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楚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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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记忆试读：
前言
在记忆研究的历史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的记忆并非想象中那样可靠，不仅容易逝去，还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信息的误导，甚至会自发地发生改变。人类的记忆并非是对现实事件的完美复制，而是对自身所体验到的事件的记录。错误记忆是一种常见的在记忆信息的编码、保持及提取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现象，反映了人类记忆的建构性本质，对错误记忆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聚焦错误记忆这一记忆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从介绍错误记忆的含义及研究历史入手，重点阐述了错误记忆的类型、主要研究范式、影响因素、个体差异、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简单介绍了错误记忆在司法领域的重要应用，并对错误记忆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未来方向进行了展望。
具体而言，本书的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错误记忆的概念和基本含义、错误记忆领域的主要研究历程，以及错误记忆的两种主要类型。第二章重点介绍了错误记忆的几种主要研究范式，包括误导信息干扰范式、DRM范式、想象膨胀范式，以及Kassin-Kiechel研究范式、类别联想研究范式和无意识知觉范式等，并对几种范式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错误记忆效应会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影响记忆信息的编码、保持和提取的众多因素均决定了错误记忆效应的大小，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错误记忆的产生机制。因此，本书的第三章探讨了影响记忆信息的编码、保持和提取的各种因素如何对错误记忆效应产生不同的作用，以及学习材料特征对错误记忆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阐述了错误记忆的产生机制，分别对错误记忆的几种重要理论模型的核心观点及其优势和不足作了介绍和评述，其中包括内隐激活反应假设、总体匹配模型、模糊痕迹理论、联想激活理论、来源监测理论、差异—归因假设和激活/监测理论。这些理论模型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错误记忆的认知机制，但在对错误记忆的解释上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因而还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和完善，以加深我们对错误记忆现象本质的理解。在认知机制的基础上，本章还介绍了错误记忆的脑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对错误记忆与真实记忆在神经基础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了初步分析。第五章则探讨了诸如年龄、个体特征、临床疾病等因素对错误记忆影响的差异。错误记忆随年龄而表现出的发展趋势、不同个体对错误记忆的易感性差异等方面的研究，都进一步揭示了错误记忆现象在不同人群上所表现出的特征，这也为理解错误记忆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在第六章里，重点介绍了错误记忆在实验室外的主要应用领域——目击者证词可靠性方面的应用价值，以及错误记忆领域的现有实验研究成果对我国司法领域的重要借鉴意义。最后，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第七章深入分析了错误记忆与真实记忆的关系、错误记忆的适应性价值，以及近年来错误记忆领域研究的新热点与前沿方向。
作为国内错误记忆研究领域内的第一部系统性学术专著，我期望通过首次全面地介绍错误记忆这一当前记忆研究的前沿热点领域，帮助感兴趣的研究者深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同行能够加入到人类记忆研究的队伍中来，共同为揭示人类记忆的本质特征贡献力量。
在本书付梓之际，要特别感谢恩师杨治良教授，正是杨老师将我领进了记忆研究的大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人类记忆的奇妙与魅力所在，更让我领略到科学研究的无穷乐趣与无限可能。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张明教授、刘晓明教授、郭秀艳教授在我个人成长和学术生涯中一直给予的默默支持与鼓励。本书中凝练了在杨老师和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所开展的大量实验研究，以及近年来我的研究团队与合作团队所共同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本书的问世与大家多年来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最后，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彭呈军编辑和王丹丹编辑，他们为本书的正式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周楚2018年冬月于上海
第一章 错误记忆的概述
记忆并非是数不清的、确定的、无生命的和片段性的痕迹的再兴奋。记忆是建立在我们对整个有组织的过去行为或经验的态度以及对一些通常以形象或言语的形式出现的显著细节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可想象的重构或建构。——Frederic C. Bartlett
1.1 错误记忆的含义
记忆是指随着时间推移，存储和提取信息的能力。人类对于记忆的思考和探索在几千年前便已开始，但运用科学实验法来研究人类记忆的相关规律，则始于德国心理学家Ebbinghaus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工作。1885年，Ebbinghaus在《记忆》（Memory：A Contribution to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一书中提出了研究记忆的实验方法，并根据自己在不同延迟时间下的记忆保持率作图，绘制出了著名的遗忘曲线，从此开创了用科学实验法研究记忆这一高级心理过程的先河。
自Ebbinghaus以来，随着记忆研究的实验方法和技术不断改进，研究者们对记忆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对记忆理论的建构不断完善。从最初的三级加工模型，到记忆的多重系统划分，让我们在认识到记忆系统本身复杂性的同时，也深化了对记忆本质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记忆系统并非是对往昔经验的原样记录，任何经历过的事件都不是完全按照其最初的本来面貌进入头脑的，而是与个人的知觉、思想、态度、行为甚至想象等混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将过去经历过的事件像录像机一样完整而毫无偏差地记录在头脑中，而只能根据个人的标准来保持对事件的编码。大脑中已经储存的经验或知识，会影响我们如何对新的记忆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记忆是对我们所体验到的事件的记录，而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复制（Schacter，1996），在此过程中经常会伴随着错误。例如，若让你回忆大学入学第一天和同寝室某位同学首次见面时的情景，尽管你和他共同经历了此事，但你们的回忆很可能会大相径庭：也许他会清楚地记得跟你说过的话，而你却只对他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印象深刻，更有可能的是，你们俩其实是入学第二天才首次见面，而不是第一天。可以说，记忆与经历过的事实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孪生物。
当代著名记忆心理学家Schacter曾在其著作《记忆的七宗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2001）中，以“七宗罪”类比，将人类记忆的问题区分为七种缺陷，即易逝（transience）、心不在焉（absent-mindedness）、阻滞（blocking）、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易受暗示（suggestibility）、偏差（bias）和纠缠（persistence）。例如：我们时常会忘记应该记住的事情或想法；会在回忆某些重要的信息时出现阻滞；会将回忆或想法归入错误的来源；会将来自外部的误导性信息错误地整合到自己的回忆中；会根据自己当前的知识、信念和感受去扭曲对之前经历的回忆；甚至会将没有发生的事情误认为是真实的。“七宗罪”一直与记忆如影随形，它似乎在提醒人们，我们的记忆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可靠。
为什么人类的记忆系统在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后，依然保留了上述种种缺陷？为什么我们无法对经历过的事实进行精确的复制？或者说，记忆为何有时甚至经常会缺乏可靠性？这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无数的实证研究才能解答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也是记忆研究最吸引人的方面，更可为我们理解记忆的本质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但在对记忆进行研究的早期，它却无数次与研究者们擦肩而过。
早在1894年，Kirkpatrick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的第一卷中发表了“一项关于记忆的实验研究”一文，文中指出以视觉客体形式呈现的项目要比以词的形式呈现的项目更容易记忆，意象有助于对言语材料的保持。该观点在以后的几年里断断续续被引用了数次，但人们都忽略了他在文章末尾处对其附带实验的结果所做的简短报告：
在对心理意象开始进行实验研究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向学生读了10个普通的单词。许多单词被回忆出来放在了记忆词表中。而且，当向学生读的是诸如“轴”、“顶针”、“刀”之类的词时，他们立刻能想到“线”、“针”、“叉”之类与前面读过的词有很高频率联想的词。结果是，许多学生认为这些词是属于词表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了经验在人们头脑中唤起的事件是如何被作为个体经验的一部分而被诚实地报告出来的（Kirkpatrick，1894，p.608）。
该段文字中所提到的因联想而导致的记忆错误直到近年来才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验证（如Roediger & McDermott，1995）。至此，错误记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从记忆研究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台前，进入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视线，并开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错误记忆（False Memory）是指，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对错误记忆的研究发现，人类记忆不仅容易逝去，还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信息的误导，甚至在没有任何外界信息干扰的情况下，也会因内部联想过程而自发地发生改变。
1.2 错误记忆的研究历史
追溯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如果说Kirkpatrick（1894）的研究仅仅是将记忆中的联想错误作为一种附带效应来进行说明的话，那么，最早对错误记忆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那个人就非英国著名心理学家Bartlett莫属了。Bartlett（1932）通过其系列实验研究指出，记忆并不仅仅是痕迹的重新兴奋过程，而是可想象的重构或建构。这样，他第一次强调了记忆过程中的主动性作用，使得人们对记忆中存在的基本错误类型的认识从单纯的遗忘（即遗漏性错误）扩展到另一种——替代性错误，而替代性错误的表现即是，人们会错误地记住没有发生过的事件，或者对它们的记忆与真实情况不同。继Bartlett之后，Loftus等（1974）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干扰性信息所导致的记忆重构，Roediger等（1995）的研究则系统地考察了记忆如何因内在联想过程而发生改变。1.2.1 Bartlett的先驱性研究
1932年，Bartlett出版了题为《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一书，书中详尽介绍了他对记忆所进行的系列实验研究，并提出记忆具有建构的特征。在该书中，Bartlett提出了先前以无意义音节作为记忆材料进行研究的不足，他将日常生活中的记忆特征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使用故事、图画等有现实意义的材料进行研究，关注记忆的现实性特征，以及被试的先前经验和态度等对记忆的影响。
Bartlett（1932）的系列研究中采用了三类学习材料（包括民间故事、描述性散文段落和图画），并使用了两种研究方法：其一是重复再生（repeated reproduction），即让被试在不同延时条件下对学习材料先后进行多次回忆，然后将被试的回忆内容与原始学习材料进行比较，以此来测量被试的记忆不断衰退和变化的情况；其二是系列再生（serial reproduction），即先让被试1回忆先前记忆的材料，然后让被试2阅读被试1所回忆出的材料，并在一段时间后对此进行再生，而被试3又在被试2再生的基础上进行回忆，依次进行下去，得到一条“记忆链”，可以用于分析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在其使用重复再生方法所进行的最著名的“幽灵的战争”实验中，他让被试阅读一个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幽灵的战争”（见下表1-1），然后让被试在不同时间间隔下重复地对该故事进行回忆。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的记忆表现出了大量的遗漏，但更有趣和引人注意的是，被试犯了替代性错误，即他们在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内容，使其听起来更合理和连贯。换句话说，在多次重复回忆后，被试的记忆发生了系统性的失真，对该故事的记忆发生了扭曲。表1-1 重复再生实验中所选用的“幽灵的战争”故事
一个晚上，有两个从伊古拉来的青年男子走到河里想去捕海豹。当时，天空充满了浓浓雾气，非常平静。然后他们听到了战争的嘶喊声。他们想“也许有人在打仗”。他们逃到岸边，躲在一根木头后面。就在这时，有几艘独木舟出现了，他们听到了摇桨的声音，看到其中一艘向他们驶来，舟上坐着五个人，那些人问道：“我们想带你们一起到河的上游去跟敌人打仗，你们觉得如何？”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没有箭。”
他们说：“箭就在船上。”
这个年轻人说：“我不想跟你们去，我可能会被杀死。我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去那里。不过你……”
他转向另一个人说：“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因此，一个年轻人就跟他们走了，另一个年轻人回家了。
当战士们沿河而上，到达卡拉马另一端的一个村庄时，村庄的人涉水而来，开始战斗，许多人因此被杀死。就在此时，这个年轻人听到其中的一个战士说：“快，我们回家去！那个印第安人被打死了。”这时年轻人想：“哦，他们都是幽灵。”他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但他们却说他被射死了。
于是这些独木舟回到了伊古拉，这个年轻人上岸后回到家里，并且点起了炉火。他告诉所有人：“看！我跟这些幽灵一起去打仗。有许多同伴被杀死了，攻击我们的敌方也死了不少人。他们说我被射中了，但我并没感到任何的不适。”
他讲完这些话之后，安静了下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倒在了地上。有黑色的东西从他的嘴里流出来。他的脸扭曲变形。人们跳起来，大声呼叫。
他死了。（采自郭秀艳，周楚，李宏英，2013，原文出自Bartlett，1932）
通过把被试写下来的内容与故事原文进行精心的比较和分析后发现，被试所写下来的内容（见表1-2）与原文有很大差别。随着再生次数的增加，被试所描述的故事基本稳定在一个相当固定的形式：比原文更加短小连贯，原文中的奇异和超自然因素的痕迹被去除，事件发生的原因不断被合理化，不熟悉的表述被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述，整个故事被简化为一个有关一场战斗和死亡的极为直接的故事。表1-2 某被试对“幽灵的战争”故事的回忆
被试L的第一次回忆（在读完故事15分钟后开始回忆）
两个从伊古拉来的年轻人外出捕海豹。他们以为自己听到了战争中的呐喊声。过不久他们听到了独木舟的摇桨声。一艘乘着五个当地人的独木舟朝他们划过来。其中一位当地人大声喊：“和我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上游的那些人打仗。”这两个年轻人回答：“我们没箭。”“我们的船上有箭。”他们回答。其中一个年轻人于是说：“我的亲朋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他转向另一个年轻人说：“但是，你可以去。”因此这个人回家，另一个人加入了这群人。
这群人一起往上游划行，直到卡拉马对面的一个村庄。在那里登上岸。那里的人冲到河边打仗，战争很激烈，两边都有不少人被杀死。挑起这次战争的这些人中，有一个大喊：“我们回去，那个印第安人倒下了。”然后他们努力劝说年轻人退出战场回家，告诉他他受伤了，但是他并不觉得，然后他想他看到的所有在他身旁的都是一些幽灵。
当他们回来以后，这个年轻人告诉他所有的朋友所发生的事情。他描述两边有多少人被杀死。
天快亮时，这个年轻人觉得身体很难受。天亮时，黑色的东西从他的嘴里突然涌出，大家奔走相告：“他死了。”续表
四个月后，被试L的第二次回忆
有两个人在船上，划向一座岛屿。当他们靠近岛屿时，有些当地人跑到他们那里，告诉他们岛上将有一次战争，并邀请他们参战。其中一个告诉另一个说：“你最好去，我无法去，因为我的亲人等我回去，他们不知道我会发生点什么事。但是你却没有人牵挂。”因此一个人跟着当地人，另一个人回家去了。
这里有一部分我记不住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到战场去的，但是不管如何，这个人投入战争中，而且受了伤。那些人努力说服他回去，但他向他们保证他并未受伤。
我想他在打仗中的表现必然赢得了那些人的敬佩。
这个年轻人最后失去了知觉，那些当地人把他从战场上带回去了。
然后我想是那些当地人叙述了发生的事情，他们似乎看到那个人嘴中跑出了鬼魂。事实上是他呼吸的一种具体方式。我知道这个名词不在故事中，但这是我的想法，最后这个人在第二天天亮时死了。（采自郭秀艳，周楚，李宏英，2013，原文出自Bartlett，1932）
在以图片作为学习材料的系列再生实验中，Barlett向第1位被试呈现一张图，要求被试记住，并根据自己的形象记忆将其画出。接着，将第1位被试画的图给第2位被试看，要求其记住并画出。再给第3位被试看，同样要求其记住并画出。如此依次进行，直至第18位被试。结果发现，每个被试画出的图都与前一位被试画出的图有所区别，而第18位被试画出的图与原图相比有惊人的差异（见图1-1）。图1-1 记忆过程中图形的变化（Bartlett，1932）
Bartlett使用上述方法所进行的系列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他强调了记忆研究应使用有意义的材料，且应该在现实生活情境中研究记忆问题，换句话说，拥有不同经验的人在解释、记忆、回忆相同材料时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记忆研究应涉及材料的文化背景因素。这是多年来一直被记忆心理学家们忽略的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对再生的记忆（reproductive memory）和重构的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作了区分（Roediger & McDermott，1995）。再生的记忆是指对记忆中材料的正确且机械的生成；重构的记忆则强调在回忆过程中会主动填充那些缺失的片段，而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错误。对有丰富意义的材料（如：故事和现实生活事件）的记忆更容易引发重构过程并因而发生错误，而对相对简单的材料（如：无意义音节和词表）的记忆则更容易引发再生的记忆且比较准确。
Bartlett（1932）指出，任何的学习和记忆都是在已有图式（即过去经验中形成的信息分类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当这些图式与正在记忆的内容相冲突时，人们便会歪曲记忆内容，以使之更适合于头脑中原有的观念，或者说更适合已有的图式。他认为记忆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其对象是有意义的。记忆具有建构的特征，在回忆中人们会使用已保持的经验及头脑中已有的图式来对原始材料进行建构并对其进行解释，以重新生成该内容。可以说，对记忆的建构特征的强调是Bartlett为记忆研究，尤其是错误记忆研究所作的最大贡献。
尽管当代心理学对Bartlett的研究在错误记忆研究历史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在当时却没有对实验心理学家们产生任何影响，更没有任何后续研究。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研究者们的注意才重新转到《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这本书上来，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研究热情。继Bartlett之后，研究者们先后使用句子（Bransford & Franks，1971；Brewer，1977）、散文段落（Sulin & Dooling，1974）、幻灯片系列（Loftus，Miller，& Burns，1978）或录像片（Loftus & Palmer，1974）等材料进一步验证了错误记忆的存在。其中，E.F. Loftus等（1974）的研究成为了错误记忆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2.2 Loftus关于误导信息的研究
作为记忆研究领域中的卓越研究者之一，同Bartlett一样，Loftus认为人们对事件的回忆并不是准确地再现，而是一种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重构，人们会用新信息和已有信息去填补在回忆某种经历或某事件时所出现的遗漏，而最终导致记忆发生调整和改变。与Bartlett所关注的内容不同，Loftus对记忆重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扰信息对记忆的影响方面。在记忆研究的早期，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干扰信息在遗忘中的作用，前摄干扰和倒摄干扰可导致遗忘的结果发现已久。但当时的研究焦点是考察学过的信息的遗忘，并不关注干扰信息是如何引发记忆扭曲和错误记忆的。直到1974年，Loftus和Palmer设计了一种与倒摄干扰范式相类似的实验范式，他们使用视频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即误导性信息是如何改变人们对事件的记忆的。
在Loftus和Palmer（1974）的研究中包括两个实验。在实验一中，先让45名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观看七段时长不等（5—30秒）的有关汽车交通事故的影片，每看完一段影片，都要求被试完成有关该交通事故的问卷，问卷中包含一个关键问题：“当两辆汽车_________时，汽车的时速大约为多少？”该划线位置的动词对不同组而言有所不同，包括撞毁（smashed）、碰撞（collided）、撞上（bumped）、碰到（hit）、接触（contacted），结果如下表1-3所示。Loftus和Palmer指出，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动词“撞毁”导致了被试的反应偏差，进而使之估计的速度偏高；其二是提问导致被试对事故的记忆表征发生了改变，即动词“撞毁”改变了被试的记忆，使之“看到”的事故要比真实情况更严重。如果是后者，则可以预期被试会“记得”一些实际上并未出现过的细节。表1-3 Loftus等（1974）实验一中不同动词条件下的速度估计（单位：mph）（采自Loftus & Palmer，1974）
在实验二中，他们让150名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观看了一段不超过1分钟的汽车交通事故影片，影片中的事故时长4秒。影片观看结束后，让被试先用自己的话描述该事故，再回答一系列有关该事故的问题。其中关键问题是：“当两辆汽车_________时，汽车的时速大约为多少？”被试被分为三组，对于第一组被试，划线部分动词为“撞毁”（smashed）；对于第二组被试，划线部分动词为“碰到”（hit）；控制组被试则不对其提问有关汽车时速的问题。结果发现“撞毁”组被试估计的时速（10.46mph）要显著高于“碰到”组（8.00mph）。一个星期后，再向三组被试询问相同的10个问题，其中关键问题是“你是否看到了撞碎的玻璃？”结果发现：“撞毁”组被试中，有32%对关键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而“碰到”组被试有14%作了肯定回答。事实上，影片中并没有撞碎的玻璃。
Loftus和Palmer认为该实验结果证明了提问方式可以影响被试的回答。在实验中，动词“撞毁”或“碰到”分别向被试暗示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进而使被试关于撞车事件的记忆根据其记得的损坏程度发生了改变。由于动词“撞毁”意味着更深程度的损坏，因而使他们在以后更可能“记得”并不存在的碎玻璃。也就是说，带有诱导性的问题改变了人们对事件的记忆表征。
更进一步地，Loftus（1975）通过四个系列实验探讨了提问时问题的措辞方式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该问题甚至是后续问题的反应的。在该研究中，Loftus向被试提供了包含有不同假定前提的问题，并假设提问时的措辞方式会改变其对事件的记忆。在实验一中，被试观看过有关交通事故的影片后，要求他们完成一份包含10个题目的问卷。向其中一半被试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汽车A闯过停车标志时速度有多快？”向另一半被试提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汽车A右转弯时的速度有多快？”所有被试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是：“你是否在汽车A前看到了停车标志？”该实验结果显示，对于在第一个问题中提到停车标志的那组被试，有53%回答说他们看到了停车标志；而对于“右转弯”组被试，仅有35%声称他们看到了停车标志，且两组有显著差异。实验一中的假定前提（即停车标志）是在影片中真实存在的，在接下来的实验二、三、四中，Loftus进一步在提问时向被试提供了错误的假定前提，包括：与影片中实际不同的信息（实验二），或影片中并未真实出现过的信息（实验三和四），并在初次问卷完成后的一个星期，测试了被试对影片中细节的记忆。结果发现，在问题提问中包含了错误数量的假定前提会影响被试对实际数量的回答（实验二）；提问中包含了未曾出现在事件中的物体的错误假定前提（如：白色赛车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当它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会重建被试对该物体（谷仓）的“记忆”（实验三）；而且，与错误假定前提（如：你是否看见一辆客车停放在谷仓前？）相比，提问中仅仅包含该物体（如：你是否在影片中看到一个谷仓？）并不会改变被试对它（谷仓）的记忆。
Loftus认为，该研究结果只能用建构假说（construction hypothesis）来解释。如图1-2所示，该假说认为记忆过程中既包括从大量信息中选择需要存储的经历并将其整合入已有的记忆表征中，也包括了将后来出现的新信息整合到记忆表征中。这种新信息的整合可能会改变或重构原有的记忆表征，进而导致后来的提取过程是最初的经历和后来所获得信息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对事件的回忆不再是其原先实际发生时的模样，而是对之进行重构后的结果。图1-2 记忆过程图示（Loftus，1975）
这样继Bartlett之后，Loftus在实验室情境下，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操作，成功地探讨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对复杂经历的记忆表征会受到已有知识经验的影响，也会受到该经历后所获得的后续信息的影响。她的系列实验研究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巧妙的技术，可以在无意识条件下通过问题中的假定前提向被试提供新信息，进而探讨人们的最初经历是如何与后来的新信息之间发生交互影响的。该技术被称为误导信息干扰范式（misinformation paradigm）。此后，研究者们使用该范式进行了大量研究，揭示了伴随最初事件之后的一些误导信息是如何改变和塑造人们对该事件的记忆的（如Eakin，Schreiber，& Sergent-Marshall，2003；Garry & Loftus，1994；Lindsay & Johnson，1989；Loftus & Hoffman，1989；Loftus，Joslyn，& Polage，1998；Loftus & Pickerell，1995；Mitchell & Zaragoza，1996；Roediger，Jacoby，& McDermott，1996；Templeton & Wilcox，2000；Weingardt，Toland，& Loftus，1994；Wright & Loftus，1998）。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被试是如何将暗示的事件当作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来记忆的。这些研究的结果对包括记忆研究和法律研究在内的很多领域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Loftus为记忆研究所作的贡献已经使她本人被人们公认为记忆重构和目击证人证词研究领域的先导者。她将心理学对错误记忆乃至记忆的研究从实验室研究成功地延伸到现实的研究领域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在目击证人证词可靠性的检验，还是被压抑的童年期记忆的研究方面，Loftus和其同事的研究都令人印象深刻。正如Loftus本人所说：“我研究记忆，而且我是一个怀疑论者。”（Loftus & Ketcham，1994）1.2.3 Roediger对词表记忆的研究
1995年，Roediger和McDermott发展出一个不使用误导信息的全新词表学习范式，在实验室控制情境下，通过简单的学习—测验任务，同样发现了强大的错误记忆效应，使得因联想过程而导致的错误回忆和错误再认成为了错误记忆领域内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Roediger和McDermott（1995）的研究发展自Deese的相关研究。Deese（1959b）编制了36张词表，每张词表中有12个词，且12个词都与某个特定的未呈现过的词有关联。例如：对于关键词“needle”（针），词表中的词分别为thread（线）、pin（大头针）、eye（针眼）、sewing（缝纫）、sharp（锋利）、point（尖头）、pricked（刺穿）、thimble（顶针）、haystack（干草堆）、pain（刺）、hurt（疼痛）和injection（注射）。他发现在学习后的即时自由回忆测验中，被试错误地回忆出了某些词表中实际未呈现过的关键词。在Deese（1959a，1959b）的研究的基础上，Roediger和McDermott（1995）进一步创造出一系列词表用于研究错误记忆现象。
在实验一中，他们向被试依次以听觉形式呈现分别由12个单词组成的6张词表（详见表1-4所示），每个词表中的所有项目均与某个未呈现过的关键词（也被称为关键诱饵）有关，但这些关键词在学习阶段并不呈现。在每张词表呈现完毕时，都要求被试完成回忆测验，尽可能地写下他们确信在词表中曾经出现过的词（不允许猜测）。最后，会再要求被试完成一个再认测验。再认测验由42个项目组成，其中包括12个学过项目和30个未学过项目。未学过项目有三种类型：（1）6个关键诱饵（如needle），（2）12个与学过词表完全无关的词，（3）12个与学过词表有弱关联的词（每张词表2个）。再认测验以区组形式呈现，每个区组有7个项目（2个学过项目，2个弱关联项目，2个无关项目，1个未学过的关键诱饵），且区组分别与6个词表相对应。每个区组都以一个学过项目开始，并以关键诱饵结束，中间项目随机呈现。在两个学过项目中，一个是位于学习词表中的第一个位置（即与关键诱饵有最强的联想）；另一个位于学习词表中前6的位置。在再认测验中，要求被试对测验项目先前是否呈现在词表中作出自信心判断（4点评分，1为确认为新，2为可能为新，3为可能为旧，4为确认为旧）。表1-4 Roediger和McDermott（1995）实验一中所使用的词表（采自Roediger & McDermott，1995）
实验一的结果显示：（1）在回忆测验中，被试对学过项目的回忆率为65%，对未呈现过的关键诱饵的回忆率为4%，与其对位于词表中间位置的学过项目的回忆率相当；而且，被试是在回忆测验的后半程产生对关键诱饵的错误回忆。（2）在再认测验中，对学过项目的击中率为86%，对无关项目的虚报率仅为2%，对弱关联项目的虚报率为21%（显著高于无关项目），对未学过的关键诱饵的虚报率则为84%，几乎与对学过项目的击中率相当；并且，超过半数的被试报告说他们确信关键诱饵在学习阶段曾经在词表中出现过。表1-5 Roediger和McDermott（1995）实验一中的再认结果（采自Roediger & McDermott，1995）
在接下来的实验二中，Roediger和McDermott将实验一中的词表扩展为24张15个词组成的词表，进一步考察对项目的最初回忆是如何影响个体后来对同一项目的再认的，同时还使用了R/K程序（remember-know procedure）来考察被试在对未呈现过的关键诱饵进行错误再认时的现象学体验。实验二的具体程序为：被试首先听觉学习16张词表，其中一半的词表学习完毕后被试将接受即时自由回忆测验，另一半词表学习完毕后则进行算术测试；所有词表学习完后，接受96个项目的再认测验，再认测验中的项目由16张学过的词表和另外8张未学过的同类词表中的项目组成，学过项目与未学过项目各半；在再认测验中，被试需要对每个测验项目作出新、旧判断，并对判断为旧的项目进一步作出R/K判断，其中R判断（记得）意味着被试对该项目先前的呈现有清晰的记忆（如：记得朗读者在读该词时的声音、记得该词前面或后面的词或记得该词呈现时自己在想什么等），K判断（知道）意味着被试确信该项目先前呈现过，但却不记得细节。实验二的结果显示：（1）在回忆测验中，被试对关键诱饵的回忆率为55%，比位于词表中间位置的学过项目的回忆率略高。（2）在再认测验中，对于学过项目，“学习+回忆”组被试的击中率显著高于“学习+算术”组，说明先前的回忆促进了后来的再认测验，而且被试的R反应较高；被试对关键诱饵的虚报率接近对学过项目的击中率，说明被试无法有效地区分关键诱饵，而且，与“学习+算术”条件相比，“学习+回忆”条件增强了被试后来对关键诱饵的错误再认，在经历了回忆之后，被试更容易认为他们“记得”关键诱饵当初呈现过的细节（这与学过项目类似）。表1-6 Roediger和McDermott（1995）实验二中的再认结果（采自Roediger & McDermott，1995）
在此之前，尽管有研究发现了人们在记忆过程中会出现错误，但是Roediger和McDermott（1995）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该领域的已有研究结果。一方面，他们第一次系统地发展出了一个词表学习范式（后被称作Deese/Roediger-McDermott paradigm，简称DRM范式），在该范式下可以成功地引发出被试对未学过的关键诱饵的错误记忆，且被试对关键诱饵的错误回忆或错误再认均接近对学过项目的正确回忆或正确再认。另一方面，他们使用了同一研究范式，在回忆和再认测验中都发现了稳定而强大的错误记忆效应，甚至被试还报告说他们“记得”这些词曾经呈现过（即声称能够回忆出这些关键诱饵当初呈现时的细节）。这为后来的记忆研究者们在实验室控制情境下进一步研究错误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自1995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到了错误记忆研究的队伍中，使用该词表学习范式对错误记忆现象展开了大量系统的研究，也使得在当代心理学意义上对错误记忆的研究从此拉开帷幕。
1.3 错误记忆的主要类型
前面所介绍的Loftus和Palmer（1974）所创立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与Roediger和McDermott（1995）发展出来的词表学习范式（DRM范式）在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中均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分别代表了错误记忆的两种不同研究取向。前者关注实验控制条件下人们对相对现实化的复杂事件的错误记忆；后者则关注的是严格实验室控制条件下人们对单词的错误记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使某些研究者认为，Roediger和McDermott的词表学习范式与Lofus和Palmer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下的错误记忆由于所使用研究材料的不同而可能存在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两种范式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DRM范式下的错误记忆完全来自个体内部的联想过程，而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下的错误记忆则来自外界信息的干扰。这直接预示了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错误记忆：一种产生自个体的内部加工过程，而非外部信息的干扰；一种则主要产生自对外部信息的加工。
可以说，DRM范式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了不同的实验材料，也不在于是否处于不同的实验情境，而是在于导致了对错误记忆现象的精确区分，即可能存在着分别产生自内部加工和外部加工的两种错误记忆。1.3.1 产生自内部加工的错误记忆
在Bartlett（1932）的“幽灵的战争”研究中，Bartlett向英国的学生被试提供印第安民间故事并要求其记忆，最后发现被试的记忆发生了改变，而且该改变的结果是被试对记忆中故事的描述更合理化且符合英国的传统文化。该研究揭示了个体内部的已有图式对记忆的影响。而Roediger和McDermott（1995）的研究向我们呈现的是同样的问题：在仅仅学习过与某个词具有高度语义联想或关联的词表后，个体内部的联想过程就可以改变其对词表中单词的记忆，表现出对实际上并未真正呈现过的语义关联词的较高比率的错误回忆或错误再认。在DRM范式下，这种高比率的错误回忆或错误再认并非由任何外界信息的干扰所致，表明了人们的记忆仅仅通过内部的加工就可以轻易地发生改变。
除此而外，另有研究考察了想象对记忆改变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没有任何外界信息干扰的情况下，对童年生活事件单纯的想象也能够增加人们对实际未发生过事件的错误记忆的可能性。这个现象现在被称为想象膨胀（imagination inflation，见Garry，Manning，Loftus，& Sherman，1996；Goff & Roediger，1998；详见本书第二章）。Thomas和Loftus（2002）的研究要求被试先想象或做一些日常动作（如：弹硬币）和古怪动作（如：坐在骰子上），第二天再让被试想象自己做了各种不同动作（其中有些动作与前一天相同，有些是全新的动作），两星期后，测验被试对最初阶段动作的记忆情况，结果发现被试会将先前仅想象过或完全没有呈现过的动作认为是自己最初做过的。该研究结果说明在经历了重复想象后，人们对动作（甚至是古怪动作）的记忆也会失真。不仅如此，还有研究发现，即使在想象阶段让被试想象的动作是由他人而非自己作出时，也会引发被试对自己动作的错误记忆（Lindner & Echterhoff，2015）；甚至仅仅是观察他人做动作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效果（Lindner，Schain，& Echterhoff，2016）。以上研究均揭示了，无论是对于生活事件还是动作的记忆都可以因为想象过程而发生改变，而且该改变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或影响的情况下发生。
这些研究的结果都向我们揭示了，不仅对先前未发生过的事件的想象可以使人们产生对该事件的错误记忆，对真正发生过的事件的描述同样可以歪曲人们的记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的记忆都不是因来自外部的干扰而发生了改变，而是完全来自个体内部的加工过程。1.3.2 产生自外部加工的错误记忆
与上述类型的错误记忆有所不同，Loftus等（1974）使用误导信息干扰范式所进行的研究中，向被试提供的是关于先前经历事件的误导性信息，并发现了被试记忆的改变。这种后来事件对先前类似事件的记忆的干扰作用在记忆研究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只是在当时被称为倒摄干扰，而且被应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Loftus（1993）提及她和同事曾将误导信息和想象膨胀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对一个个案进行了考察，她成功地让一个十几岁的男孩（Chris）产生了对自己早先曾经在商场走失的经历的错误记忆，并对此深信不疑。在研究中，她让男孩的哥哥向他描述了其走失过程的一些细节，两个星期后，Chris能够详细地“回忆”出该事件的细节，其中还包括那个当时帮助了他的男人的具体形象特征。Otgaar、 Candel、 Merckelbach和Wade（2009）向儿童展示了一篇虚假报纸文章，内容是很多人在4岁时被UFO绑架，随后告知儿童被试他们的母亲已经证实他们曾经被UFO绑架过。之后对被试在七天内进行两次回访，并要求其回忆UFO绑架事件，结果发现超过70%的儿童生动而错误地回忆出他们曾被UFO绑架的事情。例如，一个孩子记得在UFO里看到闪光、蓝色/绿色的木偶和其他被绑架的孩子。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儿童会由于受到外部误导信息的植入而虚构出实际上从未经历过的事件。
Hyman和Billings（1998）对该种类型的错误记忆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个体差异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Kassin和Kiechel（1996）在实验室情境下通过提供误导信息，考察了社会依从在特定事件的错误记忆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发现当被试被指责在实验过程中做出了不合适的行为，导致全部实验数据遭到破坏时，被试对自身行为的记忆发生了改变，即承认自己在实验过程中的确做出了不合适的行为。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实际上并未做过的行为的细节的虚构，另一方面又为此行为而感到内疚。该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错误记忆的形成中，社会压力具有一定作用，同时又向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何种人格特质的人容易犯这种类型的记忆错误。后来的许多研究表明，这与被试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即对误导信息的感受性有关。
Laney和Takarangi（2013）采用简单的错误反馈程序，向被试植入了有关实施攻击性行为（如将人打出黑眼圈或传播流言）或成为受害者（如被打出黑眼圈）的错误记忆，然后将其错误记忆与未被植入错误信息的被试的正确记忆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错误的攻击性记忆很容易被植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攻击倾向的人而言，而且一旦错误记忆被植入，便很难与真实记忆区分开。
上述研究均向我们揭示了外在的干扰性信息对人们记忆的影响，这种错误记忆效应产生自外部加工，而非单纯的内部加工过程。这构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错误记忆。对产生自外部加工过程的错误记忆的研究对心理学、法律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意义。目击证人的证词是否可靠？作为陪审团成员的普通人在判断目击证人证词方面是否准确？童年期的创伤性经历是否因压抑而无法提取？心理治疗师帮助病人“恢复”的早期创伤性经历是否是真正经历过的事件？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之前，必须考虑到的关键前提是，人们的记忆很可能或者说很容易因受到外界的干扰性暗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1.3.3 两种类型错误记忆的关系
对于产生自内部加工的错误记忆，人们自己的思想或者联想使他们错误地记住了过去的事件，而对于产生自外部加工的错误记忆，则主要来自其他人的明显暗示或者误导性描述。那么，这两种错误记忆是否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在对DRM范式和误导信息干扰范式这两个分别用以研究上述两种产生自不同过程的错误记忆的典型范式之间进行比较发现，除了错误记忆的产生来源不同，两个研究范式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DRM范式引发的是对学习词表中单词的错误记忆，而误导信息干扰范式引发的是对复杂持续事件的错误记忆。相对而言，单词通常不具有情感和社会背景，而事件却包含了社会依从等因素。尽管Roediger和McDermott（1995）曾指出，既然回忆单词是一个记忆事件，那么也许在回忆真实事件时也会发生相同的机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相信，传统的实验研究范式将人们对单词和事件的错误记忆真正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使许多研究者认为两种错误记忆背后的机制甚至都不尽相同。
Ghetti等（2002）指出，在Kassin和Kiechel（1996）的研究中存在的社会依从和一些紧张性刺激使得该范式下的错误记忆与其他类型的错误记忆有所不同。Loftus（1997）则认为，诸如社会依从和需要等外部因素对真实世界中记忆的形成有影响。很明显，这些因素对误导信息干扰范式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DRM范式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易感性而言，它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的联系可能比其与DRM范式的联系要紧密得多。这就意味着在易感性上存在着不同的个体因素，它们影响着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的关系。相比之下，探讨个体差异对DRM范式中错误记忆影响的研究要少得多，而且多集中于考察不同类型被试（如老化、遗忘症、精神分裂症、早老性痴呆等）在错误记忆上的差别，但对同一类型被试（如年轻成人）在错误记忆产生可能上的个体差异的研究却很少（Winograd，Peluso，& Glover，1998；Watson，Bunting，Poole，& Conway，2005）。一些因素对上述两种范式下的错误记忆的影响存在差别，这似乎表明了在这两类范式所揭示的错误记忆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机制。但这些仅仅处于一种假设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有关该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具体地阐述。
不管怎样，DRM范式与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下所揭示的这两种类型的错误记忆，都反映了人类记忆的建构特征。通常情况下，记忆的这种改变是无害的，它一方面可以使人们的记忆变得更合理化，另一方面又可能帮助人们“压抑”不愉快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记忆的建构是一种适应的机制。只有在法庭上，当目击证人的证词可能决定被告的命运时，记忆的重新建构才变得至关重要，此时就需要剥离掉想象、推论、猜想等成分，还原记忆以本来面目。
上述两种主要范式使得当代心理学对错误记忆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一直沿着两条主要路线而展开。Loftus等的误导信息干扰范式考察的是外部信息对记忆的影响，并为包括法律和心理治疗等在内的许多应用领域提供了实证依据。Roediger和McDermott的DRM词表学习范式则关注的是内部联想过程对记忆的作用，在严格的实验室控制条件下，同样揭示了强大的错误记忆效应。采用这两种研究范式所开展的研究构成了目前错误记忆研究中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尽管研究者对于这两种类型错误记忆的机制是否相同尚存争论，但正所谓殊途同归，对任何一种范式所进行的深入研究都必将对揭示错误记忆的本质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第二章 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
记忆一次又一次让我感到惊讶：它总会有惊人的轻信，自发地去接受暗示并对过去的隐秘角落进行填充，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放弃记忆中旧的不完善的部分去换来一个闪亮的新部分以使每件事都变得更鲜亮，看起来更纯净和令人满意。——Elizabeth F. Loftus & Katherine Ketcham
随着错误记忆成为记忆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错误记忆中包含了许多关于人类记忆本质的重要信息，而对错误的分析则有助于人们理解潜在的记忆过程。于是，和研究真实记忆一样，研究者们尝试找到合适的科学研究方法或程序以在实验室情境中引发错误记忆，进而探讨和揭示人类记忆中的另一个侧面——错误记忆的本质和规律。
目前为止，用于研究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主要有误导信息干扰范式、DRM范式、想象膨胀范式（imagination inflation paradigm），以及KK范式、类别联想研究范式（category associate paradigm）、无意识知觉范式等。所有这些研究范式可以归为两大类，误导信息干扰范式和KK范式考察的是人们的记忆如何因外在因素（如误导信息、社会压力）的影响而发生改变；DRM范式、想象膨胀范式等则主要考察的是在没有外在干扰的情况下，记忆如何因内在过程而自发地发生变化。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均能够较成功地在实验室情境中引发错误记忆，使科学地研究错误记忆的本质和规律成为可能。
2.1 误导信息干扰范式
人们对事件的回忆并不是准确地再现，而是一种对实际发生事件的重构，人们会用新信息和已有信息去填补在回忆某种经历或某事件时所出现的遗漏，而最终导致记忆发生调整和改变。如第一章中所述，Loftus的早期系列研究均发现，事后提供的误导性信息或者提问时的措辞方式会影响一个人对事件的记忆（Loftus & Palmer，1974；Lofus，1975）。该现象后来被称为误导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 effect），是指由于受到误导信息的干扰，人们对事件的报告会发生改变而偏离事件的原貌。在过去的40余年里，研究者们对误导信息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揭示事后误导信息是如何对记忆的准确性产生影响的。
在对误导信息效应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通常会选择使用误导信息干扰范式。该范式是由Loftus及其研究团队所设计，一般为标准的三阶段程序（见图2-1）：首先，让被试观看关于某些事件的录像片段；随后，向其中部分被试提供含有误导信息的关于上述事件的其他描述或问题；最后，要求被试记住最初的事件，并根据记忆回答一些问题。最终研究者会对被试回答的准确性和自信水平进行分析。通常的结果是，误导信息提供组的被试对事件的记忆要比控制条件下差，而且该效应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图2-1 误导信息干扰范式流程示意图
在误导信息干扰范式中，向被试呈现的通常为模拟的日常生活事件，如Loftus等的研究中所使用的交通事故短片。结果发现，在接受过误导信息问题的干扰后，人们会错误地记得本不存在的碎玻璃，或者错误地将让车标志记为停车标志，甚至会“记得”诸如谷仓之类在事故现场并没有出现过的大型事物。也有研究使用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如Nourkova等（2004）的研究便是在俄罗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场景中植入了实际上并未出现过的受伤的动物。无论是使用模拟事件还是真实事件的研究都发现，通过呈现误导信息，可以在人们的记忆中植入错误的细节。误导信息可以让人们错误地将暗示给他们的细节当作自己看到过的，而且还可以使人们产生丰富的错误记忆。一旦受到了误导，人们会对自己的错误记忆充满自信。
大量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误导信息确实导致了人们对过去经历过的事件的错误记忆，那么，该如何对这种错误记忆进行解释呢？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误导信息似乎可以损坏最初的记忆，这种记忆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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