因此，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考察译者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并适时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得出他的翻译风格，将是本书的创新之处。[1]COCA，全称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由美国杨百翰大学马克·戴维斯（Mark Davies）教授开发，目前单词容量为4.25亿，是美国目前最新的当代英语语料库。该语料库的语料自1990年开始，每年更新。[2]TEC，全称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于1995年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翻译语料库。该语料库主要收集从各国语言翻译成英语的文本，目前已有上千万词的语料（目标是5000万词），分小说（约占80%）、传记、报纸和期刊等四个子库。第2章 葛浩文翻译现状研究
葛浩文是将中国现当代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著名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享誉海内外，被称作是翻译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第一人。他所做的工作对其后继者具有启示作用，另一位新生代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曾提及葛浩文对他的影响：“对我来说，（他的作[1]品）就是我的翻译学校。”（Scott Heller，2000：47）“在他译之前，那些有意于探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读者不得不忍受那些失去了原文生气的呆板译品。”（Lingenfelter，2007：56）
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加州的长滩（Long Beach），1961年从长滩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1年从旧金山州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7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圣母大学等几所大学教授，主要讲授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在翻译大量文学作品的同时，他还编著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是美国《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学术期刊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曾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伦敦时报》（London Times）《时代周刊》（Time）《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等报纸杂志供稿。葛浩文曾在《亚太同济会季刊》（ASPAC Quarterly）（以下简称《亚太季刊》）《抖擞》《译丛》（Renditions）《笔会季刊》（Chinese PEN Quarterly）《今日世界文学》等国外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曾在美国和大陆、香港、台湾等许多高校发表演讲，也曾在港台及大陆一些报纸杂志上以中文发表过关于文学或翻译的文章。同时，他还编纂过关于中国文学的文集，如《毛主席肯定不高兴》（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瞎子阿木——黄春明选集》等。此外他还与刘绍铭合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与林丽君合编中国当代诗歌中英对照选集《推开窗户》（Push Open the Window: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1984年，葛浩文出版了其第二部中文个人研究专著《弄斧集》，在该书中发表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纵横开阖的见解，在两岸的学界都反响热烈。
由于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再加上他又勤奋异常，因此在将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方面的成就十分惊人。到目前为止，葛浩文翻译或与人合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已超过70部（包括短篇小说集）。葛浩文的翻译大大提高了中国作家在美国的影响力。由他撰写的《萧红传》和翻译的萧红的5部小说使萧红在国际上的声望大增，也引起了国内文学研究界对于萧红的关注。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经过葛浩文的翻译在美国也取得了巨大的反响。莫言2000年3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中曾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我与葛浩文教授1988年便开始了合作，他写给我的信大概有一百多封，他打给我的电话更是无法统计，……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而与我反复磋商，……由此可见，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莫言，2000：171）
葛浩文于1971至197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受业于柳无忌教授。对于葛浩文的语言功底，柳无忌曾说道：“美国学者们讲说中国语言的能力，已比一般欧洲的学者为强，但能写作中文的人，依旧稀罕得有如凤毛麟角。至于以若干篇中文著作，收成集子而出版的，除葛浩文外，更不易发现了。”（柳无忌，1980：3-4）事实上，葛浩文第一部以中文写就的专著《漫谈中国新文学》早在1980年即在香港出版。作者在书中讨论中国新时期文学，除大量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研究专论外，另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文学与翻译家》等专文，其中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尤其对中国女作家萧红（1911—1942）的研究让人印象深刻。
葛浩文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也令人咋舌。1974年，他完成了奠定其汉学研究名声的《萧红评传》。1979年，《萧红评传》中文版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而中国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正是通过此书，才开始关注萧红——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的。随后，1981年，在美国学者杨力宇（Winston, L.Y.Yang）和茅国权（Nathan K.Mao）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书中，葛浩文独撰“中国近代小说概论：1917—1949”一章，详尽阐释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洞见。其中对于中国作家的社会角色的讨论相当精彩而中肯：“简言之，作家本人即是反叛者和社会批评家。当时绝大部分作家都想引领着他们这一代人从暮气沉沉的儒家传统迈向一个以平等原则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富强时代。因此，一种新的正统——批判现实主义随之出现，进而出现了大批高度政治性、通常又教诲意义十足的作品。”（Goldblatt，1981：4）而对于萧红及其作品，葛浩文最为偏爱，显示出非凡的理解与同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生死场》都比《八月的乡村》要好。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有意避开那些浪漫的革命英雄角色，而专注于描写那些迷信无知、淳朴忠厚的庄稼汉们的赤贫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有着描绘自然景色的非凡才华。”（Goldblatt，1981：24）
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一直充满信心：“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不会是退步，一定是进步；不会走向封闭，一定是更加自由。”（季进，2009：54）在他看来，“尽管中国文学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即使荆棘丛生，当代中国文学仍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葛浩文，2014b：204）[1]原文为“That was translation school for me”，“that”指葛浩文的译作Rice（《米》）。2.1 研究现状
国外翻译学界对于葛浩文的研究极少。笔者在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EBSCO Research Database、JSTOR、剑桥（Cambridge）电子期刊数据库及牛津（Oxford）电子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中检索，查得的资料极少。具体查询结果如下：（1）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以“Howard Goldblatt”为关键词，并含“translation”，进行高级检索，选择“学术期刊”为检索范围，共检索得108个结果，除葛浩文译作、书讯、对某部著作的书评、对葛浩文编著（如《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的评论、葛浩文本人撰写的论文之外，只检索得相关论文一篇，即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发表于《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1年第2期的“Hankering after Sovereign Images”。文中，陆敬思介绍了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并评价道：“不可思议的是，葛浩文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文学‘变色龙’的能力，不仅能把中文作品驾轻就熟地译成英文，更能灵气十足地抓住作品的原汁原[1]味。”（2）EBSCO Research Library：以“Howard Goldblatt”为关键词，搜索范围为全文，剔除前述无关资讯后，只搜索到相关论文一篇，即斯科特·海勒（Scott Heller）2000年9月8日发表于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文章主要介绍国外翻译界对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译介，其中仅提及葛浩文的翻译生涯，列举其作品，并没有对其译作进行评价。（3）JSTOR数据库、剑桥电子期刊数据库及牛津电子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未发现有价值文献。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几乎无借鉴意义。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翻译学界对葛浩文的研究则热闹许多。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记录（以“葛浩文”为主题，并含“翻译”），对葛浩文的翻译最早进行研究的国内论文（此处提到的论文，仅指中国知网收录的正式出版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张耀平发表于《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的《拿汉语读，用英文写——说说葛浩文的翻译》。其后，自2005年至2009年共有论文8篇，2010年6篇，2011年10篇。2012年，亦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年，对莫言的研究带动了对葛浩文的关注，搜索的结果增加到了16篇，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了104篇。可见，对葛浩文及其翻译作品的研究热情，正在逐年升温。而且这一热情正有愈来愈烈的趋势：自200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同一搜索结果已经达到546篇。
国内翻译界对葛浩文的研究集中在葛浩文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
最早对葛浩文的翻译进行研究的张耀平（2005）认为：葛浩文于译事用工勤勉，不仅翻译得快，而且质量高。近年来，莫言、李锐等中国作家逐渐在西方世界获得声誉，无疑得益于他的劳动。张耀平的文中还通过葛浩文的口介绍了葛浩文的翻译观：“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诚如斯泰纳（George Steiner）所说，‘百分之九十的翻译都是不完备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翻译的性质使然。……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候原文大于译文，原文中的内涵在译文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也有时候则是译文大于原文，原文意思进入译文后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述。”张耀平的论文重点讨论了葛浩文的翻译观，并引用具体译例分析了他的翻译风格。
对葛浩文的翻译观进行研究的文军等学者2007年在《外语教学》上发表了《葛浩文翻译观探究》一文。该文分析了葛浩文的翻译观：①对原文和译文的忠实；②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③翻译又是一种背叛和重写。结论中，文军等作者指出：虽然葛浩文认为翻译是一种背叛和重写，但忠实仍然是他自己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并且主张在不同情境之下，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既传达了原文的形和神，又易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
2009年，靳秀莹在《重庆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讨论葛浩文的翻译观。她认为葛浩文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他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学见解，即翻译要促进文化交流，译者应“精”于译事、“慎”于译事、“乐”于译事，翻译是忠实与创造的统一。
2012年，《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余东《变通意识与国粹心态——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观解读》一文，讨论了葛浩文翻译文本中的变通。2013年，侯羽、朱虹在《燕山大学学报》上发文《葛浩文为读者负责的翻译思想探究——以〈骆驼祥子〉英译为例》，探究了其为读者负责的翻译思想，以《骆驼祥子》英译为例从四方面展示了该思想在文本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葛浩文本人对自己的翻译观念是如何阐释的呢？2011年，葛浩文夫妇翻译的《魔咒钢琴》被上海电影集团搬上银幕。同年6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访谈《葛浩文：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文中，葛浩文简短描述了他的翻译观：没有什么翻译的技巧，也没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则《河岸》里面的人物说的话翻译出来，就跟《狼图腾》里面的主人公说话一样了，那是要不得的！”文章说，对严复先生所倡导的翻译讲求“信、达、雅”，葛浩文很赞同。他觉得，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雅”。因为翻译不是给作者看，也不是给译者看，而是给读者看，即读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做到了“信”、做到了“达”，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要做到“雅”——让读者读懂作品，能够发现其精髓，不要因为语言产生障碍。
对葛浩文翻译策略的研究俯拾皆是。2010年，胡安江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讨论了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并以葛浩文为例提出中国文学要想“走出去”，必须重新思考译者模式。文章中，作者评价了葛浩文的中文天赋和对中国文学特殊的情结，把葛浩文的翻译选择原则总结为“快乐原则”和“读者意识”。
2012年，《译林》第4期上，郑贞等发表的《〈米〉中叙事化意象的翻译研究》，从叙事化角度讨论葛浩文翻译的《米》。2013年，张璇、王斌在《语文学刊》第2期上刊文《以〈红高粱家族〉为例浅谈认知图式对翻译的启示》，以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为例，结合认知图式理论，从图式重合、图式冲突、图式互缺这三个方面分析翻译策略的选择。
除了对葛浩文翻译观、翻译策略的研究稍多之外，对翻译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2012年《中国翻译》第1期上，发表了香港岭南大学李文静对葛浩文夫妇的访谈录。两人在访谈中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模式。在提到翻译中对中国文化成分的处理时，夫妇俩各自谈到了自己的观点。此外，两位译者还对出版商、译文编辑与译者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关系进行了解说。文章认为：一篇译文的最终形成是各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字的选择之下暗藏的可能是译者、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争议和妥协，但现实中译者却被迫承受了许多不公平的责难。
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2012年，黄立波等在《外语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文：《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文章首次从语料库的角度考察葛浩文的翻译风格。黄立波等以考察“译者风格”的方法论为依据，考察葛浩文翻译现当代中国小说的译者风格，并以另一位翻译家戴乃迭的翻译作品作为参照，探索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结果表明：利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语料库基础统计数据并不能够有效地区分出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这些统计结果显示的规律更像是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一种共性。黄立波等提出，译者风格可以分为“S-型”和“T-型”两种，“S-型”是译者针对源语的特定语言现象采取的统一对策，“T-型”则是译者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两者均表现为某个译者所有翻译文本中的规律性语言模式。黄立波的这篇文章对单纯用语料库考察译者风格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2013年，邵璐发表《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一文（《中国翻译》第3期）。该文以莫言作品中最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译者葛浩文的个人文体风格。《生死疲劳》的英译本对莫言在西方受到广泛认可并获得诺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邵璐认为，该英译本并非如学界和媒体所说的那样“精确”或“忠实”，而是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目标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使用“伪忠实”译法凸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从而传达源文本的异国风情。
同年，邵璐在《外语教学》第2期上发表的《莫言〈生死疲劳〉英译中隐义明示法的运用：翻译文体学视角》一文，从文体学角度对《生死疲劳》在中西方读者群中遭受内冷外热的情况做出回答，并指出，“明示”是《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中一个明显的文体特征。
此外，邵璐还发表了《翻译中的“叙事世界”——析莫言〈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文章从经典叙事学角度，对莫言《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获得成功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对葛浩文翻译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个别译本、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的研究上或对某一部译作的考察上，而对葛浩文的整体翻译风格的研究和考察及对其翻译风格的追根溯源较少且不全面。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运用语料库进行研究，但是，建立葛浩文译本语料库，同时将语料库定量研究和传统定性研究结合，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考察则并不多见。这也是本书选取语料库这种方法对葛浩文翻译风格进行较全面探究的原因之一。[1]The uncanny aspect of Howard Goldblatt's example, by contrast, is his consistent ability to play the part of the literary chameleon, not simply rendering Chinese works into English well, but exhausting his creative powers to capture the true flavor of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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