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如秀,马龙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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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刘志明临证经验集试读：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国医大师刘志明临证经验集/刘如秀，马龙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ISBN 978-7-117-23029-2
Ⅰ.①国… Ⅱ.①刘… ②马… Ⅲ.①中医学-临床医学-经验-中国-现代 Ⅳ.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224号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源,大众健康资讯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国医大师刘志明临证经验集主 编：刘如秀 马 龙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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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7年10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3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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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志明先生，第二届国医大师，出身岐黄世家，自幼承习家学，再得名师真传。年方弱冠即独立悬壶，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短短半载就声噪湘潭，未及而立已誉满三湘。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祖国医学亟待振兴，中央决定组建中医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征调中医专家中刘老被点将入京，因其擅治热病而委以创建全院八大组中的传染病组，仅一年该组北上抗击流脑、肺炎，南下参与消灭血吸虫病，成绩卓著，时至今日，刘老当年运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中力挽狂澜的事迹仍为大家津津乐道。
刘老七十余载医海遨游，恒以苦学，精研不倦，着眼历代各家，或取其论、或取其法、或取其方、或取其药、或取其巧、或取其妙，汲取众长，择善而从，为我所用，自成一家。学生刘如秀、马龙、虞胜清、孙学东等以跟师临证、文献整理、深度访谈方式，历经数载、反复研磨，系统归纳、全面整理，最终编撰成此书，充分反映了刘老的学术观点、临证经验、用药心得，充分体现了作为刘老学术经验传承人的职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把中医药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来谋划和推进，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一系列振兴发展中医药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近两年，习近平主席签署颁布了《中医药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凸显了中医药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医药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中医药学术的传承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责任，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医药人薪火相继、接力奋斗！
此书的编撰出版，对于传承国医大师的学术经验，弘扬岐黄光大国粹具有重要意义，是以为序。前 言
刘志明，1925年出生，湖南湘潭人，著名中医药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名誉首席研究员，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导师；第一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临床指导老师，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都国医名师，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安门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老出身岐黄世家，家学渊源，自幼承名师亲授，刻苦攻读，精研医典，博览群书，学识丰富，医术精湛，堪称“医林巨擘”。他扬帆医海七十余载，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完备的学术思想体系，这是宝贵的资源，对其传承、应用意义深远。
作为刘老的弟子、学生，我们通过跟师临证、文献整理、深度访谈及聆听讲解等方式，对其主要学术观点、临证经验、用药心得等加以归纳和整理，最终编撰成册，旨在更好地继承、传播名老中医学术经验。
全书分为七章，即“学术思想”“临证要则”“临证治疗”“方药纵横”“医论医话”“门人传承”“寄语后学”七大部分内容，以期全面、系统地阐述国医大师刘志明教授学术经验的精华。
本书即将付梓，承蒙中医科学院各级领导亲切关怀，各位同门鼎力相助，在此谨表谢意。然，刘老学术思想博大深邃，编者学识有限，恐难深度反映，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刘如秀 马龙2015年5月28日第一章 学术思想第一节 医事传略一、承家学从名师立志学医
刘志明1925年出生于湘潭岐黄世家。其高祖是悬壶湘水两岸的名医，医术精湛，闻名遐迩，因其出诊从不坐轿，常怀揣中药，步行出诊，故被称作“刘四差马”。其曾祖是国医刘碧泉，祖父、父辈也都是当地名医。刘老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医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激发了他的从医意识。
父辈见其天资聪颖，且有志继承家学，欣喜之余对其教导更为严格。古人云：“文是基础，医是楼”，指明学习中医必须要有坚实的古文根基，只有这样学习中医才易入门，也更易深造。因此，刘老自幼就在家中长者的督导下诵读《医学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等，得到了良好的古文熏陶。待其六岁之时，家中更是延请饱读之士教习私塾，这样刘老白天在私塾学习《论语》《孟子》《大学》《古文观止》等，晚上回家则诵读《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彼时，刘老虽对其中的道理懵懵懂懂、不甚明了，但这使其对经典医籍有了一个感性认识。刘老11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每况愈下，以致无力供其读书。但刘老并未因此而放弃学医的志向，坚持在家自学，数年间常常是手不释卷，日夜不辍，从而更深入地领略了祖国古典医籍的丰富内涵。私塾和自学的苦读，都为刘老习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5岁是刘老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学习中医，自古重视师承，刘老叔父虽然身为名医，但为了刘老能拓宽眼界，博采众家之长，故摒弃门户之见，决定让其拜师于湘潭名老中医杨香谷。杨香谷先生当时年逾六旬，行医已40余年，临证经验丰富，医术高明，为人正派，曾师从于名医“楚九郎中”门下，尽得真传，在当地威望甚高，是当时闻名三湘的中医大家之一。
杨香谷先生授徒，十分重视把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他常常教诲门人弟子：“研究医学之门径，须先熟读《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然后博览《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临证指南医案》诸书，更须勤于临证，以验证先贤之言，方得岐黄之真谛”。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典籍之中，杨香谷先生认为《伤寒论》乃医家最紧要之书，必须熟读直至背诵，临证之时方可运用自如。因此，其对弟子学习《伤寒论》督促尤严。
刘老自受业于杨氏门下，每日栖宿师宅，沉潜医道，白天侍诊左右，晚上诵读经典；严寒酷暑，春去秋来，寒窗三载，不敢有丝毫懈怠。凡遇疑问，或求之于师，或求之于书，每每有茅塞顿开之感。星移斗转，刘老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历代经典和先贤各家学说，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并获得了宝贵的启示。二、行仁术崭头角济世活人
由于刘老家学深厚，又悉承名家衣钵，加之天资聪颖，勤奋刻苦，三年师满，杨香谷先生准其独立开业行医。在家族的帮助下，刘老在当地开了一家药铺，自此悬壶，踏上了行医的漫漫征程。刘老当时所开的药铺，规模较小，除几个大药柜子、一桌、一床，以及床下满满的各种医书，再无其他杂物。
刘老初次行医，心中一直牢记祖辈及恩师的谆谆教诲：“医者，仁术也，为医者切不可将行医当做捞钱取利之手段，而应济危扶困、救死扶伤。”刘老将治病救人当作己任，以德为重，以志为先，为医清廉，只求奉献，治病无论贫贱贵富，皆一视同仁，只收低廉诊费，如遇无钱医病之人，非但义务诊治、分文不取，更是解囊相助。开业不足半年，刘老就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赢得了病人的信赖，在当地崭露头角、声噪湘潭，到药铺求治者络绎不绝。医名与日渐增并没有使刘老沾沾自喜，而是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刘老以“业精于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地深研医理、精求医术。刘老常常白天忙于诊务，夜间则静心思考，自查当日诊疗是否对证，有无经验教训，如何根据药后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药等。若遇疑惑之处，或求解于书，或求教于师友，必追根究底得出正解方肯罢手。这种勤学多思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始终为刘老所遵循，并使其受益终生。
刘老认为，解除病患痛苦乃医家之天职，病人的需要是医者努力钻研之方向。刘老悬壶之际，正值国家动荡之时，战火频繁、民不聊生，三湘之地多见发热之疾，其间百姓深受其苦。刘老遂将治疗发热性疾病作为自己的重点攻坚方向。一方面，刘老系统研读《伤寒论》及温病学的经典著作，如《温疫论》《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温病条辨》等。这就使得刘老对于发热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预后、顺证、逆证、治疗之常法、变法有了系统的掌握，并构建了诊治发热性疾病的辨证体系。另一方面，刘老对杨香谷先生治疗发热疾病的经验铭记在心、时时体悟。杨香谷先生以善治“外感病”而闻名，其对张机、吴有性、叶桂、吴瑭、薛己、王士雄、余师愚等先贤学说无不通晓。治疗之时，杨香谷先生常根据患者病程的长短，将发热疾病分为早中晚三期，病期不同，治法迥异，或升降兼调，或寒温并用，或清通兼施，但总以“急以除秽为第一要义”。遣方多选杨璿所制“升降散”等温病十五方，用药善用石膏、大黄，治疗高热患者，往往三两剂汤药服下，即热退身凉，疗效神奇。杨香谷先生所授经验，对刘老研究治疗发热疾病启迪良多。经过不懈的努力，刘老在充分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习、实践体会，提出了“热病初期即用表里双解”“热病重症关键在于祛邪”“长期低热不可忽视实证”“长期高热要注意温中”的新观点，指导临床效若桴鼓。刘老秉承先贤学说之神髓、发明古义之精微，“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终为发热疾病的治疗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并使其青年时期就在此领域的临床、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1944年夏天，日寇侵华战火燃及湘中、湘西一带。由此导致战区瘟疫横行，尤其是发热性疾病，更是疯狂肆虐。染之者憎寒壮热，上吐下泻，遍身斑疹杂出，似丹毒风疮，症状凶险，且发病迅猛，来势汹汹，传染甚快，路人避之犹恐不及。见此情景，刘老看在眼中，急在心头，遂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救治百姓。刘老凭借自身精湛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证经验，察标求本，洞悉症结，运用升降散与达原饮合方施治，方证契合，甚是有效。刘老以此方为基础，机圆法活，知常达变，随证化裁，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使广大病人获得救治。“刘志明善治热病”的声名不胫而走，誉满三湘。自此，刘老虽年方弱冠，其仁心仁术即被广为传颂，闻名遐迩。三、奉征召担重任身手大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医事业也迎来了新生。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培养出学贯中西、精专博通的高级中医人才，国家开始有计划地分批组织中医进修现代医学知识。1953年，已名著三湘的刘老，欣然参加了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在此期间，刘老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药理等现代医学基础课和内科临床课程，还进行了规范的临床实习，熟练地掌握了现代医学的诊疗操作技术。此外，刘老更有幸得到清宫御医袁鹤侪老先生的亲授。通过再次深造，刘老的治学视野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学术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其日后学术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54年，卫生部从全国各地抽调数十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医名师进京组建国家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医研究院。由于医名赫赫，刘老被点将入京。为了自己钟爱的中医事业，刘老毅然离开一家老小和得以成名的三湘之地，只身北上，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医研究院第一批医疗科研人员，从此定居京城。
刘老应召来京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因其擅长治疗热病，故又被委以负责创建全院八大组之一“传染病组”的重任。“传染病组”成立之初，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又缺乏必备的科研条件，仅有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一腔热血。全组人员在刘老的带领下，一切从零做起，从健全科研规章制度，到自己动手制作科研设备，全体一心，在实践中求发展，在失败中积经验。刘老作为全组的核心，更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全组同志作出了表率，为“传染病组”的创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仅仅一年的时间，由于刘老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组同志的紧密配合，中医研究院的“传染病组”从无到有，并能初步担负起中医防治传染病的职能。1955年，石家庄、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刘老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领全组成员主导全国中医防治乙型脑炎的工作，并在北京、浙江、辽宁建立起传染病医院。治疗中，刘老细致观察患者症状，把握病机关键，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治疗的优势，对证施治。对于壮热不恶寒、一派阳热患者，刘老大胆使用辛凉重剂白虎汤，石膏用量之大，多达每日斤余，患者服药数剂，即热退身凉，转危为安；对于舌苔厚腻者，刘老辨证为“邪热夹湿”之证，因湿热交阻，病情往往缠绵难愈，其治疗则更为棘手，单用白虎汤不易收效。刘老知常达变，主张在白虎汤的基础上增以猪苓、茯苓、泽泻、苍术等利湿、燥湿之品。治疗之时，遵刘老之法投药，往往一击而中，可获彰显之效。自此，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疗效为人称道，在以后数次国内大面积传染病流行中，中医均作为一支重要的防控力量参与其中。如1956年，政府号召“消灭血吸虫病”，刘老组织了全国第一支中医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队，在浙江等地工作一年，口碑甚佳，成绩卓著。1957年，北京地区流行小儿病毒性肺炎，西医治疗效果不明显。刘老受邀和几位西医儿科专家一起开展研究，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联合方案，很快就控制了疾病流行。
时至今日，刘老当年运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力挽狂澜的事迹仍为人所津津乐道、难以忘怀。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访问学者李致重教授在其著作《中医复兴论》中就曾写道：“20世纪50年代，刘志明领队在北京、沈阳、浙江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时，年仅30出头。在中医大学林立的今天，‘非典’肆虐首都北京，有多少敢于横刀立马的年轻刘志明呢？”四、研医典重实践严谨治学《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一书中曾评价刘老“崇尚仲景，善用经方，且能博采众长，熔古今名方于一炉，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对外感热病、内伤杂症及老年疾病之疑难大症，必穷源究委，敢于创新，另辟蹊径，每每出奇制胜，疗效显著”。刘老之所以能够登临中医学术高峰，取得卓越成就，和他始终坚持严谨治学是密不可分的。
刘老治学十分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认为历代医家无不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才得以充实、升华自己。中医经典当首推《黄帝内经》，它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但《内经》一书，非一时一人所著，而是当时多种学派、学者各抒己见汇总而成。书中各派各家观点、学说并存，甚至出现同一篇章之中出现两种不同观点和截然相反的解释，令人如坠云雾，难寻真谛。刘老为深入领会其中精髓，遂将《内经》全文熟读、背诵，并以王冰的校订注释为主，参以张介宾的《类经》、杨上善的《太素》，旁及吴崑、马莳、张志聪等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时至今日，已过耄耋之年的刘老，对《内经》原文，甚至包括唐代王冰注文，仍能出口成诵，令人不得不佩服刘老在经典学习中所下之苦功。《内经》之后，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中医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每个学术流派多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其中著名的有伤寒学派、温病学派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理论、经验都是前贤智慧的结晶。对此，刘老治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对不同学派都要深入研究、撷取精华。因历代各家学说内容极为丰富，著作汗牛充栋，一一遍读，实属不易。故刘老选择每个学派的代表性著作重点学习，然后才旁及其他，如此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对于“伤寒学派”，刘老精研“方书之祖”——《伤寒论》。因《伤寒论》成书距今年代久远，“上溯岐黄神农、下迨百世诸家、汇六经辨证于一体、融理法方药为一炉”且“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初学之人甚难得其要领而入其门。刘老研读之时，常常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加以互参，并浏览历代伤寒注解，以得窥伤寒全貌，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对于“温病学派”，刘老则首研刘完素，继读吴有性、戴天章、余霖、杨璿之论瘟疫，叶桂之论卫气营血，吴瑭之论三焦，薛己之论湿热，王士雄之论六气属性及霍乱。
在扎实深厚的理论基础上，刘老还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刘老常言：“治学之要，就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临床进行独立思考，提出独特见解”。刘老自学医以来七十余年，从未离开过临床，其行医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看病，从不懈怠，每日诊务极为繁重。刘老认为：“只有不断实践，方能丰富自己的临床经验，在医术上才能精益求精。作为临床医生，最忌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空头理论，若仅有理论，而乏于实践，必致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相左，难能奏效。”正是在坚持不懈的临床实践中，使刘老对前人的理论加以验证，去粗存精，融会贯通，提出己见，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学术思想。如刘老曾与儿科研究所协作，对小儿病毒性肺炎进行临床研究，根据临床症状，如发热、咳嗽、气喘、鼻煽等症，医者一般将其归于“风温”范畴，主张遵古人之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但往往难以收效，病死率居高不下。刘老依据临床经验提出，小儿病毒性肺炎是肺实质性病变，来势急、传变快，病之现象往往落后于病的本质，若治疗拘泥于卫气营血的顺序，易致由轻转重、由重转危，故应在发病初期就发汗解表、清营解毒并举，药用麻黄、杏仁、甘草、连翘、金银花、丹皮、生地及局方至宝丹等。数百例患者依刘老之法治疗，确实取效甚捷，避免了出现热极生风或热入心包等危重症状，提高了治愈率。再如冠心病的治疗，活血化瘀法被普遍采用，但刘老并不人云亦云，而是从临床实践出发，提出不同见解。刘老指出，活血化瘀法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也能获得一定疗效，但属于治标之法。但冠心病患者多为年老体虚之人，若不细加辨证而一味攻伐，势必损伤正气，导致虚者更虚。刘老治疗该病，则按标本缓急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兼顾；治本以滋肾为主，治标则重视通阳化浊。刘老所制滋肝肾、通心阳之方，其疗效常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绵长持久。
刘老治学除了精研医典、勤于实践之外，还注重虚心求教、博采众长。“谦受益、满招损”是人人皆知的治学格言。古今中外，凡治学取得成就之人，皆能谨守此道，刘老亦不例外。刘老在湘潭行医之时，就注重搜集各种民间验方，四处寻师访友，以求学到一技之长。1954年，中医研究院筹备成立，彼时各地名医云集京城，刘老并不以一方名医自居，对于不熟悉或有争议的问题，虚心向有关专家请教或听取他人意见，以广开思路，弥补不足，提高自身学术水平。不仅如此，凡有出差机会，刘老必拜访当地名家，如上海程门雪，湖南李聪甫，浙江叶熙春、潘澄濂等老先生，他都曾亲聆教益。即使在学术上已有极深造诣的今天，刘老还时常与同道切磋讨论学术问题，就连弟子门人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刘老也都认真听取，对的给予肯定、采纳，片面或错误的给予补充、纠正。在刘老的影响下，在其周围不论是同事之间、还是师生之间，就学术问题都可以平等讨论，各抒己见，从而形成了以学术为重的良好治学氛围。
由此可见，正是刘老这种精研经典、勤于实践、博采众长、善于辨疑、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探究精神，方才成就其今日中医学术之辉煌。五、重科研创新药硕果累累
刘老不仅重视基础理论学习、临床医疗实践，还十分注重中医科学研究工作。刘老认为，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日益先进的现代科学实验方法、实验设备并非为西医学所专用，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学研究。通过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将前人的宝贵经验充分挖掘，加以验证，掌握其运用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这将对攻克目前医学难以解决的疑难病症大有裨益。刘老还指出，开展中医科学研究既要掌握先进的科研技术，还要有正确的科研思路。然而，好的科研思路来源于临床，只有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总结经验，离开临床的科研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同样，好的科研思路，又要靠科学研究加以实施、验证、升华，离开科研的临床也将失去发展的动力、腾飞的翅膀。
数十年来，刘老传承、发展中医一直坚持走临床、科研并重的道路。如对冠心病的治疗研究，刘老在临床中发现，冠心病为年老体弱者多见，其发病年龄与中医学肾元始衰的时间相吻合，人体衰老，肾元匮乏，导致心失资助、阴阳俱虚，方才诱发本病。据此，刘老提出，冠心病的发生首当责之于年老正气亏虚，其中尤以肾元匮乏为要，此为本病发生肇始之因。刘老进一步剖析，肾虚日渐，一则肾阳亏虚，阳不胜阴，可致阴寒内盛；二则气化失司，运化失常，可使聚湿成痰；三则肾精虚损，生髓不能，血无所生，必致心血亏虚；四则元气不足，诸气必虚，推动无力，而成血瘀之患。由此可见，冠心病虽以正虚为本、肾虚为根，但肾亏所致虚、寒、痰、瘀诸邪丛生，又可加重病情，最终使其发展成为危重之症。据此刘老提出：年老肾虚不仅为冠心病发生的始动环节，更是其发展、恶化的根源所在。刘老根据临床实践提出，冠心病其本质属虚，因虚致实。故治疗当遵“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之旨，采用“补肾”“通阳”“祛邪”三法结合。刘老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创制出滋肾通阳之方药。其后，刘老指导学术继承人刘如秀主任医师组建科研团队，以通阳滋肾法治疗冠心病为切入点，在国家级及省部局级等各级课题资助下，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通阳滋肾方治疗冠心病的机制，并精研出冠心爽合剂。目前，冠心爽合剂已经申报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201110268875.6）。
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研究，刘老亦是沿此模式进行。该病常有心悸怔忡、头昏眩晕甚则晕厥、胸痹心痛、气短乏力、四肢逆冷、舌质暗淡、脉迟结代等临床表现。刘老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发现心肾阳气虚弱为其病机关键。刘老阐释，心阳的主要作用是鼓动心脏搏动、温运血脉循行；肾阳为诸阳之本，对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活动起着温煦推动的作用。因此，心肾阳气的盛衰直接影响心率的快慢、血脉的盈亏和脉象的虚实。心阳不足，则气血鼓动无力；肾阳亏虚，则脏腑功能低下，心跳缓慢。法随证立，刘老针对其病机特点，拟定“通阳活血”为该病治疗大法，临证运用，疗效显著。于是，刘老要求科研团队循此思路深入探究，在刘老及其弟子刘如秀主任医师的主持下，经过科研团队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揭示通阳活血方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机制，并成功研制出有效方药——强心复脉颗粒。该药现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09100792616），并已完成成果转让。六、传后学育英才桃李芬芳
刘老在潜心研究中医学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养。自古以来，中医教学一直以个别、分散的师带徒方式为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很难培养大量的中医药人才，无法满足中医药发展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立了高、中级中医院校，从而形成了中医教育新制度，翻开了中医教育历史的新篇章。但是，中医院校建立之初，缺乏成熟的办学经验，更缺乏较为规范的教材。为了我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刘老在繁重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以饱满的热情、忘我的精神、严谨的作风，积极投入到中医教材的编撰工作之中。于1956年编写出《中医内科学简编》一书。该书以契合临床实际为出发点，对中医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辨证特点、治疗方药、护理措施等，均作出了系统、明确的论述。此书一经出版，深受国内同行赞誉，成为全国医药人员学习中医内科的重要参考书，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80年代，刘老又积极支持中医函授教育，参与燕京函授医学院的教育工作，并主编医学专业函授教材《中医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医药专科人才。
此外，刘老对于中医药高级人才的培养工作，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刘老被确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首批博士后指导老师。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从考试命题、复试录取，到指导研究生选题、开题、培训临床技术，再到论文修改，刘老都是不假他手，亲力亲为。1990年，刘老又承担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劳动人事部确定的第一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师带徒工作。刘老按照二部一局的文件精神，带徒之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学术继承人高标准、严要求，更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的从医经验、研究心得传授给后学青年。在刘老的精心指导下，他的学术继承人刘如秀主任医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顺利出师，出师论文荣获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论文一等奖。
刘老深爱中医教育事业，执教几十年来，为培养中医药后继人才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其弟子门生现已遍布神州大地，很多已成长为业务骨干、专业领导、学术带头人，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医事业的弘扬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七、出国门广交流光大国粹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的大门打开了。由于刘老在中医学术上的成就，使其医名远播海外，世界许多国家邀请他出国访问、交流。他利用每一次出访机会，在国际上积极宣传、弘扬中华医药，并加强与世界各国同行的学术交流，努力将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推向世界，为捍卫世界人民生命健康而服务。
1983年5月，刘老应邀首次出访墨西哥进行学术访问。访问期间，刘老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为当地政府官员及华侨诊治疾病，疗效显著，深受好评。为此，墨西哥总统亲自接见刘老，并予以表彰。刘老的这次墨西哥之行，为中医药在墨西哥得以发展、传播打开了局面，同时也为国家赢得了荣誉。1987年，刘老奉命前往泰国曼谷主持中国医疗队的工作，他严格管理，提倡业务上精益求精，使得医疗队在当地备受欢迎。1989年，刘老还率团赴日参加中日医药学术交流会议。会议之余，刘老与日本关东、关西、福冈等地的“医师汉方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久仰刘老大名的日本汉方医界的权威人士纷纷前来拜会，并盛情邀约刘老作学术报告，刘老欣然应允，作了关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专题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通过此次交流，使日本医学界充分领略了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
刘老凭借自己深厚的中医学识和超群的医术，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医药的开路先锋。经过刘老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走近中医、了解中医、接受中医。刘老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扩大影响、赢得荣誉，作出了突出贡献。八、振中医思发展老不赋闲
刘老担任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和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直接参政议政，对国家制定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发展规划献言献策。刘老针对中医药行业的特殊情况，联合中医药行业同道，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建议中医中药联合发展、共同促进；并呼吁国家成立了中医药专门管理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此外，刘老认为传承名老中医经验是当前提高临证水平、提升学术、培养新一代名中医接班人的关键。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学术思想，他大力倡导中医药高学历、高水平人才培养，并以身作则培养出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如今，已九十高龄的刘老仍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参与国家级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的具体工作，并亲自指导自己的学术继承人、博士后对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进行总结传承。九、创辉煌功勋著饮誉神州
刘老献身中医药事业数十年，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的辛勤努力、无私奉献、卓越成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受到了国家的嘉奖。刘老曾先后荣获卫生部“中医药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进步奖”“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特别贡献奖”等。2009年元月，北京市卫生局、市人事局、市中医药管理局为弘扬中医药学术思想，促进首都中医药事业长远发展，褒奖首都中医药精英的突出贡献，联合授予京城12位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的称号，刘老名列其中。2014年更被评为第二届“国医大师”。第二节 医学思想一、学习观（一）研经读典 启智取道
刘老指出，就中医范畴而言，历代医著汗牛充栋，前贤诸家均有阐述发明，但流出有源，不论哪种学术流派，均是以《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为基础。其中，《内经》一书，“理论渊深，包举宏博”，实为中医学理论之渊源，后世医家虽于医理上多有创建，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轫于《内经》。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祖”，与《内经》一脉相承，更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从而确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首开辨证论治之先河，是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指导临床医疗实践的医学典籍，后世大家莫不遵其典范。对于医者而言，这些经典著作犹如树之根、水之源，不读则学无根本，无根之木，何谈叶茂枝荣？
刘老主张，有志于中医之人，就应从四大经典入手，拿出“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耐住寂寞、心无旁骛、潜心研读经典，如此方可开启心智、历练思维，达到与前辈名家思想脉搏相同步，实现穿越时空与其倾心交谈。通过这样不断“对话”与“交流”，反复产生“感悟”与“碰撞”，才能最终领悟经典中所蕴之“道”，即伟大的医学思想、严密的医学理论；掌握经典中所载之“术”，即认识、分析、治疗疾病的方法、手段。如刘老对《伤寒论》中“太阳病，项背强，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的理解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领悟“葛根汤证”的病机关键为“风寒之邪客于太阳经腧”，其主证为“项背强”，故凡与其病机、主证相似之病均可用之，刘老恒用此方治疗肩周炎、颈椎病而伴见项背疼痛不舒者，屡用屡效。
除对中医四大经典反复研读之外，刘老还提倡“博览各家、广得其益”。仲景之后，医家辈出，代有发展，存世医书琳琅满目、浩如烟海。刘老特别推崇金元四大家之学说以及温病学派叶、薛、吴、王之著作，谓之各具特色，各有其优，实应细细品味。各家学说，合读则全，分读则偏。刘老强调，学习之时应摒弃门户派别之偏见，择善而从，着眼其心得发明之处，或取其论，或取其法，或取其方，或取其药，或取其巧，或取其妙，总要取精去粗、扬长避短。（二）读悟并重 实践求真
中医经典著作，成书时间距今过于久远，书中文字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对于初学者而言，诵读已属不易，若想明了其中所蕴藏的深邃理论，则更是难上加难，非潜心研读、穷思精悟，莫得其要。因此，刘老提出，对于经典的学习要分三步循序渐进。
首先，对于上述经典论著要做到“熟读”“背诵”。刘老以为，“非通读不可观全貌，非背诵不能记于心”。熟读、背诵是学习经典、筑牢根基的最根本方法，且越早背诵效果越好，正所谓“少年背书如锥锥石，中年背书如锥锥木，老年背书如锥锥水”。刘老建议年轻的医学生，应尽早下此苦功，不要畏难，由难而易，由少而多，集腋成裘，积沙成丘。
其次，在“熟读”“背诵”的基础上，更要“勤思善悟”。初研经典之时，由于自身学识有限，必然会遇到许多似懂非懂之处。此时，更应迎难而上，反复揣摩，用心感悟。只有如此，我们方能对某些原本不太理解的疑难问题逐渐触类旁通，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刘老有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能于无字处读书、不疑处有疑，尤为可贵。”
最后，学习经典还要“坚持实践”。只有通过临床实践，才能验证我们对经典的感悟是否正确，以及对经典理论的掌握是否牢固。此外，在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疑难病例，则又会促使我们翻过头来于医典中寻求启迪，思索所见病症合于先哲何人之专长，从症寻书，从理定法，据法处方，按方遣药。若能行之有效，既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医经典的领悟与掌握，又能丰富学术经验、提高临证水平，更会激发我们钻研中医经典的兴趣。刘老常言：“作为中医，最忌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空头理论，若仅有理论、乏于实践，必致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难合，难能奏效。只有不断实践方能丰富自己的经验，也才能在医术上精益求精，于实践中求真知，于实践中得发展。”
刘老钻研“眩晕”这个内科常见疑难病的过程，正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大力倡导的“研经读典、启智取道”“读悟并重、实践求真”这一学习观念、学习方法的很好例证。眩晕一病，自古深受医家重视，古今医家对其论述颇多。刘老先广泛搜集历代有关此病的诸家学说，仔细研读、深刻领悟，再反复验之于临床实践，最终才得窥真谛，提出“眩晕乃肝肾两脏本虚标实之证”的创见，并总结了“论治眩晕八法”。刘老以《丹溪心法·六郁》所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启迪，对“肝气郁结型”眩晕，制“疏肝解郁、清利头目”之法；以《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对“肝阳上亢型”眩晕，制“平肝息风、潜阳降逆”之法；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木郁发之……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甚者耳鸣旋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对“肝火炽盛型”眩晕，制“清肝泻火、疏肝养阴”之法；以《证治汇补·眩晕》所谓“肝家不能收摄荣气，使诸血失道妄行，此眩晕生于血虚也”，对“肝血亏虚型”眩晕，制“补血养血、柔肝止眩”之法；以《素问·至真要大论》所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鬲如寒”，对“肝阳虚馁型”眩晕，制“温阳暖肝、降逆和胃”之法；以《临证指南医案·中风》所论“肝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起”，对“水不涵木型”眩晕，制“育阴潜阳定眩”之法；以《灵枢·海论》所载“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及《难经》所述“损其肾者，益其精”，对“肾精不足型”眩晕，制“补肾填精、养髓止眩”之法；以《景岳全书·眩晕》所道“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阳中之阳虚者，宜治其气……阴中之阳虚者，宜补其精”，对“阴阳两虚型”眩晕，制“平补阴阳、养脑定眩”之法。二、辨证观（一）四诊相合 辨析症结
刘老十分强调四诊学习，要求弟子门生将四诊研习作为学医之重点，一定要切实掌握四诊方法，并时时温习，以求早日达到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境界。
刘老指出，望、闻、问、切在诊察疾病的过程中各有独特作用。四诊之法，以目察五色，以耳识五音，以言审五病，以指别五脉，各有侧重、各有所用，各从不同的角度为疾病诊断提供了部分依据。临证之时，只有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互相参考，互相佐证，整体辨析，方能探明症结，确保辨证施治的准确；倘若厚此薄彼，甚或独恃一诊，定会遗漏某些症状或体征，无法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遂使诊断失准，误诊误治在所难免。四诊实为一体，分则偏，合则全。四诊参合，则可识万病根源，以之疗治，自万举而万当；但凭一诊，则见有不确，信手乱治，安能无误？故一病当前，切记互相参证，综合辨析，绝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一种而忽视其他。
刘老临证诊察疾病从不草率，始终恪守详查细问、四诊合参的原则。刘老曾治疗一位19岁女青年，患慢性肾炎，全身水肿，腹大如鼓，经中西医治疗，经久不愈。刘老接诊后，发现之前治疗的医生大多着眼于患者所表现的面色白、四肢不温、小便量少、水肿、腹水明显、舌淡苔白等证候，辨证为肾阳亏虚、气化失司、水湿停聚，治疗皆投温阳利水之剂，如此水肿非但不除，反而日趋严重。刘老细察发现，该患者脉象两尺细滑无力，以此结合其他证候，当辨为肾中阴阳两虚之证。刘老分析，患者病程已久，又迭用分利之品，阳损及阴，阴阳两虚，虽无阳则阴不化，但徒温阳则阴更伤，此正是前者众医治疗之败笔所在。据此，刘老借鉴景岳理阴一法，俾阴生而阳长，水能化气，可望一愈。遂遣理阴煎，重用熟地、当归以养阴，少佐姜、桂以水中求火，不用分利之品，并嘱多食鲤鱼，或红烧，或糖醋，唯不放盐。患者遵刘老之法调治半载，水去肿消而收全功。从此病案可见，正是刘老认真按照四诊要求，逐项诊察，相互参合，才得以精准辨证，明晰症结，治获佳效。（二）辨病识证 参融西学
刘老指出，现代科技并非为西医学所专用，中医学亦可将现代科学有机地融入其中，作为望、闻、问、切的延伸。若借助西医的先进诊察仪器及实验室检验，一方面可以及早发现疾病，弥补中医直观感觉的不足，提高中医疗效；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检查结果的分析，进行微观辨证，丰富中医的辨证依据、辨证内容；此外，还可根据治疗前后检查结果的改善情况，为中医疗效的判定提供量化指标，打破传统中医仅凭症状、体征进行疗效的评价，为中医的有效性、科学性提供令人信服的客观依据。如刘老诊治慢性肾炎时，在运用望、闻、问、切等宏观辨证方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结合尿液检验等微观指标，尽可能掌握定性、定量资料，中西结合，综合分析，以便提高辨证的准确度，增加立方用药的针对性。刘老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发现，大部分慢性肾炎患者，在整个病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邪实存在，其中尤以湿热毒邪最为常见。刘老以患者尿液浑浊，且红细胞、白细胞、管形等沉渣增多，作为湿热毒邪存在的微观标志。并以此为依据，对此类患者不再一味温补，而是于补益脾肾之剂中，增以清热利湿之品，临床疗效显著。刘老诊断热痹也非常注重结合西医检查。刘老总结中医热痹，其表现为发热、关节红肿热痛、苔黄脉数、血沉快、抗链“O”增高，多见于西医学之风湿活动期或急性风湿热初起。
刘老虽然提倡中医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但又十分反对依赖设备、仪器进行诊断，单凭实验报告处方用药的作法。刘老指出，中医要发展，一方面切切不可排斥现代科技、现代医学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而应取彼之长、补己不足；另一方面，中医更不要妄自菲薄、抛弃特色，而应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根本，在不脱离中医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现代科学技术中可用的成果和西医的某些检测方法，有选择地吸收过来，既为我所用，又避免西化。三、治则观（一）外感热病 祛邪为先
外感热病是临床常见疾病，病势急剧、变化迅速。西方发明抗生素后，曾一度大幅降低了它的病死率，但随着抗生素的长期、广泛应用，导致耐药菌株愈来愈多，这就使得医者面对其所诱发的发热疾病往往束手无策。中医学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就对外感热病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确立了以六经为纲领的辨治此类疾病的体系。后世医家以此为宗，不断探索，更于明清之季，经过吴有性、叶桂、吴瑭等一大批温病学家的不懈努力，最终又形成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辨证纲领的温病学辨治体系。至此，中医学对于外感热病的治疗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理论和方法。刘老学医之际，正值温热之疾肆虐之时，刘老目睹乡梓父老深受其苦，常为之扼腕痛心。刘老之师杨香谷先生，医术高超，尤精于温热病证的诊疗。刘老随师出诊，亲见其治疗高热患者，往往三两剂药服下，即热退身凉。医者的使命感及中医的神奇疗效，大大激发了刘老钻研外感热病治疗的热情和兴趣。杨香谷先生因势利导，言传身教，不仅指导刘老系统学习了有关外感热病的经典著作，如《伤寒论》《温疫论》《温热论》《温病条辨》等，更放手让他大胆诊治，参悟其道。刘老很快就对热病的发生、发展、传变、预后、顺证、逆证及治疗之常法、变法有了系统掌握，赢得了“善治热病”之名。其后，刘老又通过不断的临床实践，最终形成了对外感疾病治疗的独到见解。
刘老认为，外感热病为六淫时邪所致，起病急骤，变化迅速，其治当速。治疗之初，就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祛邪于体外，以截断、扭转疾病之发展进程。刘老提出，治疗外感热病，其要诀有二。
要诀一，治疗之际，要如将军之用兵，有胆有识，兵贵神速，切切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错失良机。如对于小儿病毒性肺炎的治疗，一般医家多谨遵卫气营血辨证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但该病属肺脏实质性病变，为变化迅速、病情凶险之重症，如此循规蹈矩，药物调整必难赶上病情之变化，缓不济急而耽误治疗，以致病死率居高不下。刘老形象地比喻此种治法为“被动挨打”，自保尚难，何谈克敌？对于此病，刘老主张“敌不动，我先动，先敌而动，主动进攻”的治疗思想，即在发病之初，就以“发汗透表、清营解毒”并举，迎头痛击，阻断病邪进程。实践证实，在此治疗思想的指导下，降低了患儿出现热极生风或热入血室等危重情况的发生率，极大地提高了治愈率。
要诀二，治疗用药，药量要足，药力要猛，争取一战成功，切切不可畏手畏脚，蜻蜓点水，如此日久必变，反致慌张。刘老曾治疗一年仅六岁的乙型脑炎患儿。该患儿高热（体温40℃），头痛，呕吐频作，烦躁不安，嗜睡，时躁动抽搐，间发谵语。刘老详查后诊断为“暑温偏热”之证，治以辛凉重剂，佐以凉开，方选白虎汤加减，并重用石膏120g，另以安宫牛黄丸1丸，分5次鼻饲。参与抢救的其他医生，以患者年龄幼小，脏腑娇弱，石膏寒凉且用量过重而有所顾虑。刘老解释，如此危重之疾，若不以大剂攻之，病重药轻，岂能见效？邪留不去，好比“养虎为患”，其后果必然是“变证迭起”，更致无措。依法治之，患儿体温降至38℃，惊厥呕吐渐止，能进饮食，但仍时有谵妄不识人，大便五日未解，脉沉数有力，舌苔黄燥。刘老辨为阳明里实热证，又大胆采用釜底抽薪之法，方用大承气汤攻下，仍加重剂石膏（60g），服药一剂，疗效卓著，患儿大便得通，体温得降，神志得清，谵语得除。后继用上法并佐养阴之剂，调理旬日而愈。（二）内伤杂病 调理为要
刘老治疗外感之病倡“祛邪为先”，但对于内伤杂病，则主“调理为要”。刘老认为，内伤之疾，多因经年累月，正气耗伤，阴阳不调，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其常度，以致病邪藏匿其中，此谓“奸佞”之徒也。刘老治疗此类内伤杂病，要诀有二。
要诀一，当审时度势，安内以攘外，特别对那些胃气虚弱不胜药力之患者，更当先调养中土，待正气来复，脏腑功能恢复，气血和调，则邪无可藏，病可痊愈。如刘老治疗功能性水肿，患者多呈颜面及下肢凹陷性水肿，貌似邪实之象，但细细探究则发现，患此病者，其年龄多在40岁以上，病程较长，且同时伴见头晕、心悸、气短、乏力、失眠、纳差等心脾气血两虚之证候。据此可知，功能性水肿与一般水肿之病机不尽相同，当属本虚标实之证。刘老指出，此时若仍拘泥于攻逐、发汗、利小便等常法，重用分利之品，必犯“虚虚实实”之忌。治疗应着眼于整体，把握本虚这一病机关键，以补虚培本为主，避免过用分利，以防更伤正气。临证时，刘老采用健脾胃、调气血之法，以归脾汤加减治疗，取方中黄芪、白术、茯苓、薏苡仁等健脾益气；当归、白芍等养血调血，并酌用酸枣仁、远志等养心安神，共奏益气养血、健脾养心之功，待脏腑功能恢复、气血冲和、水液代谢正常之时，不利水而水肿亦能自消。
要诀二，内伤之病，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表现极为轻微，其来也渐，其去也缓。因此，对其必须“有方有守、循序渐进”，假以时日，方获效验。刘老指出，所谓“有方有药”，就是要在精确辨证的基础上，选方定药，若证不变，方则不变，一直守方治疗，徐徐图之。切勿一方甫投，即望其效，未效即更方易药，如此常难见功；此外，更不可操之过急、孟浪用药，如此急于求成，必致事与愿违、反生变故。刘老要求，临证之际，须制方求稳，保护胃气，胸有定见，有方有守，徐徐图之。如刘老曾治一位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就是遵循此原则而终获良效。该患者病史16年，西医诊断为“二尖瓣狭窄伴闭锁不全，三尖瓣狭窄，阵发性心房纤颤，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心功能不全。”西医给予洋地黄制剂治疗，出现不良反应，难以控制，遂求治于刘老。刘老详查后发现，该患者以心悸、气短、胸闷、全身乏力、纳差、两足水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中医辨其当属“脾阳不振、痰湿痹阻气机”之证。刘老依据中医学“治病求本”的指导思想，针对其“脾阳衰惫”之本虚，兼顾“痰阻气机”之标实，治以“振奋脾阳、化湿消痰”为法，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党参、生薏苡仁、防风等治疗。方证契合，刘老成竹在胸，守此方悉心调理，坚持治疗半年有余，服药百余剂，其间仅根据病情变化稍事增损，终获满意疗效。后经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证明患者病情大为好转，心房纤颤减少，心脏功能大幅改善，生存质量显著提高。四、施治观（一）治循主证 方证相合
在七十余年的临床实践中，刘老总结了一条非常宝贵的治疗经验，即辨证施治一定要依照患者主证而选用方药，这是取得最佳疗效的关键。刘老认为，所谓“主证”其意有二。
其意一，是指某种疾病必有的症状。如《伤寒论》中的“脉浮、头项强痛、恶寒”是“太阳病”必有症状，即为主证。刘老运用经方时，就主张“见其主证，即用其方”。如刘老见到以“足膝关节红肿疼痛较甚”的痹证，常选主治“诸肢节疼痛，身体羸弱，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的桂枝芍药知母汤，每获良效；对于以“四肢关节疼痛为主”的痹证，刘老又用主治“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的甘草附子汤，亦能取得较好效果；对于“以腰重冷痛为主”的寒湿腰痛，包括西医所称的部分腰椎疾病，刘老就用主治“腰中冷，如坐水中，腹重如带五千钱”的肾着汤，稍事加味，疗效显著。
其意二，是指反映疾病本质的证候，在此“治循主证”就是要针对疾病本质遣方用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获事半功倍之功效。刘老提醒，临证中，患者的主诉一般与主证有关，但在某些时候，病人的主诉内容庞杂多端，这就需要医者加以分析去芜存菁，如此才能抓住关键的主证。刘老要求，一旦抓住主证，就要紧抓不放，立法处方始终围绕主证进行，法随证立，方从法出。刘老曾诊治一患者，症见头晕耳鸣，眼睑面目及双下肢水肿明显，但睡眠尚可，纳食正常，夜尿频多，口干喜饮，时有小便淋漓不畅，偶有大小便失禁，其舌质稍红偏暗，苔黄厚腻，脉结。此患者疾病错综复杂，涉及多个脏腑，乍看难分头绪。刘老细细分析，此患者素体肥胖，胖人多湿多痰，痰浊上蒙神窍，则头晕、耳鸣；痰浊内阻，可致水液代谢障碍，水液内停则致肢体、眼睑水肿；痰浊内阻日久化热，遂见舌红，苔黄腻。通过辨析，刘老揭示该患者其主证应为“痰热互结”，以此立法“燥湿化痰、清热平肝、利水消肿”，方取二陈汤燥湿化痰，加黄芩、菊花、珍珠母清热平肝；猪苓、泽泻利水消肿；瓜蒌、薤白、枳壳理气宽中。服药20余剂，诸症悉除。（二）方贵通变 化裁适宜
刘老指出，临床病证变化多端，十分复杂，立法处方，当随病变化，最忌以方套病，呆板不化。试看仲景用方，全在灵活变通，如桂枝汤之化裁，有加桂、有去桂、有加芍、有去芍等诸多变化，十分灵活。
刘老用方，必先深刻理解其方义，再随证灵活加减变化，或取其方义，或化裁其方，务求与病相符。如刘老用麻杏薏甘汤治疗上颌关节炎，就是取其方义而用之的典型例子。麻杏薏甘汤的主证为“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下颌关节炎属中医“痹证”，临床以咀嚼食物时疼痛、张口活动受限、关节弹响、交锁等为主要临床特征。将下颌关节炎之临床表现与麻杏薏甘汤主证相比照，两者并不相符。但观麻杏薏甘汤的组成，方中有麻黄、杏仁可宣上疏风，薏苡仁祛湿，正适用于痹痛部位在上之病。此病虽然没有麻杏薏甘汤之主证，但因与该方方义合拍，刘老变通用之，效果显著。刘老加减“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寒热错杂痹”，则是化裁其方而用之的例证。外感风寒湿邪，流注肢体关节，郁久化热，而又兼热象，寒热错杂，矛盾一体，遣方用药尤为困难。对于寒热错杂痹，仲景有“桂枝芍药知母汤”为临床医生所常用，刘老亦用此方，但并不死守，而是以其为基础方加以增损。运用之时，刘老取方中桂枝、知母，一外一内，外散风寒湿邪，内清久郁之热；留附子以助桂枝温经散寒之力；去芍药、甘草而换生地、忍冬藤，以增养阴通络之功，同佐知母发挥清热通络之效；减麻黄、防风以防过伤易损阴血，加生黄芪、当归以温养补虚、益气养血。加减之后，全方寒热辛苦并用，各有所宜，共奏清热、散寒、除湿、祛风、通络、活血、补虚之功。较之原方，经过化裁变通后则更为契合疾病本质，临床用之屡获佳效。（三）知药善用 调遣随心
刘老认为，辨证的落脚点在于用“方”，而“方”是由“药”配伍而成的；组方是否合理、应用是否得当、化裁是否适宜，则取决于医者是否知“药”，知药直接决定着临床疗效的好坏。这就犹如将军掌兵，作战之前就必须对手下兵士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此方能做到“提调得当、人尽其用”，也才可以确保自己的作战意图得以正确贯彻；若非如此，即使制定的战略战术再正确，也必因“用人不当、执行不力”而功亏一篑、难以取胜。刘老指出，要做到“知药善用，调遣随心”，就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其一，要洞悉药性。这要求必须不仅谙熟常用中药的传统功效主治，还应了解其现代药理作用。如刘老使用红曲治疗肝浊，就是在洞悉该药药性的基础上筛选而定的。肝浊一病，西医名为脂肪肝、高脂血症；发病多因起居失常，而致脾失健运，水谷积滞，精微不化，痰浊内生，血脉瘀阻，对其治疗当用健脾消积、祛痰化浊、活血散瘀之品。红曲，始载于《饮膳正要》，其性甘、温、无毒，归肝、脾、胃、大肠经，具健脾消食、活血化瘀之功，主饮食积滞、脘腹胀满诸症及产后恶露不尽、跌打损伤等。现代药理更证实，红曲中含有多种天然他汀成分，有较好的调节血脂作用，对肝功能之损伤远较他汀类西药为少，尤其是对那些使用他汀类药物有副作用的患者更为适用。由此可见，红曲在传统功效主治和现代药理作用两方面都十分契合肝浊之病机，选用该药准确恰当，若非深知药物性能之人不可为也。
其二，要把握量效关系。不同剂量的同种药物，其所发挥的功效亦不相同。刘老就十分注重中药用量的斟酌，以期得到预想功效。如柴胡一药，重用则主治寒热往来，轻用则疏肝解郁。因此，刘老用治感冒之时，柴胡用量偏重，多在15g以上；但治肝气郁结之证时，则必轻用柴胡，用量多在9g以下。
其三，要重视炮制变化。各种炮制方法，都可引起药物性能的改变。如薏苡仁一药，生用性平偏凉，可清热除痹、利湿排脓；炒用性平偏温，功善健脾止泻。故刘老治疗风湿痹痛、肺痈、肠痈、脚气、淋证等，每投生品；而治脾虚腹泻，则炒后方用。其他，如大黄生用主泻，炭用止血；黄芪生用走表，蜜炙补中等，临床之时，不可不知。
其四，要深研药物配伍。药物配伍乃中医精华，精于医者，必精于药之配伍，药物通过配伍能增效、能减毒，从而扩大治疗范围、适应复杂病情、预防毒副作用，可保证临床用药高效安全。刘老对此道造诣极深，善组药对，娴熟运用，取效临床。如刘老选三七、丹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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