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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益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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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评大家试读：

书名：大家评大家

作者：陈益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6-01

ISBN：9787201079400

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悲凉时代的芒花(代序)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白话文的兴起，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西学东渐，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

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无数散文大家，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为时人赞叹，为后世仰止。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

本丛书遴选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即《古风犹存》《陋俗与恶习》《丝弦与丹青》《读城记》《阿Q永远健在》《国病》《浮生百味》《闲情雅趣》《情爱告白》《文人与装鳖》《文章正宗》《大家评大家》。概言之，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类似这样明快而充满幸福感的文字，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从北洋军阀的横行，到国民政府武力“统一”后的动荡，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可以说，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社会黑暗，战乱不断，生灵涂炭，真所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身处这样穷困、无望的国度，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就让今天的我们，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家事和人事的文字，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又该走向何方。陈益民刘铁云轶事刘大杰

我有一位四川朋友，他的年纪今年快七十了。年纪虽有了这么大，他的心还是年青。因此他倒欢喜同青年人玩在一起。谈风月，谈电影，谈女人，他同我们年青人一样谈得有劲。他虽是四川人，在外面奔波了几十年，中了举人，做过多年的官，教过书，最近才回到成都。我同他认识，是五年前在安徽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那时也寄居在安庆。他在文学上的表现，是词和曲，在学问上的研究，是金石学。他的嗜好真是不少，却不是饮酒打牌那一类的普通嗜好。他欢喜的，是刻图章，买印泥，收集古本书，和古代的砖瓦。一个砚台，一条墨，一只磁瓶，到了他的手里，必得要费他一点多钟的工夫。摸来摸去，有时候用口呵着气，有时候用他的指甲敲着，尖着耳朵听声音。弄了半天，他说这是什么时代的什么地方的东西，可以值多少钱。所以我们在小古董店里找到一件东西想买的时候，必得找这一位老先生去鉴定一番。对于这件工作，他从不辞劳苦，总是高高兴兴地同你一路去。不管路程有多远，不管这件事于他本身有没有好处。

我有四年多没有见他了。但我也常想起他。因为他的人生趣味，不容易使我忘记。这一次突然在成都遇面，“他乡遇故人”，真是充溢着欢喜之情了。

成都并不是他的故乡，他的家在川南的一个小县里，因此他在成都的朋友也就很少。下了课没有事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面，一谈便是几点钟。他的脑袋，真好像一部辞典，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记得那么多的东西，无论古代的或是近代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不知怎的，忽然谈到《老残游记》这一本书，他忽然叹息地说：“我这位朋友，实在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想不到他是那样结果的。”

我听了一惊，便抢着问他：“老残同你是朋友吗？”“老朋友哩!”

我听了真是高兴极了。刘铁云先生我一向就欢喜他，他的见解和文章我都欢喜。平日我在旧书店里跑来跑去，总想找着一点关于老残的作品，可是从没有发现过。这次听见他同老残是朋友，想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一点老残的生平事迹。“老先生!你这位朋友我很欢喜，请把你和他的关系，讲点给我听听。”

他高兴得很，饮了一口茶，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我同他认识，是我中了举人，预备到北京去会试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上海一个朋友的家里。没有事，便时常到旧书店里去看书。那时南京路的后面有一条街，叫做铁马路(不知是不是现在的北京路)，有一个书店叫做慎记书庄，便是刘铁云开的。我是在慎记书庄里了认识他的。因为我常常到他店里去看看，渐渐地熟识起来。便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圆脸，眉毛浓得不得了，两只眼睛很有力。就是耳朵太小。他自己懂得看相，说他的耳朵太小，晚年一定要遭祸的。他当时最欢喜收藏古板书和那些考古学的材料，他的钱大半耗费在这一方面。当时我有一位老师收集了不少的龟甲文的材料，由我从中介绍，全部卖给他，他那时对于研究龟甲文，正发生着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出了一本书，便是《铁云藏龟》。我同他在上海相熟的时候，慎记书庄已经是不能维持了。后来他把这书庄顶给旁人，只得到两百银子。以后他丢开书生意不做，便摇着串铃做医生。他由江苏到山东，一路走到北京，便在北京住下了。他在山东的生活，在《老残游记》里写得很清楚。“我在北京同他住了三年。是从戊戌到庚子。他的房子在半壁街，是一栋有两个大院子的七重房子。这房子就在大刀王五的隔壁。大刀王五这人你恐怕不大清楚。在北京住过的人，都会知道他的。他是当时的一个大侠客，飞檐走壁，本事真是好得很。他并没有正式的职业，开一个镖房，专替人保镖。同时他很有一点武松、林冲们的气概，喜欢打抱不平。他的宗旨，是除暴安良。刘铁云的思想，实实在在是一个维新派。他提到满清的政治，就愤慨得很。对于当时维新派的六君子，他是满口称赞的。“铁云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最相好。我们一见面，便同着到元兴堂去吃饭。元兴堂是一个回教馆子。因为大刀王五的女人是回教徒，所以我们总喜欢到这个教门馆子里去吃饮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同刘铁云来往。我有时也问他同洋鬼子们干些什么。他说是替他们买古董。在他住的那一栋七重的大房子里，每一间房子都摆满了佛像。高的有五尺，小的小到一寸两寸，有木的有铁的有铜的也有玉石的，有清代的，也有明代的或是明代以上的，大大小小他收集了五千多个。这些都是很值钱的东西，我当时曾替他那栋屋子题过一个名字，叫做万佛堂。可惜到义和团起事的时候，那栋房子和那些佛像，都被火烧光了。大刀王五也在那一次事变丧了身。大刀王五的死，刘铁云伤痛到了极点。“铁云无论到什么地方，身畔总要带几部宋板书。有一部宋板的《南华经》，他最欢喜，是他的随身宝。这本书他读得最熟，他一生的人生观，也受了这部书很大的影响。他的书上都有他的图章，有时也加圈点，有时也加眉批，字体写得端端正正的，不知道那些好书，现在都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很欢喜同寡妇讲交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住到半年一载，他必得筹办一个秘密的小公馆。这小公馆必得是他的好朋友才可以出进。他在北京的小公馆，我去过好几次。他同普通人应酬，是在他自己住的那栋公开的房子里。这一点秘密，就是他的家庭，也无从知道。他高兴的时候，便向朋友宣传他的寡妇哲学。他还写过咏寡妇的诗，不过他一写下来，随即把稿子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两句：‘雨后梨花最可怜，飘零心事倩谁传。’这两句诗当时朋友们都说他好，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也欢喜叫姑娘，可是他自己说他从没有同姑娘们睡过。他叫起姑娘来，一次总是十几个，莺莺燕燕，坐满一房，唱的唱，闹的闹，到后来每人赏些钱就走了。“我是庚子年离开北京的。临走时我们约了在南边会，但是以后我就没有同他见过面。他从庚子年以后的生活，我也就不大清楚了……”

我这位老朋友说到这里，便停住了。他仰着头望着窗外的梧桐叶，好像是在思索什么的样子，我望着他头上那些全白的头发和胡须，不知怎的感到了一种轻微的伤感。载《宇宙风》第11期(1936年2月16日)

林琴南先生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餐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渐渐地能彀用文言写一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摹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馀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好怏怏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彀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女雪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事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么？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么？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么？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么？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犯斋弹妻纵恣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它的精深宏大、沈博绝丽之处，可以教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它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作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抟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如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气骨、有操守的老头子!载《人间世》第14期(1934年10月20日)

再说林琴南

林琴南死后大家对于他渐有恕词，我在《语丝》第三期上也做有一篇小文，说他介绍外国文学的功绩。不过他的功绩止此而已，再要说出什么好处来，我绝对不能赞成。

林琴南的译本有“一百五十六种”之多，虽然足令我们的骄傲而懒惰的青年惭愧，但在林琴南不能算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精神大事业。我们要记得林琴南译文的代价比别人要大五倍，人们花了三个月工夫译成一部十万字的小说，承蒙赏收了也只得二百番，他的就可以收入千元。倘若别人也有这样利益，我想，在半生中译成二百种书——即使是独力译述，也并非不可能的事。如我们忘记了这个特别情形，只是叹美他成绩之多，未免有点不大的当。

林琴南的作品我总以为没有价值，无论它如何的风行一时，在现今尊重国粹的青年心目中有如何要紧的位置。译本里有原作的精魂一部分存在，所以披带了古衣冠也还有点神气；他的著作却没有性格，都是门房传话似的表现古人的思想文章——如若我们来讲它里面的思想和文章。

林琴南始终拥护他所尊重的中国旧礼教，在许多许多人看来是他的最可敬仰的地方。对于这一点我极端反对。人家尊重他这件事，那正与尊敬张勋康有为的坚持复辟一样，同是大谬误。即使同是一样的坚忍，我们尊重孤独的反抗，却轻视群众的保守。凭了帝王鬼神国家礼教的名，为传统而奋斗，不能称为勇敢，实在可以说是卑怯。无意识的盲从者还要算是上乘，大多数是预计公众的后援在他这边，这才大胆的站出来，成功了固然是他得赏，失败了他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现在主张恢复帝号的遗老及维持名教的道学家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正同乱民之不负责任的胡闹一样，倘若他知道这样做了一定要明正典刑，他就一定不敢了。尊敬这种东西无异是提倡卑怯。我们所期望于青年的，是有独立的判断，既不服从传统，也不附和时髦，取舍于两者之间，自成一种意见，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但仍孤独地多少冒著险而前进。这样说来，那些觉著运势兴旺而归依新说者也不能算是自主的人。殉道是难能可贵，但信恃死后即能升天，而殉道便没有什么可贵了；知道死了一定落地狱而不以为意，这才是可景仰的英雄。我们自己不能预约是怎样的英雄，但如要崇拜总非崇拜这样的真英雄不可。我看世人对于林琴南称扬的太过分了，忍不住要再说几句，附在半农玄同的文章后面。林琴南的确要比我们大几十岁，但年老不能勒索我们的尊敬，倘若别无可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载《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日)[1]即周作人。

王静安先生

由北伐而凋落的宿学，除被杀的长沙叶德辉先生、武昌王葆生先生外，还有海宁王国维静安先生。

民国十六年，北伐军败奉军于河南，北京震恐。静安先生遂以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遗书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日报载此讯，我颇难索解其致死因缘，继乃进而于先生之身世与学问中求之。

如果你读词，读词话，读曲，读曲史，读史，读古文字，在《人间词》、《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等著作里，你就可窥见先生的感情与理智。感觉锐敏而禁不住热情，理智深潜而太眈于思索。由此你仿佛可想见先生率真孤僻、不惯社交、爱沉思、常忧郁、身体软弱、行动古板的性行。但如果你只看见过他的乡下人似的朴质的外表，很难令你想到他是叔本华天才论的天才。

甲午战后，静安先生治叔本华哲学，颇以此观点评论《红楼梦》。又先生自杀的意志，于此也可有其根据吧。后由叔本华哲学走到康德美学。这成为论文学独到见解的一种学术渊源。先生论词曲，独出“境界”或“意境”一义。《人间词话》首句便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所谓“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无境界”。《人间词乙稿序》则谓：“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上焉者意与景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宋元戏曲史》论曲，则曰：“元剧之佳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先生嗜五代北宋词，所为《人间词》，与五代北宋词同有意境在。《蝶恋花》“昨夜梦中”可置诸《花间集》中，《浣溪沙》“天末同重”则颇有后主气象。

笛卡儿的第三道德规则：“是常常征服我自己，不要征服命运。要改变我们的欲望，不是改变世界的秩序，并且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件东西能在我们的范围能力以内。”某一种天才的意志活动，便是对于政治与社会动乱的退避。于是辛亥革命使静安先生从文学的感情活动，走向经史的理智活动了。

当时学术界有五大发现：一曰殷墟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曰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居此种新资料新环境中，受上虞罗振玉的影响，先生由古文字的研究走到古史的研究。其究古文字的独特方法：“考之史事制度与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研究古史，则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作《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实近世经史二学一篇大文章。晚年治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尤勤。精华研究院为刊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种。

北伐的社会变革运动，使静安先生的意志活动走向绝路。他的感情活动和理智活动已尽了天才的一份。自己思想以外的东西，加于他的能力之内，于是在“义无再辱”掩饰之下，在叔本华哲学中完结了叔本华天才论里的天才。载《人间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

章太炎先生

钱江轮船的篷舱里，两位乘客在那里谈论章太炎。甲说：“章太炎的学问其好，四书五经无所不通。我们余杭出章太炎，就好比你们金华出宋濂。”乙说：“章太炎的文章才算好，唐朝韩文公，宋朝苏东坡，民国章太炎，文起八代之衰!”甲说：“人家都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他们谈论得十分起劲，我在旁默默地听着想着。章先生评论古今文章，独尊魏晋，谓：“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其评论唐宋古文，谓：“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俗人之戋戋者。”以尊韩苏者尊太炎先生，岂不等于污辱了他？把太炎先生所最推重的魏晋，要由他所看不起的韩文公来起衰，岂不是根本否定了他的主张？清末，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和谭复生、黄公度并称。章先生与邓实书云：“谭黄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并列，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某甲说他和梁启超一样的好，那真要把他气死了!章先生的文章，见之于《国故论衡》、《检论》者，文章宏雅，自视甚高，谓：“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边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能知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辨非穷理之器，被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寄群彦之数者也!”

民国三年，太炎先生被禁于北平龙泉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满纸牢愁，不堪卒读。中有句云：“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那是多么自负的话头!《国故论衡》上卷《论小学》，阐发音理，以音理诠解转注假借之义；先生于音韵之学，独辟蹊径，弟子中钱玄同、黄季刚皆以《音韵学》名家；案头上的音韵学，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太炎先生以党案入狱，初究佛典，治因明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乃以佛理来解释《庄子》，作《齐物论释》；以佛理论性，作《辨性》上中下。独到之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梦见，宋濂辈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项背呢!

民国十二年，太炎先生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他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他又举史思明的《樱桃诗》为例。沈信卿咧开大嘴，哈哈大笑；那正是白话诗流行的季候，太炎先生嘲笑了白话诗，沈信卿大为得意。其实太炎先生对于诗歌见解，素来如此。他嘲笑江西诗派，也同是这个说法，沈信卿还不必那么得意的。《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文章为准。”这广泛的文学定义，和亚诺德(Mathew Arnold)的主张，几乎完全相同，而和阮元正走了相反的路。我们可以想见骈文家和史学家之间有多么长的距离。——太炎先生的学问，有如一根大树，枝枝节节是无从了解他的，还是说他四书五经无所不通，让他莞尔微笑罢!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做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扎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载《人间世》第11期(1934年9月5日)

从章太炎谈到刘申叔

章太炎先生死后似乎很冷落。年青一代的，对于这位革命前辈，显见得生疏，而学术空气又那么淡薄，对于这位博大精深的学者，要了解他也不大容易，因此他一瞑之后，渐渐被人家忘却了。

其实我们只要一翻阅现代中国史或中国革命史之类，就可以看到四十年前有一位智识青年，因为坚决主张革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去了自己的辫子，又可以看到这位青年为写文章宣传革命，在上海租界踉跄被捕，从容对簿，锒铛入狱。这位青年，便是五年前在苏州逝世的章太炎。我们只要一翻查清末的革命文献，便可看到慷慨激昂的《讨满洲檄》，词严义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可以看到《中华民国解》，知道中华民国这一名词的由来。写这些文章的，便是五年前在苏州逝世的章太炎。我们再往后一点看，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气焰万丈之际，有谁以大勋章作扇坠，闯入总统府，大骂袁世凯蓄心背畔民国的？在民国初年，封建军阀割据一方，万分跋扈之际，有谁敢写文章大骂吉林都督陈昭常是屠杀革命志士的凶手的？那不是章太炎是谁？我们再看到五年前，当北平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而学者名流大叫学生应埋头读书的时候，偏有人以革命元勋的资格出来替学生说话，以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日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这不是章太炎是谁？历史使中国的革命发展得异常迅速，单纯主张种族革命的太炎先生，到晚年来显然有点赶不上时代了，然而他的一贯的“严夷夏之辨”的理论，对于目前民族抗战，还是适用的。而况他始终保持了革命家的风度，他平生没有一句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论，他遍身没有一根取悦权贵的媚骨。盖棺论定，太炎先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要成功像太炎先生那样的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不仅要有渊博的学问，还须有坚贞的节操与大无畏的精神。清朝末年，革命党人随时有遭受杀身之祸的危险，再加上清廷大吏的威逼利诱，意志不甚坚强的，往往因之而退缩、逃避，甚至于变节。章太炎的在上海被捕，据说是由于同党人的告密，确否我们不知道；但与章太炎同时参加革命而且学术文章几乎与章氏齐名的刘申叔(师培，一字光汉)，却表演了一幕出卖同党的丑剧。一本中国革命史上有着这样一段的记载：己酉年夏，党人陈其美、张恭、王金发、周淡游、褚辅成等在上海有所计画，事为刘光汉、汪公权所闻。光汉鼓吹排满有年，为有名之文学家，时任《民报》撰述，以为其妇何振所挟持，且与章炳麟、陶成章意见不合，遂变节归上海，密充江督端方侦探，至是乃以所得报告端方。端向英租界当局交涉，派巡捕查抄党人机关，捕去张恭一人，周淡游、褚辅成以变服工人得免。王金发怒，挟枪见光汉，将杀之。光汉惧，许以必为保全张恭，恭因不死，光汉由是不敢再至上海。

知识分子由其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当生死关头，往往容易动摇退缩，但也只有知识分子，对于是非顺逆格外认识得清楚。所以往古来今，做权贵清客、显要走狗的，甚至于出卖朋友以求脱祸或藉此以求进身的，都是知识分子；而坚持自己的主张，视名节重于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刘申叔代表了前一种知识分子，章太炎则代表了后一种。不过变节动摇的知识分子，虽然一时脱了祸患或竟因此而显赫起来，但到头来还是毁灭了自己。我们只要看刘申叔，到而今“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只剩几种关于音韵学等的著作，偶然还被人称述；而章太炎的姓名、的著作，将彪炳千古，永不磨灭。

所以，归根结蒂，变节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在所谓叔世扰攘之际，士大夫既看轻名节，而告密、刺探等作风，提倡鼓励者又大有人在，因此，为真理，为信仰，百拙不挠，终始如一者鲜睹。而冒没奔竞，投机取巧者滔滔皆是也。从这里说开去，要牵涉到民族道德问题，我想就此带住。不过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些事情，不妨在这里附带说一说。我觉得四十年前的士大夫，其投机取巧处远不及后来一部分青年来得聪明。刘申叔充端方密探、出卖同党之后，便“由是不至上海”，而后来一些任钩拒刺探工作的人，他们可以永远装出一副前进的革命的面目，把被卖敢再的装在皮鼓里，使他到死还不知其所以然。而尤其聪明的，他不用充密探、卖同党等等拙劣方法，只要找一个机会，写几篇文章就成了。譬如有人说鲁迅是左翼作家，思想要不得，他便写文章来把鲁迅骂一顿，这样就显得他不是左翼作家，思想要得了。又譬如国际间发生一个什么问题，他可以不从这问题的本身上去分析研究，而借端向制度和我们不同的国家，提出一个慷慨激昂的“我们的抗议”，既英勇，又稳当，从此人家就不会把“危险分子”的考语加到他身上，而他还是做稳了爱国的文艺家，岂不一举两得也乎？不过在另一方面，却也因此而显露他自己的原形，告白他自己的没落，归根结蒂，还是愚蠢的。——一九四一年六月，为纪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周年作载《野草》第2卷第4期(1941年6月)[1]即宋云彬。

吊刘叔和

一向我的书桌上是不放相片的。这一月来有了两张，正对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时就只他们俩看着我写，伴着我想；院子里偶尔听着一声清脆，有时是虫，有时是风卷败叶，有时，我想像，是我们亲爱的故世人从坟墓的那一边吹过来的消息。伴着我的一个是小，一个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间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们钟爱的刘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紧着他的小口，圆睁着一双秀眼，仿佛性急要妈拿糖给他吃，多活灵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题着这几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时我没福见你，但你这可爱的遗影应该可以伴我终身了。”老老是新长上几根看得见的上唇须，在他那件常穿的缎褂里欠身坐着，严正在他的眼内，和蔼在他的口颜间。

让我来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饭，他来电说病了不能来，顺便在电话中他说起我的彼得。(在襁褓时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见过。)他说我那篇悼儿文做得不坏；有人素来看不起我的笔墨的，他说，这回也相当的赞许了。我此时还分明记得他那天通电时着了寒发沙的嗓音!我当时回他说多谢你们夸奖，但我却觉得凄惨因为我同时不能忘记那篇文字的代价，是我自己的爱儿。过了几天适之来说“老老病了，并且他那病相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说适之我的日子已经是可数的了。”他那时住在皮宗石家里。我最后见他的一次，他已在医院里。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来就对人讲，他的病中医叫作湿瘟，并且我分明认得它。他那眼内的钝光，面上的涩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薇弥留时我曾经见过——可怕的认识，这侵蚀生命的病症。可怜少鳏的老老，这时候病榻前竟没有温存的看护；我与他说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毕竟强似没妻子，老老，你不懊丧续弦不及早吗？”那天我喂了他一餐，他实在是动弹不得；但我向他道别的时候，我真为他那无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单身朋友们，这是一个切题的教训，快些成家，不要过于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时才知道没有妻子的悲惨!——到那时，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没了。但为你，叔和，我却不曾掉泪。这年头也不知怎的，笑自难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当然是我们的悲痛，但转念这世上惨淡的生活其实是无可沾恋，趁早隐了去，谁说一定不是可羡慕的幸运，况且近年来我已经见惯了死，我再也不觉着它的可怕。可怕是这烦嚣的尘世：蛇蝎在我们的脚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雳在我们的头顶，噩梦在我们的周遭。在这伟大的迷阵中，最难得的是遗忘；只有在简短的遗忘时我们才有机会恢复呼吸的自由与心神的愉快。谁说死不就是个悠久的遗忘的境界？谁说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进门？

但是随你怎样看法。这生死间的隔绝，终究是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死去的不能复活，活着的不能到坟墓的那一边去探望。到绝海里去探险我们得合夥，在大漠里游行我们得结伴；我们到世上来做人，归根说，还不只是惴惴的来寻访几个可以共患难的朋友，这人生有时比绝海更凶险，比大漠更荒凉，要不是这点子友于的同情我第一个就不敢向前迈步了。叔和真是我们的一个。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温和：“顶好说话的老老；”但他每当论事，却又绝对的不苟同，他的议论，在他起劲时，就比如山壑间雨后的乱泉，石块压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谁不记得他那永远带伤风的嗓音，他那永远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样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刘叔和》里说起当初在海外老老与傅孟真的豪辩，有时竟连“呐呐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们的战队。”这三位衣常敝，履无不穿的“大贤”在伦敦东南隅的陋巷，点煤汽油灯的斗室里，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图与卢梭与斯宾塞的迷力，欺骗他们告空虚的肠胃——至少在这一点他们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却忘了告诉我们他自己每回加入战团时的特别情态，我想我应得替他补白。我方才用乱泉比老老，但我应得说他是一窜野火，焰头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说，更一窜野火，更猖獗，焰头是斜着来的；这一去一来就发生了不得开交的冲突。在他们最不得开交时，劈头下去了一剪冷水，两窜野火都吃了惊，暂时翳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浇冷水的圣手。

阿，那些过去的日子!枕上的梦痕，秋雾里的远山。我此时又想起初度太平洋与大西洋时的情景了。我与叔和同船到美国，那时还不相熟；后来同在纽约一年差不多每天会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与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时我正迷上尼采，开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立在我的眼下。船过必司该海湾的那天，天时骤然起了变化：岩片似的黑云一层层累叠在船的头顶，不漏一丝天光，海也整个翻了，这里一座高山，那边一个深谷，上腾的浪尖与下垂的云爪相互的纠拿着；风是从船的侧面来的，夹着铁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左右侧的倾欹着。这时候我与叔和在水发的甲板上往来的走——那里是走，简单是滚，多强烈的震动!霎时间雷电也来了，铁青的云板里飞舞着万道的金蛇，涛响与雷声震成了一片喧阗，大西洋险恶的威严在这风暴中尽情的披露了。“人生”，我当时指给叔和说，“有时还不止这凶险，我们有胆量进去吗？”那天的情景益发激动了我们的谈兴，从风起直到风定，从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记得，我们俩在沈酣的论辩中遗忘了一切。

今天国内的状况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变？我们有胆量进去吗？难得是少数能共患难的旅伴；叔和，你是我们的一个，如何你等不得浪静就与我们永别了？叔和，说他的体气，早就是一个弱者；但如其一个不坚强的体壳可以包容一团坚强的精神，叔和就是一个例。叔和生前没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对象：他恨混淆的思想，他恨肮脏的人事。他不轻易斗争；但等他认定了对敌出手时，他是最后回头的一个。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暴风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侣伴的空位!十月十五日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9日

李叔同

在我们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我曾经早晨三点钟起床练习弹琴，因为一节进行曲不曾弹熟。他就这样旋转着我们的意向。同学中也有愿意跟他到天边的，也有立志以艺术作终身事业的，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亲。想明道先生“录[绿]满窗前草不除”的融和境界，大抵若此。“我们的李先生”(同学间的称呼)，能绘画，能弹琴作曲，字也写得很好，旧体诗词造诣极深，在东京时曾在春柳社演过《茶花女》。这样艺术全才，人总以为是个风流蕴藉的人。谁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极严，在外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狷介得和白鹤一样。他来杭州第一师范担任艺术教师，已是中年了，长斋礼佛，焚香诵经，已经过居士的生活。民国六年，他忽然到西湖某寺去静修，绝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温润。其明年四月，他乃削发入山，与俗世远隔了。我们偶尔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无他语。有时走过西泠印社，看见崖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这是我们李先生的。”那时彼此虽觉得失了敬爱的导师的寂寞，可也没有别的人生感触。后来“五四”大潮流来了，大家欢呼于狂涛之上，李先生的影子渐渐地淡了，远了。

近来忽然，从镜子里照见我自己的灵魂，“五四”的狂热日淡，厌世之念日深，不禁重复唤起李先生的影子来了。友人丰子恺和弘一法师过从最密，他差不多走完了李先生那一段路程，将以削发入山为其终结了。我乃重新来省察李先生当时的心境。李先生之于人，不以辩解，微笑之中，每蕴至理；我乃求之于其灵魂所寄托的歌曲。在我们熟习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钟》三歌正代表他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代表第一境界：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俛念迟暮；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哀；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顺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钟》的境界：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绵绵灵声彻心弦，!!幽思凝冥杳。众生病苦谁持扶？尘网颠倒泥涂汙。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恶成正觉；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入定陈虔祈。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浩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

弘一法师出家后，刻苦修行，治梵典勤且笃，和太虚法师那些吹法螺的上人又不相同。他在和尚队中，该是十分孤独寂寞的罢!

相传弘一法师近来衰病日侵，他对于生命的究竟当有更深切的了悟，惟这涅槃境方是真解脱，我们祝福他!载《人间世》第8期(1934年7月20日)

梁任公在湖南

这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湖南守旧派嘲笑陈宝箴熊希龄两人的谐联，把熊陈两个字拆开，倒很有趣。原来湖南的戊戌维护新运动，是官绅合办的，陈中丞代表官方，熊庶常代表绅方。这一运动，康梁是主要人物，康有为在北京，得到光绪帝的信任，所以北京闹得很凶；梁启超在湖南，得到陈中丞的信任，所以湖南也闹得很凶。梁先生为什么来到湖南的呢？据熊希龄《上陈中丞书》说：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黄遵宪时为湖南监法道。)观察，邹沅帆及龄与伯严(陈三立，陈中丞之子)皆赞成之。

梁先生来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做了总教习，同来的韩文举叶觉遇做了分教习，康派势力，一时极盛。而且全堂师生，互相标榜，不说“今日教学诸人，即是兴朝佐命；”即说“异日出任时艰，皆学堂十六龄之童子。”这真是要叫守旧派眼中生出火来的。何况时务学堂日记，课艺评语，南学会讲义，以及湘报，湘学报所刊之文章，都是守旧派目为邪说异端的康派议论呢!

自然，那些被目为邪说异端的议论，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今日看来，不免平常，浅薄可笑，但在当日就不免觉得翻江倒海，石破天惊了!例如梁先生《评日记》云：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斥一切帝王为民贼，只承认其中有几个霸者，这不能不叫腐儒大吃一惊。又《评答问》云：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

梁先生虽然还没有说出人民是这一铺子的大股东，可是他已经不承认向来腐儒所说的“君臣之义”了。又《评课艺》云：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

梁先生倡言民权，发论颇多。又如《评日记》云：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又云：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梁先生要主张议会政治了。他倡民权议院之说，却不能不乞灵于什么五经六经，现在我们或许要笑他迂谬，但想到他在当时环境里，却又不能不原谅他的苦心了。他《评课艺》云：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笑也。

梁先生竟大胆的主张天子降尊，废拜跪之礼了。又《评日记》云：中国萑苻甚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衷无日矣。今日变政，所以必先改律例。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梁先生主张改法律，变衣服，这都是大胆之言，也都是要受湖南守旧派攻击的了。

说也奇怪，湖南人的气质，好走极端，从戊戌运动起，一直到现在，政治上每一变动，在对抗的两极端，总是湖南人做先锋。戊戌运动，站在维新派尖端的有谭嗣同熊希龄诸人；站在守旧派尖端的有叶德辉王益吾诸人。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但第一个为满清死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袁世凯称帝，筹安会领袖杨度，是湖南人，站在最前线讨袁的蔡锷，也是湖南人。

懂得了湖南人的气质，就懂得戊戌维新运动，梁任公在湖南，一面要受维新派的热烈欢迎，一面要受守旧派的拼命攻击了。

戊戌维新运动，梁任公在湖南讲学，引起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即新旧两派的大冲突。究竟当日旧派攻击梁先生，怎样措词呢？

自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旧派的眼光中，梁任公是败坏湖南学风的罪魁，是邪说异端的恶魔。苏与翼教丛编序中说：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这里宣布了梁任公在湘讲学的五大罪。又旧派的《湘省学约》里说：自新会梁启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其始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易。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极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魍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

这里旧派骂梁任公：“化日光天之下，魍魅横行”，真是白昼见鬼!但在当时，他们是自以为骂得痛快的。现在我们从这类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梁任公在湖南讲学的影响之大!如岳麓书院学生宝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中云：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视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观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尝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肝，必欲倾覆我邦家也!

一则曰“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再则曰“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梁任公讲学的魔力真是不小!其实，当时这位思想界的新英雄，正是时势造成的，旧派又何尝不知？所以梁鼎芬与王祭《酒书》中说：马关约定数年，又有胶州之事。四夷交侵，君奸放恣，于是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教。

平心论之，当时满清政府，内政外交，无一是处。康梁昌言变法维新，改革政治，有什么罪过？可惜当时旧派不知，稍后知道了，已经没有办法，满清也就亡了!

梁任公体的文章也曾在湖南发生了大影响。当日《时务报》的文章，那个不欢喜读？便是旧派，亦无异词。但因梁任公到湖南讲学，湖南新派人物，也刊行了《湘学报》，《湘报》，这就遭了湖南旧派的大忌了。所以皮锡瑞《复叶德辉书》中说：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湘人无乡谊，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

原来叶先生是攻击新派的旧派领袖，攻击了康梁一派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攻击康梁一派的文章。他致皮先生书中说：时文久为通人所诟病，通人多不能时文，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易之以策论，其弊等耳。不见今日之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乎？同一空谈，何不顾溺人之笑!

他攻击新文体的策论徒用新名词，也是空谈，和八股文一样。他又与友人书说：最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士，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拚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

这也是攻击使用新名词的文章。又《湘省学约》中辨文体一条说：朝廷以时文积弊太深，改试策论。然试场策论非有学术，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时文更甚。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

可见三十多年前新派文人用新名词入文章，那是旧派文人最为痛恨的事。当时这种新文体流行湖南，可以说是梁任公带来的。徐学使居然用这种文章取士。难怪湖南一批由八股文出身的旧派文人又嫉妒又愤慨了。

梁任公曾经说他自己的文章，“笔端常带情感”，那是不错的。他是一个政论家，他的政论所以能够风行天下，笔端情感也是其中要素之一。他这种适于煽动的文章带到湖南，有一个贡生学得极像，这人叫做樊锥，邵阳人，在湘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最被旧派攻击的一篇，题为《开诚》，其中说道：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魇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这是痛骂两千多年来的愚民政策，思想颇有点不稳了。又说：今宜上自百寮，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纲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

如此对付贪污腐败的官僚，何等彻底!他的议论更激烈了。又说：是故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他这种主张，真是大胆。难怪旧派的人驳他道：“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他在文中又说：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旧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这种彻底的变法维新，当时怎么能够做得到？他却不能不如此主张。他是湖南的走极端的新派。他比梁任公的主张更彻底，他比梁任公的议论更激烈，他充分表现了湖南人走极端的特性。然而他是受梁任公影响最深的人。

说起来真可笑。“戊戌”前后，梁任公大新；“辛亥”前后，梁任公又旧了；“五四”前后，梁任公“跟著后生跑”，还赶不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真有点捉弄人。虽然，时代是一直向前的，人不站在时代之前，就落在时代之后，这又有什么稀奇呢!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4—6日

记辜鸿铭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on. Demi佴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他，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ǚ”俟”和“Crazy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句，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

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旧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

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是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给了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

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8月11日

从辜鸿铭的蛮劲说起

胡适之先生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里，写了一篇《记辜鸿铭》，他告诉我们辜鸿铭先生的一点逸事。逸事里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来的。所以那篇文章虽然并不长，却把辜先生的性格——包括蛮劲在内——清清楚楚地烘托到纸上了，这功力真不小。

辜鸿铭先生的蛮劲，是天下闻名的。现在，胡适之先生肯从记忆里摘些旧事下来，搜罗蛮气，给些佐证，那自然更出色。

而我们也实在很想看看这出色的蛮劲。

胡先生所记的逸事，顶能够显出辜鸿铭的蛮劲的，那是关于辫子的几段。据说辜鸿铭当要出洋的时候，受了他父亲严厉的嘱咐，不得把辫子剪去。所以他到了苏格兰，受尽侮辱，却还是让“猪尾巴”留在脑后，不过后来终于剪下来送给一个“识货”的姑娘了。这以后他就变了“假洋鬼子”。一直到辛亥革命，才又留了起来，但是带上的却是假辫子，坐着马车到处乱跑，“猪尾巴”大出风头。

民国以后，对于那条辫子，他还是念念不忘。在张勋生日那一天，他送了一副对联，叫做：“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据说明，擎雨盖是清朝的大帽，傲霜枝呢，却是他老先生自己的和张大帅的两条辫子。

别人革命，他偏尊王，别人剪发，他偏拖着辫子，这就叫做蛮劲，的确是江浙人所不大懂的。因为这种行为在江浙人看来，是顽固。蛮劲有好有坏，而顽固却无论如何是坏的。

江浙人喜欢掉文袋，却不爱伸拳头，在大体上，是的确的。但伸拳头的结果，正可以是叩响头；掉文袋虽然太没有武士气，然而却也还可以有蛮子气的。譬如吧，清朝文字狱的主角，就有不少是浙江人。倘以辜鸿铭比起吕晚村来，那相去的鸿沟，是非常辽阔，而且大家能够明白的。

还有，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下诏购求遗书，那诏旨说：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覈……

乾隆五十七年，又谕：……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渊薮，民间书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绝者，皆由督抚亲视为等闲耳。

弘历的特别重视江苏和浙江，并非无因的。笔圆通，误幽默的家伙，在江浙文人中毕竟是少数；江浙文人大抵还有一点蛮劲，不大容易入壳的，如方孝孺，如顾炎武，如金圣叹，而实际干起来的，仅就明末而论，也还有张苍水、吴日生、陈卧子、夏考功等，他们简直是不能安于做文人了，但他们是文人。

这就因为有蛮劲。

然而辜鸿铭呢？赞小脚，留辫子，招摇过市，我们只见其古怪、滑稽、可怜，还有什么呢？载《申报·自由谈》1935年8月23日

记辜鸿铭先生

我读了《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二期“辜鸿铭特辑”，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慨!我觉得学文学的人万二分可怜。

我现在要叙述我的老师、中国的幽默老前辈辜鸿铭，他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究竟是什么人？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所以知得他也很清楚!他常常同我们广东人说“丢那妈”，又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这些话或者是不对的!我们广东人也没有自知之明!)他常常很喜欢说笑话，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

我们由民国以后来看辜鸿铭，他委实在表面上是一个顽固者!他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不过我们小心考察他的日常的生活和已往的事迹，就觉得他是一个维新派!只是走投无路，潦倒一生，弄到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开倒车，说假话，良心上一定觉得非常痛苦!他自少生长在异国，如庇能、香港、檀香山……后来又到苏格兰爱丁堡去，得了文学硕士。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一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

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他常常叫我为Marchist，他也以Monarchist自居，因为他是一个复辟党。他在宣统的复辟傀儡怪剧开幕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外部侍郎。他在蔡孑民先生辞“北大”校长的时候，他也跟着别人主张挽留，欢迎复位；人问他的缘故，他说：“因为我赞成蔡先生复辟!”后来，他因为意见不合，辞了“北大”职，他便，“中国人不识得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后来他就了北京日本英文报总编辑，月薪五百元。本来这也是孔老二“求善价而沽之”的意思，不过这也是伤心人语，多么可怜呢!楚材晋用，可为中国的人才惜!

一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言语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中国的言语虽然不统一，可是中国的文字数千年是统一的。(中国的文字数千年不改良，还是象形的，在进化线上是不应该的。)他为人很善辩，所以他在《春秋大义》(即《中国民族精神》)一书中说得中国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就是小辫子，小脚……都是好的。(外国人问伍廷芳：“为什么中国留辫子？”伍反问：“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同一幽默。)

辜氏毕业回国后，还是剪发易服，做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洋文秘书和税务督办，他不许西人用native(土)一字，要改做Chinese，因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的意思，如非洲、美洲、澳洲的土人一般。所以“土”货(native goods)，应该改为Chinese goods。

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他的书面上的《春秋大义》四字是他的学生粤人梁教彦写的，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他曾赠我一册，至今保存。)他在贫困的时候，也常得到梁氏赞助。

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又教我们念英文本《千字文》一书，由“天地玄黄”，至到“焉哉乎也”……

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 chaos before the creations erth. The sun and moon their courses run， stars shine out when day……

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他是中国唯一的文人最给外国人崇拜的，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

辜氏的记忆力特强，他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因为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但不知道对不对？

辜氏生于一八五六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享年七十有二。他在一八七七年得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年只二十一岁。他做了张之洞的西文秘书有十七年之久。他在“北大”时，把自己的著作，印给学生们!所以我现在还存了他的好几种书，留作纪念品!

辜先生又说：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欧洲的宗教战争，如耶回之争，三十年战争，耶路撒冷之争，新旧教、天主教、基督教之争，路德的宗教改造……中国的儒释道，各有各的自由，不相侵犯，信教自由，不相干涉……中国也没有所谓阶级争斗，如马克斯、牛克斯所说。中国只有士农工商，分工合作，各司其事，无所谓阶级，“白屋可以出公卿”，无阶级之分，只有职业不同。“一代做官，三代做乞儿”，不是常常像满洲旗下有长粮可食!所以中国没有什么叫做阶级战争和宗教战争，免掉了各种流血惨剧。外国有贵族阶级和奴隶阶级之争，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争，天主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之争……到现代还未消灭，中国不但许佛教流传，就是耶教也许自由宣传的，义和团也不纯是一种宗教的争斗。所以中国有信教的自由和职业的自由。

辜先生又说中国没有强迫征兵，在古代虽然有，但不是永久的。“好男不当兵”，不但中国人以为如是，就是外国也有这种成语。中国也没有用到警察，世界便可以太平。中国人行动可以自由，不像外国人居留要有证，来往又要护照，种种缚束，远不如中国人的自由。中国只有土地税，没有“人头税”，所以无产者容易过活，革命就不常常发现!中国人学不得外国人的好处，只学人家的坏处，所以中国只有退化，而无进化!就是所谓中华民国，人民的痛苦，比较君主国还厉害!所以他骂中华民国为nightmare。他本来也不是真要反对中华民国的，不过他喜欢发牢骚，做个时代的反抗者，顺口说来，说了笑语罢了!所以我只承认他是一个幽默主义者，不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他也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因为“北大”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有许多学生反对新思潮的!(后来胡先生便替了辜先生做我们英国文学系的主任了。)当时我们的同班还有李季、许德珩等，李氏因事转了学系，李氏的顽固头脑，一如辜先生，他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已经讲到了。后来李氏因为卖文为活，译了《社会主义史》一书，由“新青年社”出版，容易得到稿费，便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只是转变太速，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我宁可赞成辜先生的抱残守缺，决不愿别人的善变，因为投机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只是挂头羊，卖狗肉罢了!

辜先生已矣!我们的同学当中，还没有一个能够升堂入室，就是在中国再想找第二个辜先生，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待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不只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只为中国的文学界悲!瞻望前途，余欲无言!一句话说，辜先生以为中国事事都是好的，外国事事都是坏的!载《人间世》第18期(1934年12月20日)[1]即李震瀛。

朱湘骂人

我们的诗人死去多久了？鬼知道!知道又怎样？诗人活着时简直白吃了我们的饭，七月里还糟蹋“冰膏一杯”；如今那儿有了一个空，你先挤进去，我又把你挤出来；但留心，别让一个诗人挤进来。我们不妨把所有的诗人，一齐赶到江干，叫他们泅出海口；有一个生还，便用机关枪扫。要是他回来了，他更会痛骂我们，骂的我们骨头痛。总之，诗人是最可恶的人，他常带着宗教的或伦理的镜子来观看我们，把我们的邪魔、假道德一齐暴露出来。故宫的古物尽管让人家“盗”，一身的精力尽管让毒药醉，这些都不关痛痒，最关痛痒的唯有诗人。

我们的诗人爱写信骂人，有时竟自用手纸来写，未免太不恭敬了。他骂我们：“犷野，无信，下作，嫉妒，阴险。”岂有此理，他哪儿知道我们这许多美德？他曾说：“……这次旧金山案，又有某君带了许多图书馆里的书回国。又有某君自己偷了别人的信，嫁祸在无辜者身上。……像这样看来，将来回去了，还不是一个卖国贼。”

他骂我们的教育：“○○(学校)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只有单调；人生是热剌剌的，而○○是隔靴搔痒。……至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了一个假矫揉。”他说他将来准劝仇人的儿女进那个害人的学校。

他愤恨外国教科书里不应该叫我们做猴子，因此退了学。

他骂我们的文学界不争气：“西方的文学不曾有过人好好的介绍，偶尔有点，也是十八由英文转译的。这同德文有八种《道德经》译本，英文有四五种译本相较，是多么可耻的事情。来西方学文学的人已经少了，少数之中又有的中文欠佳，有的懒惰成性。并且这班人都偏于英文。攻习他国文学的少极。”

他说：“《金瓶梅》这本书，几乎成了淫书，是因为它的态度时常不严肃；终于不是淫书，便是靠了书中许多踏实的描写。”

他骂一个小文豪：“○○在这方面作起了一个头，骄气与溺爱使他不能作下去——我想也是他老了，所有的几句话都说光了，不然，怎不见他作出一本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呢？”

他甚至骂起一位诗人来了：“我将来看到着时机到了，一定要怂恿○○与○○○脱离关系。我自己更是一直反对○○○到底。”

他骂过一个朋友太轻率：“处世我固然不学他，处朋友要不学会，以后一生是要很苦的。”我们简直可以这样反责他。

他骂过我们一个城市：“安庆这地方无聊之至，电影院都没有，有一个大戏班子，坏透了。人生这出戏我到不怎么喜欢看。没有音乐，没有图书，没有任何什么，只是狮子在那里变把戏。”

我们的书店，供养诗人的书店，也不能得到他的好批评，他说：“‘东镇’不收的理由是‘书稿太多’，《三星集》不收的理由是因印法‘麻烦’。业刊不收，为了不能贴钱。”

他惯诅咒人生：“我如今……不是念法文就是念德文，不是作饭，就是睡觉。……简直是一个走肉行尸。道家所提倡的心如死灰，身如槁木一段工夫我可以说是完全做到。要是能够装起金身，真可以供上香案，永受善男信女的香烟了”。

他问：“卖肉同卖力卖智又有什么分别？”更说：“狎娼并不像平常想的那么好，结婚也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好。”这叫我们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听了岂不要吐出舌头收不拢来？

他甚至作成了诗来骂我们，骂我们是“愚夫”，那我们真流芳百世了!“世间的罪恶算愚蒙最大。”“江水已经算好了，喝井水的多着呢。全城到处都是臭虫，卑鄙的臭虫。最销行日本货价钱巧，样式好看。”别人的性命与老母鸡一般；唯一的目标在延续下生息。……新中国有的是那班大人物，用不着你这条鲫鱼作供养；并且，你的骨头吞下了难吐。

他曾在电话里向我骂过一位诗人不曾替刘梦苇、杨子惠身后尽一点责任。又骂过某编辑大家到期不给他稿费，使他不能入学。

他有时竟当面骂我们是王七的弟弟。骂我们圆滑、世故，骂我们空谈“主义”，闭目译书。他后来误信谣言，对一个朋友说：“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起念生。”只要没有当王九的哥哥我已觉很好受了。

自从诗人死后，我们这社会，尤其是我们被骂的人，知否为什么挨了他的骂？我们可想过没有，那是诗人不该骂，还是我们该受骂？是社会卑鄙龌龊，还是诗人的脾气太古怪？总之，他骂了我们，我们得逼死他。看以后还有没有人敢骂我们？有!十一月十九日，北平载《论语》第55期(1934年12月16日)

志摩手札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四周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的围上你的照片，抑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的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

去年今日我意外的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

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的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的前进，我也随着酸怆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噤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

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粗着筋络望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细柱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的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

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排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

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

说到您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的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论评。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儿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个注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那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旷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中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向交错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

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先得明了的。

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的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

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的尝试用功，你还曾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彩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副》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捶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

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章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麻麻糊糊的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轻你的诗为本事(散文人家很少提到，或许“散文家”没有诗人那么光荣不值得注意)。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

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的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的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渗合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

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在下去，也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的系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到太寒伧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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