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灿荣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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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大国的责任试读：
第一章 绪论：把脉中国的大国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往往是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起始。综观当前国际社会的形势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美两大强国综合实力出现此长彼消、此起彼伏的态势。大跨越、大超越、大竞合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而中国责任也是其中一个必然要涉及的主题，演绎着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潮流。
中国首次成为真正来自非西方的世界“老二”，美国的“老大”地位面临一个全新的潜在对手。
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来看，世界首强与次强基本上都是在西方世界内部产生的，霸主之间的更迭与转换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和平禅让完成，但总体上都是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轮转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实现了近现代发展史上的大跨越，确立了总量规模世界第二的地位，而其后每年超过7％的增长率又将这一趋势基本锁定了。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日本，而且在一系列工业产出上或超过、或逼近美国的水平，比如制造业产值已经完成“弯道超车”，贸易总量已经逼近（货物贸易已经所差无几，差距主要在服务贸易上），钢铁产量远远高出，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奋起直追，还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确立了中国较强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制度安排的能力，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已不需要太多的想象。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3年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展开调查的39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或很快将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在军事领域，中国军事技术现代化突飞猛进、军事力量与水平大幅提升，阻止一场，甚至打赢一场较大规模的信息化、现代化新型战争的能力已然具备。更让美国担忧的是，中国是非西方的国际体系成员，在美国有色眼镜的审视下，中国可能是现行体系的不安定者，会觊觎自己的“老大”地位，因此对中国逐渐产生不信任、疑虑的心理，并对中国加以防范，最好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美国一向信奉实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正所谓“实力多大、责任多大”，西方社会是这样想的，也会要求中国这么做，只是“责任”的内涵必须由美国来定义。然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外交正从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塑造式转变，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更强调“有所作为”。
在综合国力快速增强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内部朝外部转向。尤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就任以来，充分展示出了更具自信心、更有进取心，以及“以我为主”的特点，表现出更具全球眼光和世界抱负的特点。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强调，要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对中国来说，实力跃升是对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国际制度“遵纪守法、勤恳劳动”的结果，是对开放的全球化进程准确把握、红利用好用足的结果。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无疑是现行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在国际社会扮演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理所应当。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对待大国责任这个问题上，态度上将更加积极主动，行动上将表现出更加“有所作为”的姿态。
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具有必然性与时代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及走向。
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国领导能力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国际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外在需要，在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是很难赢得尊重、获得认可的，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基本事实。中国无论从地理、人口还是经济、资源来看，都是一个天然大国，历史很悠久、国情很复杂，遭受过民族的苦难，经历了从贫穷落后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加快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几代中国人的艰辛创业和不懈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逐步积累，面貌逐渐改观，国际行为也悄然发生变化。至21世纪初，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持续普遍关注，各种舆论焦点汇聚于此，五音杂论不绝于耳，古老的“新星”再次为世界所瞩目。应当说，中国的发展兼具历史性与时代性，既是对传统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也是对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的一种力量调整。尤其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随着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日渐突出，随着两国集团论（G2）等说法在西方媒体的出现，随着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责任论很可能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舆论，国际责任问题日益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议题。
本书围绕“大国责任”这一主题，深入地阐释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全面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和作为。
一、如何认识大国责任
要认识大国责任，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国际责任。从字面上来看，所谓“责”，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情；所谓“任”，既是指担当，又是指给予一定的职权。与国家义务相对应，国际责任是指出于道义上、法律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的考虑，基于国际义务、准则等基础之上的一种非强制性的国家对外行为，体现的是对本国与国际社会所肩负的应有职责、所采取的必需行为、所付出的积极努力。恰当地履行国家责任，对国际社会有利，对国家利益有助，可望赢得国家声誉、塑造国家形象。
应当指出的是，国际责任具有阶段性、时代性与相对性的特征。每个时代的国际责任，是由当时的具体国际环境与条件、国家认知程度、国际社会成熟度、国际体系完备度来决定的，因此表现出各自阶段的不同特点。在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之初，国际责任的基础是西方世界对上帝的信仰，体现了教皇与王权对臣民的“关爱”，在法理层面上是对条约体系的缔结、遵守与承认。随后，国际责任发展为西方几大列强的大国追求与抱负。两次世界大战后，现当代国际体系确立，国际责任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制度与规范取代了世界无政府的无序，联合国的成立使得国际责任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明确的含义，在维持和平、促进发展、推动治理、保障各国稳定与人们福祉方面，都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这样，在国际关系逐渐走向民主化、国际格局逐渐呈现多极化的时代，国际责任开始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各国所需要履行的一种国际职责。当然，这个国际责任应该是公认的，而非由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定义。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问题急剧抬头，全球治理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迫切需要各国参与多边舞台，相互合作治理，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同时，地区矛盾浮出水面并持续发酵，冲突、动乱不断，地区的稳定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尤其需要大国、地区有影响力的中等强国担此重任，体现负责任的作用。
就当前来说，国际责任的基本内容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承担全球治理，稳定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营造总体稳定的环境与局面。基于此，我们对国际责任进行分类，大致有三个维度：一是政治责任，即维护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命安全。相对来说，政治责任是一种更高级别的责任，需要能够提供政治、安全保障的强有力的国家实力和能力，因此政治责任的要求更高，在这方面大国、中等强国的责任更加突出。二是发展责任，即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和环境问题，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加国际援助等。发展责任的覆盖面广，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责任。三是道义责任，即推动全球治理，呵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前两种责任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而对于道义责任，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是20多年来世界发展所面临的新的重大命题，也是一种广泛参与的责任，不具有门槛和排他性，具有基础性的特点。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高峰会议上，世界各国共同参与规划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计划，期使21世纪达成永续发展之长程目标、促进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及保护全球。各国共同发表《21世纪议程》，作为各国推动永续发展的行动方案。这首次确立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予以正式的、具有长远规划的确认。
通过对国际责任进行分层，不难发现，根据国力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国际责任有着不同层级的属性：全球性大国的体系责任或领导责任，中等强国或地区大国的区域性责任，小国的基础责任。对于一般国家而言，遵守国际规范，履行条约义务，为国民谋福祉，以及不破坏地区和平，就大致可以完成基本的国际责任，即基础责任。对于地区大国而言，它们具有仅次于全球大国的责任，是地区体系安排维护者、地区合作参与者，应确保地区发展与稳定，这些地区大国有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但是对全球大国（主要是美国）来说，国际责任中有些是无法回避的，比如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国际多边行动与合作的发起者等。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拥有塑造体系、维护体系、发展体系的领导责任，在它们看来，拥有这一责任是不言而喻的，而由自己来定义这一责任也是理所应当的，可以自己决定怎样是负责任的、怎样是不负责任的。这就是超级大国对其在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中应承担的特殊的责任的看法，也是西方一直奉为圭臬的理念，即“实力多大、责任多大”，体现的是国际行动担保人的角色和作用，即提供安全与稳定的各类国际公共产品。
因此，我们判断，只有大国才具备全面承担国际责任的资格，原因如下：一是大国有着更强的实力，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来承担超越直接国家利益之外的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公共产品；二是大国有着超越本国和地区之外的全球利益，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意愿和动机更强；三是开放的国际体系需要稳定的国际秩序及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大国更有资格担当规则、制度的发起者与维护者。在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过程中之所以专门设立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当时的一个考虑就是大国对世界的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根据实力的不同，各国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和层次理应有所区别，所作的贡献也因此会有所差异，这是国际责任的合理性，否则如果一国过多地承担超越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国际责任，就很可能导致该国不仅不能为国际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自身将陷入困难境地。
不过，随着各国实力的发展变化，美国地位相对下降，一批新兴大国崭露头角，大国责任的外延也随之扩充。作为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也要承担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责任，这种责任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就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增进福祉，让国民享受到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成果，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贡献。对外首先是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推动亚太地区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发展对周边的外溢效应，让世界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国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的巨大贡献。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东亚地区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稳定，这也直接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是中国对世界与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体现了一种担当有为的大国责任。对于这一点，国际社会应当是有共识的。
在阐释分析国际责任的内涵时，应该看到，对于国际责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争议，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兴起。这一个概念是新近出现的，并在2005年的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上得到了认同，“保护的责任”主要是指当一国政府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国民免于大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行时，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保护的行动，履行保护的责任，其行动形式是多样的，包括经济制裁、武器禁运甚至军事打击。“保护的责任”首次正式的实践是2011年对利比亚的动武，最后颠覆了卡扎菲政权。然而，在实践中，“保护的责任”常常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发生冲突，一些西方国家往往也以此为旗号，行“新干涉主义”之事，如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应当说，“保护的责任”提出的初衷是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针对当事国政府的不作为，但它必须遵守五个前提：国家的主权必须得到尊重；适用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制于四种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即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所采取的军事手段必须慎用，不能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必须首先敦促当事国政府履行首要责任而不能一开始就越俎代庖。在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界限日益模糊的情况下，国家的主权观念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因此，如何衡量国家主权与人道主义保护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认为，“保护的责任”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对责任论的新界定，体现出了西方的主权观、安全观与人权观加诸国际事务新的价值标准。对此，我们不可回避，但也要对之保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应肯定它在处理一些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上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坚决防止它被滥用，超越了其行动界限，更要防止这种新的观念演变成为颠覆政权的合法说辞与理由。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大国责任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国际责任具有相对性的特征，不同国家对此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对大国责任的认识，主观性更强，国际社会亦有新的解读。特别是中美对大国扮演何种角色、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各有不同的认知、判定与期待。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在肯定中国成就的同时对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责任要求。
这可能是国际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中国提出的责任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予中国对世界贡献的一种肯定。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此后，美国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中国应该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这表明，一方面，美国认可中国实力快速上升的事实，并视中国为世界大国。美国认为，中国“浓缩了亚洲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强调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利，美方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还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甚至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存有疑虑，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充分负责的国家，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还必须努力“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样行事，履行其承诺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促进为其成功提供条件的国际体系”。
从本质来看，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反映了美国的利益需求，即通过转移责任降低其霸权成本，从而更长久地维持其霸权周期。美国对中国的“一揽子”责任需求很多。具体来说，就是经济上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一些行业的外资企业准入门槛，享受国民待遇，改变中美贸易逆差关系；政治上加速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军事上增加军事透明度；外交上帮助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及热点问题，如朝核、伊核、达尔富尔问题等；环境上减少废气排放量使之符合国际排放标准；等等。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的“中国责任论”就是要以美国模式来塑造中国，要求中国切实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并为美国分担责任。对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美国各界推波助澜，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跟进。霎时间，关于“中国责任论”的期待与责难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和注意力也开始向“大国责任”靠拢：“金融责任”、“人道主义责任”、“全球治理责任”、“国际安全责任”、“气候责任”、“汇率责任”、“债务责任”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食品安全、气候变化、能源消耗、人道主义危机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中国置于靶心，似乎世界围绕中国转，一方面认为中国举足轻重，溢美之词、捧杀之力令人不寒而栗；另一方面夸大中国的责任，混淆视听、愚弄民众、棒杀之语甚嚣尘上。
综合以上各种关于责任论的言论，反映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式的，即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公共产品）。我们知道，国际社会需要很多公共产品，过去一直由美国承担，欧洲、日本等基本上都是“搭便车”。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再也不能“搭便车”了，得“买票”。另一种是非洲式的，即希望中国为其提供更多的援助、更多的支持，以抵挡美国的压力。所以说，责任论是很复杂的，既有防范，也有期待。从事实上看，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并非我们主观设计，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现在被迫在国际上承担某种责任，主要是因为中国力量在增长，国际社会的期待随之上升。
中国在努力践行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同时，更强调应承担与自己地位、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而不能超越国力的承担限度。
21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对国际责任也是愈加重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多边场合，中国都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愿意承担国际责任。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但还要厘清该承担哪些责任、如何来承担，怎样把握自我能力与他者期望的平衡，需要确认有无足够的“支付能力”和“支付”之后的效果问题。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国际责任。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水平还不高，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只能与自身国情国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考虑中国的国际责任，必须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要对本国人民负责，让全体中国人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如果这一目标能够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实现，那么中国不仅对本国，而且对全人类的贡献将是空前的。因此，中国的大国责任，必须秉持发展中国家视角，在谈中国责任论时，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考虑中国的特性。就目前而言，中国转型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各项改革的要求也相当迫切，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一些社会矛盾有所激化。这都要求中国政府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再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因为，过分承担国际责任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30多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经济政治实体，中国正在履行国际责任，并且将以更大的力度和深度参与国际体系，为国际社会建设持续贡献正能量。
历史上，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对东亚世界的秩序与安排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影响并推动了整个区域的文明进程。但是近代以后，中国的发展滞后于西方，渐渐陷入了半殖民化的境地，面对列强，只能被动挨打，更遑论国际责任。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作为盟国对日作战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最终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战后的一系列国际体系与制度安排中，中国也积极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在国家建设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积极支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与外部世界的良好互动，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经济大局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新形势下，在国力快速上升的态势与国际社会不断增长的新期待环境中，中国坦然面对责任论。实际上，中国倒不怕责任要求，因为中国人历来责任心强，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一向认可“不只要世界为你做些什么，而更要你能为世界做些什么”。面对作为大国所肩负的责任，中国既毫不回避、温文尔雅，也不贸然亢奋、逞强好胜，而会毅然承担与自身的国力、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量力而行、视情而动。理念上，中国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等体现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观念，体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姿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意愿。实践上，中国更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世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和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上，着力寻找正确的途径，认真拿出有效的办法，努力解决实在的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比如，维持世界经济平衡，形成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机制，如中国开始在朝鲜核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愿意在全球事务上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就其责任承担本身而言，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体系责任，即整体发展战略是在现行国际体系框架之内，而不是打破这个体系另起炉灶。如果中国采取另一个体系，那么现在的国际秩序将非常不稳定。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一举一动都可能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发展持续平稳强劲，其本身就是在承担国际责任，比如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于2009年超过了50％。所以，中国加入现行国际体系，并且在既有体系中运用规则、参与规则，其本身已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发展还体现了治理的责任。中国过去30多年使得4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推动着人类社会向根本的、整体性的摆脱贫困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中国基本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事实对人类社会治理实践具有开创性贡献，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大贡献，充分说明了中国结合国情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外交上来说，中国目前在具体的领域承担了很多国际责任，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殚精竭虑，积极体现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推动核裁军；积极斡旋，促进和平谈判、对话协商，推动公正平等地解决朝核、伊核两大核问题，倡导对话代替对抗、和解代替无解、外交力代替武力；设立特使，多方协调，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着力化解地区冲突，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设身处地、亲力亲为，努力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共谋发展之道。为此，中国协调其他发展中国家立场，在国际多边场合争取发展中国家权益；加强南南合作，实现经济互补，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关税与债务，提供援助与贷款，与之一道，力所能及地为人民谋福祉，改善人权状况，通过消除贫困来体现谋发展的责任。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与诸多非西方新兴国家并起，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从G8到G8＋5，再到G20，中国正逐渐影响着国际决策机制并逐渐掌握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话语权，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作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机制，加入并认真遵守国际条约，改革并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在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上，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环境问题等，中国与世界休戚与共，一起寻找解决之策，强调要对全球治理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的趋势。
当前，21世纪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依旧发酵，国际局势依然复杂多变，各国都在各忙各的事。中共十八大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接，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内政外交也显示出新的气象和特点，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外交战略的全球性转向，在应该履行的大国责任面前，不会缺位，也不会失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有益于整个世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我们愿意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贡献。
中国的总战略仍然是和平发展，但新的动向表明中国将更具进取性，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2013年4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13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时指出，“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李克强总理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在半岛和本地区挑事生事，会损害各方利益，也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毅外长针对朝核问题，警告称，“不允许在中国家门口生事”。驻美大使崔天凯就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有关钓鱼岛的不实言论，暗劝美方“勿搬日本这块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都展现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更加自信、更加自主、更加负责的大国风范与更加质朴、更加直白的外交风格。
外交战略之所以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大态势，主要由于：第一，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也在提升，对于国际事务，总不发言是不行的。第二，中国的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崛起，社会不断开放，民意对外交的压力变大。第三，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增强了，由原来被动反应型的外交变得更加进取。中国外交更加全方位，地理范围上到达了一些之前没有到过的地方，比如加勒比海地区；在外交内容上，更加重视全球治理和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底线原则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在阐述对外政策的时候，在说完“坚持和平发展”这句话之后，都会加上“决不牺牲核心利益”。最后，外交中频频展现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特色比较明显。
必须承认，责任承担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权力地位的提升，西方国家却片面地认为中国只应该承担责任，而不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权力变化，甚至拒绝给予中国更高的国际地位认可。因此，一旦中国因承担一定责任而地位上升和表现自信时，它们就很不舒服，大谈中国傲慢。对这种要求中国被动接受外来责任标准并为之埋单的行为，中国当然要时刻保持警惕。
三、中国如何践行大国责任
成熟的大国是理性的，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会随波逐流，懂得“知己”才能更好地“知彼”、“我好世界才能更好”的道理。毋庸置疑，中国在履行大国责任、体现负责任形象时，方式、方法上还需进一步改进，整体提升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第一，调整和树立大国心态。心态决定认识，认识影响行动。目前，中国的国民心态处在一个调整适应期，此时树立大国心态十分必要。什么是大国心态呢？至少应从如下方面理解：比如，大国心态应该是更趋开放、自信，更具责任心，能够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坦然面对胜负，体现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宽广胸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智慧与勇气，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开放、包容、自信与自强，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想办法摆脱“百年国耻”情结，不应该在自卑和自信两端之间摇摆，而应该具有一个大国应有的平常心。又如，大国心态要有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挑战意识。大国心态不是高傲自大，而是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改进和完善自我，时时刻刻有如履薄冰、如坐火山之巅的感觉，这样才能既不会被捧杀也不会被棒杀。大国心态要有成熟的国民心智，有抵御风险与应对挑战的能力，处顺境而思逆境之困，享太平而忧乱世之虞。再如，大国心态应该主动担当、同情弱小，倡导公平、正义，为人民谋福祉，为世界开太平。不因国力强盛而欺凌小国，也不因顺应潮流而随波逐流，不因融入世界体系而对西方过于崇拜，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鲜明的特色、正确的定位。大国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必须保持大国定力，一旦确立了目标就要坚持，在融入国际社会时，更多地以建设性的目光来看待外部世界针对中国的言语、行动，冷静但不冷漠，自信却不自负，有冲劲却不冲动才应该是中国应有的正确姿态。客观上，大国的发展与国际社会对该国的需求，都要求一个大国必须做一些事情，这是难以回避的。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有大国的行事逻辑，即对于大国责任有着自己的独立认知，这个逻辑一旦启动，大国将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外界的力量不能影响我们的意志、左右我们的行为。
第二，在内部治理上多下功夫。纵观国际关系的历史，任何大国都不会在没有处理和解决好自身内部治理问题之前，承担与国力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对中国而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很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国际责任的优劣得失，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发展中的立场，实事求是地考虑中国的特性，既不夸大问题，又不回避矛盾，切实把中国的事办好。因此中国大国责任的内部要求在于发展，在于增强自身实力，在于用较长一段时间来“强身健体”。只有先解决好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具备承担国际责任的道德实力和号召力。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危机不断显现，贫困问题突出，增长模式不够科学，社会矛盾复杂凸显，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内部治理问题，使国家与社会实现“共振”和“共鸣”，保持国家的健康活力，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它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民众的一腔热情而动摇，而是顺应了哲学上的“内因是根本”的道理。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经济增长将因人口红利渐趋消失而有所减缓，内部治理的挑战将更加凸显。此外，还需在有些地方付出努力和代价。如在治理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上，关闭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增加投入、增添设备，发展智能型、智慧型、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会损失一部分税收和GDP，会造成失业的压力。当面临这些战略困境甚至是一些外部指责时，我们要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与人争、不出头，须知“韬光养晦”才能“有所作为”，当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有的问题基本上可以顺利解决。
第三，在内政与外交、手段与目标之间搞好平衡。一是平衡好内外事务的关系。大国责任包含国际责任和国内责任两个方面，顾此失彼最终将会此彼皆失。与外部事务相比，人们总是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自己切身的利益和眼前的视野。住房、就业、医疗、反腐败等民生话题，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公平、正义等问题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持有“中国自己还很穷却在国际上出手阔绰”、“帮别人还不如帮自己”这样一些认识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对中国在国际上慷慨解囊的行为还不能充分理解，对国际上需要中国主动积极介入的事务还缺乏理性的认识。比如，2011年中国政府决定向马其顿捐献校车，遭到网络上一边倒的反对。所以，协调好国内与国际的微妙关系，培养民众的国际视野，加深其对海外利益的理解，赢得广泛支持，对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它会给中国履行国际责任、体现负责任形象提供源源动力。二是平衡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重大问题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一致的立场。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着广泛的合作交流和利益空间，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应对全球问题、发展现有国际机制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在推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上也持有相近的基本立场。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要保持平衡，既肯定自己的立场，也不否定对方，增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话，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成为沟通联系的纽带。三是平衡好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形象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必须寻求国际市场，经济增长必须有能源供给作为“血液”，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在加强。对此，西方世界感到了一种莫须有的威胁，同时这也给“新殖民主义”提供了口实。事实上，发展友好外交关系是中国一贯的原则，“不为所取，但为所予”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媒体却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中国只是为经济利益而来。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总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不强人所难；是己所欲，也慎施于人。要改变西方的误解，就需要多进行文化交流、民间交往，多做说明推介、信息宣传、军事展示等工作，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保持国民在外形象，多渠道、广范围、分层级地建构大国外部形象，友善对待他国，树立简单、清新、和善、异于传统强权的新兴大国形象。四是平衡好外交上“刚”与“柔”的关系。实际上，外交本身就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政治，讲究方法和技巧，不能逞匹夫之勇，要留有回旋余地，以笑脸示人。随着民意对外交决策影响的不断扩大，外交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所以，在战略层面中国仍将保持具有防御姿态的“韬光养晦”战略，以“柔”性为主，“柔中有刚”，为国内问题的优先解决创造条件；在战术层面则需保持积极有为的姿态，以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和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刚”性服人，“刚中有柔”。总之，刚柔并济、平衡好两者的关系会更好地体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优美身姿。
第四，要主动地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现在“被迫”在国际上承担某种责任，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着力消除“认知差距”，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一方面，中国需要认识到国际社会已经对自己有着某种期待，要完全回避这种期待，肯定不现实。另一方面，中国现实情况非常复杂，要完全按照国际社会提出的种种要求去做，既做不到，也容易导致矛盾。中国并非万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过多过高的责任，履行大国的义务并不代表要承担超常规义务。过度承担超出能力所及的责任会损害履行正常责任的能力，从而不利于发挥应有作用和作出应有贡献。因此，中国要准备好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但要把体系大国摆在比责任大国更优先的位置，把握好两个原则，既要量力而行，不接受超过能力之外的责任要求；又要尽力而为，从非政治领域入手，多参与全球治理，而更高级别的政治领域的国际责任，中国目前还难以承受。二是更多地主动设置议题，更清楚地提出自己的责任主张，减少在责任议题设置上的被动性，提高控制议题的能力。如在碳排放及交易、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世界经济再复苏平衡、新能源开发等问题上，中国要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回应了责任不可避免的要求，又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拿出有效可行的办法，一方面表明中国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有担当大国责任的方式和能力。总之，中国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发挥现有优势，保持友好传统，推动和谈，应对危机，化解仇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和谐化，此为应有之道。三是更加重视地区责任，周边地区是中国的战略依托，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这可能是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项长期原则。国家统一的任务、经济建设的环境、外部的安全条件以及自身实力的水平都决定了，中国首先要作为东亚地区大国来承担更多地区性的责任，在周边营造更加和平稳定、互信互惠的环境，而这也考验着中国责任大国的智慧和能力。
第五，要妥善处理好与首要强国美国的关系。国际关系当中，“老大”与“老二”之间如何友善相处，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必然涉及与美国关系如何相处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外部主要的责任压力来源于美国，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难题也来源于美国。因此，探索与美国建立一种致力于合作与稳定发展的双边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现实情况是，美国对华疑虑情绪渐浓、防范戒备心理日重。在这种情况下，增信释疑十分必要，需要双方通过多种途径的互动、沟通、协商，逐步在相关重要问题领域达成更多相互谅解与必要的妥协，乃至建立较大程度的战略互信，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目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是注重维护体系而非塑造体系的责任，认可并维护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欢迎的。而塑造国际体系，表明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这势必继续刺激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中国要做的是，在融入中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进程，从实际效果看，融入与塑造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充分的融入过程伴随着塑造的不知不觉的发生；另一方面，只有先充分融入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后，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塑造国际社会。在融入过程中，要结合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确立发展道路，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模式，避免造成内部动荡和混乱。二是建立建设性的战略框架，无论是“中美两国集团论”还是基辛格的“共同演化论”，都反映了美方对中美战略框架的思考。从中国方面来讲，本书提出“两个分担”（tworeciprocalshares）的设想，即“美国分享权力、中国分担责任”。具体地讲，两国应展开建设性、功能性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可以帮助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如气候变化、伊核、朝核、应对非传统安全、稳定和平衡全球经济等挑战，摆脱过去那种“大国家、小国民”的心态；另一方面，美国也要相应地与中国分享它的国际权力，让渡部分权力和中国所需的国际空间，帮助中国在国际制度安排、全球与地区事务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作为空间，尊重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关切。
第六，把践行国际责任与推进、拓展国际影响力结合起来。应当承认，今天国际上诸多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如果缺少中国的参与，解决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中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的实力快速崛起，但其对外的影响力仍相对滞后，尤其是在软实力方面，不仅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日本，在一些相关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如经济实力，中国缺少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难以走出国门，在影响国际舆论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件正当的、正确的事可能会被故意扭曲刻画成不好的事。因此，这是一项相当紧迫的课题，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增强软实力，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应注意将践行大国责任与扩大影响力同步进行，除了在国际多边场合，还要对当事国及该国普通民众，多做深入人心的工作，努力将这种责任、这种作为转化为信任资源，把实事、好事做成多方受益的功业，使得中国的责任论转化为中国的机遇论，真正体现出大国应有的所作所为。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既要做得好，还要善于说得出，丰富传播手段，增强传播能力，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空间，在地区内要拥有更多话语权，同时对美寻求平等的伙伴关系。
四、结语
过去30多年，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未来依然需要着重解决发展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总体实力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综合国力将继续体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双重特性的国家特质又决定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是中国压倒性的战略任务。这表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任务都很重，我们的关注点、聚焦点、着眼点主要还是搞好国家发展、谋求民众福祉。在一个“将起未起”、“要强未强”的特殊发展阶段，我们更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的人员、企业、资金走出了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对外能源、资源需求也十分迫切，国家利益已远远超越国界。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更加有所作为，更加有所担当、积极进取。现在，中国正在为承担国际责任而积极努力、付诸行动，同时，也将更注重平衡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现阶段能力与国际社会期待的关系，真正体现向本国人民负责、为国际社会负责、为世界的未来负责。
第二章 国际责任的缘起
一、国际责任的起源
从普遍意义上讲，国际责任是伴随着国际体系而诞生的。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是一个由封建隶属关系、教会网络和贵族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庞大社会。那时候的欧洲，有许多“国王”，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与贵族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教会与僧俗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关系，但唯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责任”的存在。直到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异常悲惨的方式在欧洲创造出了很多个民族国家，才让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在欧洲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即使有多个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必然包含国际责任。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汉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在欧亚大陆上同时存在，并且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了联系。但这三个伟大帝国之间显然没有任何我们所说的国际责任关系。这种情况竟令人惊讶地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在漫长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的科技发明、奢侈品和世俗哲学源源不断流入欧洲，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可是到18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和清朝乾隆皇帝彼此通信的时候，他们对相互责任的认识仍然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乔治三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跟欧洲大陆上的法国、普鲁士、沙俄没什么两样，应该按照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行事；乾隆皇帝则大度地把英国接纳为中华朝贡体系的一员，予以表彰。
这一情况可以由一个结论来解释：直到18世纪末，中国和英国也并没有处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当然，这很快就因英国对中国的殖民入侵而改变。战争的失败让乾隆皇帝的后代们不得不放弃天经地义的“中央大国”地位，开始艰难地接受和融入由欧洲原则缔造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显然，一个国际体系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国家的数量和彼此交往的历史，而取决于国家在政治上是否形成共同承认的责任和权利关系。这种责任和权利关系有时候是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法明文规定的，有时候则只是彼此默认的国际规范、惯例和价值观。
国际体系的这种情形可以用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的理论来做类比。国际体系如果是由国家组成的特殊“社会”，那么它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多个国家依据彼此的契约而结成权利义务关系，并由此构成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体系可能有着不同的地理范围、不同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发展水平，但是必须有一套与这些条件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体系是由国际契约联系起来的国家集合。
因此，国际责任是任何国际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只要处于某个国际体系之中，就必然部分或者全部接受了这个国际体系的相关契约，并因此对外履行责任、享有权利。国际责任就是国家在某一国际体系中担负的对外义务关系。
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国家的国际责任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种国际责任是履行国际契约的责任。国际契约包括国家所签署的对外条约，以及它所遵循的国际法、国际规范和国际基本共同价值观。履行国际契约，是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一员的基本责任，也是其存在于某一体系中的基本条件。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或不履行大多数的国际契约，那么它只有要么退出这一国际体系，要么按照自己的意愿彻底改造国际体系。除了明文规定的条约和法律文件以外，如果一个国际社会秉持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例如发展经济、保障人权、主权平等，等等，那么它的成员当然也有义务尊重这些价值观。
显然，履行国际契约的责任是一种平等责任，并不存在哪个国家责任更大，哪个国家责任更小之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国际责任称作“基础责任”。
第二种国际责任是维护国际契约的责任。国家依照各种明示的或暗示的契约，结成了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一套国际规则。可是这套国际规则的运转是有成本的。利益攸关的国家需要承担或者分担这一成本，由此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它们是由各成员国提供会费或者“贷款份额”来维持的。另外一种维护国际规则的责任是制止破坏。当危及整个国际规则运转的事件出现之后，相关国家需要对破坏者进行惩戒，或者对遭到破坏的秩序加以恢复，比如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维和行动。
国家维持国际规则的意愿和能力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强大，其维护国际规则的能力也就越强大；国家在现有国际规则中受益越大，其维护现有国际规则的意愿也就越强。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体系中，强国往往是国际规则的主导者，也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受益者，它们维护国际规则的意愿和能力最强。
总之，在维护国际规则的这一层次上，不同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是不同的。强国往往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因此把这一层次的国际责任称为“有限责任”。
第三种国际责任是改造国际规则的责任。在国际政治中，历史是大国创造的。大国改造国际体系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宏著《大外交》的一开头就感叹道：“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和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基辛格的言下之意是：对于那些自诩为当前或未来国际领袖的国家来讲，改造国际体系是一种责任。国际体系绝不可能是静止的。新的大国在兴起、技术在进步、社会生产力在提高、人类生活方式在改变、新的哲学和价值观在形成。对于国际社会的领袖国家来说，它们必须依据这些变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对国际规则进行调整，以维持霸权的基础。17世纪法国主导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9世纪以四国同盟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美国霸权，都是成功应对挑战、“改革”国际秩序的案例。
与此同时，新兴强国则希望在国际秩序中体现新的权力对比。在历史上，新权力结构和旧国际秩序之间的裂痕，成为国际体系震荡的主要来源。甚至对于一些“革命性”的国家来说，如果通过“改革”有限地调整旧有国际秩序没有希望，它们就宁愿按照新的价值观和利益格局根本性地重塑国际秩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试图彻底重塑国际规则的案例。
显然，无论是通过“改革”国际秩序来维持霸权的国家，还是通过彻底重塑国际秩序来争夺霸权的国家，都是国际体系中有能力、有意愿担当领袖的国家。我们因此可以把第三种国际责任称为“领袖责任”。
二、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
我们把国际责任分为“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分别指履行、维持和改造国际契约的责任。这样的分类有助于厘清今天缠绕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面的复杂争议。
19世纪中期的殖民战争摧毁了亚洲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把中国卷入以欧洲原则为基础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国跟这个新的国际体系签署的第一批契约，内容是规定中国把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出去，同时逐渐失去外交、贸易、关税和司法主权。因此，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际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殖民地的牺牲责任。这种屈辱的历史记忆深刻地铭刻在中国人脑海中，使得他们至今仍对任何的国际干涉心怀厌恶。
同时，很大程度上由于殖民战争的摧残和殖民条约的剥削，在那一时期，中国基本上也无法较好地履行维持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基本人权和发展经济的“基础责任”。连绵的战争和经济崩溃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一个“失败国家”，政府连民众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在战争和饥荒中死去。这一情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但也正是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逐步建立。在一次次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开始学习和接受现代国际体系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中国人热情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并把成为英、美、日那样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国家目标。尽管处在屈辱的殖民地地位，可是中国仍然努力融入国际体系，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竭力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早在国际联盟成立的时候，中国就是国联的最早成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成为了四大盟国之一，并由此在战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惊醒之后，中国以惊人的速度适应新的角色。
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改变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价值观，也在某些方面重新定义了国际责任。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东方国家作为殖民地的牺牲责任被废止了，亚非拉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基本国际权利。但是对于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来说，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仍然严酷。美、苏两大新兴霸权虽然继承了传统欧洲国际体系的大部分基本规则，但是也通过建立不同的同盟、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了两个有着明显分野和竞争关系的国际集团。一个国家选择加入美方还是苏方，意味着相当不同的国际责任关系。
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选择加入苏联集团，并在苏联集团中扮演了一个仅次于苏联的大国角色，承担着重要“有限责任”和一定程度的“领袖责任”。这一时期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集团重要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象征。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作战、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殖民当局作战，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意识。中国相信自己有责任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维持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生存、团结和发展，为此中国不惜深深卷入冷战，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逐渐同苏联交恶并最终走向决裂，这使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不再承担作为苏联军事集团一员的同盟责任，而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开始重点同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发展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在第三世界推广反美反苏、反殖民主义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规范和价值观，并在自身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为数十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的慷慨援助也得到了回报。1971年，主要在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密切关系对中国的外交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然留下遗产。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国际观带入了新时代。邓小平里程碑式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优先于一切的目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方针下，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在外国人看来也许有些奇怪的国际责任观念。中国政府清楚地宣示，中国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最基础的国家责任，作为捍卫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主要途径。如果中国能够提高总体经济水平，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也就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责任观，是以中国的“基础责任”尤其是经济发展责任为核心的。在落后的经济状况面前，中国从殖民时代起树立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占据了主流。政府和民众真诚地相信，“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只有首先养活自己的国民、建立富有活力的国家经济，才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同时，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全面“现代化”，那么就可以为陷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支撑。
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远超过预想的成功。中国经济在超过30年的时间内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翻番。邓小平为中国经济制定的发展目标，大多数都提前完成。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15位增长到目前的世界第2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奇迹逐渐引发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国际责任的讨论。尤其是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最敏感地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一方面，美国的学者和媒体开始预测中国崛起的种种后果，营造出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图景。另一方面，美国一些政府官员也要求中国根据自身国力的上升，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这种国际责任，是以冷战胜利一方所界定的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规则为基础的。
早在冷战结束之初的1994年10月，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佩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敞开了大门……当今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这一地区未来几代人享有充分的稳定与繁荣。在这一方面，美中两国负有共同的特殊的责任。”1995年10月，佩里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发表演说阐述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时说：“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部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曾提到对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期待及其意义。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2001年5月在向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的证词中也以温和的现实主义语气说：“我们要看中国怎样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们鼓励中国做出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选择。”
由于克林顿政府期间对华战略一直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加之小布什上台后曾经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采取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所以，相对积极的“中国责任”呼声常常被消极的“中国威胁论”等对华论调压倒。2005年小布什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定位和政策后，“中国责任论”才逐步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主流。2005年，小布什本人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国务卿赖斯提出，“希望中国成为全球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则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此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又被写入了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此外，2006年9月27日发表的反映美国各界精英主流意见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最后报告》声称，“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此后，美国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对于中国角色的讨论越走越远。2008年9月15日，美国有着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台，美国银行系统内部的“次贷问题”演化成全球金融海啸，中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进一步上升，其集中体现就是关于G2和Chimerica的说法。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腾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佐利克和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写的《经济复苏取决于G2》一文，他们指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中美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将会令人失望。此外，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merica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作为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提出了中国超越美国的系统理论。美国《新闻周刊》以该书为话题发了一篇专稿，标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不过寄居其中”。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被认为是西方霸权的终结者和新国际体系的开创者，这样的新角色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错愕不已。
三、围绕中国责任的争论及其本质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在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西方拷问中国的焦点。中国人发现，在缅甸、苏丹、津巴布韦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人民币汇率和全球贸易平衡问题上，西方国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在军事透明化问题上，西方国家仍然在提醒中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列出了一长串的清单，要求中国表示同意，以彰显中国“负责任”的态度。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种拷问是不公平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显然都是一个乐于担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努力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成就，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即使在困难时期，中国都坚持实行大量的对外援助——这种援助今天只有增多，没有减少。中国始终在根据自己的能力，担负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这一切都始终依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组织的规则在履行。中国在履行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方面有着良好的纪录。西方忽视这些纪录，反复拿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说事，是固有的偏见带来的诽谤。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国际责任”不过是西方引诱中国牺牲关键国家利益甚至阻挡中国崛起的幌子而已。
总之，中国和西方在中国责任问题上各执一词。这样的争执让人感到有些混乱和疑惑，因为其中显然混杂着部分共识、部分分歧、对事情的不同理解和事情本身背后隐藏的复杂情绪。如果我们从“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三个方面逐层次分析，将有利于厘清围绕着中国责任问题争论的本质。
在“基础责任”层次上，中国和西方的共识其实大于分歧。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基本权利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中国也是国际法的忠实遵守者，不断努力融入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中国奉行主权平等、和平共处的价值观，因此在亚非拉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除此之外，中国还宣称接受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
在“基础责任”层次上，中国和西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人权领域，包括少数民族自治权。这一争议的本质是：国家在承担维护基本人权的责任上，可以超越国界吗？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经常介入其他国家的民族自治运动和内部分裂活动。但是中国显然不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国际价值观。作为一个前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认为尊重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现代国际体系最基本的契约，动摇这一原则将撼动国际体系的根本；而作为前殖民宗主国，西方国家则对干涉习以为常，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按照“主流”标准履行责任，就应当接受国际仲裁。由于把不同的价值观视作“基础责任”，中国和西方时常在干涉和反干涉过程中相互进行道义指责。
在“有限责任”层次上，中国和西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判断中国国力的标准不同。西方国家以总体国力来规定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担负起与之相对应的对外责任，包括扩大国际组织的出资份额、增加对外援助、承担更多维和行动、担负更多的碳减排义务等。总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之一，应该提供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公共产品”。
大多数中国人则认为，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计算中国国力，会超越中国理应承担的限度。中国自殖民时代以来的危机感仍然塑造着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对自我的认识。中国人喜欢回顾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总体GDP仍是世界第一，却轻易被英国远征军击败。巨大却衰弱的耻辱深深地印在中国人脑海之中。许多中国人认为，在人均GDP仍排名世界百名的情况下，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许多人仍对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勒紧裤腰带”援外的历史表示质疑。这种自我反省的孤立主义情绪在中国GPD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清楚地表现出来。与国际媒体的大量报道相比，中国的媒体相当沉寂。大多数中国人更多地沉浸于对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内部问题的担忧情绪中，他们认为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时候充斥于西方媒体的“全球权力重心转移”的标题，在中国人看来是奇怪和不合时宜的。
中国的精英阶层显然认识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中国观”上的差距，并开始进行调和。一方面，中国连一个发达经济体都算不上，但另一方面，中国显然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庞然大物。在国际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开始有限地扩展对外责任。中国政府加大了对非洲和亚洲的援助，并豁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量债务；中国媒体开始骄傲地宣传中国救援医疗小组在海地地震之后的贡献；中国还同意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资额；除了竭力维持六方会谈外，中国还派出了非洲问题特使和中东问题特使；解放军派遣了舰艇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这是中国20多年来罕有的对外军事行动。
总之，在“有限责任”方面，中国政府确实在根据中国国力提高的现实，开始承担起更大的对外义务。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种调整必须在外部的热切和内部的冷淡之间寻求平衡，更要在增加的义务和扩大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中国人对于西方“中国责任论”论调的冷淡，除了来自对本身的清醒判断之外，还来自一种怀疑：中国在担负更多责任的同时，能得到与这份责任相匹配的权利吗？
最后，在“领袖责任”方面，西方显然有一种深刻的内在焦虑。中国会挑战现有秩序吗？这个问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西方不断询问“中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其内心深处的真正问题是：“中国是一个颠覆性的威胁吗？”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感带来的焦虑，西方列出了一长串的清单，要求中国满足。这就好比一个对爱情没有安全感的女郎给未婚夫开出一长串清单一样情绪化。这些要求本身往往是苛刻的、试探性的、难以满足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万能的白马王子，可以完成任何任务。而且，即使这些要求被全部满足，西方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会就此消失吗？
西方的不安情绪集中体现在中国军力的增长问题上。西方不断要求中国说明，新增加的武器和军费到底用于什么目的。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简直是不言自明。很明显，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理应有相匹配的国防实力，这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一样。中国并没有军国主义化，政府和民众的重心一直是经济发展，而不是军备竞赛。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永远只做一个“跛脚巨人”——就连日本都在努力，希望修改宪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西方的提问让中国人感到屈辱和敌意。
而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被另一种情绪化的不安全感左右着。从殖民时代以来，中国就敏感地看待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中国真诚地融入国际体系，并从中得到了国家崛起的机遇。可是西方开出的一长串难以完成的清单，让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变相的拒绝，甚至是阴谋的压制。近百年来被西方殖民主义欺侮的历史回忆很容易再次涌上心头。长期以来严酷的生存环境让中国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中国人不再愿意为某种理论、意识形态和说教而放弃对根本利益的防守。
中国人的情绪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典型。美国近年来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以“恢复国际贸易体系的平衡”。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实际上同意一个更平衡的国际收支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中国在几年的时间内将人民币升值了20％。可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在经济学家分析汇率与贸易的复杂关系的同时，中国民众在网络上讨论的是一个更简单明白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的日本由于接受了西方国家在汇率问题上的压力，大幅升值日元，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悲剧性的泡沫。日本延续30年的崛起趋势就此结束。许多中国人在呼吁：要提防下一个中国式的“广场协议”。西方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压制一个最有希望的经济体，这种自私的谋略很有可能故伎重施。
显然，在“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袖责任”三个层次上，中国和西方对中国国际责任的看法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种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价值观造成的。而这种价值观根植于不同的历史回忆、民族性格和现实地位。
但常常被忽略的是，在每一个层次上，中国和西方实际上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中国认同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法律和价值规范，西方也同意中国是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中国根据自己国力的提升，提高对外援助和安全合作的水平，同时小心地保持着义务和权利的平衡；中国反复表明自己是现有国际体系的获利者和维护者，并且谨慎地避免对现有国际规则的冒犯。中国在国际责任问题上，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如果西方不是被自己深层次的情绪所干扰的话，就能明智地认识这些努力，从而在扩大共识的基础上，增进对彼此观念的理解，消融双方的分歧。
第三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现实动因与历史特征
中国人民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为历史使命，积极履行着与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从经济领域到安全领域，从周边邻国到遥远友邦，从消灭贫困到共同发展，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身影、听到中国的声音、感受到中国的责任、享受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努力成果。中国人自古就奉行“和”、“合”的观念，强调国无大小，均要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别国，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强调道德感召力和亲和力。当代中国强调和平、合作、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国情的双重影响下，受到外交思想、国际身份定位的客观影响，中国已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活跃于世界的舞台。
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
中国实行和平对外政策，承担国际责任，担当负责任大国角色，既是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驱动和外在表现。中国历史文化雄厚，蕴含着柔和贵中的哲学韵味，政治道德与思想文化是统一的，修“王道”而非“霸道”，不会主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而追求中华文化的“怀柔”作用和“抚远”效果。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东亚文明的形成。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胸怀迎接周边国家甚至是欧洲等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度，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朝廷以礼相待并赐予其官职。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密切，关系融洽，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圈，重视“和”、“合”、“仁”、“礼”、“信”。1．和合观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和合”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和平友好外交政策，塑造了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中国人崇尚自然之美。老子主张“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万物一样从属于道的法则，契合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是自然之人，人与天地万物统一为一体。中国古人通过物候观测，逐渐总结出二十四节气历法，发现生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特性，强调顺应天时的观念等，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今天，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而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承担减排责任，营造低碳生活方式，开发新能源、应用绿色产品，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中国人崇尚和谐之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和合文化，“和”有和睦、和平、和谐之意，“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在国家关系上，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国家间应和平交往，避免武力征伐；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应用到国家交往中，指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求同存异。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以德服人，强调道德感召力和文化吸引力，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不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人，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今天中国提倡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主张的“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以及“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等，都以“和”、“合”等为思想源泉，包含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普世意义。
——中国人崇尚开放之心。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直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相互交往、吸收、融合。诞生于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广为传播，经典著述甚多，影响之远、研究之深、传播之广，前所未有。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接纳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视同仁，和平共处。正是开放的心态，造就了汉唐盛世的文化繁荣景象。今天，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阶段，吸收接纳世界各国到中国投资，奉行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对来自各国的优秀文化兼容并蓄。开放之心还在于胸怀宽阔，以宽厚仁爱待人，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国人从老子时代就认为阴阳合一，二者对立统一，两极分离，包容矛盾，并始终认为尊重世界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维持和谐国际关系的基础，坚持包容精神，提倡不同文明、社会制度平等对话、合作共赢，世界多元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2．利义说
中国古代在与各国交往中，秉持“厚往薄来”原则，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在乎一个“义”字。孔子认为应将义作为行为准则，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甚至认为，以利行事会导致怨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位置。人与人交往是如此，国与国交往也是这样，有的国家为了追求本国经济利益，肆意掠夺别国财富，加重了经济不平等，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局面。
由利义观而引申出的公平、正义观念被中国在国际上广泛运用。对于义与利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一向追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国际情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主持公平、正义，不附带任何条件，克服自己经济能力有限的困难，对外慷慨援助，支持贫穷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在非洲架桥梁、修铁路、造堤坝、建工厂，推动其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的就是追求自身所秉承的责任观，这也是负责任大国的行为动机。只有真正重视义才能真正公正、自愿、完全地履行国际责任。中国在道德上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在国际场合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坚持原则，承担而非推卸责任，富有正义感，无不显示出注重道义这一儒家传统的强大影响力。
利与义其实并不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强调“利”与“义”的统一。在当今世界经济中，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尊重发展中国家利益，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在维护本国的正当国家利益时，充分尊重他国利益，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在平等基础上，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减免债务和关税，推动消除贫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发展效果。推动成立了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对外签署了6500亿元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互换协议。免除了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这正是我们在履行促进世界发展中的责任，而传统的利义观正是中国承担世界发展责任的道德源泉、信念支撑和指导原则。3．王道论
王道是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尊“王道”贬“霸道”，提倡以德怀人的“王道”，反对以力逼人的“霸道”，相信“王道乐土”能使“近者说，远者来”，从而共享太平。孔子认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既不准别国侵略自己，也不会去侵略别国，这体现的不正是“兼爱非攻”的王道思想吗？
王道表现为“非攻”，不崇尚武力，号召“化干戈为玉帛”，主张“文治”，虽然备兵但不常用，用兵但不求其土。明朝郑和率领数千人的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虽全副武装，实力强大，却没有发生任何侵略行为，树立了国威国信。王道在外交上表现为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不以强凌弱、不以邻为壑，而是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王道还表现为亲和力，国力鼎盛的唐宋时朝，开辟“丝绸之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待外邦使者非常热情、客气，以礼相待，展示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扩张，不搞军备竞赛，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不结盟，不称霸。中国在周边采取“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推进“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二、外交理论的思想指导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社会中一支反对强权、崇尚和平的正义力量，中国曾经遭受过沉重的历史灾难，历经战争摧残，饱受贫困和饥饿煎熬，外部强权采取炮舰政策，使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样一段历史记忆更让中国懂得国家和平相处、主权平等的重要性，所谓“国强必霸”的逻辑既有悖于中国的历史，也有违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不畏强权，更不会欺负弱小，在国际社会率先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国强不必称霸；同时，中国一直走经济优先的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在国内已经深入人心，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广泛赞誉和信任。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的外交思想分不开，正是合作观、外交观、安全观、时代观与和谐世界观等外交思想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行为。
第一，平等互利的合作观。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重视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而且也愿意与西方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更是秉承“平等、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合作观。中共十七大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共十八大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不设定任何国家为敌人，不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愿意同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发展各种层次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等，以自身发展带动并造福别国。中国人有与人合作的意识，有推动合作的动力和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主张相互尊重，认为合作能够互通有无，能够消除猜疑，能够共谋发展。在合作观推动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间合作，参与WTO、APEC、G20、“金砖国家”、发展中五国、东盟地区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东亚峰会、亚欧会议及其他多边经济协调与合作，并积极发挥作用。中国强调国际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在国际维和行动、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以及应对恐怖主义、朝核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缅甸危机等方面发挥作用，合作对话成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特别注重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发展区域次区域合作。特别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友好合作，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中国还积极发展公众外交，拓展民间交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合作。60多年来，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全面推进，建交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8个增加到现在的170多个，形成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可喜局面。
第二，独立自主的外交观。中国遭受奴役、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历史记忆，让中国充分感知到独立自主的珍贵，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受外界压力的干扰，不屈从外来意志，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标准去做负责任的事情，捍卫国家利益与主权安全。新中国一成立，就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60多年来，无论形势多么严峻，压力多么巨大，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冷战时代，还是在当前时期，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在对外政策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客观的、积极的、不偏不倚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政策，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践行着负责任大国的职责。中国将继续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与各国共同建设好我们的地球家园。
第三，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当今世界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领域正从高级政治逐渐向低级政治发展，经济安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安全问题已经涉及包括军事问题在内的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多边、双边场合多次呼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其内涵是：互信，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在新安全观指导下，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外交，普遍关注全球与地区性的裁军与军控议题，参与区域性安全行为准则的建立，同时强调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与磋商，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安全事务协调者和解决者。上海合作组织正是中国新安全观实践运用的成功典范。
第四，休戚与共的时代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战争与革命”的判断成为当时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矛盾的缓和以及中国开启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国与大批国家建交，国家安全形势大为改观。中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战争与革命”并不是时代永久的主题。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就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30多年来，中国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推动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而不懈努力着。新时期，中国第一次提出不仅是针对国内，而且也针对全世界的新时代观的中国主张，主要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五个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认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要“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国际合作，统筹兼顾，共同努力，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多方入手，携手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承担应尽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第五，和谐共处的世界观。中国开始尝试着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理念、观念和发展方式，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坚持倡导和弘扬包容精神，维护文明多样性，追求和平、发展、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与安全，建立包容和睦的和谐世界。
三、大国责任的身份定位
当前，中国多层次、多结构、多元化的开放社会在进行复杂的利益交换，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频繁而密切的交流，开放的社会、与国家地位相对应的角色、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以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身份定位，都促使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开放。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外开放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全面重大进步和举世公认的成就，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开放效应，即世界体系的开放性、自由贸易以及经济技术的自由交流，更在于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界定自身利益和国际责任。中国一方面接受着规模庞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内外互动加强；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因而势必承担更重的保障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能源供应和拓展海外市场等国家利益的责任。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必然要求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多个渠道去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深度地融入全球化进程。
第二，多重身份建构下的国家角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超过13亿的庞大人口，人均GDP排名在100名左右，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低于国际最新贫困线。因此，中国的首要责任就是解决如此庞大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并且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当前，中国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比较落后，贫困人口还很多，生活困难，城乡二元结构很不平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经济结构表现得较为明显。试问，如果世界这1／5的人口乱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世界又会因此成为什么样子？所以，解决好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尽了很大的责任，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同时，中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世界上突出的政治地位需要积极的国际作为与之相匹配，需要尽大国所应尽的国际责任，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发挥突出作用。中国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累计派出维和官兵超过2.2万人次，参与联合国24项维和行动，地位重要、工作出色，已经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出兵国之一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本着客观、公正、平等的原则参与协调国际热点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牵头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争取伊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而积极努力。中国是非西方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元素”弥漫全球，经济增长持续而迅猛，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责任与影响力也如影随形。中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协商框架内发出负责任的声音，主动为国际市场分担风险和责任。中国就是在这样多种复杂的身份中不断变换角色，按照“权力—责任”一致对等的原则，履行与本国国力和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既不回避责任，也不承担超过本国国力的责任。
第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来发展自己，也会通过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与对发展的渴求一样迫切。中国的利益和现行的国际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一支维护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走的是在体制内崛起的道路，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而非体系的破坏者。此外，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西方列强不同的，中国通过加入国际分工、承担责任、积极努力来发展自己，而不是走西方列强曾经走过的掠夺式的殖民化、军事扩张的道路。中国实行经济优先的政策，通过踏实的劳动发展自己，是国际体系中的“模范工人”。目前中国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中国不会轻易放弃这条道路。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第四，任重而道远的国家统一使命。2012年底，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的战略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是唯一一个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世界大国，台湾岛内分裂主义是阻碍两岸统一、破坏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尊严、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但国家主权还是定格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使两岸同种同文同宗同族的血肉亲情再次获得团聚，共享和平与发展。目前两岸关系和缓，经济贸易往来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共存共荣的趋势明显。但是，两岸政治关系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政治和军事互信尚未建立，“台独”势力仍大有空间，两岸统一的目标还任重而道远。当然，我们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根本要求和大势所趋，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紧迫的国家统一这一历史性的责任与使命，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也必须如此。
四、影响中国责任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洲级别的巨型国家，在地理面积上相当于整个欧洲，比大洋洲略大，其规模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大国。一方面，由于心理上的认知差异，外界会放大中国的行为，有时候会对中国抱有疑虑，会突出甚至夸大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更应在国际舞台上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共同解决，如疾病、气候灾害等。1．发展的责任与挑战
中国有足够的内部市场和人力资源：一是人口规模大。中国人口超过13亿，相当于22个英国或法国、10个日本、4个美国的人口，很多人口指标都位居世界首位，这必然要求中国要对世界1／5的人口负责，在国际上担负起消除贫困、富裕国民、共享和谐的责任。二是国土规模大。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需要经营好、治理好和发展好庞大的国土，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以及海洋生态等责任，要对地球7％的陆地负责。三是经济规模大。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0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24542.7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据中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再度创出历史新高。据2013年4月世贸组织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为38670亿美元，在全球的货物贸易额排名中位列第二，仅比美国少150亿美元。这些都表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程度空前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相应加大，对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中国具有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四是能源依存度高。中国各种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消耗量大，如原油对外依存度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51.3％。在资源使用上，中国需要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市场和架构。经济对外联系大、依存度高，必然对贸易和能源进口通道安全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马六甲海峡、南海、印度洋亚丁湾和波斯湾等重要海洋通道需要中国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合作也必不可少，因此中国负起国际责任也就理所应当。2．气候灾害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名副其实的最大受害者。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干旱、洪涝、酷热、暴雨、山火、严寒密集“扎堆”，经常是南部暴雨侵袭、洪涝成灾，北部高温酷暑、干旱难耐；冰川融化，沙漠化严重，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强度也越来越大，经济、财产和人民生命损失惨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中国认识到了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维护这些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而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实行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这一全球性问题的行动。中国不仅仅要对本国人民负责，而且要与全世界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坚持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出发，以身作则，推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赢得了国际尊重。3．非传统安全因素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谈到“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中国人口众多，农村地区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很差，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也不健全，容易爆发流行性传染疾病，如SARS、“禽流感”、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H7N9禽流感、艾滋病等，特别是SARS、禽流感一度造成全国性的流行传染。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极大地影响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健康，也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各国间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等造成全球疫情监控领域面临严峻的形势，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许多困难，因而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既关系到公众福祉和社会稳定，也有助于积极防范和有效应对生物恐怖活动。同时，中国正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以一部分分裂势力为主体的“东突”分子，以制造流血事件、残害人民生命为手段，欲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2008年的“7·5”事件就充分暴露了恐怖主义势力残害生命的真正面目。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方面中国在积极行动着，这既是责任，更是对生命的关爱和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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