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侦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唯州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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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侦探试读：

1

2

我总算有了时间去做一个全身检查。过去十个月来，我感觉自己身体的各项机能在逐渐衰退，像老旧的引擎即将报废：我的眼睛逐渐花了，身体也随之老化。走路、运动、思维，完成它们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右上腹不时隐隐作痛，但力度还不至于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不过还才中年而已，但在这个黄金年龄我却率先变老了。按医生的话说，这可能是现代人常有的“亚健康”状态，即感觉精力不如以前，身体某个地方总是莫名的疼痛。这是有原因的。这段时间以来，我的工作突然变得很忙。某一天清晨，我光着身子站在卫生间镜子面前审视自己浮肿的躯体，突然意识到自己该休息休息了。然而，该承担的工作总是推脱不掉的，何况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这所名气不大的美国大学根本没有属于我的位置。我在这里取得了教授的职位，但就像有些国家的元首只是个虚名一样，却没有获得教授应有的悠闲。忙碌的工作始终困扰着我，在这里，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去做，甚至包括安排课程和选定教室。而这时候，又正值学期中段，我得忙着批改学生的论文。除此之外，还得应付为不太理想的成绩不断登门求情的学生。

正如之前所说，我的情形有所不同。任何一名本土的教授都不会有这样的特殊待遇，能享受到这样待遇的只能是外籍人士（欧洲的当然不算）。在我们学校任意一个地方，不论是傍晚时分，覆盖着若有若无的橘色的田径场，还是在充满科技感和艺术构想的图书馆，甚至是坐满了慵懒的学生的快餐厅，因为身份的歧视而爆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美国历史上那次最严重的种族暴乱（一九六七年，新泽西纽瓦克的黑人暴乱）的遗留物。那些遭到歧视和敌视的可怜人，一般都来自印度或中东，大多都是政治敏感的原因。我也听到不少中国学生抱怨他们在无形之中受到了歧视或不公的对待（比如对方冷淡的态度），我大可把它认定为种族歧视，因为我也来自中国。现在你知道我的不容易了，我劳累我的身体，费尽我的心智，离开我的亲人，来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取得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而现在，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我年轻时候奋斗时所做的事，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何必又再忍受一次折磨？这么做只会让我失去生活的兴趣，但有时候想到自己的无奈，我又会抿嘴嗤笑自己：我还没有出现自杀倾向，说明我还没对这脆弱而又重复的生活失去兴趣1。

人有时候不能把身份和种族拿来解释任何挫折，这是每一个有自尊、有奋斗心的人都懂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尽管我非常想把这条理由拿来解释一切，安慰我心里所有受到创伤的地方，但我最后还是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隔壁教室的印度工科学生都活得那么风风火火。来了美国这么多年，我逐渐能毫无障碍甚至流畅地阅读那些英美文学。人们的说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呢？这些对我来说也已经不成问题，我能直接和准确地理解到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唯一对我来说困难的是表达，我想到很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那就是阅读和听课都没有障碍，但就是听和说不能同步，这说明他们的口语存在问题，无法用英语进行思考。而我的苦恼，听上去像是口语问题，事实上我除了有点固有口音外，说的方面我问题不大，我只是不善于表达，换成中文也是一样的，因此我经常在日常学术交流和研讨会上的讨论中遭到同事们的嘲笑和孤立，这和我与他们观点不一也有一定关系。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美国的教授可不像中国教授那么正儿八经。就连在日常生活中，我也经常犯表达方面的错误，有一次，因为下午即将有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学的研讨会，而我在办公室里批阅作业以至于时间晚了，所以便急匆匆地走出充满光污染的教学楼，到几百米远的餐厅去买点食物对付一下。因为过了用餐时间，里面人很少，唯一几个顾客还是趴在餐桌上做作业和睡觉的。为我点餐的是一个学生模样的白人男孩，估计是来做兼职的，忧郁的淡蓝色眼睛和一头红发很不搭，工作帽把他的长发压得在他耳边飞扬，样子看上去很不羁。“你好，先生，需要些什么？”他问，头也不抬。

我记得我把想吃的告诉了他，整个过程我有点结巴，表达并不顺畅，然后就若无其事地等在那里，闭上眼想着即将开始的研讨会我要讲的内容。

他呆滞了一下，我现在想着他注视我闭着眼时的画面，觉得当时他可能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随后，我睁开了眼，看到了他正歪着头看着我。突然，他面露不悦，说：“嗨，先生，我不知道你那可怜的喜好和你胃的构成，我是新来的，但我们这儿确实没有那个什么混蛋冷冻油脂汉堡（grilledcheeseburger）。先生，对不起。”

我这才如梦初醒，我想要吃的是烤干酪汉堡（chilledgre

seburger），不是那个奇怪的东西。“先生，你刚刚就是点的那个。”可那个营业员却这么说。于是，这只能是我的问题，而且这两个词的发音是如此相近，我的表达又欠佳，思维也不在食物上，我把它们给说错了。最后，我向那个高傲的学生营业员道了歉（我遭到了并不严重的侮辱，但道歉的却还是我），提着汉堡面无表情地走出餐厅。一路上我边走边吃，我吃得很快，仿佛在吞下一种耻辱，走到研讨会会场时我刚好吃完。

这还只是我庞大生活的一个缩影，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学术上的纷争之外，我的表达欠佳——这似乎也是中国人的常态，同时我也是个谦逊之人——也让我的那些同事们嘲笑我。这让我的学生们认为我是个容易说话的老师，还让学校领导觉得我是个在每一个关系到我利益的问题上最易妥协的人。学生时代的我生活一片宁静，然而随着我没日没夜的奋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成功了，却涌现出了这么多问题。

好吧，现在回到我的身体上，这终究是我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我接下来所有苦恼也都会消失。通常人们发觉自己的病灶是通过身体的突变，比如身体某部分剧烈的疼痛或者突然失去知觉，而我却不是这样的。这是个缓慢的过程，中间虽然也有右上腹的疼痛，但那是最轻微的，甚至比不上一只蚊虫的叮咬（说实话，我很奇怪这样的症状，它极不正常）。因此，在那段现在看来被上帝玩弄的日子里，操控着我那将要失去控制的生活轨迹的，是一片未知的恐惧。

我不是没经历过这样的感受，很小的时候，我就体验过这种未知的恐惧。那还是在中国，我才八九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处在物质贫乏的大环境下，生活中各种条件可比不上现在。像我这样大的孩子们，因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任何有意思的玩意，甚至连一个布玩具都是一种奢望，所以他们都在飞舞着漫天尘土的泥土运动场上滚铁环和玩弹珠。因为老被那些大孩子欺负，我连那些消遣的权利都失去了，于是我只得看书，我整天都看那些我几乎看不懂的书。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眼前的世界变模糊了，所有东西我都必须凑很近才能看清楚，我害怕不久之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因为想逃避父母的担心，我一直没有向他们公开这个恐惧。最后，直到学校组织的一次体检，老师惊讶地把我严重的近视告诉了父母，这才拨开了这层恐惧的迷雾。不久前（应该是最后一次）我和父亲母亲的越洋电话中——他们借口听不懂英语，无论如何都不肯随我到美国过日子（如今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固执地想留在国内终老——声音因为苍老而颤抖的越发厉害的父母听说我为了迎接喜事于是换了一副新的金边眼镜后，还饶有兴致地轮流在电话听筒前讲我还是小孩子时闹的那个笑话，当时，我充满恐惧地对围在我周围的爸爸妈妈以及老师说，眼里闪烁着倔强的泪光，“我怕我会失明！”他们都大笑了起来。见我哭个不停，妈妈摸了摸我的头，手指了指老师鼻梁上的眼镜，似乎担心我听不清，她缓慢而温柔地说：“别怕，戴上这个，你面前的世界就清晰了，不会再有看不见的恐惧。”

母亲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以至于让我铭记这句不起眼的话直到现在，因此我把戴眼镜看作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我戴上它意味着我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晰了。那些我不知道的危险，比如天上落下来的一块石头，那些我未知的恐惧，比如远处朝我飞奔过来的被激怒的猎狗，都因为我在很远的地方看得一清二楚而离我远远的。任何恐惧只要能被预见就不足以称为恐惧，因为你能在它到来之前——猎狗的撕咬，飞石的击打——因为知道了它的轨迹而避开它。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那就是死亡。我戴上了眼镜，将它看得明明白白，却不能避开它。这才是真正的恐惧，所有人都只能等它慢慢降临。

活在现在的我们总是会思考许多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死亡，我有的同事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的，哲学里面有个部分就是关于死亡的。首先，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人脑子是否太过疯狂，有一个问题必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专门投入时间思考过的，每一个失眠而无聊透顶的夜晚，我们平躺着浑身无力地盯着天花板，思绪漫无目的地飘到这个问题上，做短暂甚至长久的停留，那就是：人死后会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又是什么样的？我对此做过猜测，但最终无功而返，我的那些同事也都秉持着学术精神，在死亡的哲学命题的外围兜圈，不过我可知道一件事实，人们到最后会发现自己除了死亡，便什么也没思考过。在身体抽搐着死去的那一刻，有多少人心中会充满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亡的遐想，而又有多少人关心身旁已失声痛哭的亲人？也许谁都不知道2。

于是我们来到这天那个悲哀的场景，我结束了上午满满的课程（整整四个小时的比较文学课），按照工作安排，我得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一场会议，讨论医疗保险的细则和具体实施办法。杵着拐杖的温文尔雅的吉尔伯特（Gilbert）校长在长桌一头发表讲话，他的左侧坐着时不时埋下头、阴沉着脸的副校长，菲利普（Philip）。校长年过七旬，身子单薄，仿佛在平静的空气中随时都要倒下似的，然而他抑扬顿挫的富有音乐感的发音在我耳边像活泼的音符似的跳跃。这时候我没想其他的事，尽管生活拮据，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笔保险金。毫无疑问，吉尔伯特校长对得起他那副好嗓音，他是个好心人，对任何人都照顾有加，这其中也包括我。校长还在发表着大段讲话，他说我们几天之后会去医院接受一次体检，他说他很明白我们这些不再年轻的伙伴们的苦衷。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发音越来越变得像一首动听的曲子，像是一支催眠曲。温暖，轻柔，恬静，像母亲爱抚着我的头的手掌。我自然而然地接受周围这奇怪的改变，世界变得安静，这个阶段里，虚弱的吉尔伯特校长有一会儿似乎停止了讲话，只见我身边的同事们突然在七嘴八舌的讨论，随后校长又讲了几句，他笑了，我的同事们又不约而同地用手掌拍来拍去。一张一合的嘴，摇头晃脑的交谈，还有振动频率近乎一致的鼓掌。我什么也听不见，而我却如此平静，仿佛这是个沉睡的世界，又或者是我清晰的梦。催眠曲还在继续，视线里所有人的面孔都不断扭曲。

我睡着了？这世上还有这么无力的沉睡吗？作为一个文学教授，我还是相信的，它只会在文学作品里出现。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入睡，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但它又跟睡眠是那么的相似，连步骤都是照搬过去的。我的脑袋在飞速地运转，就好像接下来我的思考就将停滞似的。我知道，现在是介于清醒和浅睡眠那个迷糊的阶段，而下面我将要接受的审判程序，就是跌入浅睡眠的地洞，然后失去意识。因为这次入睡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或许把它称作昏倒更为合适。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脱离了我的灵魂而存在，他正在缓缓下滑，在我们所坐的漆木椅子上一点点向下滑，这椅子就像是一块光滑无比的石头表面似的。不是我想往下滑，而是我根本控制不住，空间的重力仿佛颠倒了。一般人遇上这种改变世界结构的奇异现象，肯定会大声呼叫求救，甚至丧失理智，而我却始终保持着安静。我只能感觉到我张着嘴，咽喉部的肌肉一直在紧张，但根本无法颤动。在整个可怕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一切的（甚至要从我步入会场开始），是我右腹那儿的老毛病。那一阵阵的混合了各种感觉的疼似乎变得更厉害了，要不是它的存在，我可能早就昏死过去了。

我的同事们觉察到了我的异样，那时我正在脱离一切重力地往下滑，当然他们不是同时发现的，他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最先发现我昏过去向地上滑去的是我的邻座，我记得我可能头一歪打到了他的肩上。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是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化学系教授。虽然他很老了，但还有一副强壮的体格，他惊讶地张大嘴瞪着我，也许是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等他反应过来，他便迅速用一只手挽住我的胳膊，使出全身力气（这我感觉得到）把我往上拉，试图把我扔到会议桌上。他可能感到疲倦乏力，我又要再度下滑，于是他大喊了一声。当然，所有人都朝我们这个方向看，看到了我的惨状，或者说滑稽的模样比较合适。接着，所有人都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逐次慌乱起来，隔我近的，都跑到我身边来扶我，我很快就又端坐在了椅子上，耷拉着脑袋；隔我远的呢，他们似乎觉得这样的场面几个人就足够了，就站起来，一手扶着椅子的椅背，规矩地把椅子推到了桌子底下，看上去他们想离开，但是他们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的眼前尽是拉扯得变了形的西装，我的脑袋随着他们的推搡忽上忽下。可我还是看到了几个隔我比较远，因此并没有赶过来搭救我的人。我只看清了两个，他们是两位校长，吉尔伯特和菲利普。吉尔伯特被助手搀扶着，他不停跺着手杖，看上去挺激动；而菲利普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四十多岁，年轻有为，全身上下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但性格并不好，冷漠而又孤傲。在我印象中，菲利普总是不苟言笑，他此时正用深邃的目光盯着我。

后来等我清醒过来后回忆这段不堪的记忆，它不仅让我遭到了那些和我观点不同的同事们长久的嘲笑，还替我拉开了一次审判的序幕。我可以发现，至少到那个时刻为止——菲利普的目光深邃地看着我——我还是清醒的。然而一秒钟都不到，我的眼前就像家里突然间停了电一样，播放着节目的电视屏幕画面由四周向中间迅速消失，最终合成一条亮白的细线。接着一声机械的巨响，电视屏幕归于黑暗，我的眼前也趋于黑暗，眼球也停止了转动。至此，我彻底昏了过去。2

等我醒过来时，我已经安稳地躺在了洁白的病床上。身上没有任何因为跌打碰撞造成的创伤，只是头还有点昏，而且口干舌燥，左手背插着输液针。不大的病房里洁白一片，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安静得连输液的滴答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首先戴上了眼镜，然后费力地掀开被子，看到自己穿着一身崭新的条纹状病号服，连褶皱都没有。右腹的疼痛已经消失了，我又重新盖好被子。窗外继续着今天下午美好的天气，太阳光经过几十片树叶的过滤后倾斜进来，一块巴掌大的金色阳光照到了我的脸上，看来我没有昏迷多久——看这状况，大概顶多一个小时。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再躺在移动病床上接受各种检查，最后躺在这儿，是的，整个过程最多不过一个小时。我尝试着动了动先前僵硬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疼痛还是没有出现，只是手臂上有几个针眼。我仿佛获得了重生。然而，我却感到有些烦躁，这是之前我不曾有过的感觉。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好的事，我躺在医院里，心里像是落下了什么东西似的，缺了一块零件。

头于是痛了起来，不去管这些烦心事了吧。正当我舒服地枕着柔软的枕头准备好好睡一觉时，一阵声响，一名衣着严谨且优雅的护士推门进来了，她二十来岁，粉色护士服和盘起来的金发相得益彰，看起来很漂亮。她推着一车药品，似乎是来查看我的情况。看到我醒了，睡眼惺忪，她朝我微笑了一下。“先生，你醒了。”她说。“这是在哪儿？”一时间我不知道回什么话，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医院，不过我不知道这具体是哪家医院，所有医院的上等病房都一个样。“道格拉斯纪念医院（Dougl

sMemori

lHospit

l），”她一边回答我一边在一个针管里注射药水，“你感觉还好吧，先生？”

我知道这家医院，一家十分有名的私立医院，以众多医术高超的医学家和先进设备而闻名于世，就隔我家两条街不到。前阵子我赶早去学校，为了避免塞车，我常常绕两条街从这儿走，每天都会从道格拉斯纪念医院路过，我对医院门口两旁梧桐树的枝条上叽叽喳喳的金色鸟儿印象尤其深刻。这里的费用可想而知也非常昂贵，这我恐怕得感谢学校领导层和吉尔伯特那个老好人了，他们并没有食言，我想。据说学校为了统一管理，免得大家当中有一人迟迟不交保险金而使保险延期办理，所以已经先为大家垫付了那笔保险金，接下来我们再慢慢把钱交给学校。保险这件事办妥帖了，也许我这次的医药费就无忧了。“不错，只是头还有点昏，好的是没有了疼痛感。”“那就好，先生，”护士已经把瓶子里的药水注射完毕，她左手拿着针管，右手推着车向我走来，推车上放着一些擦拭用的药水，“来，把手伸过来，袖子卷上去。”

我照做了，像个小孩子一样。她开始注射了，也许是护士的声音足够温柔，我感到疼痛很轻微。“这是什么？”我仍然像个小孩子一样问道。“止痛药，”她简短地答道。她在收拾注射后的残局，正在往我手臂上按一块棉球。“按住它，就按一会儿，几分钟就好，别太用力。”“给我注射止痛药干什么？我的状态很好，已经不痛了，为什么还给我注射止痛药？”我几乎是在向她质问，但还是照着她说的办。

她没有用“这是医生说的”之类的回答来搪塞我，她说：“先生，你现在不痛吗？那是当然的，你进来时我们就给你注射了一针止痛药，不让你受过多痛苦。现在我们怕药效过了，于是再给你注射一针。”

我已经注射了一针止痛药？那我现在的状态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我把握不准。护士小姐的一席话说得我无言以对，我只得对她嘟囔道：“对不起。”

她没有理睬我因为对她无礼而道的谦，似乎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先生，你所在的学校嘱咐我们要好好治疗你，所以我们才这样做的。学校对你很关心，他们让我们等你清醒过来就通知他们，好来探望你。我这就去通知他们。”“现在就去吗？”我急忙问。“当然不是，”她晃了晃手中的药瓶，对我眨了眨眼，“我手头还有几个任务呢，不过应该不会太久，先生。”

她重新推起车，推到房门那里的时候停了下来，整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护士帽。我承认，这些细微的动作看起来富有魅力。她还回头朝我看了一眼，出于护士对病人的关心。“等等，我这病没什么大碍吧？是积劳成疾，还是有其他的原因？”看着她即将离开，我突然慌张起来，突发奇想地问。“那是当然的，先生，”她回过头对我微笑，说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这样一个侧面突显了她的身材，然后她婀娜地推着车走了出去，“生活是美好的。”

轻轻的关门的声响。

护士走后，整个世界又重新归于平静。病房里摆放的植物的枝条都在静静的摇曳，白墙壁上时而反射着浅绿的光，院方显然在极力照顾病人的环境需求。这是一个适合睡眠的环境，我知道刚刚那针止痛药里混有少剂量的镇静剂，而我又刚从疲惫和惊恐中醒来，这让我昏昏欲睡。我必须得承认，护士小姐曼妙的身姿和她的表情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它的作用就像是一杯威士忌，借着这股酒劲，我试图入睡。我醉了，脑子里面开始浮想联翩，我的生活里是否缺一名护士？这时候，我心里的那块掉落的零件不合时宜地接上了——我条件反射似的全身震了一下。是的，这是件大事，我想起了我的妻子——我们还没有结婚——也许叫未婚妻更合适。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早就成了我的妻子，只是还缺乏一个像样的仪式，一场能让她星光闪烁的婚礼。在这个方面，我确信我比很多男人都懂女人的内心，面临结婚的女人不做女孩儿已经多少年了？七年，八年，甚至十年，她们放弃某个梦想已经很久了。女孩们都想做公主，都让所有人以她为中心。虽然人人都不能做公主，那么至少就让我来帮帮她吧。

她叫弗吉尼亚（Virgini

），整个人就像她的名字在文字上所呈现的一样，美丽而又纯真。她现在已不再年轻，但就我观察，弗吉尼亚并没有老化，只是变得成熟了，纯真和成熟在她身上不矛盾。她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美国，但理念却和传统的我惊人的相似。她遇事的冷静能在危机时刻给予我帮助，她的激情又能在我们走投无路时及时点燃我奋斗的欲望。她就像一块新大陆那样宝贵，里面有无穷无尽的矿藏。

这个我们都渴望已久的仪式迟到了近十年，我们相爱十年，她也等了我十年。她现在三十二岁，而我刚好四十，我判给她的等待让她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外界的压力几乎毁了我们这段良缘，不过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生活拮据，刚开始，从学生晋升到讲师，我的所有收入（兼职、主职）基本都花在维持生存上。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就好，但这时候弗吉尼亚是和我住一起的，她只是某所大学里一个年轻有为的研究生，没有收入，情况很糟。二是她的家人——尤其是父亲——反对我们这门婚事。弗吉尼亚的母亲是个和蔼的家庭主妇，文化虽然不高，但非常懂得为人处事。弗吉尼亚的父亲是个企业家，开设有几个建筑公司。他的掌控欲非常强烈，触角甚至伸入了教育机构。弗吉尼亚因为受不了她父亲的强势，于是搬到了我家里，她的父亲为此气得够呛。

现如今，两个巨大的困难都已被我击破。两天前，一个惬意的周日，我恭敬地到弗吉尼亚那富丽堂皇的家里见她的父母，商讨婚事。他们终于点头了。但婚期还没有订，因为我最近太忙了，这是布莱克先生（即弗吉尼亚的父亲，我觉得这样能突显我对他的尊敬）考虑到的。弗吉尼亚对她的家还很陌生，甩开我的手臂在家里乱晃，好奇地摆弄满屋子的收藏品和高科技产品。我跟布莱克先生坦白了我的经济状况，我目前的积蓄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学校方面的保险金，另一部分是筹办婚礼的钱，二者加起来的数目很可观，一共有一万多美金。当然了，我还有一些用于维持生活的钱。他满意地点头，像上司对下属那样说道：“好吧。”他挥了挥手。

我知道，如果我陷入困境，布莱克先生不仅不会对我出手相助，而且还会落井下石，但不是致命的打击。他不想让弗吉尼亚伤心，但也想教训教训弗吉尼亚，就好像要对她说：“瞧，这是个没用的男人，你看走了眼。”相反的是，现在我做得很成功，让他没有话说。我现在已经是一名教授，至少衣食无忧了，精神上也有追求，还有了一笔筹备婚礼的钱，这能让弗吉尼亚实现小公主的梦想，我完全能自给自足。但我又完全清楚，一旦我失去这样的条件，这门婚事很可能迅速告吹，这是布莱克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手段。他在做生意上很有一套，说他把触角伸入教育机构，并不是说他是托拉斯，能任意操控行政部门，而是他在公司办有一个教育机构，对公司人员进行知识甚至学术性的培训。弗吉尼亚曾向我抱怨道，她父亲把生活和生意联系得太紧了，这让他看起来很苛刻。

和弗吉尼亚的甜蜜往事还有很多很多，也许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讲述，我现在的内心只被慌乱填满。我昏倒的事，弗吉尼亚知道吗？但愿学校能理解病人的苦心，没有把实情告诉她。我住院的事，她知道吗？如果她知道，她是不是急得团团转，害怕账单的到来？她好像不知道我们医疗保险的细则。她心急火燎的状态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头发凌乱着。这刺痛了我的心脏，我呼吸变得困难了，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是人处在极度紧张和慌乱的状态。如果她知道，她为什么现在还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现在最需要她的抚摸，她的耳语，还有她的亲吻，而她却不在，只有一个脑袋里面的幻影。或许医生不允许任何探望，就像那个护士说的，“为了照顾我。”也有可能她根本不知道我住院的消息，我才昏迷一个多小时呢，学校还没来得及通知她我就醒过来了，康复了。我很清楚弗吉尼亚是什么样的人，我从不担心她会出什么问题，她做的所有事都是有凭有据的，而且是美好的。

脑袋里昏昏沉沉的酒劲似乎消失了，我闭着眼感到清醒了许多，迎来一阵又一阵的疲倦乏力。我取下鼻梁上新买的金边眼镜，轻轻放到床边的床头柜上，伸出手摸索着把它摆好——作为一件重要的“静物”，也就是电影里众多表达方式的一种。我躺了一会儿，不知道躺了多久，是清醒的好像也是睡着的。“不是说清醒了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冷峻又带点危险。“他睡得还挺熟。”男人补充道。“先生，他太累了，很高兴他能这么享受睡眠。”这是护士的声音。“我觉得我们该出去等，让他继续这么睡。他睡得这么熟，手和腿都掀开了被子，还是没有醒，人老了是不可能这么幸福的。”苍老得颤颤巍巍的声音，但发音优美。“校长，别勉强自己，就坐屋里吧。”（这时候，凭借着我模糊的听力，和这一句句信息量有限的一问一答，一唱一和，我逐渐辨析出了说话的人是菲利普副校长、吉尔伯特校长，还有护士。他们是来探望我的。）“等等，他醒了。”护士看着我，语气里不无抱怨。

我睁开了眼，眼睛适应了几秒光亮。现在不知是谁打开了耀眼的白炽灯，窗外是诗意的黄昏景象，深蓝色和橘黄色交替在云层中出现。他们围在我的身边，吉尔伯特身后还站着他的助理。

护士俯下身帮我盖了盖被子，然后帮我把病床摇了起来，让我坐着看着他们。可能是因为活动到了僵硬的身体，我的右腹上方一阵疼痛，让我难以忍受。“我这里痛。”我对着护士隔着被子摸了摸腹部。“噢，先生，这是正常的。”她掏出护士服口袋里空的止痛药药瓶看了看，随后就走出了病房。

一阵沉默。吉尔伯特校长左顾右盼了一下，气氛好像有点尴尬。接着，菲利普整理了一下衣领，对我咳嗽了一声，点了点头以示慰问。他和助理一同出了病房，但菲利普出去后就站在病房旁边的玻璃面前观察屋内的状况，或者不如说是观察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听不见他对助理的窃窃私语，他也听不见里面的谈话。助理则在那面玻璃的最下方，只露了个头，他是坐着的。

吉尔伯特像个要语重心长和我谈话的长辈似的，小心翼翼地坐到了病床边，靠我靠得很近。我觉得这幅画面像是颠倒了我们各自的处境一样，感觉上很滑稽。吉尔伯特和我的父亲一样，脸上布满了张裂的皱纹，仿佛是魔鬼之手，皮肤几近松弛。

他爱怜地对我说：“孩子，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都知道了你昏倒的事。”我一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换上这样一副表情面对我？

吉尔伯特像一个被赐予莫大恩惠的老人一样激动起来，说的话像发表演讲一样正式。他的身体在颤抖，然后他的一只枯树枝一般的手握住了我的左手。

我从没有见过吉尔伯特校长这副表现，所以我的手触电似的缩了回去。这并不是害怕，而是觉得事情非同寻常，吉尔伯特为什么这么脆弱？就连他在自己妻子的葬礼上都没有这样的表情。他说的话很委婉，就像是在安慰我一样。而我对他的小题大做极为不满，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愤怒冲破了我的某条底线。“是的，我昏倒了。在那间公开的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见了，但那又怎样？他们都没摔过跤吗？我敢打赌他们摔的比我多。我现在完好无损地坐在你面前，为什么摆出一副像和我道别的模样？还有，你们通知了弗吉尼亚这个消息没有？这很重要。”“孩子，听我说……我们没有对你在会议室里昏倒表示出什么不满，我们纯粹是在关心你……”“好了，好了，我对这个问题不关心，我想问的是：弗吉尼亚知不知道我在这个鬼地方？”我打断吉尔伯特断断续续的话，他一脸的无辜。“没有，我们还没有通知她。”“那就好，”我想，如果不是我突然昏倒，会议肯定还在继续，便松了一口气，“但是今天我必须出院。我晚上得回家，我不能让弗吉尼亚知道我来过这儿。”

我艰难地转过头看背面墙壁上的挂钟，腹部仍在隐隐作痛。钟面上的时针指向七点，我意识到事情不妙，这将很难去掩盖我住院的事情，于是又补充道：“现在是七点，我可能有麻烦了。现在手机里肯定满是弗吉尼亚的未接电话（“你的手机可能落在了会议室，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救人上面了。”吉尔伯特说），再过一会儿，她可能会到学校去找我。她不是傻瓜，她能分析事件。我必须得出院了，我感觉很好，校长，请尽快办理手续。”

他欲言又止，沉默了一会儿。

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苦心的朋友或亲人面对意气用事的病人，这些病人逞强、自大，面对铁的事实几乎丧失理智。我现在理解了那些病人们的内心活动，有一些事在逼迫他们，这些事情比疾病来得还急，只有事情到了自己头上才能充分理解。在争论的最后，苦心人们内心的煎熬比病人还痛苦，两种选择都是对病人好，但有道德上的区别。

吉尔伯特这个苦心人说：“我们本不能放你的，我们得为你的身体着想。”“你同意让我出院了？”“李，我不可能放你出去，除非让你康复（说到这儿，他年老的身躯抽搐了一下）。不是我同意的，我投的反对票。”“那是谁同意的？”“这是领导层的决定。你知道领导层不止我一个，我老了，他们对我陈旧的看法不满了，我知道这是迟早的。我当初提倡的民主管理制度兴盛了这所学校，但到最后还是毁了我构建的价值体系。”“这样最好。我在这里会康复，回去也会康复，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康复。”“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决定放你出院吗？这是不人道的，但我理解你现在的特殊情况。”“为什么？”吉尔伯特努力睁大那双模糊的眼睛，他眼神深邃地盯着我身后那面墙，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你知道，学校不久前确定了医疗保险的政策，对于这点，外面有很多传闻，但我们从没发布一个学校的官方消息。现在我可以透露：学校的流动资金还不足以一次性支付这笔数额庞大的保险金，我们打一开始就没打算垫付它——这也是领导层的决定。孩子，我感觉很无奈，我即将从校长这个位置上下来，但现在这种状况，我也无能为力。好了，我也不绕弯子了，事情一扯上钱，我们任何人都没办法。李，社会和人生是残酷的，我很年轻都明白了这点。你昏倒后，我们立刻派车把你送到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但是你得自己付钱。”“要多少钱？”“我不清楚，我不久前才到这里，还没有做过多了解。但肯定不是笔小数目。你来之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大脑，内脏，四肢，血液，医生们通过一项一项的指标排除你可能患病的器官——这是助理告诉我的，对此菲利普也非常清楚，他几乎是全程陪同，直到你住进病房才离开。你住的是最好的病房，有最好的服务，我想想——大概五千美元，这是初步的费用。”

吉尔伯特的声音时不时地颤抖，他表现得甚至比我还不安，我却出乎意料的平静，除了在多重压力下头脑会额外的冷静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解释。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一旦扣除这昂贵的住院花费，我的保险金或者筹备婚礼的钱任意一笔都只会留下一些零头，事情无论如何都会被弗吉尼亚发现的。我没有私房钱，但我可不可以像那些有私房钱的男人那样，在暮色降临后，从外面蹑手蹑脚地回到家，悄然无息地找到放钱或者银行卡的地方，从那里面拿个几百出来？虽然我要拿的不是笔小数目，但男人都有这本事——尽管我没试过，但我愿意尝试尝试。我必须回去一趟，度过一个平安的夜晚，第二天继续保守这个秘密，同时我也是回去拿钱，家里的某个柜子有一张银行卡和七千美金的现金。让我对这个计划充满希望的是，弗吉尼亚没有检查钱的习惯，她认为放在家里足够安全了，同时也是足够信任我。

我一心只扑在弗吉尼亚和掩盖这件事实上，当我和吉尔伯特眼神产生交集时，我们都尴尬地笑了笑，但各自原因不同。随后他便打量起这个上等病房的环境以及装饰，似乎忘了接下来要说什么。我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这时，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了。得到吉尔伯特的应允后，光秃秃的白漆门被推开了。我以为是和我见过两次面的护士小姐，但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眼镜的体型中等的医生径直走到了病床旁。我们三个的距离很近，这让我想起每个病房都像一个物件之间引力增加的世界，每个人都围绕着病人旋转。他棕色的头发稀疏，柔软得像是婴儿的头发。

吉尔伯特并没有站起来，他只是对我介绍说：“李，这是你的主治医生，他叫马丁（M

rtin）。”然后他头一偏，对马丁医生说：“你应该清楚李的情况。”我总觉得这类工作由一名已经进入暮年的校长来做完全不合适，甚至就今天的探望来说，吉尔伯特也完全没必要过来，他太老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就是……他又把头偏了过来，准备对我说话。

然而没等吉尔伯特开口，马丁就打开了话匣：“我是肝方面的专家，肝上面的毛病人们总是找我。”他取下了口罩，只不过还是挂了一边在右耳上。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努力使我放松下来。“我知道你来自中国，那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我很喜欢中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对古老文化的热爱，你一定认为喝茶只是英国佬干的事吧？但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就会喝一大壶茶——普洱还是乌龙——我搞不清那些名字，我也辨认不出来。我家里那只紫砂变得越来越光滑了，简直像是新买的一样。我还在学校里读研究生的时候，尤其喜欢读中国文化方面的书，《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书，这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

我一直很不习惯另一种流传的拼音系统，这好像是专门为外国人设计的。马丁一把“T

oTeChing”这个仿佛牙牙学语的婴儿般的音发出来，因为嗓子里有一股难受蔓延，我便不顾腹部的疼痛颇有闲心地纠正了他。“这本书应该这么念，d

o——de——jing——，这才是正确的发音，医生。”

他依葫芦画瓢地念了一句，发音依然不准确。我们都笑了，气氛顿时变得轻松。

他确实是一块做医生的料，不仅专业知识丰富，而且也懂得如何缓解病人沉重的心情。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然，也就是在宣布我的病之后。

笑了一会儿后，这个短暂的欢乐既没有过度，也没有转瞬即逝，马丁所把握的度给了我们可以持续的欢笑。过了他认为的笑的界限后，他便从白大褂的大口袋里掏出了几张揉得很皱的纸，因为没拿X光片，这让他的说服力显得有些单薄。“好吧，我来这里除了和你谈谈我关心的中国文化，还有就是关心你的身体。李先生，你住进我们医院，我自然要为你负责。你的病不容乐观，你是否常常觉得右上腹疼痛？你有没有触摸过这些地方？”

我对这些问题丝毫不感兴趣，我只是觉得他所谓的不容乐观只是在吓唬我罢了，只是为了让我配合他们的治疗，让他们省点事儿。于是我便用“是”、“没有”这类简单的词回答了他。

他摇了摇头，说：“噢，李先生，你显然没有遭受痛苦。”“是的。”我答。“我记得根据人体对止痛药的适应过程，止痛时间会慢慢缩短，现在药效肯定过了。但你的痛苦仍然不大，这很奇怪。我知道，任何一种疾病都有小概率的事件，我可以把你的情况归在这一类，但是这该怎么解释呢？”

见我微微点着头，他继续说：“李先生，你的工作肯定很忙，想必你也跟我们这些男人一样，烟酒都沾，但这不是主要的。积劳成疾，这是病理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我也点了点头，我承认他说的，从学生到讲师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确实烟和酒都会涉及一点，有时候还很厉害。我也相信工作繁忙造成我身体每况愈下的说法，经过他一番简练的分析，我开始觉得马丁医生有点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福尔摩斯的节奏。“那么你知道你的病吗？”“不知道。”我一头雾水。疼痛和乏力等等症状并不能解释什么。“我得告诉你，我从来都不想隐瞒什么，这对病人不好。你已经够幸运了，李先生，这很少见。”他轻描淡写地看了看手里的纸。“是什么？”我在这时候预料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医生的直白。“肝癌，晚期。”

3

出了医院大门，我才觉得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这是门外几声清脆的鸟叫把我唤醒的。一切残酷现实都扑面而来。我出来之前看了医院大厅的液晶显示屏，十月二号，星期四，现在我才发现今天是个阴沉而又可疑的日子。为了保险起见，我没有拿一件能证明我身患癌症的纸条，医院开出的消费清单我也没拿，那的确是笔庞大的消费，从塑料针管到大型检查，所有消费项目都涵盖了。这还没算我的住院费用，那又是另外一笔花费。我只是从柜台的护士那儿拿起来瞧了瞧，然后便递给了她，让她等我回去付清。我空手进来，又空手出去，看起来没什么损失，但我带回了一个坏消息，显然，还有一堆麻烦事等着我。

我婉拒了吉尔伯特校长用他的公务车送我回去的建议，理由是怕引起弗吉尼亚的注意，我以前从没有受过这种待遇，这会引起弗吉尼亚的怀疑。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想因为患病而博取大家的同情，当然也讨厌这种送我回去的提议，我的身体还没差到这般地步，我自己能回家。谈好条件后，他们答应我立即动身回家，只是提醒我不能再劳累了，我最后还是要到这儿来的。这时候液也输完了。我换好了来时穿的那套不冷也不暖（对这个反常的十月天来说）的衣服，出去时我发现菲利普已经不见了，只有助理在外面，他休息了好一阵后又重新搀扶起吉尔伯特。

刚踏出医院门口还好，但当我走远，走了将近两个街区后，我的腹部就越来越痛，有时候我得捂住那片区域，疼痛才能稍微缓和点——那地方有个肿瘤，就算不去摸，我现在也知道了。这是个阴沉的星期四，灰色的云层很厚，空气也稠密得令人窒息。我昏倒后来到那里，现在又昏昏沉沉地出去。来的时候我处于昏迷状态，一醒来什么也忘了，就连日期和时间都忘了。现在我出来了，像一个坐了十年牢的犯人出狱了，蓬头垢面，精神萎靡，还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落魄到连一个迎接的亲人都没有。某种程度上我比犯人还不如，我的生命顿时变得很有限，上帝判给了我没有固定时间但最终会到来的死刑。和那些喜获自由的犯人不一样，我出来了连一件行李都没有，在一簇簇穿透云层的具有金属质感的建筑物的包围下，我显得更加落寞。有趣的是我知道了今天的日期，十月二号，不是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很有意义。我懵懂地从医院那栋建筑出来，仿佛来自于母体，这个日期赋予了我重生的意义。也许，这样的短暂的重获新生并不能代表我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我开始觉得充实的生活也是任何长度的生命的必需品。

是的，我得了肝癌。我没抱怨自己早生了十几年，也许不久后有对付癌症的特效药问世，但它现在是一种绝症，根据某份调查，有很多人都是被它吓死的。在书本里我见识过很多吓人的东西，也见识过很多疾病，我不认为我就能被癌症和死亡吓倒了。唯一让我焦急和不安的事就是，眼看着我和弗吉尼亚婚期的临近，却发生了这么一件我怎么也没预料到的事。这也让我感觉到了接下来的日子里的充实，我将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瞒住弗吉尼亚，或许最后我会康复，也可能我会死，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要把这个消息瞒住。这个消息会击垮弗吉尼亚，到时候不幸就是属于两个人的了。如果我会死，那么我认为在我死的那一刻她才知道实情最好，那时候她最多会昏过去，而不用遭受看着我慢慢死去这种绵延无期的痛苦，再给她瘦弱多病的身体火上浇油。当然，钱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她的地方，我会给她留下负担，但我会尽力弥补，毕竟学校的工作我不会丢。至于婚礼，我想最终会取消，这会让布莱克先生眉开眼笑。这只是在我会死的情况下，如果我能康复，我和弗吉尼亚还是会结婚的，反正现在婚期还没有确定，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把它给延期，这种时候，事情如果有布莱克先生的阻挠将会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但是，如果我知道自己要死了，同样是在死的那一刻，我除了让她知道我得了肝癌这种不治之症，还会给她道歉，告诉她我们不能结婚了。弗吉尼亚是个倔女孩儿，我指不定她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但她也有一颗冷静的头脑，仔细想一想总会想明白的。

医院和我那套独成一栋的公寓不远，我记得我说过，只隔了两条街。医院是个来来往往的公共场合，和我一同出去的还有好几个病人。他们有些是病愈出院的，还有的愁眉苦脸，亲属陪在他们身边，只等他们钻进早就在外面等候的汽车，就可以离开这里了。我也想快速逃离这个地方，但没有人来接我，所以也有没有在外面等候我的汽车。我手一挥准备招下一辆出租车，却发现我家隔医院不远，像我这种病人都可以轻松应付过去。我挥手的时候刚好有一辆车尾被刮花的出租车从我身边经过，司机开得很浮躁，后视镜差点挂到我的衣服。他见我招手，便立即放慢速度从我身边开过，一双不友善的眼睛盯着我看，出租车里很黑。那是渴望的眼神，尽管这个留着络腮胡的粗壮大汉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其实只挥了一下手，便随即意识到我家的具体方位，于是我向他解释说我弄错了。他咒骂了一句，然后车速骤然加快。出租车尾部涌出一连串灰色颗粒，在离地面不远处飘散，颜色慢慢变淡，我想到它们最终升到了高空中，形成了今天我仰望到的天空。

铅灰色的云层很厚，把气温压低了好几度，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十月。我把双手插进衣兜里，稍微竖立起衣领，蜷缩了一下身子，把姿态调整到我感觉最好的状态，没有受凉，没有疲惫，也没有疼痛。我开始行走后，调整的姿势被破坏了，一些不好的感觉向我袭来，例如腹部的疼痛，我只得更加厉害地缩起身子，衣服口袋里的手也捂住那块地方。这是位于主干道，有很多下班的行人走在路上，但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我混在他们中间，让他们觉得我和他们一样。这让我觉得很兴奋，在他们眼中，我是个健康人，每天都能这么活着，当然在弗吉尼亚眼里我也可以这样。只是，这个时候，他们的行走像在放慢动作似的，我一个人领先他们一大截，我努力放慢脚步，他们却始终跟不上，连动作都变慢了。这是条回家的路，但我觉得这也像条生命之路，我借着记忆里的街景，接连拐过几个路口，下了一个坡，在坡底的一家水果店买了一袋苹果，大概有六个，准备提回去跟弗吉尼亚分享，最后，我还经过了几个左拐右拐。所有人都被我甩在了后面。

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的身子颤抖了一下，我试着去解释这个颤抖，但我没办到。我甚至把右手提的苹果放到了地上，这么做不是因为它的重量，而是因为我需要思考，但我发现我根本没思考。我只是在等待，我只是在假设我没带钥匙，或是钥匙在我昏倒后的一番拉扯中弄丢了，现在我毫无办法，只能按响门铃等着这扇温暖的家门慢慢移开一条缝隙，门缝里露出一只泪水汪汪的弗吉尼亚的眼睛，或者探出一个显然受尽折磨的脑袋——她一直在等我，期间她尝试了很多方法，但就是没法联系上我。是的，比起这样形单影只地回家，我更期待这个回家方式。但钥匙已经插进了锁孔，我还转动了门把，吱呀的一声作响，门开了，眼前空无一人，玄关里没有我期待的人影。只有两双凌乱摆放的拖鞋，我认出了有一双是她的，一双粉色拖鞋，头朝内，她一连穿了十几年，从我们的恋情确定开始，她就常常踏着这双拖鞋，鞋的表面已经磨掉了很多，图案也残缺不全了。还有一双我认不出，可能是我的，为了迎接我的回家——以前总是这样。我从不记鞋，平时家里也没有客人来拜访，所以我穿的拖鞋都是弗吉尼亚安排的，这是个我根本不用去注意的小细节。我急匆匆地把苹果提了进来，扔到了地毯前的地板上，随后自己也进来了，拉上了门。没有过多的思考，我就穿上了那双朝向外面的陌生的棕色拖鞋，走到屋子里寻找弗吉尼亚的身影。我喊了她的名字，声音由弱渐强，音调也逐渐升高，但没有她的回音。以往在家里，在我们互相看不到的地方，她总是用愉悦的升调回复我的呼唤，然后我就沉默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游戏，我没有事情找她，只是确认一下她的存在，看她是否还在家里，她的回答会给我安全感。

然而今天，她没有这个给我安全感的回复。有一会儿，在我一件一件检查家里物件的过程中，我觉得她可能是在生闷气。那时候，她可能正被痛苦和猜测搅得死去活来，她坐立不安，我却在失去消息后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安然回家了，还是自己开的门。她一时没反应过来，尽管我已经回来了，但她还陷在痛苦中，这是矛盾的，但多数时候我们的情绪就是这种情况，不能说它是自作自受，而是它不受我们控制。我为什么不肯接她一下电话？回她一条信息？打电话到学校，但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正在开会，不能进去打扰。我和同事交往甚浅，她又没有我同事的电话，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到校长。她呆坐在沙发上等了很久，觉得是时候了，就又打电话给学校，那边的人说会议已经结束了，我应该已经回家（这是个对我的昏倒不知情的接线员，或者学校嘱咐他替我隐瞒这件事）。她又拨通了我的电话，接通了，但仍然没人接。痛苦在她的胃里翻江倒海，她不停拨弄她的头发。

这时候，我回来了。她紧张的一切都放松了下来。但她脑袋还不是理性的，她躲了起来，想躲到一个我找不到她的地方，就像我对她的那样。我觉得要使她彻底放松下来，恢复理性，我应该柔和地去对待她，而不是直呼她的名字，“我回来了，亲爱的。亲爱的，我回来了。”我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地呼喊这个短句子，想让她回心转意。

但她还是没有应答，我只能认为她还是在生气。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随着我把家里的每一件东西检查完毕，我的猜测也结束了。沙发，椅子，办公桌，餐桌，餐盘，叉子，双人床，一件件物件从我眼前流过，我努力审视它们，但没有发现弗吉尼亚的踪迹。既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猜测，那么接下来我就应该着手于证明这个猜测的真实性，让它变成真的。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打开了所有家具的柜子，小到一辈子可能没几次机会去打开的抽屉，大到每天都会开关十几次的衣柜，一格一格的柜子等我去排除嫌疑，它们最有可能是弗吉尼亚的藏身之地。

我认为当我在检查每个柜子时，最好应该保持安静，时刻注意周围的声音变化。因为在我检查柜子时，弗吉尼亚很有可能就藏在离我不远的柜子里，她听我一遍遍深情呼唤她的名字，往日的场景同样在她脑子里浮现，委屈和身不由己混杂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禁悲从中来。但她不能哭出声，她觉得给我的惩罚还不够，所以不能发出声响让我发现。但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只好小声抽泣。这也是可以听见的，恰好房间里很安静。于是我在检查的时刻注意周围的声音，突然，我听见了一阵很细微的流水声，类似于人类小声抽泣后用手擦眼泪并擤鼻子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我的推测万无一失了，顺着声音到了卫生间里。但最后我还是失望了，被一种疯狂的念头所驱使，我甚至掀开了马桶盖，发现流水声不过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它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自动放出点水。

我又重新检查起柜子来，虽然遭受的打击不小，但毕竟柜子还没有检查完。按着顺序我来到了最后一个检查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卧室。在此前多个房间里的检查中，除了卫生间里传来的抽泣声，我一无所获。卧室是我们最重要的地方，里面藏着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银行卡，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证件，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还有一张我们的合照摆在弗吉尼亚的梳妆台上，上面还摆着她中意的第五大道香水，这些东西都完好无损，摆放的样子就像我离开时的一样。正因为我知道卧室里的柜子的重要性，所以我打算大干一场，尽管医生叮嘱我不能过度劳累，而我又感觉此时实在支持不下去，又快昏倒了。我还是集中意志去检查了，准备投入我全部的精力去检查。而结果是，我没费多少精力，只是打开了所有柜子的门，用最少的消耗达成了最终的目的——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即弗吉尼亚藏在哪儿的问题。我当然没有在柜子里发现弗吉尼亚，我只是发现柜子里空了一大半，她的几乎所有衣服都不见了。她只留下了一套睡衣，那是她唯一一套，只有一半被胡乱地挂在衣架上，还留下了所有羽绒服和防寒服，它们在衣柜里东倒西歪。柜子里那个樱桃红的行李箱也被拖走了。看上去她走得相当匆忙，连睡衣也没有拿，这代表她当时没有考虑到睡觉的问题，或者没有心思去考虑睡觉和住宿这些细节。果然，我去卫生间看了看，她没有拿走牙刷、牙膏、牙线和漱口水之类的洗漱用具，毛巾也还安然地挂在那儿，化妆品和护肤品一件也没有拿走，这不像是去旅游的样子。至于羽绒服和防寒服，我认为她是嫌这些东西过重，而不是打算很快就回来，看看现在反常的天气，这些东西迟早会用上的。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是整个屋子有东西不见了，那肯定是弗吉尼亚拿走的，这些柜子里充满了香水味。我打开了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有现金、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里面显然被翻过，东西都明显移动了位置。我快速而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现金一分都没少，后来我又出门去查看了卡上的余额，发现金额也没有少，这说明弗吉尼亚没拿钱。但她拿走了她的护照，另外，驾照也在她身上。

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不论我再怎么呼喊，弗吉尼亚肯定都不能回答我了。她并没有在生气，而是离家出走了，原因不明，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我不知道。她可能在我早上还在上课时就走了——但今天早上我和她告别时她没有任何异样；也有可能在我昏倒后送往医院时就离开了，不管我发生了什么，已经不关她的事了。不管怎样，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仍然是找到她，把整个事情弄清楚，我只要求这样，也许就我现在的状况来说，放走她会是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精疲力竭地走到客厅，坐到了沙发上，按住腹部疼痛的地方。我已经无法忍受了，但我还是要找出弗吉尼亚，用这有限的时间。我环视周围，四周的场景没有任何改变，如果她从这个屋子里离开了，眼前平静的景象就像她只是出去散步一样，一到点她就会回来。

我像躺在躺椅上那样舒服地躺了一会儿，可能二十分钟，也可能有半个小时，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但它在我现在所拥有的时间里已经算很长的了。我把身体靠在沙发上，借此恢复精力，我稍微感觉好了点，但疼痛还是在向我肆无忌惮地进攻，这是躲不掉的。在这段有限的休息即将结束时，我听见有人按门铃。门铃响声到后来变成了急促的敲门声。最开始，我告诉自己弗吉尼亚这时候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个行李箱，她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可能她是到某个隔得较远的城市去面试去了。在我艰难地从沙发上直起身，蹒跚着脚步去开门的那段路程里，我又推翻了之前的猜测，我得让自己死了这条心，说不定门外只是个问路的路人，或者是来收各种账单的工作人员。好吧，人就是那么奇怪，当我越靠近那扇门时，门外的人就越好像是弗吉尼亚，明明只是一个平常的开门动作，我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和紧张，以至于我忘记了疼痛。所有人在现实和理想作斗争的时候，都会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例外，于是我屏住了呼吸。

我打开了门，看见缝隙里最先出现的是棱角分明的肩膀，穿着西装，我一下就释然了。来人既不是弗吉尼亚，也不是某个过客，这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是冲着我来的。那么就让他进来吧，现在我已经无所依靠，也无需害怕了。门外那个人似乎对我开门的迅速很惊讶，他愣了一下。随后我转过身把地上散落的苹果捡到了塑料袋子里，放到了鞋柜上，再从鞋柜里胡乱拿出一双拖鞋，蹲下身，摆在了我的旁边。来人一跨步直接把脚塞进了并不合适的拖鞋里，这时候我也站起来了，于是我看清楚了他的样子，这人是菲利普，我的上司，也是一位比我身强力壮的同龄人。他面露尴尬，欠身对我笑了笑。“请进。”尽管对他的造访我并不欢迎，但我还是乐于对他展示我的绅士风度。

我们一同来到昏暗的客厅，天色渐渐暗下来，但我没有打开客厅里的吊灯。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景象，表情看上去没有太多波澜，好像只是路过一个地方，象征性地看看那个地方而已。我邀他来到用餐的角落，然后我们面对面在餐桌旁坐下，我打开了餐桌旁边的一盏落地灯。屋子里依然很昏暗，昏黄的灯光照在我俩脸上，在他脸部轮廓上投射出阴影，我们就像两个自闭阴暗的男人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谈论女人一样。

他把拳头放在嘴边，轻轻咳嗽了几声，说：“校长让我代他来问候你。”

我的心情异常烦躁，想到弗吉尼亚，想到接下来的混乱而庞杂的事，还有一堆连缀成网的人际关系，想到屋子里一些还没被我注意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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